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童年的作文篇1
小学生童年的发现主题作文
在童年里，我有过许多发现，这些发现常常浮现在我脑海中，可是令我最难忘的就要数那次了!
记得在星期六，妈妈去上班了，我和弟弟在家里闲的无聊，我突然就想出来一个方法。于是我就去给弟弟说‘我们出去做点好事怎么样。’弟弟不解地问:“什么好事。”我得意的说给狗刷牙。
我们选定了方案就去行动了。首先我先让小狗张开嘴，小狗死活都不肯，我们就硬掰它的嘴。
我和姐姐刷刷完了，就用水冲了一下，小狗把水吞了，姐姐说:‘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妈妈回来了，我和弟弟争着抢着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妈妈听完说：“你们要想帮助它就要尊重它的生活习惯，懂了吗”。我和弟弟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但，想想还是忍不住笑了。
这件事一直挂在我脑海中最深最蓝的天上，让我永生难忘！
小学生童年的发现主题作文
前几天，爸爸买来了四五条可爱、漂亮的小金鱼，我站在鱼缸旁边，认真地观察它们。我在想：“它们有耳朵吗？能听见我说话吗？”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所以我观察的更认真了。
我拍了拍鱼缸，鱼儿们四处逃窜，显的非常躁动，我知道了鱼儿是有耳朵的。要观察下一个问题了——鱼儿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我利用了一天的时间还是不能观察出来鱼儿睡觉的样子，所以我问了问妈妈，妈妈告诉我鱼儿是睁着眼睛睡觉的，为了证实妈妈的话是否正确，我在晚上三点钟左右，悄悄地起床走到鱼缸旁边，仔细地观察金鱼，我惊奇地发现，金鱼果然是睁着眼睛睡觉的，我终于把谜团给解开了。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罗丹说的话吗？“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所以我们要仔细地去发现问题，解开谜底！
小学生童年的发现主题作文
泡泡糖大家一定都吃过，大人常常告诫我们：“不可以把泡泡糖吞进肚子里，不然会死的。”但是吃泡泡糖不会死的，却是我亲身试验的结果。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2
My childhood was spent in liao home for transshipment. The scenery there is beautiful, green grass, green flowers, fresh air, we all immersed in the village in the mountains, compose a colorful picture. We have a few friend, three group, two group of son, play in the process of that sweet voice, echoed across the sky, wandering the midterm, for a long time can't stop!
During my childhood, I often pick wild flowers on the hill, looking for the bamboo shoots with friends, play games, back childhood that a few interesting children's song...
很多人都会有难忘，难忘的事，难忘的人，难忘的日子，难忘的一节课……我最难忘的是我的童年。童年像一杯牛奶，蕴含着童年的乐趣;童年像小溪，流淌着童年的友谊;童年像一首歌，歌里有着童年我们的幸福。怎能不令我难忘?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3
[关键词]儿童文学 言说 农村 少年儿童
一
在儿童文学界，“文学都市化”是个被经常提及的话题。随着我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儿童文学都市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而农村少年儿童的生活很少进入儿童文学作家们的视野，导致农村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数量太少。原因不难想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经济、文化进步很快，农村发展相对较缓慢，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给文学创作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妨先从儿童文学作家层面来看。
那些出生于城市的年纪较大些的作家，已不像过去那样有或多或少的深入农村的机会(下放劳动、支农、挂职、体验生活等)，岁月流逝，使有关以往乡村生活的记忆变得零碎而不甚清晰。而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农村生活，他们中许多人无缘直接参与。
出生于农村的作家大多数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以后，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他们间或回家看看。但往往来去匆匆，更像乡村的客人。他们虽怀有“绿叶对根的深情”。但他们对当今农村的感受与以前长时期身处其间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异***突起的年轻的作家们大多出生在城市。学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生存的压力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深入乡村生活，他们对乡村的认识来得很间接、肤浅，很多甚至还停留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启蒙。他们大量阅读国外原版的和引进版的儿童文学读物，注重从中吸取营养，希望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与世界接轨。但他们对中国农村关注不够，他们对国外生活的了解往往超过对中国农村社会、农村少年儿童的了解。因此他们甚少涉足农村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
至于期待农村的作家写农村孩子的生活。结果不会令人欣慰。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孩子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特别是儿童文学熏陶很有限(如果不失学的话，他们的文学阅读通常仅限于语文课本)，因此，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儿童文学作家不多见。更不要说产生有影响的作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儿童文学发展中乡村文学和都市文学的此消彼长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有评论家这样描述这种状况在儿童小说作品中的表现：“都市少年小说不但以压倒性的优势确立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是独霸文坛，除了一些零星的短篇小说，在儿童文学各体裁中阵容最强大的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的全是都市少年形象。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当代的农村少年儿童形象!”“过于都市化，也给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种种弊端：它破坏了题材的生态平衡。都市小说的一枝独秀，使广大的农村少年儿童，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儿童小说是这样，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无不如此。这样就使国人的目光聚焦于表现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以为这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部。这对我国两亿多农村少年儿童是不公平的。从儿童文学自身的角度来说，农村题材这一大块薄弱了。就很难说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也不利于我国儿童文学深入持久地发展。“没有农村儿童文学读物的发展与繁荣，就没有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儿童文学应该属于所有的儿童，它不应该是城市儿童的专利。可现实是，反映农村孩子生活、适合农村孩子购买和阅读的作品非常之少，这种状况应该得到根本改变。”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儿童文学的确需要走向世界，奠定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但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同时也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农村，关注农村的少年儿童。我们经常说：世界上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中国儿童。我们还应该经常强调：在三个中国儿童中，就有两个农村少年儿童。对于中国儿童文学事业来说，农村少年儿童绝对是一个不能漠视的群体。
二
就已有的农村题材儿童文学作品而言，近些年来的这类作品的选材角度是各不相同的。以小说为例，有论者谈道：对于一些乡村题材的儿童小说来说。“乡村在这些作品中只是一个背景，或者说，只是作者的精神家园，他们关注的是超越了乡村、城市的作为人的普遍的人性，而不是对乡村儿童形象本身的关注。而且。他们笔下的农村都是遥远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笔者以为，过去的农村生活是中国农村不可割断的历史，尤其是面对今天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变，孩子们(包括农村和城市的孩子――因为，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城里人，都有从乡下走进城市的家史)更应该追索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前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发生过一些什么。今天的农村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今天中国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农村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至于“超越了乡村、城市的作为人的普遍的人性”，在具体的作品中，还是应该有特定的生活场景带给它的烙印，它毕竟发生于乡村。这就给它打上了“乡村文学”的印记。
另外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更为关注当下的农村少年儿童的生活。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农村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农村少年儿童的生存与成长便负载着更多的沉重与严峻。于是，在作家笔下，读者看到了堪称普遍的农村少年儿童生活的写照：因贫穷而形成的生计艰难、失学威胁：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身份的无奈：留守儿童，因父母进城打工，亲情失落，生活失助，学业失教，成长受影响：跟随打工的父母进入城市，被城市排斥，对乡村陌生，成为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少年儿童或韧性地承受生活的磨难，并以顽强的生命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或迷失自我，心灵扭曲。酿成悲剧。这样的农村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是真正的“乡村文学”。作家在写作时，从乡村孩子的视角体察他们的生命生态，感受他们的快乐与疼痛。作品深刻地反映农村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深刻地把握他们的心灵现实。展露他们的生命本色，真挚地为他们“言说”，表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和悲悯情怀。这是对农村少年儿童的尊重，也是对儿童文学的尊重。在农村少年儿童的生命存在被文学忽视的当下，我们不能不钦佩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以及作为作家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
但是，儿童文学作品中有一些“乡村文学”却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那就是作家带着城市本位意识创作的乡村文学。有些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以城市少年儿童读者的视角和口味来写农村生活，注重渲染城市稀缺的乡村的自然山水和天然、“闲 适”的乡村少年儿童生活以及奇异的乡风民俗，所谓“别样的土地、别样的风情、别样的童年、别样的故事……”，带着明显的为都市小读者而写的目的。在这里，乡村同龄人的生活成了都市少年儿童生活的一种调剂、一种装饰，用于满足都市孩子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农村孩子真实的生存处境却被忽视了。在儿童文学界，有一种创作观点叫做“淡化苦难。表现快乐”。为了让孩子们不因社会负面的阴暗和丑陋而不快乐，从而阳光地生活、成长，有些作家在作品中有意将生活的真实用了减法或弱化，尽力营造轻松快乐的氛围。让孩子们快乐开朗地成长，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在都市儿童文学作品中要“淡化苦难”似乎相对容易，但将这种“淡化”用到表现乡村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中，就不那么妥当了。对不少身处困难境地的农村孩子来说，“苦难”不是那么容易“淡化”的，因为“接受苦难”和“与苦难抗争、渴望走出苦难”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作家要是真诚地面对他们的生活的话，是无法淡化什么的。“儿童文学本应该是最具同情的一种文学，它关怀弱者，抚慰人生。而儿童文学如果不关心弱者，只供一部分孩子消费，满足他们的消费的欲望，那么。儿童文学必然丧失其敢于担当的天性。”符合生活真实的、能给少年儿童以人生启迪的“苦难”不应被淡化，儿童文学作家应当通过作品导引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所有小读者直面苦难，锻造承担苦难、战胜苦难、超越苦难的能力。
同样的，我们的少数儿童文学评论家有时也可能不自觉地以都市视角来评论儿童文学作品。在有些时候，他们文中指称的“少年儿童”其实并不包括乡村的少年儿童。比如说，有评论文章在分析作品的选材时，不自觉地以城市少年儿童的生活内容来涵盖所有少年儿童的生活内容，并从此角度判断“少年儿童读者”(这显然不能代表所有的少年儿童)对作品所写的生活是否熟悉，是否更容易接受。我们都知道，城乡少年儿童的生活内容存在不小的差距。从最基本的生活形态来看，多数都市孩子的日常生活主要由校园生活和家庭生活组成。而农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的生活，除了这两项基本内容外，有很多还要加上参加家里土地上的生产劳动和出卖劳动成果的商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要自己养活自己，承担都市孩子不可想象的生活重负。而对于失学儿童来说，校园生活更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很多农村孩子的“童年期”很短，他们的“童年”和所谓“踏入社会”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城乡少年儿童的生活形态如此不一样，以至于他们各自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我们的儿童文学评论有时也很难使用不加限制词的“少年儿童”的称谓来谈说作品的写作内容和意义以及阅读感受。
