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形态论文第1篇
关键词：地理条件合理选择社会形态现代化
1859年，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后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苏联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够确切，以原始社会代替亚细亚社会，归纳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在进行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按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把夏商周三代确定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确定为封建社会，并认为至迟在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在《中国***和中国***》一文中的说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几十年来，许多人认为经苏联人修改后的形态更替理论虽然比较清楚，但也更加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疑问：“亚细亚社会”真是原始社会吗？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依据何在？战国以后的社会符合封建社会的特点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本文根据地理条件，应用经济学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基础，并对不同社会形态的关系予以分析。
一、亚细亚社会不是原始社会
“亚细亚”的本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亦即东方。在西欧人来，从埃及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半岛到中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属于东方，他们把“东方”这一广阔地域笼统地称为“亚细亚”洲，简称亚洲。由于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位于东方，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疑就是指存在于四大文明古国的生产方式。根据我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以农户家庭生产和生活为基础的小农结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由于文明古国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直到资本主义扩张到这里时还保持这样的小农结构，所以把它作为原始社会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把亚细亚社会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呢？
晚年的恩格斯在研究家庭问题时曾经谈到这一原因。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的1859年，人们还没有开始研究家庭演变的历史，但当时就已经知道，氏族的规模大而家庭的规模小，所以人们普遍以为氏族制度是由家庭（或家族）制度发展起来的。由于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产生于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而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却仍然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就有理由认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文明古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由于亚细亚社会的产生也确实早于古代希腊社会，于是马克思就把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看成是依次演进的两个社会形态。
1877年，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阐明，家庭有着长期演变的历史，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是氏族，它在世界上曾经普遍存在，而家庭和家族的各种形态，则是氏族解体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样，实际情况就与人们原来所认为的相反，不是家庭发展成氏族，而是氏族发展为家庭和家族。于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就肯定是氏族社会经过长期演变发展才形成的社会形态。由于苏联人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释亚细亚社会，于是他们把亚细亚社会一笔勾销，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放入了原始社会。但是这样一来，从原始氏族组织发展起来的社会，都要首先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这一教条主义的历史框架，给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设置了许多障碍，也引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无论如何，本来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与苏联人用以代替他的原始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存在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也广泛地利用奴隶进行生产，雅典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城邦，它把战争中大量的俘虏变为奴隶，依赖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们“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恩格斯语），产品销售到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境内，也曾经有过许多面积巨大的庄园，由少量奴隶照管牛羊经营畜牧业，或者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园艺业，产品则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利用大量黑人奴隶从事单一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为欧洲和北美的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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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发现，以上利用奴隶劳动的共同特点就是为市场进行批量生产。那么，市场的存在是不是奴隶制生产的必要条件呢？
理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关键是把奴隶看成是能够思考并具有个人追求的经济人。由于奴隶劳动没有任何报酬，所以他们在工作中总想消极怠工，被逼无奈就会逃跑或反抗，这一情况要求利用奴隶劳动的人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很容易理解，监督单个奴隶劳动，剥削收益显然不能补偿监管费用，所以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只有当大批奴隶集中在一起劳动，生产单一产品时，每个奴隶所分摊的监督管理费用才比较低，利用奴隶劳动才是划算的。但是，由于单一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所以单一产品生产者必须依赖市场进行交换，这样，市场的存在就是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前提。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罗马奴隶制的消失，正是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罗马帝国的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失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所提供的收益都不能够补偿劳动的耗费，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些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的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可见，收益不能补偿劳动消耗，是奴隶制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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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利用奴隶劳动还与行业的特点有关。手工业是便于集中在房屋或院落中进行生产的，因为手工业的劳动场所固定，也便于计件规定劳动任务，监督管理费用比较低，这就便于利用奴隶劳动。农业耕作却根本不同：要防止在没有围墙的野外进行田间耕作的奴隶逃亡，需要花费很大力量进行监管，这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另外，大部分农活也不便于计件确定劳动成果，这就要求劳动者有很高的自觉性，而奴隶劳动显然不具备这一主观条件；最后，大部分农产品都低值笨重（重量大而价值低），承受不了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无法销售到范围广阔的地区，所以根本不适合于批量生产，因而不便于奴隶劳动。历史上在农业中利用奴隶劳动的，都是生产畜牧、园艺产品和棉花、橡胶等工业原料产品，因为它们价值较高，能够承受较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适合于供应范围广阔的市场，因而适合于批量生产。那么，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具备不具备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呢？
在夏商周的大部分时期，铁器还没有出现，生产力还非常低下，手工业产品不可能批量生产，所以手工业中不可能利用奴隶劳动；从农业方面看，当时也不存在销售高值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业中也不存在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因此，那时中国不可能存在在奴隶制生产方式。
中国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埃及等国家的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并没有导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出现。当然，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不等于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奴隶劳动有自己的特点，罗马帝国大规模的奴隶制生产消失以后，家务劳动中的奴隶还长期存在。中国也曾经长期存在为宫庭服务或为富人做家务劳动的奴隶。但家务劳动不能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以家务劳动中存在奴隶劳动而断言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三、封建的本意和西欧封建社会
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欧逐渐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层层分封，最后在国王以下形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各级封臣都对他的封主承担义务，最主要的义务是在战争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士兵，“封建”一词就是指这种分封。下层封建主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因而称为庄园领主。庄园的耕地都分成长条形小块，领主自用的耕地和农奴的份地互相错开。农奴要自备家具和牲畜在领主用地上耕作，还要有一定时间替封建主服其他劳役。这种剥削方式通常称为劳役地租。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经济学原理阐明了西欧封建主义、庄园制度和劳役地租形成的基本原因。西欧的土壤、气候条件使得食物消费品的种类非常复杂，动物性食品一直占相当比重，许多产品不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因而不易集中利用，所以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直接以消费品的数量来确定其臣属的义务。另一方面，当时货币经济还不存在，没有可品交换的市场，所以也不能以货币来确定臣属的义务。这些条件决定了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建立常备***以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广阔地域，于是，只好分封其部属并要求他们在战争需要时提供士兵并负责装备和给养，层层分封的结果就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制度。
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也是与西欧特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在封建制度形成后的很长时期内，西欧人口稀少，庄园之间还存在着广袤的荒野，荒野上不时有盗匪出没，携带货物在荒野上旅行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没有人将日用品运输到广阔的村落进行销售，这就迫使庄园必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多数产品，只有庄园无法生产的盐、铁等必需品以及丝绸、珠宝等奢侈品，才从外来商人处购买，于是西欧各地大都形成了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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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定居的农业生活中，总有人企***通过偷盗或抢劫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庄园或村庄进行保护。依靠远处的国王对庄园和农户进行微观保护是不现实的，于是庄园领主就承担了保护庄园和农户（农奴）的职责。另外，庄园的住户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发生纠纷，于是领主的另一个职责就是为农户解决纠纷（提供公正），作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回报，农户则为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保护和公证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庄园人口越多，平均每个农户（农奴）所分摊的保护费用就越低，领主的收益也越大，所以每个领主都对庄园人数十分关心。农奴中如果有人感到难以忍受领主的剥削，就会逃到其他庄园谋生。如果他逃到其他庄园后处境确实能够有所改善，就会吸引更多的农奴做出逃跑的选择。农奴逃亡的可能性规定和限制了领主对他的剥削程度，如果剥削没有超出这一程度，那么农奴逃到其他庄园就不会获得更好的处境。现实生活中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就是在领主之间这种对劳动力相互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
