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旅游社会学论文第1篇
1.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3.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4.迪恩·麦肯奈尔旅游社会学思想解读——兼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
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6.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
7.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管窥
8.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9.旅游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流派
10.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1.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1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13.建构论旅游社会学研究述评
14.旅游社会学的建构思考
15.社会学视野下的东西方跨文化旅游交互习性研究
16.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与思考
17.教改: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18.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19.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20.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21.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22.旅游社会学:方法、问题和研究成果
23.皮影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四种关系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
24.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
25.旅游社会学简论
26.旅游学研究方***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2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28.本真性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29.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30.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31.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32.旅游社会学视角下对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关系的探讨——以元上都遗址为例
33.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
34.中国体育旅游迅速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35.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36.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文化价值——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案例研究
37.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
3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39.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体育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0.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41.解释社会学范式:旅游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基础
42.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43.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44.城市发展事件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5.微观社会学视角下民族旅游研究方法的再审视
46.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
47.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48.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49.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50.现代旅游与社会学的关系邹议
51.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2.现代性:社会学切入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兼论现代性条件下人们对旅游的情感纠葛
53.民族旅游消费不可持续性问题成因的社会学探析——来自贵州民族旅游开发地区的调查与思考
54.论建构旅游社会学的纲领性要素
55.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6.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57.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58.旅游景观的文本化与神圣化——符号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野
59.科研:社会学视角下旅游行业的新挑战
60.民族旅游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61.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62.论旅游标准化的本质——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63.南京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旅游社会学的考察
64.旅游院校学生体育锻炼的动机、特征及社会学分析
65.消费社会学下我国高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
66.通过发展旅游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学探析——以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67.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导游冲突问题研究
68.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体制双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69.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70.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71.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72.旅游的社会效用及其机制:回归正常生活的视角
73.我国旅游消费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74.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75.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特征及社会影响——以旅游消费社会学的理论为研究视角
76.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77.明确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定位
78.论个体化社会与体育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79.阳朔旅游文化中的英语世界
80.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81.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宗教旅游开发研究——现实表现、社会成因与基本思路
82.近年来国内游客凝视理论应用的回顾与展望
83.基于社会学的旅游消费异化探究
84.社会学视觉下看民族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以贞丰县布依族为例
85.旅游本真性概念的发展
86.四川乡村旅游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城乡统筹融合理论的视角
87.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88.基于个体视角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89.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学思考——以贞丰县纳孔村为例
90.经验与发展: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二十年
91.社会学视域下我国旅游城市体育人口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调查个案
92.我国高端体育旅游消费群体特征分析
93.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开发与共赢理路——以中国佛教旅游开发为例
94.试论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研究体系及其对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启示
95.乡村旅游批判——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96.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97.俄罗斯来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98.旅游发展研究院
99.中国女性旅游快速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100.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101.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02.旅游学研究方***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103.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104.从旅游社会学看汉阳
10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106.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10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108.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109.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110.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111.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112.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113.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114.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115.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116.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117.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118.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旅游社会学论文第2篇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后现代化成分的逐渐形成,人们颇为关注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更多拥有,而是倾向于追求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其中身心健康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以体育健身、娱乐、观赏和尝试体育刺激与挑战等为目的的体育旅游活动备受青睐,体育旅游成为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带动相关产业联动的良好态势,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亮点。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六省三区一市;土地面积544.84×104km2,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56.8%;拥有人口2.25×108(1998年)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2.89%[1]。如此广袤的地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秀丽的风光景色,深厚的文化积淀,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多坡地高原地形,亚热带气候,蕴藏着发展旅游产业,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西部地区旅游业开发速度缓慢,发展的规模化程度不够,规范性较差,社会、经济效益不显著,特别是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更是滞后。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着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1.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综合效应
体育旅游概念众说不一,旅游理论中也没有涉及体育旅游的详解。这里引用较为公认的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体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2]。分为参与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观摩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自发进行体育活动的体育旅游、参观体育胜地的体育旅游等多种类型。另一种是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规定,体育旅游属于休闲论文格式、娱乐、度假、健康医疗类,依其旅游特点有项目型和综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风筝、钓鱼、草地式羽毛球、网球、蹦极跳、热气球运动、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属项目型体育旅游;综合型体育旅游具有体育项目类型化、多样性、集约式布局的特点。培育体育旅游市场,发展体育旅游业有着综合性社会效应。首先是陶冶情感,促进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的生活处于较为紧张的行进中,特别是信息业的发展,给人一种近地密集和远地压抑的心理感受,当然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不良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不时侵扰是现实情况。为此,通过体育旅游静化和放松被压抑的情感,保持和促进身心健康成为人们首肯的选择方式之一;其次是扩展视野,挑战人体极限,增长知识的作用。体育旅游者愿意选择自然风景区,特别是具有人文景观和探险地理特点的景区更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楼宇蒙蔽日久的视野渴望,是为了挑战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身体极限,满足征服自然和险境的自悦心理,增长知识和见识,丰富人文史学占有理念;第三是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作用。通过体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初衷,国家西部开发***策的转变,即由***府投资型转向民间、集体、个人投资型,允许在合理开发和正当投资的前提下,应得合理报酬。无形中盘活了资金运转和资金集中,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纲要的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是推进大众体育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举国策略,体育旅游具有体育和旅游双重属性,体育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悦,旅游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双得;第五是培养热爱祖国,塑造美好心灵的作用。体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给旅游者了解祖国壮丽山河的机会,特别是西部地区有着广袤的地域,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顶天立地的蜿蜒山脉,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文景观,旷世的自然奇观等等。这无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塑造美好心灵的教育资源。体育旅游则是教育过程得以实施的组织形式和过程。