三
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有许多工作需要做。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第一，培养农村的儿童文学作家，从源头抓起。
要做到这一点，提高农村少年儿童的文化素养和文学素养刻不容缓。首要的是要保证农村家庭基本的生活条件，以便使农村孩子至少能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并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使他们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上学是所有少年儿童形成和提高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在农村，上学也是少年儿童形成和提高文学素养的重要途径。前文说过，农村少年儿童的文学阅读通常仅限于语文课本，是因为，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除了课本和作业本，几乎不会有其他读物和其他纸张。因此，农村孩子课外的读读写写是很少见的。那么。在过去的语文课本中，孩子们能受到多少儿童文学陶冶呢?有儿童文学理论家告诉我们：“儿童文学与教育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儿童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教育的需要。”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课程改革以前的数十年间，我们的小学(也包括中学)语文课本中，儿童文学作品所占比例非常有限。且喜目前这种状况已发生了一些改变。近年来的语文教育改革体现了对儿童文学的重视，2001年颁布的新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小学语文教材要多采用童话、寓言、故事、童诗等儿童文学文体，并对小学阶段的课外阅读量和书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大量的读物正是中外儿童文学名著。
为农村少年儿童提供优秀的课外读物(其中包括较大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由***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各界人士会同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儿读物出版机构进行。目前一些“农家书屋”、“红孩子书屋”、“爱心书屋”等在社会各界资助下正在各地农村建立。在这些活动中，农村少年儿童无疑是被特别关注的对象和主要受益者。为乡村少年儿童提供各类儿童读物尤其是儿童文学读物。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文学素养。在此基础上，乡村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会多起来，这样，写农村、为农村而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一定会多起来，这无疑有利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4
2006年年底，看到了吴其南的新著《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卫平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明天出版社出版）、朱自强与何卫青合著的《中国幻想小说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整个2006年（连同2005年末）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毫无疑问成为这一年儿童文学界不可错过的风景。这些著作还包括《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张之路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论》（朱自强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儿童文苑品评录》（张美妮著，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能歌善舞的文字》（金波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了儿童的文学》（金波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王泉根、赵静等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谭旭东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画书：阅读与经典》（彭懿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童话创作散论》（谢乐***著，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创作论》（王瑞祥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在这些著作中得以阐释或被提出，甚至这些著作本身又隐含或生成了很多问题，儿童文学研究正是在对于各种“问题”的思考过程中越行越远。可以说，儿童文学研究在今年的确出现了“新的拓展”，而非重复性研究。
儿童电影有了“历史”
首先是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给了儿童文学界一个惊喜：是啊，早就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了！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儿童电影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从1922年算起，中国儿童电影已经历了80余年的历程，虽然几十年来也有不少关于儿童电影的论述，但大多零零散散、只言片语，即便偶有富有见地的研究也被淹没了，在大量的史中又难见儿童电影的踪影。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史论可以说是在这块空白之地上砌下了第一块砖。它不但留存了许多史料，而且梳理了学界对“少年儿童电影”的种种定义和印象，尝试着对中国儿童电影进行了最初的阶段划分和分类。虽然，像作者所说，由于“在电影理论上既孤陋寡闻，又缺乏理论素养和训练”，“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但是，无论作者本人和后来人对这块砖是多么地不满意，他们都要在这块砖的基础上往上垒，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才能向着系统、严谨并极具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画书的“狂飙突进运动”
整个2006年的下半年，儿童文学界甚至是所有关心儿童文学的人都被彭懿带着***画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宣讲激荡得热血沸腾。彭懿的研究经常是走在本土创作的前面。虽然最近几年，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都相当关注***画书，但是能够熟悉***画书的历史、***画书的文本特征的人，却没有几个，原创***画书的创作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这部《***画书：阅读与经典》对很多人来说便是一部迟到的教科书：从结构到方法，从史料到评析。同时，在铺垫基础、展现***画书魅力的同时，彭懿也告诉了我们研究***画书的难度：从他对封面、环衬、扉页、封底、拆页与散页、色彩、节奏、方向等方面的介绍便可看出，***画书的阅读和研究绝对绝对不是我们惯常的文字阅读和研究，它需要新的学术素养和知识储备。但是，就研究来说，彭懿的著作还仅仅是个基础，不过，是一个铺垫得比较规范、踏实的基础。
教育的文学与文学的教育
最近几年，随着语文教改的推进，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成为儿童文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以及新课标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就是使儿童文学重新走进语文教材和校园文化建设”（见《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我注意到王泉根教授在此用了“重新”一词。“重新”针对的是上世纪后半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分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恰恰是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的教育功能被空前看重，儿童文学被直接表述为“教育儿童的文学”，也正是从这时起，儿童文学被从语文课本中剥离，也就是说，加强了文学中的教育性，削减了教育中的文学方式。所以，在今天，一批学者强调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不是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死灰复燃，不是号召作家本着“教育儿童”的目的去创作，而是正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亲缘”关系（而非同一关系），二者携手面对他们共同的对象――少年儿童。 王泉根、赵静等合著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在这项工作的学理依据、途径和具体方法上都提供了一些参考。
现在，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朱自强、周晓波都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做了很多尝试，方卫平也因为参加《新语文读本》的编选，学术思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开始与当代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与少年儿童的实际阅读生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而我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阅读趣味和评判尺度也经受了一次***性的打击和洗礼。”
幻想文学备受瞩目
在幻想文学这个称谓尚未流行，甚至这个文体的***性尚未被意识到的时候，朱自强便在1992年发表了《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敏锐地发现了童话大家庭中的异己分子，并将其命名为“小说童话”，对“小说童话”的语义、本体及艺术风格都做了一些探讨。1994年，他的《人类幻想精神的家园――论童话的本质》再次考证童话和幻想之间的关系，仍旧使用“小说童话”的称谓。但是在这之后，他已经明确使用“幻想小说”一词，如《论幻想小说与童话的文体区别》、《中国大陆幻想小说的沿革》。这种变化体现的正是我们对“幻想小说”（幻想文学）这种文体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在幻想小说大行其道并成为阅读宠儿的今天，朱自强、何卫青在新著《中国幻想小说论》里，对幻想小说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文体的“正名”和辨析，而是对这个文体在中国的源头、发生及其流变进行了考察，并直接进入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当中，以“幻想小说”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很多作品，包括许多被作为“童话”阅读的作品，新的角度展现出作品新的内涵。这部专著和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以及刚刚出版的舒伟《中西童话研究》，构成了目前对童话本体和幻想文学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
作家作品研究有了新收获
说儿童文学缺少有分量的作家论，应该不会有很大的疑义。作家研究，特别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的研究，经常是件费时、费力却不讨好的事，但它又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研究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多是印象式的评论，或者与新书有关的时评，真正富有学理性、方法独到而得当并探究到作家心灵深处的研究并不多，吴其南扎实、恳切的著作《守望明天》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在对象的选取上，作者兼顾了小说、散文、童话和诗歌等不同的体裁，达到了“作者希望，本书虽只是一本作家论，但合在一起，能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有一个大致的描绘”的目的。他所说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他一向关注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部作家论，必然要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新发现、新阐释，吴其南抓住了韦伶写作中的“少女”，发现了《男生贾里》系列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分离”，关注到“结构”在周锐童话中的重要性，等等，都显示出他丰厚的文艺理论储备，摆脱了印象式的批评，切入到了作品的细部。在著述中，能够感觉到吴其南对研究方法的注重，特别是在《班马：一个任命地走向儿童文学的东方精灵》一章中，面对班马这个特殊人物，他绕开生硬的切割，而是以札记的方式、对话的态度试***走进班马的精神。
重新认识“童话”
2006年岁末，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对童话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它在童话本体论和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两个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容忽视。对于童话本体的考察、童话与幻想小说（幻想文学）的异同、中国古代的童话存在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儿童文学研究中是比较零散和薄弱的，朱自强、方卫平、彭懿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舒伟的研究是一个继续，但却不是观点上的继承，这部专著使得之前几位的研究不再孤伶冷清，缺乏参照、对话和争论。舒伟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托尔金的童话观，在中与西、童话与神话之间做了深入的比较，并用托尔金的童话观来求证中国童话的源流。“人类基本愿望和愿望的满足性”，托尔金的这种童话观更趋向人类学的、统括的定义。但它是一种“童话观”，绝非是童话的“定义”。
舒伟对于童话和幻想文学的讨论有点“逆时而动”，如果他的这些考察成立，特别是对于托尔金的童话观和作品的考察，那岂不是有些“拨乱反正”的意味？但是，我相信，在今天，每个人的研究都是对答案的“寻找”，而非盖棺定论。观点的分歧恰恰证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彭懿在《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也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托尔金的思想和作品，特别是他的“第二世界”，连同《中国幻想小说论》一起比较阅读，想必会生出很多话题。
