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生活论文篇1
作者：陈苡 单位：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对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让这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知识，必须让其更好地融入生活。与经济生活融合，是经济学最核心的教学方法之一由于经济学知识比较枯燥，理论内容较多，对于一个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要想简单地通过看书、看***来理解这些枯燥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迫切地需要任课教师能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而这些方法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让学生从自己身边接触的生活常识入手，从中体会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范围日益在扩大，但是目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存在其缺陷，要想让学生能更好地学***济学知识，就必须对其教学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1．改革现有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市场上有关经济学的教材很多，其中不乏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但是这些教材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显得过于枯燥、理论化。因为对于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说，其学***济学都是通过公共选修课来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其时间不可能多于专业课，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想真正读懂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经济学的教学中，首先要对其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尽量做到以“应知、够用”为原则，使理论更加通俗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现在高职教育中提出的项目化课程改革方法，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可以通过项目化来完成。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开设的《经济与生活》课程，本身就是强调经济与生活的融合，课时只有36学时，不可能——去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将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设置了几个基础的项目让学生学习，比如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我们设置了项目：如果去饭堂买饭时，你会站在哪一个队伍上？为了让学生了解供求理论，我们设置了项目：请你对“十一”期间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行分析。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我们设置了项目：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是世界末日吗？等等。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让学生能从浅显易懂的生活中掌握经济学的理论知识。2．改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大部分学校在进行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时，主要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缺乏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同时导致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掌握一些结论性的原理，而对于原理的形成思路却不甚了解，只会“纸上谈兵”。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课程教学方法。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选取书本上已有的一些案例。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通过选取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到的生活案例进行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时，可以结合我国的春晚现象。我国的春晚举办了三十年了，每年的节目都差不多，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的怪圈，这是为什么呢？而今年2012年的龙年春晚一改往年的风格，立体感更强，而且首次实行“零广告”，这让人们感觉到了不同，而这些不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讨论的一个问题，真实而又现实。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可采取新闻时事介绍法，这是一个可行又实用的教学方法。方法是让学生进行分组，每一组在课后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时事，每一次课上课前，用五分钟时间介绍所了解的本周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新闻，同时结合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现象，介绍完后，教师对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方法对非财经类学生非常有用，因为他们本身平时就少接触经济类课程，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还有一个可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的教学方法是市场调查法，这一方法在财经类的很多课程中有采用，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使用，这是一个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好方法。比如针对目前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究竟效果如何呢？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从供求关系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又比如针对春运问题，让学生到汽车或火车站去调查了解，究竟春运期间各地的运力和车票价格有什么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教学方法，都是要和生活密切融合才能有效使用的。改革现有的课程考核方法传统的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通过闭卷的方式，这种方法主要是考核学生对理论的记忆而不是理解。但是，非财经类学生学***济学最重要的目的是掌握方法，能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因此，考核方式应更注重过程考核。考查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课外调研、阶段测试、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等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各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口试，比如分组进行演讲、辩论等；考核也不一定是试卷形式的，也可以是写小论文等。这些方式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总之，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一门研究理论的学科，它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人类一般思维加以理解。只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生的形象思维，充分借助经济生活案例，让学生带着兴趣主动地去学习，这样的教学就会事半而功倍，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经济生活论文篇2
1.1资金投入不足，生态工程质量总体偏低由于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是一项见效时间慢的工作，工作量比较大，要覆盖的面积也很广，对资金的需求自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国家的资金投入总量有限，不足以弥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大缺口，特别是对于***、青海这样的边远地区，投入工作更难切实做好，这就导致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进程缓慢。再者，一些地区为了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会在没有切实做好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好调查的基础上盲目地进行林木的种植，林木的质量的不到保证，还会增加建设的成本。
1.2职能主体与实际不符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是一项带有公益色彩的建设，***府在林业生态工程的投资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投资的主体地位。但是，从我国近年来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实际情况看来，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的投资建设主体主要是集体，***府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导致了职能主体与实际不相符合。
2增加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经济活力的具体措施
2.1提高经济活力是根本，加大资金投入是手段提高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经济活力能从根本上解决投入力度不足的问题。新的经济活力能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加大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可以弥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大缺口，使其能顺利正常的运行。加大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工程建设者和工程设计者之间的矛盾，既能达到生态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
2.2加大***力度***和国家要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加大***和监管力度，对非法开采森林资源的行为要严加惩治，从立法工作方面减少乱砍滥伐等现象的发生。
2.3提高造林的质量要切实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本地的土壤特性和地理特征，合理选择适应本地土壤的树木，避免盲目造林，要严格按照设计规划实施，还要提高造林水平，切实提高造林质量。同时要协调树木种类的比率，提供多样化的树木类型，综合各种树木的优点，提高森林的稳定性，提高森林的防护能力和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2.4增加经济林的种植比例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提高经济林的种植比重，既能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落到实处，又能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经济林的市场需求很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林、用材林供不应求的趋势，推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发展。
3小结
经济生活论文篇3
关键词：经济美学 工具美 价值美
中***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17-03
经济活动中是否包含有美的因素？经济学的发展是否受美学的指导？罗宾斯就有“经济学与美学不能相提并论”的论断。人们普遍认为，功利的经济学与超功利的美学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人们在反思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同时，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即为经济学在功利的层面上添加了超功利的内涵。而近些年出现的诸如“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娱乐经济”、“情感消费”、“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词汇，强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与追求。这些都为经济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背景。而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齐终其毕生的研究，提出了美学与经济学是现代“两门卓越的世俗科学”的论断，认为经济学与美学是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发展的重要学科。
一、经济美学何以可能
