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劳动力市场论文篇1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诞生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以下四个问题:
1.持续的贫困。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府以此理论为导向,大力发展教育,以期减少失业,消灭贫穷,但却以失败而告终。(Piore,1979)
2.教育与培训失效。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它们对城市工人的就业前景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无法有效减少低工资和贫困。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认为片面强调教育与培训的作用显然是忽略了在工作岗位创造和配置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Gordon,1972;Harrison,1971、1972)
3.收入不平等依然存在。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状况比教育分布的不平等状况要严重的多。(Thurow,1975)
4.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现象严重。男性白人和男性黑人、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即使他们的生产率是相同的,但他们的收入差异却很大。(Reich,1971)并且他们彼此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Hall, 1970)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
1.工作竞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前身
工作竞争理论认为工人的收入与其技术无关,而与其工作的类型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假定在多数情况下雇主只对降低劳动力成本感兴趣,工资结构作为外生变量,雇主间的工资差别很大且与工人的特征没有多大关联。雇主招收工人的标准是其是否具有可以被培训的潜力。(Thurow,1968)工作竞争模型强调公司内部的培训和竞争机制。如果说工资竞争模式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工作技能的供需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那么工作竞争模式则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被培训人员和培训机会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Hinchliffe)
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成熟
Kerr Clark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中首次提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71年,Doeringer和Piore共同发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策》一书,正式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进行了详细分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远非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大块,及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和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一级市场具有工资福利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晋升和培训机会多的特点;二级市场则与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竞争机制。两个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劳动分配的机制有明显不同。一级市场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某一企业内的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 通常以一套指导雇佣决策的详细规则和程序代替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与传统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一致,按照边际方法决定雇佣量和劳动报酬。(Doringer.p和M.piore1971;Osterman,1984)这两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于教育的作用,奥斯特曼在根据职业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对城市的男性劳动者进行细分之后,对各部门的工资进行了回归分析。他总结到,不同部门对工资的决定大不相同,劳动者接受的额外教育在一级市场岗位能够得到奖励,但在二级市场却得不到,二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与一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在统计学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但前者的工资水平要比后者低20%。(Osterman,1975)
(2)对于培训,Jacoby总结出雇主大规模投资培训这一现象的由来,他认为,在二十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性。(Doeringer)较之二级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对一级市场的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
(3)对于劳动力市场工人的纪律性,Gordon指出一级市场工人的纪律性较强,而二级市场的工人,尤其是刚从农场出来的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纪律要求。(Gordon,1972)对此,Doeringer 和Piore也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二级市场的工人经常迟到和旷工,并且不太服从管理。他们的这些特点一旦定型,就将形成其工作品位,这种工作品位的形成又将强化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Doeringer和Piore,1971)
(4)劳动力的流动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Doeringer和Piore认为流动率很小。但一些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不太一样的结论。比如Boston对1983年美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Neuman和Ziderman对1974年以色列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但Rosenberg在1980年对美国的数据研究之后认为,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最初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后来却在临界线附近转向一级市场就业,这一流动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但也并不绝对,有时还很不均衡(Rosenberg,1980)。在英国,从事较差工作的工人要脱离二级劳动力市场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但如愿以偿者也为数不少,且大多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Mayhew和Rosewell,1979)Andrisani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二级市场的劳动者向一级市场流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Andrisan,1976)
3.激进的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阶级视角
在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重要性,从而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引向了另一条途径。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厂商为达到控制和刺激员工的目的而采用的种种计谋,即工作职位与劳动报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卫?桑普斯福特,1999)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会组织的顽强抵制,传统的控制工人的手法渐渐失效。于是,大型企业为了笼络人心,将重点放在正常的晋升规则、提供工作保障以及开拓就业前景等方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式的控制。正是由于某些厂商缺乏放弃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才会出现雇主与工作报酬之间的差别,才会出现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Edwards,1979;Gordon,1982)
激进的分割理论者认为:工人的人力资本构成应包括工人的技术生产能力和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这些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包括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他们指出这些抽象因素虽然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但常常被资本家当作分化工人同盟、***工人阵营的工具。(Bowles;Gintis,1975)
对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的共同之处,Cain 认为这两个流派都对制度变化和权力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以及对雇主和雇员的态度、动机和偏好进行心理学的分析。(Cain,1975)对于两种理论的不同点,Gordon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了一项针对具体时间的分析,强调了分割的技术原因;而激进的分割理论则把分割归结为一个广义的历史和***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劳动力队伍内部的分割促进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永恒的控制。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策建议
1.完善二级劳动力市场,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待遇。具体来说 (1)对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重构: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投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培训;增加提升机会。(2)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资源管理的质量,以加强劳动力组织的有效性。(Bosanquet; Doeringer,1973)
2.关注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关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策。调整劳动力需求方的***策包括:公开招聘、发放工作补贴、反对招工歧视等;调整劳动力供给方的***策包括:促进教育平等化等。(Bluestone,1970)
3.关注社会制度,并对其进行改革。对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进行重组;同时动员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治联盟,争取自己的利益。(Bowles; Gintis,1973)
四、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评述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各团体和阶层的利益,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历史和制度的分析。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的特征,而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在划分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由于划分标准的非绝对性,很难合理准确地将劳动力市场进行区分。
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而不同劳动力市场内部各自也会存在许多的不同,如收入、工作的稳定待深化。
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成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这种分析对于解释发育相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成因和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仅存在由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形态等带来的市场性分割,更为本质的是一种体制性和制度性分割。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和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制度安排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性、工作条件等。因此,对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内部差异的研究还有过程中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人为采取的一系列***策。因此,在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就需要在借鉴、发展西方分割理论的同时,必须对分割的制度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参考文献:
[1]S.Bowles; H. Gintis:机构和效率工资理论.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2]谭友林: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北人口,2000年第1期
[3]汪 洋: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4]王善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府进一步***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 大学生 就业难
中***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a）-0118-01
就业难，就“好”业更难是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最真实的心理感受，为了就“好”业，催生了诸如“考研热、公务员热”等新问题。每年都有千***万马在挤这两座独木桥，真正能够理解考研的意义和公务员的性质的人很少。这种忽视自身个性和盲从的现象既是大学生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众多的大学生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已不单单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整个社会和就业市场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就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人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其收人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我国由于历史、体制等原因形成了特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但大体是包括横向和纵向两大方面，纵向以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来划分，横向是以劳动者之外的各种市场力量的强弱悬殊而分割。纵观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横向市场分割更为显著。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下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高校的扩招造成大学生供过于求。也有学者认为是高校提供的教育内容未能跟上市场需求，使得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还有学者认为问题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性”的岗位供给量不足。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切入点来分析就业难的原因。
2.1 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
主要劳动力市场大致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大公司、外资企业、***府机关、事业单位、公共部门等，而这些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就业弹性很低，这些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增长比较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职位需求。比如，***府部门等公共机构，随着***府职能的转变，机构的并购裁减等造成人员一定数量的下降，尽管每年各级***府要招聘一些公务员，但这个需求的数目与每年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数目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
