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金融论文10篇

量化金融论文篇1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业的深化与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来说,在金融资产流动性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能够促使经济规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银行投资管理水平仍未达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被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所吞噬。虽然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强,但是也出现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6]。金融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从宏观上体现在单位货币对国民经济支持的力度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更重视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7]。

量化金融论文篇2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府的金融监管***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府的金融监管***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策建议

如***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量化金融论文篇3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创新对策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部门尚无发生过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但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分析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分析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的***策选择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进一步说,该领域的研究对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本课题关键问题如下:

① 从理论上分析并揭示内生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② 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

③ 运用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实证检验。

④ 紧密结合实证结果解释,提出创新***策建议。

本课题研究工作量巨大,难点众多,极富挑战性,主要包括:

① 需要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② 涉及众多指标,需要数以百计的大量数据,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量巨大。

③ 运用的计量实证方法超出本科教学要求,需要自学并灵活运用,任务重、难度大。

 

 

 

 

 

三、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视野广博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将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三大类来阐述。

1、 对中国作整体研究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和史永东(1999)。谈儒勇选取了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采用了M3与名义GDP的比值计算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以及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来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DEPTH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史永东等(1999)对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此后,国内有许多学者如谈儒勇(2000),宾国强(1999),沈坤荣等等,依据金融深化的理论,以货币化进程或利率——储蓄——增长的循环入手研究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使用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M2/GDP或者真实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现实给出了较好的解释。然而,由于货币化程度和利率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货币化并不是金融发展的全部内涵,所以这些分析的显著性从某种程度上被降低了。近年来,韩廷春(2002)直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并以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王志强和孙刚(2003)利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2、 对中国各区域作比较研究

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张***洲(1995)认为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明确界定了区域金融研究范畴。但在研究方法上,张***洲更多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殷德生等(2000)以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测度方法和指标。周好文,钟永红(2004)通过利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张海波,吴陶(2005)通过建立Panel  Data计量经济模型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该固定影响平行数据模型没有进行深入的可靠性检验。

3、 对特定省或市作案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刘仁伍(2003)利用海南省1988~1999年的金融数据和大量案例,再现了海南金融发展历程,总结了海南金融结构畸形和金融发展缓慢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张兵,胡俊伟(2003)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郑瑶,毛珍珍(2005)通过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确认浙江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发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浙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四、方案论证:

本人将在充分学习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通过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证检验,得出新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因此,毕业论文将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框架下,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揭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两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并在实证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策建议。无论是理论框架,计量方法,实证结论还是***策建议,本人都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效性和定量的可靠性。

全文主要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对国内外大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回顾与综述,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还对研究该领域采用的计量,实证方法作概述和比较。本章构成全文的基础与起点。第二章,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在理想条件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定性描述我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第四章笔者将构建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搜集大量数据运用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数量相关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检验。第五章,对计量实证得出的四组八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VAR协整方程和八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经济解释,同时与江苏省的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分析,揭示其在作用力度和因果关系上的异同。第六章,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以优化结构,突破难点,扩大开放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及向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传导的创新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给出主要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

五、进度安排:

  

1-2周,选题,写开题报告

3-8周,收集资料及完成详细大纲

9-12周,完成论文初稿

13-14周,修改论文,定稿

15-16周,准备论文答辩和参加论文答辩

 

 

 

六、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七、教研组意见(或开题审查小组意见):

 

 

 

  

 

 

量化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深化;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43-04

引言

四川省作为一个西部甚至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整个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严重影响着四川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必须把农业经济增长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只有农业经济发展了,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而农村金融机构又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然而,到底农村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有待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的研究当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于1973年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施金融深化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以Goldsmith、Levine、King等为首的一大批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Goldsmith(1969)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且把金融相关比率(FIR,未清偿的全部金融工具之值除以国民财富)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单一特征。King and Levine,于1993选取了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与资本形成、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帕加罗(Pganao,1993)运用简单的AK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现状

同时,在国内的研究当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又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有谈儒勇(1999)依次研究了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以及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实证关系;章奇、何帆、刘明兴(2003)从金融自由化、***策抑制性与金融脆弱性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的前提下,金融深化如果能够带来一国的金融发展,就能够部分的改变一国的金融抑制,有效地配置一国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陈柳钦、曾庆久等,韩廷春、夏金霞的研究表明,在1981―1991年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而在1992―2002年间中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林毅夫、姜烨(2006)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金融结构的差异。庞晓波、赵玉龙(2003)通过二十几年来的实测数据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弱相关性的结论。