与封建主义形成的原因类似，庄园领主之所以实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是在缺乏市场的条件下由消费品的复杂性决定的。消费品的复杂性使领主和农奴很难就交纳的产品达成一致（谈判费用很高），即使能够达成一致，在实际交纳时也很容易产生纠纷（实施费用很高），因为许多产品不易测定数量和质量，消费时间和产出时间也难以吻合。这些困难使人们力***寻求交易费用较低的方法，于是就形成了投入分摊和产出分成的劳役地租的形式。不过，在投入分摊“契约”中，农奴分摊的主要是劳动（力），在为别人工作时，劳动者总是有消极怠工的倾向，而对他们监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便于从劳动结果上衡量劳动投入的方法被人们发明了出来，这就是把庄园耕地分割成条状，使领主用地与农奴份地错落相间，这种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奴在领主用地上劳动时的偷懒行为，因为如果紧临的耕地产出差异过大，农奴是无法推托责任的。
可见，西欧层层分封的封建主义***治制度，以庄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劳役地租的剥削方法，条状相间的耕作形式，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四、小农社会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
与中世纪的西欧显著不同，从战国到清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血缘宗法组织，最基本的***治结构是以县为基础的专制王朝统治。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并且夏秋多雨，因而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古代农业主要靠天收成（利用井水和渠水灌溉是后来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单个农户不与其他农户结合完全可以进行生产。单家独户生产也不牵涉与其他农户分配产品的问题，为自己劳动可以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因此，最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这里就形成了以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松散的社会结构。每个农户大约五六口人，一般以一对成年夫妻为核心，男耕女织。农户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实现其生产功能（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它也不适合于再大，再大只是使生产规模外延式扩大，对提高生产效率并无益处，却无端增加了管理费用，引起分配中的矛盾和斗争。从经济学上说，中国的农户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于是两千多年来，尽管有数十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农户本身也生生灭灭，但是小农经济结构却保持不变。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用强力消灭小农经济，但这一实践却使中国农业走了大弯路。
单个农户能够生产的环境也使中国形成了弟兄平分家产的遗产继承制度，所以不论多大的家庭都会因弟兄们平分家产而分解为小农。历史上黄河流域很难找到连续几代的大地主庄园，就是由特定的遗产继承制度造成的。农户长期繁衍分化，就形成了有共同祖先、共同坟地、共同族谱和共同宗祠的宗族。
宗族制度能够延续几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惜直至现在，其合理性只有极少历史学家所认识。
首先，共同使用大型用具和设施，是宗族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当弟兄们最初分家时，犁、耙、耧、水车、马车等大型用具以及磨房、水井等设施不易分割，所以分立后还往往共有一些大型用具和设施。另外，特定农活（例如夏收麦场打麦）的“适度规模”较大，需要较多劳力共同合作，这就使得已经分立但仍然共有大型用具和设施的农户形成合作或互助关系，这种合作互助也维持和加强了同宗农户的关系。
其次，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是宗族得以延续的又一重要原因。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帮忙，单个农户是无力应付的，所以农户举行婚丧大事必须依赖宗族帮助。婚丧大事的组织、指挥者，都是宗族中有威望的成员（例如族长等），他们在组织、指挥婚丧大事中付出了心血和劳动，他们获得的是个人在宗族和社会上的威望（无形价值）。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无疑也是宗族凝聚力加强的重要原因。
最后，宗族还有一种重要功能，这就是解决同宗农户的纠纷。由于宗族都由农户分立而成，所以农户的院落和耕地往往同宗相邻，这一客观条件使得农户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纠纷的对方大都属于同一宗族，于是宗族组织也常常为同宗农户解决纠纷。从这一角度看，宗族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同宗农户提供“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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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族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即使解决族内纠纷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往往需要由宗族首领出面解决，解决不好有时会导致宗族之间的群斗。宗族之间的群斗当然对人口多的大家族有利，而小家族在解决纠纷时则必须考虑对方的势力。从这一角度看，宗族还有保护族人（农户）不受其他宗族侵犯的功能。
但是宗族无法对付大规模的外来抢劫，这就需要依靠更大规模的***治单位。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在这种环境下，农户对保护的需求，也不象西欧农民那样迫切，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于是中国就形成了由县衙掌握少量衙役，对县域内的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历史上周武王灭商后曾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有点类似于西欧的分封），那时一个诸侯国也就与现在一个县的范围差不多，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基本***治单位。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兼并，规模越来越大而数目越来越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七雄”，最后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治单位扩大有利于对社会的宏观保护，但对社会提供微观保护和公正的职责一直是由县衙来执行的。县域范围内的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太爷（县令）一手处理。距县城几十里的农户也要到县城解决纠纷，显然很不方便，所以才由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向松散的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看，古代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宗族，实际上是***治统治机构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许多历史学家注意到中国的乡村名义上虽然名义上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以乡绅为首的一种广泛的自治，只要向国家“完粮”，官吏并不干涉乡村的事务。农村的文化精英（“秀才”）、社会精英（族长***治精英（保长、甲长），往往都出自经济上的富户（土话叫“财主”，***搞时所划分的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或者也可以说，***治、经济、文化上的精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维持了农村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消费结构单一，吃穿两方面最基本的消费品是粮食和布匹，这两种物品便于衡量和支付，也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所以国家早就把粮食和布匹作为赋税征收，并以它们为基础组织常备***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保护。宏观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国家规模越大，单个农户的保护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都力***扩大统治范围，人民也拥护建立统一国家。为便于管理，国家在县以上设有省、道、府、州等统治机构，县以下则通过乡、里、保甲等基层组织向农户征取赋税。
很多人早就发现，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小农结构总是形成专制主义的***治制度，但对何以出现这一情况却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用公共产品理论将其原理分析如下：
我们知道，定居的农业生活必须有人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够生存，而***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农户则以向***府缴纳赋税而交换***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把“公共产品”分解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上主要是抵御外部侵略而使居民安居乐业，这一“产品”只能由中央***府提供。在传统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宏观保护的费用是稳定的（特殊情况下当然例外），农民不需要有太高的负担；就微观来说，公共产品又主要是由宗族提供的，县衙（代表国家）提供的本来就不多，一个县的农户只需要负担少数几个公务人员，所以费用也不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国家征收的赋税并不重。历史上在***阀混战中，潜在统治者为了争取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也不敢过分搜刮农民，他们的竞争实际上使农民获得了“选择”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机会，谁提供的公共产品“质优价廉”就接受谁。历史上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农民的负担总是有所减轻，基本道理就是如此。普通农民都懂得，即使换一个统治者，他的负担也很难再有多大减轻，所以只要国家提供了宏观保护，他就认为应当如数交纳赋税。传统的历史学家往往责备农民不知道参与***治权力的分享，这一指责没有多少道理。因为在这样简单结构的社会中，实在没有什么可供农民参与讨论的***治问题，农民不要求分享***治权力，只不过是不愿意去做对自己无益的事情而已。从***治运行的客观过程看，都是统治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将***治权力强加给了农民，这就必然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历史上小农社会都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治制度，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小农结构必然形成专制制度，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任何一宗交易的成功都是需要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可以分解为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三部分。搜寻费用就是双方寻找交易对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农户居住场所固定，潜在的统治者很容易找到他的交易对象，所以搜寻费用很低；由于公共产品的价格没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农民“购买”公共产品就像我们到不容许搞价的超市购买物品，只能无条件接受对方标明的价格，所以谈判费用几乎为零；就实施费用来说，不论国家是按户、按人还是按耕地面积征收，农民都不具备逃避的条件，如果不是严重灾荒，农民只能照章纳税，所以实施费用也很低。由于整个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不论谁“提出”契约条件，对交易“净价”的影响都不大。既然交易一方为单一的主体即国家，而另一方却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农民群体，于是必然形成由统治者提出“契约”条件而由农户直接接受的局面。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以农户为基础的松散结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以县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以及高居于社会之上的专制主义王朝，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有必要指出，传统教科书把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的农村，真正的地主户不到5%，规模一般也不大（只雇佣一个长工），并且很容易由分家转化为自耕农。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自耕农，大致占90%以上，阶级剥削在历史上从来不占重要地位。
与中世纪西欧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显著不同，中国地主大都雇佣长工进行剥削。从要素价值论原理看，雇佣长工经营土地，地主付出了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粮食），自己则获得了土地价值（地租）、管理收入和经营风险收入。但如果只依靠出租土地，则只能够得到土地价值，收入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除非缺乏管理能力，地主是不采用出租土地剥削的。
综上所述，不论是社会结构和***治制度，还是阶级关系和剥削方式，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都明显不同，按照形态更替理论强行把中国塞入封建社会的框架，实在是“削足适履”。
