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论文格式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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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文格式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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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文：
***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提升分析
摘要：《微观经济学》是***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是经管类学生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以及***本科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影响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依据教学经验和课程特点论述***本科院校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课程设置、教材匹配性、课程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时间分配以及课程考核方式五大常见问题现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问题分析
中***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ki.16723198.2016.17.094
《微观经济学》是我国普通高校（包括***学院）经管类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于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增强分析经济现象和提升理解市场经济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学习国际贸易原理、货币银行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微观经济学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利用了大量的***形和数学工具来分析问题，许多经济变量之间具有相当强的逻辑关系，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于***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都有很大的困难。从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教师难教，学生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浮于表面，很难深入理解相关的知识点等问题，使得微观经济学失去了本来的教学目的，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探讨该课程的有效教学经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塑造生动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从而有效提升学生该课程学校效果，对***本科学院学生专业发展有着明显意义。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主要特点
（1）理论抽象性强。微观经济学中包含有很多对经济活动以及消费心理本质现象的归纳，理论概念分布广泛，需要思考理解，常见的就有：供求平衡、消费者行为表现、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论及市场失灵等，即便是64个课时讲授也安排较为紧张，而***本科院校往往分配48个课时，受时间限制，教师讲授启发学生理解消化的难度比较大。
（2）***表分析复杂繁多。微觀经济学中几乎全部章节都存在***表分析，***形关联度和相似度高，如成本曲线就有十条多***形分析，习惯文字定性描述的低年级大学生对***表进行抽象演绎归纳往往欠缺方***素养，无法合理有效进行分析。
（3）数学模型多。微观经济学中存在大量的数据建模分析，需要归纳变量因果关系建立数学模型，然后采用数据加以验证，需要一定的量化理性思维和数学修养，在校园中感性思维较为明显数学逻辑思维不足的学生学习该课程存在较大困难。
2***学院《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问题
（1）课程设置不太符合***本科学院学生整体学习层次。***学院经管专业学生整体高中学习水平较公立院校为弱，数学基础更为薄弱，***本科学院经济学大纲往往是借鉴或者照搬公立院校的已有模板，课程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要点等方面与校本部区别不大、没有针对学生层次进行合理化差别变动，导致在实际教学中效果大幅降低。
（2）缺乏针对***学院层次的应用教学型教材。民办***本科学院作为一个新兴的高等教育组织发展时间并不长，因此经济学教材选择上基本沿用母体公立院校教材，如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该教材对学生的经济理论、分析思维培养都有着广泛认可的良好效果，但对于应用讲授型的三本院校的学生来说，教材内容理论深入、内容繁杂、逻辑严密，体系丰富反而成为学习的客观困难，同时个体学习能力差异也导致教师讲授时存在困扰，近年来针对高职、应用本科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开始增多，但是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国外教材适合理解但不适合理论基础欠缺的一般大学生。缺乏针对性的教材是一个明显问题。
（3）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本科学院学生普遍习惯“灌输记忆式”的学习来应对考试，短期难以掌握需要理解归纳演绎结合***表分析的微观经济学有效学习方式，已经固化为习惯的记忆背诵式学习习以为常；另一方面高等数学的学习难度使大多数学生难以掌握有效的量化分析技术，从而增大心里畏难感降低学习积极性；教师缺乏企业实际经验也导致难以联系实际趣味吸引性不足，难以有效调动学习热情。
（4）教师授课精力难以保证。在课酬相对较高的广东***学院教师周授课时一般在20节左右，每学期普遍同时讲授三门课程，仅教学任务就比较繁重，加之目前普通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教师为了职称评聘必然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甚至以挤占教学时间和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进行科研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需要精心准备的微观经济学教学很容易产生不利影响。
（5）课程考核方式单一。***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主要是期末考试与平时成绩相结合，即平时成绩占30%，期末考试成绩占70%。期末考核比重较大导致学生习惯期末突击记忆复习，期末考试一般采取笔试的形式，题型包括：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计算题。考试内容单一，许多题目都有标准答案，需要学生真正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实际问题的题目极少。这就导致部分学生存在侥幸心理和应试心理，考试前死记硬背，没有真正地将课本知识联系到实际中。同时***本科学院高学费导致学生容易出现花多钱应该容易拿到毕业证的交易投机心理，出现抄袭舞弊行为，同时教师为避免过于严格引发教学矛盾也存在平时分过于宽松导致学生平时上课缺乏认真投入，使分数不能有效反应学习效果。
3***学院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提升建议
3.1优化课程设置
***学院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来开设该课程，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在教学大纲、教学要求、学时等方面应有所侧重，细化课程设置层次，并与各自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吻合，设置适合学生层次、侧重理解应用的重点学习内容，适当设置更高层次的理论思考型作为补充，重点在于理解运用解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
3.2编写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材