舒伟对《山海经》和《西游记》的研究，不但是童话本体研究的深入，也延续了儿童文学界很久以前即有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童话（儿童文学）？很多人也会顺口说一句《西游记》是童话，但并非言之凿凿，似乎只是为争得个“祖上既有”的英名，舒伟在对《西游记》的“童话性”和“成长性”认定上却是认真而严谨的，那这是否是对《西游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像很多人注意到了《西游记》的成长小说特质一样？（见施战***《论中国式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报》2006/12/21）这本身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游记》在文体上是“童话”还是“小说”？舒伟对中国古代作品的这些阐释，其实也是他在儿童文学史观上的选择。这部著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生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将带来的讨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面对这些著作，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梅子涵认为，“我国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应该说已经成熟了。几代人的相继努力，终于在今天，开始更为科学和完善”（见《中国儿童文学》2002年第1期）。在这个问题上，王泉根教授显出他乐观而实干的性格。他认为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儿童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都出现了新的成果，在***画书、童话、幻想文学、科幻文学的研究上不断拓展。面对儿童文学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他更愿意去以实际的行动去填补。这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批评的问题。方卫平认为现在的儿童文学批评真正富有批评锋芒和批评勇气的声音实在太稀缺、太微弱了。仔细想想，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何尝不适宜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呢？但是，相比之下，儿童文学界显得更为严重。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匮乏也是个时常被讨论的问题，在这些著作当中，我们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吴其南在写作这部作家论中坦言：“近年虽也读过一些学术前沿的理论，尝试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画虎类犬，感到还是在原来的思维轨道行进方便些。”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就在于理论视野的封闭，我们经常是自说自话，缺少与西方的交流；二是在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上也亟需突破，目前关键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
最近两三年，两本西方论著――《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和《童年的消逝》中的观点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儿童文学论文中，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启发。这么反复地引用是否恰恰印证了我们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其次，为何我们已有的儿童文学理论没有这么强大的思想能量？我们已有的这些著作当中，有哪些能够成为我们长久的理论资源？
其次，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各种论著中，可以说没有一本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哪怕是当代儿童文学史，原因何在？有没有必要？王泉根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正说明了研究者们的严谨。他认为，写作文学史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学术能力，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作家负责，不能随便动笔写史。如果是就个人学术风格而言，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史或教程、概论，那也是很成问题的，毕竟，每个初学者都有这样的需要。王泉根教授介绍说，现在全国的初等教育学院就有80多所。我听到这个数字后想到的是，这么多学生在学习儿童文学，他们不需要较有权威性的文学史吗？初等教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这么多从业的儿童文学教师依据什么来教授这些学生？
但是对儿童文学研究的抱怨，并非是对研究者的抱怨，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之责任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少也有很大关系。专业人士的缺少便容易造成自我重复。每个人的学术思维是较为固定的，学术资源是有限的，精力也不是用之不竭的，这便使得很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气不接下气，没有形成对这些问题循序渐进的、系统的认识。比如，关于儿童文学的幽默问题和少年小说的问题，几位研究者的早期论文中都有一些思想的灵光，但是随着个人研究兴趣的转移，很快也就中断了，没有人续接上，当娱乐的、搞笑以及真正幽默的儿童文学大量出现的时候，当青春文学、成长小说和伪成长小说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要从头开始，而不是在已有的高度上继续走高，这些都是资源的浪费。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5
关键词:儿童文学 情 理 创作
“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反映着一般的文学方向和潮流,并且和同样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①这种作用是通过具有丰富人文素养的独特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熏陶来实现的。它凝结着儿童文学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情”、“理”因素。
“情”――成功创作的动因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②其读者对象除因为职业需要或在阅读天性上、在文学心灵深处与儿童、儿童文学有一种沟通、默契和认同感的成年人外,主要对象还是未成年人。由于其接受对象主要是心智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成熟的儿童,于是有人就以为儿童文学创作很容易,认为它是“小儿科”,只要少写几个人物,情节简单一点,说点小孩子的话就行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为儿童写作和给成年人写作同样需要严肃认真,甚至需要加倍努力才对”,因为“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来,儿童的存在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③而如何造就未来一代的成长,正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正是因为儿童的培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所以,自从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目的的儿童文学诞生之日起,如何造就未来一代的成长便成了儿童文学的永恒命题,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学巨匠们的高度重视。鲁迅先生在《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里写道:“人自朴野至于文明,其待遇儿童之道,均有三级。最初曰教育。更进,则因审观其动止既久,而眷爱益深,是为审美,更进则知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④文学大师郭沫若在其《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严肃地指出:“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知不识之间,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⑤所以“真正的小儿科是最难的”,“它应该是一门高水准的艺术”。⑥作为儿童文学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曹文轩语)这一重要意义,应自觉地把儿童文学创作当成一种伟大的事业、一种崇高的事业,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
当然,作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只是具有历史使命感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乐于为孩子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如青年儿童文学家刘东所言:“你可以不再天真、不再单纯,但你的心必须是充满爱意并且是善良的。”⑦因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是一种精细的创造性劳动,对一个严肃的创作者来说,作品不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要有精品意识,要厚积薄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恒心和甘于寂寞之心……我觉得搞儿童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对于所从事的神圣事业,要像教徒那样执著、那样虔诚、那样投入地崇善、行善、积善”⑧。只有你真真切切地拥有了一颗为儿童无私奉献的爱心,你才会甘于寂寞,甘于在当今经济浪潮和各种利益诱惑面前静下心来,会为此而不辞辛劳地深入儿童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才能写出孩子们真正愿意接受的好作品。
事实上,儿童文学的创作除了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服务儿童的无私奉献精神外,还必须具有不可或缺的创作激情。大千世界五彩缤纷,可供作为创作题材的内容十分丰富,那么作者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写呢?答案是肯定的,“作家要创作,就得对生活、大自然怀着饱满的激情,去获得对描述对象的深刻感受,并在感受中获得更加饱满的激情”⑨。只有具备了这种情感,才会激起创作欲望,产生灵感,从而进入创作过程。徐光耀在谈论《小兵张嘎》的创作体会时说道:“抗战时期,我13岁参加八路***,自己是‘小鬼’,也结识了同辈的‘小鬼’,一块儿在战火中摸爬滚打了七八年,打过仗,吃过苦,经受了锻炼,同时,亲见亲闻了许多‘小鬼’们创造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强烈的感动和吸引。”无独有偶,李心田的《战斗的童年》(即《闪闪的红星》前身)也是在受到4件刻骨铭心之事的感动下才创作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这4件事儿震撼了我,天天在我脑子里转,后来一个‘潘东子’形象终于跳到了我的眼前。我便开始写《战斗的童年》这本书。”⑩总之,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不具备这一要素,奢谈儿童文学创作就只能是毫无价值的空中楼阁、镜中之花。正如列宁所言:“艺术家常常是在情绪的支配下行事的,他的这种情绪会产生一种压倒其他一切思考的力量。”当然,这种创作激情的得来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应该是源于对儿童无限的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创作感动。
“理”――创作的规范和引导
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个目的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教育性、审美性、认识性和愉悦性等多元的文学功能性上。日本儿童文学作家上笙一郎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儿童文学是儿童心灵的食物之一。”儿童文学理论家陈伯吹指出:“儿童文学要运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小说、童话、寓言、诗歌、剧本、传记、游记和历史的、科学的故事等)作品,为它的读者对象揭示社会生活现象,扩大知识范围,培养他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艺术兴趣。”(11)因此,作为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首先把培养儿童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作为第一要务,并且自觉地把它作为我们创作实践的指南。当然,儿童文学作品还应该主动承担起向儿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文学素养、陶冶良好情操、愉悦儿童身心、促进心理健康成长的任务。总之,创作的目的性要求儿童文学作者必须要认真了解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了解与儿童有关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教育状况,特别是熟知儿童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以及“万物有灵性”的审美心理特征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审美期待视野,在高度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用成人的审美意识引导和规范儿童的审美意识。只有在两种审美意识达到高度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儿童文学才能真正走进儿童的心中。
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的“理”还表现在用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为儿童文学的作者,必须努力学习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知识,准确把握儿童文学的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的艺术品性,熟稔儿童文学作品拒绝消解故事和追求语言形象性、简洁性、音乐性、叙述性的文本特征,弄懂各种文体艺术表现手段的相关性和独特性,理解儿童文学题材处理的适龄性,“反对忽视和轻视它的艺术性,不把它看做艺术品的观点”。因此,凡志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广泛涉猎儿童文学理论知识、阅读一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积累理论素养和艺术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便是天才,如果没见过圆,不知何为圆,那么你让他画一个圆,也是困难的”。