五、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归入“封建社会”，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那么漫长？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几十年来，学者门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探寻能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学者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一致意见。人们往往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于是就把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由于雇佣劳动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结果从战国到明清，都有人找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明清时期，但他们并不能使不同意见得到统一，因为问题在于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存在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看法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单单考察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雇佣劳动关系，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必须考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大多数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技术的突破。例如高中世界史教材就特别指出，生产技术突破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但是善于追根究底的人们回问，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它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类在进行行为选择时都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有利可***的事情才会去干。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的差异使人们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促进了市场的兴起；市场兴起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分工；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在操作中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利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提高了创新收益；预期纯收益的提高吸引许多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这样，诺思就用成本收益原理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不过在我们看来，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它在其它地域却并没有成为经济兴起的原动力。可见，关键问题在于人口增长能否促进商品市场的发展，因为西欧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动力是市场盈利的刺激。
诺思也阐明了西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一是西欧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但其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了交换的需求；二是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有许多便于通航的河流，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
与西欧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相反，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是不便于商品市场发展的。例如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面积比荷兰、比利时的总和大十倍以上，但是这里的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稀疏而且平行，大致都呈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古代都是夏麦秋粟），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然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有一些差异，但是没有南北方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中国农民将自己的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无法发展，是中国没有产生市场经济，从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商人们为了赚钱，只好行奸弄巧或者贩卖盐铁等违禁物品，所以百姓都把商人称为“奸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则干脆把商人看作盘剥农民的“蠹虫”（《五蠹》）。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也决定了统治者很难从商业中获取多少税收收入，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对其收税还不够管理费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过去，人们总是把统治者实行“重农仰商”***策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并认为这一***策是导致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根据我们的分析，不是“重农仰商”***策造成了小农经济和商品市场的萎缩状态，而是农业和商业的实际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重农抑商***策。
最近有人把康熙皇帝与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进行对比，认为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都极力发展工商业，为他们国家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但康熙皇帝却固守传统，为中国的衰落种下了祸根。这一看法其实是很肤浅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策选择的客观基础。在十七世纪后期，荷兰与英国都早已因发展工商业而强盛起来，欧洲的帝王们都由此认识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才“选择”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策。康熙皇帝所处的客观环境却根本不同，当时整个亚洲还都是传统社会，商业的重要性还没有表现出来，任何人也不可能凭空认识到这一点，在那样的环境下，康熙皇帝也只能选择那样的***策。考虑到直至时代，国家还严厉制裁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就没有任何理由责备康熙大帝的***策。说如果康熙皇帝更具有远见卓识，中国在十七世纪就能够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就好象说如果比尔·盖茨早生200年，世界就会早200年进入微软时代一样可笑。
六、对形态理论的宏观认识
考察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四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并不是必然结论。普列汉诺夫在其《唯物主义史论丛》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在几乎逐句阐述马克思那段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时，对形态依次更替理论却只字未提。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普列汉诺夫专门谈到了形态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了解氏族和家庭的真正关系以后，就会改变对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关系的看法，因为“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成长的结果”，它们可以是两种并列的社会形态。
这一结论的不科学之处，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发现，他在对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批语中写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这一批语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奴隶制和封建制也可以是并列的社会形态。
现代俄罗斯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有两大基本类型，即特殊的西欧类型和普遍的亚细亚类型。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西欧先是形成了奴隶社会，依次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其他地区则普遍形成了亚细亚社会。按照他们的看法，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个概括了西欧社会特殊发展过程的理论。
在我们看来，即使用来概括西欧的发展过程，形态更替理论也显得牵强。
首先，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亚细亚社会和古代（奴隶制）社会产生于不同地区，他们并不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其次，典型的古代（奴隶制）社会存在于希腊、意大利半岛，而典型的封建社会却产生于北海沿岸（英、法、荷、比等国），这两种社会形态也不具有继承关系。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很难说具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相同：封建社会主要依赖于西欧的微观自然条件，这一条件使得农户不能单独生产和生活，所以形成了庄园制度这一条件又使得统治者不便于建立常备***以对广阔地域实行有效统治，所以形成了封建主义（层层分封）的***治制度。资本主义则依赖于西欧的宏观地理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各地自然产品差异大并有水道相连，因而适合于发展商品市场。典型的封建主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先后出现于西欧，不是因为这两种社会形态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诺思看来，封建主义在十五世纪已经消失，它让位于民族国家，两个世纪后才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是由于西欧既具有适合于封建主义生存的微观条件，也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宏观环境。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人类首先只能利用微观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利用宏观环境，这就出现了西欧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前后相继。可以设想，如果西欧只具有封建主义得以形成的微观条件而不具有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宏观环境，那么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就会向传统的亚细亚社会那样一直维持下去。
最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出现于俄国、东欧和东亚等传统的亚细亚社会之中，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不论是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荷、英、法、德、西，还是由欧洲人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但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看不到进入社会主义的任何迹象。事实并未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黄河流域，形成了典型小农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地形复杂且为地中海气候的希腊、意大利半岛，形成了典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在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地中海沿岸，则形成了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典型，但大都是以小农结构为主，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后来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南欧典型的奴隶制消亡，演变为与亚细亚方式差不多的生产方式；北海沿岸由于具备发展商品市场的有利条件，人们发展市场经济，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更早脱离氏族制度而形成亚细亚社会的文明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社会的古老状态。
经济形态论文第2篇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高潮，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经济形态论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社会 和谐文化形态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对接
