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1
一、始终保持学习能力自警自醒。一定要不断加强对***的方针、***策和***纪国法、部门法规的学习，尤其是通过学习《中国***廉洁自律准则》、《中国***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办法》、“五条红线”、“八个不得”、“十个严禁”和“信用卡十不准”。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努力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自身免***力，始终牢记***员标准、岗位职责，常修为***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法分子便无机可乘。时刻提醒自己，约束自己，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2
通过此次廉***教育，我深刻体会到必须在日常工作中形
成尊崇***章、捍卫***纪、遵守纪律规矩的良好风尚，不断巩
固自身的法纪意识、廉洁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
一、坚定信念，严守思想防线
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指挥官，是能否做到自律的思想基
础，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
头脑清醒，在小事细节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致被困于名缰利锁，受制于一己私欲。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无数腐败案例证实，背弃理想信念是腐败分子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作为手上掌握着祖国和人民赋予公权的*干部要自觉把坚定理想信念、严格律己作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并融入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化为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
二、以案为鉴，谨记自律廉洁
在加强自身***治理论学习的同时，本人结合先进性教育
活动的开展，观看了一些廉***电教片，思想受到极大震撼。我深刻认识到，国家干部一旦贪欲膨胀、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面前打败仗；一旦追逐名利、捞取功名，就会急功近利，贻误事业的发展；一旦恃权轻法、心存侥幸，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变成人民的罪人。这些反面的案例也使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应该时刻牢记一个***员的标准，强化***治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服务意识、勤***意识，廉洁自律、洁身自好，真正做到立***为公，执***为民。
鉴于以上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上级关于廉***
建设等方面的规定，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依法治税、
从严治队”的要求，主动纠正“四风”，正确对待手中的权
力，以苦干为乐，以民生为本，处处从大局出发，按制度办
事，按原则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
系。坚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科学的发展观，严于律己，公
正严明，按照制度和规定，严格对照检查自己的行为。
三、以人为本，树立服务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要始
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首先，要以**人为中心。作
为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始于*人
需求，基于*人满意，终于*人遵从。要完善*服务制度，打造宣传咨询新平台，构建权益保护新机制，贯彻信用管理新
理念，探索社会协作新思路。努力减轻*人负担，持续提高*人满意度和遵从度，促进征纳关系和谐发展。其次，要以*人合理需求为导向。我们要以持续提高*人满意度和遵从度
为目标，积极完善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功能建设，严格执行首
问责任制、特殊情况延时服务制，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改善
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人提供服务时热心、耐心、
细心，态度和善，文明用语，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我们
要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养成守纪律、讲规矩、重执行的职业规范，
形成崇明税务新风正气。
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为鉴”警示教育，树牢廉洁自律意识
第二***支部组织开展线上警示教育学习活动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为鉴，加强***性教育和廉洁教育”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加强第二支部***风廉***工作建设，进一步提高本支部***员干部的防腐拒变能力，使***员干部树牢廉洁自律意识，4月25日至26日第二***支部组织开展了线上警示教育学习活动。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推出“案说”栏目，汇总展示了典型案件和通报，第二***支部以此栏目为学习素材，按照“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的警示教育学习要求，深入学习了《xx有色集团原副总经理被“双开“，莫把国企当成私人领地》文章中的案例，以及3月份近x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的各项通报，深刻剖析了当前本支部***风廉***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认识到反腐败工作的紧迫性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从而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3
“讲***治、顾大局、守纪律”，要求***员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治上考虑分析问题、从大局上统筹谋划建设、从纪律上管理约束言行，始终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思想道德的纯洁性、***性觉悟的原则性和廉洁从***的自觉性。因此，***员领导干部要在树好“七个形象”中强化***治意识、大局意识、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另外，纪律规矩与初心使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切实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对照检查，进一步查找差距。理论武装要强化，***治理论学习是永恒的课题，必须长期坚持，要用理论强化思想，只有理论上清醒才有***治上的坚定。要深入检视问题，要对照相关工作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花足时间反思，深入对照检查，挖出问题，寻找差距。要认真思考“改什么、怎么改、改得怎么样”的问题，向组织、向群众、向自己有交代。遵章守纪要固化，把***章放到最高位置，把***的***治纪律放到最前面，严守***纪***规，带头形成良好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