自编教材可以以现在使用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为蓝本，精简一些对于三本院校学生而言难度较大的内容。例如，可以保留从供求入手，弹性的分析，效用论、生产论和成本论，市场结构理论和要素理论。而对于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等相关内容可以合并成一章，简要介绍，只要学生把握基本内容即可。每章结束后，添加一两个案例或相关的事件，引导学生用本章学过的内容来解决这些问题。每一章的内容中，大部分知识点应配有相应的简单案例，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增加趣味启发性。
3.3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课堂教学精髓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有助于认知活动的教学环境。***学院学生虽然基础相对薄弱，但思维活跃程度整体良好。改变微观经济学传统授课模式，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首先，教师要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可以在讲解一个知识点之后，适当地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其次，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适当给予点评，多肯定学生讨论的结果，也要指出学生答案的不足并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老师应多引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枯燥的经济学理论。教师要及时更新教案，列举的案例要与时俱进，数据要跟得上经济的发展，让学生接受最新的资讯，合理运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与本节课相关的小视频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在放松的同时巩固知识，改变学生认为该课程枯燥、乏味的观念，克服学生厌学的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乐趣，从而提高整体学习效果。
3.4提升教学地位重要性
在教师职业生涯中明确教学和科研的各自作用和地位，要让教师明确教学不合格意味着职业生涯的失败，将教学作为办学的质量生命线，微观经济学这样的经济管理专业基础课作为教学督察的重点内容，促进教师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倡导以教学为中心、科研服务于教学的理念，并在工作绩效上予以体现，学校在安排教学任务的时候，也应该尽量把每位老师每学期讲授的课程数目限制在一至两门，使教师能够合理分配教学和科研实践精力，并且有充分时间来进行授课准备。
3.5豐富课程考核方式
针对微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特点，可以采取多种考核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最终得到的分数可以由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作业成绩及期末成绩。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平时上课的态度给予一定的平时分，期末考试的内容应加大材料分析的比重，全面考察学生实际运用能力，尽量将考试内容设计为考查学生如何灵活运用知识点，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来回答问题。通过将这三个部分的考核情况相结合，给出一个最终成绩，提升学生经济学的认知、理解、分析和推断综合学科素养。
4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基础课，本科***学院的经济学授课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本文针对***本科院校的学生特点，描述了微观经济学课程特征，归纳了***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存在课程设置不太匹配、教材缺乏针对性、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教师教学精力难以保证以及考核方式单一的五个常见问题，然后针对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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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文格式篇3
开题报告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十分的重要，是培养本科生创新意识跟能力的有机环节，这对大学本科生今后就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前期训练也着很好的帮助。以下是学术参考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经济论文开题报告，希望对大家写作有所帮助，欢迎参考~
(一)研究目的：
出口退税制度作为一项出口财***激励机制是国际上通行的税收***策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我国从1985年开始全面制定并采用了出口退税***策经过了出口退税税率频繁的调整阶段退税体制复杂的变更阶段从2008年11月1日起我国***府又实施了上调出口退税率的***策，其中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是***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2009年，国家对出口退税率又连续4次微步上调，4月1日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6。青岛作为全国纺织服装的老工业基地，其服装行业在全国40个重点城市中综合排名连续三年列前十位，2008年1--6月份青岛市纺织服装全行业规模以上纺织企业790家，完成出***货值118.2亿元，在全市工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拉动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市服装产业迅速崛起，给服装行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国内服装业空前发展的大潮时代下，青岛的服装制造业却没能赶超国内后起的部分服装产业集群带。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青岛的服装行业如何在国家出口退税率调整之后，抓住发展机遇，更大的发挥出口退税的作用，扶持服装外贸企业，带动整个青岛服装产业的发展。
(二)研究意义：
随着青岛对外贸易的发展服装出口额不断增长出口企业也不断增多出口退税***策由此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消费需求下降，使服装行业竞争程度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现行的出口退税***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势在必行。本文的研究意义就是分析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策的调整对青岛服装行业现状的影响，并提出青岛服装行业利用国家出口退税***策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经济论文格式篇4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府干预不必要，或者***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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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文格式篇5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论文网。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论文网。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论文网。”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经济论文格式篇6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经济论文格式篇7