二、指标选取,数据的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并且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指标,我们选择了如下指标来度量四川省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

1.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

在四川省统计年鉴中,我们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sr),农林渔牧增加值(nl),以及乡镇企业纯利润(lr)可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并且保证了数据的可得性。

2.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用来度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很多,但在此,我选择了存款规模(ckgm)和贷款规模(dkgm)以及农业贷款规模(nygm)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xzgm)作为本文的农村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存款规模用农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贷款规模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农业贷款规模则是用农业贷款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乡镇企业贷款规模用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这里指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合作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

(二)数据来源

本文用来度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农村人均纯收入(sr),农林渔牧增加值(nl),以及乡镇企业纯利润(lr)均来自于四川统计年鉴,由于大样本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本文收集的数据是1980―2009年这三十年的统计数据,其中有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本文采用了数据的推算法得出缺失数据,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用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来自《四川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同样,对于某些缺失的数据才用推算法取得。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在现实经济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虚假回归(伪回归)现象,即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关系,也会表现出很高的可决系数。而恰恰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即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对这些变量进行检验之前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也就是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由下面三模型完成:

模型1:ΔXt=α2Xt-1+βΔXt-i+μt

模型2:ΔXt=α1+α2Xt-1+βΔXt-i+μt

模型3:ΔXt=α0+α1t+α2Xt-1+βΔXt-i+μt

模型3中的t是时间变量,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如果有的话),虚拟假设都是H0∶α1=0,即存在一个单位根,模型1和模型2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实际检验从模型3开始,然后模型2,最后模型1,何时拒绝零假设,即元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合适停止检验,否则,就要继续检验直到模型1为止。

2.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验证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就必须对两者进行格兰杰检验。格兰杰检验是假定两个变量X、Y互有分布滞后影响,从因果上侦破其因果导向关系,即X是Y的原因或Y是X的原因或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因此,再对以上设置的6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之后,再对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量两两做格兰杰因果检验。以便找到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及持续性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信息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模型中某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以两变量的VAR模型说明脉冲响应函数的基本思想。首先建立VAR模型:xt=α1xt-1+α2xt-2+β1yt-1+β2yt-2+ε1t

yt= c1xt-1+c2xt-2+d1yt-1+d2yt-2+ε2t(2)假定VAR模型从第0期开始,即t=0,设ε10=0,ε20=0,则x0=1,y0=0;当t=1时,x1=α1,y1=c1,继续按照这种方法算下去,则求得的结果为x0,x1,x2,…,称为由x的脉冲引起的x的响应函数,同样求得结果y0,y1,y2…称为由x的脉冲引起的y的响应函数。由于前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证实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利用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进行冲击效应分析,以进一步探索两者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四川省1980―2009年的各年数据进行的检验。时间数列数据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1),从以上检验结果看,ADF数值都小于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6个指标的一阶差分形成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以上序列为单整序列,我们进一步检查它的是否协整。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因此需要先对VAR模型选取最适滞后阶数。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可确定Johansen检验的最适滞后阶数为1。为了使结论更具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了迹检验(Trace Test)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EigenvalueTest)。Johansen协整检验在小样本中过分倾向于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克服此缺点的办法是将迹统计量(LR)乘以(T-nk)/T进行调整,其中T、n、k分别为样本容量、变量个数和VAR模型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下在5%的显著水平下sr、nl、lr,dkgm,ckgm,ndgm,xdgm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它们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要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因本文重点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所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变量分别是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变量。检验结果(如***2);P值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由表可知;sr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dkgm的Granger原因,同时,sr在12%的显著性水平上是ndgm的原因。nl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dkgm的Granger原因。ndgm在4%的显著性水平下是nl的 Granger原因,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而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弱。

(四)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基于以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促进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弱。因此,我再次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下只对存在因果关系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1至***6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中的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路径,两侧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1结果显示,dkgm的变化对sr的影响。给dkgm一个正的sr冲击后,经济逐步增长,比较稳定,而***2则说明sr一个正的dkgm冲击,金融发展稳步提高,说明四川省农村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3和***4则显示,dkgm正的冲击对nl的的脉冲函数响应,表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向作用。***5和***6显示,lr的正的冲击对dkgm的影响较小,而dkgm的正的冲击对lr的影响较大。该结果表明,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