伴随着“艺术终结”的呼声，美学的重构也是美学的重大课题。实践美学、实用主义美学与生活美学的盛行，打破了美学主客二分的传统，使得美学从遥不可及的精神世界转向了熙熙攘攘的平常生活，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得经济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表现为商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逐渐超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主导价值。人们的消费不全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是更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购买审美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质上乃是通过商品消费来产生感性体验的愉悦。”“审美体验本身的精神性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正在转化为感官的快适和满足，它进一步体现为感官对物品和环境的挑剔，从味觉对饮料、菜肴的要求，到眼光对形象、服饰、环境和高清电视画面的要求，到听觉对立体声、环绕声等视听器材的要求，到触觉对种种日常器具材质和质感的苛刻要求等等，不一而足。体验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构成了审美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指标。”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是感官的感受，同时它又包含着精神的、文化的内涵，它是生理、美感以及某种精神的复合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把实用的东西升华为审美的东西，或者说，是物质的东西中增添一个精神的层面，在实用功利的东西中增添一个超功利的层面。
对于“研究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地反思。罗宾斯批判了“美学是一经济因素”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在用意良好，但是在逻辑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为了美学上或道德上的价值而牺牲物质享受，不一定会得到物质上的补偿。”“经济学并不假设各种目的和谐一致，而是正视各种选择之间的冲突。”所以说，“经济学与美学不能相提并论。”罗宾斯认为“美就是一种目的，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经济学则根本不关心目的本身。”“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可以看出，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不关心目的，即经济学是价值无涉的。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可以把科学的精确性和人文方面的诗意集一身的科学。”盛洪在《经济学精神》别强调：“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所以，经济学应该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生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科学偏重的是“真”，而人文偏重的是“善”和“美”。所以，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
关于经济学与美学的关系，克罗齐认为，两门学科所需求的是“感觉”，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里正当具有的“”和“功利欲”。美学与经济学的共同使命是使现代人的“感觉的心灵化”和“心灵的感觉化”，即实现感觉和心灵的“完整与和谐”的统一。“感觉的心灵化”，是指物质的生活上升到一种高水准的精神境界；所谓“心灵的感觉化”，就是要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获得高水平的现代经济的支持与保障。从而共同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协调发展。两门学科的共同使命使得经济学与美学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应该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经济美学是完成两门学科融合、贯通、促进的最好的途径。
二、关于经济美学的探讨
1.经济美学的发展阶段。在谷鹏飞的《西方经济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文中指出，经济美学是一门研究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学科，而西方经济美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近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与功利之美、现代经济美学思想的丰裕与幸福之美、当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和谐与快乐之美。这里，对经济学的美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论述与整理，而经济学中的美的标准则是从实用与审美以及精神与物质的结合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样使得经济学的分析超越了纯粹的功利层面，加入了审美体验等内容。
2.经济学理论的美。萨缪尔森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物理学和纯数学中存在着数学美，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美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我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简单的李嘉***比较优势理论是美的，而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Shackle曾经这样评论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美，“如果我们问：什么时代经济理论达到其最大的美，可以毫无疑问地回答：它的伯利克里辉煌时代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这一时代的最后，通过瓦尔拉斯种植，帕累托的工作使得这颗树达到了完全的、最后的繁荣……该理论具有一个完整性，是一个兼容性的整体，以及其逻辑的严格性和简单性，在科学上，可以与古典天文学和化学的原子量表相媲美。”而哈恩关于经济学中美的资源的阐述是比较清晰的。他认为：“在读到阿罗——德布鲁的核心理论而不是阿罗——德布鲁均衡的明显角色时，没有人不会为其中的美而感到震惊和喜悦的。”
3.美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关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美的指导作用，德布鲁与阿罗都有明确的认识。德布鲁认为，“数学的简洁美——一个充满魅力的主题，在我进行的研究中，对我的科学研究生涯进行了无意识的批评。”在《美与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中美学的作用》一文中，Cassey Lee and Peter L. Lloyd认为，美在自然科学与数学中的作用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同样，在促进理论的构成或者是成为理论的证据方面，美学在经济学中发挥着一样的作用。关于美的作用，Cassey Lee and Peter L. Lloyd认为，美的第一个作用是提供动力，第二个作用是帮助发现。“在评论工作时，克鲁格曼强调经济动力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因此对美的追求和经济上的成功是可以并存的。如果有较少的例子作为代表，经济理论中的美主要是在模型、原理也可能在理论里，但是不在证据、定义和方程式中。”尽管经济学在真实世界的现象和检验假设理论的方法上与自然科学有关系，在某些方面，经济学是与自然科学存在着不同。在这里认为经济学中存在着美，与自然科学的美不同的是，经济学的美没有人去探究，同时，虽然肯定了经济学的工具美以及美学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学中的价值美以及价值美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涉猎较少。
4.经济活动中的审美追求。（1）消费活动中的审美追求。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现代经济继服务业繁荣之后，正在向体验经济迈进。另外，在派恩二世和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中，在对人类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区分时，认为当代经济由于体验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发生了转型。这里，托夫勒、派恩二世和吉尔摩等都意识到了人们消费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而需要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与审美需求。这里关于经济美学的意识具有偶然性和不系统性。2002年，深入研究经济审美化的内在动因的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快乐正是经济审美化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纽带，所以要把快乐作为经济研究的源头。这里把满足人的需求而达到的快乐作为经济美学的起点，对人的心理需求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但是，这里的快乐并没有区分感官的快乐与精神快乐的界限，而这种快乐更多地停留在物质享受的层面。大卫·罗勃兹的《只有幻想是神圣的：从文化工业到审美经济》与戈洛特·保波米发表的《审美经济批判》把经济美学从人的意识、需求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2）生产活动中的审美追求。范正美在他的《经济美学》一书中，对经济美学进行了分析，对于经济美学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美学是研究经济生活（生产、流通和消费以及由此生成的生活环境）中关于美和审美的发生、发展的理论。它以经济生活中实用审美客体与实用审美主体的矛盾运动及其变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这里的经济美学更多地着眼于经济活动，更多的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美。范正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阐明了经济美学研究的目的，美学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生产活动规律的解释，所以他的经济美学理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
同时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技术美学，金易等的《实用美学——技术美学》是把技术美学应用于生产活动之中，而范玉刚在《技术美学的哲学阐释》则是更加关注技术美学对于人性的关怀，并上升到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化。
5.经济学中的审美关怀。首先是通过美学对经济学的范式进行反思。在江虹、卓俏青的《均衡、演化与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美学解读》一文中，通过对“均衡”与“演化”两种不同的经济范式的演进进行美学剖析，来分析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思想对经济学的指引，以及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尝试以“中和美”中的“度”的思想来弥补西方“和谐美”二元对立指导的经济研究的不足。而程恩富所阐述的经济美学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也就是经济学的审美关怀，关于这一点，可以体现在“经济美学建立的客观基础”和“经济美及其在财富分配中的表现”的论述中。
（1）经济美学建立的客观基础。在这一部分，他分别从古代“美”字的含义、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实践来分析美的产生，然后讨论了美学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我国的汉字“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蓄主给膳。美在善同意。”羊成为美的对象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是分不开的。从“美”字可以看出，美是与经济实践密不可分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是“自在之物”，它们作为物质虽然亘古存在，但由于构成审美关系主体一方尚未产生，所以这时的自然是无所谓美丑的，马克思曾经说，人类社会生活是一天也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创造的。其次，由于实践中的创造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再次，在创造中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勇敢、灵巧、力量等品质。在艰苦的劳动中孕育着成功时的巨大喜悦。所以在实践是连接主客观的重要渠道，而在实践中的人的自由创造是属人的特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而人在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因其充斥着人的感情与创造力，所以，这里的自由是美的。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中的一句话，总结了美的产生。美是在劳动中，在实践中自由创造的结果。
马克思在说明动物的生产与人类的生产根本不同时还指出：动物也生产，但动物只是片面的生产，是为了直接的肉体的需要才进行生产。这种动物的生产是为了自身的物质需求，或者是种的繁衍，这种生产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人的生产不同，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思想意识，为生产赋予了精神层面的东西，即在合规律的同时，做到合目的，从而达到美的标准与要求。
