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1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分权体制、唯GDP***绩考核，刺激了地方***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府及其官员的***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四)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2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形态理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定位；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4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13BKS033）；***一般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研究”（12YJA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振鹏（1969-），男，陕西富平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部主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形成与发展。对此，相比西方社会学的解释范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更能深入、系统地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和帮助人们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坚定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现代社会转型分析的两种理论框架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专门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1]的重要概念。因而，许多学者都用“二分法”将社会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用以描述和把握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代谢、进化与变革。如斯宾塞的“会”与“工业社会”，梅约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等，都是对西方社会告别中世纪社会经历的历史大变革的行程和经验的描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以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为蓝本来研究那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贫困落后、不发达的原因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存在的传统因素。而要改变贫困落后、不发达的状况，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就是通过批判和否定本国内部的传统因素，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内容和经验，以实现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和转型。正如查普夫所说：“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社会应该以一种有计划、有控制、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的发展。在亚非拉各国尚不存在西方体制及传统时，应引进或通过‘功能等同物’来加以替代。”[2]
在我国，社会转型也是学界用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范式和分析框架。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也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因而，“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几乎被视为同义语。围绕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结构形式的转变等问题，我国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探索，并在社会分层、城乡发展、社会建设、生活方式、贫富差距、单位制与身份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关现代化社会的诸种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世俗化等也都为国人所熟知。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术的逐渐自觉，这种过分注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已被学界质疑为是“容易背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分析框架”。[3]基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的二分范式和从社会结构着眼研究社会转型的理论预设，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作为一种先验的、既定的条件排除在社会转型的“意义域”之外。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关系问题上，往往倾向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结果的研判，而忽视社会转型的过程、理想目标和理念的探究，也就成了必然。
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命题，不能停留在学术上的人云亦云中，更不能回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的现实。[4]因而，结合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社会转型上升到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高度，就成了深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必然。在社会历史哲学的视域中，社会转型的概念是以社会宏观结构即“社会形态”层面的复杂质态转换来标定的。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类型（形态）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对此，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其进行立体透视。
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对其进行立体透视，需要从唯物史观中探究出影响社会转型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生产力社会形态、***治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理论中，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最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的两个主要视角。
1.经济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有学者仅凭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无法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无疑是教条主义的认识。因为，经济社会形态仅是从经济的视角或侧面来分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变迁与演进更替的历史与规律。经济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社会经济形态。对它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一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生产方式；二是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三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产业结构。因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可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迁，或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迁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迁。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发展与完善。因而，它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即经济体制的变革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的具体体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即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换。这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十月***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个国家，苏联模式也被移植到多个国家。所谓苏联模式，是指苏联长期形成的制度、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策。从基本制度上看，它所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权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残酷的反***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但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过分集中的***治体制和限制民主、妨害法治等缺陷，使得苏联模式既无法应对新科技***的挑战，也无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在照搬苏联模式不久，等人就“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并没有突破这种模式。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从此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相应变革。这场变革是极其深刻的，被称为“第二次***”。但它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重构。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明确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并不会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它仅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具体类型的改变，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由一种具体类型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形态转型的关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说来，这是沿着两条交织的脉络展开：一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6]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和2000年中国加入WTO，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节点，其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WTO，使得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朝着更加开放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推动着我国从本国实际和全球化趋势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更加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转型之路。这是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超越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2.技术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技术社会形态视角的社会转型是多维的，如：游牧和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的转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等等。但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而言，主要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引发的新的社会转型，使得像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条件、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上有了质的区别。