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师夷长技以制夷篇1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在海国***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一八四二年《海国***志》问世，作者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著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
这个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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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夷长技以制夷篇2
【关键词】师夷长技；调和；全盘西化
1 “全盘西化”是近代中国“师夷长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提出后，魏源并未将之付诸实施，只是留给了后人一个思考问题的指导性思维。后来随着国门的逐渐大开，我们对西方的认识逐渐深入，“师夷长技”亦由理论变为现实，并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实践过程，而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就是这种思维下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1.1 洋务派“师夷”之皮毛
1861年，冯桂芬撰写了8万余字的《校庐抗议》一书，在书中他不仅继承林、魏“师夷”的思想还提出了以“制洋器”、“采西学”为手段取得民族自强的主张，并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11来凝结其思想，1898年被张之洞引为“中体西用”。与此同时，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洗礼的清朝统治阶级也逐渐从传统“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中苏醒，自强呼声起于内部，因而以奕■、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将“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发起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
1.2 维新派和***派的“师夷”之腠理
《马关条约》签订后，强烈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新的民族觉醒，同时也使国人对洋务运动的效果产生了怀疑。而经过深入的对比之后，国人把“师夷长技”的视野也投向了超越物质的更深一层，如孙中山认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气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末也。”[2]8而和辛亥***就是国人对西方***治制度的涉足，其中欲引进君主立体，辛亥***则模仿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体。但由于守旧派实力的强大和维新派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经历了103天，维新变法就如昙花一现般的灿烂凋零了，而民主共和***体亦随着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而名存实亡。
1.3 激进派“全盘西化”式的灵魂之学
渐次深入的洋务运动、和辛亥***并未给中国带来预想中的新气象，于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从文化的角度掀起了改造国民性的浪潮。而改造国民性就必须反思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战士以更激进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荡涤，甚至进行了“全盘西化”式的全盘否定。并在1929年《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主张。当然，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也激起了王新命等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派的反击，因而1935年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应有中国本位，并提出一个原则，即：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5]但是，不论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还是坚持“中国本位”的“守旧派”，其主张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交融的，如激进派的鲁迅曾将不理性的“师夷长技”讥讽为“拿来主义”，而保守派也不否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只是强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应该保持中华文化的个性特征。
2 产生“全盘西化”的原因
对西学认识态度的极端。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我们对西方、西学的认识始终处于一个首鼠两端的非理性的极端状态。首先，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使古老的中国自绝于世界，而自绝于世界又导致中华民族固步自封、更加的夜郎自大，千年的中华本位观念更加顽固膨胀，把我们遇到的所有西方国家皆视之为历史上的“蛮夷”，因而在与西方国家交涉时高高在上，正像稻叶君山所总言：尽待欧洲诸国为蛮夷。谓天壤间更无他国，可与比肩。并习惯性地企***以传统的羁縻之道来束缚之。而在此种排外观念的主导下，我们把西学视作“奇技***巧”、“洪水猛兽”，加以抵制排斥。而为了恢复大清的辉煌和自信，林则徐、魏源等酝酿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式开启了以西方为“师”的风潮。其次，民族自省精神缺位状态下的产物。西学的内涵是什么？包括什么内容？其生态环境如何？是否适合中国？这是引入西学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形势陡变带来的时间性的局促，国人很少冷静地思考过这些问题。虽然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我们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由表及里的过程，但基本而言，我们并没有深入消化它，只是随机性的功利性的择需而取。因而这段“师夷长技”，我们是缺乏让人冷静的民族自省精神的。
3 对复兴之路的启示
虽然新文化运动前“师夷长技”的实践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一个具有跨时代适用性的理论，其在复兴之路的征程中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考虑，前人的教训对今日中国梦的实现依然具有巨大的启示性。
3.1 “师夷长技”必须坚持中国本位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并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8]112也正因为如此王新命等教授蔡才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中国本位”。而反观之，而新文化运动前的“师夷长技”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师夷长技”不是以中国作为本位的，是在缺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盲目的，因而导致社会意识与社会基础的趋势相悖。因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而言，在我们打***门的时候，必须对中国当代的实际情况了然于胸，知道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便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避免本本主义所产生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
3.2 “师夷长技”必须与民族自省相结合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和文化紧迫感，因而在反思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以小学生的心态来学习外来文化，缺乏对自身文化的深入梳理、发掘和创建。但若只是跟在西方身后亦步亦趋，受制于人，没有创新，中国一样将缺少自信和自立而难以达到成功。
总而言之，“师夷长技”是一个跨时代的命题，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师夷长技”重在虔诚向西，但却因时间的短促而对西方、西学和中国缺乏客观的认识，从而导致了失败。而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只有坚持中国本位和创新，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的依赖，找回自信自立。
【参考文献】
[1]冯桂芬.校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3
一 争论的背景与缘起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碰撞和融合极其活跃的时代。晚清时期的文化论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史内容，其中既包含着新文化与旧文化、新观念与旧观念之争，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争。