2020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作为环保人要以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收官为重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建设，做新时代***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保铁***。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4
中***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1(C)-0219-02
档案鉴定是决定档案存毁的重要手段,对高质量的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对馆藏档案的优化起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人、财、物的科学和有效地利用。同时档案鉴定也是档案学理论中的核心和难点。是一个既难解决又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就档案鉴定的现状、成因和对策表达一些个人观点。
一、档案鉴定现状
(一)档案价值鉴定缺乏明确定义使得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混乱。
目前在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研究方面对档案价值鉴定定义不明确,造成档案价值鉴定理论鱼龙混杂,档案价值鉴定在档案学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一些教科书中虽然对档案价值鉴定进行了阐述,但是也仅仅是对依靠归档文件产生的历史背景、条件、内容的重要程度等因素来确定价值鉴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进行描述,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然后就是在档案价值鉴定中常出现一些判断性的错误,例如有的将“文件”与“档案”两个概念相混淆;有的弄不清档案价值鉴定的起始点和终止点;也有的将档案价值与档案价值鉴定混为一谈。业界专家应该通过讨论明确的提出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定义,以加快档案价值鉴定的研究。笔者认为,档案价值鉴定就是相关的档案工作者,根据特定的规则、标准,然后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判断档案的价值,并将档案根据其价值等级进行分类,然后确定这些档案的保存期限。
(二)档案价值鉴定队伍建设不完善
档案价值鉴定队伍建设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档案价值鉴定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有着很强的“困惑性”和“疑难性”,有部分档案管理人员存在着畏难情绪、怕担责任的心理,使得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无法有效的开展。第二,档案价值鉴定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为档案价值鉴定队伍的建设带来了许多困难。第三,档案鉴定人员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对档案鉴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于专业的档案鉴定人才都十分的缺乏。
(三)档案鉴定质量尚需改进
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很难把握住档案价值鉴定的重点是什么,从而使得有些已经失去保存价值的文书档案和会计档案仍被继续保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原有档案保管期限划分不清,但这都是档案鉴定质量不过关所引起的。在工作中,部分档案管理人员没有注意区分具有相似之处的文件资料,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得档案鉴定的质量不够高。
(四)把档案价值鉴定视为档案工作的一个环节,制约了档案价值鉴定的实现
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发展,除了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我国目前仅仅是将档案鉴定工作看作是档案管理的众多业务环节之一,只是剔除和销毁没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这种档案价值鉴定观是消极的,会对档案鉴定实践带来严重的限制。而西方国家一直将档案鉴定视为一个复杂的工作过程,把档案鉴定看成是对档案的选择,是档案管理过程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一种在程序上和日常工作中的选择。他们强调档案鉴定是动态的,认为档案鉴定已逐步由一种手段最终成为所有档案工作的核心,影响和制约档案管理上的其他方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国档案鉴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都需要加以改进。
二、档案鉴定现状出现的原因分析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进行讨论。
(一)客观因素
从客观上讲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受到国家的重视,曾有所发展,但由于***策理论和法规等多方面的原因,使我们的档案鉴定工作起步早,发展慢,价值鉴定成了制约档案工作的瓶颈。例如我国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对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研究也严重滞后。同时我国对档案价值鉴定专业人才的培养严重不足,使得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出现了很多的不足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档案工作优劣的重点在于馆藏的丰富程度,而且往往以馆藏量给档案馆定编制,以馆藏量给档案馆拨经费这种重馆藏,轻鉴定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丰富馆藏奠定了基础,但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进而使档案馆一味追求收集,攀比馆藏,进馆档案质量无法保障。传统思想的盛行使得分析档案价值时必须留有余地,在关键环节中保持可调性,事先预备多种调节方案,充分分析事态的多种可能发展趋势和应急措施,使档案价值鉴定始终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
文件数量呈指数的增长,使得原有的鉴定标准的不足之处日益突现:保管期限表内容不全面,立档单位的主体地位不突出,归档范围界定过宽,条文表述性不强,新型载体档案归档范围不明确等,都使档案鉴定工作处于有章难循的半停滞状态,也就制约着鉴定理论的发展和提高,进而实践与理论互相制约。
(二)主观因素
由于现在的很多档案工作者都存在着生理心理知识多寡分析问题能力等多方面的个体差异以及档案价值本来具有的多元性相对性和潜在性等特点,因而,在没有完备的鉴定标准体系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档案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鉴定结果所以,在实践工作之中,许多档案工作者都存在怕错畏难的心理。这些严重的影响到了档案价值鉴定的工作的开展。
档案价值鉴定不仅仅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但是过去的经验无法完全指导未来,对未来的预测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许多的档案工作者因为保守思想的存在,怕自己一时疏忽,酿成错误,进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宁肯等一等,靠一靠,也不愿冒险殊不知。
因为这个时代的信息极度膨胀,使得选择获取信息的能力成为衡量专业水平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极具挑战性,它要求鉴定人员有较高素质,能从庞杂的信息中识别真伪但事实上,许多档案工作者已经养成了四平八稳的工作习惯,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指导下,极易产生畏难心理,使实践工作中档案只进不出,只保管不销毁现象十分普遍,因而很难从实践之中发展鉴定理论来指导鉴定工作。
三、改善档案价值鉴定现状的对策
