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国际***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家外交***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治、经济、***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治利益(即***)、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宾根：J.C.B.摩尔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宾根：J.C.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Politics,Vol.50,No.2,
January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Berger,“Norms,Identity,andNationalSecurityinGermanyandJapan”,inPeterKatzanstein
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警察和***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Katza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c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inInternational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96,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RobertCohaneandLisaMartin,“ThePromiseofInstitution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1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securitycommunities)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p.11—18;Richard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p.428,430;Rochard
NedLebow,“TheLongPeace,theEndoftheColdWar,theFailureofRe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府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摧毁或征服敌人，而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府自助体系，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治地***中从来就没有犹太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的方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00—401;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Mas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
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11;Richard
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2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着《裁***》、《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扞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的呼声高涨,各国***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3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风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权安全和***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治、经济、***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的十以来，中国***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等。 俄国十月***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权和***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治、***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纵观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将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安全理论的深化和相互促进、外交安全理论同国内经济社会理论的体系整合、中国外交安全理论在国际上的互动和聚变以及强化实践检验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关系等方面。此外，我们还要提高时***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理论底蕴，加强智库的理论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的应用性和体系性建设方面。展望未来，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实践和理论自信，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持续不断地创新，终将达到实践和理论的光辉顶峰。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事和***治领域，***、领土完整和***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治安全、***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治、外交、经济、文化、***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事、***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颁发的《***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5
关键词：地缘***治理论；国家安全；文化区域；地缘文化战略
中***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治的影响”[1]。对地缘***治学的理解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可以从其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展开。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治学就包含着为国家安全战略而运用地理学的内涵。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奥***泰尔把地缘***治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同义语，认为地缘***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2]。
地缘***治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途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缘***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治的影响，它把现实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治现实要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地缘***治环境有利于国家安全，反之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地缘***治现实要素既是本国自然环境基本特点的重要体现，也是该国制定和实施其对内对外战略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特定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3]。第二，地缘***治学理论纳入了国家安全进行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现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治学理论的影响。第三，地缘***治学渗透在各个国家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中，即国家间竞争乃至全球性竞争[4]。
纵观世界地缘***治格局的变迁史，不同地缘***治格局下，国家安全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每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改变都离不开当时地缘***治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梳理地缘***治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演进，评述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治学所蕴含的国家安全观，并结合最新的国际地缘***治环境变化，探讨立足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地缘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 地缘***治理论与国家安全评述
纵观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鸾崾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批判安全研究。但诚如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所言，对于“安全”的研究似乎“未能被深入分析”[5]。地缘***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6]。因此有必要结合地缘***治理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进行评述。国外学界将地缘***治理论总结为经典地缘***治学、批判地缘***治学、流行地缘***治学和反地缘***治学四大发展流派，后三者可以被划归为新地缘***治学，这些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治产物，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治力量的对比[7]。以下重点对经典地缘***治学和新地缘***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的内容与尺度进行分析。
1.1 经典地缘***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于现在的外太空。
经典地缘***治学说的国家安全是围绕地理空间资源的控制展开的。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控制，谋求霸权或国际关系主导权。包括统治或领导世界的能力，在全球或地区格局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以及通过空间实现的***治影响力和***事控制能力等。第二，通过对资源、贸易、市场、运输线、领土、海洋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既加强国际***治权力，又获得国家现实利益。第三，通过建立地域安全体系，如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或做出均势格局安排，谋求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地缘环境。经典地缘***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地理距离及地形地貌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而要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土之上的“人心向背”，仅守住故土，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似完整的国家未必安全。
经典地缘***治学中“安全”的核心内容是***事和***治安全。从尺度上看，强调的是国家尺度的安全，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事性威胁[8]。这在战争期间，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遭受质疑，如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事领域，对非***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9]。
1.2 新地缘***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利益已经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淡化。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治与文化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治、***事、文明上的冲突[10]。地缘经济时代，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国家安全不再拘泥于以***事实力作为竞相角逐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的主要途径。对应于这种理论的国家安全很看重经济力量以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之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这在索尔・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中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速改变了地缘***治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以流行地缘***治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安全研究的重心墓家转移到人的关怀上，开始关注价值、情感与文化等非物质层面对地缘决策的巨大影响作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电影、杂志、广播等不同媒介中受众对地缘话语的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作用得到认可[11]。而康拉德提出的“反地缘***治学”更是宣称地缘***治学已寿终正寝[12]。能动体理念、人性动机和后天改变让全球地缘结构充满了可能性。反地缘***治学挑战了由国家***事和经济实力决定、并由***治经济精英操控的地缘格局，解释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治背后非正义的***治逻辑[13]。