2.2 次要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缺乏吸引力
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部门主要包括小规模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这些非正规的单位除了工资低之外，重要是环境差，不规范。例如，绝大多数企业对劳动关系处理的规则、程度和组织等制度化程度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安全设备不足，劳动条件恶劣，强制加班加点，拖欠工资。众多的不规范的环境下，有着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大学生宁愿失业也不愿选择这样的工作岗位。
2.3 制度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
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所有制的市场分割使就业市场分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发达地区中不同的行业和所有制间的市场分割，也使得大学生们都纷纷倾向于条件好，待遇好的正规部门，但这些主要市场中所能容纳的毕业生数量是有限的。这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无序发展，主要劳动力市场“无业可就”，次要劳动力市场“有业不就”。大学生都是有自己的理性选择的，不能达到自己心里预期的条件他们宁愿选择失业，也不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所以，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不可避免。
3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解决就业难的对策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应不断的完善和培育良好的就业市场，减少毕业生在就业中的迷惑和困难。
3.1 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承载能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主要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毕业生们都倾向于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应以主要市场为依据，增加主要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量，提升就业机会，增强主要市场的吸纳能力。诸如：加快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适合大学生工作的就业机会；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促进更多正规企业的发展等等。
3.2 规范次要劳动力市场
次要劳动力市场有很多的就业机会，但因为次要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众多问题，大学毕业生宁愿失业也不愿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规范次要劳动力市场，改善其就业环境也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方面。主要对策：健全劳动立法，提高***和监督的力度，以法律形式保障每个员工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制非法企业和侵犯员工权益的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卫生安全标准，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等；***府为劳资双方谈判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指导线，规范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增加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
3.3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建设“无形”就业市场
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市场分割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需要多方面的长期的努力，而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大学生“无形”就业市场，为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减少举办实地招聘的成本，又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避免一些盲目，同时也能解决一些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大学毕业生错过好的就业机遇，也使企业能够更好的招到适合的人才。
3.4 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大学生就业能力
我们知道就业过程是求职者和空缺岗位匹配的过程，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相当于如何创建更多的合适的空缺岗位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岗位不能满足需求是个问题，而大学生本身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就业难是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完善就业市场也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应该从自身出发，增加自己的实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转变就业观念，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适当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寻求长远发展。
总之，大学生就业难牵动着社会的神经，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是实现大学生稳步就业，促进大学生高质量择业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48-54.
[2] 李建民.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2（2）：1-7.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4
【关键词】 最低工资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买方垄断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府为了改善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实质是通过强制性的立法把初级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工资之上，以此来实现社会公平。
国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的经济效益产出方面，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以及对其他工资的影响等方面。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府干预市场运行，他们认为这样会降低市场效率，进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危害，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制度提出了批评，其中以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最为引人瞩目。斯蒂格勒认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仅对减少贫困未能起到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是***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扰。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在我国的表现
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劳动报酬、职业稳定性、晋升机会等工作特征应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分割的、自成系统的不同市场、行业或者职位，在不同市场、职业或者行业中，劳动报酬等工作特征完全不同，缺乏横向的比较性。1954年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很多的制度规则分割为许多更小的市场，作为制度规则运行的结果，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Doeringers·P）和米切尔·J·皮奥里（Michael·J·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策》一文，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典型的非竞争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就业和劳动报酬的影响。其中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论最具典型代表性，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这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一级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工资福利待遇较高、有较多的培训机会、工作流动性较小、就业稳定、失业危险小、工作条件好、管理过程规范、有很多的晋升机会，要进入此类劳动力市场工作，劳动者必须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学历以及较高的个人综合素质，这类市场上的工作者是比较有前途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个人收入。与此相对照，二级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相当于竞争性市场，受供求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劳动的边际贡献和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有工资低、职业不稳定、管理不规范等特征。员工自主工作性较低、工资福利低、工作条件差、劳动力流动性高、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培训机会少或者没有、没有升迁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壁垒较小，属于通用的职位，一般讲，次要来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不需要太多的培训，学历较低。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我国是否有所体现？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主次劳动力市场工作特征差异比较明显，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呈明显正相关性。而且无论主次劳动力市场，教育对收入的提升都是正面的，但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这说明低收入者要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区就业，他们相信次要市场是低效率的信号。这进一步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呢？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多重分割格局，主要是制度规则导致的（李建民，2002）。行***因素或者***策因素主导了我国的所有制、产业、城乡等多元化分割格局（杨宜勇，2001）。综合起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有所体现，且表现出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与我国的所有者体制改革、城乡差距的扩大和产业分割现象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所有制分割。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统一、福利完善、就业稳定等特点，不同的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报酬差别不大，这必然引起人才流失。而新生部门则以民企为代表，其工资支付依照市场原则。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流出来的职工到底是进入新兴市场还是继续留在原有的市场准备自愿性失业呢？这种国有和非国企业的分别，对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城乡分割。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方面，户籍制度所受的指责最多，被认为是阻碍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约束，迁移者难以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实际上，户籍制度不但起着就业保护的作用，而且因为这户籍制度关系着能否享受到各种城市福利的资格。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存在城乡差异时，这种市场分割程度就越发严重。
三是产业分割。产业分割是依赖与***府的垄断***策，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有丰厚的垄断租金，足以建立新式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排斥这个企业之外的求职者。这种分割不完全是旧体制的原因，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引起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的流动障碍，各个市场的门槛和壁垒作为提高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效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容易引起一些寻租行为和违规行为。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工资较高，他们的均衡工资水平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此时最低工资制度将不会发生作用。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二级市场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非熟练的初级劳动力，技术水平低，相互替代性较强，加之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因而买方在交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决定有较大的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买方垄断市场，而不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二、买方垄断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效应
由于买方垄断企业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者，故其产品的边际收益与产品价格相等：即MRP=P。但是，由于此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是完全竞争者，故其劳动力价格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从而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不再等于劳动力价格。假设劳动力的供给函数为W（L），则成本函数为L？鄢W（L），于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函数（MLC）如下：MLC=[L？鄢W（L）]`=W（L）+L？鄢dW（L）/dL从上式可见，劳动力边际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劳动力的价格W（L），表示企业为增加使用劳动力所必须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数量的价格，这是由于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成本增加。第二个部分为L？鄢dW（L）/dL，其中dW（L）/dL反映了由于增加使用劳动力而引起价格的变动，故第二部分表明：企业所雇用的总劳动数量的变动导致了每个员工工资价格的变动。如***1所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MRP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MLC的交点确定了买方垄断企业的最优劳动使用数量，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当企业的劳动需求量确定为E0，时，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供给曲线S决定，即为W0。在这个市场上企业以低于均衡工资的工资雇佣了E0的劳动力，企业收益最大。
当工资率从W0上升到Wm，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雇佣Em个工人。但雇佣量却还是从E0上升到Em。于是，对于买方垄断的企业来说，强制性的工资率会同时提高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也就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正是边际费用的下降才导致了企业在短期中扩大生产规模和劳动力的雇用数量。因此，如果对买方垄断的企业实行强制工资率，那么就可能会使得企业的工资率和雇用数量同时上升。以上我们分析的这种情况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的情况下，只有当最低工资率被确定在W0和W1之间时，雇佣量才会上升。如果最低工资率位于W1以上，它会导致MLC的提高，雇用水平会下降到E0以下。第二，***1中的MRP曲线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买方垄断企业对最低工资的短期反应。
