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历史学本科论文篇1
一、由重知识结论的灌输者转为重学习过程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如我们为了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布置了探究性课题“走进沙县小吃”，“中国古钱币”等。由于这种学习活动，是学生自由选择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通过迁移各种所学知识，把学习过程变成了主动探究的过程。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历史进行调查、收集、分析、研究、处理有效信息，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做了课件并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成果展现出来，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培养。从收集到的学习成果来看，学生们涉猎面非常广泛，学生表述历史事实、整理历史事实的能力显著提高。通过这种新型的学习活动，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感知力和思维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2
历史教学界关于历史核心素养的探讨，始自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后转至历史核心素养，讨论主题虽各有偏重，但都与历史核心素养密切相关。
从历史素养与学科能力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素养界定为“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其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够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富有个性的心理品质”。①从简单的掌握知识和思想教育为主，到从学科出发强调学科能力，再到将学科和素养结合起来，历史素养折射了历史教育的上述认识历程。论者借用了语文素养、地理素养的界定方法，将历史素养看成是“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此观点为当前历史教学界引用最多。
从历史学科素养与史学的关系，有论者通过解读史学研究过程，归纳了历史学科素养的基本构成：“从研究动机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具有现实性。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或现实意识。从研究抓手的视角看，史料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操作对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浓厚的证据意识。从研究过程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问题意识。学术的历史学，还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具有融合意识。史著等历史研究成果，可分为客观史实、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等四个层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学科素养具有分层意识。”②
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学科素养的界定，有论者比较了中美历史教学的学科素养关注点差异，将历史学科素养划分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历史知识在新情境中的运用、对历史学科方法的反思、历史元认知的发展”等维度。③
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中学生为适应现在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核心历史知识、历史思维能力以及认同、尊重和融入历史的态度”。①其中，核心历史知识包括时间知识、空间知识、人物知识、史观知识；核心能力包括运用时空知识准确表达历史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解释能力。核心态度包括对自身的态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态度。
从历史核心素养与历史学的关系，有论者论述了历史学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前提性局限，论证了历史思维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特征，并指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大功能在于认识自我。②
此外，还有针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教学策略研究，此类研究数量大，且绝大部分为一线历史教师的经验总结，研究结论多止于经验层面，雷同情况较多。
综括看来，从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到历史核心素养，不同视角得出的界定各不相同。这里面既有语境、视角差异，又有关注主题的不同偏重。有论者认为“对探讨的中学历史‘课程目标’，冠名‘中学历史学科素养’，更具针对性”，并通过归纳“沪版课标”“港版课标”“台版课标”等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构建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③还有论者将“基于中学历史教育而形成的核心素养称为史学素养”。④这些观点一方面揭示了“学科素养”“史学素养”“历史核心素养”等概念有一定内在关联，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上述概念的内涵界定不清，很大程度上，历史教学界只是照搬教育界的提法，对不同时期“素养”“学科素养”以及“核心素养”的提法缺乏学科内在的合理性学理分析，尤其是，历史核心素养是于什么语境下提出来的？它的内在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它究竟应包含哪些构建要素与层次？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这些都需要作具体辨析与回应。
核心素养的阐释可以有多种角度，但应该承认，核心素养首先是一个***策性概念。“在讨论一个***策概念时，充分考虑概念的***策指向应是首要的角度。”⑤核心素养是针对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中国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不足、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提出的，其***策主旨仍在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目前国家层面仍在讨论、修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高中课标修改过程中各学科都在提出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历史课程作为学校教育人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素养的构建至少需要依托以下支撑点：
其一，历史课程作为学科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
作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顶层设计”，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已大致确定为九大方面：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历史核心素养作为学科层面的核心素养，其与“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之间是局部与全局、特性与共性、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换言之，“学校课程的学科之间拥有共性、个性与多样性的特征”，⑥历史课程要发挥自身学科的独特性，并尽量协调与其他学科间的共性，聚焦自身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的作用。
其二，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的学科思维特质。
“立德树人”本质上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和课程强调的是对学生思想、人格、态度的培养。”⑦这里的“思想”并非简单指思想品德之思想，更指特定课程中所包含的学科核心思想或思维方法。“任何学科的构成总是包含了知识、方法、价值这三个层面的要素：其一，构成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体系；其二，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体系背后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其三，该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背后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①学科思维凝聚了学科特有的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其背后真善美之类的价值与态度。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其学科思维更兼具人类的心智记忆、人性反省与对话。“精神及心智力量照亮的是它所处的现实处境；它所借助的是那些除了能在人的精神中存在以外别无所寄的过去；借助它而照亮现实。而只有记忆才使人们的精神心智能建立自己意识的形式及内容。”②依托历史学科思维，并在思维层面聚焦、提炼其培育学生内在品质的学科素养，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其三，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性成果。