（一）争论的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愈来愈紧，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中国常受外国的欺凌，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外语人才，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题，奕D在要求设立***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说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奕D又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凌，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方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蕴。”京师同文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清***府创办同文馆的初衷仅仅是用于外交实用，在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而且局限于语言文字，没有涉及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的匮乏也日益严重。单纯的语言教学已不能适应洋务运动的快速发展，关于此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讲的非常清楚，他写到：“今欲采西学，宜于上海、广东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冯桂芬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多次向***衙门建议改进科举，选用中国自己的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他们显然提倡实行以科学知识和制造技术为教学内容的西学，是为了适应建立以***用工业为重的机器制造之急需。恭亲王奕D于是在这样一中背景下奏请在同文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开设天文、算学等课程，这也正是同文馆之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一场斗争。
（二）争论的缘起
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因为增设天文算学馆而起，但实质上是开放与守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以及***治利益纷争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国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传统的固守“华夷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观念有着明显、深刻的分歧。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更多的开明之士，先是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完成了《校庐抗议》，在林则徐、魏源“技不如夷”的基础上，把对中西强弱长短的认识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2]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一些开明之士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方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些感受引起他们与冯桂芬思想上的共鸣，并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内***械所；1862年到1863年，李鸿章在“用沪平吴”期间，先后创设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7年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船厂附设学校。至此，可以说“师夷长技”的主张真正的付诸了实践。西方先进的***事技术得到了清***府的认可，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长技”，表示清廷的对外***策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清廷内部也出现了一股以奕D为代表的倾向于稍作***治革新的***治势力。这一切自然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变化，促使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的士大夫，以程朱理学为主流的正统儒学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局限于固守中法、崇儒重道和“重道义轻功利”的束缚，他们固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以此来看待西方的“长技”，反对“奉夷为师”，坚守“圣道”，甚至对“师夷”之说加以“用夷变夏”的罪名，对客观介绍西方文明的任何言论无不大加挞伐。例如，徐继撰毕《志略》即招徕一片怨恨之声，“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劾者称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更别有用心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生，欲中以奇祸”，置徐继于死地。
这样，在“师夷”之说成为守旧舆论的众矢之的的气氛中，开放革新与闭关守旧两种观念的冲突势所难免，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便成为冲突首次公开化的导火索。
二 争论的概况
同文馆之争，始于天文算学馆的成立，通过史料可以看出，守旧派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攻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天文算学是“奇技***巧”，以之为自强之道，是本末倒置，“为益甚微”；二是以夷为师，有损国体，而且会导致用夷变夏，“上亏国体，下失民心”。
（一）自强之道、根本之途的争论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大部分守旧之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强先进技术之长，但他们仍然反对学习西学，反对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在他们看来，正途科甲人员的任务就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之理乎？”[3]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学习西方，正如倭仁所言：“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4]，既然反对正途科甲人员“师夷”，那么究竟何为自强之道、根本之途呢？
在顽固派看来，他们是以“卫道”者自居，科技与道德是不相容的，尤以倭仁为甚，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技术纯属异术。在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看来，“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行***，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5]
面对异常强大的西方列强及其先进的热兵器，顽固守旧派依然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气节与圣人之道来抵御，这显然是唯心论的空谈，是乌托邦式的生存之道。但在当时，这是顽固派反对“师夷”的强有力的武器。大学士倭仁在《奏阻同文馆用正途人员学习天算折》中将这种自强之道概括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6]并又强调说：“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振衰起弱者也。”[7]他强调了强国与天文算学无关，自强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为天文算学、西学西艺不过是“一技之末”，学与不学，无关大局，以之为“不急之务”。而更甚者莫过于杨廷熙，他不仅撰文到“修行德***，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圣强之本。”而且荒唐的把当时“久旱不雨”“阴霾蔽天”等自然灾害统统归咎于天文算学馆的设立，还站在封建传统道德的立场上，盲目地认为中国不仅在***治道德方面优于西方，而且在天文算学上优于西方之上，把奕D的建议归结为十条，逐一进行批判，从“其理、其言、其心”等方面大加诋毁，指责洋务派“师敌忘仇”“开门揖盗”。
面对顽固派这股逆流，奕D等洋务派人员对此进行了批驳。在同治六年三月初三日的奏折中，先是肯定“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笔锋一转，力陈自己的“不得已之苦衷”，“凡次苦心孤诣，无非欲***自强”。看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奕D认为应以轮船、火器为先，以之为取胜之法，而轮船、火器的制造巧法又必从算学入手，并且他的这种想法是有实践经验的，是建立在左宗棠在福建设立艺局、船厂并“实属有益”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指出洋人之所以敢侵入中国肆行无忌，是因为对中国的“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对于洋人我们则一无所知，只是以道义空谈，这也就论证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然性与紧迫性。最后，他指出，“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尽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8]