所以，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况时，如果不存在其他干预，则垄断买主所雇用的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处处都高于其供给价格，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即***中的E0点。如果***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则垄断买主成为一个价格接受者，此时雇用水平上升到Em.因此，如果高于原先的W0，低于竞争性工资W1，则最低工资标准会使就业增加。如果Wm=W1，则雇佣量上升到竞争水平，一旦Wm>W1，则雇佣量就会下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最低工资***策是减少还是增加就业，还是对就业没有影响，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最低工资的实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态，且最低工资水平合适，那么这一***策还会增加就业；如果雇主减少员工的其他福利，这在客观上会削弱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三、结论
在短期内如果能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在W0和W1之间），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劳动着工资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雇佣量。从长期来看，工资率的提高会产生替代效应，即用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使雇佣量减少。但是，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2020年劳动力供给将比2010年减少619万，以后劳动力的供给会逐年下降，工资率的上升所引起的替代效益可以减轻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是符合我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发展战略。所以，在短期内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减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也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效率。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对最低工资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国的现实，应该将最低工资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定以后如何去执行，对于不执行的行为，该采取怎么样的处罚和挽救措施以及这一***策在中国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等问题上，而不是仍然继续停留在要不要实行这一制度的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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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论文篇5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零工市场；劳动力转移
一、引言
对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及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的讨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把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特点；西方经济学的中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之间关于市场效率与***策有效性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上；发展经济学也充分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剩余问题，甚至以此作为理论的起点。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力能否成为商品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基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源是否具有劳动力商品的属性。而讨论双方也都认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将走向市场，以效率的原则实现其优化配置。本文就是以大家都认同的这一观点为前提，来讨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问题。
可能是受发展经济学中“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的影响，理论界农村劳动力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即农村劳动力力向城市、向现代产业的转移，而关于劳动力的市场化问题，其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乡－城劳动力市场”上。实际上，考察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农业内部的劳动力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界一直关注的一个研究思路
说起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不提到刘易斯，可以说正是刘易斯为理论界设定了对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研究方向。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他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他对“二元经济”的经典分析也是建立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前提下的。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部门：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经济发展过程是通过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张来进行的。而要实现其扩张，城市资本主义部门就要不断吸收农村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民从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的动力，就是在两个部门所能获得到的收入不同。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模型：
可能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刘易斯严格的区分了劳动力的产出量与其报酬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他那里两者分别被称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他认为前者高于后者，并将此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工人不能像新古典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获得与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报酬，相对无限数量的竞争者的存在，会使得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这一最低工资要高于农民在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刘易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部门获得雇工的必要条件：“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下限，但是，实际上，工资必须高于这一水平，而且，资本主义工资与维持生计的收入之间的差额通常为30%左右”，其原因在于“城市消费的需要”、“资本主义工资所要求的嗜好与社会身分通常已被更高的实际工资所承认”以及工会的力量等等。如***1所示。
os是劳动者在农村维持生计部门所获得的收入，是仅够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而ow是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价格，是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N1P1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由于os小于ow，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资本主义部门。而由于wp1低于N1P1，工人劳动的产出的剩余部（N1WP1）作为资本家的利润，形成资本主义部门的积累，用于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提高，则可以扩大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及其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促使N1P1提高到N2P2，资本主义部门的积累也由N1WP1提高到N2WP2……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要保证这一良性循环的进行，就务必保证os小于ow，而NWP留在资本主义部门。这无疑又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农民和农业实行歧视性的***策。
可以说刘易斯的分析设定了研究农村劳动力问题的基本方向。在他之后的研究也多数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面。托达罗（Todaro，1969）提出了预期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农村劳动力对于城乡间存在的预期收入差距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一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收入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其迁移出的劳动力远远少于中部地区①。为了补充托达罗这一理论的不足，斯塔克等人借用伊斯特林（Esterlin）的相对收入理论，用农村劳动力所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来解释他们的迁移问题（Stark and Taylor，1991）。
我国对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沿用了刘易斯的思路，不同的是我们80年代曾经针对农村的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而提出了相对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三元论”；蔡等人还利用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②直接检验了“相对贫困”对农户迁移决策的影响。
三、关注农村的劳动力市场
应当说，可能被学者们所忽视的一点是，刘易斯的研究思路存在着这样一个潜在的假定前提：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个现成的劳动力市场（当然可能是无形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他才可以用市场经济中竞争与价格机制的原则，通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来得出结论――工人由于市场上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竞争，而只能忍受“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显然，他们也认为农民当然会以市场经济的原则，配置自己的劳动力――也只有这样，农民才依照劳动力的不同价格做出其迁移决策。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早已引起理论界注意，那就是，刘易斯及其继承者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都认为二元经济中，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缺少商品经济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不占主导。那么处于这种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环境中的农民是否会依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配置自己的劳动力呢？即便是承认，农民存在着理性选择（如舒尔茨对于“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我国学者也曾对我国传统农村家庭部门中存在的商品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并以些来完善我国关于“三元经济”的判断③），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民会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配置自己全部的资源，尤其是其劳动力资源。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必须研究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对于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或者说这种迁移可能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也不能以此来替代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化问题的关注，简单的把劳动力的市场化看作一个理论前提，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是通过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来进行的，那么其前提也就必然成立――这个市场上的农民是通过市场来配置其劳动力资源的。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原先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中的农民，如何学会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配置自己的劳动力，其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又是如何形成的，可能对于揭示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以及它对农村传统部门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及种植业的产值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但是农业及种植对于农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农户经营观念的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化问题，就必须考虑农户在其种植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依照劳动力市场的规则来配置劳动力资源。
四、农业耕作需要交换劳动力
我们选择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作为时间和逻辑的起点。这个时期现实的前提是，农民开始获得一定的经营自，而农村经济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来讨论：
如果把家庭看作农村最为基本的经营单位，那么只要家庭中的劳动力使用量和家庭的劳动力拥有量之间出现不相等，就必然产生农户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证明这种供给、需求的存在性：1、种植业生产的特殊性，种植业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分步的，这要归因于种植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在同一个生产周期中，需要投入的劳动量时多时少，任何一个农户都不可能保证自己家庭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可以在每个时间段里都恰好满足其家庭所需的劳动量――永远没有剩余也永远不会出现短缺④。正因如此，种植业生产中历来就有“农忙”、“农闲”之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更为精确的定义“农忙”与“农闲”：种植业生产有的，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量在时间上呈现出有规律的不均匀分部，而导致其耕作劳动出现的“时忙时闲”。2、家庭经营决策的***性，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自主安排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耕作何种农作物及如何耕作。而不同农作物之间存在着时令差别；即使是同种作物，其“农忙”的到来，也因农户之间具体经营方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不同家庭之间的“农忙”和“农闲”在时间上的分部出现不一致。3、农村经济中单一化的产业结构。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的不足，以及农业内部多样化经营的程度极低，对于多数家庭来说，种植业生产中一两种农作物的耕作，可能是其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两种农作物的“农忙”可能意味着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不足，而“农闲”也就等于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过剩。基于以上原因，由于劳动力的拥有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矛盾，农户作为微观经济单位必然会产生交换劳动力的现实需要⑤，换言之，当有的家庭一家人忙不过来的同时，其他家庭的成员可能正无所事事。
五、案例：农村劳动力交换关系中的网络与市场
既然农村种植业内部就存在着交换劳动力的现实需要，那么如果农民具有劳动力市场的观念，劳动力的市场交易必然会在农村种植业内部出现。反过来说，如果农民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解决这种现实的需要的，也就可以否定其劳动力市场观念的存在。事实又是如何呢?