“情”、“理”融合――创作成功的基石
“情”是儿童文学成功创作的动因,“理”是儿童文学创作的规范和引导,它们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寓情于理、情景交融于完美的艺术形象之中。法国古典批评家布瓦格在《诗的艺术》中写道:“不管写什么主题,或庄严或谐谑,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互相配合。”俄国作家***格涅夫说:“诗人需要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二者融合无间”,“不过,这种思想,像火花那样,是受深沉的感情或强烈的印象的影响而迸射出来的;因此……思想,从来也不曾裸地、抽象地出现于读者之前,而是常常同来自内心与自然界的形象交融在一起,为这些形象所渗透,而又难分难解地贯穿于形象之中。”事实上,并非创作才需要“情”与“理”的相互融合,作为一个***门类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同样需要“情”与“理”的相互交融。苏联文学家盖达尔成功创作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的过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有一次,盖达尔去看作家巴乌斯基,恰逢巴乌斯基的儿子患重病,需要买一种药,但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买到,盖达尔马上打电话回家,通知他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帮着四处找药,最后,终于有一个孩子买到了药,救活了朋友巴乌斯基的孩子。这件事使作者深深地为孩子们的力量所折服,后来盖达尔就是以这些孩子为原始素材创作《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篇小说写成一般的反映少先队员帮助别人做好事的生活故事,而是提升了主题,把他们同当时的保家卫国的***战争结合起来,把小说演绎成孩子们帮助***烈属的故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篇儿童小说才具有了强烈的震撼力量,刚一出版,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各国小朋友的喜爱,至今仍然是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试想,如果盖达尔不开动艺术思维对所拥有的素材进行加工、提炼,而仅仅是满足于平平常常的儿童生活故事的追忆,我想,《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是很难达到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中国儿童文学启蒙家之一冰心,在谈到儿童文学的创作时说道:“要写好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怀着热爱儿童的心情,深入儿童的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这样写起来才活泼、生动感人……有了生活以后,怎样才能写得生动、活泼而感人,这就要看儿童文学作者的技巧了。技巧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勤学就要多读,多读关于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或文学以外的古今中外的书,越多越好,开卷有益。苦练就是多写,遇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就写下来,听见一句生动的语言,就记下来,长期积累,偶尔得之,到了你的感情一触即发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好的作品出来。”冰心的论述无疑是准确而到位的。
总之,儿童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情”,也离不开“理”, 那种“排斥情感在审美创造过程中的激发作用,或者忽视理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认识作用,都会给文艺创作造成极大的危害,使创作成为冷漠无情的说教,或是成为失去理智的无病”。只有把健康的“情”和科学的“理”有机地融合起来,儿童文学创作才能开出绚丽的成功之“花”。
注 释:
(1)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王衍、李志聪等:《阅读与写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方卫平、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4)蒋风、韩进:《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之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鲁迅研究月刊》,1994(2)。
(5)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年版。
(7)(11)胡健玲:《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8)樊发稼:《搞儿童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宗教情怀》,baby.省略/edu/2005-11-23/152215088.shtml
(9)张居华:《文艺美学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6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波及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文化研究经由澳洲，中国台湾、香港继而传入内地，很快内地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儿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1990～2011年间共有98篇论文，其、硕士论文6篇。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边霞教授的《儿童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目前已出版六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见，国内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纵观近20年来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儿童文化的概念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提出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学者是邹义华、李超彬（1991），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指“在既定的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反映儿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共认、共有、共享的文化”。这个概念强调儿童文化的时代性、群体性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在这个概念的启发下，张东娇认为“儿童文化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在成人文化模式与社会化模式的引导下，为儿童所共认、共创、独有、独享的社会群体文化”。〔1〕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作用，而一个“共”，一个“独”，揭示出儿童文化的本质属性：“共”表明儿童文化首先是群体文化；“独”表明这种群体文化的主体是儿童，而不是成人，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是在成人文化的引导下形成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儿童文化以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化的概念界定也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晓东、边霞等人。边霞（2001）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区别出发，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口语文化。成人文化则是建立在成年人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是一种文字性的、抽象的文化”。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在儿童的精神和行为层面，强调儿童这一群体特有和共有的生存方式。受此概念影响，杜晓利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2〕这一概念增加了对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的描述，强调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之间交往的产物。而走在儿童文化研究前沿的刘晓东则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3〕这个概念延续了其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思路，从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儿童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儿童文化的特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东娇从儿童处于预期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预期社会化决定了儿童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模仿性、夸张性等特点。〔4〕邓琪瑛则认为儿童文化具有“两端”属性，这“两端”属性指的是儿童的“原初性”和“可塑性”。“原初性”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儿童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可用“童心”来概括；“可塑性”是指儿童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间，有效方式是教育，这两者构成了儿童文化的双重属性。〔5〕这里阐明的是儿童文化内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形象性、非功利性、过渡性、非正规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互补性。这一分析初步归纳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后来，有学者站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把儿童文化特征归纳为整体性、超现实性、游戏性、自主性、开放性。〔6〕这一分析体现了儿童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变化的特点。刘晓东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诗性哲学的语言描绘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7〕尽管有学者对这些用诗一般语言描述的儿童文化特征有所质疑，但刘晓东对儿童文化诗性、游戏等特征的归纳，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学者从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儿童文化具有“生态的整体性、游戏性、直接参与、原发性、想象力、乐观主义、冒险等等特性”。〔8〕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较为全面的是边霞（2000），她认为与成人文化相比，从表现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逻辑的文化；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这一表述从行为到精神层面对儿童文化的特征作了全方位解读。
3.儿童文化的功能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儿童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来谈儿童文化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一种满足儿童需要的文化，儿童文化为儿童发展自我意识，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掌握自我教育的手段，找到自我教育的榜样，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提供了场所、方法、手段（邹义华、李超斌，1991）。还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化是儿童预期社会化的中介，具有桥梁作用，也是儿童自我发展的铺垫。〔9〕这两种观点都认识到儿童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中介、桥梁或纽带作用，是必经之路。刘晓东更是在充分肯定儿童文化除了有对儿童身心发展给予滋养的作用之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指出儿童文化对成人文化具有反哺、拯救功能，正如他所言，“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清纯、儿童所具有的自然天性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功能”。〔10〕在儿童文化功能方面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素华的《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一文，文中指出，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儿童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对儿童的生存具有卓越的意义。儿童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11〕这一论述关注的是儿童文化的内部功能，但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外部辐射功能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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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童文化的生成