2.综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西部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根据统计资料,西部地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有8处,占全国总数的34.8%,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有40处,占全国总数的33.6%,部级自然保护区41处,占全国总数的33.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国总数的31.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处,占全国总数的26.5%,部级森林公园39处,占全国总数的17.3%。(见表1)[3]不难看出,除森林资源较为缺乏外,其余将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分布在占全国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总数不到四分之一(22.8%)。可以说拥有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培育和开发体育旅游市场的资源和土地是丰富的。此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大量全国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最为宏伟的溶洞贵州的织金洞,世界现存最大的殿内铜佛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乐山大佛,我国最大的瀑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关隘甘肃的嘉峪关等等。当然多达20多条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西部旅游黄金长线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亮点。
2.2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成为必然趋势首先,1999年***颁布了新的休假条例后,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且更为集中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农业人一生中自由时间为整个生命时间的22.9%,工业人达到38.6%;1997年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6单位对全国29个省71个城市14977位职工的调查,职工用于消遣娱乐的时间为每日1小时37分钟,聊天时间为每日1小时21分钟[4]。说明职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体育娱乐、健身、医疗及体育消费等的闲暇时间超过3小时。双休日和长假期,保证了外出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时间。加之长期以来计划生育***策的实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型家庭结构,举家出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其次,人们的旅游观念也由静态观赏型向新型动态参与型转变,这使得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了人口数量上的保证。但从研究资料看,我国体育旅游消费市场的人口构成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类型和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年龄特征表现为两头窄,中间宽的现象;工薪阶层和学生参加体育旅游的比重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结构的特点是三口之间的人数居多,其次是两口之间,四口以上家庭参与体育旅游的人数较少;体育旅游与经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间者占体育旅游消费人口的比重较高[5]。因此,营造良好的体育旅游环境,提高体育旅游服务质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为体育旅游市场的主体人群。这些群体对体育旅游的要求较为集中,大都期望通过旅游购买及消费来缓解生理和心理的紧张感,休闲、健身、观战、体育刺激和竞技体育等可能从不同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体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争取的体育旅游人口主体。第三,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关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体育旅游满足和调整精神需求成为大众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体育旅游人口的继续增长将成为必然趋。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遗产,有利于增添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区分布着壮、彝、白、傣、蒙古、藏、***、哈萨克等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也是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纳西族等26个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构成了当地丰富而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项目或形式,且具有娱乐、休闲和广泛参与性,成为从事体育旅游的良好机遇。西北辽阔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风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体育旅游资源。特别是积淀了中华文化之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黄鹤楼、岳阳楼等西部独特的文化遗产,联同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体育旅游开发文化链,极具文人景观吸引力。既能满足居多数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观。有利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文化特色。
2.4我国奥运会、亚运会、各论文格式类锦标赛等重大赛事申办权的成功获得,奠定了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社会氛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各类锦标赛举办权的成功获得,大大促进了体育文化现象的深得人心。体育旅游集体育与旅游于一体,既有体验体育竞赛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观光的心理满足和刺激感。但现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经济产业型”转变,体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种福利性享受,而是趋于消费性、产业化。因而对体育旅游的认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旅游活动和进行体育旅游消费的动因,这些内在动因的透发与体育意识、体育价值观有关,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召开具有导向性。有利于激发人们从事体育旅游活动和消费的欲望,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当然,也是吸引和扩大国内外体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机遇。
2.5西部地区体育训练基地的兴建,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提供了科学导向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成为国家、省区兴建体育训练基地的首选地,目前有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如云南海埂训练基地颇具影响力。这些训练基地的建成和运动队的驻入,无形中形成了体育旅游的亮点,有旅游者专程去训练基地观光旅游。当然,训练基地还需与周边旅游线路统筹规划,丰富体育旅游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与其中。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培育和发展体育旅游市场对促进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灵、挑战自我,繁荣经济,推进社会快速发展,全面实施全民健身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2西部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
3.1.3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保证了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
3.1.5大型体育盛会的举办和一批体育训练基地的建成,营造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社会氛围。
3.2建议
3.2.1鼓励和吸引多渠道融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资金短缺成为规模化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瓶颈。因此,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倾斜***策,多渠道吸引投资,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超级秘书网
3.2.2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西部地区有着丰厚的旅游资源储备,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资源的开发具有一次性特点,因而加强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做到保护性开发急为重要。
3.2.3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体育文化极为丰富,有待进一步加强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现象受现代社会的冲击异常严重,异化现象突出,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现象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且得以长久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体育旅游人口参与。利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盛会,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国内外体育旅游者参与到西部地区体育旅游行列,壮大培育西部体育旅游市场参与群体。
3.2.5体育训练基地的建设、利用,成为培育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增长点,但急需科学评估,关注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双丰收。3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05年)子课题。
参考文献:
[1][3]张蓬涛,封志明.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综合分析与开发对策[J].资源科学,2002,(2):26–281
[2]田祖国.我国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3):21
[4]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119-1201
旅游社会学论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建构；本土化
[作者]李伟，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时髦的学术词汇。在文化学的视野里，共时态的“全球化”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多维文化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旅游作为文明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开始广泛购买由旅游过程所带来的人生体验时，就表明社会已从实用性的物质消费时代转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费时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作为一种被深度认可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发生动因、发展规律以及衍生问题，从而为旅游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会贯通的语境前提。
一、旅游人类学的建构
旅游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指导弱势文化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己任。因此，运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现象的本质(包括旅游影响的文化本质)就成为研究者的目标。西方学者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产生的巨大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要达到指导旅游地发展的目的，仅仅依靠“解释”或“认知”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属性要从“人类学性质”转向“交叉学科性质”，在此思想指导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虑。
(一)研究范畴
旅游行为是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加合成一种社会性的常态，成为社会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则是以文化理论为利器，破解繁杂的社会表象，揭示其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演替规律。所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应以“人”为主线，探索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发现旅游的文化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产生的社会推动作用为其研究的主要范畴：
1、旅游现象中的“人”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中，各种人群按照参与行为的不同功能进行角色分类。即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旅游行为的具体实践者，在其行为过程中，牵引出了其他角色行为；旅游服务者是旅游活动能够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参与旅游保障行为的各种从业人员，为完成行为主体的活动而提供各种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的当地社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观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环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为一次旅游活动提供具体的服务，但却从整体上监控旅游现象的产生、规模与节奏，协调旅游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维护旅游交易行为秩序等。在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的区域，旅游“管理者”以***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区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府或***府的职能部门承担。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一次完整旅游活动的各种人群可依照交易行为中的状态进行分类：即消费者、供给者和“保障”者。
消费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据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内涵。供给者即旅游相关行业经营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提供各种服务的职业性人员。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种职业行为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现。“保障”者主要是指旅游地社区，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旅游活动完成的基础。而旅游行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为中得到不同体现，或增强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指旅游的“双刃剑”效应，或区域旅游发展中自我制约的文化内涵。
2、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
如果认定旅游是一种“异地性”的特殊消费行为，那么“异地性”特征就成为研究的基点，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晓莲所介绍(宗晓莲，2001)，西方学者从三个切入点对旅游进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和客源地，这显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异地性”的理念，划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从而进行两地的文化对比。理论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类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类学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现代社会?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类学”就可以转化为“城市人类学”或其他人类学了。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发展的实际及旅游研究中约定俗成的观点，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会认可度较高，现实旅游流较大的地域。因此，“异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类学需要新的研究“着眼点”。
如果一个人从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费行为、及其完成这种行为的各种“保障”事实上只发生在B地。因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种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其性质与非旅游者并无差异。由此可见，旅游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文化现象均表现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称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具体“着眼点”，对旅游地区域内所表现的各类人群行为的文化解释与探究，也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畴。
(二)研究立场
