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晏殊有一首《寓意》诗：“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晏殊本人对“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两句颇为自得，曾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的确，此句以神取景，景中有情，可谓千古名句。然而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明徐渤《徐氏笔精》卷三“溶溶雨”条言：“世传晏元献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为警句，然‘溶溶’，水流貌；月不得名‘溶溶’。予尝病之。近阅吴处厚《青箱杂记》云‘梨花院落溶溶雨’始知‘月’者，后人改之。‘雨’字自妙。”也就是说，徐氏认为，“溶溶”两字不能和“月”字搭配，和“雨”搭配方称。世之所以传“雨”为“月”者，是后人改作的结果。有趣的是，今查吴处厚《青箱杂记》的各种版本，如稗海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并无“月”改“雨”之记录。
晏殊别集的情况又当如何?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及李氏宜秋馆《宋人集》本《元献遗文》，均为“月”字。笔者再翻查宋代各笔记小说、诗话、词话，并无“梨花院落溶溶月”当为“溶溶雨”的记载。那么，徐氏所言，竟无根据了?其实不然。金代的王若虚在其《滹南集》卷三十八中提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两句时，说有“论者妄为云云”。虽然语焉不详，但说明至少在金之前，已有争执。而且晁冲之的词《玉胡蝶》“目断江南千里”中，有这么一句：“雨轻轻，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另外，李弥逊词《虞美人・宜人生日》首句亦是“梨花院落溶溶雨”。宋词喜欢隐括或翻用前人成句。如晏殊《浣溪沙》中“不如怜取眼前人”，即取自元稹《会真记》中的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而《喜迁莺》的“天若有情应老”，则取自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晁、李两人的词，皆用“雨”与“梨花院落”搭配。晏殊与晁冲之同为北宋时人，李弥逊年代稍晚，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然距离晏殊时代也不是特别久远。因此，晁、李两人词中都用了“雨”字，是不是晁冲之和李弥逊当时所见晏殊的诗用的是“雨”字，后人才改为“月”字?鲁鱼亥豕，也是常见的事。
而且，从文学传统上说，将“梨花”与“雨”连用也是有先例的。唐白居易《长恨歌》即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句，吕温《道州郡斋卧疾寄东馆诸贤》诗亦有：“独卧郡斋寥落意，隔帘微雨湿梨花”句。晏殊文学修养很深，“梨花院落”句受到前代影响而用“雨”字，是有可能的。
那么，“梨花院落”之后原来到底是“月”还是“雨”似乎是难以穷究的问题。既然如此，何妨撇开版本的讹误不谈，先来探讨一下，用“月”字是否就不合理了呢?“溶溶”固然是水流貌，然而微风轻拂，柳絮低徊，梨花院落，都沐浴在皎洁如水的月光下，意境清幽，情致谐婉。此等胜景，非月色溶溶不能形容。
此前也有人喜欢将“梨花”与“月”连用，取其“洁白”的共同点。如温庭筠《舞衣曲》有“满楼明月梨花白”，其《菩萨蛮》有“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崔道融《寒食夜》有“满地梨花白，风吹碎月明”。此外，亦有将“溶溶”与“月”连用的。白居易诗《晚秋夜》首句即是“碧空溶溶月华静”；冯延巳词《虞美人》“春山澹澹横秋水”中有“杨花零落月溶溶”句；陆游诗《寄题扬州九曲池》有“茶泼蜀冈雷殷殷，水通隋苑月溶溶”。因此，徐氏指摘“梨花院落溶溶月”不妥，是他未曾注意到，“梨花院落溶溶月”乃是将月色比喻成水，月色如水，是最常见的比喻，亦是最贴切的比喻。徐氏对“月”字的质疑，实在有点胶柱鼓瑟之嫌了。
文学评论上，这种胶柱鼓瑟的人，并不鲜见。
最著名的，莫过于沈括了。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中，连举数例，指摘其“病”。比如说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叙述上林的八条河流，都是黄河支流，又如何东注太湖?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唐玄宗过蜀路线，与峨嵋相距甚远，沈括据此亦认为此诗不通。以上两则，是地理方面的疏误。此外，沈括还用数学家的眼光来读诗，他认为杜甫《古柏行》描写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按比例来算的话，这样的古柏也未免太细长了。
应该说，沈括的批评也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样读诗，却不免迂阔。更有甚者，如毛西河驳坡《惠崇春江晚景》“春江水暖鸭先知”，言“定该鸭知，鹅不知耶?”(《随园诗话》卷三)实在是颇为荒谬了。
文学上为了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往往使用诸如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出现，但用来形容愁烦之多，却也十分形象。同样，杜甫的《古柏行》本意即在以柏喻人，非极力描绘古柏的高大雄姿，难以烘托诸葛亮的勋业伟绩。白居易的“峨嵋山下少人行”，此处“峨嵋”并非实指，而是用来代指蜀地。至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全篇夸饰，所谓的八水东注，亦不过为形容上林苑之广袤无垠。
其实，徐氏、沈括、毛西河诸人，文学修养都很深，这样的道理他们未必不懂。但为什么还是犯了错误呢?据我看来，一方面是过于拘泥于字句；另一方面，以偏概全，看到文学作品与生活的常识不相符合，便指而为病，却忽略了文学作品本是“求美重于求真”的。不过古人毕竟淳朴，仅指出作品的“瑕疵”，并不否定整个作品，也不深挖狠纠，称作家为“小学生”，需要补课，进而再宣布作家在人格上的破产。
针对汉代以来经学的繁琐拘泥之风，东晋陶渊明主张“好读书，不求甚解”。看来，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有时也需要发扬这种“不求甚解”的精神，不能过于拘泥于一字一句之异，而应整体着眼，宏观把握文学作品所创造的意境、形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艺术世界里感受到真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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