在探究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时，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化是在成人文化的引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刘晓东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本身是社会成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文化，儿童的社会化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成人文化的影响。由于成人文化并不总是理想状态，所以儿童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成也萧何败萧何”。〔12〕也有学者将儿童文化的生成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儿童自己创造的文化，即儿童文化是儿童作为文化的参与者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如某些儿童发明的游戏、童谣等，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二是关于儿童的和为儿童的文化，即由成人为儿童创造和设计的种种文化，诸如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儿童游艺、儿童心理等，这部分中成人起关键作用。〔13〕可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儿童文化除了受成人文化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文化，是儿童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普遍存在于儿童的交往、游戏与生活之中，包括幼儿园一日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等。〔14〕还有学者（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幼交往的相互作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在探究儿童文化的生成问题时，除了立足儿童是这一文化创造主体之外，还要把儿童文化问题与人类整体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思考，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儿童文化的生成放到儿童文化诞生的总体社会文化土壤中去。儿童文化是文化传递的产物，儿童文化是习得的，儿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濡化过程（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即下一代文化对上一代文化的学习和保持，并受上一代文化较大的影响）。濡化构成儿童文化最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它体现为既本文由收集整理有文化对儿童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型塑（形塑是由英文shaping翻译而来，类似于塑造）、不同社会中儿童的养育模式、成人的儿童观对儿童文化呈现形貌的规约。作为高级濡化活动的教育在儿童文化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现代学校儿童文化或校园儿童文化的出现，显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15〕由于这一观点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先天性特质的关照有所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儿童是集天性和文化性于一身的，儿童期是天性和文化性角逐最直接、最激烈的时期，在儿童天性与文化性这对矛盾体中，单纯强调以文化“化”天性或者天性至上都是不全面的，儿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是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文化。〔16〕在儿童文化生成问题的探讨上，比较全面的是钱雨，她在阐述儿童文化的发生机制时指出，“儿童文化的形成与发生既包括先天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生长环境的熏陶与感染。前者体现为人类种族历史与生物遗传特性的作用，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儿童同伴与成人文化的影响”。〔17〕可见，儿童文化是在先天和后天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而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双重属性也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
5.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了差异性、多样性的特质。〔18〕因此，在差异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儿童与成人是一组相对概念，没有成人就没有儿童，反之没有儿童也就没有成人，儿童文化研究的起源也是基于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关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文献梳理后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共生，是对立还是统一这一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持对立说或者冲突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控制、侵略、渗透等角度来谈如何保护儿童文化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融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共生关系）。刘晓东指出，“儿童文化是演进着的，其目的地是成人文化，任何成人文化的目的地又是儿童文化。成人文化是在儿童时期所建构的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的经验重构，成人中的伟大人物都是像儿童一样的人；成人通过与儿童的交往而将成人文化传递给儿童，其中部分成人文化被儿童所吸收，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儿童和成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互补和互哺中相得益彰”。〔19〕边霞（2001）则认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分属两种文化，两者的标准、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相遇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压制。然而，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处在一个连续体上，成人文化要向儿童文化学习，儿童文化也必然会向成人文化发展和演进。更有学者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是和而不同，是互为条件的共在；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之间必须进行对话交流，必须承认普遍共有的规范，默认共同的规则，这样，两种文化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20〕可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两种典型形态，儿童文化作为两者相互交往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话交流，遵守共同的规范，达到共识与融合，共同生成“美美与共”的人的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和谐谱写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纵观国内学者20年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大致呈三条主线，一是对教育机构中教育对象（比如幼儿、小学生、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进行探讨，研究者往往把儿童文化放到学校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将儿童文化界定为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以郑金洲、谢维和为代表。二是在媒介迅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异化导致童年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捍卫童年”“把童年还给童年”“保卫童年”等口号，他们强调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截然不同，应保护儿童纯真、善良、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反对成人文化对儿童的侵略和渗透，主要以卜卫、李镇西、刘铁芳为代表。三是强调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儿童的生活、精神世界不同于成人，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因此儿童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成人文化是一种生态式的共生关系，主要以刘晓东和边霞为代表。尽管国内学者在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21〕在分析目前对儿童文化研究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对儿童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待深化
我们看到，学界对儿童文化本质的揭示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儿童没有文化”到“儿童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桥梁”再到“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综合”。这一演变呈现出研究正逐步触及儿童文化的内核。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曾说过的，“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尽自己所知也不见得可以讲出文化是什么”。〔22〕研究者总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考察儿童文化，这会受自身知识背景、价值观、方***或个人旨趣的影响，往往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儿童文化的本质。因此，对儿童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文化，将会使我们逐渐逼近儿童文化的本质，逐步看清儿童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2.对儿童文化功能的认识有待全面
无论是把儿童文化看作是社会化的桥梁，还是认为儿童文化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儿童的生存、游戏及自我确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认识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谈儿童文化功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儿童文化的外部功能，如对成人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滋养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化中包含着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的内容。和其他文化相比，儿童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先天的、自组织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先天文化结构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天的则主要受同伴和成人文化的影响”。〔23〕可见，无论是儿童文化中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部分，整个人类群体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反之亦然。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24〕显然，儿童文化对成人文化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反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将儿童文化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中去分析、考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儿童文化功能。因此对儿童文化外部功能的研究将是今后儿童文化功能研究的新领域。
3.儿童文化研究要更关注儿童的年龄阶段特征
儿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年龄跨度来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0～18岁，这么大的年龄跨度，要全面把握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在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也许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儿童文化本质打开另外一扇门。当然，分年龄阶段开展研究是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肢解儿童文化，毕竟儿童文化存在儿童共有的、稳定的、历久弥新的特质。当前儿童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点（钱雨，2005；张晓玲，2005），他们都将儿童文化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阶段（12岁以下）。可见，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7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儿童***书馆学 儿童***书馆 ***书馆史
分类号 G258.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s Library Stud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an Lihu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ldren's library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in the communit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ldren's library in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many accomplishments.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hildren's library science from the age surroundings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which the children's library generated.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ldren's library Study. Children's Library. Library history.