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有机融合。这是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那么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则是一个两次现代化时空高度压缩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7]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就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现代化起步比较晚；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三是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三个特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落后社会向发达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成长的现实过程，转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或重新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需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394而他的“雄心壮志”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达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8]226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所走的历程。于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种跨越，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西方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后再走上信息化道路；二是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严重代价后再回头去进行治理，即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我国的现代化，则是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就又面临着走向信息化的历史任务。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成了我国当前现代化的带动性的先导力量。因而，传统主要依靠资源消耗、人力投入等外延式扩张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被体现全球信息化、知识化浪潮的新的发展道路所取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双重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中国已有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作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文明成果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目前，我国学者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蓝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起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如：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知识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由贫困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由同一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变，等等。但其核心的关于现代化社会的诸般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以及教育、医疗、福利、社会流动、阶层结构的变化等等各项具体的社会指标，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特征和指标，成为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和尺度。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历史的大尺度”视野来确定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指向性与规定性，其前提是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形态进行定位。“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0]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置于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两分法”的框架之下，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非经济的社会形态才是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因而，它在逻辑上也属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定位深刻揭示出它是人类史上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转型，也从而预示了其需要完成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全面性。这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论述中看出，现实社会主义尚处于“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其历史任务“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它决定并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终目标及其转型的阶段性、过程性特征，也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多维转型与整体结构变迁。
对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当然可以从***治、经济、文化、技术和人的发展等多维视角进行阐释，但关键是要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转型的本质特征。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但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的转型，在经济社会形态领域主要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和创新。这个转型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相连的。从技术社会形态视域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东方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意义上的转型，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特殊课题”。[12]当代中国向发达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乃是当代中国转型的“普照之光”。伸而论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现代化目标紧密相连，实际上这是两种社会转型的特殊组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自身不断发展，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在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进而向信息社会迈进。这两种转型的联结表现在：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而中国要完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和重构也必须以社会现代化为依托。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双重转型的统一，才能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方***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历史命题。我们看到，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等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且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中国在经济现代化、***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社会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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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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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54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32-33.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文化转型；文化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就中国文化发展与方向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又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讨论的主要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就文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退去，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又复兴，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全盘西方文化与新儒家文化复兴二者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然而，随着步入21世纪，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谈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再徘徊于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之间，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点，无需多言的中国现代文化已应运而生。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本身即具有十分宽泛的性质。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治与经济的反应，指核心主要价值观层面的，而目前我国在文化方面的讨论主题，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围绕这一层面展开的。就观念领域而言，我国文化思想领域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二、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纵观古今历史文化发展，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持续发展不间断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文化产生于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文化其自身也具有很强的***性，而文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必定呈现持续发展的姿态，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每个历史阶段社会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文化积累来推动的，而文化自身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一个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融合，也决定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持续不断、源远流长，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站在世界的前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而且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一切的属性和特征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门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就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随着外来经济资本和坚船利炮的传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文化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障碍，所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呼声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三、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们思想文化界对于文化讨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逐渐走上轨道，对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更多的应该以推动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以文化作为原动力，而经济作为文化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立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推动文化的发展，还是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