笔者以自己家乡山东省高密市的情况作为案例，这里的事实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80年代初，当地农村的劳动力的交换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进行的。和全国多数地方一样，当时的高密地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是农户之间的“互助”行为：他们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组织起相互的“帮工”，来应对农忙时节。关系比较密切的几家农户，甚至在各家农忙都同时到来的时候，也通过协商安排⑥，几家人联合起来把各家的农活儿逐个忙完⑦。这种“劳动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显然不是一种市场关系，在这里即没有市场的竞争与价格机制，也没有明确市场供求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显然是社会亲情网络而不是市场交易关系。这也就从事实上证明了，当时的农民还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观念。
1995左右高密地区开始出现一种自发的劳动力“零工市场”。笔者曾亲身经历并对此作过相应的调查，这种市场有其固定的场所，一般都分步在乡镇交通主干线的支线位置⑧。待雇工们在市场上等待雇主的出现，双方通过计价还价达成协议后，雇主带雇工离开市场去工作场所工作。由于一般来说，需要雇工当天就开始工作，所以交易时间多数在清晨就开始，持续到中午⑨。市场上进行的绝大多数是“零工”交易，工期一般只有几天时间，每天的工资都是当天结算。市场上的待雇工一般为10－50个不等。当地称这种零工市场为“工夫市”，“工夫”在当地方言中兼有“时间”和“劳动力”两种含义，这一称呼恰好非常贴切的表现了这种“零工市场”的经济学含义。
这种“零工市场”在当地发展得很快，1996前后，来市场的雇主主要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老板，雇工的工期也比较长，每次雇佣关系多数要持续在3天以上。市场上的待雇工一般也不超过20人，男工为主，价格一般为每天14－20元。“零工市场”当时还没有影响社会亲情网络在“农忙”时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但是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普通农户开始成为市场上的雇主，市场的规模也开始超过30人，雇工的工期缩短，多数只有一天甚至半天⑩，市场上的女工比例上升并开始超过1/2，而劳动力价格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零工市场”已经开始冲击社会亲情网络原有的主导地位，很多农户开始用“雇工”来解决自己的“农忙”，同时也到“零工市场”上为自己的空闲时间寻找“雇主”。到2002年前后，由于“零工市场”这个有价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存在，已经很少有农户在农忙时节去求助于亲戚朋友无偿的“帮工”了――劳动力市场取代了社会亲情网络的主导地位。
可以说“零工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例证。它证明，农民的劳动力市场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一个客观的、不可超越的过程。
六、相关的分析
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进程呢？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对农村“零工市场”的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产权制度及其***府的基本的经济***策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力的市场化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的。
1、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催促了“零工市场”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第二第三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农业中的林、牧、副、渔四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也有所提高。相应的，这些非农业产业和农业中非种植业也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对很多家庭来说一两种主要农作物的经营耕作已经不再是其唯一的或主要的经营活动了。这也就改变了长期存在的“农闲”时间过长的而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常性闲置的问题。这种改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农户不再像原先那样“理所当然”的把农闲时的劳动力闲置起来，耗费掉。也就是说，农村经济产业的多样化开始让农户意识到，农闲时的劳动力，完全可以用来从事其他产业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和潜在的获得机会，使农户认识到其闲暇的“机会成本”。
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提出了客观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一些非种植业的经营与原有的种植业耕作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些产业往往需要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投入，当这种稳定的投入量超过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时，采用雇佣劳动力的方式来从事经营活动就成了必然的要求――也正是这种必然要求，促使在“零工市场”出现之前，农村就先出现了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长期雇佣。
2、农村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报酬，使农户意识到其闲置的劳动力的潜在收益，劳动力有偿转让和有偿使有的观念开始形成。
3、个体私营企业及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并非完全稳定，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着对短期“零工”的客观需求：由于其经营活动的波动，以及一些周期性偶然性的经营需要，这些企业往往在某些时期需要一些短期的“零工劳动”，但如果为了这些需要而扩大其长期雇工的数量，就会在企业中形成劳动力的闲置，影响企业的效益――而通过“零工市场”雇佣短期的“零工”来解决其需要，就要合算的多了。正是这些企业的理性选择，直接促使了农村最初的“零工市场”的产生，最初“零工市场”的特点，也正是为适应这些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而形成的。可以说正是这些企业，使潜在的、可能的劳动力需求，突破了家庭的社会亲情网络，形成了劳动力的市场需求。
4、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户要实现整个家庭向城市的迁移存在着多方面的困难，从而导致很多农户在向城市输出其劳动力的同时，是还必须在农村保留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以维持家庭基本的经营活动和基本的家庭生活；很多向乡镇企业提供劳动力的农户，也保留着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以经营其农业耕作――而种植业中“农闲”的存在，又会使这些家庭经常出现闲置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也会攀比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乡镇企业中劳动力的价格，到市场上寻找劳动力有偿转让的机会，这无疑又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供给。
七、意义
现有的农村“零工市场”的存在，无疑会将劳动力有偿使用的观念普及到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输出劳动力的农户可以放心地将其过剩的劳动力长期而稳定的输出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乡镇企业，而通过从“零工市场”雇佣雇工的方式来经营其农业耕作。可见农村“零工市场”无疑是对“乡－城劳动力市场”和乡镇企业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而对这种“零工市场”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认识，完善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相关理论。
注释：
①2000年占全国农村人口32%的6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省和自治区（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河南、广西）构成了全部人口迁出人口的59%（刘建进，2001）。
②他们于2000年对甘肃通渭、四川渠县、贵州威宁、陕西商州4个贫困县市的农户所做调查。
③见参考文献4。
④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即使劳动力的剩余是“常态”，其暂时的短缺也无法避免――出于时令的需要农户可能必须在一两天内就完成大量的耕作劳动。
⑤即使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无限供给的程度，“农忙”所来的微观经济单位的现实的劳动力需求同样有效，并不影响以上分析的实质。
⑥比如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⑦当然，这也可能是出于合作效率和“规模经济”的需要。
⑧这显然说明，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其场所的选择也是一个自主地最优选择的结果：交通主干线旁边可以尽量缩短交易双方的路程，支线的位置也可以避免市场交易与主干线的相互干扰，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⑨中午达成约定的雇工还可以干上一个下午。
⑩这反映了普通农户在“农忙”时节对雇工的需要――时间紧――事实上，很多农户为了应对“农忙”的需要而必须在一两天内多雇工几个“工”，以免耽误时令。而对于个体私营企业来说，减少雇工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会提高雇工的熟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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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2010年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科研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与产业升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J201054）。
作者简介：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6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市场信号；劳务品牌