新地缘***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宽泛化，按照巴瑞・布赞的观点“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事安全、***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14]。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15]。此外，新地缘***治学中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作用，尽管在五个安全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安全，但是新地缘***治学中不同地缘***治学流派对安全的研究已经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价值、情感与文化的作用日益强化[16]。
2 国际地缘板块变化新动因：文化区域失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网络的构建，地缘***治的地缘要素概念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现实空间”扩展到以经济、文化、信息轮廓为界的“虚拟空间”[17]。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更加多样化。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目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基本上是“文明的断裂带”之间的冲突，并以冲突的双方为基点，汇聚着相同或相似的文明。这种文化认同驱使的联盟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当今国际地缘板块变化的新诱因。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逐渐深入到地缘***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视为新地缘***治学中关于文化安全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指出，“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重新上升为全球***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治的主要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文化被视为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治的根本力量。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区域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
这种文化冲突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扩张，其主导的“西方霸权文化”基于全球“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预主义”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进而带来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不断式微，第三波民主也随之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西方世界逐步没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在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背景下[20]，原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文化倾销，演变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加剧了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和文化板块失衡，甚至导致文化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混乱，并造成了以下新的地缘板块变化现象。
一是直接造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冲突和***。体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叙利亚，使得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使得叙利亚内部的文明差异显著，难以建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本质所在。二是跨境民族结成网络文化联盟或组织，为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而进行全球性的迁徙。所谓的“跨境民族”，是指地域临近、属于世居或规模迁移所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区域，在族群、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治实体的统一文化民族或种群[21]。如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三是形成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虚拟国家”。当虚拟国家影响力渐大、呼声较高，就会产生国家的利益需求，从而会寻找某个国家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试***组成国家，形成区域性的武装力量。当今全球广泛关注的“***国”（ISIS）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巴格达迪领导下的“***国”是一个存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22]，它通过网络宣扬极端宗教教义，面向全球招募人员，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之后中东脆弱而混乱的地缘***治格局中愈演愈烈。
上述三种因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重构而引发地缘板块变化的现象说明，信息技术助推下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这种全球出现的普遍性文化***与重组所造成的文化区域失衡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激化和精神危机。因此新时期下地缘***治理论的发展，应该认真对待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将其合理地与地缘***治板块进行重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3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想：立足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
基于前文的基本逻辑思路，本文提出在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内部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基础上，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要素，塑造直指人心归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观构想。这里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指的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族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只有将“人心向背”的因素纳入文化区域的考虑范畴，认为社会群体最终将使那些反映了社会目的的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区域才称得上文化区域。正如罗兰・罗伯森指出的一样：“文化进入现实***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治时期”[23]。文化区域的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治板块的变动，其重构也会造成地缘***治和经济的重构。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系及国际地位。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抉择。
3.1 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
文化区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在于文共识”。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区域的变化与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治和经济的变动。从理论层面看，在现实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构成了引起地缘***治和经济板块的深层次动力。这对当代国际***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
3.2 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
从19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到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再到现如今的“人心之争”的文化渗透，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空间管制”到“经济主导”再到“文化区域”的由“实体疆域”向“虚拟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网络作为新的交互方式得到迅速普及，成为虚拟世界“入侵”旧系统的重要路径之一，造成了传统战略互动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局面。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以“茉莉花***”为代表的“网络风暴”，网民***成功了国家***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24]。一旦文化区域既有的文化根基被瓦解，人心散了，纵使传统地缘***治理论指导下固守住的领土仍在，空留着无根的土地又有何用？香港非法“占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半场***治危机，是因为此事无论从性质或深意都属于从区域人心挑起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由此不难看出，以争夺民心为主要宗旨的“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颠覆威胁。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通过网络传播、文化渗透，旨在“稳民心、争人心”的文化全球再布局，重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区域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诉求。
3.3 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
回顾传统地缘***治理论，多是从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出发。从空间视角研究地缘***治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利益的空间性，即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并据此分析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国家冲突的空间表现，空间争夺的重点地区，空间敌对以及盟友的划分等，最后是安全空间的构建。从权力视角研究地缘***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界定及其产生，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来源。早期有关权力的来源研究主要认定权力来源于地理、***事等物质因素，后期文化因素日渐上风。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拓宽了权力的来源，指出部分权力还来源于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并将权力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的实体是国家，其载体或曰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策等等”[25]。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导向，是从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民生、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资源基础、服务体系、支柱产业，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安全。
4 结论与讨论
经典地缘***治理论到新地缘***治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安全研究的转向，研究内容从***事、***治安全领域转移至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议题，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高尺度与社群、个体等低尺度兼容，视角也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向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转移，文化安全议题始终夹杂在转向过程中。随着批判地缘***治理论、流行地缘***治理论及反地缘***治理论日渐成熟，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变动，文化安全议题由隐及明，地缘文化战略理应成为地缘***治理论的显学。正如拉兹罗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再也不能回避或者弱化地缘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进而全力开发、调动各种国力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以文化为代表的无形资源。地缘文化战略理论的大发展非但不会对地缘***治理论构成挑战，相反它使这一理论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即实现一国地缘战略的手段变得丰富多样而且强有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全球性、区域性大国之间的位势和关系正被重塑。一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勇气和责任，也将地缘文化战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并且中国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等国家文化战略资源融合度较低。因此，重塑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的地缘文化战略，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当前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最佳实践对象。
参考文献：
[1]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刚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
[2] 张娟. 从“客观实在”到“话语”的变革―奥***泰尔批判地缘***治理论的分析进路[J]. 理论界，2013（11）：16-18.