而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借鉴西方文化的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已民族的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具体借鉴西方文化问题上，首先要对西方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对其共性与个性，内容上与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部分，要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归纳整理，以求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转型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及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既不可以全盘西化，也不可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而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经济发展待定文化复兴，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转型道路。
参考文献：
［1］程建平.中国文化转型的路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2］吴艳，颜秉玺，颜佩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研究综述［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09.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5
摘要：
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以来资源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文献调研的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阶段和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各个阶段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经历了资源型城市研究萌芽阶段、学术讨论起步阶段、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全面研究和转型集中实践研究4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国内研究的“黄金期”，包括9个方面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认为，建立和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体系，创立和引入更加有效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创新和总结转型模式与模型，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资源型城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全国共有262个资源型城市，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占总数的54％、衰退型占27％［1］。很多城市出现了资源依赖严重、地质灾害频发、失业人员安置困难、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接替产业发展艰难和新老矛盾交织汇集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源型城市相关研究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多位研究者对大量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从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的概念、理论、方法、经验、模式和对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述［2－10］。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剧烈波动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相关研究也更加深入而广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系统总结和分析，梳理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研究阶段，阐明各阶段研究内容，探讨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研究重点及方向，从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国外研究概述
西方国家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讨论比较早，20世纪30～50年代为初步讨论阶段，加拿大学者InnisHA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讨论资源型地区社会发展及稳定问题；20世纪50～80年代为第二阶段，国外资源型城市出现衰退，研究集中在单一资源型城市或区域中的多个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城镇人口与社会发展、矿区发展生命周期等内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理论基础包括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依附理论和苏联时期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结合，讨论经济、市场、就业等问题较多，理论基础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5，8，11］。有研究对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阶段提出不同的认识［12］。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文章大多发表于2000年以前，原因在于国外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较早，资源型城市的衰退或出现结构性问题多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或低价替代品的竞争，开始寻求转型以实现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而2000年以后，国外老牌资源型城市已完成转型或者彻底衰退，专项研究逐渐减少。国外研究中讨论较多的成功范例包括德国鲁尔区、美国休斯敦、法国洛林和日本北九州等，这些地区主要通过产业成立协调机构、制定产业规划和产业***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再布局实现产业多元化，从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失败的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俄罗斯的巴库和委内瑞拉的波力瓦尔，二者均因油而兴，又因油而衰，主要是由于资源过度依赖和发展前瞻性不强导致的［13－17］。这些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发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还有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1～2）［3，5，9］。本文在总结前人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将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为4个阶段。
2．1研究萌芽阶段1949—1980年前后，建国初期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资源作为工业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同时受到苏联时期“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影响，所以这一阶段更多的是围绕资源型城市的选址与布局、规模与时序等国家宏观生产力布局实践，理论研究和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较少［3，5，9］；以李文彦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界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18］。
2．2学术讨论起步阶段1981—1996年，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单纯的资源生产基地建设实践逐渐转向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1983年，“全国工矿城镇建设学术座谈会”就我国工矿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1987年，煤炭部牵头召开“全国煤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1990年，中国矿业协会成立，对矿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研究进一步加强；1993年，中国市长协会在金昌召开了有关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讨会；1994年、1995年、1996年，中国市长协会和石油城市专业委员会分别在阜新、大庆、东营，组织召开了发展替代产业、促进石油城市持续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多位研究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了针对性研究［19－21］。综合看来，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工业粮食的矿产资源需求量剧增，资源型城市的开发强度进一步强化，各种问题凸显，国内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现状、成因、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初步探讨。
2．3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全面研究阶段1997—2013年，1996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到包括资源型城市开发建设的各个领域，专项课题也相继出现，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均对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研究予以资助［17，22－25］。这一阶段，众多专家学者开展了资源型城市全面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
2．3．1概念界定研究资源型城市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较多研究认为广义的资源型城市是指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资源型产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城市［10，11，26－27］。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产值和从业人员等指标用于界定资源型城市。狭义的资源型城市是指以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矿产资源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重地位的城市。有研究认为矿产资源的初加工包括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和石油工业等［28］。统计看来，我国大多数是针对狭义资源型城市的研究，相似的概念有工矿城市、矿业城市等［13，29］。