研究结论及***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四川省1980―2009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当中,四川省的金融深化处于一种很艰难的发展境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四川省的农村金融深化一直是农村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或者说效果是很小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是完全不同于中国许多专家对全国农村相同情况的研究。具体来说,农村人均收入,农林渔牧增加值,乡镇企业利润的增加都促进了农村贷款规模的增加,也就是农村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金融深化。同时,农业贷款的增加也促进了农林渔牧增加值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增加也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更多的乡镇企业贷款。同时,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贷款规模的正向冲击对农村人均收入,农林渔牧增加值以及乡镇企业利润是有很大的正向作用的,因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四川省农村金融的深化将会对农村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策建议

1.加大扶持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对农村的直接金融支持。***府应该利用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一整套易于推广的财******策,以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该开动脑筋,多方位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例如,对一些短期收益低但可具有长远发展意义的农业贷款项目,可以采取***府立项,财***补贴的方式予以扶持。

2.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村信金融机构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增强农村金融的实力,就应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造和重组进程,提高其竞争力。一是妥善消化历史包袱和***策性负担。比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办法,将不良资产交由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搞好债权保全。还应根据其剥离的不良贷款现状,按一定比例,注入一定数量的长期、低息再贷款,支持其逐步消化历史包袱。二是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必要的***策扶持。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一些优惠***策,例如适当降低税率,对农村金融机构种植业、养殖业贷款的收入减免营业税。

3.规范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加强金融监管。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要减少***府对农村金融干预以提高金融效率,不是放弃***府对银行和其他重要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相反,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力度,使***府由干预者转变为监督管理者。所以在适度放宽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的同时应该制定相应的民间金融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其次,建立相应的中介机构,促使民间金融交易的正规性和安全性。

4.加快支农商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提升其支农的业务水平和效率。一要继续作好信贷服务,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的需求,是商业金融服务三农的主要内容:一要提升结算业务的水平和效率,商业金融主体应完善其结算体系,利用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支持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结算服务;二要积极稳健地推行理财服务,商业金融应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作好理财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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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冉光和,李敬,等.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G]//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2005.

Resarch on Relationg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Data in Sichuan 1980―2009

PU Chun-hua

(South West University,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ollege,Beibei637000,China)

量化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

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

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

著的拉大。

(3)***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

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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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ockhammer 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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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晓东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金融研究2008(4)

[10]宋仁霞“经济金融化”的评价方法研究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115)

[11]孙天琦储蓄资本化、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资本金增加与宏观经济增长: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的一个解析金融研究,2008(9)

[12]吴晓辉,叶瑛,姜彦福资本自由化、企业绩效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企业层面的中国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8(5)

[13]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8)

[14]张慕濒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光明日报(理论版),20100622

[15]赵玉敏世界经济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国际贸易,2008(11)

量化金融论文篇6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 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

量化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实体经济;影响分析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2.108

[中***分类号]F832.4;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2-0-02

随着我国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张,金融机构发展日益多元化,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也在不断创新,社会融资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逐步成为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融资额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则日趋减少,新增人民币贷款已无法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因此,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新的融资工具大量出现,如果只片面控制贷款规模,其他方式的融资就可能较快增长,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中央要求货币***策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因此,2011年的***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说法。

社会融资规模是对中国的货币***策理论与法规调控实践的重大创新,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变革以及经济转型而对宏观调控体系做出的现实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对我们国家货币***策的理论及货币实践的巨大创新,它不仅可以提高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对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鼓励和支持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1 文献综述

我国提出社会融资规模既具有传统货币理论背景和现代金融理论支持,又符合我国融资结构深化的现实国情。盛松成(2011)总结了社会融资规摸这一指标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并在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吴晓灵(2012)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少增是社会金融秩序好转的表现,在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统计监测时,必须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及其产生的金融泡沫问题。吴盛光(2011)从二元论的维度评价了社会融资规模在当下宏观调控的重要价值,建立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纲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具有前进性和曲折性。黄隽(2011)结合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点,对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及影子银行等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因此,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文献,国内文献也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内涵、统计口径争议、***策意义、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策传导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但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预测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2 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对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定性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性评价指标的内涵、统计口径、结构特征等内容。并依据此理论研究得到的初步结论进行定量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实证检验,验证了与经济实体运行机制一些有关因素的高度相关性,得到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3 社会融资规模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既是全面反映金融工具与经济运行关系的统计指标,也是金融对实体运行资金支持的有力工具。广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内部之间互相融通和金融体系给予实体经济的融资。狭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能够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选取1990~2012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有关评价指标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以及人民币汇率来评价社会融资规模,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其输出窗口描述性统计量表和相关分析结果表1和表2所示。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

(1)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1.000(**),即=1.000,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2)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41,即=0.241,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两个变量是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267>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28,即=0.128,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这两个变量是极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559>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4)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6(**),即=0.996,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几乎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得出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呈弱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之间呈极强相关关系,如***1所示。

4 结 语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本文依据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规律和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SPSS软件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实体运行进行相关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运行的相关性问题,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等实体经济运行指标与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性极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等指标并不直接影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因此,实体经济运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社会融资规模整体发展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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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策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1(10):68-72.