旅游是现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必然纳入到旅游学者的视野。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由此导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齐放的缤纷“场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性”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旅游现象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成果，其产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动因。因此，社会学、人类学似乎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旅游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具有差异，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二者逐渐融合共通。均从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演变，转向个体的、心理的、主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强调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研究，人类学强调文化符号解码、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的产生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体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显现其差异性。
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存在着天然联系，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国人类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恰恰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才使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彝家》等经典之作。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费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结合，其研究才能够卓有成效。这种研究理念与范式为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旅游人类学实际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事实上是介入到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建立，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天然联系而产生，是人类学自身学科性质使然，也是时代、社会、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所谓“旅游者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具有行为过程和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类学应以文化理论为工具，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以社会学理论、方法为借鉴，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没有必要区分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人为设置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学科藩篱，二者应结合起来共同对现实社会中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旅游“认知理论”需要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两种关系，其一为“人――地关系”，其二为“供――需关系”。所谓“人――地”关系是旅游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产品及其旅游环境。这是从宏观层面上、粗线条地将旅游现象中的对应双方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与旅游系统中的三分法相对应)。旅游人类学应被视为“旅游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客观上要求将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即以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人――人关系”作为研究基点。这就需要将“地”中有关“人”的要素提取出来，从而能够探讨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为、关系、制度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动因和文化后果。具体地说，旅游人类学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的一定的行为如何表现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旅游与社会的互动功能。
事实上，这种“人――人”关系仍然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情感内涵。即主、客体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换内涵。即主、客体的交换行为与关系；其三，制约内涵。即主、客体在行为过程、关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制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鉴于以上认识，可概括出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如下(***1)：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
总结近2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可发现其困境在于多学科交叉后的逻辑线索紊乱与其理论建设参照坐标的匮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观的臆想去赋予它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指导性”。实际上，在旅游理论范式与观念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还没有厘清之前，过于强烈的“科学理论情结”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要么是“话语霸权”的结果，譬如南开大学的余书炜对旅游研究的质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学决策依据”面目出现的研究成果，其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实上，在真正认识、理解、把握某种自然或人文现象并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之前，“理性思维逻辑”都要比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结论”更真实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学性辨识，要以某种理论作为参照，通过“批评式”的讨论，才能具备对旅游现象的客观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引进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可以对国内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审视，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承担“批评”任务；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立场及非功利性传统，也使旅游人类学具有“公正性批评”的职能。可见，以“旅游人类学”作为旅游理论建设的“参照系”，可以促使各学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与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评的必然性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学科的介入理所当然，但正缘于此，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一旦纳入“旅游学”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譬如对于旅游概念的认识就莫衷一是：地理学立场重视其人的空间位移；经济学立场强调人的消费及其后果；管理学立场关注人的数量统计；文化学立场则看重人的行为意愿等，皆因学科立场不同而出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导致了后续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随意性及“旅游学的结构散乱、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风气，影响着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境地。
“概念”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规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思想资源，也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一门学科的概念严谨并发挥强有力的学术统一功能时，概念在学科研究整体中的存在就是结构性的实体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几乎所有概念都因不严谨而不具备学术的统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点在于“旅游”，或许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其概念定义和理论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常识性的知识形态，因此对“旅游”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解，必然导致旅游研究领域出现“大杂烩式”的混乱局面。
此外，“旅游资源”作为我国学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就列举出了郭来喜、陈传康、周进步、保继刚、Houoway J C、及国家旅游局等多种定义。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等教材及一些论著中，其定义不下几十种，显示出作者不同的学科立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其定义强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后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自身主观理解对“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人工创造物”等用词进行了替换。“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对旅游研究影响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学科及理论，如“，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等等；以及所谓“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理论等。该类定义的关键词在于“吸引力”，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大众性语言的限定词汇，无法用学术标准予以衡量。事实上，任何存在(无论实体还是精神)都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科及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或称客观性难道不令人质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等。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专业立场的理解，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无边界性、无逻辑性、无统一性特征(当然，也可美名其曰为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特征)，进而导致旅游学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现象的本质层面上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谓旅游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我国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崇，但我们显然忽略了中西旅游产生的背景与旅游发展道路的不同，使这一“理论”的中国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国家旅游属“自发性”旅游，多数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动下产生并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规律；中国旅游的“***府主导性”，使多数旅游地是在“供给者”的建设中产生，加之我国旅游层次的时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特勒规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谓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旅游发展现实。
从旅游经济角度看，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旅游学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产业经济学。然而，旅游业是否是一个产业?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就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里没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只是欲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学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审视和批评，才能整合各种专业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我们需要对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门学科以对抗“传统的旅游理论”，从而为新的建构奠定基础。
本学科内的学术批评与反思很难超出其范畴而在根本上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会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评”的外延要大于经济学、地理学及管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门学科能够通过回溯“研究历史”以争取到合法化的批评地位，“历史”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变的文化历史，因而旅游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客观而言，或许旅游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其批评性立场与职能，却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基础性学科对旅游研究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的无效。
(二)作为对抗模式的旅游人类学
特殊时代性背景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也显现出急躁性特征，于是发展的迫切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对应，现性即产生出旅游研究的“实用性”目标。全国各类学校旅游专业的兴建要求旅游教学的体系化，导致各类旅游教材纷纷“出笼”，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旅游理论体系。在这种趋势召引下，本为揭示旅游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旅游各类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随“教学需求”进行着“实用性”的功能转换。在“利益”趋使下，“旅游研究”的现实目标本身就与其理想的研究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在数以千计的各类论著中，相互“借鉴”和重复的内容屡见不鲜，各种观点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不胜枚举。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表象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撑这些枝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所谓“重实践、轻理论”已为学界所诟病，急切中拼构而成的“旅游**学”或“**旅游学”等“理论”，不仅远离旅游现象本质，而且误导了青年学者，从而导致学界发出了“旅游理论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论学习是要学到什么?”的呐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张晓萍等一批学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旋即在中国旅游学界流行开来。检索21世纪以来的国内旅游研究论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类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如“神圣旅程”、“人生礼仪”、“舞台真实”、“旅游地文化涵化”等。这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使旅游人类学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存在，解构了原有旅游理论中的概念体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观上具备了文化理论的坐标，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角色、承担了“批评”任务、显示了“批评性”的职能。
旅游人类学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并建构了自身理论。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它对旅游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剖析。旅游人类学避开了对旅游现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间位移、交易行为及其影响等，而借助“社会表象理论”，利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参照物去解释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具体化和形象化，出现了所谓“神圣旅程”、“人生礼仪”等认知视野。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人类学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对以往旅游现象研究的启示在于：