虽然倭仁在此后的奏折中强调自己无意中并精于天文算学之人而不敢妄保，看似洋务派略占上风，但是面对顽固派的锋芒，奕D等洋务派人员却无良策，总以忠信礼义之言来应对，这也显示出洋务派理论的贫乏与欠缺。
（二）是否以夷为师的争论
在长期的以华夏中心、夷夏之辨、名器之重的观念认识世界并形成思维定势的中国，以洋人为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中教师这一有着崇高地位的职业，以洋人为师，在顽固派看来，师事夷人这是一种羞耻，更何况当时整个华夏上下都沉浸在对西夷的仇恨之中。因此，倭仁等顽固派是坚决反对中国以夷为师的。
顽固派高举道义之大旗，极力反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及以夷为师，认为这是“上亏国体，下失民心”的行为，卑鄙之至。在顽固派眼里，科学与技术是异端异术，是不急之务，他们认为，依靠术数不能起到起衰振弱的的作用。再者，夷人是吾仇，岂能忘记了国仇家恨而再师事夷人，倭仁曾悲愤的指出，“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任凭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恨乎？”[9]顽固派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师事夷人，是因为担心以夷人为师，会尽失民心，亡国亡种。依靠读书之士的讲明义理，或许可以维持人心，但若以夷人为师，“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长此以往，便会“人心浮动”，危及封建统治秩序。
洋务派针对顽固派的舍中法而师夷狄以及不急之务等观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奕D认为不学西学是不识时务，舍中法而师夷狄是臆说。奕D等洋务派之所以坚持要由洋人教习正途，根本的原因杂而出于对西方列强的恐惧心理和办理洋务的需要，使封建制度的支柱――官吏、士大夫，能识时务，从而巩固封建统治。奕D等人认为天文算学是儒者当知的，不可以视为机巧，一物不知，是儒者之耻。再者，奕D延聘西人教习并不是永久使用，而是暂时别无他法，“不得已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并以中国自造轮船、***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10]由此观之，奕D等人师事夷人，只不过是暂行性***策，待中国“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之后又会以中法为师，这也可以似乎看到中国学习西学20年来为何难以自强的端倪，学习西学只是引进技术，“译出精要之语”，这也不过是西学的“皮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又怎能自强呢！
针对师事夷人是否可耻的问题，奕D这样说道：“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各国，熊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11]并针对倭仁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之说奏请让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12]而倭仁只会在奏折中空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行的良策，于是上奏，承认自己无合适人选，不敢妄保，尴尬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至此，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以奕D的胜利、倭仁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争论持续了半年之久，由于倭仁的极力反对，天文算学馆的举办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半年之中，报考人数由98人而减至72人，勉强录取30名，后因程度差退学20名，仅招到合格学生10名。而且在这场争论中，慈禧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正是由于慈禧的支持，奕D等洋务派才可以在争论中取得胜利以及在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过程中减少了一些阻力。
三 争论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传统观念，为近代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股春风，使中国在***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它也表明，要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教育思想和体制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那将是困难重重。
（一）“作新念”――重视教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的教育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价值文化观念，不仅要作新学，更要作新念。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体制，主观上的价值评判体制导致了客观上的保守言行，从而也就丧失了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旧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认知体制阻碍了变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求学是农家子弟的主要出路，“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他们更倾向于应试教育，不理解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实施，应试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举步维艰。教育上根本思想的转换，以开放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教育实践才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保自我”――保持教育的中国化
这段历史的现实借鉴意义在于，在引进西学的问题上，要避免西化，切不可只引进技术，学其“皮毛”，应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及其理论保持自己的特色，走向“本土化”。对西方知识可以采纳与吸收，但教育改革应从本土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着眼于自身，切不可通过学习西方来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在教育上保持自身本国的***，避免为洋所用，要学其精髓，掌握核心，切不可亦步亦趋，受国外教育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再者，在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方面，不应斤斤于新学、旧学之争，中学、西学体用之别，在保留我国本身特色的基础上，大凡有裨益于我国教育发展者皆可用之。
（三）“致公正”――处理好教育公平
中国如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处理好教育公平问题。正如天文算学馆只是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将广大世人排除在科学教育之外，这就间接的导致了其招生的艰难。今天的中国地区发展差异非常大，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公平尚未实现，更何况教育公平虽然区域发展差异大，但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内应致力于实现教育的公平。当今中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若处理得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实惠，便可形成巨大的团结力、生产力，能够真正实现科教兴国，若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人民群众的抵制，使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影响社会及教育的良性发展。
（四）“敢为先”――勇于创新
创新才会有动力，才会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的发展。中华民族要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勇于不断改革自身落后和弊端的精神，***思想，勇于创新，但是，创新不只是一味的求“新”，应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自身，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取精华，去糟粕，坚决同甘愿愚昧落后、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再者，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又主要体现在创新性上，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教育的改革，应鼓励人们的创新意识并付诸实践，创新人才多则国强，创新人才少则会束缚社会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潮流。