[3] 孔小惠. 地缘***治的涵义、主要理论及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途径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10（2）：19-26.
[4] 拉祖瓦耶夫. 论地缘***治学概念[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10）：17.
[5] 巴里・布赞， 奥利・维夫， 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 李振福. 地缘***治理论演变与北极航线地缘***治理论假设[J]. 世界地理研究，2010（1）：6-13.
[7] 马荣升. 创新与超越：新地缘***治与国家安全[J]. 东北亚论坛，2009（1）：36-42.
[8] 刘玉立，葛岳静，胡志丁，等. 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向及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13（1）：12-21.
[9] 罗天虹. 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J]. 世界经济与***治，2005（10）：32-37.
[10] 陆大道，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2013（6）：723-727.
[11] Dittmer Jason，Dodds Klaus. Popular geopolitics past and future： Fandom， identities and audiences[J]. Geopolitics，2008，13（3）：437-457.
[12] Konrád Gyrgy. Antipolitics[M]. San Diego： Harcourt，1984.
[13] Routledge Paul. Anti-Geopolitics. in AgnewJohn， Katharyne Mitchell， Gerard Toal.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3：237.
[14] 巴里・布赞. 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4.
[15] Buzan Barry.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3）：431-451.
[16] 宋涛，陆大道，梁宜，等. 近20年国际地缘***治学的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2016（4）：551-563.
[17] 徐建山. 论油权―初探石油地缘***治的核心问题[J]. 世界经济与***治，2012，12：115-132+159-160.
[18] 黄皖毅. “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局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4-38.
[19]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0] 朱云汉.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1] 李树燕. 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跨境民族的实证研究[J]. 理论月刊，2011（6）：117-120.
[22] 王晋. “***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2）：138-158.
[23]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4] 戴旭. 扯允屏Ω蚀青年，鼓励“东方叛徒”揭丑[EB/OL]. http：// /content/15/0609/08/578437
5_476718870. shtml.
[25] 蒋英州，叶娟丽. 对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解读[J]. ***治学研究，2009（5）：114-124.
Geo-cultural strategy and schema of national security
WEI Wen-ying1， DAI Jun-cheng2， LIU Yu-li3
（1.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国际***治学 研究综述 理论创新 方***
国际***治学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种国际***治行为主体之间***治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说。①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治研究的一体两面，国际***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讲，理论能够把握实践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实现对实践的超越。2015～2016年，国际***治学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尤其是相关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全球各国的外交***策创新和实践、国际***治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互动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国际***治学领域的学者在问题导向、方***应用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继往开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大国竞合态势、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外交***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4条主线，对2015～2016年中国国际***治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实践焦点问题分析作简要梳理，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国际关系理论及方***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近年来中国国际***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为趋势、多元文化成为共识、非西方群体崛起成为一种力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②从中长期看，在非西方语境下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广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科学的方***支撑。
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话语权分布看，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西方学界国际***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趋势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依托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及其具备的解释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治学科自觉性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呼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趋高涨，广大国际***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就建立中国学派的思路、着重点、方法和条件等议题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关学者依托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呼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时代特征，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诸多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提供了创新性的具体理论、议程和动力。秦亚青把“关系性”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提出了国际***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试***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本体地位，提出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阎学通依托“道义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认为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唐世平在国际***治研究中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对国际***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认为国际***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国际***治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运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当前中国国际***治研究领域的运用程度，定量方法的运用明显处于“弱势”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并不存在本质好坏、孰高孰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属性，但从国际***治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定量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是一种趋势。以《美国***治学评论》、《美国***治科学》、《***治学》这3种美国主流***治学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间所刊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例，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国际***治研究领域而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冲突解决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视和青睐，2009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论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国际***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庞就国际***治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治领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国际***治定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介绍；漆海霞就国际***治青年学者如何撰写定量研究论文作了指导性阐述。刘丰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新兴量化研究方法在战争、冲突、威慑、外交决策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程序。庞、何j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以统计方法研究地区开发银行在选择受援方以及决定援助额度分配等重要决策上与美国***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庞、权家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进行了分析和测量。吴志成、陈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的问题。此外，迟永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策相似度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对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作了定量分析。
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治研究，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了若干有益尝试，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国际***治学界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社会科学方***在国际***治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背景下，严格遵守科学方***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高校在国际***治学方面开设了有关社会科学方***的课程，从研究问题的选取、问题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关系的控制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讲授；近几年中国国际***治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最新统计方法的青年学者，专门从事国际***治定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趋势。