(一)加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研究
我们要把档案鉴定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作,组织专门人才分课题进行攻关,并认真借鉴、吸收国外在档案鉴定方面的先进思想与优秀成果,完善与丰富我国档案鉴定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档案鉴定实践。档案价值鉴定理论发展较慢,影响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发展。我国现有的档案价值理论基本上只能满足建国初期档案鉴定工作的需要,远不能满足现在的档案价值鉴定现状。从事档案工作实践的人员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人员,应当携手并肩,共同开展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档案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理论,积极开展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创造经验,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另一方面,档案学理论研究人员要深入实际,在调查研究、收集和掌握档案价值鉴定的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充实现有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使其逐步超于完善,有效地指导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实践活动。
(二)建立健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规章制度
档案的价值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鉴定。国家机器档案行***挂历部门制定全国统一的鉴定标准,是我们制定本部门档案价值鉴定规章制度的指导方针,同时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有了鉴定工作各种制度的约束,就可以在文件归档时有章可循,保证档案价值鉴定效果的一致性;就会使档案人员在监督档案鉴定工作开展时,有法可依,保证档案鉴定者一档案业务工作环节不流于形式。
(三)建立专门的档案鉴定组织
各级档案局、馆要建立专门的档案鉴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提出职能范围内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总的规划和“永久”档案进入档案馆的比例,协助档案行***主管部门制定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及标准,监督检查和指导所辖各类档案的价值鉴定,并负责鉴定业务咨询。
(四)重视专业的档案鉴定人才的培训,加强档案鉴定对物的建设
当前,我国档案队伍专业水平低、档案管理人员年龄普遍偏大,与档案鉴定工作的需求极不协调。档案鉴定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档案的价值,并根据其不同价值确定不同的保管期限,这一工作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素,往往因为鉴定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对档案的了解程度不同而造成很大差异,因此,档案管理人员要加强理论和业务技能的学习,掌握规范、标准和现代技术,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将档案鉴定工作作为档案业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来抓,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此外,我们要成立鉴定小组,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纳入工作议事日程,全面地贯彻落实和实施此项工作。
(五)加强档案工作的宣传力度和交流力度
在日常工作中为各部门提供相关档案参考,编研有价值的制度、方案、沿革事记年鉴及专题材料,提高档案的利用效率,从而强化各部门人员的档案意识;开展宣传和组织交流活动,使大家能够更多地了解档案鉴定工作的重要性;要经常性地开展有关档案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宣传,坚持依法治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档案鉴定工作能够得以顺利开展,从而推动档案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结束语:总之我国目前的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严重滞后,不仅适应不了我国目前的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同时还不能够与国际上的先进档案价值鉴定研究接轨。只有加强档案价值队伍建设,提高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的水平,激发档案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才能够使得档案价值鉴定工作越做越好。
作者单位:福州广播电视集团
参考文献:
[1]陈书华.略论档案鉴定工作[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3(1):120-121.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5
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正规档案鉴定的序幕。进入20世纪，各国面对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开始从理论上积极探求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首开先河的是德国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龄案卷。这一思想成为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萌发的标志。从此之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推陈出新。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和把握不尽一致，从而使各国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表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然而，档案鉴定理论是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标准的理论总结和科学提炼，对鉴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透过各国纷繁复杂的鉴定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6
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审判的灵魂。由法院有关部门及人员（以下简称法院承办人）组织的财产鉴定是审判工作的延续，所以也应当把鉴定公正放在第一位。
1.对鉴定物或资料必须进行深入细致地勘查与审验。法院承办人应根据法定协作技术人员的工作需要，积极协调各当事人、社会上有关方面给予配合，以确保鉴定的事实基础扎实、全面。
2.法定技术人员的研究确认工作应不受外界干扰。财***、物价、建筑、土地和工业、农业等部门，各自有相近或特殊的规章规定与操作程序，具体鉴定应遵循专业机构的意见。
3.逐案通过三次集体研究以确保鉴定质量。A、勘验、调查及首次全面有效集体研究后，出具要求意见稿，征询疏漏或进行听证。B、采纳各方面合理合法意见，具有资格人员集体研究制定正式报告书。C、有关方面当事人对正式报告有异议并提出启动复鉴程序的，由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组织该鉴定领域公认的五至七名专家，重新勘验现场或实物，审查原鉴定证据资料和结论，集体研究并署名作出复鉴报告书。
