学文网一、才子王实味
王实味，原名叔翰，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一个家境贫寒的书香门第。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博学多才，但终身不得志，一直为乡间塾师。王实味受家庭熏陶，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1923年，17岁的王实味中学毕业，因家庭贫穷无力考大学，听说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留美学生的，很重视外语教学。不料，学校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王实味失学后生活无着，经人帮助在邮局谋得一份差事。他一面工作，一面刻苦自学，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预备班。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里荟萃了中国一代精英。王实味正值青春年华，在***员和进步教师的指导下，常常阅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宣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思想一天天开阔起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春，王实味由他的河南同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员陈其昌（陈清晨）介绍，加入中国***。
这年秋天，又有两位女同学参加了北大***支部的活动。这是对王实味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女性。一个叫李芬，湖南宝庆人，是第一个闯入王实味爱情生活的女性，也是王实味终生怀念的心上人。1928年春天，李芬在湖南惨遭杀害，王实味闻讯悲痛不已。
另一位叫刘莹，亦是湖南人。生于小康之家，身材娇小，端庄娴静，是个性格温柔、心地善良的姑娘。考入北大后，由李芬介绍入***，两人形影不离，情同姐妹。刘莹非常佩服王实味的才华，李芬牺牲后，她成了王实味的恋人。
自踏进北京大学门槛，王实味便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短篇小说《杨五奶奶》，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
王实味在北京大学只读了两年书。因经济窘困，1927年秋，王实味被迫辍学，重返故里，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
二、没想到自己的入***介绍人后来成了托派
失学后的王实味经父亲的一位学生引荐，在南京中央***部当文书。差事清闲，王实味不甘寂寞，与住在南京的北大校友曹孟君、张天翼交往甚密，并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
性格刚烈耿直的王实味易于激动，对官场上那一套看不惯，见到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往往要指桑骂槐痛骂一番。干了一阵子，他知道此处不可久留，便经人介绍到山东泰安中学当国文教员。在泰安中学，由于王实味曾在学生中散布过诸如“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言论，一年后即被学校辞退。
1930年，王实味漂泊到上海，和刘莹结婚，在莱市路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生活相当清苦。为求生计，王实味与中华书局徐志摩取得联系，为书局翻译外国作品，赚得微薄稿酬维持生活。
1930年夏初，王实味在大街上碰到北大时的同学王凡西（王文元）。在北大时，王实味与王凡西均为中共***员，同在一个支部活动，现在老友重逢，格外兴奋。王凡西请王实味帮忙翻译《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因为妻子刘莹有孕在身，手头正缺钱，王实味便爽快地答应了。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入***介绍人，陈、王二人是同乡，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经济拮据，陈其昌便主动借钱给王实味，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
王实味和刘莹还以为陈其昌和王凡西都还是在组织的中共***员，可他们哪里知道，陈其昌和王凡西此时已是中国***托派的重要成员。
何为托派？托派即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原是联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十月***时，被称为“***”。列宁逝世之后，他在联共***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对斯大林的派别，被斯大林逐出联共中央***治局，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并被开除出***。后又被驱逐出苏联，到土耳其过着流亡生活。1927年以后，斯大林发动了空前的“肃托运动”，要肃清“托洛茨基分子”，即“托派分子”。
中国的托派组织大约是在1928年或1929年组织的，成员多数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1929年中国成立过四个托派组织，1931年遵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这四个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组织，由***为负责人。故在中国有“托陈取消派”一说。
中共中央坚决反对托派，凡参加托派的一律被清除出***。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后没多久，因逮捕了一些托派成员，加之1932年***本人亦被逮捕，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在王实味与王凡西在上海交往时，从湖南来上海与王实味完婚的刘莹还是在组织的中共***员，对中共中央反托斗争的情况比较了解，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两章《托洛茨基自传》，她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接受刘莹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所领导的“左联”。陈其昌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不再往来。
王实味性格硬倔，一次他到书局送书稿时，偶然发现自己前一部译稿被人改动，且改得不合情理，便跟责任编辑大吵起来，结果翻译计划告吹，失业在家，气得大病一场，生活再度陷入困顿。远在湖南的刘莹父亲闻讯赶到上海，将刘莹母子接回湖南长沙。刘莹走后，王实味只身到杭州养病。一年后，受同学邀请，前往河南开封省立女子中学讲授英语。
三、把身怀有孕的妻子送回娘家后，王实味来到***圣地延安
在开封省立女子中学教书时的王实味年轻潇洒，穿一身白色合体的西装，风度翩翩。他英语讲得好，有文学才华，有著作，又打得一手好球，网球场上几乎是常胜将***，与那些穿长衫的老学究形成鲜明对比。同学们都很崇拜他，甚至有些高中女同学还暗恋着他。