中***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29-0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共同理想。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景，它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广泛引起人们注意的，即为大众文化已迅速壮大与成为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发展。但同时，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否只有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才是真正与人类发展相统一，二者是否可以共存、两种文化之间能否顺利对接，对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生态，塑造和谐的社会生存空间，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解读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层面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关于精英的纯粹精神、“精英”阶层的“文化”理论，最早用于社会学***治学，在20世纪时，社会学***治学主张说社会由少数精英人物统治。延伸至文化领域的“精英”，其内涵基本与社会学***治学中的界定相同。文化精英被认为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对文化有着高雅品位的一类人。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诠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精英文化被认为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导向的功能，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
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百年激烈的文化冲突。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如果从最直观的含义上看，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由此就会产生分歧：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物以稀为贵”；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才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文化。这些争论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重价值评价。其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即该文化形态是以生产者的情感表现为主体，还是以消费者的述求需要为主体。精英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作者自我主体之上，因此它强调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由出场；而大众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消费者的趣味选择之上，因此它强调表现最普遍的生命经验，唯有如此，它才能获得最好的市场前景。可见，如何构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接也已成为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于丹、易中天现象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冲突
易中天，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因主讲央视《百家讲坛》一举成名。年近60岁，却在百度贴吧里有个以其名字命名的阵地，大批铁杆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风头直逼超女快男。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也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7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效应，这已经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于丹、易中天成就了一种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从书斋走向大众、审美文化走向大众化。
然而对于这一现象，鲜花却与板砖相伴而来。对于大众来说，这不是严肃的大学讲坛，不必钻研深奥的学术著作，也不用苦记课堂笔记，能轻松愉悦地收获知识与启迪。但在学术界看来，他们颠覆了中国文化人清高淡泊、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热衷于抛头露面，甚至为了取悦观众不惜插科打诨。
究其产生的原因，皮亚杰的发生学认识论可以作出一定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白板一块，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单纯地对外在世界作出镜像反映，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下形成的。这种认知结构是在主客体相互碰撞、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之间所发生的同化顺应过程中，不断地解构和重构。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受众关于审美文化接受的心理***式。
过去学者们信奉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但其实两者并不相悖。在广大受众还没有具备完全***的自主自觉意识，还没有获得在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进行区别和抉择的能力之时，就需要一部分从事精英文化事业的文艺工作者转轨到大众文艺领域，借用民族的经典艺术形式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文本。通过与受众期待视野并不雷同的文本来召唤结构，把文本中所蕴涵的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外在经验形式，对象化到受众的心理结构之中。这样一来，凝结在这些艺术文本形式上的弱道德内容，便在无意识状态下被转化到大众文化受众的知识体系。因而精英文化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改变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面貌，使其从神坛走向民间，也正是他们弥合了当今民众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对接
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不难得到启示，一方面，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每个个体异化程度的不同，所受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文化的种类制约的不同，因而学术界本着所谓的文化精英的地位分析解构着传统文化，而广大民众也借助于通俗易懂的平台了解着传统文化。因此，于丹、易中天现象出现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社会中威力巨大，在文化普及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虽然媒体并不能决定大众具体怎么想，但它能决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什么，从而对社会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
于丹、易中天这一现象所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文化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精英文化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文化为核心的经典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难怪有人这样说:“精英文化是唯审美的，而大众文化是泛审美的，唯审美是一种审美占有和把持，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泛审美则是一种大众审美的自足、自在形态，它是个体的亲在，个体的在体经验，张扬人的审美感性。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大众文化时代建构了电影的新世俗神话，泛审美作为这一神话的美学载体，是文化的选择，更是美学的必然。”①
其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渗透与改造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相互矫正与补充的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最终结果是相互整合、共同提高，而决不是相互瓦解、否定和毁灭。应该“通过具体内容的整合，让它们在内容上不矛盾；通过适用范围的整合，让它们在范围上不冲突；通过相对程度的整合，让它们在功能上不抵触。总之，令其不再相排斥、抵触，而是彼此互补、兼容。”②
精英文化应更广泛地从大众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不断地把大众文化中的高层次因素转化、提升为新的精英文化。并且，要通过与大众的平等对话来争取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以达到对他们的“启蒙”，从而使自己在地域、时代及价值三个方面加以扩大和发展。积极的大众文化也不应拒斥精英文化，而是与精英文化在竞争中共生共存，以求得各自在不同空间和不同层次上满足文化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把握，加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指导作用，使之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一致，并加强对大众文化的提炼和升华，生产出更多的精英文化，满足人们对精英文化的需求。
精英文化还要善加利用作为大众文化的机构性存在的大众传媒。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自己发展的方向。但再好的文化也不能自产自销。大众传媒如电视、影院、广播、报纸、卡拉0K、歌舞厅等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准备了物质上的前提，其最终的作用是使大众文化在文化产业的规模上生产并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打破以地域或民族为界限的传统区域文化的藩篱，为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因其对日常生活审美文化的关注而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和喜爱。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芸芸众生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并积极地参与其中。大众文化更多地用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欢乐对抗着高雅的艺术抽象，它在接受高雅的同时也通过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和改造，生成自己的文本意义和品评规范。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文化发展问题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性进化。一直都站在相互冲突的立场上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渐渐从相互冲突走向共同发展，笔者相信于丹、易中天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万千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点。我们要增强文化精英的历史使命感,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接。同时也要强化大众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责任感，提高大众文化的文化品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在考虑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其社会效益。而且，在这两种效益地位问题上应区别对待：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应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去考虑经济效益，去追求经济效益。只有在此基础上去树立和践行，才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才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教育人民，才能形成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营造全社会的和谐氛围，塑造全社会的和谐心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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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知常.“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之二[J].百花洲,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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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态论文第4篇
关键词：***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学；意识形态；制文化权
中***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24-07
From Culture， Ideology to Culture-making Power：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II）
GUAN Yong-qiang1 ZHANG Li2（1.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has been an important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s also a vital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 theory present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bov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world economy.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attribut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st stud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lated fields， and presents a discussion on culture-making power， a core concept proposed i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role of culture-making power in state-build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building and also holds that the making of culture-making power relies on the consciousness and efforts of govern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political economy itself is the making of the culture-making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ideology， culture-making power