（2）经济美及其在财富分配中的表现。首先，程恩富分析了经济美与经济丑的概念，接下来特别说明了“和谐为美”的内容和层次。认为“和谐为美并不是一个仅偏于形式的范畴，和谐当然包括形式的因素，但绝不止于形式，它比形式要深刻丰富得多。和谐为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真与善的和谐，是主体实践自由地符合着客观规律。”和谐包括以下的层次：形式和谐、内容和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和谐，上述所说的和谐又被决定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和谐自由的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又集中体现在完美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身上。只有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能创造和谐的对象，也才能创造和谐的美。美的规律即是客观的必要性和主体的社会性和谐统一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结果规定着美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经济美与经济丑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丑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较低层次的美，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是美的。
这里肯定了经济学中的价值美问题，如美的生产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美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等，另外，着重谈到了分配等领域涉及到伦理道德与制度所表现出的关于“善”的问题所涉及到的美，这些对经济美学理论的探讨都具有创新的意义。
关于经济美学的范畴，程恩富在马克思实践美学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和谐为美”在经济中的表现，认为“和谐为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表现，还需要内在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体现在自由发展的人的身上。这些都为经济美学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是，程恩富的经济美学在为我们研究经济美学提供思路的同时，由于是从经济学方***的角度来谈，因此并没有大量的篇幅进行系统的论述。所以，在他的论文中，没有从经济学学科性质的角度入手，来区分经济活动中的美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而经济活动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息息相关，联系密切，但两者是不同的。经济活动中的美主要是从经济活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的角度来说明，而经济学思想中的美主要体现着经济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所以经济学理论中的美又分为工具美与价值美。经济学中的工具美更多地局限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美，表现在表述形式上的结构美、表述过程中的语言美（包括实证经济学的数学语言以及规范经济学的日常生活用语）、表述中体现的理性思维智慧的方法美；而经济学的价值美则更多地探讨经济学对人的终极关怀，确定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就曾经论述过。马克思在《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赋予经济学以美学的内涵，并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此外，王柯平的《旅游美学纲要》中，认为，存在着一些“直接关乎现实生活的”美学，如服装美学、烹饪美学、旅游美学以及一些“直接涉及物质生产的各种专门性技术美学”。卢世林的《人口经济美学浅论》一文中，认为，美学在人口经济学中的作用表现为：利用美的规律来调节人口经济运动；利用人口美学形成人口经济价值系统，即研究与人口相关的价值观念，促进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人口经济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评判人口工程的合理性，并提出有建设性的人口规划和建议。祁聿民的《商品美学》，只是从商品的角度来探究经济美学的；章斌的《劳动美学》，陈明的《公关美学》，庄志民与乔修业分别著述的《旅游美学》等，都是从经济活动的某一角度来阐述的。因此，从目前经济美学的研究来看，大多停留在经济美学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多一些，虽然存在着对经济学思想中的美学思想的探讨，但是缺乏系统性研究。经济美学试***弥补这种缺憾，在肯定经济美学包括着经济活动中的美学和经济学思想中的美学的同时，梳理了经济活动中的美的外延，同时研究了经济学思想的美学，本文力***从整体性、系统性方面，对经济美学的研究有所创新与突破。
三、经济美学的含义
杜威认为，对于一种真正的审美文化来说，实践科学和审美欣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没有实践科学，人将是自然力的和牺牲者；没有审美欣赏，人类将变成奇怪的经济怪物，永无止歇地陷入与自然和其他人类的讨价还价之中。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理解为实践科学，在经济学中，美学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萨缪尔森曾经肯定过经济学中美学因素的存在，“过去我常常认为，纯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本质上是美的，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的美是次要的，但是，我想这种观点是错的。简单的李嘉***的相对优势理论是美的，而数学家是无法让你信服这一点的。”我们试***建立这样的学科，即把经济学与美学结合起来，就是本文所说的经济美学，通过这一学科的建立，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贫困，对于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生态恶化、社会不平等、金融危机、道德的缺失等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本文认为，经济美学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讲，经济美学是指研究经济活动（生产、消费、交换、流通）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活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又是来源于活动的。经济活动的美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经济活动中对美的理想追求正是需要经济学中的美的思想予以指导的，而经济学中的美的思想也正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体现。例如，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就是源于“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指导。
狭义上讲，经济美学仅指研究经济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主要是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形式、结构、语言、方法中的美，特别是经济学学科性质所体现的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终极关怀，所以经济学思想的美包括经济学的工具美和价值美。经济学的工具美主要体现手段的美，是形式美；经济学的价值美主要是探讨体现深厚的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
经济学的工具美与价值美的划分是以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为依据的。经济学不仅仅具有科学特质，同时，作为一种人学，经济学的人文特质不容忽视。经济学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而经济学的科学特质呈现出来的美是一种科学美，是经济学的工具美；而经济学的人文特质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文美，是经济学的价值美。经济学中的工具美属于科学美范畴，表现为对称美、简洁美、和谐美等，这些美的范畴主要表现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美，即结构美、语言美和方法美。这些美更多地体现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中。经济学的价值美则通过探讨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体现了经济学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主要范畴有：自由美与和谐美等，这里的自由是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通过“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实现的。如果说经济学的工具美体现着经济学的科学特质，那么经济学的价值美则体现着经济学的人文特质。经济学的价值美更多地体现在规范分析方法之中。
参考文献：
1.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谷鹏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和谐美学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6.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
7.P·A·萨缪尔森，W·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8.盛洪.经济学精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9.阿尔文·托夫勒.蔡伸章译.未来的冲击.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10.王建民.审美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集团经济研究，2005（4）
11.张品.论审美的经济效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12.黄建君.论经济活动中的审美性.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13.滕守尧.公司化社会与审美文化.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4.程恩富，胡乐明主编.经济学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5.范正美.经济美学.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
16.彭加勒.科学的价值.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17.许纪敏.科学美学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8.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
19.阿马蒂亚·森（印度）.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0
20.J.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21.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2.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3.Samuelson，P.R.Some Psychological Aspect of Mathematics and Eco
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1954
24.Shackle，G.D.L.The Nature of Economic Thought： Selected Pape
经济生活论文篇4
论文摘要：哲学的价值范畴是人文价值，是人的应然存在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的全面生成；而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则仅仅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经济价值，二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不能彼此分割，也不能互相替代。认真探讨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消除因价值概念的混淆而带来的思想混乱，矫正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论误区。
一、经济价值的含义及其局限性
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对于这样用以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人的生存之根，“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77可见，任何淡化或拒绝经济价值的貌似“清高”，都是于人类生活无补的异想天开的理论悬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价值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是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凝结，或者换一种说法，商品的价值是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吸纳”。这样一来，劳动也就被视为经济价值的源泉。于是，经济价值便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该商品能够用来交换到何种商品；最后，该商品及其等价物能够用来满足人的何种需要。
由于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和生存不可须臾离开的基础，所以它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经济价值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和限度，如果把经济价值无限泛化，用以覆盖一切价值领域，或用来代替哲学的人文价值，那就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和理论误区。这是因为：