4.法院承办人和协作机构技术人员，要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杜绝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一旦发现有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问题，法院有关部门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二）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规定，一般鉴定案件应在一个月时间内结案；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应在两个月时间内结案。在确保鉴定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对各段工作时间的基本划分是：
确定立案后的当日或最迟次日开展有关调查工作。审查立案工作包括确定法院具体承办人；委托事宜是否属于鉴定范围；申请方预交鉴定费；商定参加鉴定的协作机构等。
五至七日撰写打印出鉴定报告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的产生，应在现场勘查、收集证据、科学测定和专业人员集体讨论研究之后制作。
三至五日征询意见或举行听证会。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和留出必要的时间。各当事人可对鉴定的事实、法规***策依据、参照物、鉴定方法及结果等，广泛地提出质询或异议，有助于把鉴定工作更深层次地搞准。
三至五日制作出正式鉴定报告。专业机构及人员，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及时区分清楚是非曲直。正式报告须加盖该机构公章和参与人员私章，并由他们对报告的内容和结论负全面责任。
工作实践证明，上述的时间划分比较适用一般鉴定案件。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某些阶段的占用时间要长一些。加之各个环节的衔接中确要占用一定时间；法定的星期六、日等不能给当事人计算时间等。所以，在办案中有关人员应切实树立“高效”思想和倒计时式工作安排。在规定时限确实不能完成鉴定工作的，应进行报延核批手续。
（三）
在财产鉴定中较大幅度地实行透明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具体体现。其对公正、高效有着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使得民经案件中胜诉方、败诉方，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等各种当事人，都能心平气和，较好地理解配合人民法院的财产鉴定工作。诸多好处这里不一一赘叙。我们的具体透明方面是：
鉴定工作程序透明。该程序参照兄弟法院多年经验及我们实践摸索，经法院技术处全体人员讨论制定，对自始至终的鉴定工作规定有六条。文内规定工作中，对各方人员均“公开出示”。实际工作中均给各当事人发一份。使各方都切实明白自己的权利、义务等。
鉴定收费透明。要向交纳费用的当事人出具省物价局最新的有关文件规定，在正式报告内打印明确该案收费的具体金额，并填发相应的发票。鉴定卷中应存有在发票的复印件。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7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了鉴定的内涵：“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笔者认为，这种鉴定当指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同时这种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是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而产生的，这种鉴定是为刑事案件服务的，那么，当这种鉴定的委托主体是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时，能充分体现出鉴定的“客观、公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委托主体是什么身份才较为妥当呢？我们不妨先试问一下：有哪些机关有“查明案情”之职责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勿庸置疑的，就是公安、国安、检察、法院以及其他如海关、***队等法律赋予侦查权的机关。正是因为这些机关有“查明案情”之所需，才会发起刑事鉴定，故而，由这些具有“查明案情”职责的机关作为刑事鉴定的委托主体是合适的。
笔者认为当刑事鉴定的委托主体超越了这个范围时，势必会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如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情形的发生，鉴定失去“客观、公正”之原则，诉讼成本的浪费等。如2009年9月，我市鉴定中心在受理审查一起重伤鉴定文证审查案件时，发现案件当事人双方的鉴定意见书均系个人委托，当地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出具了重伤和轻伤的鉴定意见书。我中心法医在审查中明确指出鉴定的委托主体不符合规定，并相应地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可事与愿违，当事人双方再次以个人身份向省级司法鉴定机构提出鉴定申请，该鉴定机构也不明就理地再次分别出具了两份轻伤的鉴定意见，当地检察公诉部门这下更是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了，遂再次委托我鉴定中心审查，我中心法医哭笑不得，用了两页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刑事鉴定委托主体的相关规定及四份鉴定意见书实体上存有的问题，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才将一起简单的伤害案纳入正轨。回头细想，刑事鉴定委托主体的违规扩大不正是造成这种不正常诉讼的元凶吗？
二、从相关鉴定规则看，刑事鉴定的委托主体也只能是这些有“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之所需的机关，而这些机关从本质上而言，都具有共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颁发的《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试行）》中第九条就明确指出“鉴定机构可以受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以及其他侦查机关委托的鉴定”，我们不难看出，检察机关对刑事鉴定的委托主体作了身份上的认定，就是侦查机关和人民法院。***颁发的公刑［2007］278号《公安机关鉴定规则（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鉴定机构可以受理下列单位委托的鉴定：（一） 公安机关办理案（事）件内部委托的鉴定；（二）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队保卫部门，以及监察、海关、工商、税务、审计等行******机关委托的鉴定。”。我们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对刑事鉴定的委托主体也作了身份上的认定，就是在检察机关认定的基础上，加了司法行***机关和行******机关。笔者认为这是公安机关的特点所决定的：公安和行******在业务上的联系，较之检察机关而言，相对较为密切。行******案件有可能成为公安刑侦或经侦管辖的案件。若是在行******过程中，行******机关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公安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怎能不受理呢？又怎能称其“面向社会接受委托”呢？故而，刑事鉴定的委托主体从本质而言，都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国家机关；2、有 “查明案情”之工作职责在身；3、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才发起鉴定。