从实践操作的可能性看，构建历史核心素养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要有现实的成果积淀。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三维目标划分，与历史核心素养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有学者认为，“基础教育界所称‘核心素养’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把握：最底层的‘双基指向’，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中间层的‘问题解决指向’，以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基本方法为核心；最上层的‘科学（广义）思维指向’，指在系统的学习中通过体验、认识及内化等过程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实质上是初步得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③这意味着，借鉴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成分，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西方美英等国家的成果，也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依据上述构建依据，笔者以为，历史核心素养至少可遴选以下基本要素：
其一，时空观念。时间与空间是历史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④“历史”的本质是“变迁”与发展，为了确切地显示人和物所发生的变迁，必须将这种变迁置于一种时间框架中，时间观念是感知、理解历史的首要认知性前提。但同时，时间观念又依附于空间观念，人类需要借助空间给时间定位，“时间和空间，不管它是存在，还是只是人的思考中错觉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⑤时空观念既是学生认识过去、感知特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必要前提，又是理解历史变迁、把握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框架性认知依托。
其二，证据意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更是学生感受、确证历史的证据来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做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⑥在学生的“认知世界”里，史料恰恰充当着学生重构历史的证据。证据意识既要求学生要能辨析史料真伪，能从不同类型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辨清、理解史料作者意***，重构历史与现实相关问题的有效证据。证据意识不仅包含了必要的逻辑推理、分析与比较等能力，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求真、科学精神与态度。
其三，历史理解。历史研究离不开人，这就涉及人的思想与心灵。“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⑦认识历史不仅要考证史料，辨别其真伪，更要赋予其意义与价值，由此需要历史理解。历史理解主要指向历史认识的内在心理过程，它要求学生能够依据可靠史料设身处地认识具体的史事，对历史人物、事件要有“同情的理解”，能够感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物，能够体现出尊重和理解他人、客观处理问题的态度。
其四，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与历史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解释涵盖且超出历史理解。基于历史理解，历史解释更偏重指向历史意义的外在表达过程。参照卡西尔（Ernst Cassirer）区分自然与人文现象为信号（signs）系统与符号（symbols）存在有关思想，“历史意义在此不等于文字意义，而是要在历史的上下文中读解的实践、文化意义”。①历史解释要求学生既能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能对所学内容中的历史结论做出分析，更能结合实践，赋予历史问题以现实意义。
其五，历史评判。历史评判在其直接性上是对被评判的历史对象施加价值判断，即对某一历史时代、事件、人物的评价是以特定价值取向或价值倾向为依据的。历史评判涉及事实与价值，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历史评判更直接地映射了历史思维，“历史思维包括历史意识，这需要及时的反复思考。它包含时间和变革的理性思维，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依赖性和独特性的识别”。②某种程度上，历史评判也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指向未来的思维。历史评判要求学生能依据一定价值观对史实做出判断，能分辨历史上的真伪、善恶、进步与倒退等，并能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至对自身成长与社会现实的认识上，形成积极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以上所遴选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对应并契合着其构建依据：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外在地规约着探究历史的条件与方法，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却内在地洞见着理解历史的人文精神与价值，两者统合于历史学既具实证又兼诠释的人文学科特质。更进一步地，时空观念、证据意识所蕴含的求真态度与科学精神，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所生发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可具体细化为人生态度、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世界意识等），都在不同层面具体地回应着“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宗旨。从实践上看，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等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与美、英等国的历史学科思维所界定的内涵要素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也与现行历史课程目标的某些成分相近，有可借鉴的、可行的现实操作空间。
历史核心素养的累积是长期的、层级递进的，其层次细化需要参照：1.教育目标分类。安德森（L.W.Anderson）修订的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类，将认知过程维度划分为“a.记忆、b.理解、 c.应用、d.分析、e.评价、f.创造”六个层次，尤其是将知识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结合起来。霍恩斯坦（A. Dean. Hauenstein）将认知领域划分为“a.概念化、b.理解、c.应用、d.评价、e.综合”五个层次，将情感领域划分为“a.接受、b.反应、c.价值评价、d.信奉、e.举止”五个类别。③2.学习过程分类，这里可聚焦为学科框架中的学习。可分为：A.知识的习得与巩固（知晓）――包括事实性知识与认知性技能（记忆与再现、机械训练与熟练）的掌握，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形成。B.知识意义的理解与凝练（理解）――包括概念性知识与方略、认知性技能（解释、关联、结构化、比较与分类、归纳性与演绎性推理）的掌握与社会性技能（协同学习与知识的合作建构）的形成，以及基于内在价值的内发性动机、对学科的兴趣与爱好。C.知识的有意义运用与创造（运用）――包括原理性与方***知识的掌握，问题解决、决策、假设性推理、审美表现，和基于项目的对话（沟通）与协作的形成、基于活动的社会性关联的内发动机、能倾、态度与思考习惯的形成。①3.教育内容分类，这里可聚焦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层。从人文学科性质看，人文世界的认知可分为“文本”“语境”“意识”“物自体”等若干层面（见表1），这是西方由古典哲学的知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论的共同语意语境架构。②
借鉴上述教育分类理论，可综合“教育目标分类”与“学习过程分类”，并结合“教育内容分类”，再具体地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每个要素予以细化。以“时空观念”为例，可细化如下（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目标层次”“内容层次”两者之间的细目选项并非一一线性对应，其内在的层次关联应是相互依托、相互归属。它们之间的课程意义更应诠释为多元性关联、丰富性包容、复杂性回归。举例来说，“文字记述”层面涉及时空观念的理解与运用，可能与“历史语境”“历史意识”甚或最根本层面的“历史本体”，都生发着强弱不一的关联与导引，某一层面关于时空观念的理解，亦可能蕴含着跳跃式的生成潜能。即使“文字记述”层面所构建的时空观念，也可能隐含着指向历史本体的历史感悟，抑或成为具备自觉时空意识的洞察与“踏板”。
同样，历史核心素养的诸要素之间，也是复杂而多元的。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评判等，它们既可各自作层次细化，彼此间亦呈现包容、映射、回归、多元等复杂性关联。比如，“时空观念”与“历史理解”，两者都内含着对特定历史时空的条件放置或场域体验，“文字记述”层面的时空观念，可作为努力理解特定历史事件、人物的条件前提；反过来看，对特定历史事件、人物作设身处地式历史理解，又是孕育自觉时空意识的过程展开，两者相互包容，共置共生。
当然，对历史核心素养作要素遴选、层次细化，反映了学科课程逻辑、分析的思想方式，是学科课程理性、务实的实践需求，不过，对其内在要素的划分、分层的设置，却又不能作简单地线性理解，这恰恰反映了核心素养持续、开放、包容的综合性品质要求。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3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教材的版本逐渐增多，从“一纲一本”的国定制转变为“一标多本”的审定制，从中可以看出教材研究、编写方面的与时俱进，教材内容则始终坚持以“育人”为使命，同时又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重对教材进行二次加工，通过取舍、增补、调序等方式，实现教材的最优化利用。
本期以“教材的发展与运用研究”为专题，从摘要：文章以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通过对选文的仔细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比较研究的思路来进行；在研究内容方面则侧重于教科书的编写研究、教科书内容的选取研究以及教科书的比较分析研究这三个角度。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中***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7—0005-03