1918年，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对社会学课程做出重大调整，把“社会学”和“***治经济学”列入中等统一劳动学校(针对八、九年级学生)教学计划。当时的媒体指出，此举满足了学校“被抑制的”需求。在“知识型学校”拥护者的努力下，十月***前有限地秘密渗透到旧式学校的常见的科学知识成为教育资源。
我们不过多地叙述这次改革的思想家的观点。这些思想家把生物学(确切地说，提倡其“转变论”观点)、***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构成完整课程链条不可或缺的文化哲学结合到一起，旨在向学生们展示人类文明的全面依存关系。本文着重探讨这个链条上的一环——***治经济学，准确说是劳动史，因为改革发起者恰恰如此命名这门课程。新式学校的支持者们认为，作为关键环节，***治经济学“除了分析劳动组织形式以外，还应当成为阐述人类社会合乎规律的总体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性科学”。
劳动史教学大纲引人关注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治经济学被列为学校教学内容，***前只有由八个年级组成的商业学校可以讲授这门课程。教学大纲在劳动史教材之后出版，而且引发广泛争议。当时，改变课程名称不仅是为了迎合***浪潮，而且拒绝使用旧名称盛极一时。笔者认为，术语创新和教学探索是科学变革的前奏。以学校的劳动史课程为例，可以明显看到经济学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后来这些变化影响到列入经济学的课程的地位。
1918年劳动史已经列入教学计划，但一年以后才配备教学大纲。这一年是在教育工作者的探索中度过的。1918-1919学年在彼得格勒统一劳动学校任教的c.r.洛津斯基证实，在探索过程中，针对劳动史课程，人们至少提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史等同于***治经济学：第二种观点把新课程视为物质文化史的一部分——劳动工具史：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劳动史属于世界史分支，是经济史的组成部分。
教学大纲编写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他们在大纲说明中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放弃科学界业已形成并为教育界所接受的经济学划分方法。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人为地将经济学划分为“***治经济学”、“经济生活史”和“经济***治学”。大纲编写者认为，经济学的分化违背对***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认知。这种情况下，科学认知意味着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事物。如果以前“讲授***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描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在新形势下“必须事先向学生介绍以前的发展阶段”。
大纲编写者对***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不同界定。他们表示，***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治经济学成为“探究劳动组织形式发展规律的科学”，或简称“劳动史”。
编写者认为，大纲的重点是让学生们了解***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确定***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编写者)把劳动组织形式发展过程本身列为叙述内容，意在通过历史性叙述使人们更易于理解相关概念。”
为了更好地认识***治经济学内容和研究对象发生变化的原因，应扼要介绍大纲编写者的观点。
大纲的说明无可争辩地显示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马利诺夫斯基)(1873-1928)的思想对苏联早期教学大纲内容的影响。笔者发现，正是他的《经济学简明教程》、《***治经济学入门》和《***治经济学教程》(与N.N.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合著)等著作不再把经济学划分为***治经济学、经济***治学和经济发展史。我们认为，把经济学(***治经济学)定义为关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劳动关系的学说并没有涵盖这一学科的全部内容，其中还应该包括从历史角度研究的生产、占有、交换和分配形式。波格丹诺夫恰恰把***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生活方式发展史进行阐述，同时分析了按照历史起源列为叙述内容的经济范畴。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芬格尔特(1890-1960)显然是波格丹诺夫思想的传播者和大纲说明起草者。他是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人文评审委员会(由A.B.卢那察尔斯基组建)成员，1919-1922年曾担任第一师范学院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这一推断为以下事实所证实：第一，劳动史教学大纲和社会学教学大纲的封面相同：第二，劳动史教学大纲说明以较大篇幅阐述两门课程的相互关系。此外，教学大纲发行不久，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教育学报》杂志刊登了芬格尔特的文章，题为《新旧学校中的社会学》。该文部分地原文引用大纲说明，且未注明出处。
1921年彼得格勒省人民教育局教育工作者培训处出版的《***治经济学入门》(波格丹诺夫著)的序言正是出自芬格尔特之手，尽管署名时他隐去自己的姓名，代之以“彼得格勒省人民教育局教育工作者培训处评审委员会成员”。这篇序言不仅再次构建了我们熟悉的、研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相互关系规律的课程链条，而且明确指出波格丹诺夫“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治经济学是唯一符合要求的科学。这种要求源于***治经济学在劳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谈到劳动史，我们实际上探讨的是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治经济学。后者的主要特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材料分析方法——在大纲说明中均有体现，但在大纲中却未提及。据此推测，大纲说明和大纲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人文评审委员会另一位成员、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1868-1927)看来是***治经济学大纲的编写者。他曾直接参与历史教学大纲起草工作。
H.A.罗日科夫参与劳动史教学大纲编写工作的最有力证据是评审委员会所有成员中只有他具备编写大纲所必需的学识、经验和专业技能。早在***前，罗日科夫就是权威的经济史专家，而且1901年出版了《俄国史教材》。在该书中，他尝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从经济学角度为中学生讲述俄国史。《教育》杂志评论员指出，罗日科夫基于一定的经济理论提出完整观点是一种新奇和独特的尝试，但当代读者，无论学生还是老师，没有做好接受教学材料的准备。评论者认为，既然作者(罗日科夫)打算借助“理论公式”叙述历史，那么他应当先向读者介绍***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因此，评论员提出了在中学讲授***治经济学的必要性问题，主要原因是已经按照经济学理论编写教材的历史学需要经济学知识。
罗日科夫会无条件接受波格丹诺夫的全部理论吗?罗日科夫认为这些理论有何吸引人之处?他认为应该作出哪些修正?