第一， 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或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创造经济价值或社会财富的不单有劳动这一要素，同时还有土地、设备、原材料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劳动和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构成社会财富（经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说，创造经济价值的主体不仅包括劳动的自为主体，而且包括自然界的对象主体，商品并不仅仅是对于劳动要素的“吸纳”，它同时还“吸纳”了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因此，马克思曾经严肃地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的《哥达纲领》中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2]298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来源除了劳动产品以外，还包括自然物品和服务产品。商品是在市场上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其中有自然物品、劳动产品和服务产品，尽管商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劳动产品，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无论怎样都不能凭空生产出劳动产品来。如果从源头上说来，大多劳动产品都是取之于自然物品。例如，人们吃的粮食是农民通过耕种土地而获得的劳动产品，粮食是庄稼结出的果实，庄稼是农民把种子种在土地里而生长的植物——这里就出现了诸如土地、肥料、种子、阳光、空气、水和其他自然条件等等。
第二，人的劳动或对象性活动，并不只是限于向着经济产品的投射，而同时投向人的经济生活、***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结果必将在超越经济价值的意义上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生成。近年来，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在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总量的构成问题。他认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其中，间接使用价值类似于生态的服务功能；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保护某种自然资源以备未来之用所预支的费用，类似于保险费；存在价值则意味着环境资产的价值评估，如原始森林由于具有很高的潜在性存在价值（其中包括环境价值和审美价值），所以，人们就愿意投资保护它。国内许多学者的论著已采纳或吸取了这个观点。资源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分为产出物和非产出物两大类，与之相应的便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前者指自然资源可直接用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经济价值，如饲草，或其转化物——肉、***、毛、皮等，这部分价值还包括其他的使用效能，但它们并不直接用以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不直接或不可能直接在市场上交换，属于非使用价值，其价值只能间接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在人的心理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愉悦中得到体现，是人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这时候，人的活动的投射所生成的价值，并不是可以用来交换的有形商品。
第三，直接的经济需要远不是人的全部需要。诚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物质财富普遍匮乏的历史条件下，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价值将是基本的或被人普遍关注的主要价值形式。但是，人的需要不限于经济需要，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人的需要旨向将随之向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拓展，诸如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审美愉悦的需要等等，而这些非物质、非实体的价值形式，是不能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原则用货币去购买的。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那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把劳动与创造财富相提并论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一味追求财富而破坏自然环境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与它造成的环境损失相互抵消以后，对人类的总福利将会是一个负数；它所产生的“有害的、造孽的”效果不但使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必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只是限于围绕经济价值的轴心运行时，不仅会导致经济活动本身的不可持续，而且必将导致人本身的异化。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消耗了自然物质，同时还降低了自然的质量，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和修复补偿的过程。于是，人类要持续发展，必须依托于稳定、健全与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对自然生态系统不断地提供必要的补偿，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充实和发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就因此被提上了议程，即这种补偿不能仅限于两大部类之间的补偿，还必须考虑对自然的补偿。具体说来，就是在产品价格中必须追加环境损耗的成本。因此，当代人在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应尽量避免给后代人造成环境损失的后果，如果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就必须采取合适的“储蓄”、“贴现”方式进行补偿。
二、人文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在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中，物质生活需要一直居于基础地位，因此，经济价值就是最基础的重要价值形式。但基础并不等于一切，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不能掩盖和代替人的其他生活需要，否则，人的存在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与人相异化的。
国内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价值的生产要素相继扩大到了土地、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等，劳动价值一元论就相应地扩展到生产要素多元论。但是，这种观点对于拒绝将环境因素计入生产成本、普遍低估自然价值并突出地表现为在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现象，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3]20。从经济维度看来，在一个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没有商品，劳动甚至也不表现为价值，自然就更无所谓有没有价值了。但是，私有制关系的出现，使自然成为供人们占有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则把这种关系放大到了极致，使自然完全沦为工具性的经济价值，资本原则作为绝对的普适原则驱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
其实，从经济维度说来，“价值”通常表征着人的效益评价和主观偏好，而环境价值的分类则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自然效用的认识，或者说不断发现了自然的新的价值（包括自然的内在价值、使用价值和系统价值等）。在经济领域，人们之所以“在观念上和语言上”赋予自然以价值，是因为自然具备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 [3]406。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自然的需要层次不断提升，为了让自然更好地有序运行和全面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人们的活动样式也大大丰富了：不仅使自然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发展、生命安全、美感愉悦等等的需要；不仅令其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然，人们为此就必须学会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的需要，学会尊重和善待自然。
近代以来的人们把自然过度地经济化的实质，在于片面地突出了自然对人“有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相应地弱化和取消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4]879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治的或社会制度的领域，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目的而导致环境破坏和文化失落的生态危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或其他社会制度的现实生活中，都普遍地存在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这即是说，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单纯的***治原因，而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综合原因所致。
以赢利和生产为目的的经济，其后果必然是浪费的经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生产造成了大消费，大消费又维持了大生产，从而导致经济价值对于人本身的异化。美国女哲人哈娜·阿朗特早在1958年就曾这样评价美国的经济：“我们的整个经济已变成一种浪费的经济。在这种浪费经济中，所有的东西都得飞快地吞掉或扔掉，几乎跟这些东西问世一样快，以便使这个过程本身不遭到一个灾难性的停止。”[5]304在这里，手段和目的神奇地发生了置换——生产不是为了消费，消费反而是为了生产。即使生产毁掉了整个生态环境，以至于使整个人类的生活难以为继，它也仍然难以停顿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被舒马赫所揭示的判断幸福的不同标准问题：“近代的经济学家总是以消费较多比消费较少的人‘生活要好’这样的信条为出发点，根据每人每年消费总量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佛教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因为他们认为消费只是实现人们幸福的一种手段，人们的目的应当是以最小限度的消费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5]306那些在生产中仍在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人们，很有必要深思何为幸福的问题。
把环境价值单纯经济化、工具化的倾向，始终立足于或局限于劳动价值论的阵地，尽管它也承认马克思的关于“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的论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自然的经济价值或工具价值，从而不能不忽略甚至排斥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和人文价值，所以它就只能在真理的门槛以外徘徊，而难以走进真理的殿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并不是任何预成的实然存在，而是主体选择和创生的随机生成的应然过程。并且，“满足需要”的活动本身并不一定就有价值，因为主体的需要并非天然都是合理的，其中既有积极的需要，也有消极的需要；既有正面的需要，也有负面的需要；既有适度的需要，也有超度的、过分的、虚假的需要。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赌上了人文价值失落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并且，在生产类型上，仍然局限于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把人的环境需要以及经济以外的其他需要置于发展经济的视野之外，无视人和人的生境的彼此统一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经济维度所关注的价值并不总是真正“合目的”的，并不必然导致实现主体应然存在的全面生成。假若与人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应然生成相背离，那么，即使人在实践活动中多么的轰轰烈烈、叱咤风云，在主观上以为自己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也难免导致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从而终究是以经济活动成功的外观创造着负价值，虚度或扭曲人生。
长期以来，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被片面误解为“物的发展”、“工具的改进”和“财富的增殖”，忽略了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实质，以偏概全地用经济价值取代了人文价值，用物质生活需要淹没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 [6]88。如果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外在有用性的经验价值层面，而忽略其中所蕴涵的人的全部本质的超经济价值，忽略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人生意义的文化价值，那就是用外在工具价值淹没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用经济价值取代人文价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全面理解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关系的当代意义