[3]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J].中国金融家,2011(3).

量化金融论文篇8

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如Goldsmith,1966,1969;Gurly&Shaw,1955,

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1966;King,Robert.G. & Levine,Ross,1993,2003;周立、胡鞍钢,2002;李雪琴,方先明,2010;邓向荣,杨彩丽,201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是什么因素引起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分别从法学、***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试***用多种理论来阐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2000)认为不同的法律框架会影响到外部融资以及资源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的配置情况,只有当金融体系处于健全的制度框架之下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2,2003)从***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阻扰金融发展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Coffee(2001)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社会凝聚和同质会使更多的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会使得金融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而Putnam(1993),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1)则认为社会资本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信任水平,有助于形成道德观念,从而使得融资更加有效,这样社会资本的高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Stulz和Williamson(2003)的研究认为,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和宗教会影响各国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发展。Allen(2000,2005)等人对中国的研究认为,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工作虽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背后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结论的信服力有限,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吴敬琏(2004)和何小星(2005)等的研究表明,***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Fan(2009,2011)以及Jiang(2010)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地方***府质量会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方***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府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如李稻葵,2002;周黎安,2004,2005,2007),关于***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

***府质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依然值得深入的探讨。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考察***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探讨,试***寻求理论依据;然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LSV等认为一国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会影响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者受到的赋予其收回资金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对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证据表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资本市场发展越完善、企业公开上市的速度越快、所有权结构会更加分散,从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在LLSV(1998)之后,许多经济学家(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La Porta等2000,2002)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金融发展的法律渊源理论所持的法律渊源与投资者保护、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观点。尽管LLSV等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处于法律体系中心的***府来说,***府质量无疑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执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作用。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等认为高质量的***府可以增进信任水平,不遵守规范的人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大,因而人们更愿意遵守规范,从而使得人们彼此更加信任。另外,高质量的***府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府质量越高,对公民的教育和引导越多,越容易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信任的增加又会促进地区金融往来的增加,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高质量的地方***府能够促进投资,吸引外部融资,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由此提出假设1:地方***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府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Rajan和Zingales(2002,2003)等提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会通过一些非生产的经济活动对***府决策产生影响,阻挠金融发展。Olson(1965)和Becker(1983)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利益集团的游说对***府决策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换取利益集团手中的选票和捐款,追求私利的***府官员会给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有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Pagano、Marco和PaoloVolpin(2001)的研究认为,***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金融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因而***府干预力度越大,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即***府干预力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ajan和Zingales(2002,2003)指出,尽管利益集团的***治压力会影响***府决策,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但全方位的贸易市场开放会带来国内和国外的竞争,既得利益者由于竞争导致的利润下降和新投资需求,需要外部融资,同时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当地***府向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信贷补贴的可能,***府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信贷扩张得到限制,从而使既得利益者有激励推动金融发展。由此我们预期,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会削弱利益集团对***府的***治压力,***府的信贷补贴和干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在贸易市场开放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府越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从而***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会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2:贸易开放会增强***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9―2007年我国省际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来源。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所以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只选择了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府质量数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贸易开放数据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的数据。其中***府质量数据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是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贸易开放的数据是根据2000―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教育程度以及法律,其中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的数据也是根据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法律的数据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2、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解释变量为***府质量、贸易开放,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

对***府质量的评价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参照La Porta等(1999)对***府质量的界定,高质量的***府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保持较低的税负,即***府是非干预者;廉洁和办事高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La Porta等选取了产权保护指数、腐败指数、官僚延误等指标来评价***府质量。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根据世界银行(2006)的调研数据,选取了产权保护水平、当地企业对法庭的信心、企业娱乐开支和企业跟***府打交道的时间维度来测度地方***府质量。根据上述对***府质量的界定和相关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以及“缩小***府规模”(Scale)来度量***府质量。

以往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往往采用金融相关率、M2/GDP以及银行金融资产/GDP等来测度,张***和金煜(2005)等的研究表明,这些指标会高估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上述指标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而是利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以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作为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该指数值越大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解维敏等,2011;Wang等,2008;朱红***等,2006;李涛等,2005)。

借鉴Rajan和Zingales(2003b)的研究,我们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发水平,即贸易开发(Trade)=进出口总额/GDP。