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府所在地，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和发动下，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为声援北平学生，王实味和女中学生们加紧活动，秘密串联组织起来，于12月21日参加了开封各校万余师生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王实味联络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学习***理论。1936年12月，“七君子”被当局逮捕后，王实味又同进步学生一道，组织和参加了声援“七君子”出狱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王实味脱去西服，身着中山装，面色严峻，在课堂上像一头怒吼的雄狮，不顾特务监视，大声疾呼：“国难当头，不要再念ABC，走出校门，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进行全民抗战！”
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加入中国***。他向往***圣地延安，便与妻子刘莹商量：“我们上前线去，一起到延安参加***！”但此时刘莹身怀六甲，行动不便。王实味便将妻子送回其湖南长沙娘家，与妻子约定，待生下孩子后在延安相见。
1937年10月，王实味带着6名女中学生奔赴延安。
王实味到延安后，先进中共中央***校学习。据于光远先生在其《我所知道的》一文中写道：“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告诉我，他、徐明清、，还有王实味四人曾在中央***校同一个***小组里学习和过***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校。这个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徐明清。徐对何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个‘主’是谁？徐说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还是忍不住把的名字说出来了。”
王实味英年惨遭不幸，笔者一直为之扼腕叹息，但对其在个人婚姻与爱情上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1937年9月与妻子刘莹分手时，信誓旦旦约定在延安相会，可短短几个月王实味就移情别恋，竟打起的主意来了。
四、乱世不得妻儿讯，又见孔雀东南飞
薄平，河南巩县人，1918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个富商，母亲是北京一个贫穷的满族姑娘。薄平三四岁时，由于***阀混战，父亲便把她们母子带回巩县老家。母亲发现父亲家中已有妻子并已生有两个男孩，就责怪父亲欺骗了她，郁郁寡欢，患肺病死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薄平便在薄氏家族的私塾读书，稍大些便离家到县城小学住校读书，15岁考入县办女师。
1936年，薄平考入开封省立女中初中部，此时王实味正在该校教英文。“七・七”事变后，王实味让学生多看报纸，关心战争形势。在他的影响下，薄平经常去***书馆看报，从报上得知丁玲在山西领导的八路***战地服务团正在招收男女团员，便约同班同学潘秀荣前往。薄平和潘秀英在开封登上西去的火车时，在车箱里碰到了转道西安去延安的王实味。车到潼关，王实味从车窗里招呼下车的薄平和潘秀荣，叮嘱她们路上要小心。
薄平和潘秀荣从潼关渡过黄河，准备在风陵渡上火车，但一时买不到火车票，只得搭乘开往太原运***火的闷罐车。途中停车时，遇到平津学生组织的抗日团体，其中有一位名叫孙岩的女学生，原是开封北仓女中的。孙岩就介绍薄平和潘秀荣参加这个抗日团体，随这个团体到达了太原。
此时，正是太原失守的前夕，日***飞机对太原狂轰滥炸。薄平她们赶到八路***办事处，换上***装，立即向汾阳进发。抵达汾阳后，被编入吴奚如领导的八路***战地服务团，深入农村作抗日宣传。不久，薄平和孙岩等一批青年徒步奔到延安。
到延安后，薄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学习***治、***事。王实味在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
1938年3月，薄平在陕北公学结业。适逢鲁艺成立，薄平被分配到鲁艺音乐系学习，几个月后调进鲁艺实验剧团演京剧。此时，王实味已调到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他们交往也多起来。薄平把年长自己12岁的王实味老师当作在延安的亲人，王实味有稿费，常让薄平去他那里吃他炖的红烧肉。
在王实味的帮助下，薄平于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在此后的接触中，王实味对薄平的感情逐渐加深起来。他一再向薄平表示好感，说薄平是个典型的时代女性，他非常欣赏薄平的叛逆性格，日后要把薄平的经历写成小说。
听到王实味要把自己写进小说，薄平心里很感动。这期间，王实味的好友袁大姐（在延安女子大学工作）也极力向薄平介绍王实味，说他才华出众，是***内难得的好干部，嫁给他会很有前途的。在这之前，薄平曾听袁大姐说过，王实味来延安后，写给妻子的信都给退了回来。战乱年月，兵荒马乱的，也不知妻儿的死活。
薄平很敬佩王实味，但从未想到过要与他结为伉俪。她感到不安，便开始疏远王实味，不再到他那里去。王实味倒常去实验剧团找薄平。他对薄平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爱情是可以培养创造的。他给薄平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里，王实味讲到马克思、燕妮的爱情，举了孙中山和***的例子，说明共同的事业和追求是爱情、婚姻最牢固的基础，是培养和创造爱情的源泉。信中，还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事例来论述灵与肉的问题。王实味渊博的知识，深刻的理性思维及热烈的情感深深打动了薄平。薄平连读了两遍，感到了一种征服的魔力，她再也没有理由拒绝王实味了。
1939年初的一天，王实味来到实验剧团约薄平，说这个礼拜六是他的生日，有几位朋友聚会，让薄平一定去。周末，薄平如约前往。一进窑洞门，薄平发现王实味和在座的袁大姐用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注视着她。袁大姐拉着薄平到窑洞外面，亲切地对她说：“薄平，王老师和你的结婚报告***组织已批准，王老师今晚就和你结婚，编译部的同志大都知道了，你们支部的领导也都知道了。”袁大姐说她还有个会要开，就先走了。
窑内只剩下王实味和薄平两个人。王实味点燃桌上的一枝红蜡烛，转过身来温和地望着薄平说：“薄平，我对不起你，不该撒谎让你来我这里跟我结婚。我决不勉强你，你要是同意，就点燃另一枝！”薄平沉默良久，站起来抖动着双手，点燃了另一枝。
婚后，每周薄平到王实味那里过周末。21岁的薄平沉湎于***大家庭集体生活的欢乐，很难进入婚后生活的角色，渐渐地便觉得厌烦了，将周末去王实味那里过夫妻生活当作一种沉重的负担。王实味常在周六下午来实验剧团接薄平，可是薄平仍是不情愿过去。
1939年冬，薄平被调回鲁艺继续学习音乐。1940年7月，临近毕业的一个星期六傍晚，薄平实在不想去王实味那儿，便藏进桥儿沟的山里，躲避来接她的王实味。