1、旅游现象的认识是有关生活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其解释包括研究者的价值观、信仰、态度等要素；
2、认识到旅游现象的内容和过程的重要性；
3、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能帮助定义旅游事实；
4、旅游行为包括群体与个体间文化的沟通和互动；
5、通过运用暗喻、类比以及与原型的比较，将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体系之中；
6、旅游现象的文化解释能对其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加以指导；
7、社会现象的解释将社会事实与其发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思维逻辑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会事实――内容分解――要素关联――文化内涵――影响后果。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理解旅游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旅游行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人们探讨旅游行为方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有利于人们对旅游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科学预设和响应；也有利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判断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旅游发展会对旅游地社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假设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实际调研中社区人们也会受这种判断影响，而将社区一些问题归咎于旅游发展，但事实上，需要考虑各关联要素的文化内涵，使旅游发展与旅游影响实现“对接”，将“干扰因素”与“旅游发展”相剥离，才能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结论。
其二，运用人类学中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与理论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将旅游理解为个体与自然和异文化社会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时，旅游体验就带有鲜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号意义，而旅游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异文化”间符号传递，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旅游主、客体行为在各种具体的旅游环境与过程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种符号的文化解读，既诠释了旅游系统的文化内涵，也建构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
西方学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76)、库勒(《旅游符号学》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类学》1983)等都是旅游符号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国内学者杨振之(2006)、谢彦君(2005)、彭兆荣(2004、2005)等也曾对旅游符号理论做出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解码、旅游者行为的符号建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与旅游影响等的符号认知等等。
运用符号理论解读旅游者、旅游供给者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对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想象的满足，还是异文化的驯化，都表明了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度认识，更贴近旅游的文化本质。因为其思维逻辑是：发现符号――解读符号――揭示其文化内涵――寻求对策。
当旅游人类学以旅游地为基点进行主、客体行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统的文化关系时，其立场总是在“现状批评”的模式中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思维状态，在人类学语境中一次次挥起对旅游实践和“传统”旅游理论挑战的长矛，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对抗模式。马狲炜先生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旅游研究批评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的终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状态，消除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已成定论的某种观点，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之中。旅游人类学在我国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评的机会，是现代旅游研究进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清场作用”。
旅游人类学与我国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异与裂隙，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批评能力，但其自身发展仍需要一种学科的整合，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识，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效结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终极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类学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镜子”，使其他所有学科的旅游研究能够检审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渐科学化。
(三)文化研究――向着存在论与人类学的辩证综合
在当今旅游理论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场域中，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界，打开了旅游研究与旅游叙述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也找到了人类学话语方式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学科旅游研究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旅游人类学一出现就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兴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所谓基础性的学科划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造成了对于真正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内在动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当下时髦的不着边际的泛化，使“文化”过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由于旅游人类学“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在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难题。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体论的预设来展开。在今天，商业性大众文化正在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中符号与文化、价值与反价值、现实与虚构被大量复制，旅游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复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们达到一种抹平差别的神秘化效果。因此，从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复制”与“消除差别”成为“消费者”的文化主题。
然而，传统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学的思路与规制，总是从旅游客体对象的角度对单个的“景观”进行审视，倾向于不置可否的说明与描述，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审美的例证，形成对旅游文化的单向度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困扰旅游文化研究思维的枷锁，我们总是抽象地、先验地设定一个“旅游文化”研究客体，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对象始终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也因此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无力澄明研究客体。鉴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从“美学”的思维模式中退出来，寻找旅游中的文化经验事实，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出发，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其文化意义与文化关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将从根本上超出美学视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类学理论而展开。人类学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使旅游文化研究从根本上依托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学的老路，而具备了深沉的经验主义品质与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涉及民族、阶层、性别、地域等等领域。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这些领域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从人类的视野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畴，并且人类学的话语构成与表现方式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样板，而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经验逻辑”，也会使旅游的文化认知更加全面。
三、结语
旅游社会学论文第4篇
[关键词]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依据；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良心价值
[中***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的《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运动是人类***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人的各种权利尚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时，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仍然面临着许多实践障碍；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寥寥无几；许多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景区却仍然以扩大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也缺乏相应的环境监控设施和技术力量；生态旅游规划和社区参与计划往往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的层面而不能付诸实施等等。在我国，虽然针对各种类型旅游资源的生态旅游管理理论和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不断地被推出，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营销管理以及游客管理中，但其中真正达到生态旅游要求的却是寥寥无几，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巨大的落差。
旅游社会学论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学；社会学；方***
[中***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简介]陈才(1967-)，男，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2005级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基础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问题的提出
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个能被广泛认同的理论传统和学科体系；二是研究方***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套精密的研究方法及方***体系来指导研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旅游学的发展，旅游学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一门***的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尽管如此，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学在学科体系、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积累的成果远没有达到其他学科那样丰富，但已经为构建其学科体系和方***体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有鉴于此，本文试***对构建旅游学研究方***体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有关人士的重视，进一步推动旅游学基础性研究的发展。
2 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视角的界定
方***(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是一对极易混淆的概念。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上的解释，方***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份的后者。鉴于旅游学属于社会科学，因此本文所指的方***主要指前者，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在科学研究中，方***作为对“实质的”科学理论所作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讨，必须以“实质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方***在研究程序的逻辑上是滞后于“实质的”理论研究的，而方***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显然，对于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的旅游研究而言，目前的状况是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应用性理论研究相对较为丰厚，但尚缺乏足够的实质性理论。因此，在构建旅游学研究方***的过程中，难以遵循传统的模式，需要另辟蹊径。当把旅游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研究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作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旅游学的理论研究与具有较强综合性之一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渊源极深，二者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和较大程度的契合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旅游学方***体系与社会学方***体系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换言之，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旅游学研究方***体系就成了一种可能，但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必须解决有关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 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若干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流派关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了清晰地透视各种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首先需要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梳理，对它的结构、观点和理论构成等问题给予必要的阐述，对其在历史脉络中的承袭嬗变、更替扬弃过程进行必要的说明。在此方面，社会学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其中著名社会学者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进行了详尽分析，从7个宽泛的视角审视了社会学理论的演变，概括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复杂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依据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分类描述，结合旅游研究现状，来阐述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1 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社会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会以哪些方式组合在一起，又是如何满足较大系统的主要需求的。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为久远也是最为深厚的理论传统之一，始于孔德、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和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的明确阐发，由现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等人集其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宏观的“巨型理论体系”，被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结构功能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社会学派的新成果，经过亚历山大等人的“重建”，发展成为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理论对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意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在功能主义的视野中，旅游活动实际上是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旅游研究一方面要探讨旅游系统自身的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探讨旅游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旅游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作用问题，研究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问题，所以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定义为“旅游系统”。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差异，研究者们构造出的旅游系统模型也有所不同，但其内含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功能主义的。目前学者们构建的旅游系统模型主要有旅游功能系统模型、旅游混沌模型、旅游地理系统模型3种。