开始编写教学大纲之前很多年，罗日科夫为1910年出版的《***治经济学教程》第一卷(A.A.波格丹诺夫与N.N.斯捷潘诺夫合著)撰写书评，其中部分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以自己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奠定了***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摒弃了资产阶级的庸俗成分。马克思的追随者应该坚持不懈地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专门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理论，依靠重新出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作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把这些研究成果结合到一起。罗日科夫认为，波格丹诺夫和斯捷潘诺夫的著作恰恰是综合叙述这类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有意义的尝试。
这类研究成果的综合叙述应该让学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在经济(劳动)活动过程中最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劳动史不涉及事件、人物、地理和民族特点等。罗日科夫认为，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个别历史，可以得出有价值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结论，即科学归纳，这也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
大纲抛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以渐进发展为线索向读者介绍经济组织形式的演变。只作一点修正。对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而言，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确定关于某种经济制度的基本概念是***治经济学的特权。“真正的经济史不要求一致性，即具体社会生产方式的单一演进。”对历史学家罗日科夫(须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未把经济史作为***知识领域进行方***的统一，罗日科夫对其持强烈批评态度)而言，研究经济形式的演变恰恰是经济史的根本任务。
大纲没有照搬波格丹诺夫的教科书结构，而且大纲里根本看不到我们常见的教科书结构与某种历史分期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通常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教科书的作者。我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史大纲远非普通的教学法文献，因为它尝试将***前经济史教学实践所积累的最优秀的成果结合起来。人们很容易便能在大纲里发现H.A.罗日科夫(经济活动区域扩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II.II.马斯洛夫(孤立经济是经济演变的初级阶段)以及N.M.库利舍尔(大纲描述中世纪城市经济和手工业者行会的章节)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元素。大纲最终匿名出版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大纲叙述教学材料的方式完全符合罗日科夫对历史学材料与经济学材料相互关系的看法。分析经济组织形式演变的同时，介绍经济学概念和基本范畴。但不是把***治经济学变成历史学，而是强化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也就是说，以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解释史实——学者能够如此构建两者的关系。甚至苏联时期师范学校的历史工作者也感受到这一点“***治经济学(劳动史)大纲是经济形式史和理论***治经济学的结合”。
我们认为，甚至教科书名称——劳动史(***治经济学)也应当视为看待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的两种立场的妥协，也就是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治经济学”与罗日科夫的“得益于***治(理论)经济学的历史学”的妥协。
从1920年起，与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同名的教学出版物陆续发行。根据作者对作为知识科目的劳动史所持的观点，这些出版物非常鲜明地分为两类。c.r.洛津斯基编写的教科书是第一类出版物的代表。该书第一版(据我们所知共五版)的名称是《劳动史与西欧经济生活变化的关系》，但从第二版开始副标题明确地改为《经济史概要》。
在该书前言中，洛津斯基特别指出，自己渴望“赋予新课程历史学性质，视之为历史学补充教材。书中大致按照为高年级学生讲授欧洲***治史和文化史的范围和形式，叙述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洛津斯基希望强调叙述对象的历史特征，坚决主张必须把劳动史变成一门具体的历史课程，而且和劳动史大纲编写者展开辩论。在之后的版本中，他甚至把第一章的经济学内容——《劳动是价值基础》替换成历史学内容——《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同时保留了原书名。
人们对C.r.洛津斯基的著作提出善意的批评。著名的历史一经济学代表B.B.斯维亚特洛夫斯基支持该书的出版，称之为“中学版欧洲经济通史简明教程”。《书籍与***》杂志评论员实际上与B.B.斯维亚特洛夫斯基的意见一致。前者认为，洛津斯基的书成功地填补了历史一经济学教材的空白。如果N.M.库里舍尔的《西欧经济生活史讲义》在高等学校占据牢固地位，那么形式与之相近的《劳动史》“毫无疑问可以推荐为中学教材”。Ⅲ.M.德沃莱茨基因为c.r.洛津斯基的著作没有对经济史进行分类描述而对其大加指责，但他也认为该书适合作为高校教师手册。
第二类教学出版物则反映出大纲说明中确定的劳动史研究对象。按时间顺序，c.B.法尔福罗夫斯基和N.M.科切尔金合编的小册子最先出版。尽管两位作者完全遵循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大纲，但人们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有时甚至是污辱性评价。N.H.斯捷潘诺夫建议这部“仓促、马虎和粗制滥造”而成的教科书作者“到半年制共产主义大学听课，希望他们在那里学会为自己的作品脸红”。c.r.洛津斯基的评价则比较谨慎。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大纲，而非教科书作者。洛津斯基认为，劳动史大纲的不足是过于抽象，这一缺点不可能不在所有以示范大纲为基础编写的教材中有所体现。
1922年出版的A.N.秋梅涅夫编写的教科书驳斥了洛津斯基的悲观预测。这部教科书总体上遵循大纲的基本原则，而且找到历史学材料和经济学材料的最佳对比关系。可兹证明的事实是，教科书在较短时间内(1922-1927年)九次再版，印数可观，而且不包括德语、犹太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和格鲁吉亚语等版本，或者像当时报道的那样，专门为少数民族学校发行的版本。
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和教育学界的评论者也很友善。III.M.德沃莱茨基认为，作者的优点是叙述接近真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经济史事实。H.N.卡列耶夫称秋梅涅夫的教科书为“条理清晰和专业之作”。他们的评论中都包含批评性意见。如果德沃莱茨基指出了历史学家一作者在理论经济学问题上的具体错误，那么卡列耶夫则涉及对本文更重要的历史学一经济学方***的同一性问题。19世纪末就写过大量经济类历史编纂学文章的俄国著名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作者把经济生活史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劳动史当作***治经济学，而后者首先是理论科学，而非历史科学。不过，关于***治经济学方法的一节内容对作者混淆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作出解释，例如，多数经济学家不会同意他对***治经济学演绎法的解读。”
后一条批评意见提给真正的“始作俑者”——波格丹诺夫或许更公正，因为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概念正是来自他的著述。归纳法是从个别的研究结果引出一般性规律的推理，演绎法则是从根据归纳法得出的普遍性结论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方法。劳动史运用甚至***治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表都不完全认同的演绎法概念“演绎”经济形式的渐进发展过程，换言之，劳动史是以进化为线索叙述人类经济组织形式更替的***治经济学。
值得一提的是，秋梅涅夫摆脱了引发批评者责难的局面，而且删掉教科书介绍***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最后一章。教科书也将使用新的副标题——《经济形式史和***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从1926年的第九版教科书开始才做出这种调整。彼时，学校社会学课程大纲将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史将让位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治经济学。之前版本的教科书都以确定劳动史的研究对象开篇，以确定***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结尾，两者之间并没有区别。
随着劳动史课程列入中学教学计划，不仅丰富的教学文献(除教科书以外，还应包括发行量很大的文选读本)应运而生，而且出现大量至今仍具价值、成为我国珍贵历史学一经济学文献的科普读物。
192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了由统一劳动学校处社会科学课程教学委员会编写的《中学历史示范大纲》。大纲基本上复制了前文详细分析过的波格丹诺夫模式。示范大纲出版后不久，H.N.卡列耶夫对其做出非常准确的描述“从各方面看，该委员会的构成不仅包括历史教师，而且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第一，历史学大纲得到经济学大纲的补充：第二，经济学看待历史现象的方法贯穿历史学大纲。不过，参加编写大纲的历史学家也可能持这种观点。”