儿童***书馆是伴随着公共***书馆的发展而产生的，其最先起源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末，英国的儿童***书馆就已经初见端倪。19世纪初，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索尔兹伯里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儿童***书馆――宾厄姆青少年***书馆。19世纪末，在改良主义者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儿童***书馆被作为“启迪民智”的教育机构被一批文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介绍到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书馆界掀起了一场新***书馆运动。***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教育法令法规，在这种背景下，儿童***书馆事业开始兴起，并随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民国时期儿童***书馆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环境因素，本文将其发展过程按照时代脉络分为五个阶段进行阐述。
1 民国时期儿童***书馆学发展
1.1 萌芽时期（1895―1901）
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随之国门被打开，国外一些先进的文化理念也随之传入国内。5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强。10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虽失败了，但孙中山等***志士发起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号召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开来。1898年7月，康有为在奏请《请开学校折》中，建议仿效德、日学制，通令全国各省、府、县、乡开设学校。儿童教育开始被大力提倡，有力地推动了儿童***书馆的发展[1]。因此，这一时期可看作我国儿童***书馆的萌芽阶段，它为20世纪我国儿童***书馆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2 产生时期（1901―1915）
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国运的衰败，国力的软弱，社会知识界和思想界认识到“国家的强盛根源在于国民的素质”；清***府为了挽救***治危机，不得不实施新***，鼓励留学，并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文化教育方面，1909年宣统元年颁布《京师及各省***书馆通行章程》，意味着我国最早的***书馆章程由此诞生；一批留学美日欧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现代***书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开始介绍西方先进的***书馆理念。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等***书馆界的先辈们译介了大量国外儿童***书馆方面的书籍，鼓励兴办儿童***书馆事业。由于这些文化教育界、***书馆界先知们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儿童***书馆迅速被公众所认知并接受。
1901年，《教育世界译篇》杂志翻译的《关于幼稚园***书馆等及私立小学规则》和《关于幼稚园***书馆等规则》是最早介绍国外儿童***书馆的文章。此后， ***书馆界和教育界开始了对儿童***书馆的研究。1909年7月，蔡文森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发表了《设立儿童***书馆办法》，对美日欧的儿童***书馆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提倡我国应设立儿童***书馆，为儿童“谋校外之知识”[2]。他首次将儿童***书馆的理论与思想介绍到中国，此后陆续有其他关于儿童***书馆方面的译著见诸于我国报刊。孙毓修在该刊上连载的《***书馆》一文中提出，“欧美多有儿童***书馆，兹事甚盛，吾国***书馆事业草创伊始，尚难别设，似可仿日本之法，于寻常（普通）***书馆中，附设一处，为儿童观书观画之所”[3]。此外，该刊在1910年2月刊《儿童***书馆》一文，介绍的是“近顷日本东京***谷***书馆长文学士渡边又次郎特设儿童***书馆于该***书馆中”一事。具体介绍了其设立的儿童阅览室的情况，包括儿童***书的分类编目、阅览规则等。1913年巽吾撰文《英国***书馆与小学校之联络设施》，谈到了“对于***书馆利益之及于儿童，英国巴京咸市1865年之施设为嚆矢，在当时英格兰采用公共***书馆法的市中，只有该市创此新事业，颇著成效”。并且对1882年的诺定昂少年***书馆、1884年的利智少年***书馆等具体情况做了介绍[4]。
1.3 发展时期（1915―1924）
辛亥***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1915年，以***为代表的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为儿童***书馆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1919年5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传播他的关于儿童本位主义思想，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儿童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为我国儿童***书馆的建立奠定了舆论基础。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定《废除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明确要以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儿童本位教育。1915 年，***先后颁布《通俗***书馆规程》《***书馆规程》，此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令法规，这些都为近代***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背景下，儿童***书馆事业初见端倪，并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了较快的发展阶段，有关儿童***书馆学的研究逐步全面并趋于深化。
1921年，刘国钧发表了《儿童***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创建完善的儿童***书馆的三个要素是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其中书籍最为重要，从要素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儿童***书馆的活动。1922年刘衡如的《儿童***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阐述了发展儿童***书馆事业的重要性，重点论述了儿童***书馆的一般功能、构成及选择儿童用书的注意问题。1924年朱鼎元在《儿童文学概论》一书中也谈到了儿童***书馆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问题。
1.4 兴盛时期（1924―1937）
这一时期，社会***治相对稳定，***府对教育的重视加强，儿童教育事业得到稳步的发展。***书馆界以及关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从更深层面上挖掘儿童阅读的需求。儿童***书馆研究专著的出现，表明我国儿童***书馆学的系统研究已经开始。这些关于儿童***书馆的理论探讨及其论文论著奠定了儿童***书馆在中国发展的智力基础和舆论基础，推动了中国儿童***书馆的兴盛。
1924年陈逸翻译了日本今泽慈海和竹贯宜人所著的《儿童***书馆之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儿童***书馆学专著，儿童***书馆学专著的编著与出版， 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儿童***书馆研究的系统化阶段。此后，一些儿童***书馆专著陆续出现。杜定友在《儿童***书馆问题》中认为“儿童***书馆是一宗新事业，设立儿童***书馆的意义在于养成儿童的读书习惯和儿童的***书馆习惯”。他尤其注重儿童***书馆的人员配置与***书选择，指出***书选择要注意三个方面：社会方面、儿童方面和书本方面[5]。作为***书馆界的理论大家，杜定友不仅研究国外儿童***书馆的文献，还著书立说对儿童***书馆发表独特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加入到推行儿童***书馆的行列中。1924年他参加了“河南小学教员讲习会”，自编教材主讲“小学***书馆管理法”。1929年，董明道发表了《儿童***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从经费、建筑及设备、组织、儿童用书、儿童***书的分类、儿童***书馆的编目、儿童***书馆的特色以及儿童***书馆的经营者等八个方面，详细列出了儿童***书馆的具体操作规程，并对桌椅、书架、目录柜、出纳台以及洗手台等规格尺寸列出了适合儿童这一特定读者的尺寸[6]。1929年，曾宪文发表了《儿童***书馆之研究》，分别就儿童***书馆的重要性、经营、馆员培养以及儿童***书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当然，***书馆界的其他先知学者们如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李小缘等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到了宣传推广儿童***书馆事业的行列中。
至19世纪30年代，儿童***书馆学研究更为成熟。1932 年，陈大白在《儿童社会教育的几种事业》中提出，“当以引诱儿童和指导阅书为原则”，他提议儿童***书馆宜分初、高级两部。1933年，严国柱等在《儿童阅读书报指导法》中论述“儿童阅读之环境”，认为指导儿童阅读以前先得注意阅读环境的建造。而环境建造可分两方面说：人的环境和书的环境[7]。1933年赵侣青等在《儿童文学研究》一书中，提到“最好由学校设置儿童***书馆，或分组分级组织***书馆级***书馆或阅书会，尽量搜罗各项儿童书籍，让儿童们课外来浏览或借去阅读”。要求对儿童***书精密审查，依据程度深浅编为各阶段必读书目与选读书目[8]。此外，一些专著陆续出现，如1933年徐能庸著的《儿童***书馆》、刘梦兰编著的《儿童***书馆概况》、1934年陆静山的《儿童***书馆》、1936年卢震京的《小学***书馆概论》等。这些专著研究范围较之前进一步扩展，研究内容更深入具体。
1.5 衰落时期（1937―1949）
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战火中无数***书馆遭到破坏，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国内严峻的***治局势、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书馆事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儿童***书馆学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与萎缩状态。
时任北平师大附一小儿童***书馆馆长的王柏年于1937年发表了《两年来之师大一小儿童***书馆》《中国儿童***书馆事业发达史目次》《儿童节提倡儿童***书馆事业》《我国儿童***书馆事业受到欧美的影响》《儿童***书馆事业发达的五个时期》《儿童***书馆与家庭教育》等文章。1942年，王柏年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儿童***书馆事业发达史》一书，这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儿童***书馆方面的史学著作，总结了我国整个儿童***书馆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发展过程，还预测了儿童***书馆未来发展的趋势。1941年蒋璁编著了《***书室管理法》一书，书中提到对于儿童读者要特殊对待。在严峻的时势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有志于儿童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仍致力于儿童***书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2 民国时期儿童***书馆学总述
民国时期儿童***书馆学理论研究，在其38年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1）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儿童***书馆学理论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程。它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从无到有，历经了19世纪末的萌芽、20世纪初的产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飞速发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衰落四个阶段。
（2）儿童***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内容也呈现出阶段发展的特点。在20世纪初，尤其是1919年以前，内容多是由留学海外的***书馆界及教育界知识分子翻译介绍过来的，原创性的文章几乎没有。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新思潮的兴起、社会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儿童***书馆实践的尝试，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成果见诸于报刊杂志，相关学术成果十分丰富，但在教育专刊上发表的居多，***书馆专刊上发表的相对较少。内容涉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儿童***书馆的重要性、儿童***书馆经营与管理、儿童***书的选择等普及型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儿童***书馆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是出现了以杜定友、董明道、王柏年等为代表撰写的儿童***书馆学理论专著。论著内容主要是关于儿童阅读环境、儿童***书的选择与分类编目、儿童***书馆价值论、儿童阅读指导与研究、儿童阅读兴趣研究、儿童读物的综合研究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我国儿童教育、***书馆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儿童***书馆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理论研究也少之又少。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我国儿童***书馆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伟大创举，并产生了一批从事儿童***书馆理论与实践的***书馆学家，创作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成果；其发展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如研究多借鉴于国外的相关理论，概论性的偏多，应用理论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等，但在当时这样一个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下，能收获如此多的理论成果进而推动实践的蓬勃开展，已实属难得，民国儿童***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儿童***书馆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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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李利芳.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65-368.
[ 5 ] 杜定友.儿童***书馆问题[J].教育杂志，1926（4）：6.
