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化学与社会论文篇1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共生理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平行、博弈、合作”构成了两者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形态。平行，是指大学文化虽是社会文化独特的亚文化，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对***性。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职能的社会机构，这使得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和文化追求。博弈，是指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化存在，在其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过程中，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量与冲突。譬如，耶鲁大学力推自由教育，注重个人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及功利价值追求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4］；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则引起了公众对高校价值观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大学有其特立独行之处。合作，一方面指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指地方***府也期待大学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正是两者间有效合作的现实基础。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这种平行、博弈、合作互动无疑为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活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二、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浸润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影响。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对大学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标准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对国家法律、大***方针等社会***治的学习和弘扬，也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同时，社会中某些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良好的研究作风正在渐行渐远。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体现。作为坐落于某一区域或者说某一城市的大学，其城市的文化更是成为形成特色大学文化的基础。首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其民情风貌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这种文化，无不与这种文化息息相关［5］。其次，大学特色文化的形成，需经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优秀的社会文化能有效助推这一进程。例如，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地域文化传统。驻地的扬州大学既在“淮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深刻地域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烙印的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在城市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
三、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
（一）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可以催生新的文化，同时大学文化可以对现实文化的偏离进行及时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也能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校园文化活动等大学文化形态进行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时期大学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等。
（二）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提炼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科学”和“人文”都是大学文化的两个关键词。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永远是大学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求真”和“求善”一直是支撑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种文化机构得以存在的灵魂。大学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要素推动对社会文化中先进因子的找寻，甄别出保守落后、忽视人性关怀的成分，将社会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促进理性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引导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直至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6］。
（三）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辐射大学文化在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基本职能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辐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文化，孵化文化产业。同时，高校学者在参与地方的各种学术交流、文艺创作、媒体宣传、论坛讲坛等活动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到群众之中，促进先进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外，每年700多万受高校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他们更是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文化无疑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与文化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城市，在其发展中，特别是城市科技和文化发展轨迹中，无不留下了知名大学的发展足迹，大学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批著名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其文化竞争力远胜于美国其他城市；牛津与剑桥这两大名校，亦是伦敦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名片”；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等城市，既滋养了驻地的高校，亦因名校驻扎而更彰显其文化底蕴。因此，要积极找寻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搭建两者良性互动平台，促进两个文化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一）文化意识共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基础是文化意识。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生作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学生构建完整精神世界的职责，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推动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大学生传承主流文化、创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高校师生开展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送文化下乡、文化知识调研、文艺夏令营等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促使大学文化在社会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教育引导功能。***府可通过校地、校企、校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传播文化艺术作品、支持文化产品创作、发展文化事业等，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民众文化自觉，逐步推进文化建设。
（二）文化人才共育育人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培育契合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要求的文化人才，高校与社会应各有分工、各有优势。高校应通过“合作”与文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社团等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人才培养基地［7］。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扬州市***府建设大学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版权贸易交易基地、“数字文化云”（服务）大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为社会专业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拓展文化艺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条件。地方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加文化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未来文化人才的文艺专业素质。同时，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库”等优势资源，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需求，针对地方文化产品的开发、营销、管理、服务等进行“私人订制”，建立培训基地，分类进行模块培训，与地方文化社团共建高校学生实践基地，促进大学生专业文艺素质的培养与技能的提高。