目前功能主义在研究旅游系统构成、旅游产业规划、旅游发展范式、旅游效应控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从宏观上开展对旅游系统形成、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功能主义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旅游规划研究方面，功能主义十分盛行，通常把旅游区划分成各种功能区域，如“行***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3．2 进化理论
进化理论脱胎于功能主义，是将生物学思想应用于社会研究的产物。进化理论将社会看成有机体，经历着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竞争和选择过程是整个社会、城市区域的空间设置和复杂组织的人口分配等社会差异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进化理论诞生于19世纪，斯宾塞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把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引入到对社会动力学的生态社会学家。目前，进化理论已成为21世纪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方向之一。
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许多 旅游研究都以进化理论为基础，强调旅游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本身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并以此来审视旅游的发展，制定发展对策。目前这些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旅游发展史、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产业演进升级、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与协作、旅游生态与环境演变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论是以进化理论为基础的，它为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旅游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旅游生态环境的调控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肖洪根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演进观，认为从“观光起源”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感官在观光和旅游现象中的作用等角度可以探讨旅游现象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从作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概念演变的角度可以对旅游行为和旅游现象进行分析；从产业化过程、演进规模以及机构化程度高低等方面人手，可以描述旅游发展的地方化、区域化、全国化以及国际化等的规模与层次问题；从比较旅游经历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其他消费经历的角度，可以阐释二者的相似性问题。这些结论实际上暗含着进化理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3．3 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作为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取向之一，冲突理论是与功能主义及隐含其中的生态进化理论一同形成与发展的。早期的功能主义理论家也曾使用冲突这一概念，但后来由于对冲突与变迁不够重视，没有充分地使冲突概念化，因而遭到其他学派的猛烈批评。到了20世纪后期，冲突理论获得了新生，甚至一度取代了功能主义，并成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
冲突理论在旅游研究中主要适用于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旅游伦理道德问题、权力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方面问题的解释，冲突提供了理想的视角。从浅层次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由于旅游业高度机构化、商业化，主客关系已经完全演变成一种经济交换和利益驱动关系，由此导致主客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诸如商业化了的好客现象以及目的地居民对游客态度的变化等；此外，旅游活动中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旅游所诱发的、、犯罪等现象，都是导致旅游地社会发生冲突的诱因；从深层次来看，在审视国家间和区域间的旅游发展状况时，会涉及到诸如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人，但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以冲突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进行相关研究。
3．4 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将经济学的逻辑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核心观点是将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人是理性的，总是在追求价值最大化，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寻求自己得到好处，从根本上依据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精确计算来解释人的行为。交换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受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社会学者们开始关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力***详尽阐述或者阐释替代性理论，从而促进了交换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其中，马歇尔从需求、个人欲望及目标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来说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阐述了对个人满足的追求导致集体性的社会安排。受上述观念影响，20世纪中叶，社会学中出现了一种明确的交换论方法，并成为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学经典理论之一。目前在交换理论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两个分支是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交换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比较适用的领域主要集中旅游开发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行为分析方面和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两方面。在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方面，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尽管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费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倾向，但也是在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因此，交换理论为解释旅游者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都属于相关利益者，他们彼此相互博弈。因此，在分析旅游地***府行为、旅游开发商和经营商行为、旅游地居民行为方面，交换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是商品化了的文化，在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消费等过程中，交换理论无疑是基础理论之一。
3．5 互动理论
互动理论是一种主张从个体的日常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的行为及其互动所构成并保持的。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两位德国理论家齐美尔和韦伯，他们认为人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其行为以意义的。齐美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德发展起来“符号互动论”。韦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欧洲社会学，特别是舒茨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吸收韦伯的观点，创立了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会心智***像来解释社会世界。在符号互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布鲁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符号互动论。在此基础上，符号互动论进一步分化出自我和认同理论、角色理论、拟剧理论等典型的分支流派。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一种极端的现象学形式――常人方法学。它认为要想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世界。
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互动理论构成了日常生活理论的核心。日常生活理论关注日常生活以及看似世俗的活动，如个人的想法与动机、两人或多人的互动以及从互动中衍生出来的小团体。显然，旅游起源于日常生活，不管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逃避，还是对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索，对旅游这种行为动因与特点的解释更主要依赖于互动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行为的特殊性也赋予了这些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为解释旅游行为提供了理想的视角，并展示出旅游研究无穷的魅力。目前在旅游体验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开始借助于现象学、符号学和常人方***等为指导。其中，现象学作为研究人的意识或体验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于旅游体验研究具有方***意义。谢彦君借用现象学的视角对旅游体验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符号学理论在解释旅游行为、旅游规划、旅游营销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对旅游者角色研究中主要依赖于角色理论和认同理论；如果把旅游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拟剧理论将成为一个核心指导。以拟剧理论为基础，借用其“前台”与“后台”等范畴，既可以描述旅游行为，也能够来解释旅游吸引物系统的“舞 台性”与“真实性”。
3．6 结构理论
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和思想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努力探究制约和决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的基本社会结构，进而解释社会。结构主义源远流长，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大师，如马克思、***尔干、齐美尔等，对结构主义的兴起都有所贡献。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理论家不能在最基本的概念――社会结构――取得一致，加上每个理论家对早期理论传统的吸收与挑战有所不同，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构”理论，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包括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莱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吉登斯的结构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等。
目前在旅游研究中，结构主义主要是与上述的功能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旅游系统方面的问题。申葆嘉认为，旅游现象具有双重结构：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这是对旅游现象的一种基本认识。如果深入分析，在旅游内涵方面，是否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结构?此外，在对旅游动机与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中，结构主义也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鉴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所具有的方***意义，可以预见的是，在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范式，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3．7 批判理论
早期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受到过“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科学可以促进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对“现代性”产生了质疑，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展开各种形式的批判。大多数具有批判传统的理论家用否定的观点来看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甚至假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几乎所有的批判理论家都藐视基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他们不再迷信科学能构建更好的社会，认为科学是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引发问题的原因，而不是问题答案的一部分。
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旅游研究的影响。目前后现代主义主要适用于旅游体验研究、旅游本真性研究、旅游全球化问题、旅游引发的文化趋同和多样性等方面。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和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充满了对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发展的种种质疑，学者们开始对麦当劳式的标准化旅游方式进行批判，对旅游的本真性表示怀疑，对旅游的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甚至提出借助于网络等方式在家中获得旅游体验……显然，后现代主义对旅游的影响还难以估计。
4 从社会学视角看旅游学方***体系的构建
尽管上述对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适用范围问题的分析还有待于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理论几乎涵盖了旅游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社会学方***的研究来构建旅游学方***。
4．1 后实证主义方***