笔者认为刑事公诉案件中鉴定的发起者若是人民院的话，无疑会对诉讼成本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如我院2011年办理的一起伤害案中，被害人吴某于2011年6月14日受伤，同年6月22日我市公安局依据被鉴定人左肱骨颈粉碎性骨折之规定对被鉴定人做出暂定轻伤甲级的鉴定意见，同年8月14日，我市公安局又依据被鉴定人左肩关节强直对被鉴定人做出重伤乙级的鉴定意见，而当案件诉至法院后，嫌疑人方提出，因被鉴定人在受伤未及3个月的时间内，公安机关就其左肩关节功能障碍做出的鉴定有违2010年《江西省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执业规范（试行）》中关于鉴定时机的规定，是有违程序规定的，法院采信并在嫌疑人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的情况下，于2011年由省里一家鉴定中心对被鉴定人做出轻伤甲级的鉴定意见，法院由此而审判。之后，被害方对此不服，又向我院进行申诉。由此可见，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实体，没有程序上的正确就没有实体上的准确；另，像这种由法院发起的鉴定难道不发人深省吗？诉讼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不是造成了浪费吗？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不有种“空中楼阁”之感吗？故而，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当由侦查机关提出书面委托更为符合司法实践。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8
所谓档案鉴定主要是指判定档案价值的大小或是否具有继续保存价值。档案的鉴定工作在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中要求最高，在档案的实际管理中不是一个***的工作环节。而是结合立卷、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各个工作环节进行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对档案文件进行鉴定，是档案管理真正做到保存精华的必要措施，因此必须做好。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档案鉴定工作做得不够。这对优化档案馆藏、更好更快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档案作用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的档案鉴定工作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档案鉴定工作。长期以来。档案室工作是我国档案工作中心。档案鉴定主要停留在档案室阶段，而西方档案鉴定工作是以档案馆鉴定为主。他们的档案鉴定理论、原则是从档案馆的角度提出的。以档案室工作为中心的中国。档案鉴定工作必须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模式，这主要体现为：
1 正确对待存与毁的关系。首先要明确销毁并不是主要目的，毁是为了更好地存。通过保存价值的鉴定来精简档案，以达到更好地保管有价值的档案的目的，减少l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所以在档案鉴定工作中。必须切忌只是简单地考虑如何毁，而着眼于如何存。但是，同样要认识到一味地延长保管期限、选留过多档案是一种罪过，同志也批评这种做法是文牍主义，同样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因此，对确实过期、失去价值的档案。要果断、妥善地予以处置。总之。正确、全面、合理地认识并处理好档案的存和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确保档案鉴定工作顺利、健康开展的先决条件。
2 重视档案鉴定的基本方法――直接鉴定法。即通过直接审查档案材料的内容及各种特征来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而不能只根据文件题名、名称、文件目录、案卷题名、案卷目录等确定档案的价值。直接鉴定法是保证档案鉴定工作质量的重要方法，应加以充分运用。
3 努力提高档案鉴定工作人员的素质是作好档案鉴定工作的关键。档案鉴定工作从档案收集阶段就开始了，一直到档案整理、档案保管期限满结束。可以说贯穿于档案从产生到寿终正寝的整个生命过程。而决定档案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就是参与档案鉴定的档案工作人员，可见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治、业务、文化素质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应该通过鉴定工作短期培训、现场经验交流会、鉴定专题学术会、参观访问、目录交换等方式方法来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鉴定能力。加快档案鉴定工作的步伐，保证鉴定工作的质量。
二、我国现阶段档案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档案界的现状是：较为普遍地不太重视档案鉴定工作从而造成了我国现阶段档案鉴定工作问题的凸显，这集中体现为：
1 对档案鉴定工作的概念和内容认识不清。档案鉴定工作就是甄别和判定档案的价值，决定档案存与毁的选择和对留存档案保管期限的确定。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做好档案鉴定工作，是档案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工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对档案文件进行鉴定，是档案管理真正做到保存精华的必要措施，因此必须做好。而在现阶段有不少档案工作者有轻视和放松心理，他们忽略鉴定工作的重要性。不能给档案一个准确的价值评定。从而给后期工作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 对档案鏊定文件认识不清，缺少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鉴定。档案是工作活动的原始记录，但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这是因为在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认识的干扰，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夸大、缩小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工作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作成绩的夸大、统计数字的失准、基建档案的***物不符，等等。这些失准的材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它们是错误思潮、片面认识、失误工作的真实反映。档案工作者不可能也不允许改正档案材料原件内容。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鉴别、评价，以指导利用者。
3 由于鉴定工作不得力而导致档案库容日益膨胀。由于部分档案划分保管期限的标准过宽，进馆前的把关不严格，使馆藏档案比较混乱。没有对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评定。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评定仅用保管期限来表示，而保管期限所体现的价值是相对价值。就某一份档案材料来讲，在此馆属永久而在彼馆可能是长期或短期。一份具体的档案材料应当有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单位的、全面的而不是单项的、历史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价值评定。这既有利于有重点地抢救和保护珍贵档案，也有利于准确地评定档案馆的档次和地位，使国家有限的档案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三、如何在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档案鉴定工作
档案鉴定工作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馆藏档案的质量，另一方面利于人、财、物的合理使用，因此进一步完善档案鉴定工作势在必行。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9
一、企业会计档案鉴定销毁工作现状
早在1984年6月，国家***、国家档案局就联合颁发了《会计档案管理办法》（1998年8月修订），对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及过期会计档案的鉴定销毁工作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应当说会计档案的鉴定销毁工作已经有章可循。但是，由于过期会计档案鉴定销毁工作***策性、业务性、程序性、责任性很强，使大家产生了畏难心理，导致目前没能很好地开展此项工作，保管的过期会计档案数量很大，挤占了有限的档案库房容量。