历史教科书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最主要资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媒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今天，仔细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以掌握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期对今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1.研究思路。
（1）寻求借鉴价值的研究思路。我国历史教科书从“一纲一本”的国定制到“一标多本”的审定制，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回顾和总结它的发展历程，对研究和指导当前的历史新课程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值得学习和借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志刚的《试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方向》、杨弢的《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史的得失及其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2）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应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如余孟孟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发展趋势研究》何成刚的《历史教科书建设的几点思考——基于更宽广视野的分析》；二是基于历史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说明在转型过程中本身应具有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朱煜，张连生的《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杨***、万明钢的《从“化人”到“人化”20世纪课程价值取向演变探析》，王秀茹的《历史课程改革中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回归》，马璟芸的《从“教本”到“学本”——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趋向》。
（3）比较研究的思路。在比较研究的思路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如：李稚勇的《中、美、日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比较研究》、李善梅的《中美历史课程改革之比较研究》；二是国内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同一版本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如：黎昕的《93年人教版与03年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比较》，赵志明的《对人教版和岳麓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的比较研究》，李稚勇的《借鉴·继承·创新——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张利娟的《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李莉的《香港与内地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
2.具体研究内容的分层。
（1）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探讨。关于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探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讨论的：
第一，编者从自己的角度对教科书整体的设计思路、内容安排等方面进行阐述。如：张永***的《“细节”还是“体系”——对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陈其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实验教科书（人教版）介绍》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
第二，对某一版本或几个版本进行宏观比较研究。如：李虎的《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趋势研究——以人教版新旧版高中历史教课书变化为例》，赵志明的《对人教版和岳麓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三，对具体某一课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如：王灵艳的《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初探——以人教版和岳麓版“戊戌变法”为例》，李莎的《新课程不同版本高中历史实验教科书课文编撰的比较研究——以新文化运动为例》。
第四，从史学理念的角度分析。如：何成刚、高思超的《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课书读后的一点感想》。
有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新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从史学的角度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虽然角度不同，但他们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和总结，指出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仅要反映历史学科的逻辑顺序，要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兴趣，同时还应有利于教师教学的需要。
（2）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探讨。
第一，就教科书内容应具有的特征、影响改革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对改革历史教科书提出一些建议。如：冯一下的《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祁国栋的《浅谈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
第二，通过对教科书的选材、组织方式、呈现方式等方面的比较对教科书的整体内容进行研究。如：仇晓霞的《21世纪初国家课程标准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研究》，姚锦祥的《高中新课程历史学科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评析》。
一方面，由于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复杂且多变的范畴，不同研究在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他们都强调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与感染；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对新课程的教 科书内容的编排形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意味着相关研究还需进行深化与改进。
3.历史教科书教学方面的探讨。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强调教师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如：王德民的《论教师对历史教材的——再开发》，王映兰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探析》，杜小***的《浅谈影响历史学科能力培养的因素——对历史教课书的新认识》，张洁的《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
从学生学习的视角主要强调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来编排课程内容。如：颜智华的《教科书编写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浅议初中世界教材的改编问题》，朱煜、张连生的《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马璟芸的《从“教本”到“学本”——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趋向》，王德民《历史教材“转型”与课堂教学重建》，等等。
尽管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但普遍认为历史教科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去研究，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和主体性发展，促使课堂教学实现从“为知识而教学”到“为了学生的发展而教学”的转变。
二、对我国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反思
通过对这十年文献资料的认真梳理，不难发现，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呈现出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实践研究百花齐放、比较研究逐渐深入的发展状况。其内在的发展从过分突出工具性价值取向逐渐向人文性价值取向转变，更加注重构建有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及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教科书。但我们也发现很多不足之处，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方面、中外历史联系方面、加强与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联系方面、历史教材开发和教学实际相联系方面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志刚.试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方向[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4）：168-171.