[中***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75-05
一、引 言
“民工荒”现象于2004年在东部沿海初见端倪，至新一轮“民工荒”于2011年出现在东部沿海，甚至在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程度显现，似乎预示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1]。对个人而言，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将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以及在市场中变被动为主动；但对整个国家经济而言，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宏观经济结束高增长期进入低水平增长。因此便有另外一派学者认为，我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只是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结构性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2][3]。暂且不论是否到达“拐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依然是值的关注的，这个拐点到达之后，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必然减慢[4]，当下的“民工荒”现象也不能代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蔡昉（2011）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困难群体数量进行了估计，认为约有4，000万属于就业困难人员[5]。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末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为36.7%，而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该比例一般低于10%，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该比例也是低于20%的，显著差距意味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具转移空间。既然还有如此之多的潜在转移劳动力，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民工荒的出现？就农民工本身来说，转移就业的动因为进入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农村，如今的大量回流说明城市的生活成本与收益的距离不断缩小，不足以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减少导致部分农村劳动力回流，城市劳动力的供应不足。需求定理告诉我们供给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制度因素的逐渐放开使劳动力进入市场资源配置环节，此时的劳务市场①既是生产要素市场也是产品市场，用工企业选择劳动力犹如顾客选择产品，用工企业（雇主）便处于一个信息劣势方的地位，由此也便形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务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信息不对称，正是该特征导致劳务市场的就业不畅。正如Akerlof[6]（1970）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买方由于无法确切知晓产品质量信息，只能按照预期质量支付产品价格，从而导致卖方的逆向选择行为发生，所有高于预期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进而整个市场不断退化乃至萎缩。如何解决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对于解决目前劳务市场中“民工荒”与“就业难”共存问题，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交易双方因信息量占有不同导致市场交换过程中存在非平等关系，信息占有多的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信息占有少的一方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失效的市场失灵出现。劳务市场很明显地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②。劳动力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其价值的载体，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其不具有一般商品的可视、可闻、可触的有形判断，雇主在购买和使用前无法准确判断其使用价值，使雇主处于信息不充分一方，而雇主的雇佣行为则是在准确判断出劳动者真实劳动生产率之前就要决定的。因此，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在雇佣农村劳动力时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劳动力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在应聘环节美化和夸大其使用价值，加之雇主对于其真实性调查与核实的成本过高，因此雇主通常给予受雇劳动力较低的工资以应对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决策失误和雇佣风险，若待雇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水平会降至更低水平。此时，具备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力会退出市场，劳动力市场将变成低生产率工人和低工资充斥的“柠檬市场”——这个便是信息经济学的事前逆向选择。当然，当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过剩时，企业的低工资也可能雇佣到合格员工③。然而，即便雇佣到了合格劳动力，遵循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正比原则，低工资带来的低效率通常表现为消极怠工等行为——这便是信息经济学的事后道德风险。无论事前逆向选择导致的不合格员工的低劳动生产率，还是事后引发的合格员工的道德风险，对于雇主都是不利的。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雇主无论如何雇佣劳动力，对其自身的风险都是巨大的，甚至逼迫一些雇主放弃雇佣新员工，只有在信息相对对称和风险较小时才采取雇佣决策，科技进步降低了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升，相应也就导致了目前劳动市场中由于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对一部分高素质的劳动力产生的连带效应，致使“民工荒”现象凸显，且不论劳务市场是否真实供不应求，但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必然是其显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劳务市场中信息传递信号的选择
信息不对称的最终结果还可能导致市场交易双方行为扭曲和错误决策的产生[7]。因此，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对劳务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经济主体应有强烈意愿和激励去抵消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Akerlof（1970）指出，沟通是削减信息不对称的唯一手段[6]。如何实现劳务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双方有效沟通是目前劳务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依靠***府采取相应的监督体制来削减信息不对称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市场上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市场信号便成为信息不对称双方加强沟通的传递方式。
为了避免逆向选择导致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Spence（1973）[8]和Rothschild & Stiglitz（1976）[9]分别提出了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信息占有多的先行动还是信息占有少的先行动。信息甄别模型主要是以保险公司为例研究信息占有较少的保险公司对大量顾客的信息甄别行为。在劳务市场中，雇主在雇佣行为中处于信息劣势者的地位，由于市场上劳动力繁多且过剩，若每一次雇佣都进行甄别交易成本将大大提高，此时若劳动力主动将自身信号传递给雇主，就可能产生规模效果，因此，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传递模型将更具有效率性。劳务市场中的劳动力将能够展现自身能力且有别于他人的信号传递给雇主，以实现雇佣行为的发生。Spence（1973）在其信息传递模型中认为不同能力的劳动力所选择的教育水平是不相同的，同样的教育状况下，能力高的劳动力付出的成本将小于能力低的劳动力，因此教育可以作为劳动力能力的传递信号[8]。这也正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为什么出现“文凭竞争”现象。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劳务市场中，由于社会背景和自身原因导致普遍素质都很低，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背景，以教育作为信号区分劳动力似乎就不是那么的切合实际了。
究竟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劳务市场中什么最适合作为信息不对称双方沟通的强信号呢？从雇主决策出发，对于产品，消费者最关注的是产品质量；对于劳动力，雇主最关注的使其使用价值。采取购买决策的时候，必然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风险小于其要付出的交易成本，感知质量大于其要付出的交易成本。雇主决定雇佣劳动力前都要对产品的指示线索作一个综合评价，这些指示线索可以分为内部线索和外部线索。信息不对称通常指的是内部线索的不对称，而这种内部线索是很难被发现的，因此需要通过外部线索进行反映，雇佣决策一般由外部线索决定的。目前反映内部信息不对称的外部线索大多表现为价格、包装、声誉、品牌、地区等非功能性指标。因此，解决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就是要找到一个外部线索可以真实客观的反映内部线索，从而降低交易中的感知风险，提高交易中的感知质量，促进雇主的雇佣行为。Stokes（1985）认为价格和包装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没有影响，而品牌却不同，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购买意向[10]；Zeithmal（1988）认为高价格可以作为质量信号[11]；Kirmam（1990）指出广告的投入可以作为推断质量的线索[12]；范晓屏（2003）认为低质量不会有长期担保，质量担保可以成为高质量的传递信号[13]。信号的选择实质就是通过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以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从劳动力决策出发，只有当劳动力自身觉得通过发送虚假市场信号来欺骗雇主无法获得利益，不同质量的劳动力采取不同战略才能获得利益，此时真实的信号被传递出去，雇主可以通过信号区分劳动力，实现雇佣行为。然而，事实上劳动力并没有足够动机传递不同信号，通过广告、价格和质量等方式区分不同质量劳动力也是不切实际的。Philips（1988）认为企业全面质保担保可能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困境问题[14]。Trole（1990）认为由于高价格并一定说明高质量，因为在多次交易中高质量的正面效应可能被高成本渐渐超越[15]。另外，基于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原则，无论低素质还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都会选择广告和包装宣传自身的高使用价值，进一步导致信息高度不对称。而以品牌作为沟通信号传递相关劳动力信息则不会具有以上种种缺陷。因为品牌是上述一系列信号的囊括，表现为消费者对产品使用印象和评价，象征着产品的所有特点的无形总和[16]。与其他提高雇主感知质量的市场信号不同，品牌更具有丰富内涵，是劳动力立足于市场各方面的集中体现。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品牌是一种可靠的用于雇主和劳动力沟通的市场信号。