在***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曾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古典***治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学派都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开展过大量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则更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就文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取代***治经济学，采取了把经济孤立于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之外进行抽象研究的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在经过20世纪中期的“形式主义***”之后，研究形式的数学化而非思想内容成为了经济学追求的目标，而那些坚持把文化作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的制度学派学者们则纷纷转入社会学领域，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葛兰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也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思想观点。
作为新时期的***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角度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全新地阐释，指出现代经济是一种传统价值不断容纳信息介质后形成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广义虚拟经济，文化信息所承载的虚拟价值已经取代实用价值成为了整个经济的主轴；因此，谁能够掌控制文化权，谁就能抢先制定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进而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
本文首先对以往***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就文化与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作一个概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从广虚理论对文化的系统性阐释、制文化权的物质依托以及其在***治经济学中的体现这三个角度，对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制文化权”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治经济学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观点
从古典***治经济学刚产生起，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已经被纳入它的研究范围；亚当・斯密、托克维尔和威廉・配第对此分别采取了三个不同的研究视角。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把文化看作是影响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认为人既有利己的“自爱”，也有对他人的同情心，二者既矛盾又相互伴随，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他希望当时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以利己心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用同情心控制情感和行为，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理想社会。
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文化是一种社会风气。他认为美国相对欧洲更民主和平等的文化起到了比***治制度和地理因素更重要的作用，它使美国人更富于冒险精神、推崇诚实劳动和实用消费理念，因而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与美国北方相比，他认为南方的蓄奴文化就是一种导致经济低效率的文化。
威廉・配第的《***治算术》则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策手段。鉴于当时各国商业都由新教信徒所把持的状况，他建议英国***府应实行宽容的宗教***策，吸引在欧洲大陆受到打压的新教人士和他们的资本，以发展英国的工商和航运业，进而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
在此之后，历史（制度）学派的学者如英国的莱斯利、坎宁安、阿什利和德国的施穆勒、桑巴特等，大都继承了斯密和托克维尔的视角，把文化作为影响个人行为和经济风气的制度因素进行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继承了斯密的传统，认为奢侈消费的经济行为根源于人们的竞争心理，即希望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每个阶层对上一阶层消费方式的模仿则最终形成了全社会的消费文化。
韦伯的研究则合并了斯密和托克维尔的研究视角。他认为***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效用问题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判断，正是新教的伦理和价值观使人们把做好世俗职业看作自己已被上帝选定获救的确证，从而形成了勤勉工作和积累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风气），进而推动了近代欧洲经济的发展①。
凡勃伦和韦伯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布迪厄的名著《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就发展了凡勃伦的理论，认为人们追求消费品味的目的在于构成一种阶层的指标，把自己与更低层的群体区隔开来，进而取得对社会的支配权；格尔茨的《小贩与王子》和李普塞特的《***与反***》、《大陆的分界》则继承了托克维尔和韦伯的思路；前者考察印尼不同文化形态下经济发展的路径差异及其与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后者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原因。
与历史（制度）学派和经济社会学不同，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与威廉・配第更为接近但立场相反的研究路径，批判地探讨了文化作为***府***策的意识形态性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像科学那样根源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实践，而有着脱离现实和对现实扭曲和掩盖的一面；统治阶级或企***取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总会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描绘成唯一合理且具有普适性的思想，以欺骗和强迫大众接受。
此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认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队、法庭等暴力机器一样，是统治者维护霸权的***策手段，其实质是通过教会、学校、媒体和出版、文体等机构，向人们不断灌输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文化和价值观，使之适应社会和服从国家的规范。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也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使人们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而沉迷于技术理性，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也只是由“文化产业”（又译“文化工业”）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而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实际都是在操纵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安全。
另外，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也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所传递的文化内容和语言符号都倾向于支配阶层，它保证支配阶层的子女能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传递着社会的不平等。齐泽克则指出，社会上的每个个体一出生就被外界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期望，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被意识形态不断建构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主体的过程，所以我们即使明知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也仍然无法与之断绝关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斯也曾希望通过“意识形态”一词把文化问题重新纳入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批判意义或***策含义，而主要继承了斯密以来的道德和价值观内涵，意指人们因地域和职业等原因而获得的某种社会常识和日常行为习惯，在经济活动中可以起到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行为和促进社会合作的作用。
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系统性阐释和升华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继承了传统***治经济学对文化的关注，还从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阐释。
首先，广义虚拟经济理论采取了人本经济的基本研究范式，把价值观和文化问题放到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中心地位。广虚理论指出，随着当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告别物资短缺时代，商品的价值正在日益远离劳动和生产过程，而与人们的生活娱乐消费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除了要以效用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以外，还要进一步改变对人类活动基本模式的理解，从劳动对象化提升到生活对象化，从物本经济转向人本经济的思维方式。于是，解读人的生活、满足人的需要成为了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如前述斯密和韦伯等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根源于心理因素，反映着一定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效用程度的高低也依赖于价值观的主观判断。由此，作为价值观的文化问题也就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广虚理论提出“二元价值容介态”的概念，进一步对原本隐性的文化赋予了明确的价值。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其特点就是承载着文化的信息被纳入传统的物质形态之中，并形成了超越实物价值的更高级的虚拟价值。正如凡勃伦和布迪厄所指出的，人们在购买奢侈品或者追求品味时，消费的对象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消费者自己赋予物品的文化意义。只是，广虚理论在这里给出了更为一般性的解释，认为广义虚拟时代的所有商品都是“承载着价值、信念的文化产品”③，都具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化虚拟价值。只是高档品牌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容纳有价值的信息，从而累积了更高的虚拟价值，而低档商品则只具有很低的虚拟价值，因而也主要用于满足人们在实物层面的需求。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作为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在社会风气上，就是信心、人气和信用制度。随着虚拟价值在商品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商品价格的波动也越来越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和心理因素。于是，信心和信任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再只是斯密那里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而是商品虚拟价值的支撑要素。或者可以说，信心本身就是价值的显现。在广义虚拟经济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作为社会群体的信心的集合，就表现为人气，而人气的持续存在又有赖于现代社会的信用制度。在这里，对于作为社会风气的文化，广虚理论采取了比托克维尔和韦伯等学者更抽象的解释。它并不特指某一种价值观或宗教文化，而是更具有一般性的人气和现代信用制度。事实上，在人本范式下的广义虚拟经济中，没有人气就没有交易。人气已经成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资源和财富标志，也是驱动整个社会创新和发展的最活跃的文化动力。
最后，广虚理论在更高的层次提出了制文化权思想。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作为虚拟价值的源泉，文化同时也构成了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文化，也就拥有了全世界对它的信心和最广泛的人气。因此，拥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或称“制文化权”，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获取财富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宏观层面，***府应抢先缔造和输出一套符合本民族、本国家利益的文化理念。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进而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微观层面，则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生产和营销，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入到产品的虚拟价值中，在创造以虚拟价值为主导的产品品牌的同时，弘扬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在这里，制文化权思想有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相类似的***策含义，意指潜移默化地把符合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而使之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不同的是，制文化权思想主要关注的不是统治集团对国家内部的霸权，也较少批判性的色彩，而更多是从世界格局出发，强调文化的输出和国际竞争性，依托于全民族共有的文化以及***府与企业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密切合作和一致对外的共同努力。