前几年，面对档案快速增加的现实，单位也曾成立了档案鉴定委员会和领导小组，开展过几次档案鉴定销毁活动，但主要是针对到期的短期普发性文书档案和一些到期及无法再利用的设备档案，而并未涉及会计档案的鉴定销毁。针对过期会计档案也曾做过一些鉴定工作，但也是只做鉴定而从未销毁，使得这些应该销毁的会计档案挤占了库房容量，浪费了人力物力。
二、企业会计档案鉴定销毁工作滞后的原因
1、工作责任性强，企业领导有所顾忌。在《档案法》第十五条中，对“禁止擅自销毁档案”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在第二十四条中将这种行为明确列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十条对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应当经过一定的鉴定和审批程序后予以销毁也作出了规定。但以上两个法规性文件却均没有对不开展此项工作的行为提出追究责任的要求，加上对到期会计档案进行鉴定时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所以，企业领导出于避害趋利的心理，为了预防万一，往往一律从长，一般不主动开展过期会计档案鉴定销毁工作。
2、缺乏效益观念，忽视保管产出关系。保管档案需要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如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护费用等等。随着企业的发展，会计档案数量急剧增长，档案数量的无限增长与有限的保存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个矛盾既可以通过扩大库房面积，也可以通过对到期档案的鉴定销毁，压缩档案存量来解决。现在企业为了便利和保险起见，往往宁肯增加费用，放弃可能的效益而不想及时开展鉴定销毁工作。
三、做好企业会计档案鉴定销毁工作的对策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例10
【关键词】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鉴定标准
【正文】
档案鉴定理论是20世纪发展最快的、而且最受档案界关注的档案学特色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一些概念——价值、利用、鉴定、精简、效益，本身就完全能反映出档案工作的目标。对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档案鉴定理论发展史中所呈现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将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档案鉴定理论，并为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奠定基础。
一、档案学两大特色理论——来源原则与鉴定理论的紧密结合
从20世纪初至今的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趋势来看，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领域的应用成为其一个显著的特点。
来源原则，即“按照文件的形成机构划分和管理档案”，它起源于1841年法国提出的“尊重全宗原则”，百余年来，历久弥新，其应用价值日益拓宽。它反映到档案价值领域就是依据档案形成者及其职能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注：晋平：档案价值鉴定的来源原则及其应用》，2000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
从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来源原则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迈斯奈尔提出的鉴定体系中，第二条标准就是以来源原则为基础的。他认为不能把案卷作为零碎的材料孤立地分别单独评判，而应该以它们固有的行***关系为具体背景进行鉴定，即在鉴定时，应该考虑各行***单位在***府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其活动性质，以及这种活动与上下级行***单位活动的关系。此后，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主张按照机关在***府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文件的价值和保管期限的做法，也是奠基于来源原则之上的。当然，此时的来源是文件的狭义来源，主要指文件的形成机关。但是，来源鉴定的标准使档案价值鉴定开始摆脱纯经验操作阶段，鉴定工作有了指导思想和鉴定标准。
来源原则也影响了谢伦伯格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谢伦伯格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提出“公共文件具有对产生文件的原机构的原始价值，以及对于其他机构和非***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因而在判定文件价值时必须知道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如果对文件“产生于什么样的***府行***单位或特定的来源不明，它的作用和意义也可能就难以确定。”（注：（美）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P153。）这些论断体现了档案的来源特征对其价值鉴定的影响，也是谢伦伯格对档案鉴定理论的新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更是充分体现了来源原则对传统鉴定理论和方法的改革，这可从库克的报告中窥见一斑。1991年，汉斯·布姆斯就指出，“档案人员需要对文件形成者职能进行有效分析，以便将利用需求与文件自身联系起来。”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就会出现一种“迅速转变”，即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与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并进一步指明：“这就是为什么来源必须是档案鉴定永恒的基本原则的原因所在。”（注：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P153，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而特里·库克在1996年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提出“新来源观”和“新宏观鉴定”。由库克的报告看出，基于“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体现出来的‘新来源观’”，欧美各国先后把鉴定的重点“从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
当然，来源鉴定的标准和方法比较客观，简捷实用，是研究判断档案价值的重要依据，却不是惟一标准，不应该排斥其他的鉴定标准和方法。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中一个颇为复杂的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在坚持以档案来源特征为标准同时，还要结合其内容和形式等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全面、准确地甄别和判断档案的保存价值。
二、史学影响的色彩在消褪
在档案价值鉴定问题上，传统史学理论及思潮的影响及渗透逐渐减少，档案鉴定标准越来越社会化。
19世纪以来，流传于西欧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研究思潮，严重影响了档案人员对文件开展鉴定的行为。如19世纪最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冯·兰克，就宣称“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认为“当事人的信函比史学家的记录更有价值。”当时的档案工作者认为：他们的职责只是“为国家和民族乃至社会文明保存史料，积累知识，因而认为鉴定档案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冒犯，原则上反对一切鉴定和销毁档案的行为”（注：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出版，P247。），在档案鉴定问题上表现出极端的保守性和片面性。