[2]杨弢.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史的得失及其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启示[D].重庆师范大学，2007.
[3]余孟孟.高中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发展趋势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第22卷（8）：64-66.
[4]朱煜，张连生.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J].历史教学，2003，（2）：22-26.
[5]李智勇.中、美、日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比较研究[J].课程教材，2003，（1）：53-57.
[6]黄牧航.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J].历史教学，2003（3）：9-14.
[7]黎昕.93年人教版与03年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比较——以《鸦片战争》一课为例 [D].华中师范大学，2011.
[8]陈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介绍[J].历史教学，2004，（2）：50-53.
[9]张永***.“细节”还是“体系”——对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J].教育与管理，2008，（28）：70-71.
[10]何成刚，高思超.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读后感的一点感想[J].历史教学，2006，（2）：57-58.
[11]冯一下.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J].历史教学，2004，（10）：43-45.
[12]祁国栋.浅谈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J].新课程研究（上旬），2010，（2）：29-30.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4
关键词：苏联史学；计量史学；史学理论
中***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史、社会思想史、***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 年代《无产阶级***》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 历史主义”、“***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 (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史、工业化、集体化、***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新经济***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 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3］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J］.社会科学，2003，(12).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5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集》、《北京历史地***集》、《西安历史地***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区、交通、产业分布地***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集）与读史地***（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集》这类印刷地***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区划与行***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6
[关键词] 科学历史观教育 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即开始了国家主导和组织下的科学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教育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完备的课程体系。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主持中央***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了推动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的重要意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以科学历史观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有着重大的现实需要，也有着马克思主义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通常，理论基础与学科或学科方向有关。任何一个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理论体系中都应有其最基础的理论（元理论），即理论基础。所谓理论基础，通常是指一种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原则的部分，或者说顺序上排第一的理论，也即回答或解决必要性（含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分析问题最基本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
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不同。基础理论通常是指学科或学科方向中围绕一个基本问题而形成的知识体系，既包括对问题产生或发现的分析和研究的知识体系，也包括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的框架体系，同时也包含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体系。
理论基础虽然也属于该知识体系，但它和基础理论或基本理论不同。首先，从体系上看，它不具系统性，可能仅仅涉及问题研究和解决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原则性的观点、主张。其次，从内容上看，它要回答或解决的是该知识体系中首要的或初始性的问题，为知识体系后续内容的构建奠定基础或开辟前进的道路，因而对该知识体系的形成具有探索上的率先性和内容上的指导性。譬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前者即属中国***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部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就这样明确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P133如果说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理论来源”是指“一种理论的发源地，是被这种理论所吸收、继承和发展了的理论及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2]P1的话，则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确有相近的一面;其不同之处，则在于理论基础不仅为后续知识体系所继承、吸收和发展，而且在日后形成的知识体系中居首要或指导地位。
就科学历史观教育而言，其理论基础就是指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原则的部分，或者说顺序上排第一的理论，也即回答或解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必要性（含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科学历史观教育最基本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诸问题，为科学历史观教育相关理论的研究解决了首要问题，并提供了正确的立场、原则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有关唯物史观教育的理论主张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它们为科学历史观教育相关理论的研究解决了首要问题，并提供了正确的立场、原则和方法，从而成为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主张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历史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他们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们阐明了科学历史观基本原理，创立了科学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历史观教育贡献了宝贵的内容框架。其主要内容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的***性，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等等。[3]P181这些唯物史观原理构成了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
同时，他们对科学历史观原理杰出的运用，即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研究具体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为科学历史观的实践做出了伟大的示范。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杰出的研究成果有《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1850年）、《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1850年）、《德国的***与反***》（恩格斯，1851―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1852年）、《资本论》（马克思，1867年、1885年、1894年）、《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1884年）等等。这些成果，或研究人类社会早期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或研究德国中世纪宗教改革引起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或研究当代（即马、恩生活的时代）欧洲重大历史事件――1848年的法国***、1848―1849年德国***、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起因、性质和过程。在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深刻地表达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人们运用科学历史观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主张，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开展科学历史观教育具有经久而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关于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基本理论主张有：
三、、***为代表的中国***人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主张
1949年9月，当中国***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批判美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五篇评论之一――《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9]P1515。如此郑重的声明，是对科学历史观教育重要性清晰的回答，也宣示着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科学历史观教育制度即将建立。
中国***人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主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现代中国科学历史观教育理论构建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历史观教育入宪的主要理论渊源。