三、制文化权根本上依托于民族国家和***府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曾明确指出，***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这里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个人或“经济人”，而是作为民族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所有的***治经济学都受限于民族国家，所有的经济***策也都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④。从威廉・配第以来，***治经济学莫不如此，广虚理论的制文化权思想也是这样。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世界文化的交流或者普世价值的提升，而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如何继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参与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塑造出一种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国际话语体系，使我们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具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掌握制文化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推向世界，使之具有世界范围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进而在价值观和思想的层面同化竞争对手。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曾指出，在我国的历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与兄弟民族长期的冲突和磨合中处于不败之地，进而融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其根本就在于对制文化权的运用⑤。而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我国在世界文化的竞争与交流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也正缘于制文化权的太阿倒持。
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话语体系，实际是西方国家在进行全球扩张、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有意识构造起来的一套完全有利于他们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控制权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相得宜彰，使西方得以在***治、***事、经济、和文化上全面统领世界。也正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主导权和制文化权上取得的双重成功，以及他们竭力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的努力，使得接受者们往往被其束缚而浑然不觉，甚至为之推波助澜。
例如，在现代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传统中国的贸易***策总是被解释为闭关自守、“把自己关在排外主义的高墙之内”，清***府和官员的形象也被描述为闭目塞听、盲目尊大。甚至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中也未加思索的接受了这种话语体系，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⑥。然而，事实上，在1793和1816年英国使团来华交涉通商事宜时，得到了清***府极其礼貌的接待和极其热情的款待；清代的贸易***策也绝不是闭关而只是限关贸易；谈判最终没能成功的原因是英国不愿意受限于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而清朝则没有同意英国咄咄逼人的贸易要求⑦。
又如，在欧洲中心论的中西对比语境下，近代西欧崛起和中国落后的原因总是会被解释为欧洲源自古希腊的民主、科学、自由，而中国则专制、落后、缺乏私有产权保护等等，包括前述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文化和韦伯对新教重要性的推崇，本身就是制文化权的体现。然而翻开真实的历史，我们却会发现，在前近代的中国，人民享有比西欧更自由的环境、更发达的市场和甚至更仁慈的***府，而现代科学源自于***文明的积累而非古希腊的孑遗。现代民主也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西欧的领先并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而是欧洲通过对美洲的殖民而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海外横财，从而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⑧。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不借助于制文化权思想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透镜，解析出这种获得了普世文化地位的国际话语体系本质上的西方民族主义色彩，我们就无法破除思想上的迷雾，看清楚我们百年来所走过的中国道路；而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就无法彻底地摆脱这种思想上的束缚和国际语境中的被动局面。而要做到的这一点，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府的力量来实现。
正如前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所指出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还对应着相应的物质形态。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文化本身就有着物质的含义，媒体、教会和文艺、体育等文化传播机构都构成了广虚时代新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必须首先加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都离不开***府的指导、支持和协调。与此同时，在制文化权的国际竞争中，总是合并着***治、经济乃至***事力量的交锋，是一场国家软、硬实力集于一体的较量，这就更需要***府提供的保障。因此，作为文化因素在***策层面的集中体现，制文化权虽然离不开企业在微观层面通过民族文化创造虚拟价值和塑造民族品牌，但归根到底依托的还是***府。
四、***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制文化权的重要体现
如果我们从制文化权的视角出发，反观二百多年来的***治经济学（经济学），就会发现，在***治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无不体现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本民族文化的输出。
早在***治经济学形成之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服务于英国民族国家利益而又采取了普世性话语体系的学说。他发现，英国有一个古老的准则，那就是“一个国家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以制成品换取农产品与原材料，才能实现高度富强”，然而这一准则已经“成为了并且一直是英国的国家秘密”，在***治经济学中对此只字不提，而且还使用“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巧妙地将其隐蔽起来，这就像“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⑨
此后，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也指出，“***治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或者某种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推理和学说所组成的，甚至会带有特定的历史和主要撰述者的色彩”⑩。和李斯特一样，他也发现，英格兰总是把***治经济学塑造成一套普世理论，声称“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和那边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从而把在英格兰形成的法律和土地制度强加给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完全不同的爱尔兰，实质上却是通过这种手段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11 。
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后来将其概括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而“庸俗***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 。12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发达国家对于制文化权的掌控技巧也更趋成熟和隐蔽，它们总是把从本国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特定时期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和***策写进经济学教科书，通过数学化这种科学的表达形式，以普世理论的方式输出到历史背景和国情都完全与之不同的欠发达国家，并由此出发，对这些国家的各种传统制度包括文化进行攻击，表面上是以西方国家为模板引领他们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实际上却是对这些欠发达国家进行着文化和经济的殖民。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一只脚是未经检验的假说，另一只脚是无法检验的口号” 13，以科学的外衣，行意识形态之实。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国家贫困问题时也指出，“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的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14
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1960年***的研究就指出，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从外部把与其本国社会和文化并不适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阿尔及利亚，才导致了这些社会的剧烈动荡和人民的遭受痛苦。 15 雷迅马也发现，“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发自于欧洲和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它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让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把它们改造成自己所需要的状态 16。
最后，仅仅指出***治经济学有着作为本国文化和话语体系输出的一面当然还不够，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从发达国家的***府和基金会等机构和组织入手，考察制文化权在***治经济学中是如何运作的。
注释：
① 针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经济史学家R.H.托尼曾撰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提出了不同
的观点。他认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大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而由此带来的贵金属大量涌入和价格***推动了资本主
义的发展，并导致原有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和一些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进而削弱了教皇的影响和控制力，促进了新教的发展。②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德斯***・德・特拉西提出，但当时的目的是以感觉和经验为基础，建立一套与神学相抗衡的“观念学”知识体系，并最终因失去拿破仑的支持而遭遇了失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批判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从马克思那里发展起来的。
③ 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37页。④ 马克斯・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策》第91-92页。
⑤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86页。
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4页.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⑦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32、237页. 邓常春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⑧ 关永强. 从欧洲中心史观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变迁.《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⑨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270页。
⑩ Thomas Cliffe Lesl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am Smith. Fortnightly Review， Nov.1， 1870.
11 Leslie， Land Systems and Industrial Economy of Ireland， England and Continental Countri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70.