希拉里·詹金逊最初也是坚决反对鉴定，其思想突出的特征是：档案“证据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对此，加拿大的库克批评他执著坚持的是一种“狭隘的证据性特点”。后来，由于机关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文件，鉴定工作不得不开展时，詹金逊做出了一些让步，提出“让行***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惟一人……”，虽然他仍过分地强调档案的证据性，反对档案人员参加鉴定和挑选文件。
诚然，詹金逊关于档案的证据价值和必须维护档案证据价值的思想是可贵的。但是，他却走到了极端。詹金逊过分地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却忽略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被他当做选留和销毁文件惟一人的行***官员，并不能确保文件证据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过多或过少销毁文件，“甚至为历史研究和提供活动证据而刻意编制文件”。由于在理论上的片面性，他无法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詹金逊的鉴定思想把本来合理的东西绝对化、片面化，这就把科学转化为谬误。
谢伦伯格以其卓越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否定了詹金逊的档案鉴定思想，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把关注焦点放到史学研究需要的思想，他的后继者甚至越行越远，提倡决定档案根本性质的应当是从属价值，提出了“利用决定论”，强调“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和预期利用”是档案鉴定的“最重要标准”。当时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重要鉴定思想家米耶·菲斯拜甚至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注：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幸亏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档案界达成共识。比如，杰拉尔德·汉姆就认为这种观点最终的结果是“档案馆藏只限于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他进一步指出，“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自然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的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按照汉姆的观点，显然可以认为传统的史学研究远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需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产生，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事实上，在最后一个古典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理论影响日趋式微后，档案鉴定理论研究基本上脱离史学思潮的影响，不再受历史学家思想观点的挤压。而在电子文件出现之后，技术鉴定的难度与受关注程度超过了对内容的审视，电子文件鉴定的这双重支点的建立，完全宣告历史主义色彩的淡化，现实需要以及技术性属性越来越成为鉴定理论研究的重点了。
三、职能鉴定论以一种新的面目回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档案学家卡林斯基接受并发展了迈斯奈尔鉴定理论这已孕含的职能鉴定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鉴定理论和标准，其理论核心是“职能鉴定论”，即档案文件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机关的职能及其在***府机关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按照这一理论，高级机关和职能重要的机关形成的文件价值大于低级机关或职能不重要的机关形成的文件。“职能鉴定论”使鉴定工作由过去被动销毁档案转到了主动按档案价值决定留存上来，这是指导思想和方***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突出的意义。
“职能鉴定论”在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应用，谢伦伯格把职能鉴定论的主要思想当做鉴定档案证据价值的主要标准，因而也被欧美国家普遍接受。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件数量的惊人增长、文件类型的日益复杂，以及社会对档案利用范围的扩大，给鉴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许多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对鉴定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由此，档案鉴定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的档案研究人员逐步坚信档案应当反映其产生的社会，因而，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从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全社会的理论。这就促使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在此背景下得以全面发展和论证。
“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最初源于德国档案学家汉斯·布姆斯的“以文件形成者职能体现社会价值”思想。布姆斯认为，社会应确定其自身价值，档案文件必须如实地反映这些价值。社会价值最好不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动力和公共舆论的研究来确定，而应间接地通过了解那些为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按照这种方法，对文件的评判标准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或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来源，其分析的重点将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计划，所参与进行的活动及活动中的有机联系和业务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哪些职能活动，哪些工作更重要，从而将在其中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文件都保存下来，而不再逐份审阅文件本身。这是对卡林斯基“职能鉴定论”的发展。
布姆斯的观点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1989年后实行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相吻合。加拿大的鉴定方法首先关注的是机构活动的有机联系，其次是分析和鉴定***府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因此，鉴定的着眼点不是集中在文件或单份文件上，而是集中在生成文件的***府职能、任务和活动上。这一做法为鉴定大批量的文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尤其此时大量出现的电子文件。
加拿大学者T·库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研究也与此档案鉴定的战略转移不谋而合。他一直主张档案鉴定方法应“置于一种以文件前后关系为基础，以来源为中心的框架之中，而不是置于以内容为基础的历史文献框架之中。”尤其是电子文件出现后，档案事业面临新的挑战，库克指出：“作为档案鉴定的核心——鉴定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文件的过程需要改变，这是因为文件的传统概念和物质形态不复存在，需要鉴定的文件数量过大，而这种鉴定往往必须在一份文件产生之前在计算机系统设计阶段完成。鉴定将因此侧重职能、业务和风险分析，而非文件及其潜在价值。”（注：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又以机关的职能为支点开展研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因而，为区别前者，一般把这一时期的职能鉴定研究，加一个“新”字为其前缀，称之为“新职能鉴定理论”。