在全球生态危机依然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全面理解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关系，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则，一种理论在它创立时无论多么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个别问题的解释上都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而需要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例如，马克思关于土地有价格无价值及其相关的商品价值的一些具体结论，是在当时人与自然矛盾尚不十分尖锐、作为商品交换的自然资源种类不足够繁多（主要是土地、矿山）的条件下做出的（尽管这些具体结论至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如今，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人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基本上都已呈现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无疑将需要进一步地修正、充实、完善和发展。坚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并将其拓展到自然价值论域，可以使我们对自然资源价值来源问题作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生活现实的科学回答。
其次，确立全面的生态价值观，矫正和协调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步认识到，正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人类采取了全面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规模与发展模式，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鉴于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匮乏与环境困扰，国际***治经济关系都已深深地烙上了自然资源的特征。因此，传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价值观念，都必须按照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彼此协调模式，进行实事求是的更新发展。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无疑将有利于促进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再次，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与难点之一，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以及更加完善的商品价值理论，有助于建立一套合理的以自然资源价格、采掘与种植业产品价格到工业加工品及消费品价格的价格体系、价格形式与运行管理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掌握价值规律，按照经济发展与资源再生产、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生态法则，正确调节商品生产者之间、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再生产方面建立科学的调节机制。总之，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为全面满足人的需要、防止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促使人的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当代能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社会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一边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一边掩盖或忽略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那它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可见，正确理解和处理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
[4]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经济生活论文篇5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性质;功能;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中国林业得到快速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林业经济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府和公众所关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以林业经济活动作为学科的落脚点,理应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然而,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生难以觅得与专业一致的工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获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之际,本专业15名毕业生,除去3名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外,另12名硕士毕业生无一人就业于林业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学科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国内林业经济管理学术界足够重视,仅有张建国先生等少数学者就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为了引起国内学术界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关注,分析了该学科的性质、功能、理论构架、研究现状等内容,并较为系统地揭示该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科性质分析
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始于学习苏联,受着计划经济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响。经历了逾50年的发展历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学科阵容逐步形成,大量专着和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然而该学科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作为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职能缺位
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其研究对象特定,即林业范畴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鉴此,林业生产活动应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中森林经营活动显得更为基础。自德国学者福斯特曼(FauBtmarm)于1849年提出的森林最适轮伐期公式以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将森林经营所具有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税费制度、国际贸易等影响因子纳入其中,关注于森林经营活动最优化问题。自建国初至20世纪末,中国长期奉行木头林业,即一味追求林业的木材产出功能,导致了东北国有林区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若以被主流林业经济学家抛弃的木材永续利用理论(T***。Timb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而言,中国森林资源不应演变为当前的资源极度匮乏地步。事实表明,中国林业发展与理论支撑脱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林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缺位,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林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难以在林业中觅得一职。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缺乏学科基础
林业经济问题研究一定要贴近林业技术,才能解决林业发展的经济问题,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随着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SFM,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成为林业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林业经济问题拓展为涵盖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经济问题,着眼于寻求林业产业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3者的共同实现。鉴于交叉学科性质,在分析林业经济问题时,应对影响林业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有相应理解。在与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交流中,得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均具有良好的林学或生态学背景,而国内林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与其相比存在较大迥异,这决定了国内外林业经济研究水平的差异,也制约了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发展。专业知识背景的欠缺,尤其是林学等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使得国内林业经济学者难以关注森林经营活动效益最大化这一林业经济最根本问题。
2 学科功能分析
设置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在于培育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创新,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化、管理***策优化提供决策服务。因此.该学科的功能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培养专业人才,即教学功能;其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即科研功能。
2.1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教学功能不健全
培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功能。当前,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农林高等院校均设立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展了本科、硕士生教学工作,部分学校还获准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每年获取林业经济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百人。以毕业生数量而言,该学科无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然而,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阐述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而言。该学科并没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功能。学无以致用,专业人才难以从事所对应行业的专项工作,使得学科建设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化之东流,也使得学科的长期发展后继无人。以中国林权改革中涉及大量的林地流转问题为例,国内几乎没有能对林地和活力木价值进行评估和核算的专业人才,这无疑是教学的失败,也是基本功能不健全的体现。为实现学科的基本功能,即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功能,学科建设应与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紧密结合。
2.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虚化
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与其教学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与产、学、研3者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致。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决策支撑功能缺乏实现的空间。在森林采伐限额的制约下,采伐指标的获得对林业生产者而言,较森林的最优化经营更为关键。在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主导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林业生态工程得以实施,使得林业生产者更为关注自有森林如何尽可能多的被划定为生态公益林,以及如何尽可能多的获取***府补助。迄今,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与林业生产活动实践脱节,难以指导林业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该学科教学毕业生难以在林业行业中觅得职位的原由之一。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科研功能的实现。既有待于科研环境的优化,更取决于学科基于自身性质,逐步实现自我完善。