2．3．2问题成因及发展阶段研究资源型城市产生问题的成因分析多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生命周期性。有研究认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符合诺瑟姆S型曲线模式，必然经历勘探开采高产稳产衰退枯竭的过程［30］。要结合其周期性规律，适时调整思路和目标，推进产业转型和完善城市功能［31］。总结看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消费具有初步利用、快速增长、稳定消耗和需求下降的过程。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是资源型城市产生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或转化期，资源型城市因此可以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转型或衰退型。处于不同阶段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2．3．3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对比研究对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行系统认识可追溯到21世纪初，焦华富等归纳和总结了西方资源型城市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进展［11］。随后多位研究者对美、加、澳、日、欧盟等国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进行了比较，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①改变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重视改善投资环境、加快产学研结合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府职能的转变与发挥是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关键［13］；②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科学制定转型与发展规划和成立专门机构保障规划高效执行是成功转型的保障［32］；③财税***策、产业调整***策、环境保护***策、投融资***策、人才利用***策和区域协调发展***策等引导和扶持是成功转型的支撑［33］；④资源型企业在***策引导及效益驱动下，充分发挥其盈利创收、自主创新、吸纳就业和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是成功转型的核心［14］；⑤职业培训与个人创业是成功转型的重要补充。我国的资源型城市有其自身的特色与特点，人口是国外资源型城市的几十倍甚至上万倍，所以要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重点结合地方实际考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2．3．4转型模式研究根据产业转型特点，可以划分为3种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①产业链延伸模式，即对原优势资源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不断发展上下游产业，延伸产业链，增加工业附加值，例如美国休斯敦延伸石油产业链和德国鲁尔区延长其煤炭开采产业链；②产业替代模式，以日本北九州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由于资源逐渐耗竭，完全放弃原有资源型产业，重新选择替代产业，植入新的产业，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③产业多元化模式，结合前两种模式，即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又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替代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4－15，17，23］。总体看来，第一种方式仅为城市发展的“权宜之计”，可以有效缓解资源型城市在短时间内衰退，但不是根本解决途径；第二种模式多为“无奈之举”，资源型城市已经进入衰竭期，只有通过***府的大力投入来改变现状，植入和培育新型产业，保持城市生机；第三种模式较前两种模式更为全面，在城市转型初期采用第一种模式，中后期在产业链延伸的基础上发展替代产业，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持续繁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结合中国资源型城市实际，定量化的选择切实可行的转型模式必将成为热点问题。根据主导主体不同，转型模式划分为***府主导型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模式，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专门委员会负责模式和产业***策引导模式［16］。根据对待转型的态度不同将转型模式划分为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前者转型成本低、难度小、效果好，后者成本高、难度大、效果差［34］。
2．3．5可持续发展研究2000年以后，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观念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增多，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认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演变具有时序性、突变性和可控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把握矿业生命周期、适时发展优势产业、培育替代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完善资源市场体系，实施资源保护与节约战略、再定位城市职能、发展城市区际联系、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9，35，36］。2006年以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与城市转型结合起来，且数量较多，与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步入成熟期并部分出现衰退和国家更加注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关。
2．3．6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自2000年以来，资源型城市实证研究剧增，多针对单一城市或区域内若干个城市，2010—2012年研究数量达到顶峰。经统计，研究类型多为成熟型向衰退型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如大庆、焦作、白银、阜新、大同、攀枝花、克拉玛依等资源开发较早的城市和内蒙古的包头、鄂尔多斯、乌海等新兴资源型城市，这一特点与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主体处于成熟型后期是紧密联系的；研究地区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东北地区的黑吉辽三省，华北地区的山西、河北、内蒙古，华东地区的山东、安徽，华中地区的河南，西南地区的四川等地，这与我国矿产资源分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研究的热点多集中在具体某个资源型城市存在的问题与成因、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基本上都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型和发展的策略与思路，包括主导产业、接续产业、替代产业等的选择及转型方向问题，在探讨其他类似城市时可以借鉴和参考［37－38］。
2．3．7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策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策研究多集中在财***、税收***策方面，就业***策和***府行为等研究较少。财税***策方面，多项研究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应加大***府资金投入力度并建立长效机制，主要方式包括专项补贴、财***贴息、税收返还、设立发展基金、以***府信用为基础建立财***投融资体系等；并大幅度提高所得税等税费的地方分成比例，为***企转型资金大量投入奠定基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降低资源型城市中企业的实际税负，以鼓励各企业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实行税费合一，适当增加资源税，并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以鼓励矿山企业提高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效率［39－41］。总之，财******策应大力扶持产业升级和转型、鼓励多元化的企业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和投入、推动科技水平提升和人才引进工作和适时推进资源税费改革，以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42］。就业***策方面，资源型城市转型应确立就业优先的长期发展战略、构建符合市场规律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调整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再就业培训等［43］。***府行为则多体现在制定和执行***策法规等宏观调控方面，研究认为，推动和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需要***府的大力介入制定和实施公共***策才能得以实现［44－45］。同时应建立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指标的***府行为综合评判体系，对***府行为及时考评并适时调整［46］。而杜辉等则对传统上采纳的以***府***策为中心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思路提出了质疑，认为***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不可估量，应转变为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24］。新形势下，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应在***府***策调整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法制化轨道。
2．3．8研究方法探讨资源型城市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定量研究中多进行定量模型构建，很多研究者尝试了以模型构建为基础的“SWOT”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研究方法。（1）数学模型构建法。通过构建和应用动态SSA模型等，分析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演化特征和生命周期规律，研究转型必要性［47－48］；结合多目标优化理论等，建立转型最佳时机数学模型，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效性［49－50］；通过构建转型主体定位、内部产业优势、替代产业选择、生态足迹变化的数学模型，建立博弈、协调性弹性和生命周期优化调控等理论模型等，研究转型的方向性［47，49－54］；建立回归方程、结构方程评价模型等，对转型***策效果、经济指标效果等产业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绩效性［55－56］。（2）“SWOT”分析法。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的优势（S）、劣势（W）、机会（O）和威胁（T），建立相应的矩阵或模型，来研究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抉择，分析产业发展模式合理性与可行性，讨论人才、资源和环境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57－58］。（3）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社会实力、转型绩效、接续替代产业选择、生命周期优化调控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向及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对策、转型效果、接续替代产业选择方向和生命周期优化调控潜力的提升机制等［47，59－62］。（4）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通过将模糊的、难以量化的***府行为和经济综合发展状况等进行量化处理，运用综合模糊评判法进行有效分析［46，63］。（5）其他方法。很多研究还尝试了结合运用其他方法，包括变异系数法、德尔菲法、能值分析法、相关分析方法及区位熵分析法等，均取得较好效果［47，51，61，63－64］。以上研究方法中以单一应用某种方法为主，少数研究将多种方法结合用于研究和分析。