（三）文化创新共谋现代社会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等特点，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文化创新又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来源。高校有丰富的导师资源和充满创造热情的大学生，可以结合特色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组建文化创意社团，将青年研究者思想的敏锐性与灵动性充分发挥，构思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培养文化高级人才。如江苏师范大学依托文史哲学科优势，组建了汉文化研究院、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积极整理、研究、传播、开发徐州汉文化历史遗存和汉文化旅游资源；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楚汉文化论坛》，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办学优势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积极探索繁荣地方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地方文化产品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或寻求与高校、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注重文化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市场潜能的挖掘，形成生产、推广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有效推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2
关键词： 社会文化知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职英语教学
外语交际与母语交际不同，用母语进行交际的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而外语交际的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外语交际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把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语言与社会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
“文化”一词含义非常广泛，它包括社会信仰、传统观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衣食住行等，因此可称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与交际密切相关，是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系。就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语言有以下几种功能：（1）交际功能。语言是人们交际中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交际是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2）载体功能。语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映着社会文化，并将其一层层地积淀下来，世代相传，所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3）指导功能。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也可以从语言中得到知识，接受教育。因此，语言与文化不可脱离或单独存在。
东西方人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反映在语言中，则涉及词汇、句法、礼貌用语、禁忌语等方面。
比如，汉语中表示亲属的词特别多，而英语中这方面的词语却很少。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uncle，伯母、婶母、姑母、舅母、舅妈、姨妈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aunt，而“嫂子”、“弟妹”等词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称谓。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汉民族封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结构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关系，都必须按亲属称谓进行规定。英语中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因而缺少与汉语称谓一一对应的词汇。
二、在中职英语教学中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必要性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及追求升学率或考试过关率，中职英语教学往往也过分注重词汇和语法的讲解，不太重视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结果不少学生虽学了几年英语，却仍难以进行较自然、有效的交流。既然语言不能脱离文化单独存在，那么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就应该重视相关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原则
加强英语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
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俱进。社会文化知识不仅应包括历史事实，更应注重研究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象。
在比较两种文化时，应重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任何文化都不带有歧视或偏见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内容
行为方面——包括衣食住行、购物、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方面——包括工作场所规定、婚姻与主要社交礼节等；体势语言如面部表情、手势等。
五、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方法
（一）实物与***片
讲授社会文化知识如仅依靠书面教材，学生听起来会感到比较抽象。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使用邮票、明信片、报纸杂志的插***等实物和***片辅助教学。由于中职生英语词汇有限，听力水平一般，教师可用英语和母语结合起来讲解和表述，以便学生理解。
（二）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
电脑、投影仪、电子白板、播放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与网络能生动、自然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在运用此教学方法时，应注意处理好影像与文字、英语与母语的关系，使教学内容与教材一致。为强化教学效果，教师可事先提出问题，在学生看完视频或听过相关材料后，进行口头问答或讨论。
（三）常用课堂练习的类型
1.多项选择
在多项选择中，可创设一个情境，选择项为回答，以下是一个关于礼节的练习：
You have been having a headache for a week and have just started to feel better.One of the parents of your friends says：“How are you？”，What would you do？
A.Start talking about your problem.
B.Say：“Not bad，thanks.”
C.Say：“Thank you，how are you？”
D.Say：“Thank you，and you？”
（答案是B）
2.填空
填空是创设情境后让学生回答，不同之处在于它要求学生写出答案，其难度略高。如：
Situation：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dinner at an American friend’s home.
You are about to sit down to eat，but you want to use the toilet before dinner？
Question：Could/Can I use the bathroom？
Your friend’s answer：Sure.
（注意：这类练习的主要目的是练习运用社会文化知识。）
3.模仿
模仿相对而言难度较大，但如选题适中，往往更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如：
Situation：At a restaurant.
Student A has ordered food but the server brought him a different dish because she has forgotten what was originally ordered.
本练习要求学生扮演饭店顾客与服务员的角色，练习用“澄清事实”与“争议”这两项语言功能，由于情景设在饭馆，争议的内容具体，因此难度并不太大。需注意的是，中职生词汇量较少。为使活动较顺利地进行，教师不仅应选择合适的学生，而且应补充一些相关的词汇和短语。
4.对比
对比是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有效方法。
（1）利用教材内容与本国文化进行对比。
如中职英语教材中一般都有关于节假日的文章，教师可要求学生将中外节假日（如圣诞节、春节等）作比较，并让学生区分出这两个节日期间常用的不同祝愿语。
（2）选择一些社会文化差异的练习，比较中外文化的特点。
You are visiting an American friend in her new apartment.You like the apartment and you want your friend to know .What would you do？
A.Say：“Your apartment is nice.How much is the rent？”
B.Say：“The place is really nice，I like it a lot.”
C.Say：“I like your apartment”.Then pick up some things.
D.Say nothing，but walk around and look at everything in the apartment.