大国竞合态势研究
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国间的竞合态势较以往更加突出，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仍在继续，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纷繁复杂。总的看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以往虽有下降，但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话语权掌控、相关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以中俄印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推动国际***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美俄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损伤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则是导致乌克兰***权更迭和国内***治安全形势动荡的重要推手。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创伤，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舆论引导中的优势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挑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雪凌、张猛认为，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基于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历史文化渊源、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以“收回”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武装力量与乌克兰中央***府对抗等方式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强烈回应。但从客观上讲，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等举动无疑具备双刃剑作用，李秀蛟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危险下注行为，此举虽然彻底解决俄海***驻扎克里米亚以及继续控制黑海的战略问题，但此举也带来一系列后续风险。目前，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为乌克兰问题起到了降温作用，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寻找双方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有效路径。
与在乌克兰问题中所处的相对“被动”态势不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动态势来增强对于俄欧、俄美关系的主导力。高飞认为，俄罗斯***事介入叙利亚客观上揭露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俄罗斯空袭“***国”两周取得的成果胜过美国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国”采取***事行动，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萨尔***权的决心，保护自身在地中海地区的***事、经济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问题而言，欧盟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源于欧盟一方面要面临“***国”带来的直接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要承受叙利亚国内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法德在叙利亚问题、打击“***国”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但在安全方面，欧盟并没有俄罗斯在打击“***国”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善意”而缓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反而是西方延长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约在2015年底启动了接纳黑山成为成员国的程序，该举动从战略层面讲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岛的影响力，这又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弹。高飞认为，叙利亚无疑是俄罗斯创设一种约束美国和西方的新世界战略的有力抓手，尽管挑战重重，俄罗斯未来仍将继续积极介入叙利亚，寻机与西方妥协，最终彻底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外交困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议题。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符合时展特征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处理的现实需要。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当前中国国际***治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议题。当前，美国延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发展⑦，加之无***府体系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观在美国决策精英层思维中的根深蒂固，导致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中美关系要真正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负向议题处理好。这些议题有的是老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有些则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议题，主要为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的***事现代化等议题。
中国国际***治学界的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议题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在南海问题方面，李岩认为，“航行自由”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发酵源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不同解读，中美须倒逼信任措施机制建设来促使双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汪晓风认为，“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调整包含防范和规制中国的内容，中国应将网络议题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框架，设置切实有效的议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陈永认为，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将一些域内国家置于第三方的关键地位，这一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利益，为了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一些东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应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区领导权竞争方面，潘亚玲认为，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王在邦认为，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的中美关系转型期是划时代的，此次中美关系转型期相对漫长，转型过程充满高频度、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博弈，呈现某种“箱体形态”；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在中国的***事现代化议题方面，金灿荣、王博认为，中美***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发展呈现“螺旋形”上升轨迹。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双方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⑧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研究
一是关于如何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研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有的主要国际机制安排在总体上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制度带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制度的规制权尽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也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国际体系需要一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立，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如此，方能推动全球***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卢静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黄薇通过对国际储备格局变动以及国际储备货币构成与币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探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及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综合性评述。谢来辉通过在实证与规范的不同意义上区分“扭曲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全球治理”，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治理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领导者、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占据发展理念的主导位置是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变化。薛澜、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将二战以后的全球治理实践活动归纳为全球治理旧范式，以此分析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的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治理机制失灵与不足。
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治主体、国际***治行为、国际***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际***治理论 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治理论的内涵
第一，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合力”，决定国际***治发展变化的也是“合力”。 经济滞后、种族纽带、宗教狂热和青春膨胀将会合起来制造一场国内冲突的完美风暴。最容易受到暴力威胁的***权多落于全球化曲线之后，随着产业转型、高新技术发展与放松管制***策，出现了文化产业的国际化与集中化；于是，在文化传统的社会特征、社会关联性、***治性和属性之上，又加上了经济、产业、商业、技术等因素。进而言之，世界文化既成为一种重新占有、交错生成与交融混合的现象；又构成一台能产生利润、带动革新与提供就业的强劲经济发动机。就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带出了一个有两种争议观点的问题：或是，将文化视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或是要通过国际合作，以制定规则并建立起某种平衡。