[ 6 ] 董明道.最简单的儿童***书馆之经营法[J].安徽教育行***周刊，1929（25）：2-3.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8
关键词：王一梅 抒情童话 生命意识
1970年出生的王一梅，15岁时考入苏州幼儿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她热爱文学创作，担任了学校的文学社社长和童话剧团团长。18岁毕业后担任幼儿园老师，一直在幼儿园工作了13年。1994年起开始发表童话作品，至今已经出版了《恐龙的宝藏》《鼹鼠的月亮河》《木偶的森林》等多部长篇童话和数百篇短篇童话，她的作品曾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界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国家***书奖，第十三、十四届冰心***书奖等奖项。有评论家称王一梅的作品“可以用以标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达到的一定的艺术高度”[1]，“王一梅是当前抒情派的一个探索者，一个认真、勤奋、执著的、有理想、有才华、有个性、有追求的探索者”，“她的思索与创作对童话界、对热爱阅读童话的孩子们有重要的贡献与意义”。[2]
目前，对王一梅童话艺术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较早对王一梅童话进行研究的是黄云生的《丑小鸭情结及其它――评王一梅的童话》。
文章认为，从少女时代便从寻常家庭走出来，并曾经长期生活在幼儿园的普通幼教工作者王一梅的内心深处一定深藏着丑小鸭情结，在童话创作中，她自觉不自觉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努力张扬着“一个具有她的个性特征的情感主题――从平凡中崛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实现美好的理想”。因此，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安徒生的《丑小鸭》对王一梅的童话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如月亮河的小鼹鼠米加、书本里的小蚂蚁、愿与寂寞的乌鸦作伴的第十二只枯叶蝶、住在雨街的黑猫阿洛等，和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是属于同一情感类型的。但是，王一梅并没有重复安徒生，她的丑小鸭情结，“明显地烙有她自己的情感体验的记印”：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形象具有一种的倾向，丑小鸭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群体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具有不同凡俗的理想和品格，却没有远离普通人的社会群体。“安徒生笔下的那种势不两立的人际关系，那种阴冷、酸楚的情感氛围，在王一梅的童话里已荡然无存，即使有时也会涉及一些不怎么和谐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遗憾，也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情调，但并不影响其作为‘温馨童话’的整体评价”。
王一梅的丑小鸭情结还表现在她对完美童话艺术的痴迷追求上。王一梅的童话“布局精巧别致，结构玲珑剔透”，同时又“散发着淡雅清香的诗意”。她“并不热心于编织故事”，相反“十分关注童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命运，关注人际的情感关系，并对它们作出一种纯真而优雅的审美评价”，所以才创造出“构思精妙而又极富诗意的抒情佳构”。这种“诗性童话”“与上个世纪80年代冰波的童话有几分相似，但又不尽相同。冰波的童话更多一些诗的成分，更唯美些，更适合青年读者欣赏；而王一梅的童话则依然有较多的儿童立场”，“她毕竟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儿童中间，她在试***表现深层次情感主题的同时，总能设计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感兴趣的故事”。
文章也指出王一梅童话的“洋味”“正在加浓”：“最明显的是女巫（雨女巫、阳光女巫、风女巫、雾女巫等等）开始多起来了，据说她还准备专门写几个关于女巫的童话，看来王一梅对女巫形象确实是情有独钟。那种骑着扫帚满天飞的长寿女巫，在西方童话里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童话里却十分陌生。此外，有一些童话形象大都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如鼹鼠米加，兔子萝里，大狼托克，雷特船长，雷莎太太等等。”“洋味”“读来总是让人不太舒服”。研究者希望“王一梅和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界的青年作者们”能够注意处理好西方童话与中国传统童话融合的问题。[3]
2007年，胡志远发表了《抒情童话的探索者――王一梅长篇童话的解读和思考》一文。文章指出，“浓郁的抒情风格是王一梅长篇童话的重要特点”，“在故事的情节细节中营造气氛，在童话细节链和童话情节链中进行抒情”是“王一梅抒情童话写作的特色之一”。王一梅的童话善于营造充满温馨的成长氛围，充满着诗情画意，传达着永恒的爱的主题，“蕴含着深刻的生命的思考”。关于王一梅的抒情童话观，研究者总结道：“王一梅认为的抒情童话是这样的：1.儿童文学是文学，童话中的抒情不是普遍的抒情，不仅要有意境，作品还要十分重视完整的结构，不能因为抒情，就忽略了故事情节结构。2.抒情不是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来描述优美景物就足够了，抒情最主要的是要善于营造抒情的氛围，‘要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有一种能够扩大到空气当中的东西，慢慢在空气当中弥漫开来’。”因此，叙事在王一梅的抒情童话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且故事中的人物是个性鲜明的，她“没有忽视儿童阅读的实际接受水平”。文章最后希望王一梅能够“循着抒情童话的道路，一点点摸索”，“追求一种博大、哲学气和艺术美的良好格局”，“创造更多的自己的特色，将艺术童话再向前推进”。[2]
2008年，彭波在其硕士论文中对王一梅的童话进行了综合研究。他指出，“王一梅是当代中国童话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她的童话“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作者在童话里表达了对当下自然生态的忧虑，用文学的话语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深刻的命题”。[4]（P3）《木偶的森林》和《恐龙的宝藏》“表达了人类远离自然的忧虑和亲近自然的渴求，竭力寻找人的一种本真状态”。[4]（P4）王一梅的童话还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一话题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思考。《鼹鼠的月亮河》传达了人们“寻求认同的愿望”，鼹鼠米加的旅行经历，“既是个性寂寞的预言，也是个性从孤独，不被理解到确证自我，并最终被承认的现实投影”。《大狼托克打电话》则告诉我们：“一味的等待是消极的、被动的，主动出击才能找到生命中的爱，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4]（P9）《兔子的胡萝卜》“成功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相交相处的合理模式，将美好而理想的人物形象带到读者面前”，兔子、雪人、小鸟的故事演绎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联系中才能获得生命的灵魂，生命才能释放出应有的价值。”[4]（P10）王一梅的童话在三个方面实现了对古典童话的超越：用性格复杂的圆形巫婆形象颠覆了性格单一的扁平巫婆形象，如《米粒与糖巫婆》中的糖巫婆具有多种性格特征，善与恶并存，而传统巫婆是恶的集中体现；机智勇敢的新女孩形象代替了古典童话中的胆小怯弱的女孩形象；古典童话中魔法、宝物的威力得到消解，“拉近了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形象的距离，凸显了人类思维的巨大前进”[4]（P14）。
文章认为王一梅童话的美学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深度写作意识；温馨、宁静、诗意的氛围；高超的幽默技巧。王一梅用浅显的故事表达深刻的哲理，能够拥有成人和儿童双重读者；她“使用散文化的笔法来传达自己的感情。舒缓的叙述、淡淡的忧伤营造出空灵的诗境。这种忧伤不那么强烈，但却悠远，充满悲悯情怀”[4]（P25）；王一梅的幽默中涌动着一种真实的感情，这样的幽默话语在她的童话中俯拾可见。[4]（P29）
文章还探讨了王一梅的童话与她的生活环境、自身经历的关系，指出：“江南水乡、苏州园林的文化意蕴和内在品质深深地影响着王一梅的童话。”江南水的细腻和细润塑造了王一梅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情趣，江南水的流动感、生命感和神秘感的品格弥漫在她的童话中。“苏州园林影响了王一梅的性格，王一梅也写就了‘苏州园林’式的精致童话。”[4]（P31）最后，文章探讨了王一梅的童话观，认为，《走进童话》反映了作者的童话观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以作者为主体，第二阶段以儿童为主体，到了第三阶段，王一梅提出“以儿童为主体，作者为主导”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产生了成熟的童话观，这一演变过程与中国童话界走过的从训诫到交谈的道路是一致的。[4]（P36）
最近，还有两篇文章分别阐释了《鼹鼠的月亮河》和《木偶的森林》的主题意蕴。马建美的《迷失与重构》认为《鼹鼠的月亮河》反映了儿童的自我认同过程：米加由最初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好鼹鼠，到离家流浪，表演魔术，发明洗衣机，最终成为鼹鼠中的精灵。“作品实际上清晰地呈现了儿童成为主体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帮助阅读的孩子建立自我认同感”，“在儿童成长中，自我和他者之间尚未定型，童话就以一种故事的形态帮助儿童完成自我建构”。“王一梅的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对童年生命的人文观照。”[5]丁娟的《论王一梅童话的童年生态观照――以为个案》认为《木偶的森林》是“一部彰显其童年生态观照的长篇童话”。成年人应该为儿童创建“健全且自由的成长环境”，白黑黑的妈妈对白黑黑的外出闯荡并没有表现出失望和不满，这是“一个能对孩子的自主选择持理解与支持态度的成人形象”。《木偶的森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儿童健全生命成长的关注，而且传达了儿童间真诚相待、平等互爱以及亲近大自然的美好情感。“观照童年生态，不仅是对儿童一代的关怀，也是提升和保障人类美好精神世界的大事，唯有正视并守护它，未来才有明亮的光景。”[6]
从以上对王一梅童话创作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王一梅的童话创作已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没有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第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大多围绕王一梅童话的代表作品进行主题阐释、艺术风格分析、童话观总结，以及生活环境、个人经历与作家创作关系的探讨，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对王一梅童话创作作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第三，在研究过程中，基本对王一梅创作持肯定和赞扬态度，而对其创作的不足缺乏必要的分析和研究。
注释：
[1]朱自强：《寻找家园――评王一梅的》，文学报，2005年9月1日。
[2]胡志远：《抒情童话的探索者――王一梅长篇童话的解读和思考》，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3]黄云生：《丑小鸭情结及其它――评王一梅的童话》，中国儿童文学，2005年，第1期。
[4]彭波：《王一梅童话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马建美：《迷失与重构――论人物成长的自我认同》，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1期。
关于童年的作文篇9
关键词：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市场需要大量劳动力，我国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并逐渐由单身流动转为家庭流动，于是出现了大量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子女。2005年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数量已经由2000年的1410万人增加到1834万人。流动儿童这一社会群体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地了解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现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内近十年来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加以梳理。
一 概念界定
查阅文献发现，研究者很少专门给流动儿童下定义，有些即使给出了定义也基本相同。比如直接引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里的定义，即“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或在此基础上概括、延伸。像余益兵等把流动儿童概括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金灿灿等则界定为“随父母离开家乡外出生活学习，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没有流入地户口的6～15岁（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所以，在流动儿童的概念界定上，学者们基本是达成一致的。
二 研究数量