（答案是B）
中国人询问同学或朋友物件的价格是常见的事，但在西方，这是一种禁忌。教师对这类文化差异可能已讲过多次，但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不少中国学生仍会下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练习可以避免犯类似错误。
六、结语
外国文化不可能自然习得，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因此，在教学中讲授英语社会文化知识就十分必要，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进行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这方面的教学历史还较短，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增订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3
[关键词]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理论自觉；文化禀赋
[作者简介]李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中***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86-08
郑杭生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30余年了，他不仅注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经验研究的理论提升。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以及与这“五论”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既是郑杭生本人社会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以郑杭生为灵魂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皈依，不仅蕴涵着独特的文化禀赋，也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近年来，有关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讨论已有不少成果，对郑杭生提倡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也进行了一些总结分析。不过，这些总结分析大多侧重于重申理论自觉的内涵和价值，而对其社会学研究达成理论自觉这一学术目标的表现和因素探讨不多。实际上，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成理论自觉，根本因素是其研究所蕴含的文化禀赋。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相辅相成，理论自觉锻造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而文化禀赋则奠定了其学理自性的核心价值。
一
在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影响启发下，郑杭生于近年来提出并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方向，而且也正是郑杭生本人的社会学学术进程的真实写照。理论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种学术取向，其“自觉”的核心与前提是创造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杭生就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
其一，社会运行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想状态下，各个社会子系统和不同社会要素在发挥各自的功能的同时，彼此之间交互影响且协调互补，从而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运行存在良性运行、中性运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或者协调发展、模糊发展、畸形发展三种状态。特定的社会运行状态是由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决定的。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等，而社会运行的机制则包括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状况是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因而社会运行论解析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各自的功能发挥与综合的功能协调，其终极目的在于考量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所以社会学的使命是科学地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也就是在宏观层面上理顺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理顺社会的个体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
其二，社会转型论。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从总体上而言处于中性运行、模糊发展并逐步向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迈进的状态中。这种运行态势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深刻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状态由曾经的恶性运行向中性、甚至良性运行转化，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运行性质的转换，即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更新现代的转型。因此，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研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都必须从“转型度”与“转型势”两个维度来把握，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社会转型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程度与特点的说明和衡量，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五个方面。而社会转型势则是对社会转型度更进一步的深化，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平衡性。根据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当前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三种不同的转型地区。
其三，社会互构论。个人和社会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所谓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对应性变化状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对立冲突，也包含着协调整合。由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新型现代性，促使互构过程中的对立冲突转变为协调整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快速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转换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互构共变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在型塑个人，同时个人也在建构社会。因而，在具有“自上而下”改革压力与“自下而上”变革要求双重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既要考虑作为社会的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等社会存在的影响。
其四，实践结构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实践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是结构性的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是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造成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根源，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那些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在当代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实践也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已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因此，实践结构论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不仅揭示了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也提供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与转型的“双侧视角”：一是在历史长时段中揭示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及其逻辑，一是在本土社会转型的具体视域中透视快速演进、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
其五，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文化中生成壮大的知识体系。因此相对于非欧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西方社会学一直处于强势输出地位，而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则长期处于从属追随地位。然而。从国外移植引进的社会学。并不一定与“进口”地区的社会文化完全匹配，所以“进口”地区舶来社会学之后大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世界性特征。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为此，中国社会学应当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即是与国外社会学交流对话，以及对国外社会学借鉴回应基础上“新”生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
上述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有的仍处于需要进一步提炼升华的阶段，如实践结构论。另外，上述“五论”只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思想的主体骨骼，除此之外，郑杭生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极具现实感的研究探索，如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分析、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等，它们既是对以往“五论”的具体展开，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又成长为新的理论发生点。
二
正如郑杭生本人的总结，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等“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都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开发传统学术资源，并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反思自己、审视别人，进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因而，理论自觉是一条贯串“五论”及其衍生命题的“自觉”线索。为我们解析郑杭生社会学的本真内涵提供了恰切的方***视角。
历史地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移植性格，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实用、应用品格，所以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普遍重视问题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忽视理论提炼概括。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这种品格仍旧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或延续，经验调查和问题分析被置于首位而理论建设被有意无意忽略。郑杭生深刻洞悉这种碎片化研究的弊病，因而积极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身体力行进行问题和经验的理论抽象与提炼。这种努力既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被称为社会运行学派，其理论探索被誉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那么，以上“五论”及其衍生命题何以被看作一个系统化的体系？
其实，谢立中在此前就指出，社会运行诸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体为：学科本土论为社会运行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李迎生也认为，诸论是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彼此之间的逻辑与关联，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他的看法是：学科本土论为该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社会运行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深化。而郑杭生本人的说法是：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社会互构论则是各论的进一步升华，实践结构论又是在上述“四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当然，这一说法是从思考轨迹与研究推进的时序方面给出的先后排列关系，而不必是指理论统一体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五论”并不是当其中某一个理论完全成熟定型之后，才提出下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常常是在阐述论证前一个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从新的角度对与之关联的新论题作出阐发说明，进而形成另一个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在提出并论证新的理论命题过程中，对于之前的理论也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仍旧适时地作出补充深化，使之更趋成熟完善。因此，“五论”在时序上的关系。只是其提出、论证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排列。并不等于彼此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逻辑关系。也即是说。尽管“五论”是在不同时间先后提出并分别论证建构的，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次序性，然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非与其生成时序严格吻合。这表明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并非范畴与命题的多样自由组合，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和思维主线。