参考文献
[1]冯桂芬.校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6.
[2]杨永福，何廷明.评晚清两种文化观念的首次公开辩难 [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2）.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4
因茶树生长在岩缝之中，所以名为“岩茶”。武夷岩茶具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中国乌龙茶中之极品。
武夷岩茶品质独特，它未经窖花，茶汤却有浓郁的鲜花香，饮时甘馨可口，回味无穷。18世纪传入欧洲后，倍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曾有“百病之药”美誉。
历史悠久
“武夷岩茶”是产于闽北祟安县武夷山岩上乌龙茶类的总称，属青茶类、半发酵茶类。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唐代民间就已将其作为馈赠佳品。宋、元时期已被列为“贡品”。元代还在武夷山设立了“焙局”、“御茶园”。清康熙年间，开始远销西欧、北美和南洋诸国。当时，欧洲人曾把它作为中国茶叶的总称。
武夷山多悬崖绝壁，茶农利用岩凹、石隙、石缝，沿边砌筑石岸种茶，有“盆栽式”茶园之称。因为有“岩岩有茶，非岩不茶”之说，岩茶因而得名。武夷岩茶主要分为两个产区：名岩产区和丹岩产区。
品质出众
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发源于明末清初，在特殊的小气候条件和适宜的品种前提下用一种特殊工艺形成的茶类。鲜叶要求新梢生长均臻完熟，俗称开面采，杀青经过酶性氧化杀青后以经非酶性氧化，而形成半发酵的茶类。
外形弯条型，色泽乌褐或带墨绿、或带沙绿、或带青褐、或带宝色。条索紧结、或细紧或壮结，汤色橙黄至金黄、清澈明亮。滋味醇厚滑润甘爽，带特有的“岩韵”。叶底软亮、呈绿叶红镶边、或叶缘红点泛现。不同的茶树品种还带有不同的品种特征。
优质武夷岩茶着重“岩韵”。岩韵是指乌龙茶优良品种、生长在武夷山丹霞地貌内、经武夷岩茶传统栽培制作工艺加工而形成的茶叶香气和滋味。“岩韵”是武夷岩茶独有的特征：“岩韵”的有无取决于茶树生长环境；“岩韵”的强弱还受到茶树品种、栽培管理和制作工艺的影响。高明的茶师把武夷岩茶的“岩韵”归纳总结为“活、甘、清、香”四个字。
“香”：武夷茶的香包括真香、兰香、清香、纯香、表里如一，曰纯香；不生不熟，曰清香；火候停均，曰兰香；雨前神具，曰真香，这四种香绝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得茶香清纯辛锐，幽雅文气香高持久。
“清”：指的是汤色清澈艳亮，茶味清纯顺口，回甘清甜持久，茶香清纯无杂，没有任何异味。香而不清是武夷岩茶种的凡品。
“甘”：指茶汤鲜醇可口、滋味醇厚，回味甘夷。香而不甘的茶为“苦茗”。
“活”：指的是品饮武夷岩茶时特有的心灵感受，这种感受在“啜英咀华”时须从“舌本辩之”，并注意“厚韵”、“嘴底”、“杯底留香”等。
一般的岩茶都可体现“香”；等而上之才体现“清”；再上之才表现出“甘”；最佳者才表现为“活”；后者都包含有前者的特征，有前者的特征就未必能体现后者的特征。所以真正好的武夷岩茶应该是以“活”为上。
正因为武夷岩茶具有“活、甘、清、香”，妙不可言的“岩韵”，所以蜚声四海，誉满九州，令古往今来的茶人爱的如醉如痴。
种类丰富
武夷山栽种的茶树，品种繁多，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四大名枞”。此外还有以茶生长环境命名的不见天、金锁匙、金佛；以茶树形状命名的醉海棠、醉洞宾、钓金龟、凤尾草等；以茶树叶形命名的瓜子金、金钱、竹丝、金柳条、倒叶柳等，下面着重介绍几种市面上较常见的武夷岩茶。
1.大红袍
大红袍是武夷山最负盛名的茶树，被誉为“茶中之王”，生长在九龙窠内的一座陡峭的岩壁上。茶树所处的峭壁上，有一条狭长的岩罅，岩顶终年有泉水自罅滴落。泉水中附有苔藓之类的有机物，因而土壤较它处润泽肥沃。茶树两旁岩壁直立，日照短，气温变化不大，再加上平时茶农精心管理，采制加工时，一定要调技术最好的茶师来主持，使用的也是特制的器具，因而大红袍的成茶具有独到的品质和特殊的药效。
大红袍在武夷山栽培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大红袍神奇的故事，如大红袍系神仙所栽，能治百病，茶树受红袍加身，由皇帝赐其名，等等。由于它的神秘玄妙，古往今来，吸引了无数中外游人，一睹其芳容为快。当然能品其味的。传说只有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世人既能观赏大红袍的丰姿，又能品尝其滋味神韵，当地茶叶科技人员，经长时间的刻苦探索科研攻关，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获得无性繁殖成功。后经福建省科委组织有关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无性繁殖的大红袍保持母本优良特征特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武夷山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可以推广。经过数十年的推广和改进工艺、科学配制，大红袍已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它已从历史名牌一跃成为行销世界各地、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品牌。
2.铁罗汉
铁罗汉，武夷最早的名丛。清代郭柏苍《闽产录异》(1886年)记载：“铁罗汉、坠柳条，皆宋树，又仅止一株，年产少许。”传说原产地在慧苑岩内鬼洞和竹窠岩长窠。据传，惠安施集泉茶店于19世纪中叶经营武夷岩茶，以“铁罗汉”最为名贵，有疗热病的功效，极受欢迎。目前为小包装名牌产品之一。
3.白鸡冠
“白鸡冠”之名在明代已有传闻，早于大红袍。产地一说在武夷宫止止庵白蛇洞，一说在慧苑岩外鬼洞。白鸡冠树高1.75米，分枝颇多，该树叶色呈淡绿，嫩叶浅绿微黄，叶面开展，春稍顶芽微弯，茸毫显露似鸡冠。这也是白鸡冠名称之由来。
4.水金龟
原产于牛栏坑杜葛寨峰下半岩上，后被洪水冲至牛栏坑坑底的兰谷岩。1919～1920年间，为此树曾引讼，费金数千，因天然造成，判归兰谷所有，足见此树之名贵。
5.金佛
金佛茶原产于武夷山佛主洞，又称“弥陀洞”。传说佛主在修行时每日以此茶叶充饥而修成正果，故把此茶树命名为金佛。“金佛”茶是金佛岩茶研究所的重点攻关项目，是科研人员经过多年努力，从武夷名种中精心选育而成的，因其环境条件独特、采制技术精湛，故品质优异，别具风格，香幽而奇，味醇厚回甘、汤色橙黄清流、叶底匀亮；冲泡七遍仍有余香，是武夷山带有神秘色彩的继大红袍之后的又一珍贵名种。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5
文/亚瑟
人都具两面性，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发动玄武门杀死同胞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夺取皇位，霸占弟媳杨氏，反映出他人性恶的一面；而他又三次了断桃花运，反映他人性善的一面。
据《贞观***要》记载，至少有三次桃花运，都被李世民自己了断了。第一次桃花运的了断，跟黄门侍郎王珪有关。一天，唐太宗跟王珪谈话时，指着已经成为自己嫔妃的庐江王宠姬对王珪说：“庐江王无道，杀害了她的丈夫，把她占为己有。手段残暴之极，怎么可能不败亡呢！”不料，李世民这一番原本不乏正义的感慨，却被王珪抓了个破绽：你李世民已经知道霸占他人妻子是不对的，为什么自己却做了同样的事情呢？李世民毕竟是一代明君，听了王珪的意见，“大悦，称为至善”，马上让人把那美人送回她自己家去了（《贞观***要》卷二《纳谏第五》）。
第二次桃花运的了断，跟魏征有关。魏征得知唐太宗准备纳郑仁基女儿为妃，而此女已经许配给一户姓陆的人家，便立即跑到唐太宗面前劝阻。众所周知，魏征的劝阻总是义正词严、危言耸听的，自然，这一次也不例外：“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总而言之，魏征认为，这事不符合为民父母之道，有亏圣德，是万万做不得的。一番话，说得李世民大惊失色。尽管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班大臣都认为“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陆家也上书否认跟郑家曾有婚约。但是，最终李世民还是下了一道敕命，承认自己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便颁诏纳妃，是很不对的。同时，也批评了有关官员。就是说，终结了这一次桃花运（《贞观***要》卷二《纳谏第五》附《直谏》）。
第三次桃花运的了断，跟他人无关。高丽使节带两美女献给李世民，李世民当时就对高丽使节说：“朕怜悯这两个女子从此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因为喜爱她们的美貌而伤她们的心，这样的事我不干。”让高丽使节把那两个美女领回去了（《贞观***要》卷八《贡赋第三十三》）。
乱扣洋帽子误国
文/雷颐
清末，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他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海外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
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工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不过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另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见，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志》便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6
黄圣辉