第二，经济是基础，***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治，***治又有相对的***性，并且对经济可以起反作用。全球化和地区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构成了互补和趋同的手段；一切相关谈判都要求在更广层次上的知识能力、更加复杂的技术性，并学会运用各国对上述手段的掌握程度。新的国际秩序仍要混合道德与权力，在权力方面，国际秩序需要依赖一个强国的出现；道德方面，此一强国是需要得到普遍国家的认同的，而且对国际和解最有帮助的是经济重建的方式。
二、当代国际***治的基本问题
在国际社会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际***治越来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治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国际***治全球化发展下的主要问题：
第一，全球公共问题与全球***治权威。全球***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是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而是特指全球层面面临的公共问题，以及在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全球***治权威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适应性强的国家将攫取技术***的战利品，包括信息、生物、材料和纳米等技术能产生倍数增长的力量结合，它们再加上灵活的制造装置和方法，以及能源、水利和交通工程技术。应对公共问题历来是***治社会的重要职责，在***治学上尽量将公共权威限制在公共层面而不涉足私人领域，社会科学也把解决“公共困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全球***治领域中也不例外，全球***治学除了研究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之外，重点研究处理全球公共问题的公共权威的活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为全球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第二，全球***治矛盾。在全球***治整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构成了全球***治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决定全球***治发展的矛盾动力来自全球生产力与全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切全球***治现象都是全球资本与劳动互动、国家与世界经济基础特别是世界市场之问矛盾的反映。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在全球***治整体中还依然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治和安全困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独霸企***与其它国家对霸权国家的反对，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在全球***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治理论的当代价值
全球大多数人由于缺乏消费、流通和交换能力，而实际上被排除于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之外。犹有甚者对许多弱势国家而言，消费标准划下的世界文化产品固然意味着开放和丰富多样性，却也激发了文化贫困化和西方化的困扰。国际***治是属于***治领域，充满权力和斗争，而武力是首选、常用、终极的手段。而国际结构是水平的，但国际不存在一权威的调整者，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在无***府状态中，能力决定了单元的相似性及单元间的关系，这是存粹***治与权力的领域，单元间一切互动不受权威的指导和制约。而在无***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高目标；权力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国家首要关注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国家追寻的是权力的制衡。只要满足两条件：无***府秩序及系统是由求生存的个别行为体组成的系统，而构成这二条件，均势***治便可盛行。新现实主义的文化核心是安全，本质上是借用个体经济学里自利的个人主义推为国家主义，并再进一步地分析国际***治，谈个别国家在国际***治中的目的是要追求安全，而非权力；但是在国际***治的总体体系上，追求的目标是均势，即国家追求安全的结果。国际间在权力均势原则下形成支配体系和从属体系的主从关系，地方性权力性质的从属体系与支配体系关系越紧密，则会减少自主和***空间，国家间紧密的高度互赖表示受普遍的脆弱性影响，这会使国家不愿置身于加深的相互依赖中。然后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就迫使经济遵从于***治收益。国际结构是水平的，但国际不存在一权威的调整者，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
参考文献：
[1]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治理论建构的思考[J].国际观察，2016，（02）.
[2]张德华.国际***治理论下的当代中国与世界――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代》[J].出版广角，2015，（16）.
[3]李斌雄，赵亚男.马克思主义廉洁***治理论的基本特征及要义[J].学习与实践，2016，（03）.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8
李广民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作为西方国际体系的产物，伴随列强的坚船利炮传入东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就开始让人零星地翻译国际法（国际习惯），此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系统地将国际法翻译成中文。日本开始是从中国学习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策的实施，中国反过来得从日本学习国际法。虽然相互学习，但由于近代以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最终导致两国对国际法的理解产生了许多差异。由于学识所限，这里我主要根据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纂的《国际法辞典》和能找到的几本日文原版《国际法》教材，对照我国目前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国际法》，对中日之间《国际法》的一些异同点，做一些例举性的说明，以促进中日国际法学的比较研究。
《国际法》一般体例之异同
新中国的《国际法》体系最初源于苏联，那时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国际法原则的***性，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际法原则一般均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在那时的国际法体系中，民族***运动受到高度关注，新***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一般都占较大的篇幅。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重新恢复法学教育，《国际法》亦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1980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就基本奠定了这一特点。比如法律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 （主编王铁崖、副主编魏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按照当时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和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法的基本知识。该教材共分十三章，其中第二章（国际法基本原则）专门有一节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外它认识到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即将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所以该教材的第十一章就勾勒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轮廓。这种章节体例安排一直延续到1995年、1996年前后。中国大陆《国际法》体系发生较大调整，是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变化。在打破西方国家因89年***治风波对中国进行的制裁过程中，中国领导层逐渐认识到，按照国际法规则与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组织的各类环境和人权活动，尤其是在人权保护方面与西方大国展开积极的对话，并承诺作负责任的国家。1996年12月，中国最高领导层（包括中央***治局******、***、***、***、***、***等）在***认真听取了国际法专题讲座，讲座后***还号召大家娴熟地运用国际法武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伸张正义。这次《国际法》 体系调整最突出的是增加了《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法律责任》等章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长期以来，就带有较强的***治色彩，《国际法》体系的调整自然也打着***治烙印。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9
[关键词]霸权均势 亚太地区 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24－05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诸多国家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怀有疑虑，这或多或少是传统的“霸权均势”思维的反映。在理论上，霸权和均势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与均势不仅能长期并存，而且能相互支持。当前亚太地区就呈现霸权与均势并存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倘若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得以形成，中国作为地区内的首要新兴大国，难免遭遇这种均势体系的制衡。因此，一旦均势思维主导亚太各国对华***策，甚至在地区内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将极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不过，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有助于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从而避免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在地区内的形成。这种外交努力可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打造亚太地区制度文化、推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
一、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的共生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霸权和均势往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似乎很难长期并存。汉斯・摩根索对均势的定义包括“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而霸权意味着单一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霸权往往多见于单极体系，均势的出现则意味着多极体系的诞生。一般来说，单极霸权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多极均势的瓦解，而多极均势的持续则标志着单极霸权的终结。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如何得以共生?这里有必要提到“霸权均势”的概念。
根据霸权国在均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学者将均势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置身的均势”，如冷战时代的美国，自身成为被均势化的对象，为两极对抗格局所束缚。第二类是“游离的均势”，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第二类均势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霸权，即“霸权均势”。“霸权均势”的核心在于，霸权国本身的实力居于优势地位，在其他国家之间推行均势战略。