结合学界同仁的相关看法，以一个简单模型来比拟“五论”的逻辑关系：社会运行论是主体、是核心，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等理论命题的内容与取向：而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其他理论命题则是分支别干，从不同问题、不同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展开；而学科本土论则是这个模型的说明手册或操作指南，超越社会学的具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成为对具体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因此，“五论”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而是在内在的逻辑理路上有着主从之分，其间的主从关系是由它们各自在其共同组成的理论统一体中的角色位置决定的。诚如杨敏教授所言，若论开源拓荒，奠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诸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这也应当是以“社会运行”标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形成的理论流派的本质所在。社会运行论在诸论中的核心位置，源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高屋建瓴地规划与阐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历经古典、现代直至当代。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界定。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有创意的、合乎理据的回答。郑杭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起点。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张，源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期间的学习和思考。回国之后，郑杭生正式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定义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接受，而且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键点——社会运行一词也早已成为了日常流行语汇。据郑杭生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促使郑杭生关注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除了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也与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郑杭生发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了13年左右。这一状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可能陷入恶性运行。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像“”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时，不仅整个社会停滞倒退，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伤害。同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郑杭生也发现，传统中国既有许多著名的“治世”，也有不少典型的“乱世”。而当世运离乱或处于恶性运行状态时，也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关怀家国族群命运，探寻社会发展方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求治去乱或者说使社会避免恶性运行的思考与努力。也是古今志士仁人的抱负理想。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以及对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承继，郑杭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去乱趋治、实现良性运行作为根本追求。
另外，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也是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的。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显然如此翻译并未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意穿插了太多附会、诠释和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郑杭生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观点。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人文性。
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范畴与命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与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纳，保证了社会运行论之社会学的学理品格。而对中国治乱盛衰之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之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使社会运行论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禀赋。
三
社会运行论不仅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精髓，而且从一开始就根植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彰显出深厚的中国文化禀赋。这一文化禀赋，既与费孝通之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倡导遥相呼应，也与我国当前之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相得益彰。
文化禀赋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一般理论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色”得以彰显的重要根源即是其“中国”的文化禀赋。社会运行论之所以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因为资料对象或研讨问题属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由于创建者为中国人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必要的元素和成分，中国文化给予了社会运行论特定的内涵、特征和表现等。由此，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隐含在其话语、逻辑之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知识点，而是与其宗旨、议题融为一体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彰显了其不同于国外社会学理论之内涵特征的异质性，而这一区别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异质性正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同一个学科群的学者们虽然使用着相同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同一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却常常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差异甚大。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那些擅长现学现用的学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而造成谬种流传，其实也表明某些理论或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恰切的内涵所指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学是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舶来的异域文化知识，故而才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当然，除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诉求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和领域同样有中国化、本土化的要求。当前，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涉及中国化的理论可能、实践途径和衡量标准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化的实践途径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就社会学的中国化途径来说，关注本土文化元素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成为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和共同选择。如美国的林南等，港台的金耀基、叶启***、萧新煌等，大陆的费孝通、郑杭生等，他们毫不例外地将中国化的目光转向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㈣。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虽然在西风激荡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可是在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和坚守，特别是深入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念，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之下，仍旧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内核。由此，回溯历史、关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视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也正是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社会学在服务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如上文所示，基于严复的启发影响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构起了社会运行论的基本体系。社会运行论与孔德和马克思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盛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与实践的凝练概括。尤其是“去乱求治”作为善治理念，与社会秩序与进步、社会良性运行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社会运行论既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中来的，当然也能够回到历史实际中去，对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及其思想传统作出清晰透彻的理解诠释。相应地，“去乱求治”思想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既可以作为有效分析认识当代社会的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反哺”社会运行的理论思考，给予社会运行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开发传统”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视角，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开发传统的方式主要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融入社会学中，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郑杭生社会学的文化禀赋的一个重要渊源。在郑杭生看来，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与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因此，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
早在1995-1996年，郑杭生曾组织学术团队搜集资料，为进一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准备。资料选编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盛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以此为基础，郑杭生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发表了多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收录在四卷本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中，成为“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主打著作，标志着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盛衰——人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社会运行论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且能够回到历史中去，熔铸历代思想家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探索，使社会运行论与传统社会思想互构共契，进而达成同一关系。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从而使其以社会运行理论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禀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
四