的确，文化史(世界史)大纲的每一个主题都从分析该时期的经济史问题入手。示范大纲说明同样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中学历史研究应该使学生们了解发展的动力，而且应当弄清经济演化对这一过程各方面的决定性意义。”相反，经济学(已经不是劳动史，甚至也不是***治经济学)课程大纲开始压缩历史学内容，集中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所谓的过渡形式(苏俄战时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制度)。经济学课程大纲在这方面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它保留了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章节。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最终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在理论一方***绪言中要求和学生讨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区别问题。
1925年初，共产主义学院就A.A.波格丹诺夫和N.N.斯捷潘诺夫合写的题为《***治经济学是什么?》的报告展开讨论。作者在报告中坚持***治经济学就是历史学的观点。结果“马克思主义历史***治经济学”的拥护者暂时后退：人们开始把***治经济学视为单纯研究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科学，这不能不影响到这门课程在学校的地位。A.r.瓦尔涅尔证实，在实践中，劳动史，准确地说是在学生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史，到1920年代末一直在学校保持自己的地位。
1930年代初，狭义***治经济学和广义***治经济学的拥护者再次展开辩论。这时，波格丹诺夫的立场受到批判，原因是他试***把马克思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社会一经济结构，即反历史主义。***治经济学回归历史学怀抱。结果，经济史数十年无缘***学科地位。
经济论文格式篇8
1853年马克思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提出“亚洲式的社会”的概念，用以区别西方社会。1857至1858年之间，马克思写了不少手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这个时期手稿的一部分。根据马克思《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透露的信息，人们找到这个时期马克思撰写的另外一部手稿，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939年，这部手稿于苏联《苏联无产阶级***》杂志第三期面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治经济学批判》所含的《资本章》，载有《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专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它同亚细亚的和古代的所有制形式的区别》等是其中的内容。《***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于1859年出版，《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一文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如下几个特征：（一）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二）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三）***治上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权体制；（四）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的职能。2吴泽说：“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本质内容和特征，验诸古代东方国家的历史，是的确存在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国家，不论是古埃及、巴比伦，还是古印度和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有上述诸特点”。3
本文试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本来意义与当代启示，提出走出“亚细亚”，回归“亚细亚”的观点。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一、“亚细亚”的“原子现象”——“公社”
马克思对亚洲的研究起始于他对印度社会的研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印度这样的亚洲社会，存在着一个消极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基础”，使印度社会长期“一无抵抗、二无变化”，亚洲式的农业经济方式持久延续。4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的概念。马克思认为，所谓“亚洲式的社会”，尤其是印度，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同时，“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
这样，马克思就对亚洲社会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描述：其一为“模样相同”，其二为“互不联系”。另外还通行着一种“较古”的以“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为特征的“公有制”方式。这成为公社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农村公社不仅印度有，在俄罗斯也普遍存在，顽强地显示着它的生命力。一个叫哈克斯特豪森的人，1845年注意到俄罗斯“公社”。当他探知俄国社会中居然存在如此众多的农村公社，而且还都活生生地繁衍与发展着，感到十分的惊讶，将其称作“奇妙的东西”。此后他著述立说，出版《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将他的“发现”公布于众。5
事实上在东方，从印度到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特别是在俄国本土，也就是通常说的“大俄罗斯”，次生形态的农村公社，一直保存到20世纪。如恩格斯所说：“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6
在俄罗斯式的“公社”中，农民是封建贵族领土或地主的农奴。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按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旧规矩，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每个人都“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各个家庭的人口数多少不一，因而分得的份地也各不相同，从而各个家庭向村社缴纳的税额也不等，形成复杂的等级和类别。俄国公社保留着公社成员公有制的传统。耕地、草地等由公社管理，以“份地制”的名义分成若干份，分配给各个家庭；“公社成员共同使用森林、湖泊等公地。当然，此时的俄国社会已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农村公社早已被改组在农奴制的生产关系中，成为再生形态的农奴制农村公社了。农村公社内的农民也已被改组成为封建领主或地主的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受领主或地主残酷苛刻的剥削、压迫和奴役”。7
列宁在分析俄国村社情况时说：“领得分地的农民必然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它既然占有土地，如不实行强制，他是不会为地主干活的。于是，这种经济制度就产生了“超经济的强制”、农奴制、法律上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的权利等诸多特点。8然而，无论印度与俄罗斯的公社制度，“土地私有制”发育的不完善，土地在农民与农奴中的“定期分配”，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如上种种的特点都是相同的，可以说俄罗斯的主要领土在欧洲，但其社会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的而不是欧洲的。从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问题。
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了解东方的钥匙
马克思认为，在亚细亚社会中，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这样的私有制只存在于欧洲。他常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当读到贝尔尼埃有关东方经济制度的论述时，他对恩格斯说：“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9恩格斯同意这样的说法。他回信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治史与宗教史的基础。”10这样的土地“公有制”甚至在近代的俄罗斯也保存完好。马克思认为，“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鱼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耕种。这样就有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这个例子。”11
马克思将亚洲的公社制度与这个地区的土地制度结合起来研究，认为亚洲的“公有制”产生于公社制的社会基础之中。亚洲社会存在着两种从属关系。一是人和公社的关系，二是土地与人的关系。“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12在亚洲，人不是一个***的存在而只是作为附属物而存在，作为“公社”的附属物而存在。只有“公社”是***的，唯有它是一个“实体”，是超越于人的最高存在。既然连“人”都是公社的附属物，人无法成为***的实体，那么土地自然就是公社的所有。它不为个人所私有，只是被个人“占有”。马克思强调：“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13
西方国家的“私有”，主要是说土地的私有。这种“私有”，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社会的认可，堪称“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恩格斯说：“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凡是可以出卖的东西就具有商品的性质，在古代西方，土地成为商品，而在亚洲则不是。