为了消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以及法律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将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作为控制变量。人均GDP(Lngdp)采用的是名义量,并对其取对数处理。教育水平借鉴陈晖(2008)的方法,其计算针对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计算方法为:教育水平(Edu)=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0+小学人口比例×6+初中人口比例×9+高中或者中专人口比例×12+大专以上人口比例×16。前文已经详细讨论过已有文献对法律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Law)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应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作为评价***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减少***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和缩小***府规模(Scale),金融发展(Findex),贸易开发(Trade),教育水平(Edu)以及法律(Law)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都不存在单位根。同时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Pedroni检验的Panel v统计量、Panel rho统计量以及Group rho统计量的p值都趋于或者等于1,说明金融发展(Findex)与***府质量的三个衡量指标(Int,Tax,Scale)、贸易开放(Trade)和各控制变量(Lngdp,Edu,Law)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表1给出了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之后大部分回归结果都显示出衡量***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系数值为正,而且系数普遍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而可以认为***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回归系数都至少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的拟合程度看,各回归模型调整的R2都达到了57%以上,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另外,各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都比较大,且在1%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能够真实地反映***府质量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府质量的提高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即***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加入贸易开放后,(III)中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没有引入贸易开放的(II)中的回归结果相比,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增大,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开放使得***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由于静态面板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而静态面板模型没法消除解释变量的这种潜在内生性。为了得到更加稳健有效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动态面板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使得***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从Arellano-Bond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则说明所有模型均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因此工具变量的构造总体上是合理有效的。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会增强***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启示

量化金融论文篇9

【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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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金融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改革现状;改革思考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金融发展理论最早作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经典作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该理论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完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阶段,金融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将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金融发展理论脉络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历经了金融结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等过程。以往的理论多把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附属或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基本研究思路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则将金融作为一个相对***的组成部分,基本研究思路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即通过发展金融来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理论”因故而名。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早和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其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雷德蒙・戈德史密,代表作是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邵营,2012)[1]该理论主要研究一国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及其与相应的经济变量(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用于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金融相关率FIR=Ft/Wt。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发展体现“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变化之后会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引致效应”。“引致效应”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给人们提供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投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会愈加强烈,社会资金积累的速度加快,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后经维森特・加尔比斯、唐纳德・马西森弗莱等人从不同角度发展逐步完善。

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多的干预和管制,其中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该理论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按照法律和货币***策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手段严格控制各种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抑制也具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促进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金融,要发挥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主要批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如管制利率和信誉贷款的金融抑制***策,极力主张实施金融深化战略,接触或者放松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以达到金融自由化的目标。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莱文、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府对金融部门有选择性地干预不但不会阻碍反而有助于金融深化,由此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策,即***府通过一系列金融***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

(四)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98年)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创新,该理论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并保证稳定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引申出金融倾斜轮、金融功能观、金融效率论、金融生态论等理论体系,此处不再进行阐述。

二、我国金融改革的回顾

回顾历史,从1993年***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二十余年中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中国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从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此后几年,三家***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从而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陈柳钦,2003)[2]

三、我国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远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了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进行了补充与扩展。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金融相关率FIR=Ft/Wt,即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纸币,其中,经济活动总量用从FIR数据来看,FIR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36到2013年的1.95,说明我国金融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充分体现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陈文夏,2010)[3]

(二)我国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

简单说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金融抑制较厉害,金融深化程度不够。其中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

②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行缓慢。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还不太强大,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府主导,特别是存款利率,使得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③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四、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我国金融改革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府干预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4]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目标

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实践证明,合理有效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在实施金融体系改革时,切勿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即使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放松干预的同时注重市场的滞后对放松干预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作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二)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形成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市场机制还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因此,在我国还不能超前地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而要在金融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府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资本的有效合法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加以监控,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并不能将金融约束论盲目地运用于我国,而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

基于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来处理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好***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还要思考***府干预的力度,从而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约束***策框架下,***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方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金融危机已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清楚认识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已渗透到整个经济中,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一个存在紧密关联和互动的庞大系统,金融的不稳定往往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动荡,在考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忽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不能忽略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沈***,2006)[5]

在金融可持续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适时转换***府、金融机构的职能,使市场参与共享改革红利,使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幸福感。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均衡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策与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策,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邵营.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改革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2(1):55-56

[2]陈柳钦.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选择[J].国家行***学院学报.2003(6):52-54

[3]陈文夏.金融发展理论脉络和现实思考[J].生产力研究.2010(2):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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