武夷山瑞泉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建武夷山风景区首家民营博物馆“瑞泉茶博馆”，并且成为YBC导师服务站、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研制开发“黄玫瑰”、“岩香妃”等失传已久的品种，为异彩纷呈的岩茶品种再添新亮点，央视、日本东京等地电视台专题报道了黄氏瑞泉岩茶的制作传承工艺；被评为“福建青年创业奖”、“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
漫步街头，仿佛五步之内必有茶店，消费者常常因此迷茫或者莫名地优越起来，甚至有特别找茶（找茬）心理，挑剔，因为挑花了眼；在这样的环境里，茶老板如何做出自己的茶特色，如何走自己的原创路线，就特别考验其产品定位、品质，以及商业智慧与嗅觉。茶，现在已成为“文化”的一种，一般人就不假思索在“文化”上做文章，然后人云亦云，觉得只要说茶文化准没错；问题是，大家都在打“茶文化”这张牌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特别的茶概念、茶***腾、茶底蕴，又会被淹没在浩瀚的“茶文化”里。
黄圣辉的“瑞泉”武夷岩茶品牌，经营的是安静、安宁、禅意、哲理，茶香里弥漫着一些觉悟，品茗中，渐渐走进内心，也是自我的一种圆润修习。
禅意
采访黄圣辉那天，深秋，薄雨，在他的瑞泉茶博馆里，宾客盈门。在一个安静处，与他聊茶业、创业以及他理解、感悟的茶哲学……一身麻质衣衫，浅咖啡色，中式，飘逸、古意里，带点时尚的简约，有深山高人的轻如燕的步调，眉宇间有修行者的清亮，形容里带些禅意、自在……连服务员的衣装、客人入座的布艺沙发，也都以麻质的面料来打造，可见他的用心，以及他的喜好与追求……
“武夷山的茶是哲学的茶”，黄圣辉不停地强调“品质”，而他所说的品质里，包含朴实的哲学，或者更具体的是禅学，还有儒学向阳的那面。在他创立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内唯一的茶文化博物馆内，“凭窗握卷拥翠，远眺曲水呈秀”，那种古典情怀就会情不自禁地被召回，有一种莫名而愉悦的穿越，那种茶的仪式美、东方美，越过喧嚣的市声，缓缓地重现在眼前、在心里。
黄圣辉1974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20岁那年，因缘际会，黄圣辉到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当了六年的俗家弟子，得法号“天品”，种因果，修智慧。这六年，大部分时日是早上四点半起床，做早课，扫地，泡茶，出门背包，吃素……还拿了“皈依证”，内修外修，对他的成长与人生，是洗礼，是历练，也是领悟，我笑称“比硕博研究生连读”还重要，黄圣辉说，不悟哲学莫学茶，茶藏真意世界观，宗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体系。如今，融汇“儒释道”于一体，黄圣辉在哲学里渐行渐远，他在茶世界里的风景也越发深邃动人。我也因此明白了他那一身的打扮，原来是有缘由的。
百年老店
黄圣辉来自一个制茶的百年世家，“天赐”一脉有茶香，“天品”自在高处得。他的曾祖父开创了“瑞泉”字号，延续至今，一直做“贡茶”，武夷山著名的正岩茶产区――天心村水帘洞就是黄圣辉的老家。汗滴莹莹映火光，满屋茶香醒我心。黄圣辉还记得年幼时候，每到制茶季节，当暗夜里炭火闪动，茶香暗长，时誉“武夷山第一焙茶师”的爷爷黄瑞喜带着父亲黄贤义一起悉心查看焙茶过程的情形。这是个有传承的茶叶大世家，黄圣辉说，爷爷是他的偶像，在村里一直德高望重，为人做事，爷爷一直是他的榜样；伯父黄贤庚也是茶叶达人，是《国家茶艺师题库》开发小组专家、部级茶艺师和评茶师考评员等职称、荣誉加身，著作有《武夷茶说》、《佳茗飘香》等。
黄圣辉说，焙茶有着很高的技巧，高超的焙茶师通过这道工序，不仅能让好茶韵味更足，而且能弥补制作中的缺憾，这类似“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关系。如今，已经70多岁的黄圣辉之父黄贤义还在焙茶，黄圣辉也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只要抓把茶叶，黄圣辉凭借轻微的搓揉，就可以判断是否烘焙到位。
让传统的技艺充实进时代的内涵，一直是黄圣辉的追求。黄圣辉历时三年踏遍武夷乡间，抢救那些即将消失的茶文物，建成了一座体现武夷山古法制茶的博物馆。在博物馆一楼，所有建筑装饰、建筑标准、制茶设备等都按照传统制茶程序来要求。在炒青的茶锅前，有数块磨锅石，这在武夷山已经不多见，这是武夷茶制作中一个独特的细节，这种磨锅石是当地砂岩制成，武夷茶就长在这样的沙砾岩土上。“你将传统的制茶过程用现代博物馆形式表现出来，既浓缩了历史，也便于现代人学习，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茶人对黄圣辉赞赏有加。
大哥通达的大世界
2001年春天，黄圣辉在寺庙里接待马来西亚的文通法师，三天里，黄圣辉带他游玩武夷山，他的慧根与热情，让这位法师很欣赏，问他“要不要跟去马来西亚走走？”并且切身地问他有什么问题，从未出过省的黄圣辉很是向往，他觉得内心修炼的同时，还得出去开阔视野，于是答应了。文通师傅就以探亲名义，为黄圣辉办了签证、买了机票，经过厦门出关，去了马来西亚。临行前，黄圣辉精心准备了40多公斤的茶叶，就是这么一次旅行，开拓了他的茶叶世界。
在马来西亚的那些日子，黄圣辉住在庙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生意伙伴之一、马来西亚紫藤茶叶集团的老板林福南。他记得很清楚，林先生喝第一口他带过去的武夷山的茶，忍不住赞叹：“多年没喝这个好茶了！”那种回到茶本味的惊喜，对黄圣辉来说，也是一个启发，外面的世界真大。林福南马上下了五万元订单，这对当时刚刚“见世面”的黄圣辉而言，是个大数字。很快，他就从马来西亚回来，着手“解决”那订单，因为没有出口权，好说歹说找了家出口公司，委托他们“帮忙”，好事算是圆满解决。
第一次做“外贸”，黄圣辉就表现出很淡定、真诚，他带去的40多公斤茶，除了送人，也卖了20多公斤，于是有了1万元现金回笼。至于那5万订单，对方要求先发货，他也乖乖地办了，问他是否太冒险，他说，做茶生意的，都有友情心结，喜欢有朋友的温度与气度，做人要诚信，首先自己得信人家。
2002年，黄圣辉又去了趟马来西亚，谈第二单生意，30多万元，这又是一次突破，当夜他很激动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报喜，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书，作为家里的大哥，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压力。同时，也开始想怎么尽快最好地“完成任务”，对每一单生意，在黄圣辉看来，都是缘分，都很珍惜，如同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任务，“品质是根本”。
回到家里，资金成为最大的问题，借钱的时候，在人家门口徘徊许久，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问了人家一句“吃饭了没有”就跑了，有时为了一两万的应急钱，一夜无眠，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顺理成章地，为了更好发展，2004年他注册自己的茶叶厂，几百亩的茶园，可以有自己原创的上规模的生产线，从家族作坊式的茶叶加工，渐渐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经营模式。2005年开始，国内茶市低迷，每斤100元的价格都很少，而且还是经过6道工序的。这时，黄圣辉遇见一位马来西亚的老师，他深有体会的一句话是：把茶卖给“懂得的人”：那老师例举一位日本茶老板，一年里，3个月制茶，3个月打包发货，3个月过年，还有3个月旅游……从容而富足，因为他做的就是高端茶叶，有专门的茶客、全世界范围内固定受众，所以生意做得很惬意、轻松……这给黄圣辉很大启发，要走出去，寻找自己的高端客户。
2010年注册了瑞泉茶叶有限公司，家族企业股权化，兄弟、父亲各持有股份，分工协作，他主营市场；大弟弟主攻制茶，侧重技术；小弟弟管理内务、财务，父亲当然是顾问、总监……事业蒸蒸日上。
和
2008年，黄圣辉武夷山大红袍茶博物馆挂牌成立，占地10多亩，是在风景区里唯一一家私人茶博物馆，展示大红袍的传统工艺与价值，收集各类从大唐开始与茶相关的器皿，琳琅满目，古色古香。
茶博馆已经接待省部级领导100多人，国际友人更是无数，因茶结缘，因茶友好，与黄圣辉坐下谈茶、谈雅事、谈生意、谈哲学……黄圣辉说，茶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在黄圣辉的哲学世界里，他在践行着这个理念。在博物馆的二楼，就是一个“儒释道”和谐一处的黄圣辉精神空间，兼容并蓄，这里悬挂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的墨宝“瑞泉长流”，也悬挂着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的墨宝“上善若水”，居中的一间大展厅里，陈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数千册的影印线装书，当年全国只发行六套，中国著名的儒学大师南怀瑾生前也是黄圣辉的茶客……到过黄圣辉博物馆的还有王光英、钱伟长、蒋树生、***等***要，文怀沙、于丹、石大宇等文化名人，世界茶业协会***米歇尔・邦思顿、马来西亚林祥平等外国著名茶人……“能站在大师的一侧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随着大师的目光看到更高远的境界，更加净化自己的品格。”与大师交往，黄圣辉不唯虚荣，唯有自我警醒。
2008年，一位美国纽约茶入伍德到访武夷山，在黄圣辉的热情接待下，这位外国茶人停留武夷一个月，归国后写出了一本中英文版的《中国茶书》，其中详细介绍了武夷茶。这对黄圣辉触动不小，他感到了自己传播武夷茶文化的责任。为此，黄圣辉已经开始与专家学者制定详细的三年规划，“让中国茶文化的天籁，借力产业好风，送到世界各地。”黄圣辉在描绘未来愿景，在当下“文化强国”的时代号角下，茶文化也要展开变局。
做一个武夷山茶文化的传播者，是黄圣辉最快乐的事情。2008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大韩航空公司宣传片摄制组等都曾经到茶博物馆拍摄取景。其中，中央台《走遍中国》、《快乐汉语》节目组两度光临。每次这些国内外知名新闻媒体都要邀请黄氏父子出镜，应用老制茶工具，表演传统制作过程。每一次，黄家父子都快乐得像孩子，展示起来不遗余力。茶界泰斗张天福也被他们父子俩打动，亲予墨宝：武夷山瑞泉岩茶厂。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7
李：目前，我主要主持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VA菌根促进茶树生长的转录谱分析和相关候选基因克隆”、2011年南平市科技对接重点项目“武夷山茶树种质资源的筛选与产业化示范”、2011年省***府教学改革项目“产学研用联合培养茶学应用型人才”等。