3 学科理论构架分析
多年来,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不断发展与变化,既服务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人们对森林的认识水平面发展变化的。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与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理论构架存在根本差异。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为后者的具体运用。作为应用经济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立足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林业经济活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构架于高等数学、经济学和林学等学科理论,并基于此。形成林业发展理论,诸如森林永续利用理论、森林多功能理论、协同论、船迹论、林业分工论、森林培育轮、生态系统经营理论、近自然林业理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林业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以林业发展模型而言,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效率理论更为复杂,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的林业经济模型存在严重缺陷,而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将消除传统林业经济模型的缺陷。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学生应掌握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林学等学科基础理论,诸如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边际理论以及林学的森林生长理论等,方可系统地理解和认识林业经济活动及其本质问题。如本章第2段阐述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当前存在学科基础薄弱等闯题。就该学科学生而言,大多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必备的数学和林学理论基础。
4 学科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开展科研活动,既是为具体的决策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也是将学科理论接受实践检验,寻求学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方针***策与林业经济实际严重脱节,3者间关系扭曲。学术研究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缺乏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常常只扮演了解释和附和国家***策的角色。与中国林业实际脱离。
4.1 研究对象未定位于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未将中国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森林资源经营问题。以2006年《林业经济》刊物登载的257篇论文为例,其中与林权改革相关的文章共50余篇,与生态工程相关的文章逾50篇,而无与森林资源经营相关的文章。林权改革是中国牟取林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所在。也是林业经济研究应关注的命题之一。林权改革促使森林经营权的转变,即既定林地经营主体的变更,及与之相对应的活立木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转变。因而,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林权改革成效,应着眼于林地经营权发生更迭后,原有经营主体和现有经营主体收益的变动。林业生产具有内在规律,即速生丰长林的轮伐期在立地条件极好的情况。需6-8年尚可采伐利用,而一般针叶材轮伐期高达数10年以上。在林权改革后的短时间内,难以对森林经营主体收益变动予以评价。换而言之,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林权改革成效并不能从根本反应此项***策的优略。然而,对于森林资源经营研究的缺乏,也决定了对于森林经营主体长期收益关注的缺位.进而不难想象对于林权改革绩效的评价必将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
经济生活论文篇6
查字典为您提供“经济学理论生活经济学原理看生活中的问题”解决您在写国际经济论文中的难题
经济学理论生活经济学原理看生活中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生活经济学原理看生活中的问题”，更多内容请点击查字典论文频道。
经济生活论文篇7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F104Y484.jpg
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F104Y485.jpg
F104Y486.jpg
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经济生活论文篇8
关键词：区位理论 古典区域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 现代区位理论
区位的基本涵义
区位一词源于德语的“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日文译为“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位的涵义有多种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区位既有场所的涵义，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场所，是某事物占据的场所和空间（张文忠，2000）。区位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由于区位理论限定于研究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诸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李小健，1999）。
区位理论的发展沿袭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来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刘树成，1994）。比利时的经济地理学家蒂斯（J.F.Thisse，1987）认为，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空间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区位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并于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典区位理论
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杜能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模型，论述单一运输因素确定农业生产及经济空间的配置定向，并提出了销售价格决定产品种类和经营方式，运输费用决定生产成本，主张依据运输、距离确定最佳配置点的环形农业区位理论。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科技***的发生，使得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劳恩哈特（W.Launhardt）。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1882年，劳恩哈特在《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的《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一文中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1902年，劳恩哈特在《The Principles of Railway Loc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区位三角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尼汉斯（J.Niehans）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的贡献。
韦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韦伯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思想。1914年，韦伯又发表了《工业区位—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对德国1861年以来工业区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聚集以及其他若干工业区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韦伯认为，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指向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大时，便会产生集聚。韦伯通过加工系数，即单位区位重量的加工价值来判断集聚的可能性。韦伯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并且提出了区位理论中的经典法则—最小费用区位法则。任美锷（1947）认为，工业区位理论以韦伯的研究“最有系统”，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经济地理学的不朽名著”。
（二）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Losch）。1933年，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将地理学的空间观点与经济学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利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创立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以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原则等中心地区原则进行市场区域网络分析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中心地理论。
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是周围区域的中心，是指能够向周围区域的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点。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中心性来衡量，即中心性=中心地供给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供给自身的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的等级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水平。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类中心地间的距离也相同，且每个中心地的市场区域都为半径相等的圆形区域。各级中心地相互竞争，组成一个有规律递减的多级六边形空间模型，此时所有中心地达到了空间均衡。
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遵循三个原则：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原则。在三个原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交通原则和行***原则是对市场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一种综合的、宏观的、静态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为具体解决计划、规划问题的动态平衡打下了基础（杨吾杨，1989）。
中心地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理论地理学》的作者邦奇（W.Bunge）将克里斯塔勒尊称为“理论地理学之父”。1940年，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地系统—市场区位论（何炼成，2005）。廖什认为单一企业的最佳区位应该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廖什的理论从市场区位的概念出发，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建立了市场区和市场网络的模型，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现代区位理论
20世纪50年代，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以被称为“区域科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W.Isard，1990）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论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现代区位理论的逐渐形成。1956年，艾萨德出版了《区位和空间经济》，4年后他又出版了《区域分析方法》。艾萨德在新古典微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利用宏观均衡方法将局部静态均衡的微观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