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去乱趋治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一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而与社会运行论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的其他具体理论，如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对以上诸论作出社会学阐释的学科本土论。也都具备来自传统的文化禀赋。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郑杭生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之所以强调这一转型观，不仅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洞悉。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包含着诸多传统因素的社会，仍旧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文化赓续不绝的延伸性具有深刻理解。郑杭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张构想、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总结规划，无不立足于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一基本社会事实，不仅特别强调传统对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从而使社会转型论及其深化命题具备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禀赋。
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关系动态演进的阐述和诠释，也包含着来自传统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启迪与影响，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社会互构论的另一主要阐释者杨敏教授指出，社会互构论实质上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柔性融和”与“和谐大同”等传统脉络的延伸。“柔性融和”是社会互构的一种表达机制，这一过程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重新组织起一个共生空间，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结构如价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结构如符号、象征、意义、仪式等，规范结构如习性、风俗、禁忌、戒律等，在此发生交叉、重叠、复合，在相互调适、修正和改造中发生协同性的转化，即互构共变。各种原生文化的差异性、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吸纳，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华，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复合型文化体。因之，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的思想，同样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同样具有中国的文化禀赋。
实践结构论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的结构性巨变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的着眼之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但是这个“当下”得以展开的前提——现代化、社会转型，在郑杭生的理论中都与“过去”、传统密切关联，因而实践结构论仍旧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仍然笼罩着“过去”的“阴影”。这一点也可以从郑杭生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说明中一见端倪。郑杭生指出，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发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和命题，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经验理论化、概念化，进而形成理论原理或学说，不仅能够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就此而言，实践结构论同样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不解之缘，具有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
学科本土论的“本土化”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纳入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郑杭生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是立足现实，同时也与弘扬传统分不开。而所谓弘扬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纳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盛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人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开发传统，并不仅仅满足于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打量过去曾经发生的、被资料文献纪录而有幸留存至今的那些事实，而且要将由此呈现出来的过往事实所蕴含的情与理，融入既有的理论视角中，生成诠释当下的新理论。郑杭生近年来大力倡导的“理论自觉”，就是对学科本土论——即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结合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综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无不具备独特的中国文化禀赋。而这一文化特质都可以在“理论自觉”那里得到积极回应。因此，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文化禀赋。不在于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收编帐下当作资料和对象，而在于将那些仍旧对现代、对当下产生深远影响的过去之情和理，化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故而，社会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解释记录在案的历史文化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历史文化事实所涵蕴的情理、智慧转化为当下的理论元素。
五
世纪之初，费孝通先生在推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又曾大力提倡“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求将传统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中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旧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观念、意识、价值等，纳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使中国社会学达成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费孝通先生拓展社会学界限的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应注重对“人”的研究，要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融入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社会学的认识能力。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4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民俗文化；兰州市；《品德与社会》课程
中***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31-02
世纪之交，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2004年11月11日在南昌召开的“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一批著名文化学者和民俗学家建议，我国应尽快把民俗和乡土内容纳入中小学教材［1］。只有民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才能真正起到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作用。本文以兰州市为例，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入手，论述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特点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3-6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能力养成的综合性课程。从教材的内容来看，该课程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以儿童社会生活为主线，按照儿童学习、生活、交往的范围，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家乡、祖国、世界等内容串联在一起，融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和文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内容为一体，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的能力。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彰显教材的地方特色。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编写的这套教材深入挖掘并展现西北地区的课程资源，选用了许多西部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的情感［2］。使学生在了解和认识家庭、社区、国家、世界等不同范围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在学国历史、文化、民族和民俗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情感，并进而放眼世界，走进地球村。
二、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民俗、历史、地理、文化、道德、法律等与公民素质养成相关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与民俗文化密切联系的内容更多，既有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托有效的课程资源，根据自身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的社会资源，挖掘素材，积极开展民俗文化知识的教育，将其转化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教育资源，使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小培养学生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增强小学生对社会生活文化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一）我国民俗文化进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
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壮丽的山河”中“我们的‘母亲河’”的内容，学习时可与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是全国惟一的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的特点相联系，积极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知识（如马家窑文化、伏羲庙、黄河水车、羊皮筏子、黄河铁桥、黄河奇石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始于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富饶的土地，都印证了“母亲河”对华夏民族的滋养和哺育。而早在四五千年前，兰州先民就依黄河而居，耕牧渔猎，筑屋制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将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自秦汉以来，兰州黄河沿岸的众多渡口，就将大西北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从汉武帝设金城郡开始，兰州一直是中原王朝开拓经略西北的***事***治重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造就了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使其成为集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于一身的陇上名城。从历史地理上来看，长期的过度开发，水土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黄河经常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发出“一定要根治黄河”的号召，在黄河中上游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在下游加高加固黄河大堤，防止洪水泛滥。经过多年整治，现在黄河水患已得到了全面治理。但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黄河下游形成的“地上悬河”还在继续升高，这些问题依然是黄河汛期的一大隐患。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黄河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使黄河水不断减少，特别是在下游，黄河已多次出现断流的现象，给下游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为了解决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国家正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滚滚长江水将被引入黄河，使黄河再现生机和活力［3］。今天的兰州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在学生了解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节约用水、治理黄河污染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学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5