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国际***治理论和外交策略。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霸权国可能通过其他国家间形成的均势来巩固自身霸权，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间的均势也可能通过霸权国的居问制衡得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欧亚大陆的均势得以维持。基辛格认为：“不管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地区之一，仍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美国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冷战后的美国也被称作均势体系的主导者(dominant power)，这种均势体系呈宽底尖维立体结构，美国作为霸权国高居尖锥形的顶点，其他国家都居于尖锥形的底面。一旦底面的均势被破坏，高居顶点的霸权势必受到威胁。
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的生成机理有三种主要看法，分别是“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生成论”。事实上，这三种看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此已多有著述。正如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国际关系现实一样，均势的三种生成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与均势有关的国际关系现实，均势体系的生成或瓦解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主要是外交的产物。”均势的维持往往有赖于某一国家持续有意地奉行制衡战略，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霸权国即使不是多极均势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平衡者，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冷战后的美国。
英国担当欧洲多极均势的平衡者，既有自身利益的主观需要，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便利。在19世纪的欧洲，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存在重大差异。英国的经济和海***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实力基础。然而，英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因而无力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有效的***治、***事控制。当然，英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这种控制。可见，与大陆强国不同的是，英国的霸权并不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重大威胁。欧洲的多极均势得以长期维持，英国作为霸权国长期担当平衡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邱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最霸道的国家……挫败大陆上的***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领导哪个国家。这样，我们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充满活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成长。”
庞大的陆***力量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力量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的***和领土完整。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当今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力量，而且***事力量远程投放能力远超当年的英国，但对亚太地区各国而言，地理上的距离仍然决定了美国的这种力量并非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能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力量。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虽同时与美、苏交恶，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部署在中苏陆地边境的百万苏联***队，而非美国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和海***力量。与19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的是，美国也侧重于巩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和海权优势，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领土及其他纠纷，亚太地区有些国家甚至将美国视作防范邻国的最大保障。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兼具担当平衡者的主观需要和客观便利。
二、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
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美日、美韩、美澳新三个同盟和美菲、美泰两个次同盟。其二为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地区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体系虽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也在地区内各国间相互形成制衡。其三是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地区多边体系，这一体系和前两者不同，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它代表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目前呈现出单极霸
权和多极均势并存的格局。
在无***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缺乏信任，担忧自身安全受到别国威胁。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各国竞相谋求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互动且无止境的，一国的实力增长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国家因而也会以赶超对方实力为目标来发展自身实力，结果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都将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伴随安全困境而来的是均势思维。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循环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备竞赛和联盟体制。”
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仍旧呈现典型的无***府状态。亚太地区虽然有“10+3”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但是并无北约、欧盟和欧安会那样能覆盖地区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成熟的多边机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当代世界，亚太地区无疑是安全困境最广泛、最突出的区域。亚太地区既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又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区内各国之间。各国对彼此的力量是多疑的，均势思维难免影响各国的外交***策。
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实力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但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安全困境，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因此，倘若均势思维在亚太地区大行其道而且进一步物化，形成的均势体系很可能是美国支配的“霸权均势”体系，其制衡对象当然是地区内的其他强国，美国最可能担当的角色是平衡者。
如前文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彼此***运行，而是犬牙交错、互动频繁。同盟不仅服务于霸权体系，在均势体系中也很普遍。“各国捍卫自身***的同盟反对一个潜在征服者的斗争，是均势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格局。”同盟得以建立并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结盟各国感觉自身面临共同的威胁。“从根本上说，均势体系中的同盟是外向型集团(extemally-oriented groupings)，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目的是对付外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均势体系内，尽管同盟往往不公开指明具体的制衡对象，甚至对外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制衡的对象总是比较清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均势战略。这些同盟无一例外地源于冷战时期，当初的公开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如今，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些同盟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得到强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公开指明同盟针对的具体对象就是中国，并且反复强调同盟的宗旨在于保障地区局势稳定，但从权力均势的角度出发，作为均势体系平衡者的霸权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结盟，首当其冲的制衡对象自然是地区内实力增长最快、最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在当前亚太地区，谁是这样的新兴大国，各国可谓心照不宣。
中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可能成为均势体系制衡的首要对象，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远超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庞大国家。鉴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目前的实力优势地位，中美之间其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也曾出现于以往的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呈缩小趋势。然而，倘若均势思维主导美国对华***策，作为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美国很难免除对新兴者的担忧。而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可能为平衡者制衡新兴者提供客观便利。
在亚太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中，中国处于其中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若不论其他因素，中国是亚太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中日、中印、中韩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此外，是亚太地区的一大热点，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中俄之间也远不能保证永不会出现孕育紧张甚而冲突的安全困境。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态，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克劳德认为，均势体系的首要问题是“谁太强大了”，而非“谁侵略了”。权力均势强调的是对国家能力的不信任，而非对国家行为或意***的不信任，力量对比在均势体系中是备受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且不论中国是否具有威胁他国的意***，单是中国的实力发展就势必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中国威胁他国的能力。在中国与地区内各国或国家集团存在诸多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正是均势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超越“霸权均势”的中国外交