20世纪70年代，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玛西（D.Massey）认为，空间作用离不开社会作用，没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作用，根本不存在纯空间动因、空间规律、空间相互作用。20世纪80年代，斯科特（A.Scott）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斯科特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对空间聚集和分散的影响，揭示了现代工业的区位原则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位理论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日本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F.Masahisa）、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A.J.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模型。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将空间经济模型纳入区位论的分析框架，成功地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和区域产业集中化的内在机制，为区位论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依据。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通过构建有见地的数学模型，填补了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地理内容的空白。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合著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在该书中克鲁格曼等人引入了迪克希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le，简称D-S模型）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框架以及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冰山运输成本理论（Iceberg Cost），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克服了传统区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作为研究假设条件的缺陷。
区位理论的应用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理论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位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需要根据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要求，将经济活动落实到一定区域范围。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分为宏观选点和微观选点。
第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通过对地理空间中的区域经济进行组织和调控，使区位条件能够更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形成区域经济与空间环境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三，产业布局的优化。根据区位条件，通过产业和和生产要素在空间地域的合理流动和组配，实现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空间分布形态和地域组合的合理化和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根据城镇体系区位条件，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的指导思想，形成与之相契合的城镇职能、规模和空间结构规划。
区位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其对于深刻领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规律、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科学出版社，2000
2.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刘树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4.Thisse J.F.Location Theory，Regional Science， and Economic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87，V27（4）
5. Launhardt W.Die Bestimmung Des Zweckm？ssigsten Standortes einer gewerblichen Anlage[J].Zeitschrift des Vereins Deutscher Ingenieure，1882（26）
6.Pinto J.V.English Economists`Descriptive Accounts of Location Theory[J].College of Business ***istration，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 97-03，1998（7）
7.约翰·伊特维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8.张文奎.卫勃的工业区位论简介[J].经济地理，1981（2）
9.任美锷.建设地理新论[M].商务出版社，1947
10.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常正文译.商务印书馆，1998
11.杨吾杨.区位论原理—产业、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12.威廉·邦奇.理论地理学[M].石高玉，石高俊译.商务印书馆，1991
13.何炼成.中国经济发展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4.沃尔特·艾萨德.区域科学的起源、发展和未来[J].生产力研究，1990（6）
15.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简介：
经济生活论文篇9
《资本论》； 意义；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结构
【中***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75-02
1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重要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经济理论成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作的。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研究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 《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入手，运用科学抽象法，逐渐深入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进而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还原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指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等式怎样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而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最近几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和***府重新开始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对于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进行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 从事经济学研究，分析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深刻的经济学观察力。要取得这种观察力需要经历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1]学习《资本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更是要训练经济学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和数学推导，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会使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严密的思维习惯，对于我们学习其它的经济学知识和进行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1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2学术界的不同理解：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主要的争议来自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通常我们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通常意义的生产方式并不一致。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可以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基于此，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础性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3）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如胡钧认为应把《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恰恰是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经济范畴。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形态，即层次不同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正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日常运行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质生产问题，二是社会交往或经济关系问题。樊纲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这两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问题，即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关系问题，即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4现实意义
在古典***治经济学时期，***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不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论证，而且对经济现象背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本质问题却不做分析。从W.S.杰文斯开始，逐渐用“经济学”来代替“***治经济学”，认为这样更符合学科的对象和主旨。
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回归，使经济学理论重新回到研究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在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着重对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但是要把握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
注释：
经济生活论文篇10
关键词：意识形态 经济活动 经济功能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根据西方经济学思想提出意识形态有以下经济功能：一是保持团队内部团结和稳定性；二是论证团队集体行动的合理性；三是动员团队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四是约束团队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动中或他人行动中，肯定存在某个人借机占便宜的投机行为）的出现；五是规范团队之间的关系（杨雪冬，1996）。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问题，节约交易费用（黄新华，2000）。还有人根据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当年“精神资本”的说法，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资本，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精神资本三者相互结合而发生的（罗卫东，2001）。
然而，当我们考察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这些研究过于空泛，很多研究既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加以澄清，也未能把意识形态与经济生活本身的关系说清楚；而且不少人的思维囿于西方经济学话语模式，不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就是将其看作企业文化，从而人为地缩小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研究的视域。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不同于文化的经济功能。人们常常谈论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识形态属于精神文化但是又不等于一般意义的文化，其涵义要比文化的涵义狭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某一特定阶级利益诉求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一系列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原则，用来论证该阶级或社会集团切身利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表现为一定的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治和法律思想等话语形式。事实上，不但***治、文化领域里有意识形态，经济领域同样有意识形态。那种以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就是经济意识形态，它为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提供直接的辩护。实践证明，诸如“全球化”、“低碳经济”等貌似不偏不倚的“前沿经济理论”既是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和价值标准，是典型的经济意识形态。