12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策》第89页。
13 Joan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p.25.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2.
14 冈纳・缪尔达尔《. 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第7-8页. 谭力文、张卫东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15 Pierre Bourdieu. 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honour， 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策》. 牛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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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态论文第5篇
在当前新的经济形态下，计划显得尤为重要，计划是指用文字和指标等不同形式所表达的、组织及组织内不同部门和不同成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行动方向、内容和行动方式等的管理文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的任何一项经营活动都不能处于盲目或盲动的状态，其各项经营效果必须确保可控。计划、组织、控制，是管理的三项职能，而计划则是管理工作之先，开展一项工作，首先要有计划，其次才会有后续的组织、控制。计划的重要性渗透于整个组织经营的各个方面，贯穿于经营的全过程。
2计划的作用
有了计划，工作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这样才会增强大家工作的主动性，减少工作的盲目性。
2.1计划能确保组织成员围绕组织目标开展工作
计划工作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计划制定后，工作目标得以明确，这些目标为组织内的各级成员指明了组织的发展方向，使全体成员的行动均能围绕既定目标来开展［2］。首先，从时间维度上来讲，计划把决策时所确立的各项组织目标及行动方式分解为不同时间段内的具体目标及行动安排；其次，从空间维度上来讲，计划把决策所确立的组织目标及行动方式，分解为组织内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成员的分目标及其行动安排。一般来说，组织的管理人员都习惯于专注当前问题，而计划则可以让他们充分考虑未来。除此之外，组织目标也能对其成员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计划明确了组织的奋斗目标，计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对员工进行动员的过程，通过制定各级计划，鼓励成员为实现组织的各项目标而奋斗。
2.2计划能使整个组织的经营更为有效
众所周知，计划在管理中具有预见性，同时，它还对管理的执行和控制具有指导性。计划为下属提供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一个科学而周密的计划，包括做什么、做多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具体步骤计划等等，能有效地避免走弯路；计划包括某一步具体用什么方法，某个问题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有效地避免精力的浪费，同时提高工作的质量和工作的效率［3］，使整个组织的经营过程更为有效。
2.3计划便于管理人员对组织进行控制
计划工作是一项将组织的活动系统化的工作，通过制定计划，使整个组织的各项工作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便于发挥整体优势。计划确定了组织的目标和具体的行动方案，使整个组织的活动更加有序、和谐，可有效避免盲动和各种不协调带来的损失。且计划还有助于用最短时间完成工作，减少停滞和等待的时间，有助于更加地合理使用与控制资源。计划所确定的目标及指标体系也为管理人员开展管理活动提供了控制标准，可用于衡量管理和工作效率。
3计划的层级
组织内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而这些计划是分层次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战略计划、战术层计划与作业层计划等三个层次。其中，战略层计划涉及产品研发方向，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新设备、产线的建造等；战术层计划则是立足现有资源，制定所从事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应达到的目标，例如产量、品种以及产值和利润等等；作业层计划是指确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安排。从战略层计划到作业层计划，计划期越来越短，计划的时间单位也越来越细，覆盖的空间范围也越来越小，计划内容也越来越详细，计划中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小［4］。
4计划制定的原则
在计划的制定上必须需遵循***ART原则：
4.1具体原则
计划必须是具体的：大计划要分阶段、分步骤制定，要准确分析执行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等等，制定周密的对策和行动方案。如果计划制定的越周密具体，就越可以减少执行中的沟通成本、各类干扰以及困惑。
4.2可衡量原则
计划必须是可衡量的：计划的各阶段目标要可衡量，确保执行者能正确把握，以便掌控工作进度，并检查、跟踪及考核。
4.3与组织目标一致的原则
计划必须与组织的目标一致的：计划要有针对性，要与组织要达成的目标保持一致。
4.4可实现的原则
计划必须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操作的，是充分考虑了要完成目标的可行性的，是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后统一形成的，如果制定的计划不切实际，不仅浪费组织成员的时间和精力，引起他们的抱怨，还会影响计划执行，还会很大程度上引起员工的抱怨情绪，既达不到目的，还形成恶性循环［5］。
4.5时间限制的原则
计划必须要有时间限制：计划里面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内容，必须规定完成时限，便于节点控制和按照既定进度推进。
5计划的制定
5.1计划管理的阶段
按照计划来管理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叫计划管理。计划管理是一个过程，一般包括计划编制、执行、检查和修正改进等四个阶段。计划管理涵盖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如生产、技术、人力资源、销售、设备、财务、成本、采购等等，计划管理不仅是计划部门的事，所有部门及单位都要配合计划的制定工作，提供相应素材，通过这四个阶段来进行计划管理［6］，已完成最终目标。
5.2计划制定的要素
具体可概括为5w2h。what：计划所指的是要完成什么工作，明确工作任务。who：计划要由哪些人去执行，明确工作任务的承担者。when：计划什么时候需执行到什么程度，明确工作任务的进度。where：在什么地方开展工作，明确工作开展地点、区域。why：为什么要执行这样做；明确工作起因、动机；how：怎么开展工作；明确工作方式方法；howmany：完成多少工作；明确工作量。
5.3滚动式计划的编制方法
滚动式计划是一种计划编制的新方法，编制滚动式计划时，首先将整个计划期分成几个时间段，其中，第一个时间段的计划为执行计划，后面几个时间段的计划为预测计划。执行计划编制比较具体，预测计划编制比较粗略。每经过一个时间段，就根据执行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原来的预测计划进行修改完善，原预测计划中的第一个时间段计划顺延变成执行计划。滚动式计划能提高计划的连续性，使计划兼具严肃性和应变性。因为执行计划靠近计划编制时间，执行中变数少，一般能兑现，体现了计划的严肃性。而预测计划允许修改，又体现了计划的应变性。滚动式计划编制，能在第一时间段实施出现偏差时，以后各阶段随时进行调整，确保了计划的可执行性，避免计划成为一纸空文，流于形式。
6消除不确定性及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变化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我们的社会***策、经济走势、科学技术和人文观念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各类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以变应变，适应各类不同变量。计划工作承担着预测变化并设法消除这种变化对组织产生不良后果的任务［1］。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求计划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组织目标的关联度，制定出发生这种变化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以便减少变化对组织经营的造成的各类影响，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类混乱，并充分利用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当然，有些变化是无法预测的，计划时间越远，不确定性就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所掌握的有关未来的信息有限，另一方面，偶然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但是，科学的预测工作可以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7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
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是现代生产型企业最重要的两个计划：
7.1生产计划
生产计划主要包括计划期内应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品种和进度等。一个具有前瞻性、动态的生产计划，能强化计划的调控能力，增强对销售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能协调生产及其他部门的生产组织工作，确保生产的稳定运行和产品质量的稳定。能对物料的到货情况和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科学预测，有利于有效控制库存、指导采购工作，使各类物料、产成品、半成品等各类库存降至最低，保障正常生产供应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资金占用。使企业各类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效能，例如合理安排，确保瓶颈设备能发挥出最大产能。能在生产执行之前就能准确的预测出每道工序的成本，有了这种预测，就可以在生产之前就进行一些成本规划，进而进行成本控制，形成成本计划，这样就可以跟成本统计进行比较，做到真正的精细成本管理。
7.2采购计划
合格的采购计划一是能预估各类物料的数量、交付日期，防止断料，确保生产正常运行；二是能降低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空间浪费；三是能配合生产、销售等计划的顺利执行；四是能配合企业资金运作、周转；五是指导采购作业。7.3生产和采购计划的关系采购计划如果没有依据生产计划制定，计划要求的数量多于生产的实际需求，物料来了就会形成库存积压或者呆滞；如果某一个物料少来了，其他的物料即使来的数量是准确的，还是会形成库存的积压。如果计划到货的时间早于生产的开工时间，也会形成库存积压。因此，采购计划与生产计划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必须配套制定。生产计划如果进行了调整，采购计划通常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反之，如果采购计划的执行如果出现了偏差，生产计划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否则就会出现脱节。
8结语
经济形态论文第6篇
[论文摘要]自2006年3月起，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357亿美元，同比多增795亿美元。不过欣喜之余，何有效管理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其中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成为人们主张管理中国外汇储备的一种解决方法。本文就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问题进行了论证。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是70%。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05年11月底，中国实际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量为2500亿美元左右。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人民币的升值就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虽然升值意味着购买力的增强，但是由于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元资产，又意味着外汇储备的跌价。因此，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和必要了。
一、关于外汇储备
（一）什么是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并非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只有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结算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二）外汇储备的作用
1．调节国际收支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
2．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为了保持稳定，本国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自己手中持有的外汇储备，去进行干预。
3．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很大一部分是体现在他的经济实力上，经济发展是基础。外汇储备是最直接的保证能力的体现。
4．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外汇储备代表着我国央行的资产，外汇储备越多，央行资产就越多。我国进行国际事务就越有经济支持。同时，当国际发生金融危机时，我国就越有能力去面对。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一）现状