问：您能详细谈谈这些项目吗？
李：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VA菌根促进茶树生长的转录谱分析和相关候选基因克隆”，是福建省茶叶界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也是闽北建国以来首个有影响力的部级研究项目。VA菌根技术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一种真菌肥料技术，通过VA菌根技术能极大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营养的吸收、抗逆性及抗病性。这个项目成果将对未来武夷岩茶品种的根际微生物应用、实现菌根化栽培具有深远意义；2011年南平市科技对接重点项目“武夷山茶树种质资源的筛选与产业化示范”，主要是进行武夷山茶树种质资源的筛选，开展武夷岩茶、红茶等产品开发及茶企业的产业化示范。简单地说，就是鉴定不同的茶种适合制作什么样的茶，这将大幅度提升武夷茶的品质与效益。而2011年省***府教学改革项目“产学研用联合培养茶学应用型人才”则是改变传统灌输型教学方式，以“探究式”教学方式为主，重视基本技能训练，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茶学大学生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问：您在茶学研究领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您如何通过这些成果来服务武夷山的茶企、茶农？
李：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不断发展，武夷山的茶企也不断增多，大小企业星罗棋布。两年来，我基本走遍了武夷山的主要茶企和茶山，在走访中，对茶山的土壤、日照、茶种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和建议告知茶农。我对一些茶企如华辉茶业、芳茂茶业、兴舒岩茶公司、青龙食品等提供了从技术到营销全方面的指导，比如茶园建设规划、品种选用、加工厂房设计、加工技术的提升、茶叶品质的提高、茶叶新产品的开发、茶叶销售队伍的建立、企业茶文化的内涵要求以及与国内茶界的交流，等等。
问：听说您利用武夷茶研发了一种茶腌制食品，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李：这种新食品叫做乌龙茶腌菜。主要是通过对茶叶进行晒青、摇青、杀青、揉捻、腌制等工艺，制作出风味独特、品质优良的腌制食品。目前，这种制作方法已获批了国家发明专利—“一种乌龙茶的腌茶制作方法”。该产品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武夷岩茶夏秋茶鲜叶的综合利用问题，开发有市场前景的腌制茶产品，实现闽北乌龙茶深加工技术的提升，为茶产业服务。这种乌龙茶腌菜经标准测定，含有茶多酚、茶氨酸、可溶性糖、咖啡碱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预计明、后年间能够面市。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8
【关键词】洋务运动；传统；中国现代化
“传统”的定义颇多，从字面来看，“传统”即“传”而“统”之，“传”意为“传递”、“传承”，“统”作“统治”、“统一”解，“世代相传并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力”，风俗习惯、制度、思维方式等等都是传统。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鸦片战争后，虽中国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国人依旧沉睡，***府依然不思变革。终于，不久之后就发生的“庚申之变”震撼了为官为士之心，洋务运动借此拉开序幕。
既曰“洋”，势必学于西人、引进西学，当此之时，西学与中学狭路相逢，自有一番较量，洋务运动就在此番较量中蹒跚前行，此中，传统的作用不容小觑。
首先，传统对洋务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第一，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信力和极深的优越感，这是一种思维惯性，可视为传统，此传统大大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体现在“孔孟之道，尧舜周礼”、“礼义廉耻”上，西学一经引入便招来“卫道士”的强烈反对。
奕等人奏请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两科，以科甲正途之人学习以利造***械轮船。张盛藻起而反对，认为科甲正途之人是作朝廷命官的，令其学习技艺“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则不能成大事。大学士倭仁也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在人心不在技艺”，礼义人心为国之根本，若以正途之人习天文算学，所成只为术数之士，于国为无用之人。
正是文化的优越感，使反对者们沉浸在道义之中而看不到西方先进之处，认为西方优于中国的地方是“奇技***巧”，“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之事，并以此攻击洋务派变法。
第二，中国人的夷夏观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夷夏之辨”古已有之，它强调，华夏文明远优于夷狄，两者尊卑有别，应严防以夷变夏，并争取以夏变夷，扩大自身文明的影响力并确立其权威地位。此种观念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周王室衰落，四方夷狄纷纷以武力进犯中原，在此情形下，“尊王攘夷”成为各诸侯国借以称霸中原的旗号之一。此后，攘夷之说开始盛行。宋元以降，几经夷狄战火，中原文明受到严重威胁，士大夫常言“严夷夏之大防”。明末，满清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性***权，面对满人统治，文人士大夫更是将“严夷夏之大防”发展到极致，顾炎武将满清代替明王朝统治中国视为“亡天下”，与先前改朝换代的“亡国”相区别。王夫之更有直白的总结：“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有清一代，虽满族统治日益为广大汉人接受，但在诸多地区，“夷夏之辨”、视满人为夷狄的观念一直存在。清朝后期，外国侵略者更因与国人不论是长相还是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被视为不折不扣的“蛮夷”。
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用“夷夏之辨”批评洋务派以夷为师、以夷变夏。在用科甲正途之人学习西方技艺时，就有人担心“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此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针对洋务派所提“自强制胜”之用，倭仁更言，“夫欲求制胜，必求于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之士”，忠信礼义之士治国方可使国家强盛，对于将夷人奉为师者，其志行遭其鄙夷，谓其学“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
洋务派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可认为是***，“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办洋务则是“欲举所谓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而购买洋人的***炮轮船，则是使中国的钱财“为敌人所饵取”，有资敌弱我之嫌。
反对者因文化的优越感，认为用西方的奇技***巧不能教出有用之人。又因传统“夷夏观”认定即使教出有用之人，也只能为夷人所用。正是这些观念使得洋务运动步履维艰。如若在思想上找不到突破口，洋务运动就只能破产。
然而洋务运动终归是走了三十多年，中国文化的巨大张力、中国传统精神对洋务运动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三，传统士大夫以救国存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文化责任感。
中国的士自古有救天下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虽“穷则独善其身”而其终“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然如杜甫一样落魄，仍大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这种精神也体现在洋务派人的身上，奕曾言，***各国事务衙门上书“总期实备精求，务臻有济，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臣等幸甚，天下幸甚”。李鸿章一生筹办洋务不辍，虽遇种种阻碍种种非议也从未放弃，在其签署《马关条约》之后仍毫不推诿的以高龄游历西国，以***世人觉醒国家富强。曾国藩积极筹办洋务，他一手促成中国幼童留洋，至死于病榻上仍为此事忧虑。他们实心办事实力救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他们虽遇挫折而不断向前，因此也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二为言变实用的思想。求变与实用是一体的，“求变”为***“实用”，《周易・系辞下》中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外人欺侮，有识之士寻求改变向西方学习，认为“不宜因循瞻顾，奉行故事也”，应变祖宗成法。王文韶说：“或谓中外之分，从古以来，划然不易，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遇万不得已之事，而则以清议持之，当万难措手之时而动以常理绳之，此迂拒而不通时变者”，他指责顽固派不通时变，要人因时而变。“变”为“时”，合于时则实于用。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力陈“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求实际，则须学习洋人长技，“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技巧，我非不可以学习”，破成见，不能空言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在此种情形下，则必须讲求实用不误空言，故守祖宗成法满口礼义忠信者被批评，“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动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可信”。