未料到王实味竟找到山上，连声呼唤：“薄平，你在哪儿，快出来吧，山上有狼，危险啊！”没想到山上真的传来狼的凄厉叫声，吓得薄平不得不出来见王实味。这一次，王实味彻底灰心了，他含泪对薄平说：“你宁可冒着夜狼的危险躲到山里，也不愿见我，我们的夫妻关系很难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结束吧。不过，你今晚还得跟我回去，咱们好好谈谈，看怎么向组织讲。”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一夜，商定为了避免别人议论，不向群众公开分手的事，请组织把薄平调远一点，两人慢慢自然疏远。薄平和王实味就此结束了婚姻生活。
薄平因患严重关节炎，便向组织请假去西安治病。薄平因在西安治病时间拖得很长，适逢1941年发动第二次高潮，对边区封锁很严，回不去延安，又断了经济来源。西安到处是特务，薄平不敢外出觅职，只得靠给一作坊绣花、做床单挣一点钱来糊口。后来，听说王实味在整风中犯了错误，被定成托派、特务，正在被批判、斗争，她怕受***治牵连，不敢再回延安，便在西安跟一个朱姓青年结婚成了家。
***后，薄平在郑州铁一中担任音乐教师，上个世纪70年代末离休。
五、提着马灯看了《矢与的》的壁报之后，拍着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指示秘书***对王实味进行批评和帮助
跟薄平分手后不久，王实味便大祸临头。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指名调王实味到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应当说，王实味是当时延安的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0年，向林冰（赵纪彬）发表文章，中心是主张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新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得到当时文艺、思想界一些人的赞同。胡风从捍卫五四新文学出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于是引发了一场“民族形式”的论争。
胡风是王实味在北大文学院预科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在这场争论中，王实味基本上站在胡风一边，发表了《文艺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大体同意”胡风的观点，在文中“直率”地点名批评了***、艾思奇等人的观点。
“新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本来是场学术观点之争，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这场学术观点之争却慢慢地渗进了***治立场和***治内容。王实味指名道姓得罪了当时延安思想、文艺界主流派的代表人物***、艾恩奇等人，而***、艾恩奇都是当时欣赏的人物，这就为他以后在***治上的罹难埋下了祸根。
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被调到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特别研究员的地位和待遇在当时的延安相当不低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属于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
1942年2月，运动普遍开始。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当时院长正在农村搞调查，动员报告是由副院长范文澜作的。范文澜讲完后，李又根据院***的会议精神谈了六点意见。
李时任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的讲话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组成问题。王实味等反对李提出的“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意见，主张全部检查委员都应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壁报文章的署名问题。李提出“在壁报发表文章要署名”，但王实味却坚持“壁报文章可以用化名或匿名”。会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范文澜不得不决定举手表决，结果以与会人员的四分之三通过了王实味等人的提案。
王实味等人争取到“群众选举产生检查委员”这一权利，便异常兴奋，高呼“民主胜利！”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城。
但王实味真正轰动延安的并非是这次争取民利的举动，而是他的那篇“著名”杂文《野百合花》，这篇文章决定了他的***治生命，并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
王实味在其代表作《野百合花》一文中，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的排比，再运用尖刻的语言，把延安中央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或舞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区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现象，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夸大了，将延安混同于西安，几乎把延安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
1942年3月13、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分两次在《***日报》由丁玲主编的《文艺专栏》上发表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嗣后，王实味又写了《***治家・艺术家》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继续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进行讽刺和指责。
接下来便发生了“壁报风波”。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整风壁报创刊。壁报取名《矢与的》，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王实味在最初的三期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李―笔者注）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文中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学风、***风、文风―笔者注）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为《零感两则》，说：“我们底眼光不应是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求“在这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名《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威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说：“用流言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壁报刊出后，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新市场上悬挂起来，引来围观者络绎不绝，像赶庙会一样。