由于中国先进分子是“从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所以中国***人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学习的主张最初常常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学习的主张之中。譬如，在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就主张，为了民主***的胜利和将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中国***人“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10]P704。
如果说在1940年1月，认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主要是在工人阶级群众及其先锋队组织里进行，即“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而不是在全体国民中实施、当做“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10]P705的话，那么在1949年6月，鉴于中国***在全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权即将在全国范围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宣传学习不能作为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的主张开始被放弃：因为有了人民的国家***权，“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9]P1476。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不仅必须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里进行，而且也可以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倡和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主张历史知识的教育和学习。他“突出强调了历史教育的目的是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历史教育的内容，重点是近现代史”;“历史教育的对象，重点是干部和青年”[11]P23。
***科学历史观的形成遵循这样一种途径，即：“从童年到成年人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系统教育、影响，并在***化、社会化、现代化生活和工作环境中……自觉地通过总结社会实践经验和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地确立。”[12]P10因此，在科学历史观的养成方面，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知识系统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号召全体***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还要学习***的历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也具备着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员的条件”[13]P247。1977年，***重新出来工作不久，针对***队干部的训练教育问题，他指出：不仅要使他们学好马列著作、著作和有关专业知识，而且还要使他们“学点历史”[14]P79，以提高***队干部的素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加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历史教育是中国***胜利和历史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并指出：“历史教育的内容，重点是中国***史和中共***史;历史教育的对象，重点是青年”[15]P35。
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科学历史观教育的主张方面有共同的特点：一是都主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和学习，并没有特别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和学习同科学历史观教育和学习区别开来，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科学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比如曾讲“唯物史观是吾***哲学的根据”[16]P15，***亦言“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17]P173。学界也曾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它本身就蕴涵着自己的认识论、方***、范畴论”[18]P3。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寓科学历史观教育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学习的教育制度、教育模式。二是都主张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共***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例如，1939年5月在中共中央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无期大学”型******思想，在“无期大学”里，大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和文化、当前运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后，无论是在民主***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学什么的主张，侧重点可能有不同，但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则没有什么变化。***基于“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的历史教育功能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主张所有***员、***队干部都要学点历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强调“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要用自己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当然，尽管历史教育并不等同于科学历史观教育，但由于历史教育包含科学历史观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历史知识教育是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基础和重要途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又形成了寓科学历史观教育于历史课教育的系统的教育制度、教育模式。
四、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基础的宝贵价值
如前所述，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就是指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原则的部分，或者说顺序上排第一的理论，也即回答或解决科学历史观教育最基本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诸问题，为科学历史观教育相关理论的研究解决了首要问题，并提供了正确的立场、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等中国***人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主张对于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实践开展及其制度构建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
首先，它们揭示了科学历史观教育永恒的性质：科学历史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科学历史观教育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治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有阶级性”[19]P104，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也不可避免有其鲜明的阶级性。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性质由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科学历史观方***价值所决定。无产阶级肩负着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0]P313，科学历史观正是这样符合工人阶级愿望和利益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P17当然，要实现科学的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的结合，只有通过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马克思也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P11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治教育过程。
其次，阐述了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在无产阶级***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存在”，以便无产阶级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同样要重视科学历史观的教育工作，否则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不亚于严重的犯罪。1920年，列宁在一份文件批示中就曾主张假如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对此疏忽失责那么就将他处以绞刑[8]P299。正是因为科学历史观教育对于无产阶级******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执***地位，必然以国法来保障这一长期的根本性***治任务的实现。比如，1918年，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公开地确认无产阶级***权的历史使命，并且明确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1]P65。我国1949年的《共同纲领》也做出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治、文化及国际事务”的规定，而1982年宪法更是把国家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写进了宪法条文。
其三，奠定了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理论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历史观教育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有属性的论述为科学历史观教育的主体理论、客体理论、教育原则及其他后续理论的展开规定了性质和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P590的批评，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22]P483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实践相联系的”[10]P534论述等等，为人们探索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客观规律，建立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刘明贵.再谈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3]陈万柏，张耀灿主编.思想***治教育学原理（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7]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胡占君.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教育思想探论[J].理论月刊，2005（3）.
[12]陈福雄.***历史观的特点[J].现代哲学，1999（2）.
[1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胡占君.略论***的历史教育思想[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4）.
[16]书信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4.
[17]***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段忠桥.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孙正聿教授商榷[J].哲学研究，2008（1）.