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在亚太地区即使并不确切存在，也至少很有可能出现。倘若这种均势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国又是其首要制衡对象，将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化解均势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避免遭遇以往均势体系中新兴国家面临的制衡。本文将中国近年来的这种外交努力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安全困境是孕育均势思维的土壤，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间相互缺乏信任、彼此猜疑。可见，安全困境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虽然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但要解决安全困境和均势思维带来的难题，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分为两个层次。在单位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在体系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努力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当然，物质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中国也在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霸权均势”提供了物质支持。
(一)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瓦特提出了“威胁均势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他认为，各国寻找盟国不仅是为了平衡“权力”，而且是为了平衡“威胁”。根据这种理论，威胁是受制衡的对象。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实力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势必破坏均势。而从威胁均势的视角出发，只要这种实力增长不构成威胁的增大，并不一定需要加以制衡。因此，中国虽不能为维持现状而放慢自身实力增长速度，但可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同步增长。
尽管权力均势理论更重视实力而非行为或意***，但一般来说，同样是实力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均势体系中持现状修正者姿态远比持现状维持者姿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感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美国就分别是两类新兴国的典型代表。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不论德、美两国的行为和意***如何，两国的崛起本身就
是改变了现状，最后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改变。但两国的主观姿态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受到的不同待遇，由此可见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撰文指出：“中国仍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并非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希望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改变亚洲均势的强国。仅此一点就使其成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可见，通过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让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认识到中国的主观姿态和客观利益都在于维持现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免遭均势制衡。1997年以后，中国公开宣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开始表现出现状维持者的姿态。此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安理会改革等诸多问题上都更为强调自身的现状维持者身份，这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受威胁感。
(二)地区制度文化的心理保障
自我形象的塑造会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靠形象的塑造并不足以超越“霸权均势”。追根溯源，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府状态，就必然导致安全困境，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就必然为均势思维提供活动空间。国际制度可以弥补国际体系的无***府状态。消除地区安全困境，关键在于地区国际制度的确立。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是确立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是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变量。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而“知识”(knowledge)由“信念”(belief)和“意愿”(desire)组成。可见，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观念层次的概念。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成型，目前还停留在观念层次，充分物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目前只是一种“制度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各国对构建地区国际制度的共同信念和意愿。倘若这种制度文化能成为一种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即使成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尚未形成，仍能“提供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允许人们相信不会发生战争。拉长未来的影像、缓解安全困境”。在地区国际体系内，中国外交正努力以合作型的制度文化取代竞争型的均势文化。作为地区内实力增长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中国大力倡导地区制度文化，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淡化安全困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治承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至少表达了各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且为将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框架，各国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宣言》的积极性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同样是***治象征性大于实质约束力，但至少有助于在东南亚地区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类似的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与以往均势体系中的同盟不同，它的重心不是组织内部各国联合制衡外部居于优势的国家。而是努力在内部各国间构建多边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内部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但它们都有助于打造合作型的地区制度文化，“创造了一种气氛，对稳定与和平的期望在这种气氛中逐步形成”。
(三)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支持
与国家形象和地区制度文化不同，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各国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不容否认，经济相互依赖对***治关系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仅仅经济相互依赖对均势思维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均势思维主导各国外交***策，制衡乃至战争的经济代价往往会被忽视。相比之下，虽然仅凭复合相互依赖也不足以让各国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但各国间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势必大幅增加均势体系内制衡行为的物质成本。相对经济相互依赖而言，复合相互依赖能为各国摆脱均势思维影响提供更加可靠的物质支持，从物质层次制约均势思维的影响。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0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智慧 实践
【中***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在理论思考和***治方针上明确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路线，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资源和理念。标志之一就是2015年10月l2日中共中央***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明确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还在全球***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主办和参与了众多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治理活动。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无论是中国智慧，还是中国实践，都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治理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制度创造秩序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世界各国方兴未艾，全球治理的问题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治学界，自詹姆斯・罗西瑙编辑出版《没有***府的治理―世界***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以来，全球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6月的报告中，则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处理其公共事务的综合，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①该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的认定更加宽泛，它从互动过程的角度界定全球治理，涵盖了众多行动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各种非制度性的协调行动，它更加注重各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合作达成的过程，因而包含的内容更多而且更复杂。相比之下，著名国际***治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全球治理界定为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式和制度来指导和限制一个集团的集体行为。两位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努力探索一种自由放任和世界***府之间的中间方案，即一套提高协调性、创造疏导***治和社会压力安全阀的治理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需要不同性质组织的参与，既包括***府，也包括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②。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些学者将全球治理分解为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及，治理效果如何？等中国学者在介绍全球治理思潮的时候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界定。在学者们看来，全球治理无非承认了这样一种国际事实，即在没有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管理超国界的事务；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实施***府在国内所扮演的功能。显然，全球治理内在着一种秩序性追求，亦如罗西瑙所言，治理是“秩序加意向性”。因此，全球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并确定稳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在制度上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或者说“如何行动”的问题。