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研究方法的游移、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劲势头，"转向"说、"跟风"说、"劫持"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冷战"，有持续升温之势。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7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10-13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r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对***的围剿、抗日战争和***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中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治运动尤其是“”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治国理***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彻底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再次，是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需要。***的十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它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支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它提供理论基础，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价值观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观只有置于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才会成为丰富的、鲜活的、能与社会公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接的。二是给它提供理论论证，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合理性、逻辑性（自洽性）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使人们能够信服它，进而认同它、践行它。缺乏这种理论上的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即使采取再强力的措施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一种价值观最终都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三是给它提供理论辩护，也就是对在核心价值观面临各种批评、责难、反对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要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而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但是，辩护通常是它已经有了理论基础和得到了理论论证之后发生的，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因而需要有理论为它提供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它。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辩护中与时俱进的。自从***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尚未建立能够为它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系统理论。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意***之一就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置于系统完整的理论滋养和保护之中。
复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的十以来，***中央和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显然，它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形成的。同时，它既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那它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但它又与传统文化有承继关系。因此，这种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为了突出其中国思想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了全面部署，从此“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我们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要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样一些问题。中华文化延绵5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但从历史形态来看，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我们要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推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其中的基础理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实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是当代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标志。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走出去，通过它走出去增强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这种理论才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主张和谋划，是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的“中国方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未完全形成。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基础理论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思想文化。当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华文化才可能是其他国家最需要的文化，因而也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三种基本因素融合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这三种基本因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又是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这两种因素规定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种理论形态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
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对立物，可以说它是被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物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它与儒家思想理论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经过近百年的复杂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运动，我们过去的那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情绪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开始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就会想到传统文化与作为我国当代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到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已经融入我们血脉、成为我们基因的那种原生态的（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那么，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否相融合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了。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笔者把儒家思想理论视为一种道德学说，称为儒家道德主义，并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这里再从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的非对立性（相容性）、类似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两种思想理论能否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对立。一般来说，两种性质对立的理论谈不上融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可以从其对立的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因素或借鉴它。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基本性质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统治者的立场上；其二，它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三，它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还是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社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无产阶级达到***全人类，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站在在自由竞争中取胜的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平等社会；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由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和凭实力自由竞争，而不考虑竞争必然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内容，但它们没有发生融合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融合的意向，而且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加以比较，情形完全不同。它们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但在性质上不是完全对立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人类普遍获得***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但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但不绝对反对市场经济；儒家虽然不主张公有制，但它也不主张私有制，当然也谈不上反对市场经济。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儒家虽然主张爱的等级差别，但也包含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情关怀。从这些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不仅不对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容的，甚至是相似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的相似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都主张建立一种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道德称之为“大同”社会。它们在这种社会的基础和实现路径方面的主张不同：就社会基础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儒家没有这样的明确主张；就实现路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关于这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十分相似。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儒家道德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虽然它们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细节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不同时代人们都很向往的美好社会。二是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完善和发展的理想人格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出来而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而且，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1]。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可互补的内容更为丰富。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方面看，它们之间互补对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尤其具有意义。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8
一、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医护英语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二语习得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该理论将学习者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将人的个体学习孤立化、简单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3］语言和任务本身就是中介活动。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以“活动”为核心描述人的认知发展，明确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动不仅明确了学习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建立了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关联。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指个体可以在有帮助的促进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年在国内，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不同角度介绍了调节理论、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在教学实践方面，卞少辉将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有机结合起来，［4］有力地佐证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课堂的互动话语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段玲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和英语阅读教学领域的研究状况，［5］尝试建立一个社会文化理论融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模式。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但对社会文化理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是空白。医护类院校开展医护英语教学的时间不长，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医护英语的研究，有的从职业和学习需求、课程建设、教材选编和教学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医护英语的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从语料库辅助医护英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医护英语教学创新模式