[19]海因里希・格姆科夫著.恩格斯传[M].易廷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7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关键词】 文学性；历史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
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野中曾走向对立。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地盘的努力。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然而，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支撑，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其历史诗学撼动了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坚韧藩篱。
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
经典作家往往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将历史的客观性界定为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物质性，因此，建立在此基点上的历史被认为是用历史话语撰写的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事实。将历史学的“真理”与“科学”相联系，使历史与文学相分离，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作为“符合性的真理”还是“融贯性的真理”都赋予了历史的绝对客观性。
然而，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通过文字或符号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而且是历史学家通过解释文字或符号的涵义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这就使具有诗意内涵的解释性语言在其中大有可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随着科学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衰退，“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后现代主义认为，“撰写历史不是一件寻找真相的工作，而是在表现历史学家的***治理念”。因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意味着历史事实是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在本质上是已经不在场的，而为了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叙述，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产物，再现甚至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以弱化、淡化以至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获得的。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讨论都是以语言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大都诉诸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将语词从逻辑法则的束缚中***出来，返回其日常用法，回归其具体性、生动性和诗意性，极力彰显语词无所不能的魔力。海登·怀特将“文学性”延伸到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领域，在他看来，如果说年代纪和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的痕迹，比较接近事件的真相，那么，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解释并因此具有了叙事功能之后，显然就成了虚构的产物，成了主观构造的历史。那就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没有区别，历史话语也就相似于文学话语。为了揭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海登·怀特根据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关于诗性语言或比喻性语言的分析识别了话语的四种主要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而转喻、提喻和反讽都是隐喻的一种，并认为“我们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溜向意识结构的倾向，我们正是用这些意识结构来捕捉数据的。”虽然转义是所有现实性话语都试***逃离的，但这种逃离是徒劳的，由所有话语建构的客体都是转义的结晶。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在隐喻(字面上是‘转移’)中，诸现象能够根据其相互间的相似性与差异，以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进行描述”，面对两个对象的显然不同，隐喻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因此，隐喻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对语言形式的修饰，而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它扩展了语言，创造了“自有的表述”所无法表述的东西，以认同的方式和用非现实的、情意性的逻辑建构了一种观念世界，超越了线形关系和思维的线形过程，克服了逻辑常识的障碍，发现了事物“本质”间的关系，使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人类藉此建构世界并体验万物的可亲，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想象空间。那么，隐喻作为一种启发性规则，控制着历史解释，从而也控制着历史的意义，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这种比喻实在论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观念。虽然海登·怀特承认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但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实在不能被直接理解，惟有通过诉诸于语言的想象才能接近，因为“甚至在最简单的散文话语中，甚至在再现客体只不过是事实的情况下，语言运用本身也能在所‘描写’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投射辅助意思。这层辅助意思完全不顾‘事实’本身而存在，而且不顾文本在超描写的、纯粹分析和阐释的层面所提供的清晰论证。比喻的层面产生于建构的过程，其性质是诗意的”。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如果说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只是形成了历史局部的“文学性”，那么，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则创造了具有“文学性”的整体历史。海登·怀特称，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还是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哲学著作，都借用了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形式上都存在与文学作品一样的语言深层结构，即诗性结构。他坦言，为了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确实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为此，他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阐释成以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为根基而建构的历史，他努力确认史学家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记述历史事件的结构构成。在他看来，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麦考来把英国的宪法体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其实，成其为所谓历史发展的顶峰的，既不是普鲁士国家也不是英吉利宪法，而是黑格尔、麦考来本人以及他们的构思。”海登·怀特对他们的构思进行了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 转贴于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仍然是由语言构成的。因为结构的要素是由历史学家语言的风格来确定，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有效地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进行历史理解。而历史学家设想的方式就是他们所预设的不同的历史叙述所共同具有的诗性结构。
海登·怀特努力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寻找共同的诗性结构，在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不同历史思维中挖掘相同的结构因素。历史与文学一样，也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的”解决，历史作为叙事，使用了“想象性”话语中常见的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形式。他对历史修撰和历史研究的研究都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和概念为基础，将历史认同为与文学具有相同叙事性的话语模式，着力将历史叙事与修辞技巧相结合、历史意识与重建历史相结合、解释历史与建构历史相结合，而极大地彰显了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为了呈现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海登·怀特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新名词“元史学”来代替性地表述“思辨的历史哲学”之义，不仅内含着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原型历史哲学的回归，而且为他从更具体的形式主义的层面阐述关于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结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基础。他着意阐明历史学家特意选择某个中心进行叙述的目的，揭示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历史学家的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故事的开头、中间、结局等的组织和言说都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历史叙述也就成为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诗性感悟的形式化，历史学家在历史表现中充满了强烈的诗性感悟。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历史经典《史记》就是对这一情形的完整注释：由司马迁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所构筑的历史叙述得以确认，《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文本地位获得巩固。众所周知，由于李陵事件，即使具有强烈的历史正义感的史官司马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个人情感支配其历史叙述的情形，在形式上将项羽列入“本纪”，将刺客们归入“列传”进行激情叙述，他置国家意识形态约定俗成的天子、忠臣、百姓、叛臣的等级文化地位系统于不顾，而是将叛臣和逆民编排进历史叙述的正式文本并置于较高地位，而且在“本纪”、“世家”、“列传”的每篇都通过或为序或为赞的“太史公日”充分表达自己的历史洞见和个人情感，《史记》也因此既成为震古烁今的史诗，也是愤激勃勃的抒情诗。而且《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司马迁写韩信的时候不是从某年某月韩信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开头，而是直接写了韩信胯下受辱的一幕。这种结构显然融入了司马迁的诗性感悟，而正是作者诗性感悟的形式化，才打动了一代一代读者，才使这一史学经典产生了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而且，历史都是由人叙述的，叙述人不一样，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段历史，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就有区别。这种情形从表层看与诗性的语言有关，但海登·怀特认为更根本的是诗性结构，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必须先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概略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预构者具有“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人的那种心灵状态，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也就意味着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预构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其结构的构成也是诗性的。海登·怀特遵循维柯的诗性智慧，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历史哲学，即历史诗学：历史永远无法绝对客观，尽管在历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尽量摒弃主观的东西。
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浇铸了其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这一诗化形态不仅因为其文本的形式主义美学意义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因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使形式置于内容之上其意识形态意蕴格外深沉。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不仅示范性地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表现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的现实，而且其诗化形态本身也昭示了包括海登·怀特自身历史诗学在内的任何诗性预构的理论都需要在理解和解释中存在的学术取向。