在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所包含的方***取向是实证主义方***。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是由孔德开创，并经过迪尔凯姆得以发展完善。他们把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把社会现象中的主观因素当作具有物质一样的客观因素来看待，大力提倡整体的、实证的方法。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论”和“范式理论”的出现，传统的实证主义发生变革，逐渐进入了后实证主义阶段。后实证主义承认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承认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相对性，但又坚持实证哲学的认识论和方***。后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将人类知识区分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经验科学、常识(事实描述)3种类型，坚持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目前，后实证主义方***在旅游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方***取向中，所有的旅游研究要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原则，所有结论的根据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经验事实。显然，这种取向在旅游研究中历史源远流长。从国外旅游研究进展来看，经济学最早介入旅游研究，并把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加以研究的，而经济学中主导的方***就是实证主义。二战之后，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开始介入旅游研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对旅游效应的出现，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逐渐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显然，在这些学科中，除社会学、人类学外，大都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方***，这必然导致旅游研究中呈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在这种方***基础上，旅游学被视为是一门经验科学，目前在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后实证主义为方***基础的。
4．2 新人文主义方***
尽管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取向，但是在以“理解”为特征的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人文主义是以韦伯、舒茨等人为代表的。他们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的客观性，而在于它的主观性。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对19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产生怀疑，对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社会学家试***从现象学、语言学、语义哲学等学科中寻求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到了80年代后期，受当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话语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被称之为新人文主义的学派。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但尚未统一的一个学派，其共同点是反对实证主义的“本质”观和“深层结构”观。迄今为止，历史方法、哲学方法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在洞察事物本质、理解人及其行为意义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从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来看，互动理论的方***基础是以人文主义为取向的，在旅游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旅游是一种具有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的活动，旅游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意义和符号的世界，要研究旅游世界中人的行为，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体验和移情等方式，来到达旅游者内心深处，才能深入地理解旅游行为。这种理解的方法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它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主张外部观察来研究旅游行为，而是通过内部体验、移情来研究旅游行为。目前，这种人文主义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尝试用来解释旅游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4．3 后现代主义方***
从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中能够透视出旅游研究中存在着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反对研究主体和客体之分，反对现代科学的时空观，反对现存的以整体观对时空、对历史的认识，反对现代科学的真理观，反对表象和本质二元论，强调差异性、独特性，反对实体论，认为社会现实是虚构的，是因人而异的，与个人精神活动相联系。
显然，在旅游研究中需要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给旅游研究带来活力和创造力。在旅游研究中强调个体的认识论，强调主观性，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主张相对主义和本土论，强调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这将有助于旅游研究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在旅游研究者的潜意识中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放弃了旅游经济论、旅游文化论的争执，对旅游本质存而不论，强调旅游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等。
旅游社会学论文第6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
[作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厦门，361005
[中***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0-009
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目标
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学者做旅游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似乎还尚未有学者坦然地将旅游研究视为正经八百的学问。原因不言而喻，旅游固然与审美、求知、猎奇、遁世、逃逸等高尚超脱之行为紧密联系，但其还以刻意迎合低级趣味(譬如、***等)的恶劣形象，而被多数学者斥之为肤浅、庸俗与虚假，学者们亦因此不愿正视之。如今，学术冷落旅游现象的时代已然过去，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完全是从其他研究中开出的偶然之花，但不管怎样，这朵花确实符合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从研究内容上看，40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这方面研究者甚众，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此类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细分量化研究阶段；跨学科、多方法结合阶段。二、旅游体验，虽然研究者不多，但此研究旨趣风格明确，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但研究成果解释范围不大。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此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旅游人类学学者的不断调查与论证中得到运用与完善，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性学科。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詹法・詹夫瑞(Jafar Jafari)所言，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应为：研究离开惯常环境的旅游者；研究旅游企业；研究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影响效应。而纳尔什・格雷本则对旅游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提出更多的展望：1、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之旅游者的比较研究；2、研究制度发展(如博物馆与节事活动)与旅游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包括“真实性”问题；3、对旅游开发与旅游游记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将揭示出个人社会心理生命周期中的世界观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4、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研究决定此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构，亦是未来旅游人类学应该深入拓展的领域。
尽管学者们雄心勃勃，力***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但他们亦不得不承认，就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现状而言，很强的理论意识与缜密的方***相结合的“高兴状态(happystate)”尚未到来。当然，部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与阐述，正是本文的主旨。
二、旅游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视角
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学学者而言，理论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与文化比较，通过田野工作这一具体实践，人类学学者了解某一文化，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的理论。而从事旅游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并不关注学科界限，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而不问其学科渊源，只要这些东西适用其研究。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把握上，因此，要求旅游人类学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与特别的方***，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而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从而使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能够融合起来。总体来看，旅游人类学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前者主要与科学性问题有关，比如某一特定旅游形式的形成原因；后者回答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比如旅游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下将介绍三个人类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之理论在旅游基础与应用研究中的运用。
(一)从涵化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 涵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厘清文化变迁与涵化的关系，可使研究者不仅仅桎梏于涵化理论，对于文化传播与接触的模式，亦可关注与研究。
涵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关于涵化的研究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类学学者专门从事涵化研究。最早的三种研究成果都于1932年出版：一是比尔斯(L.Beals)的《马约文化中的土著遗存》，着重讨论文化接触问题；二是特恩窝尔德(R.Thumwald)的《涵化的心理学》，首次提出涵化的心理学问题并对其概念与过程作了系统分析；三是米德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中的文化》，描述一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安特勒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于1938年出版的《涵化一文化接触的研究》是最早的涵化研究，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讨论了涵化研究的方***等。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对涵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最终形成完备的涵化理论。因此，人类学关于涵化的界定、原因、模式、过程与结果的阐述，都可运用到旅游研究之中。
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等到应用。旅游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属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许多关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莫不是以人类学完善的涵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的。
2 发展
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通常是指GDP的增加或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会对社会有损害”。“发展”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范围则很广，指一切指向理想中目标的社会文化变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与狭义的发展研究两方面：前者指研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述全球背景下各地区、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者以第三世界国家***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索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方针及至具体的***策、做法与经验等。有关发展的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Modemizational Theory)”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其吸收了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观点，强调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观是不同的。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渗透与全盘传人，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由于无视国际经济格局以及不能解释某些具体事实，这种片面的发展理论招致一片骂声，也导致“依附理论”的产生。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弗兰克等人创立。他们认为，在现行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贸易与投资只能使弱国陷入贫困与依附他国的困境，因为经济剩余都回流到强国去了。弗兰克提出“依附链条”理论，链条的一端是高度发达地区，依次是渐贫渐弱的地区，直至另一端的最贫困城镇与乡村，而弱国的经济剩余就沿着这链条，流回到强国。这一流派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经济偏斜等后果。依附理论同样遭到实证研究的反驳，研究者亦开始不妄谈“依附”，而改谈“低度发展(Undeveloped Theory)”，因为在外来资本的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必须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无论研究体系中的哪个方面，如民族、国家、地区、族群等，都必须置于整个体系中来考察；而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就在欧洲出现，并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亦并非完美无缺，它忽略单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过分夸大世界体系的力量，抹煞了边陲社会***发展的历史与可能。
应该说，“发展研究”的三个理论虽然并未有足够的解释力，但人类学学者却将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现象或发展手段，在此视角下研究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这三个理论的内容，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中都有涉及，比如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标准“国际(旅游)空间”在偏远山区的出现；旅游收入的渗漏(leakage)到外来利益集团、因***旅游而引发的弱国对强国的经济与心理依附、由当地人与开发商、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地位悬殊而造成的文化间统治一从属关系，即纳什所谓的“旅游帝国主义(touristic imperialism)”等等。当然，亦不乏因发展旅游而使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案例，旅游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看法，也从全面否定走向客观看待。正是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与文化复兴等方面，涵化与发展的概念得以衔接。
另一方面，在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上，人类学学者也许并非完全会无能为力。在社区的发
展研究与实践上，早期人类人类学学者曾尝试过，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证经验。