求变以务实的精神在开设天文、算学科目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传统的手工、科技被视为奇技***巧，习天文算学之人也会被视为术数之士，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张力极大，洋务派官员在请设两科时，便言“六艺之中，数居其一”，我们“不宜数典而忘”，而关于制造一事，“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印证现行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虽不免让人觉得不够大胆，但却在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变革阻碍甚大的时期推动变革的发展，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求变务实的。
三为“时中”的思想。“时中”即“因时而中”，《礼记・中庸》中“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之语，《孟子・公孙丑》中也有“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的“时中”之言。“时中”体现为坚忍、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体现为用权宜之计。俗语中“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都说的是“时中”。
为求自强，筹办洋务，不得不学习西法，不得不暂立和约，然而“‘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和议不过是权宜之计，当世之人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窃思敌国外患，正动心忍性之资，居安思危，乃制治保邦之要”，所以他们均不尚空言，“不敢以道学鸣高，止顾目前”，他们与西方人求和平相处，看起来对洋人唯唯诺诺，但目的明确――“思以自强”，不愿苟安。这样的坚忍最后虽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被诟病，甚至被讽为***，然它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对开启中国的现代化自有不疑之功。
总之，中华传统精神对洋务运动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使得洋务派能够与顽固派想斗争，虽然阻碍重重，但依旧可以蹒跚向前逐步推进。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对于洋务运动有着两方面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范围太广，而中国文化本身的张力也使其对于新的局势有相当的变通适应能力，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遇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出于自保或者可以说是传统惯性，对于新生事物的态度会比较保守有所排斥，但惯性毕竟是相对的，为求生存发展，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终会被充分利用。传统之于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如何，与其说是传统本身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当世之社会思潮、社会大众对传统如何阐释和利用，传统仅是一种手段、工具。而同时，传统体现的也是民族性，我们终不能摆脱它的影响，它对人思维习惯和价值评价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社会如同风筝，而传统则似牵扯着风筝的线，若线放得过快，风筝则飞不起来，风筝飞得再远，也有线在扯着它，若线一旦被抻断，风筝要么失去方向要么便是坠落。
【参考文献】
[1]注：庚申之变是指1860年，英法联***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对列强作出巨大让步。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9
关键词: 鸦片战争 中国翻译 历史文化 活动影响
1.前言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民族,翻译活动的开展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都对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题材的选择、翻译的思想基础与翻译的目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翻译活动的进行也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迁和文化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国的翻译活动肇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共三次大的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近代的翻译事业开始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期间的中国翻译活动,着重探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并分析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在翻译目的与选材两方面的重大影响,旨在帮助译者了解文化和社会历史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在翻译时做到尊重历史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
2.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条件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晚清时期,中国***府推行闭关锁国的***策,使得中国人与西方科学知识彻底隔断了。欧洲18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工业***,以及凭借科学技术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席卷欧洲。尤其是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海外殖民地市场。欧洲各国为了扩大其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事行动,极力打开中国市场。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府采取强硬的对华***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1]中国***府不敌外来势力的强大侵略,在鸦片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晚清***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种贸易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了贸易交往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40年到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随着《中法黄埔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的自由传教权,英、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涉足东南沿海,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宣教他们的宗教文化,极力向中国人传播他们的基督教理念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2]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极力想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于是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出版***书、创办新式学堂等,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外来侵略给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中国***府的愚昧腐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任人鱼肉,不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大批的爱国者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翻译活动也因此而盛行起来。