首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分体现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和操作规程。他对历史研究的研究达到了高度的形式化和技术化，他通过形式化的方法竭力证明和挖掘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诗化因素。他将历史著述分成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五个层次，其中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不仅是史学家编排故事的方式，而且也是史学家解释历史的模式。他以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为例，几乎是公式化地分别套用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归纳的四种文学原型所提供的线索区分了浪漫式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式的四种情节化模式；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四种形式论证范式；借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论证细分了无***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然后就是三种解释模式中每一种解释模式下四种类型相互之间的排列组合。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从理论上讲，一切命题都应该能够用公式化的语言加以表达或者都能够用这种语言的陈述加以转换，而不管它所涉及的是同义反复的陈述还是包含着经验内容的命题”，“理论命题乃是‘纯粹的’语言要素演算”，“公式化的陈述是从一切不是处在符号关系层面上的成分中提炼而成的”，但由于海登·怀特的这些套用都包含着假 设、理解和解释，就会否认或消解经验事实和经验命题之间的区分。于是，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就形成了米什莱的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喜剧式情节、有机论的形式论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蕴涵；托克维尔的悲剧性情节、形式论和机械论的形式论证、自由主义观点和保守主义语气集于一身的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的反讽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而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各自的子系统之间的特定组合关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四位历史哲学家的著作。
学界有人认为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是把文学的意义归结为一种话语经验，忽视形式所指称的对象，在通过文学性建立纯粹自我的文学类属性的时候使文学走向了虚无主义。但是，海登·怀特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进行了成功的嫁接，换言之，他的形式主义形式化的操作规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蕴，他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代表了作为反本质主义普遍倾向的形式主义文艺批评向历史研究领域的强力渗透。在他看来，形式本身是为内容而存在的，叙事是历史再现的话语形式，叙事不仅传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这种诗化形态的呈现是对历史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祛魅，是对历史文本如何受到语言深层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甚至学术体制等各种力量制约的解剖。因为就如海登·怀特在赞同弗罗伊德、福柯等的观点时所分析的，“通过对其文本的阐述，通过不将这些文本的‘意义’归于其它‘事实’或‘事件’，而是归于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被看做是‘自然的’，而不是被看做一个给定的社会群体、阶层或阶级的实践的特定代码，那么，他们是如何确立其话语的合理性的呢?这将会把诠释的兴趣从所研究文本的内容转向其形式特性，这些形式特性不是被当做一种相对空洞的风格观念，而是被看做一种既公开又隐蔽的代码转换的动态过程，通过这种代码转换就在读者中唤起并确立了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读者对世界的这种再现应该是实在的，因为它同主体所具有的与其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虚构关系是相契合的”。
海登·怀特不仅在上述意义上对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的形式主义所蕴藏的历史主义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且他的诸多论著都是在践行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在采用一般性结构主义的历史叙述理论。他在对自己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解剖中声称，自己这部著作的论证模式是形式主义的，情节化方面是讽刺式的模式，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挖掘了19世纪欧洲的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假设，而且也假设他自己的诸多论著中的诸多理论前提，“我假设了……”的用语在他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他不仅提出预构理论，而且运用预构理论进行自己的历史写作。虽然海登·怀特如是做遭到很多非议，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他不仅宣示了对任何历史、史学思想进行多样化解释的可能性，而且亲自实践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与“文学性”相联系的维度。
的确，相对于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它们既能够主宰行动，又能够决定诸多假设性的普遍范式。于是，对这些观点的拒斥就被说成是一种针对‘科学’的‘冒险’行动”。尽管文学与哲学、历史等的对抗从柏拉***时代延续至今，然而，当下文学批评研究转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已然的事实并不说明文学批评的消失，而“把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称为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对它的最高褒扬，这种褒扬通常意味着该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学语言不断转化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稳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术语。”依照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视野，使历史清晰可知的模式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就是一种修辞模式，正因如此，不仅在作为历史分支之一的文学史研究领域有学者对早在20世纪40年代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种以“诗性智慧”或者“诗性逻辑”进行的书写模式是“诗”的而不是“史”的精神和观点颇遭非议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而且即使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乔纳森·卡勒也自然而然地应和海登·怀特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以外其他学科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为了说明修辞手法在其他类型的话语中同样可以塑造思想，理论家们论证了在非文学性文本中文学性的重要作用”。当今的一些文学个案的研究如有学者提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从史学经典演变为文学经典不仅全面解析了学科分类巨变的成因，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的可能性条件和既成现实。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8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基础。为了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有自己的学科定位，要大力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学位委员会于2005年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5个所属二级学科。
今年4月，***学位委员会、***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
这个决定，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的指导地位，对加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必将提供重要的支撑，发生深刻而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要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此前已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门课程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撑。而为了给新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同样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向全***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1943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由此可见，理论、历史和现状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研究，这是建设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是一般的历史知识课，而是通过历史教育解决“三个选择”问题的思想***治理论课，职能特殊而重要。现有的学科并不充分地具备这种职能。
比如:目前***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共***史(含:***的学说与***的建设)”，是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和充分的学科支撑的。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中共***史不能涵盖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从1840年讲到现在，中共***史则是从1921年才开始，前面80年不涉及。二是从研究领域讲，***史以中国***的历史内容为主，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中、下编虽以***的活动为主干，但还需要广泛研究社会、经济、***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三个选择”，较之中共***史，其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
目前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因为从研究内容上讲，拟为思想***治理论课教学服务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是有很大不同的。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涵盖1840-1921年这一段历史。二是从研究内容讲，它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体系，并不是要去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并不是要去全面地论述“三个选择”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增设新的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专门的、直接的学科支撑。
目前，全国每年都要为近300万本科学生普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有助于吸引和稳定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有助于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并为更好地造就本课程的教师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创造条件。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定位
***学位委员会、***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性质和功能作出的科学定位。
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学科得到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认识:
第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推翻***统治、实现人民***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对应，本学科所要着力研究的，正是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
这是本学科的主题、主线，是本学科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向。
第二，中国人民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在总结中国近现代正反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作出“三个选择”的。为了科学地阐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我们需要系统地掌握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和基本经验。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能割断历史。***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