维柯斯计划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区发展研究，这项计划1951年到1964年，为期14年。他们积极介入与参与到当地的***治、经济与教育中去，并通过研究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去改变维柯斯人的价值观，使得一个社区最终确实有所发展。在研究中，人类学学者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与变迁促进者，并因此形成一块后来称之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称为“福克斯计划”的案例中，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将当地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尽可能提供多种方案，供福克斯人自由选择，而不是像维柯斯计划的人类学学者那样直接介入与参与。这项计划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福克斯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行动人类学”的诞生。行动人类学学者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不施加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社区自身来完成。关于这两个案例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石奕龙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一书。
由上述两个案例，不难总结出，人类学学者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参与控制；二是提供发展方案，促进社区自决。对于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社区而言，人类学学者的参与控制是理想模式，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旅游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来力量的干涉控制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续效应，况且目前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提供发展方案对于间接控制消极旅游影响来说，则现实而可行，比如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学学者充当顾问、咨询员等手段。当然，还远远不够，而欲使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得以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社区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
(二)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个人经历转换”这一视角，关键词是“转换”，转换意味着与原来、过去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一样。当人们刻意追求与原来或过去不一样时，他们往往借助某类仪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范金纳普就世界各民族的仪式中归纳出一类特殊仪式，这类仪式帮助人们完成人生旅途上各个重要关口的“转换”，无论是出生、成年、成婚、生儿育女、死亡，还是晋升、离职、离婚、孀居等，范．吉内普将此类型仪式命名为“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通过礼仪”的思想，对往后的人类学、宗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仪式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象征人类学大师v.特纳指出，通过礼仪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是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因为它充满“两义性(be―twixt and between)。正如罗杰・D・亚伯拉华所言，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与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相似性提出了深邃的认识，而特纳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些认识，来分析仪式是怎样成为生命进程之标志，又是如何在人们之间生效的。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仪式过程，重点放在阈限与仪式参与者的“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上。
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以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却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
将旅游视为仪式的视角，并不能解释旅游体验的多样性。是否人人都有转换身份的需要，或者说，是否所有去旅游的人都是为转换身份，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能，是否会成为现代人的宗教替代品，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将旅游视为一种过渡仪式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旅游体验的全面研究。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层语法结构”固然是掌握体验本质的一种方法，而对林林总总的体验类型的忽略，则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一理念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亦不乏学者运用。旅游体验，既需心理学的剖析，也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0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来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与找寻规律亦非常重要，毕竟，观察一切旅游者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梭罗所言，为数清桑给巴尔的猫而走遍世界是不值得的。
(三)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论者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与戈德利尔(Godelier)则用一种更宽泛的唯物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像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等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由此可推断，旅游亦是由这些基础结构决定而出现的。把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由新进化论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休闲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对应物”。由此，休闲研究者提出两种观点，即“满溢效应”与“弥补效应”，前者认为现代生活的表面现象满溢到了旅游活动中，后者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旅游的产生，并且都将旅游产生的原因归诸于旅游者生成社会，因此，“上层建筑”之视角针对的是旅游客源地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现象之本质。麦坎内尔对旅游客源地的分析可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
不过，文化唯物论者过于强调基础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对基础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虽然旅游可能对社会的其他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在研究中，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个因变量。况且，研究者认为，旅游者不仅受自身社会“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旅游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即使可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也是不同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特殊“上层建筑”，因
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人行为的社会外逸出，其反作用更多地施加于自身社会之外。譬如人们司空见惯的旅游模式：欧美的单***匹马、日本人著名的团队旅游、后现代青年的另类旅游等，都是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另一种文化类型中的展演。不过，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旅游模式，其他方面，如旅游需要、旅游行为、旅游体验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它决定着。然而正如前述，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人类学学者的旅游研究，并不十分关注学科界限，这一点可从卷帙浩繁的旅游民族志或专论中看出。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都倾向于在对方的领域里挖掘自己的所需，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心理学理论随处可见，以下将对其中几个常见理论作简要介绍。
(一)旅游的界定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与“休闲、工作”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概念又试***将一切休闲活动视为旅游，显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可定义为旅游。
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 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拔拔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换”概念有许多学科来源，比如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与莫斯(Marcel Mauss)的交换概念都不大适用于旅游中主、客间的互动研究，倒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交换理论可以借用。
埃克(Ekeh)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理论。比如在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touristic transactions)中，文化的示范与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效应会扩散到下一拔旅游者或旅游社区的其他成员身上。其他譬如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盖奥里格。齐美尔(GeorgSimel)的“冲突社会学”、霍曼斯(George Casper．Homans)的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六命题”，都可为旅游者、旅游中介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互动(give and take)提供理论资源。以上理论涉及颇广，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盖奥里格・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早为社会学者所熟悉，“陌生人”与人类学的“他者”正好对应起来，前者是旅游者，后者是东道主。齐美尔认为，“陌生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旅游者，似乎非常贴近于齐美尔的理想型“陌生人”，“现实中近在眼前，文化上远在天边”。结果，主、客间的互动成为熟悉与疏远的奇怪混合物，于是对待彼此既像同类，又如远客。当然，由于旅游频率与旅游人数的不同，这种互动的性质亦会相应不同。“陌生人”的出现，勾勒出一条明显的族群界线，强化着当地人的族群认同，这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前台”与“后台”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主要探讨一个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戈夫曼对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证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戈夫曼将戏剧表演的“舞台设置(setting)”定义为“前台(front)”，进而将之隐喻为“个人前台”，后者的组成部分有：官职、地位标记、服饰、性别、年龄、身材与外貌、仪表、言谈、表情、姿态等等，这是个人呈现给其周围环境的“前台”，是潜意识下的刻意“表演”，亦是他期望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如戏剧一样，“前台”具有理想化、神秘化、甚至误传的特性。“后台”是表演者能够确认没有观众能够闯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不需要表演，相对于“前台”的表演，“后台”即为真实的呈现。对于个人而言，其在行为上无意中流露的真实，就是“后台”。当然，整个戏剧的呈现需要场景、剧班人员、表演、沟通等环节，这些在个人生活中亦可找到对应的隐喻。
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专辟一章，论述“舞台真实(stage authenticity)”，他认为寻找“真实性”的旅游者，往往看到的是“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这是东道主刻意提供给旅游者的，或者说是他们期望旅游者看到这精心布置的“前台”后，能产生他们期待的印象，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出于保护传统文化或是真实的文化已不堪搬上舞台。总之，“舞台真实”因为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而所谓的“后台真实”又是东道主处心积虑的安排与设计，它让旅游者以为进入了“后台”，实质上却是装扮成“后台”的“前台”，但此举满足了旅游者对“后台”天生的好奇感。当然，“前台”与“后台”的设置，需要有表演者、场景、不可或缺的细节，以让旅游者觉得真实。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旅游者、东道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观看者、表演者与旁观者，他们共同搭建了这两个舞台，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两个舞台，考察三者间的互动，进而揭示旅游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上介绍只属挂一漏万，旅游人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用，远不止这些。其他譬如“示范效应”、乘数效应、“畅爽”理论、“真实性”理论、“商品化”等，都在旅游研究中频频出现，这些都亟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以免误用。
四、未来的研究
(一)困境
正如《旅游者研究》(Tourist Study)编者所言，当前的旅游研究已陷入到困境中。
首先，旅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而旅游研究团体却仍属新手，他们对旅游者的研
究，还只限于追踪与记录大量相关案例与旅游者类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旅游者研究仍被***府、企业所支配，这成为旅游市场调查的重要部分；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所限，他们缺乏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并将之理论化的能力。许多旅游研究者往往只依赖一小部分核心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则以其标准化的解释、公认的理论以及原创性观点，而令人茫然失措。正如莫里斯(Morris)所说，学术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研究数量上的扩展，而且还暗示着对一种特定方法的重复、巩固与模式化运用的倾向。
其次，对旅游的理解，已囿于将之视为一件事、一件产品、一种行为，而且尤其是一件经济事项。对此，罗杰克(Rojek)与厄里(Urry)曾指出：旅游性质的确定，问题重重。那些刻意集萃社会、文化重大事件以吸引游客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旅游者爱好、旅游模式与族群认同等问题则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体系所衍生的非核心内容。
再次，旅游研究通常只限于将旅游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地方性事件，旅游目的地，则是有边界的空间区域，被动地接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由此，旅游就成了与旅行、到达、活动、购物、离开等相关的一系列无数孤立的事件，而旅游者则成为冷酷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旅游者研究亦成为对旅游者类型的执迷追逐，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市场调查之间的“不幸联姻(unhappy marriage)”。
最后，旅游研究的理论匮乏。不仅如此，大量旅游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尚未得到严格检验，而不断累积的田野研究亦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亦因此对理论构建毫无贡献。
以上评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与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出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缺陷，某些状况尚未出现在国内，但上述警示或许可使部分研究者少走弯路。
(二)展望
首先，要对旅游有新的认识。旅游不再单纯是某种消费产品或消费模式，而旅游现象也突破了早期那种被视为“现代国家生活的镜像反观或短暂仪式”之时代，而呈现出“跨国界现代生活’’的形象，因此，旅游的移动性与感受性就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旅游不再局限于一项孤立的活动，或是清晰完整地囊括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内，它成为一种多维的、全球性的社会生活，不会再仅仅是被看作是离家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了。它是包括移动性、变动性、寻找真实性、逃避、经济调整、全球化、场所消费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复杂现象。旅游研究需要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新意义。那么，旅游究竟会演变成什么呢，L6fgren在1999年的论断对这种预测可能会有帮助。