(一)教学目标
根据***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护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医学专业技能又通晓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分级目标包括英语在日常医学工作的情景对话，英语记录和填写病人病例，用英语完成医学交流任务，医学工作英语文献资料阅读，英语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等等。
(二)教学环境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宽松教学环境，积极发挥教师的支架性作用，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发挥同伴的合作学习机制，学习者能在老师或者同伴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活动，最终发展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有效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焦虑情感。
(三)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组织应该将语言和内容有机融合，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情景展开教学，包括问询，科室及医生介绍，挂号，化验，检查，出入院，药房，临床会话，电话巡诊，病例书写，等等。教师围绕这些主题来开展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演讲、病例分析和实地医院情景扮演等，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的参与与讨论不仅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医护过程，还从中学到了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识。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呈现为一个借助语言活动的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与任务、语言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动重要性。
(四)教学评价
医护英语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估，加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过程监控等机制，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的用武之地。
三、结语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9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理论完成的。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员的***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化学与社会论文篇10
关键词：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家庭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使我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元化儒家文化的格局，制约着我国近现代化发展进程。近代战争、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一元文化的格局，欧洲、美国、苏联等欧美文化以及日韩文化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元文化的局限性。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多元文化发展和世界全人教育思潮，实现家庭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真正转变，已成为我国***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中国一元文化的历史和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多元文化文献而言，国内有许多论文或著作探讨与多元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理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研究、学校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例如《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一文偏重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发展与展望，倡导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重点探讨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还有王侠的《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解释》（2005），刘智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005），龙藜《中美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比较分析》（2006），陈艳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2006）》，陈月、明丹《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校本课程研究》（2004）等。葛丽芳在《人品教育与多元文化》一书中将多元文化引入人品教育，总结公办和民办小学人品教育的成功经验。《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一文试***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齐阿娜尔《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现状研究》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浅谈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家庭教育的对比》一文间接探讨多元文化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透视了中西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论文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较多。《德州市家庭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家长对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以及家长的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对儿童未来的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84%（124人）的家长极同意或同意幼儿应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节日以及英语教育等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建议父母应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提高技能。2005年11月，由台湾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2005）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了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2005年第八届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家庭、族群与多元文化：挑战与机会》一文站在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将多元文化与家庭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下探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挑战，审视现状，寻找机遇与出路。这些研究要么基于多元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校教育研究，要么基于直接或间接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教育探索，缺乏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教育与世界全人教育思潮结合的时代特色。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台湾推行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韩国推行向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教育方案与咨询、教育支援、医疗支援，这些教育实践虽然具有现代家庭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特征，但仍缺乏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统一，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统一，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感。而且无论在网络搜索，还是在研究文献中，都无法找到这一方面的综合研究，致使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全人教育的探索处于空白研究领域。因此顺应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科学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也是本文的问题研究所在。
二、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1.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兰在1915年提出，是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1924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直接兴起。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黑人民权运动――“黑色旋风”，致使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反对民族歧视、要求平等和民权，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性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多样化和一体化等基本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化、信息化的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在***治、教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表现多元文化主义***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为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策，其核心为文化的多样性和良性互动。当前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概念，即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此概念蕴含着复杂社会结构和背景下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和平等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文化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断演变，并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方***。
多元文化理论作为在世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理论，是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频繁发展的必然需要。它包含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丰富内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受其影响的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策。多元文化理论包含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动力、多元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即文化合作与交流）等。世界全球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是多元文化的动力和源泉，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运用。它的理论内容包含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文化差异；（2）文化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社会歧视和偏见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师、家长、社会共同支持和创设多元文化教育环境；（6）学校教会弱势群体学生获得取得社会地位平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化和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尊重民主和共同发展。它的实践理论包括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和文化/组织类型理论。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变革性教育运动，把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观点带入各学科，以多样化视角进行教学。他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即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它们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加到节日活动中；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内容加进课程中；改变课程结构和目标，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社会活动技能，影响所处的社区。斯里特总结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并认为后两种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理论为探讨全人教育思潮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视野和方***。