在劳务市场中，以劳动力供给方视角出发，劳务品牌代表劳动力规模、整体素质、技能特征和整体形象；以劳动力需求方视角出发，劳务品牌代表一系列传递劳动力的技能特征、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的信号。以劳务品牌作为信息传递信号，通过向雇主传递有关劳动力的某些特征，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早已有过实证分析，其影响之大甚至可以改变消费者偏好。Peterson（1986）以3种不同的花生酱为研究对象，在盲测中，被测试者明显倾向于一种不知名品牌的味道；而当明确品牌后，结果表明7成被测试者偏爱最知名品牌的花生酱[17]。埃里克和戴维（1998）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使从未使用过，人们也倾向于购买品牌产品[18]。里克、巴斯和格特（2004）的研究表明品牌可以帮助消费者在可靠程度未知时作出判断[19]。国内学者杨煜（2005）认为品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品牌为消费者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帮助消费者作出合理选择[20]。品牌的建设固然需要花费成本，作为劳动力供给方，需要通过品牌建设成本对劳动力使用品牌进行限制和规范，保证品牌劳动力使用价值有效传递给雇主，提高雇主对品牌劳动力的信赖程度。由于雇主在雇佣劳动力时为选取合适劳动力需要花费搜寻成本，品牌降低了雇主搜寻成本，只要品牌的信号成本小于雇主的搜寻成本，雇主都愿意承担劳动力因品牌而增加的成本。由此可见，当品牌建设后的交易成本小于雇主原来的搜寻成本，这部分成本完全可以转嫁给雇主，对于双方都是有利可***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务市场中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四、品牌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的作用机制
现有关于品牌信号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多倾向于研究产品品牌信号传递的整体作用，鲜有品牌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对于具有明显信息不对称特征的劳务市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阶段。上述分析已经说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致使劳务市场中的雇主方为了避免损失就会尽量减少其用工量，一些不必要的雇佣行为将会避免，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特别在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表现格外明显。该行为就是消费行为学中所提到的风险降低理论，在消费者交易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存在风险，雇主雇佣劳动力与消费者购买产品一样，都是规避和减少风险的行为。而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这种风险无疑更大。因此，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首先要减少这种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品牌信号通过其蕴含的内部线索使雇主对劳务品牌产生心理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表现为雇主对劳动力的感知质量。
（一）品牌信号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
雇主对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判断是一种感知，是对劳动力的一种主观判断，无论劳动力本身状况如何，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让雇主感知。雇主的感知是雇主根据自身对劳动力服务的需求和雇佣目的，对某一劳动力及其所带来的服务进行抽象主观评价，是一种事前行为。雇主感知质量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雇主雇佣某种劳动力意愿，加深该劳动力在雇主心中的印象和地位，吸引雇主从而增加其重复雇佣率，通过建立雇主的忠诚度，提高品牌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品牌信号可以帮助雇主了解劳动力及其服务质量的有关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给雇主带来的信息缺失。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展示产品的相关特征，增强雇主的雇佣信心。感知质量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良好的雇主感知质量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的品牌可以向雇主发送可信的、清晰的、一致的品牌信息，有助于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
（二）品牌信号降低雇主的感知风险
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雇主因无法了解劳动力的真实情况而使雇佣决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只能通过直观了解对劳动力的内在价值和实际使用价值进行估计和猜测，以此作出的雇佣决策。信息的不对称使雇主在雇佣劳动力时感受到风险的存在，这种感知风险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雇佣决策是否实施，然而感知风险并不一定代表真实风险。
很多原因可能使雇主产生感知风险，例如曾经的雇佣经历不满意、从未雇用过类似员工和机会成本过高。一般来说，当劳动力对雇主有较大影响或雇主付出高工资时，由于雇佣效果滞后于雇佣决策使得后果无法更改，雇主的感知风险将会较高。雇佣月嫂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月嫂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家人和下一代，但如果无法满足雇主要求，即使发现，自雇佣开始的行为已经对雇主造成了损失。雇主为了事前可以避免自身损失，便会积极搜寻劳动力的相关信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感知风险，以降低雇佣行为的实际风险。劳动力的供给方为实现雇佣后的利润和雇佣的重复性，具有向雇主提供劳动力信息的动机，从而减少雇主在雇佣过程中对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品牌信号通过降低雇主对劳动力的选择成本，降低了选择过程中的交易费用[21]，提高了雇主的选择效率，从而降低了雇主的感知风险。尽管品牌的创建增加了交易费用，但降低的选择成本加上转嫁给雇主品牌成本依然是有效率的。当然，通过雇主的感知质量，也会间接对感知风险具有影响作用。通过对劳务品牌的创建，可以有效地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进而降低雇主在雇佣行为过程中的感知风险。
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务市场中，雇主无法充分了解受雇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技能特征和无形品格，在雇佣行为中无法作出完全信息状态下的正确决策，而劳务品牌信号通过其蕴含的内在信息以感知方式，提高雇主的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使雇主产生心里安全感。品牌体现的质量是决定雇主雇佣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决定雇主是否雇佣或者雇佣哪种品牌。在雇主雇佣行为过程中，雇主即使获得足够信息往往也无法对劳动力的质量作出客观的判断，有时花费很多成本而获取的信息却是无效的，对雇佣决策没有任何意义。此时，品牌所体现的感知质量成为雇主雇佣行为的决定因素，这种感知质量降低了感知风险，促成了雇佣双方的沟通。品牌所具有的特性使雇主了解了品牌劳动力的特性，品牌也为劳动力供给方传递了劳动力的特点，降低了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雇主与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得以实现。无论品牌是直接降低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还是间接地通过品牌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方式降低劳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品牌信号的引入都将使劳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至雇主可接受的范围。目前在“民工荒短缺”之际，品牌劳动力如河北省知名劳务品牌的石家庄月嫂、湖南省的常宁保安、山西的浑州服务员等一些知名劳务品牌却出现供不应求现象，便是强有力的解释。
五、结 论
本文将信息经济学中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现实的劳务市场中，分析表明劳务市场中的雇佣双方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认为有必要引入市场信号实现雇佣双方的有效沟通。进一步分析认为，品牌机制的引入通过提高感知质量和降低感知风险可以直接或间接降低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的解决目前劳务市场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两大难题：一是如何让雇主知道和了解劳动力实际状况，消除和尽量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二是如何让雇主相信信号所传递信息的真实可靠性，进而产生偏好实现雇佣行为。
[注 释]
① 本文所述的劳务市场主要指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而形成的。据统计，目前94.8%的外出劳动力以受雇形式存在。