一天晚上，提着马灯看了《矢与的》的壁报之后，拍着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1942年3月31日，《***日报》举行改版座谈会。在会上发表谈话，他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上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和冷***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在这里讲“有些人”，虽然没有点名，但目标却十分明确，而且用了“立场”等***治术语，其口气的严厉程度是不难体会到的。
曾指派他的秘书***给王实味写信、找王实味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在给王实味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的信尽管写得十分严肃，而且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立场和观点，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当初认为王实味仅是犯了严重的思想和***治错误，对其应持批评、帮助和挽救的态度，不应将王实味“一棍子打死”，还是中恳地希望他改正错误。
为了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1942年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工作人员座谈会，试***把整风引向正规。然而，好走极端、固执己见的王实味竟对对他期望和派***对他的帮助，以及中央研究院对他的批评帮助，一概采取排斥态度，毫不觉醒，拒不认错。
六、祸从口出。《野百合花》被***派利用，康生把王实味定成托派
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四处散发，对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其中称：“中共……歌赞延安是***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况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产***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对王实味其人其事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时为中共中央***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兼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和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主任为―笔者注），对“王实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曾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搜集王实味的言论和材料，并指责研究院的干部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同时还煞有介事地向院***领导同志个别交底：“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有组织活动，还是蓝衣社特务。”
康生一锤定音，于是王实味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斗争逐步升级。1942年5月27日，中央研究院根据康生的指示，召开“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开始几天，主要是讨论民主与纪律问题，并批评整风初期的自由主义偏向。6月1日，座谈会开始升级，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对王实味的公开斗争，王实味便由原来的“思想斗争目标”，成了“***治斗争目标――托派分子”。
首次公开说王安味是托派分子，是时为秘书的***按照康生的口径在一次大会的发言中喷出来的。***揭发王实味，说王“掩盖了托派的历史”，“这个人不只是限于保存托派思想的人，而且还是进行托派活动的人。”6月15日，***又在《***日报》上推出一篇《关于王实味》的批评文章，对王实味进行猛烈攻击。***的讲话和文章对斗争王实味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康生和***一口咬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和蓝衣社特务的证据何在？
证据确是王实味到延安后，主动向组织交待他在失学后，经人介绍，曾在南京中央***部做过一段时间的文书，为生活所迫，“权当住旅馆”，后来便自动离开去上海。在上海时，曾偶然地遇见过托派分子王文元和陈其昌，跟王、陈有过短暂的接触和来往，以后便自动中止。
康生、***知道，要将王实味这个“目标”彻底打倒，光凭《野百合花》这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便抛出了王实味的“历史问题”，托派分子帽子一戴，王实味便由同志变成了敌人。
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化”，在七八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五人集团”。
1942年10月31日，在康生把持下，王实味的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托派分子，暗藏的探子、特务、五人集团成员”。
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下令中央社会部将王实味逮捕。
七、大发雷霆，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王实味被捕后，曾明确指示，对王实味不要杀。
王实味在延安度过了四年的监禁生活。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由于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亲手定的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王实味由中央社会部被押解到晋绥根据地后，交由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代管代押。