恩格斯继续说：“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然而亚洲没有作到这一点，“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着的”。14这就是说，土地的亚洲式的公有制是与亚洲的公社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的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可以这样设想：一方面“公社”与“公有制”是一个银币的两面，那里有亚洲的公社制度，那里就有亚洲式样的公有制存在。同时，我们又可以认识到：制度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起决定的“基础作用”，“亚细亚”的公有制产生于“亚细亚”公社。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说亚洲不存在真正的“公有制”，那么中国呢？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了这一点。“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15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土地授受制度。土地为皇帝所“授”，为农民所“受”。农民所接受的土地，并不是农民的私产。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和“占有权”而没有私有权。井田制就是这种授田制度的最明确的写照。既然农民的土地“从皇帝那里得来”，根本而言，土地归国王与皇帝所有。马克思说，在亚洲国家中“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16，存在的是土地的“国王所有制”，一种亚细亚式的土地“公有制”与“国有制”。吴泽在解读马克思的原义时说：“在古代东方国家的国王是作为建立在全国各个农村公社基础上的‘最高共同体的’代表者，也是全国土地最高的和唯一的‘所有者’。”显然，中国的土地制度确如马克思所说，属于“国王所有制”。国王是国家——“最高共同体”的代表。“国王所有制”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所有制，即中国式的“公有制”。
三、“自然经济”特征
在亚洲，生产为了供自己消费。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17
在俄罗斯，公社属自然经济组织，存在着典型的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毫无竞争的，不需要同其它地区接触的自然经济特点。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小范围。由于地方市场的规模微不足道，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因为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小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宗法式的乐园。他们的这种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18
在俄罗斯，土地公有制显示为“份地制”，这是自然经济的基础。领得份地的村社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遭受超经济的强制剥削。这种份地农奴制遍布俄罗斯各地。农民每星期三天为自己干活，二天替地主干活。无偿的劳动，是为农奴主付出的劳役地租。这种份地制，是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19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历史的舞台上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20实行自然经济的结果，使亚洲，也包括俄罗斯，无法产生出类似于西方的商业城邦，也不会发生“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出现的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而与亚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历史总和城市史紧密地联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史即是一部城市的演化史。
长期从事自然经济的民族结果成为“农业民族”，而从事商业经济的民族结果就形成了“商业民族”。马克思在论述各个民族的特性差异时，论述了“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区别。在西方，商业的发达与***事的征服，造成农村公社的瓦解与自由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结果产生了城市国家。东方各国家则是“农业民族”，“纯由自然途径形成部落”。商业不发达，集体承担灌溉事业，农村公社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与公社制度、土地公有制相适的自然经济成为亚洲的主要生产方式。21
四、“亚洲停滞社会”
人类是进步的，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这个进步的概括方式。人类的文明经历着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继而向工商文明进步的历史；在人的***的历史上经历过从原始的野蛮人向奴隶，向农民，继而向市民进步的历史；在生产关系上经历过由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进的历史；在社会支配形式上，经历了由原始公社式的共同体向封建农业式集权***府，进而向市民***府的发展的过程。人类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一般情况下顺延以上各文明阶梯，逐级攀升。然而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与俄罗斯的历史时，发现这两个国家出现显著的个性特色。当历史要求人类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时，印度与俄罗斯没有出现这样的转化，将社会滞留在“公社所有制”的历史阶梯上，直至近代。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在它过去的历史阶段中，曾经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样“停滞”不仅发生在古代亚洲，也发生在近现代亚洲。对于停滞这个概念，需要辨证地认识，所谓“停滞”不等同于“停止”。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真正“停止”，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外界的刺激下，朝前开步。
只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进步的速度总显得缓慢。社会性质、生产关系常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在缺乏适当的历史时机与没有遇到必要刺激的情况下，其社会变革，犹如固定的环行跑道上的竞走运动。从局部看，社会常有激烈的“运动”；从整体看，其“运动”却是首尾衔接的循环。无法企求更高级的社会与更完善的生产关系，会在这样的“自循环运动”中产生。有时，社会已经出现向高端进步的契机，然而就在文明提升的过程中，固有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已被这个民族与国家“习惯”了的“生产方式”，形成文化力与***治力结合的下坠力。这样的力量因被罩上“民族”与“传统”的光环愈加神圣，最终使新文明的建造，功亏一篑，旧文明“荣归”重来。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说：“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条件（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特殊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22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与私有制的产生与完善。
然而在亚洲这样的变化来得很迟，或者没有看到变化，其要因之一，在于这样的社会长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马克思以印度为观察对象解释说：“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23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孤立状态长期的保存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之上，同其它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24
“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同样，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黑格尔认为，亚细亚公社的***封闭的个性，使其无法成为“现实的个性”，从“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进步的力量。这是亚细亚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25“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本质是一个民族的开放性格的体现，有开放才有改革。“开放”成为“改革”的必要前提，亚细亚的历史告诉人们，首先让自己获得开放的性格，才能变“停滞”为进步，否则适得其反。
农业的经济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此相对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显然“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还因为这个社会长期固守着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经济。
站在近现代的时间坐标上看问题。“停滞”还说的是没有“按时”产生“资本主义”。西方社会有过三个大的发展，首先是私有制的发展，然后是商业的发展，后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亚细亚社会，如前所述，首先没有发展出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制，然后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商业”因自然经济力量的强大，也无法顺利成长。“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26这样就造成当世界进入“现代”以后，亚细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匍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未见长进。