2．3．9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焦华富等较早的对西方资源型城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应结合社会学和统计学，注重理论性的规范研究及构造模型［11］。沈镭从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演进、城市功能发展与完善、城市空间扩张3个角度阐述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30］。樊杰等将矿业城市持续发展理论归纳为哈特威克－索洛法则、矿城发育规律理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阶段理论［22］；于光系统阐述了矿业城市转型的传统理论和现论，前者包括基于城市发展规律、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发展的传统理论，后者包括基于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和谐发展的现论；结合科学发展观，创造性的提出区域和谐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65］。王开盛总结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56］。还有研究者结合协同学理论、城市经营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策建议进行研究［66－68］。总体看来，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新理论缺乏大量验证，传统理论很难因地制宜的良好运用，需要结合中国特色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69］。2．4转型集中实践研究阶段从2014年起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制定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未来141个成熟型资源城市将面临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具体城市某个城市根据成熟的理论方法，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转型方向的研究将更多地应用于实践。
3讨论与结论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6
>>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策文化研究 GDP7.5％，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 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升级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金融形势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转型期宏观调控与中国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重建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刍议 试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财务管理模式 中国经济转型期市场自由化的反思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向质量增长转型期 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困境与机遇 浅议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小商小贩 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股市 中国经济转型期中的关键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府财***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经济转型期民间资本进入中国垄断产业的路径研究 浅谈中国转型期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 中国转型期道德失范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③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以***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优先选择若干基础条件较好、专业特色突出的机构进行试点，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
④2014年2月10日，***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教社科〔2014〕1号），全文分为“服务国家发展，明确建设目标”、“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平台”、“改革管理方式，创新组织形式”、“加强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等七部分，详见http：///gzdt/2014-02/28/content_2625304.htm。
⑤此外，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研究所定期互派访问学者，野村综合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等也经常进行人员交流;通过这种人才交流机制，不仅可以使人尽其才，更能够使智库不断充实新鲜血液，增强活力，使智库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因此人员培养交流机制既可以为智库带来大量的思想火花，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安淑新，2011、2012）。
⑥出自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观书有感》一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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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7
关键词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东欧
中***分类号 F11；F753；F831.7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不仅表现在总量的增加上，在投资地区的改变上也相当明显。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已从1970年的125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亿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区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相对流入比例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但绝对金额却有大幅增加。这对于追求经济发展，但缺乏外汇资金及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与***治层面的巨大变革，以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这些资金短缺国家取得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接受跨国公司自海外带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技巧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所谓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转型国家 ①克服工业发展失败、经济崩溃与***治纷乱，走向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已被视为这些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型要素，因此促使它们寻找各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对一国进行投资生产，必定是因为该国具有稳定且具潜力的***治经济环境，国家***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其进行FDI区位选择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东道国不应只扮演等待投资的被动角色，而应建立自身与他国相比具竞争力的优势。
转型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也迥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 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策的效果，并认为***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三、分析框架
1. 理论分析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策包括所有权***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
2. 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lnFDIi，j=ai+β1lnFDIi，t-1+β2D97t+β3lnERi，t+β4lnWAGEi，t
+β5lnGDPi，t-1+β6GDPGWi，t-1+β7OPENi，t-1+β8GEi，t-1
+β9lnHCi，t-1+εi，t
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 ，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 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 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五、结 论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科学模型；方式转变
中***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10-05
一、经济发展的历史经典理论扬弃过程及价值分析
1. 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是二战后在美、英等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首先系统研究资本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状况，取决于该国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由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者人数来决定。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众多，就能生产更多的年生产物，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斯密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首先，新增产出在积累与消费中的比例；其次，新增积累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技术进步对存量资本、新增资本和生产者素质的影响，而三方面的动力基础是自由市场竞争。
李嘉***把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土地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地租增加；工资由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将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发展。
2. 经济发展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特别是美国在大战期间增长起来的生产能力，与日趋缩小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相适应，增长周期极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探讨资本经济发展问题。
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形成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对长期增长动因进行解释。
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同时提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
3. 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发展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发展模型。出发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并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企***找到资本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以防止经济危机和消除失业。模型提出两种增长率概念：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分别以Gn1、Gn2表示，总的产出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用Gn表示，那么：Gn＝Gn1＋Gn2＋Gn1n2
有保证的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预期“资本产出率”和本期“储蓄收入率”，要保证社会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即有保证的增长率，必须等于储蓄收入率除以资本产出率。
4. 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增长速度决定于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如何分配。认为分配中的变化影响总储蓄，因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不相同；分配本身取决于积累率，而积累率又决定着利润率及其在收入中占的份额；收入的剩余部分转化为工资。根据其模型经济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只有靠有利于利润的分配，即利润高则增长快。