2.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与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全人教育思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一整套教育思想，是一场全球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注重在联结、整体性和存在三个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整体发展、个体的多样性以及经验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创造性等各方面共同发展，重视教育过程中经验、选择和合作。全人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转变教育培养目标，倡导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教育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全人教育思潮是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世界性教育思潮，是对20世纪末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对制度化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并试***通过人本化教育手段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全人教育理论是全人教育思潮的新发展和具体化，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思，是将欧美现代教育理论、全人教育思潮与中国文化和教育理论的高度综合，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理论。此理论将个人本位教育和社会本位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性、人本和社会本位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目标，遵循民主科学、合作实用、快乐自由以及人的社会化发展等基本原则，通过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和习惯培养的全人教育模式，强调人的早期教育、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完整人。
家庭全人教育是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涵盖了全人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受全人教育思潮影响的全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综合。它是基于全人教育思潮和全人教育理论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是将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的精髓、全人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家庭全人教育既体现了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全人教育的发展，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精髓，实现了家庭教育现代化和全人教育家庭化的有机结合。同时，家庭全人教育也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教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家庭教育危机的思考，还为社会转型时期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国家庭教育积极适应世界全人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
3.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理论和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都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理论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适应了世界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也为现代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特别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途径，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觉，而且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多元文化教育和世界全人教育的结合点，家庭全人教育成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式。
家庭全人教育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不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全人教育运动的重要形式。家庭全人教育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既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潮与理论运用到家庭教育理论中去，又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运用到家庭教育实践中去，实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全人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融合，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全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家庭全人教育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社会商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重视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教育，增长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的情感与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既为21世纪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顺应了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趋势。
三、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运用
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理论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实践价值。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多元文化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科学认知，为实施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文化冲突与融合、合作与交流等社会文化互动的理论借鉴，通过家庭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促进多元文化彰显其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全球多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通过家庭全人教育，使儿童获得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态度、文化情感，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使儿童获得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民主意识以及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的文化意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文化观念、历史观念、***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同时要求家庭教育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教育理念，促进儿童从幼儿教育开始获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教育、品格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综合三个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理论不仅对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实践价值方面，詹姆斯・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对于家庭全人教育的社会商、德商、理商、情商和智商等方面具有方***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例如台湾的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就具有全人教育视野下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意义。斯里特提出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家庭全人教育通过使用这五种方法，使儿童获得处理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活动技能，加速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化发展。例如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方案与咨询、援助、支持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综合多元文化教育多方面的实践价值，以上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和五种多元文化教育方法，不仅对于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方***价值，而且具有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价值。
四、构建多元文化下的现代家庭全人教育模式
1.科学认知多元文化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想与理论，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为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其它先进教育理论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合作教育、快乐教育、实用教育、早期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借鉴家庭全人教育，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科学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理论指导，并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
2.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整合，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是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合作教育的重要条件。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协会、家长教师联合会、学校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儿童协会、母亲协会等。这些合作教育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教育的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家校合作教育，一方面有助于保护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加强家长培训，提高家长教育素质，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合作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监督，保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
3.在教育内容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包含儿童全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而且包含家长素质教育。现代家庭教育不仅重视儿童的多元文化教育、民族教育、历史教育、品格教育等，而且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以及习惯培养等方面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是重视儿童接受全面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以及家长教育素质的提高，强化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家长教育技能和教育素养。现代家庭教育克服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智力教育的缺陷，促进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合作化。
4.在教育目标方面，现代家庭教育重视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现代家庭教育采用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不仅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而且重视社会为本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为现代社会培养接受全面教育和获得全面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促进儿童社会化全面发展，旨在提高儿童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传统家庭教育以家长制教育为基本特征，忽视了以人为本和社会为本的全面教育，重视家长功利教育和灌输教育，缺乏家长有效沟通和亲子互动活动，忽视了儿童全面发展和多元文化教育，造成儿童未来社会化成熟程度低和社会适应能力低的不良现实。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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