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谁也没有想到，实力雄厚、有“小三行”之称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会在一周之内全部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爆发。
1935年5月30日至6月7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因各自银行陷入挤兑困境相继被迫辞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白银风潮的牺牲品。经此打击，刘晦之一头钻进了古籍古物收藏之中，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道路，孙衡甫则遭受***府调查后在抑郁中慢慢老去。这是私营银行的一次集体溃败，这些银行家的经营得失，以及困境之发生，令人慨叹和深思。
挤兑梦魇
对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来说，1935年5月是黑色的五月。
该年5月，实业银行青岛分行发生挤兑，并迅速波及济南、天津、厦门等分行，同时苏州支行也发生挤兑。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坐镇上海的总经理刘晦之心急如焚，凭一己之力难撑危局，不得不求助于南京***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手相救。
刘晦之出任实业银行总经理，拜1932年天津分行发生挤兑风潮所赐。1919年4月在天津开业的实业银行，由中国银行前总裁李士伟、北洋***府前财长周学熙、前国务***熊希龄等发起设立，名为“实业银行”，实际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等业务，并获准发行钞票。银行开业后发展迅速，存款多、钞票流通广。然而，1932年初天津分行管理层贪腐及投资失误，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兑风潮。总行商求实力最强的上海分行拨款解围，此时出任上海分行经理的正是刘晦之。这位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大学士孙家鼐的女婿并未理会。最后，由刘晦之出任总经理，并将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同时由刘指派专人接掌天津分行，挤兑风潮始告平息。不成想，三年过去，这回轮到刘晦之饱受挤兑之苦。
四明银行同样命运不济。面对挤兑风潮，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心急如焚，但同样无计可施，不得不仰赖于前述中、中、交三行的借款，以撑过挤兑危局。
孙衡甫执掌四明银行已有25个年头。1908年8月开业的四明银行，是上海“宁波帮”所开，由宁波人朱葆三、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发起设立，虞洽卿为银行实际负责人。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之外，四明银行还获有钞票发行权。1911年4月，四明银行改组，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出任总经理，开始了四明银行的孙衡甫时代。孙接任后着手整顿，大力拓展业务，使银行获得快速发展，成为上海大型商业银行之一。1931年5月，孙衡甫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银行同时创有四明储蓄会，其经营特色还在于房地产投资，在上海拥有的里弄房屋多时达1200幢。不过，此时暴跌的房地产市场，对他可并非福音。
通商银行也出现挤兑困境。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不得不让本行常务董事、***府“红人”杜月笙出面维持局面。随后，中、中、交三行答应各拨100万元接济。为缓解资金周转困局，杜月笙经手将通商银行刚刚花了210万元新建的大厦，以150万元低价售出。
当过多家洋行买办的傅筱庵，早在1919年便出任了通商银行华大班（后改为总经理）。作为1897年成立的第一家中资银行，通商银行也是第一家发行钞票的中资银行。执掌通商银行后，傅筱庵积极进取，银行盈利增多、分红增加。1926年，在控制上海的北洋***阀孙传芳支持下，傅筱庵取代虞洽卿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时，傅筱庵继续支持孙传芳。因此，当1927年北伐***抵达上海时，傅筱庵遭到通缉，逃往日本势力庇护下的大连。直至风头过后，傅筱庵托杜月笙等人疏通关节，通缉令才被撤销。1932年6月，通商银行董事会改组，增杜月笙等为董事，傅筱庵任董事长。傅掌控下的通商银行在发钞、存贷款方面继续增加：1934年，钞票发行额达2919万元，接近同期存款3100万元的水平；同年底放款余额达3057万元。通商银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哪知却是外强中干。
没有比发生挤兑更令银行家恐惧的了。在挤兑困境下，“小三行”领导人相继失去了对银行的控制。南京***府救济“小三行”的同时，完成了对三行的人事改组：5月30日，刘晦之以因病不能执行职务为由辞职，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胡祖同总经理；孙衡甫以“年老力衰”为由辞去总经理职务，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于6月1日接任；傅筱庵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通商银行7日举行董事会议，聘请杜月笙和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经理、时任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的顾贻榖为董事长和总经理。
缘何泥足深陷
“小三行”多名高管在***后回忆，以及一些学者评论认为：“小三行”发生挤兑困境，是孔祥熙等为控制“小三行”，指使中、中、交三行汇集“小三行”钞票，并突然派人前往兑现而致其陷入困境。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无当时的史料支撑这一观点。那么，“小三行”的挤兑风潮究竟缘何发生？
统计显示，1934年中资银行营业额中，实业银行营业额达1.06亿元，位居第八；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分别为7810万和6364万元，位居第十一、十二。此外，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长期派发高额股息。看上去很美，实际却危机重重：揽存巨款、钞券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巨大，资金周转困难，白银风潮袭来，焉能不陷入挤兑困境？
巨额不良贷款是“小三行”的致命伤。除了巨额呆账，实业银行投资的大量债券和地产失利，出现巨亏。实业银行营业部在1935 年11月30日的一封信中称，该行“历年之亏累及本年之损失合计六千万元”；1935年6月底，通商银行的2228万元放款总额中，26家贷款大户的呆账高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四明银行的放款呆账与通商银行不相上下，截至1935年底，各呆账贷款户所欠四明银行本息高达1150多万元。此外，四明银行投资巨资于房地产，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小三行”不惜高息揽存。1934年，通商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百分之百。为拉存款，通商银行大幅提高存款利率，1935年上半年的存款利率高达7—9厘；经营方式多沿袭旧钱庄的四明银行，更是四处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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