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能够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并且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刺激力。主张把经济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5. 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代表经济学家是美国的索洛和英国的米德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劳动和资本有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也反对罗宾逊夫人收入均等化和提高工资的论点。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为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相应于“边际产品”而各自获得应有报酬，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模型不仅考察投资增长要素，而且还考察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要素。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函数方程式，含义是经济活动的产出取决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数量，并且给出一个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但是，目前的工业化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同时资本少的国家投资能更有力地刺激产出增加的情况也不明显。
新古典理论对这两种矛盾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尽管收益随着经济中增加更多的资本而递减，但新技术的涌现可以抵消这种结果。
新经济发展理论加入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框架，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并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也投入知识。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增长率。
二、经济发展模型的再创造与中国的具体适用
1. 经济发展理论的再研究即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扬弃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兴起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现在看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还是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也就是从整个大社会着眼而从经济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要素就不是全要素，因此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需要随之变化进行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占有和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其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科技即简单劳动中***出的复杂劳动、教育即劳动者生存成本扩张和社会要求。
因此：经济发展JZ=P［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分配关系，而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发展过程就产生被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而：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发展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治法律、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等，对经济发展形成间接的、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并且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发展。
递进：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实际上，影响经济发展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发展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的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增长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发展问题。
2.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跟随经济发展变化的热点提出的不断修订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但是对中国的现实应用价值就要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尽量避免跟随瞎起哄，什么需求约束时代、什么知识经济到来、什么信息社会等等，道理有，但不是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府更不能随波逐流而是为我所用，美国提息中国也跟着提，世界经济的确有同步性趋势，但并不完全同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促进或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同。
转型初期，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方式在于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但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矛盾突出；之后，资本制约矛盾显现，大规模引资开始，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量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掠走，教育改革与发展产业教育同时展开，科学技术进步及机构改革提上日程；目前，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使资源供应紧张矛盾极为突出。
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制约因素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就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科技和教育进行分析，中国最不缺乏的是一般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而中国最缺乏的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需要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实现。
资本的一般表现即生产工具其，多寡相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闲置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事实同时说明资本存量不足，需要长期且高比例投资。
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直接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问题、资源中的能源问题。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劳动开发成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基础资料，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造成自然不堪重负，并且经济运行困难。
中国劳动力使用不足、资本紧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归根结底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的各基本要素中缺乏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是根本途径。
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
就生产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突出表现为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持续快速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大幅提高，不仅积累了物质，也积累了许多社会性矛盾，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弱势群体、贫困、失业、老龄、医保、社保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克服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并且会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降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进程。
就***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上层建筑虽然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分配环节产生影响，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统一，上层建筑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利益竞争使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影响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
三、科学模型应用与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社会再生产需要从“外延”向“内涵”、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后的再强调。所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也付出沉重代价。拼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结果是GDP增长10多倍而投入却相应增长40多倍；资源及能源消耗水平高，火力供电煤耗、钢铁企业吨钢能耗高都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以上，水泥高45%；而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4倍，固体废弃物10多倍；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50。
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表示为：｛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而科技水平低直接与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及劳动者相关，同时也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表现――经济体制及制度、***治的***绩评价机制不合理相连。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中期措施是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短期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制度以及***绩评价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
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转变观念，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通过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认识发展思路。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就曾经提出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成效不理想未达到转变的目标，根本原因是转变的途径不明确，途径不明确是因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未建立起来。
2.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入手，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实现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
开发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工艺的手段和杠杆是增量资本的投入方向及方式。新增资本是否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为核心的环节。