就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十分艰难，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西欧洲在这近三百年之间发生了是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却没有。黄仁宇说：“中国明朝也来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看来，以这样的题材发表的文字给人影响无非‘有好多人赚了很多钱’”。黄仁宇批评说：“作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那他们搜集的资料也难能与以后发生的的历史事物相联系了。”27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中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过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的推销方法”用的是C-M-C公式。说的是资本家必须以C（即商品com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在此川流不息的商业活动中，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的发展”，国家“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28而这些，及至近现代亚细亚社会及中国都做不到。
普列汉诺夫说：“中国和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起古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古代社会是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构造的形式中，每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的结果，这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崩溃。”29这里普列汉诺夫说的“古代生产方式”即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在“氏族组织”制度，即原始公有制度理应消亡的时候，它没有出现应有的“崩溃”。当西方社会已经顺利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东方却紧抱原始的“公有制”不放，而且这样的公有制还在此后极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其“次生形态”得以持续保持。而这也是东方社会无法自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就是不见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30 五、关于国家力量的强大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生产方式，也同时决定了亚洲的文明形式。“文明”的概念要比文化的概念大得多，经济、***治与文化的总和是文明的基本表达。在人类的各个文明体系中，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形式，是国家力量的强大。
古巴比伦《摩奴法典》中写道：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君主是一切造物中的最大者”。国王对臣民具有无限的权利，生杀予夺无所不可为，所有的居民都向他纳税，并负担沉重的徭役。国家机构中设有常备***、法庭和监狱，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创设。31马克思说：古代东方的国家，“是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国王是“共同体之父”。32
的确，“公社”是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细胞，它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洞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切片”。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数千年中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33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这种国家***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体就以专制***体而出现。”34
如前所叙，各个生产共同体的相互亚细亚式的隔绝的，无交换的状态，是亚细亚社会无法产生商业经济而形成长期社会停滞的原因，同时也是铸成东方式专制的要因之一。“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公社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35
当然，还可以把视野扩展到以下的几个方面：古代亚洲缺少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从原则上说，土地不准自由买卖，而是“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36。这个重分一般存在着巨大的操作上的困难。要进行这样的“操作”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在古代这个共同体是公社。中古至近代，这个任务由国家完成，由此国家的威权力量无限膨胀。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水利”是浩繁巨大的工程，“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结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府来干预”37。由此可见亚洲“水利”工程也呼唤强大国家的诞生。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人”的思想平台观察这个问题。一个“现代”社会到来，须有“人”的阶层结构的准备。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形成“人”的构成的三层组合。其上层是支配阶级，其下层是底层阶级，其中间是中产阶级。市场与商人是组合中层社会的基本元素。然而，亚细亚社会阻挠“市场与商人”的产生，无法发育出成熟的中产阶级，去组成一个社会的“中层”结构。这个社会因为没有一个唯一能与支配阶级“分权”的中产阶级，结果使支配阶级的权利得以毫无顾忌的扩展。
六、结论：走出“亚细亚”，回归“亚细亚”
对于马克思来说，***治经济学说，是他投入精力最大，所得创获最大的学说领域。在马克思的研究史上，先有《***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然后才有《资本论》的问世。而在《***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全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萦绕在马克思的脑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他开展“***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产物。正是通过东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比较，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深入的思考，才形成马克思***治经济论的鲜明见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治经济学思想基础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为入口，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而确立人类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一经典理论。每当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必然说到“亚细亚”的历史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当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的重要的文明状态。如同从资本入手，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马克思从亚细亚社会的“细胞”——亚细亚“公社”着眼，解析亚洲社会的基本特点，指明“公社”的长期存在，使亚洲社会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产生完整意义上的私有制，强调这是打开亚洲奥秘之门的宝贵钥匙。在这个社会经济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亚细亚社会自然经济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形成缓慢与国家力量强大等各项特点。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明确注解，是马克思全部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可以思考的是这个理论本身的形成史；围绕这个理论的争论史；这个理论的本来意义；这个理论的当代意义。本文没有在前两个问题上作深入的展开，而对这个理论的本来意义与当代启示给以更大的关心。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时至今日，究竟如何解读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真实显示这个理论的本真内涵。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既是历史的理论也是现实的理论，既是论述“亚细亚”的理论也是论述中国的理论，因为中国存在于“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中国社会无不有之。这个理论堪可启发我们作如下的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发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又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既要走出“亚细亚”，同时又要回归“亚细亚”。
走出“亚细亚”，说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亚洲农业式生产方式，其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来的自我封闭旧习、封建宗法制度、自然经济方式给予必要的批判。
然而，我们又要回归“亚细亚”。我们当对中国文明胚态时期的社会文化遗存作必要的研究，这是中国文明的“基因”发生期。中国自古以来，历代文明百般变化，而其“底部”一概保存着“胚胎时期”业已产生的社会文化的基因潜质。即使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基因潜质”，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挥之即去。