将度假活动视为一个文化实验室，人们在此能体验到不同层面的认同感，社会关系，与自然的互动，其间，他们会利用白日梦(daydreaming)与心灵旅行(mind-travelling)等文化技巧。总之，旅游将成为一个舞台，而幻想(fantasy)则是这个舞台上的重要社会实践。
其次，要反映出旅游现象的新意义，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表演研究、休闲学、人文地理、文化研究、消费学与都市研究等，这些学科的理论亦可在旅游研究中得到重新论证与检验。当然，多学科方法与跨国界研究人员的结合，将会使旅游研究更加广阔与深邃，因此激励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势在必行。
再次，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分析社会结构、中介与文化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关系，及其对旅游社会实践、旅游***策的影响；旅游形象的功能、象征、文化展演过程与指号过程等。
旅游社会学论文第7篇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变化；影响
一、相关基本概念
旅游影响作为旅游研究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旅游物质环境和旅游社会文化三大类别。其中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针对旅游者（客）、目的地居民（主）和主-客相互关系的影响三方面。本文重点注重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的探究。文中所指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价值观、文化、民俗民风、种族信仰以及大众道德观念和生活质量水平所造成的影响。
（一）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是指以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吸引力，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目的地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旅游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地区。
（二）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系统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元，它所包含的范畴极其广泛和复杂：即在旅游的空间和时间系统范畴内所形成和存在的关于社会文化的实物形态和意识精神氛围的总和，他是旅游目的地的精华和魅力所在，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重庆市的洪崖洞，以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通过再现老重庆的真实写照，成为了重庆市亮丽的名片。一方面，展现了重庆市的山城文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内涵。
（三）旅游的社会文化变化
本文重点谈论的旅游社会文化变化是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一大现象，针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变化的主要论述对象是旅游目的地居民以及主-客双方的关系变化。
（四）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领域的进步已不再是单一的链条形式，同样旅游发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旅游作为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旅游的本质来讲，旅游活动应当是文化性极强的活动，无论是旅游社自身观念与意识的改变还是目的地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的冲击，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旅游活动的过程就是实现目的地与旅游者之间产品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对于目的地而言，则导致价值观和意识体系以及生活质量的变化，对本真的文化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变化的相关理论机制分析
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变化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有机制的各种理论，其中发展阶段理论和涵化理论是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在本文的研究中另外还增加有社会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现象有较强的说服力。
（一）发展阶段理论
旅游发展阶段理论顾名思义就是指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业的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阶段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变化中包含目的地旅游者数量和相关旅游产业的变化，也有当地经济的变化。
最著名的就是巴特勒的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将旅游目的地的演变过程依次整理为：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
然而与巴特勒不同的是，多克西和密丽根则是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多克西利用自己在巴巴多斯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区的案例调查，认为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变化可以根据当地居民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不同的阶段，提出“愤怒指数”理论，从他的理论中可以得到，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广泛遵循着某种成递进的趋势。
（二）涵化理论
当一个社会和另一个在经济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其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经常要被迫接受另一个强势社会的许多的社会文化要素，以上所谈到的由于两种强弱关系而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假借过程，被称之为涵化。
旅游活动从本质上看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的沟通，作为外来旅游者到异地旅游只作短暂的停留，从表面看两者只做表面肤浅的沟通，并不存在涵化。然而单一旅游者停留虽然短暂，众多旅游者则会形成一个整体，影响的效应不可小觑。当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发生接触时，双方就可以通过“借鉴过程”来缩减差异，这样的“借鉴”过程并不对等，但是接触的过程中会受到双方关系的性质，双方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双方数量差异等一些因素的影响。
针对以上所讲的“借鉴过程”，比较常见的就是位于经济比较贫困的地区，往往这样的地区拥有发展旅游的潜质。因此，***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改变地区贫困的面貌，就会通过改造目的地来适应外来旅游者的需要，不可避免的要用外来价值观和态度，这种看似自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和无奈。所以，当目的地社会受到冲击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就会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
（三）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古典***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的社会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
从这个理论，可以汇集一点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对于目的地而言，发展旅游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社会、心理需求在他们看来则是次要的；而对于外来旅游者而言到目的地是为了获取精神的享受，美的新体验，至于其他的文化交流都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无论是目的地居民还是外来旅游者一旦交换完成以后，他们则会对所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发现收益大于付出则会继续保持交换，但如果交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将会减少或是退出交换。
三、导致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旅游相对数量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多克西的研究中，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和游客数量的增加，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间的关系要经历融洽、冷淡、恼怒、对抗的过程直至最后阶段。众所周知，目的地发展旅游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并且可以增加当地经济收益。然而，更多的是旅游活动给目的地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之前所见到的环境影响是一方面，然而对于经过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的损害无疑是一种伤害。
例如：游客相对数量的增加，旅游行为会侧面的影响到当地居民，来访的游客到目的地的大肆消费、以娱乐和游玩为目的的行为会让当地居民渐渐地产生享乐的思想，而影响当地长期传承的辛苦劳作的优良品德。人数的增多同样会影响当地治安的问题，更甚者则会提高目的地的犯罪率。
根据多克斯的发展理论可以得出，目的地的居民的心理环境容量会随着旅游地的相对人数增加与目的地人口最大容量的比列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当游客到访人数超过目的地的环境人口容量时，目的地居民就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动态，从而导致整个目的地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
（二）游客停留时间会导致当地社会文化的变化
游客到访目的地的游览时间是导致当地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的地为满足游客游览过程的需要，当地服务人员将会受到比较固定化模式的培训，因为整体中体现出了一身的“僵硬化”、“模块化”的气息，久而久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识将会慢慢变得商业化。另外一方面，从社会文化以及接受的形式来分析，有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所谓横向是目的地和旅游者在经济水平和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基本同等的条件下，那么接受形式就基本属于横向流动的，但如果两者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状态处于高低不等的情况，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就形成“强加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如果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带去比较先进的，新颖的社会文化，对于目的地来讲就是前进的契机；同时相应的一些游客的陋习和腐朽的思想、行为长时间的存在于目的地地区，无疑是一次社会文化的破坏。
（三）不同旅游类型构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游客的游览的目的分，科恩将游客分为五种类型：娱乐型、消遣型、体验型、试验型、存在型。娱乐型游客在旅游中寻求愉悦为主，不关心真实与否；体验型游客主要体验异地的不同生活和价值观念，主要寻求当地具有真实性的元素；消遣型与试验型，前者并不讲求真实性，属于娱乐和体验之间，而后者关心经历的真实性；最后的存在型一般属于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身份的彰显，讲求社会存在感。娱乐型的全身投入到游玩中，去享受游乐给自己带来的美的感受。这一类人会感染身边的人，带动身边的人，因此目的地居民受到观念的感染是存在的；消遣型与试验型一般会长时间的停留，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习性就会毫不隐藏的暴露出来，长期以来会给当地的居民正常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影响他们本身正常的作息时间，游客的接受程度也随之降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游客，来到目的地都会与当地居民进行行为和思想上交流、互动，对于目的地居民而言，价值观和行为指向会受到游客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的影响。
四、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的控制原则和方法
旅游的开发和利用从最根本分析，目的是将一个地方独有的特色展现给社会，因此目的地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更多的应该保持原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精华，尽量减少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导致自身的变化。为此，对于旅游给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变化的客观存在，在后期的发展中应当遵循一定的控制原则，采用相应的措施，保护目的地社会文化。如何解决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指导原则和控制方法，两者都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计划、有目的，从整体着眼，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有效措施。
（一）控制指导原则―坚持发展可持续旅游
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求在不损害其后展的需要的同时，满足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旅游要求充分利用旅游资源，提高利用率，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体到控制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化，有如下的分类原则：
（1）全面原则：发展旅游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有机统一，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尊重居民的信仰。
（2）参与性原则：发展旅游关键在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协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特别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性。
（3）保护性原则：旅游本身就是向外界宣传本地美的活动，同时为了发展的长远，必须切实地保护当地的社会文化资源，保证旅游质量的高水准。
（4）收益性原则：旅游的发展规划必须具有收益性，收益性是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文化的质量。
（5）长远性原则：这是有效开展旅游的重要原则，从长远的目标出发能够延长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保证旅游的不断更新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旅游在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原则，是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控制方面的指导思想。无论是维持或完善当前的旅游，还是进一步提升旅游的社会文化的质量都是长期不变的法宝。原则只能作为执行一项事项应当遵循的准则，更具体的解决目前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措施。
（二）控制方法―严格按照旅游社会文化规划开展旅游活动
旅游规划是在旅游开发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旅游开发的范围、步骤和措施等方面的计划。规划的制定有实地的调研，会吸收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开发后社会文化的状况。旅游活动开展需要具有吸引力、凸显目的地个性、特征、文化，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信仰。例如广西桂林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山水圣地桂林山水美丽的阳朔风光实景作为舞台和观众席，以经典传说《刘三姐》为素材，集漓江山水风情、广西少数民族文化。集唯一性、艺术性、震撼性、民族性、视觉性于一身，是桂林山水的美再一次与艺术相结合的升华表现。一方面从视觉上把桂林山水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还深层次地挖掘出了壮族的民族文化。旅游地社会文化是当地发展的灵魂，致富的法宝，为文化能够保持本真，同时声名远扬，理应当尊重文化，顺应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文化的保护。
五、总论
旅游是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旅游已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奢侈消费，因此旅游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旅游发展在给社会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良的效应，两者同时存在于旅游中，并相互影响。为了促使旅游的发展更加健康、稳定和完善，还需要***府、各地旅游者、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企业的共同协作，共同监督管理；在旅游发展研究方面更应该通过深入、细致地调研和先进、创新的研究方法，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旅游地的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和理论体系。（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振礼，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旅游学刊，1992，（3）.
[2]刘赵平，再论旅游对接待地文化影响[J]，旅游学刊，1998，（4）：30-33.
[3]刘赵平，社会交换理论在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J]，旅游学科，1998，（4）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