反观历史，环顾世界，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治理制度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自17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也就是奥兰・扬提及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每个国家在法理上拥有最高的权威，国家是国际***治的最高原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依靠以国家原则为基础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权力机构得以维系。19世纪的欧洲协调、20世纪的联合国都是这一治理模式的行为体（agent），这是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形式规定。然而，尽管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上明确了国家的***和平等地位，但实际上的国家之间就的内容、意义和效力而言，都是不平等的。在此种事实上不平等的历史情境下，即便有发达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势力均衡和国际协调的原则，也无法保证国家间有效合作。
全球治理制度的缺陷在冷战结束后被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首先，当今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自近代以来“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客观上要求对全球治理制度进行改革。自2008年以来，欧美国家受金融危机打击，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性的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无论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东地区争端、乌克兰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都已经无法仅靠某一国家之力所能做到，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全球公民社会的***治觉醒也推动了国际非***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国际刑事法庭、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绿色和平运动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国际非***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受到广泛重视。在上述三股力量的推动下，制度创造秩序正在取代组织创造秩序成为全球治理体制的基础，数百年来欧美列强以民族国家的名义，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规划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会以对话、合作、协商等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来规划世界秩序，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治理创新的中国智慧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之所以强调中国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行列之中，并不主要取决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主要取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东方文明古国的双重身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显然，由于已有的全球治理体制是在欧美列强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更多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权益体现不足，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承担着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责任，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进程中，通过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中国始终将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2015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分别围绕消除贫困和饥饿、应对不平等和妇女赋权、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与世界各国对话，推动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峰会期间，中国还与联合国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此外，中国积极参与金砖***峰会，倡议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还积极参与万隆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平台，以实际行动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在全球治理改革的影响力。不难看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国家定位，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中表达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贡献更多智慧，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2015年，中国学术界聚焦当前全球治理出现的若干重点挑战，尤其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治关系理论、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创新的典型代表，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若干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相比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贡献，中国***府和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也大胆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引发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2015年，***在一系列国际场合中提出了众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尤其是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集中阐述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首次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贡献了智慧，引发了国际热烈反响。
治理外交的中国实践
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创新的理念和智慧贡献者，更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积极实践者。面对全球性的复杂挑战，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创新，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外交实践之中，一个积极进取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定格在国际舞台上。
捍卫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重点之一。环顾世界，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因素很多，既有源于地缘***治带来的众多传统安全威胁，也有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对此，中国坚持总体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2015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举办声势浩大的纪念世界反***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宣布裁***30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进程，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开展大国安全对话和地区安全磋商，在处理岛屿和海洋争端、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对话等方面耐心对话，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贡献。
共筑发展与繁荣。发展和繁荣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性的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对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G20和APEC进程、大力推动共建自由贸易区等，为提振经济信心做出了重要努力。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丝绸之路基金等开始启动，推动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共同发展开始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此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等陆续生效，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注入了新动力。
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正确义利观，将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实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在G20和APEC框架内，中国积极参与相关谈判，加强宏观经济***策协调，推动相关谈判的成功达成。在东亚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地区合作框架内，中国积极寻求与有关各方的合作共赢，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各方的发展创造机遇。总之，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中国都欢迎。
推动改制与创制。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行改制与创制并行，共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15年，中国积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安排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在推动既有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直面国际社会中的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力所能及地推进全球治理新制度安排的创建，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是中国全球治理创制的典范。
总之，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奋发有为地推进治理创新和外交创新，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不难想见，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越来越积极和活跃，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受到世界的尊敬和支持。
【注释】
①[瑞]卡尔松，[圭]兰德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