6月中旬，晋绥公安总局驻地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敌情严重。晋绥公安总局有关负责人认为，王实味这个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转移途中“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不但拒不认罪，还自称是“为***牺牲的好同志”，更有甚者，还“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认为这样的极端的***治危险分子留着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便提出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立即搬家。当夜，王实味被就地处决。
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转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的重要案犯，晋绥公安总局是无权处决的。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示，得到了当时正在晋绥***区指导运动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3月底4月初的事了。他是在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区之后才获此消息的。当时，大发雷霆，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批评了负责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李克农。
1948年8月31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就王实味被处决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李克农在检讨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
9月1日，已到西柏坡的在李克农的检讨书上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几位书记及有关负责同志传阅。
可以说，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念叨过，砍头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而人头一旦落地就接不起来了。1962年1月31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诬蔑***。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笔者注：在《著作选读》下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中：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探子、特务一事，调查不能成立”）
八、一往情深老妻为夫讨清白，坦荡磊落李不推托
王实味与刘莹生有一儿一女。刘莹对曾与自己共度人生艰难岁月的丈夫王实味感情笃深。
1937年9月，王实味与刘莹在长沙分手去延安，因路途遥远，关山阻隔，加上的封锁，夫妻之间音信断绝。刘莹因有一双儿女拖累，无法脱身去延安寻找王实味，就在长沙居住，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1949年8月，长沙和平***。刘莹向第十二兵团***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写信，请求批准参加工作。***让有关方面帮她联系，介绍她到吉林省蛟河县一所中学当教员。
她和儿女们日夜都在盼着能与亲人相见。
由于王实味当年是被秘密处死的，因处决王实味，还追查了一些人的责任，所以***后王实味的名字也就从书刊上销声匿迹了，即使有人在作品中偶尔提到王实味，刘莹也不一定看到。1978年，退休后的刘莹偶然从广播里听到王实味被杀的消息，她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清高自负，刚烈耿直，说话无遮无拦，但决不会当特务，不会是托派分子，更不会、反***！这位时年已73岁的老人，从1979年开始，便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希望澄清王实味的问题。她走访了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干部，渐渐知道，当年王实味的问题是初由李引发，继则康生插手、参与并最后认定的。她很希望德高望重的李能说句公道话，帮她把王实味的问题搞清，还王实味一个清白。
李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家。他接到刘莹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来信，极为重视，绝不推托，说，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直接参与处理的，最后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依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的仍然应该。
1984年8月，李在生命垂危之时，卧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拉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温济泽的手，吃力地对温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的……负责……对他的……亲属……子女……负责。”
温济泽是当时王实味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兼学术秘书，整风运动开始后，临时调院***搞宣教工作，也是直接参与处理王实味的干部。温济泽铭记李临终前的嘱托，为王实味的最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中央组织部对李和温济泽关于重新审查王实味案件的建议极为重视，正式立案复查。
国家***经过大量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91年2月7日，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为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对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昭雪。”
当国家***的两位干部前往居住在湖北十堰市的王实味夫人刘莹家中，向刘莹宣布《复查决定》并送去一万元慰问金时，这位历经磨难，饱经风霜的85岁高龄老人，悲喜交加，热泪盈眶。她深深感谢***和人民为王实味昭雪，但却坚决不收慰问金。经过许多人劝说，她收下了慰问金，但旋即便全部捐赠给十堰市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金基金的一部分，以此作为对王实味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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