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流动儿童，能搜到几千条记录，而且由题目可知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在日益丰富。但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是怎样一个趋势呢？分别在中国知网和维普网上限定关键词“流动儿童、心理”，时间限制为2000～2011年加以搜索，结果分别有48条和50条记录。其中中国知网上涉及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的文献数量为：
可见，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在近年来基本是呈现上升趋势，但显然也并未达到有些学者说的“近两年有关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数量激增”。所以，对这一研究现状应该有清晰、客观的认识，既不能盲目乐观，更要积极开展有关研究。
三 研究内容
总结发现，近年来我国对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适应状况的调查分析。目前，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主要是调查、测量其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状况，且多以各地方为例。调查涉及多种心理维度，如心理幸福感、孤独感、抑郁等。很多研究表明，整体上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如自我评价低、抑郁和孤独感较强、自信心不足。但也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处于中等或以上水平，并未出现学习适应不良。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流动带来的家庭和教育环境变化对个体智力、思维发展有促进作用。
2.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研究。综合发现，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王文忠等发现心理健康状况是家庭环境作用于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和同伴关系的中介因素。吕绍青等认为现实中的不平等造成的排斥、歧视[8]，也可能使流动儿童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加重心理负担。邹泓等发现，教育资源享有状况、师生关系、学业行为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
3.从其他视角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还有些学者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去研究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比如唐咏，郭志巧分别从生态学和社会工作反歧视视角研究流动儿童心理健康。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研究思路，丰富了该方面的内容，值得提倡。
四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我国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从简单的现象描述、浅显的理论分析、定性研究，到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机制的探索，量化研究，再到制定干预措施及实施、评价，经历了逐步深化、细化、系统化的过程，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然而，暴露出的问题也应特别注意。
1.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工具混乱。如果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完善统一的研究工具会很大程度地限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前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采用的方法基本是问卷调查、量表测量，个案研究和严谨的实验研究很少。且问卷和量表的使用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时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使得互相矛盾，缺乏可比性。
2.取样不平衡。首先，大多研究都是选取某一个地方的流动儿童作为被试，从而使得研究结果的推广受到限制。其次，取样多是小学和初中的流动儿童，忽略了更小年龄的学生以及不在学校的被试，这样就不能纵向、全面了解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
3.对流动儿童存在刻板印象。大多是从弱势、问题方面开展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忽视了流动儿童的积极面。虽然流动儿童属于社会特殊群体，需要更多关爱与帮助，但不能因此就被贴上“问题”的标签。其实有些研究已显示流动儿童没有适应、自卑等问题。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积极的导向，更多地去挖掘、宣传流动儿童积极的方面。
五 研究展望
为了更好地了解流动儿童，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在今后可以作如下努力：首先，以积极的角度去看待流动儿童，创设一个和谐的研究氛围；其次，以更丰富的视角去研究，覆盖更多流动儿童，使得研究结果有可比性，推广性；再者，重视纵向研究，丰富研究方法，完善研究工具。
总之，流动儿童是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出现的一种特殊群体，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所以，应该高度重视流动儿童问题，加强流动儿童心理研究，更好地为关爱流动儿童的各项工作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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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童年的作文篇10
关键词：儿童观 小学语文教材 变革
在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究过程中，对儿童的认识，其实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对儿童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贯穿了儿童教育的历史，甚至儿童教育学本身作为一个***的门类也就是在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中诞生的，在中国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材发展史上，对这种关系认识的演变集中表现在“儿童观”的发展变化中。
由于语文教材是有导向性的，通过教材的编写，才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儿童进行各方面教育。教材的编写者是成人，这就决定了价值尺度、趣味、表现方式等往往取决于成人对儿童的态度。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儿童有着不同的看法，导致了不同时期下小学语文教材会形成了不同走向。因此，探析儿童观与近现代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在关联，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把握儿童观和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1]
一、建国后小学语文教材的变革发展
回顾我国语文教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语文教材是从传统的教材体系中孕育、演变而来的。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历史却大体上经历了古代、近现代、当代的漫长的演变过程，本课题从建国后的语文教材入手，分析小学语文教材所体现的儿童观的变化：
1.从教材编写原则来看
在建国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地位，在教材的编写上照顾到儿童的年龄特点，难易适度，既不过深也不过于浅显，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体系。
但这样的时期是短暂的，有的时候编辑出来的是好教材，可是在实际应用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五十年代后期，人们总是以“小大人”的儿童观来束缚儿童的成长，该时期大部分的教材总是与***治联系在一起。小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上重视无产阶级教育，总是从成人的角度去教育儿童，而不是从儿童的角度去教育儿童。在那个年代听话’、‘乖’是家长和老师对孩了的一个常用语。可见此时的语文教材中其隐含的儿童观是：儿童要听大人的话：儿童要乖。总是试***去‘教导’孩子。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人们对儿童认识和关注远远低于历史时期社会要求。[2]
2.从教材内容来看
2.1从单一的传统文化向多元文化内容发展
建国后，小学语文选材范围逐渐拓宽，体裁多样，表达方式各异，比较重视启发儿童想象。但是主要以儿童文学为中心，这样过分的把儿童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认为儿童的精神世界是***的世界，过分追求用有趣的故事教育儿童，仍然无法体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
80年代后，出现了小学教材出现了“一纲多本”的喜人局面，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教材内容体现多样化，有古现代诗歌、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外文艺作品等等，注重儿童的个性发展，特别是用儿童语言写儿童生活，水平贴近，注意的是儿童的良好习惯和兴趣养成。
2.2从注重***治思想的内容向关注身心发展的内容转变
建国初前几年，人们看到了儿童的各方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教材内容，教育了少年儿童的各个方面：有教育儿童热爱劳动方面的，有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的，有以培养教育儿童勇敢、坚强、机智、不怕困难为主题的，写团结友爱、帮助别人的等等，这些主题，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培养儿童新的道德品质、形成共产主义人生观等方面，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依据各年级儿童生活经验，接受能力和语言文字进展规律的发展，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提高质量。”
改革开放后，以儿童的身心特征作为出发点，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丰富多彩。人们已经认识到小学语文教材蕴含丰富的知识。包括语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知识，关注学生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注重情感体验。虽然不同的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都以儿童为本位，注重儿童的个性发展，注意儿童的良好习惯和兴趣养成。
二、结论
在分析建国后小学语文教材的变革过程中，我们看到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初步的认识儿童到“成人本位”再到“儿童本位”的左右摇摆的变革过程，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儿童观变革影响着语文教材的编写，人们不仅看到了儿童的回归，更走向创新。新课程下的小学语文教材虽然有多种版本，无论从编写原则、内容的选编还是语言上，却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新的理念，那就是：必须重视儿童的内在价值和潜力，让儿童在爱和自由的环境中发展他的能力，发展儿童的个性。这是一种关于儿童心灵和生命状态认识的教育思想。[3]
在迈向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正在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看重儿童的个别化，多元智能，文化的多元化，儿童知识的自我建构能力。这将给我们教育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启示：教育应该置于激活、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上。儿童是处于身心正在迅速成长的群体，教育工作者不是做凌驾于儿童之上的教训者，不要从成人需要强加给儿童，而是要走入儿童的世界，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和发展儿童，注重对儿童的文化渗透；不是要塑造儿童，而是做儿童潜力的引导者和激发者。正因为面对的是天真淳朴的儿童，教师才越要谨慎小心，莫让儿童这块有珍贵价值的璞玉毁在自己手里。教育工作者要放弃“教育儿童”这一教师立场，而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与儿童共同探索人生的儿童的朋友或同路人。对儿童的自然法则更加尊重宽容与相互理解的态度，经常把目光注视着儿童，做一名对儿童的成长具有帮助、引导、激发作用的老师。
***儿重，放飞儿重的生命就是放飞人类的希望。相信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小学语文教材完全可以在艺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泉根.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M].广东出版社，2004：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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