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便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从体制改革之后的1995年到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从736亿美元迅速扩张到8189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将近10倍。这在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进入2006年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长的继续推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至2月底攀升至8536亿美元。与日本同期85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相比，高出大约35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二）存在的问题
1．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正被国外利用。国外需求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但也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被外国所利用。大量外汇储备的背后，实际反映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是我国大量的实物资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等国家。
2．外汇储备大量增加，需要付出高额成本。我国外汇储备70%以上是美元资产，而美元汇率自2002年至今已缩水40%以上，且市场预期，今年美元会持续贬值，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因此，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3．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容易引发通货膨胀。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这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形势构成不利影响，给我国货币***策带来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4．外汇储备过多，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6年7月21日起，美元与人民币的固定比价被颠覆，渐进式升值已成定局，这会导致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削弱，继而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5．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利于对外低成本融资。
（三）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必要性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现在超储备的情况下，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国外汇储备中，以美元所占份额最大，而从全球经济情况来看，美元在持续走低，并还有进一步贬值的风险，这无疑对我国外汇储备大大缩水。中国现本身是一个非常需要资金的国家，却用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等于变相地向美国提供了低息贴现贷款。
三、我国实行三、外汇储备多元化对我国经贸的影响
（一）外汇储备多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1．汇率体制的改革。外汇储备要想保值必须进行多元化投资，如实施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策略，加大其它货币的投资权重等。但现在***府的决策也是步履维艰，如果提高利率，则会抑制消费信贷和投资的增长，目前互补***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汇率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2．产业的升级。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过程多，过多的货币储备***府应如何处理呢？我认为***府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投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通过资本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同时，这也有助于企业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的生产经营计划，缓解沿海地区的生产压力，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
（二）外汇储备多元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储备主要是美元，其在美国的投资渠道主要是美国国债和银行储蓄等。RoubiniGlobal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泽尔表示，估计中国外汇储备中大概有70％为美元资产，20％为欧元资产，另外10％为包括日元和韩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资产。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美元比重过大的问题。我们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有利于我国货物的出口。尤其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就显得更加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只是一条缓兵之计，最终出口形式又不是外汇储备多元化所能根本解决的。超级秘书网
四、做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的见议
（一）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首先，中国直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调整外汇储备的数量非常有限，这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可能人为加大来自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压力。无论将美元资产换成何种形式的外汇金融资产都可能导致美元贬值或美国债券价格下跌，这将给本已受累于贸易伙伴制裁的中国企业制造更多麻烦。
其次，中国目前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配合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
（二）应加大黄金和能源储备比例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约为600吨。目前我国黄金储备仅占外汇储备的1.3%，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的3%-5%的一般标准。而在当前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中，我国是惟一尚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而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其158天、169天、117天的消费量。所以黄金和能源储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钱荣，《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张泰欣，“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有望突破5%外储运用成焦点”，《中国证券报》，2007年02月09日版。
经济形态论文第7篇
新型城市经济，是指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背景下，中心城市功能提升、产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新兴经济形态。它具有要素投入的智力密集性、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性、产出的高增值性和服务的强辐射性等特点，其主体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八种形态： 1、创意经济 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结构转型的战略产业、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引擎、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有效抓手。浙江应以创新和开放为动力，以服务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支撑创新型省份建设为重点，贯彻***府引导、企业主体、整合要素、突出重点、搭建平台、集群发展等原则，打造若干有影响的创意城市，集聚一批国内外有较强知名度的创意人才，扶持发展一批综合优势明显、有一定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努力形成一批具有特色优势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品牌创意企业，使浙江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和影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先行区。 2、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是指某些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而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发展总部经济具有增加税收、GDP贡献、产业乘数、消费带动、劳动就业和环境优化等作用，集中体现了知识密集、集约发展、产业融合、强力辐射、合作共赢等特征。发展总部经济应当以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为主要导向，重点发展区域性和特色化的总部经济。其中中心城市，重点集聚民营企业集团总部，跨国企业区域总部、研发和营销中心，区域性金融机构总部等，成为区域性的总部经济集聚地;有条件的城市，发展以满足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特色化总部经济。 3、空港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具有时间价值指向的产品及生产方式在区域对外联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航空运输凭借其快速便捷的特点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强，空港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发展空港经济要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可以把杭州空港经济圈作为率先培育的重点，加快发展现代物流、航空制造、商务服务、空港服务、高新技术等临空产业，打造为长三角南翼空港经济中心、环杭州湾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节点和浙江现代产业的新高地，进而为全省的空港经济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宁波、温州应结合深水良港和民营经济优势，及早谋划空港经济发展，为都市经济圈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网络经济 网络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或网络的，以信息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是现代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网络经济，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举措。发展网络经济，应当重点突出两个方向：一是以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和支柱产业为依托的行业门户网站，发展完善信息、价格指导、网上交易等业务，鼓励和支持专业市场加快信息化建设，促进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有机结合，培育一批影响力强、运作规范、发展潜力大的行业网站，使其成为行业的信息中心和价格发现中心。二是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支持有条件的商贸、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企业发展B2C的电子商务业务。 5、孵化器经济 孵化器经济就是以孵化器为平台整合各类资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创业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孵化为主要功能，以推动中小企业低成本、低风险成长为目标的经济形态。孵化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创新形式，在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城市竞争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53家，其中已投入使用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41家，目前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的环杭州湾地区，占到总数的90%以上。应当把发展孵化器经济作为发展创新创业文化，满足创新创业需求，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基地、创业中心等发展，突出对特色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基础性孵育作用，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孵化器。 6、会展经济 会展经济是指通过举办大型会议和展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一种经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