② 劳务市场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雇主对劳动力的信息占有不充分； 另一是劳动力对雇主的信息占有不充分。本文认为劳务市场中的劳动力可看作产品，因此侧重于论述前者。
③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知识失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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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Brand Signal in the Labor Market
Wang Wei， Tong Guangj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China）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7
1.就业取向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
2006年杨泰等人对齐齐哈尔医学院05界专科毕业生调查发现，专业教育对大学生的就业取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过程的成败。此次调查得出：大学生在临近毕业时，就业是首选;报考研究生的理由，继续深造和为了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比例相当;大学生在求稳、务实的基础上，追求良好的个体发展环境已成为部分毕业生就业的第一出发点;
2006年杜芸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发现自我评价是影响其就业取向的主要因素，并且影响就业。2008年丁俊锋 韩文英得出：当代大学生的就业目的更加现实,就业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就业类型更加倾向于满足自身的实际需求。这就给社会及相关机构提出新的问题,要适时地调整策略,围绕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动向恰当地引导教育。新华网2009年1月22日报道：日本大学生就业取向趋于求稳，银行业，能源行业，***府部门，食品业受青睐。徐家明(2009)提出目前大学生就业存在就业取向失衡现象。大学生的就业的取向失衡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价值主体上个人取向增强，受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当代大学生在就业追求上社会价值观淡化，他们更多地看重职业的个人价值，很少考虑职业的社会价值，更多地考虑是自身利益，而很少考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结合;二是在价值目标上注重经济价值、功利主义较突出，把经济收入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对未来专业知识的发挥却看得较轻;三是在地域及单位的选择上，就业观念陈旧，奉行“稳定高于一切”，看中的是单位姓“公”还是姓“私”，普遍向往经济发达地区，追求安逸舒适的工作环境，不愿去老少边穷地区、基层单位和中西部地区等。可以看出：如果就业取向符合社会需求，则会促使个体顺利就业;如果就业取向背离社会需求，则会阻碍个体的就业过程。
2.就业态度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
根据多林格(Doeringer,P.)等人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primary 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主劳动力市场具有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失业率低、劳动者技术水平高等特点，而次劳动力市场则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工作变换频繁。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根本无法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两个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并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所以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从而出现劳动者在次劳动力市场的“自愿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认识毕业生就业市场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很有启发：首先，毕业生就业市场也可能被分割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如主劳动力市场和次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分割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将存在一种特殊的失业现象，即在主劳动力市场为非自愿性失业，在次劳动力市场为自愿性失业。其次，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程度越高，工资待遇水平差别越大，主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越少，则大学毕业生中这种自愿性失业人数越多。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目前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来看，大学生还是有较大的就业空间，但事实是有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宁愿选择暂时失业也不去这些岗位就业。这一现象是与我国特殊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的。必须打破目前的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对大学生就业市场进行调控。”无独有偶，还有学者指出“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下大学生理性选择的结果，解决大学生自愿性失业问题的对策是降低大学生就业期望值，但实现途径主要不在于宣传教育，而在于打破由于不合理的制度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我国学者2007年朱倩昕,卢莲,贺杏得出：多数大学生选择本科毕业时不会立即就业。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考研，另有一部分人做考研就业两手准备。大学生在做出本科毕业就业与否决策时，依次考虑以下因素：个人能力、社会就业形势、家庭意愿、从众、个人意愿。各年级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依次考虑以下因素：个人发展机会、胜任能力、薪水和福利、个人兴趣。年级间存在差异。2009年李卫成提出：大学生个人要提升能力、正视现状、积极就业作为现在的大学生，面对就业难，必须着眼于眼前转变观念，以现实为基础，认清就业形势，正确对待自己，大学生要具备主动、积极、从容、自信和百折不挠、面对现实的平和态度，克服不良心态，用积极勇敢的态度面对，面试中也要大方得体，机灵应对，不卑不亢。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个体可以控制的因素，积极地就业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改善自己的就业状况。
二、就业取向和就业态度的关系
费尔浦斯(E.S.Phelps)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求职者的求职行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工作找寻”(Job Search)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每个用人单位对劳动的报酬是不同的，但由于信息不充分，劳动者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什么单位劳动报酬最高，因而必须不断地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工作找寻。在寻找的就业过程中，需要就业取向和就业态度一致，而目前大学生就业相关研究的大量文献关注的是就业取向和态度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很少有研究二者的关系。大学生的就业态度决定大学生的就业取向;大学生的就业取向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态度;二者共同作用于大学生就业。大学生的就业动态度受主体认知的影响，主体有现实的认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就业***策，二是全国的就业形势，三是本地区的就业信息，四是正确地认识自己。就业态度才能产生更好的就业取向，从而就业取向才能和实际的就业需求相匹配，这样的就业取向就能更好的指导就业态度，大学生就业也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结果进而强化就业。在这种良性循环的促进下，大学生群体得以稳定，人民生计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社会安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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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论文篇8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9
关键词：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次要劳动力市场
中***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103-02
自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与日俱增，1996―2006年这十年间，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了将近4倍。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是660万，“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均将达到700万。伴随着持续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随之而来的是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与其他失业人群不同，他们的失业并非因为无业可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对现有工作不满意而“自愿”失业的。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大学生自愿性失业