这就是说，本学科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治、文化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推翻***统治、实现人民***的历史，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论述，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本学科的特点之一，也是本学科的优势之一。
第三，本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虽然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但它本身的基本属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已经表明，它不同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它并不要求去展开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及其具体的历史细节、事件、人物，而是要在弄清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的基础上，着重对与“三个选择”紧密相关的基本历史规律和主要历史经验进行研究。本学科要将理论研究同了解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要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对中国人民作出“三个选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深入开展对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的研究，深入开展对***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研究，深刻阐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人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这样，它才能很好地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相协调，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直接的、有效的支撑。
第四，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此前已经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几方面开展相关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则着重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
这样，“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就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重点，又能够与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三、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
***学位委员会、***发出的通知，对本学科博士学位、硕土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对本学科的研究范围，对本学科的课程设置以及主要相关学科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通知规定，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熟悉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成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务工作等骨干专门人才。获得本学科的硕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务工作等。 转贴于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研究范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律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研究，高校思想***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科学的历史观教育研究。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主要相关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史(含***的学说与***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通知还对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这些规定，导向正确，切合实际，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下面，我仅就本学科博士生、硕士生的课程设置这一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通知规定的课程设置，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在今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思想***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等课程的设置，是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完全一致的。
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了掌握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呢?***指出:“我们***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科学继承”。为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述课程设置，体现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
早在1960年，***在论述***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时就讲过:“***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不赞成有的同志关于“以***思想为纲学***治经济学”这种提法。他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方面，***也有发展，比如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了。”对于这些已经解决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必要再在自己的著作中去作重复的论述。这样，人们要真正了解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仅仅读***的著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读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著作。这些看法，***是同意的。***说:“昨天在***那里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通过学习本类课程，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这是我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基础，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第二，史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方***指导的问题，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观点、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我们要能够科学地回答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不行的。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理论界、史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甚至严重分歧。有些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由于研究者掌握材料的多少、深浅不同，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但有的分歧的产生，则是根源于人们据以治史的历史观的对立。正因为如此，为了求得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认识，为了抵制“告别***”等错误思潮，分清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学好“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学习“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分析地鉴戒国外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这是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之一。
第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经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提出过重要的意见，他说:“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治史、***事史、文化史几个方面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个意见也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学习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等，我们才能为综合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才能系统地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得民族的***、***，走上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从而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工人阶级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是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和***策，不断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过学习中国***领导人的论著，研究***的历史文献，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这是我们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第五，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9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 “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治史与***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1]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ducational Corp，1977.
[2] 辞海(上)[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34.
[3] 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00.
[4][13][17] 转引自刘兵.克里奥眼中的科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6，67，68.
[5]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9.
[6]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引书馆，1997.1.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8.
[8]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参见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8.
[9] 转引自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2).
[10]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11][12]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66，141.
[14][15] 库恩.跛子与瞎子:科学史与科学哲学[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1(2).
[16] 杜赞奇.历史为什么是反理论的[A].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
[18][19][23][28][29][30]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4，106，48，38，29，122-123.
[20][21] 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24.
[22] 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A].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95.
历史学本科论文篇10
关键词： 中国历史学 界限模糊 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治史研究中的***治制度、***治文化、基层***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治史从研究***权更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治、经济、***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治、经济、***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徐国利.钱穆论史体与史书[J].史学史研究，2000（4）：53-60.
[5]陈君静.美国学界的“非西方中心”史观[J].史学理论研究，2006（4）：74-81.
[6]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7]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彭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历史学本科论文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