这样，我们就应该尊重亚洲的特点，关切中国的国情，理性地认识“基因潜质”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地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系，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古代（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发生了“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的中世纪（前资本主义时）产生了“次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也可以说，亚洲与中国当代现代化模式乃为继亚细亚生产方式“原生”、“次生”之后的“继生形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难以摆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因潜质”，难以消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胎记”，因此中国现代化模式也必然区别西方模式。中国走出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亚洲，了解中国，文明的进步既是文明方式的更新也是历史射线的延伸，既是对文明陈迹的消除，也是对文明遗产的承续。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也让世界了解亚洲与中国：文明是多元的，历史与传统的差异使各民族与国家造就各自的文明形式。有此共识，世界将变得宽容与和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2吴泽：《东方经济社会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3吴泽：《东方经济社会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5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引吴泽书，第339页。
7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8《列宁全集》，第15卷，第6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8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4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0-191页。引吴泽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3页。15《新唐书食货志》，引孙剑青：《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8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7页。
18《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6页。
19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0页。
21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8-62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3页。
25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35页。
26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8页。
27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1、79页。
28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9页。
29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第36-37页。引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第28页。
30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台北：新桥译丛1，1989年出版，第118页。
31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
经济论文格式篇9
分析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 分析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 分析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 精品源自教学论文
立法者和***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着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经济论文格式篇10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理论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后，转向***治经济学研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开始研究***治经济学的。当马克思开始初步研究***治经济学时，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
大约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摘录。在1859年的《(***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用“经济学”、“***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出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大纲》对***治经济学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很模糊的，对“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论证。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对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在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
总体上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没有谁比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马克思最初的***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治经济学家在方***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能找到直接依据。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
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可看出，马克思对斯密、李嘉***、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存在许多模糊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完全否定李嘉***的价值论。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但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
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看法完全一样，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真正肯定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一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同意李嘉***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断然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四、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运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治***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开始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工资是什么，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克思说，“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还包括买主之间及卖主之间的竞争。接着马克思问：“那么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展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且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认为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汇总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竞争和供求关系理解为商品价值形成的机制了。然后，马克思运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的工资即“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怎样决定的问题。他继续沿袭了“最低工资”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马克思基本上正确地理解了构成工资的三个部分：即维持生存、受训练和延续后代的费用，而且正确地认为单个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只是从总体上来看工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就等于把作为范畴的工资与实际的个别工资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提出了“相对工资”和“比较工资”的概念，即同资本家的利润相对比的那种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的”看法，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更为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