3. 就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开发中，先开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策的高度；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能源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仍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家庭、企业和***府都是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家庭以个体人的志向为导向进行投资，企业以实用需要为导向进行投资，***府以基础科研和普及性教育为导向进行投资，因此***府要把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重大基础性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制定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策。
5. 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制约引发粗放型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及产业***策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通过产业***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污染大、技术水平不高的项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项目不等于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许多官员及“半瓶子”理论家不懂得规模经济效益，把大项目与盲目扩大投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小盲目投资项目更容易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的成本都高。
无论粗放还是集约，也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增长，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利益，收益大于银行利率企业就具备投资冲动，企业不会考虑资源是否过度使用。因此，要完善制度和加强宏观管调，从制定严格的宏观经济***策、能源使用***策和加强***府监管两方面着手，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如此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6. 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绩评价机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大比重与中国***治结构决定中国的行***资源、权利远比发达国家***府的行***范围要大得多，行***权利使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因此，***绩就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单位能源使用GDP的提高、社会失业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法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要求是环保改善程度与能源使用效果，因此要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纳入行***干部***绩考核体系，用制度进行约束，从根本上转变干部***绩考核办法和经济绩效考核办法，真正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创新发展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宣传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推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也随之发生各种新的变化。因此，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这不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应当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坚持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发展，必须是以为人民服务、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能改变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今后我国将对外更加开放，社会主义的经济***治体制，也将随着我国这种发展的需要将发生必然的发展变化。这样，反映基本经济***治体制变化的伦理道德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必须进行现代转型，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
那么，如何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如何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伦理道德，在发展原则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适应；在现实形态上，应当有哪些新的内容；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应当制定哪些新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联系；差别
一、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对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从1949年到1995年，经济处于又多又快增长(粗放型增长)阶段。其标志是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把多与快放在好与省的前边，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扩张。第二，从1995年到2007年10月，处于经济又快又好增长方式阶段(既注重速度，又注重效益)。标志是1995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三，2007年10月后，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标志是***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理论界，从1980年董辅礽发表的《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战略研究问题》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2004年吴敬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阶段(农业社会、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两种模式(靠自然投入的增长、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方式做了很多研究。但在***的十七大以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仍没有超出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分析框架。虽然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应看到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制度障碍、技术重复引进、收入差距扩大、公众福利低下、资源掠夺性开发、环境恶化等问题。正如******在***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在理论上的一大创新，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发展。因此，如何认识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二、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的联系是：第一，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究经济增长质量，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好、又省、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别
(一)指导观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它的理论支撑由马歇尔提出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和当代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索洛模型)构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技术创新、经济结构完善、增进公众福利、可持续发展、社会综合发展等发展观。又好又快增长、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构建和谐社会等均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二)研究视角不同。经济学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由低到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本社会，主要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人本社会，主要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公众福利的增加；第三阶段是社会整体综合发展，包括***治的人权和自由、经济上的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上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全面演进过程。经济增长方式以第一阶段以物为本的单一线性的生产要素研究为视角，主要研究成果有新古典经济学和丹尼森等人的要素学派(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效率两大类)及模型学派(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等)。经济发展方式强调以人为本的学科多元化(***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资源环境学等)和对经济学立体性地研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有：庇古、坦普尔、贝弗里奇等人的福利国家论；克拉克、刘易斯和托达罗、库兹涅茨、拉弗等人的经济结构演进论；波尔丁等人的循环经济论；托夫勒、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等。(三)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前苏联、东欧的一些学者论述)，西方经济学的要素配置与利用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佩雷、纳克斯等人)，增长的涓滴理论等。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人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分享经济理论(魏茨曼等人)、创新理论(诺思等人的制度创新理论、熊彼特等人的技术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协调理论、增长代价理论、自然回归理论、持续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理论、生态发展理论)等。
(四)划分依据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生产要素利用的数量和效率为依据，经济发展方式以发展模式或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为依据。美国经济学家E.R.W.坎佩尔将发展方式称为“Model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发展战略模式)或“Approach to Growth”(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可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但高速增长可能带来有增长无发展问题，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分析，是无效益或零效益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是经济增长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是人民不能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经济增长；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是经济结构没有改善甚至恶化的经济增长。针对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需要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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