3.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这些都是一向固守华夷观念的国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在固有的内忧和新生的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惊觉起来,痛定思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吸取其中的教训,他们反对***投降,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要求改革弊***并抵抗外国侵略。与此同时,主张学习西方,进而探寻解救中国的有效途径,经世致用的思潮也随之而起。
经世致用,或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其基本意思是在遵守儒家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经邦安国,济世利民,建功立业。[3]在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爱国之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以免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隶。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他从事翻译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目的是“制敌”。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曾这样提出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夷情,因此要了解夷情,就要从立译馆、翻夷书做起,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高水平。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翻译工作被上升到了“天下第一要***”的高度。爱国之士们从中国当时的需要出发,将翻译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治、科技、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4.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目的的影响
中国古代翻译的主要内容多数与宗教翻译相关联,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传播教义,为异国宗教服务,并为我国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了翻译的***治性目的。至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虽然也是宗教界人士,但翻译内容则开始突破宗教领域,而涉足科技翻译,并且已经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这就已经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发展到爱国主义精神了。[5]
而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对宗教的翻译日益减少,对科技文献的翻译则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它肩负着“富国强民”的重担,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绝大多数翻译家,都表明了一种非宗教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这一时期,为了抗夷制夷而“师夷之长技”,国内设翻译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属翻译馆等,所做翻译活动均以力求解救民族危机为目的,翻译的实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5.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选材的影响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至明末清初时期,则由佛经翻译逐渐转向了科技翻译,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科技翻译的高潮,但西方文化的渗透仍然是极其缓慢的。[6]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西方传教士多对中国敬畏有加,加之中国闭关自守的***策,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极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和强烈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文人也盼望国家强大,以抵御西方列强,并开始寻求救国之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翻译选材从自然科学逐步发展到社会科学和文学等领域。
鸦片战争之前,洋务派作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认识到中国在科技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事技术和机器制造,自强兴国。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通过洋务派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封建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洋务派有他们不可救药的局限性和***性,他们依然顽固地维护中国当时的封建帝制。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翻译的选材,致使当时翻译的内容只局限于兵工技艺、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诸书,并且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女平等”等内容的书籍。[7]这一时期对社会科学题材的著作,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却是附带的、零星的,不占主体地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西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重要特征。
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许多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炮火药和轮船机械的落后,更在于***治和文化体制的落后。对此,梁启超认为“西方之所强者不在兵”,并提出要逐步扩大对西学引进的范围。之后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已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主要是***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和各种学术论著。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当属严复,以1898年其翻译《天演论》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学习并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热潮,一大批社会科学名著陆续被翻译出版。[8]失败后,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治小说”的概念,他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中国,更能深入群众的文学作品才能起到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作用,因此,文学题材的翻译在此之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
6.结语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其特殊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使得翻译无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目的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对宗教文献的热衷,逐渐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翻译,最后更是广泛地渗透到了文学领域。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历史文化背景,还是***治事件,都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译者在翻译时都必须重视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翻译史中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才能做到在翻译时顺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要求,达到翻译标准中真正的“信”。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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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景丰.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J].语言与翻译(汉文),2002,(3).
师夷长技以制夷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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