四、鉴定标准日趋实用化——鉴定的实用主义功能目标反映越来越明显
虽然档案鉴定理论体系在把握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这对价值关系方面日趋成熟和全面，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件、档案鉴定动机更趋“实用化”，鉴定理论体系开始突破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这两方面依据的限制，呈现一种全面的、发展的趋势。
审视整个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历史，这种“实用化”的趋势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鉴定标准向更利于实际程序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愈是早的鉴定体系，其标准愈是抽象，鉴定人员难以把握。迈斯奈尔的鉴定标准虽然使档案鉴定工作开始摆脱纯经验操作阶段，但是标准过于粗糙，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鉴定理念。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标准继承和发展了迈斯奈尔的鉴定思想，而且更具操作性，但是没有具体的文件处置一览表，更谈不上文件保管年份的细分，因此具体操作时鉴定者还是难以掌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在很多国家得到了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文件数量急剧增长，鉴定行为需要当机立断，而不是在模棱两可的标准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些国家就通过反复的验证，制定出指导文件鉴定的文件处置一览表，把文件的保管年份进一步细致化，以便于鉴定人员在具体操作时掌握。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他们机械式的鉴定标准，大大改变了以往鉴定工作滞后的局面。
第二，鉴定成为档案优化的主要措施。
档案优化是指馆藏量与信息量的最佳比例关系，也即在最低限度馆藏量的情况下，保存最大限度的必要信息量。
档案优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都面临现代文件膨胀的问题。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不断增多的管理机构在其名目繁多的活动中对各种记录载体、记录手段和复制技术的应用，使现代文件的数量日益膨胀。尽管各国采取了若干文件“节育”措施，但不断增高的“文山”仍然使各国的档案人员不堪重负。
然而，各国档案人员都意识到，在大量产生的文件中真正作为档案永久保存的数量却很小，许多国家档案馆为此在探索如何有效地控制进馆数量并确保馆藏质量的问题。档案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于是，档案鉴定与档案优化直接联系起来了，无论是比例鉴定法、选样保管法，还是通过文件管理加快对半现行文件的处置、或者限制进馆机关等，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鉴定本身。从结果看，通过加快对档案的鉴定和处置，基本达到了档案优化的目的。
五、效益标准日显作用
档案管理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有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如保存空间、装具、人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档案的鉴定，即档案鉴定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必须考虑保管费用因素。所谓保管费用，是指对以后保管档案过程中所需各种费用的估计，它包括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护费用和参考费用。其中，库房费用是指建筑库房所需的费用；处理费用是指每立方英尺档案对其进行处理和编目所需的工时，它是档案鉴定中的一个永恒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保护费用是指文件在保护或修复过程中所需设备和材料的费用。由此，档案人员必须权衡经费来源与所保存档案未来的用途。
效益标准渐渐得到重视，成为鉴定中奉行的一条原则。早在1946年美国档案学者波尔就提出把保存的费用作为档案鉴定的要素之一，但这种讲究实用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甚至遭到了一些档案人员的批评，这一标准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广泛倡导。
谢伦伯格在对档案价值作较全面的阐述时，还强调鉴定时应考虑档案保管费用、技术条件、场地限制等。他认为，任何一份档案都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发生作用。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保存，社会用于保管的能力毕竟有限，这样就必须考虑到经费问题。布里奇福特在《档案与手稿：鉴定和登记》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这条标准。他强调，档案鉴定应充分考虑存储、保存、处置文件费用等因素。美国的弗兰克·博尔斯和朱莉娅·扬提出的鉴定模式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模块，其中一个模块便是保管费用。博尔斯和朱莉娅在1985年第二期《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保管费用是档案鉴定标准之一。不仅仅是美国，从目前看来，效益标准已经作为一种非文件价值关系因素的鉴定标准，而被各种鉴定体系广泛采用，我国许多论著中也采用了这一标准。
我国最早注意这一标准的是陈兆＠①、和宝荣两位教授，他们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必须研究保存效益的观点，认为只有“当档案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利益，超过因保存档案所付出的代价时，才具有保存价值”（注：陈兆＠①、和宝荣：《档案管理学基础》1996年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175。）；冯惠玲和何嘉荪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冯惠玲教授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档案保存能力都是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必然直接制约档案保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鉴定工作中应摒弃不计成本、多多益善的观点，要考虑一下每份档案是否值得保存，值得保存多久。”（注：邓绍兴、陈智为主编《档案管理学》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31。）何嘉荪教授在他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虽然认为“目前在我国尚无精确计算档案管理费用的先例和成熟的计算方法，更没有得到一致公认的计算档案作用效益的公式，所以一时还无法运用定量方法对比分析保管档案的效益和低价。”但强调“保存档案必须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并指出，“在鉴定档案价值时，提出保管代价问题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适当考虑这个因素是必要的，可以不致盲目保存许多价值并不太大的档案文件。”（注：何嘉荪：《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1991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P53、P85。）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以案为鉴心得体会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