文化比意识形态更具有外在化的特征，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治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有显性的巨大的反作用。由于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价值核心，在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关键的作用，它通过一系列的价值观、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手段实现了对经济过程的干预。由此可知，仅仅研究文化的经济作用、文化活动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更进一步地考察精神文化中的核心即意识形态在人类经济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
意识形态影响经济活动的机理
（一）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告诉我们：物质世界的社会存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即精神形式，而一定的人类意识形式又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和影响，从而改变原来的世界面貌。正如有学者所讲，“人们精神需要的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情绪的振奋，民主精神的高扬，思想自由氛围的形成，社会正气的发扬，社会秩序的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又是物质生产的间接因素和外部条件，是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段若非，2004）。
（二）意识形态支配人的社会活动
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异是形成了高度的社会心理和意识结构，并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活动。这些社会意识包括文化习惯、、伦理道德观、理想、信念、民族精神等，其中起着最根本的社会作用的社会意识是以价值观、审美观表现出来的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因素，除了其动物本能外，更多的是他的意识形态对其大脑思维的影响。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的作用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它们被认为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但是，离开了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技术的价值理性会被忽略，知识会被滥用，这将反过来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相反，一个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精神、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科学家则可能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为人类造福。
（三）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决定了意识形态必然对经济产生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在有阶级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从事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创作的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一定的***治和文化关系之外，不可能摆脱种种的利益关系。他们的这种利益关系往往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也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大脑里发酵，就成为支配其日常经济生活的内在力量。人本经济学家刘永佶针对有人忽视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而批评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形成文化，经济发展机制才是实在的，才能发挥其作用，不论交换规则，以及统制体制、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过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而这个机制本身，又是以人为主体的。把经济发展机制说成似乎超脱于人之外的，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机制，是与实际不符的，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机制”。
意识形态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能动作用
（一）意识形态变革带来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先导，在***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起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和火车头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发挥的作用固然是很大的，但是科学技术也只有在稳态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这一作用。当人类社会出现新旧社会更替的态势、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需要被新的社会关系代替之际，意识形态***就会成为关键的促发因素。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年代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就起了很大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理论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年代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革新了的意识形态一旦主导了人们的思维，就必然变为其现实经济行为的坐标和向导，这会促使他们抛弃不合时宜的旧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构建起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创新的经济体制可以直接对社会生产力产生推动作用。
（二）意识形态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或经济思潮是决定特定历史阶段某个国家经济决策的内在的文化动因。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影响是很大的，统治阶级中的关键人物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国家行***机关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决策。例如，近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向前推动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决策有分不开的关系，而后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又与***本人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姓社姓资”的相关判断有密切联系。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往往恰恰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何新，2001）。凯恩斯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经济思想对经济决策者主观判断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
（三）有效的思想***治工作直接形成精神生产力
思想***治工作离不开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教育，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有一定思想、***治、道德、心理素质的合格公民，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国家的***治稳定解决合法性问题，这正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我国是传统上进行过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国家，它有着历史悠久的良好传统和经验。研究过“红色亿元村”的学者陈湘舸曾经这样写道：从办企业成功的事实来看，对于一个公有制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几位乃至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公而忘私精神的带头人，无论如何搞产权、管理方式之类的改革也不可能搞好，即使一时搞上去，也难以巩固和持久。原因是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说，本质上要求管理者与职工要清除私有观念、树立公有观念，具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李火烨，2002）。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教育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是不可或缺的。
（四）意识形态制约经济外交行为
在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也常常起着微妙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民众一旦被爱国主义情绪所感染，就会直接采取如抵制使用和拒绝购买某外来商品的行动，***府也会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压力下采取非常规的措施以应对局势，从而使现实国际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注意国际舆论宣传，忽视维护其国家意识形态形象，若再遭到有敌意的外国恶意诋毁，则该国的商品常常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歧视和抵制，从而给该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那些善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包装的国家，在经济外交过程中也往往占尽了便宜。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对他国进行金融和商业盘剥之上的国家，其***府欠下国内外的债务总量是一个天文数字，美国垄断资本运用超强的***事机器进行全球恐吓并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宣传手段为世人描绘了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国家形象，使世人对美国经济始终怀有信心，这就导致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该国，避免了其经济崩溃。可见，巧妙利用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保证经济安全的必备条件之一。
（五）生活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人们在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支配下采取的消费方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无形中规定了“应该怎样消费”、“不应该怎样消费”等价值标准和理念。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一对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当达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消费社会，其奥秘在于：垄断资本深知民众消费心理的重要性和作用，于是通过大众传媒鼓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营造有利于其商品流通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氛围，人为地制造“消费需求”和商品市场，使大量一般民众非必需的产品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保证了其垄断利益不被侵犯。可以说，离开了意识形态操纵，就没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持续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J].经济体制比较，1996（2）
2.黄新华.意识形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0（6）
3.罗卫东.论现代经济增长与“精神资本”[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
4.段若非.论精神生产力[J].当代思潮，2004（1）
5.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
6.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M].时事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