1971年，多林格尔（P.Doringer）和皮奥雷（M.Piore）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1]。该理论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部分：主要劳动力市场（primary market）和次要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market）。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一般具有较大的规模、工资水平较高、工作环境优越、企业培训良好、晋升机会多等；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企业规模一般不大、工资水平较低、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企业培训、缺乏内部晋升机制等。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赖德胜（2001）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可以按照户籍制度划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也可以由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与中小城镇劳动力市场[2]。本文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标准是按照其工资差别来定的。由于劳动力就业具有“逐利”的特性，其他条件，如工作环境、企业培训等都可以看成是工资的函数。因此，主要劳动力市场对应的特点就是高工资，次要劳动力市场特点就是低工资。对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来说，主要劳动力市场必定是他们就业的首选。但因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数量的限制及自身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顺利地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被“分流”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无论是企业的性质还是工资水平都与大学生的预期有较大差别，一部分大学生会主动放弃工作机会，从他们主动选择失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失业可以归结为“自愿性失业”。
二、高保留工资与大学生自愿性失业
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一开始就对工资水平有个预期，该预期称之为“保留工资”。大学生要找的职位所提供的工资不能低于他们的保留工资。如果找到职位的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就接受工作，否则就继续搜寻，直到找到不低于自己的保留工资为止。按照该理论的描述，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原因是因为过高的保留工资。根据Trendence与GTI Media联合的《2010年中国毕业生最佳雇主调研结果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毕业生每月工资期望值为4 379.5元，其中男生为4 700元，女生为4 100元。另据麦可思研究院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显示，2010届大学生毕业后半年月收入实际为2 479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期望工资和实际收入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生对自己工资的期望还是普遍偏高的。大多数的大学生失业是由于雇主所提供的工资低于他们的保留工资，使大学生放弃了现有工作而继续搜寻。在此要说的是，大学生保持较高期望工资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他们保持较高期望工资是对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必然反映[3]。笔者以为，大学生高期望工资也可以解读为高等教育市场化后高学费的一种反映。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描述，读大学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是投资人希望在将来获得一定收益回报的。我们用Q表示大学生预期净收益，TR（w）表示预期工资，也就是保留工资，TC是上大学的全部费用及其机会成本，个人预期净收益Q就可以表示为：
Q=TR（W）-TC
如今，随着高校学费TC的增长，为了保持将来预期收益Q不变，大学生必定会提高自己的保留工资TR（w），不断上涨的学费也一次次地逼近人们的承受极限。根据2005年有关数据显示：大学4年收费约2.8万元（三本、艺术、医学类专业收费更高），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①当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0 493.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 254.9
元[4]。一路高涨的学费，使越来越多的家庭负债累累。仅仅是作为“沉没成本”的学费，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再加上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后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发送作用减弱而引起的不断加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各种各样的考试费、辅导费、考证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保留工资。
为了找到自己心中满意的工作，大学生就要加大搜寻的范围和强度。不同大学生有着不同的风险偏好与家庭背景，面对的约束条件也不尽相同，高保留工资会改变他们工作搜寻的方式。逐渐拉大的保留工资与市场均衡工资差距会扩大自愿失业的人群范围，同时也会加大他们搜寻工作的难度[5]。对南京部分高校大学毕业生做的实证分析得出：大学生平均工作搜寻时间为4个月，伴随期望工资的上升，大学生工作搜寻难度会增加，搜寻时间也会延长。
三、次要劳动力市场“逆向选择”与大学生自愿性失业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于1970年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对“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旧车市场”上，卖方之所以能向买方推销次品，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作者指出，在一个“旧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好车”和“坏车”，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他们都是理性的个体。卖者对自己汽车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买者不熟悉，但是买者对市场上价格分布非常了解，他知道自己存在一定概率买到“好车”，也存在一定概率买到“坏车”。处于谨慎的考虑原则，买方每次只愿意支付市场的平均价格，而不愿多出。长此下去，越来越多的“好车”就会自动退出市场，只剩下越来越多的“坏车”留在市场上，形成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我们可以借用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来分析大学生就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②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用A1=2 000表示高素质的大学生，A2=1 000表示低素质的大学生。市场上有大量的求职者和招聘企业。大学生对个人能力非常熟悉，但招聘企业不熟悉，招聘企业只知道该市场上平均劳动力素质分布和工资水平。当双方信息完全的时候，劳动者就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工资，如W1=2 000（高素质），W2=1 000（低素质），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招聘企业处于保守的策略，只愿意支付市场的平均工资来雇佣大学生，即W=1 500。这样一来，那些高素质的大学生就会逐渐退出该劳动力市场，只剩下那些相对低素质的大学生留在市场上。
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特殊情况：一方面，大学生不断抱怨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太低；另一方面，企业也在发愁招不来高素质符合企业发展的人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为不满意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或不愿意在该劳动力市场上被当成“低素质”劳动者而选择了离开，加入了自愿失业的队伍。
四、结论及对策
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原因主要是：一是过高的保留工资拉大了与实际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差距，造成了较大的心里落差；二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不能按照劳动者的实际能力支付工资，普遍偏低的市场均衡工资又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大学生在该市场上自愿选择失业，而企业又招聘不到优秀的大学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次要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最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府有关部门和高校建立起“统一、高效、透明”的大学生人才交流中心，通过及时的信息，使大学生偏高的保留工资回归到合理水平，逐渐缩小与市场均衡工资的差距，缩短工作搜寻时间、降低搜寻难度；另外，高校与企业要加强合作与沟通，增强企业灵活用工机制和工资支付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次要劳动力市场“逆向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Peter B.Doeringer，Michael J.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J].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Vol.25，No.2 （Jan.，1972）.
[2]赖德胜.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3]吴克明，赖德胜.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4，（2）.
劳动力市场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研究述评 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 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策制定中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府就会设置各种“***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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