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马说韩愈篇1
进士登第，锋芒初露
韩愈生于唐大历三年（768），自幼父母双亡，与嫂嫂及侄子在宣城（今安徽宣州市）相依为命。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离开宣城，来到长安应考。到长安期间，兄长死于唐王朝与吐蕃订盟之变，只得投靠兄长生前好友马燧，幸得马燧收留，韩愈安心在马家苦读，一年后参加考试，可惜名落孙山。
贞元八年（792），韩愈第三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终于登第，时年25岁。主考官陆贽对韩愈的古文功底很是欣赏。当时一共录取进士33名，韩愈名列14。同年六月，陆贽被拜为宰相，韩愈与友人游其门下，学业日进。当时的名臣阳城由于李泌的推荐做了谏官。阳城曾隐居于中条山，性情恬淡，为人正直；入朝为官，众人以为他定能直言进谏。然而，让众人失望的是，阳城并没有针砭时弊以尽一个谏官的职责。相反，他日夜痛饮，对改革毫不关心。韩愈看到自己敬仰的高士行径如此，愤而作《争臣论》批评阳城，希望他“能受尽言，闻而能改”。三年后，裴延龄诬陷陆贽，阳城上书痛斥裴延龄的罪过，为陆贽申辩，置生死于不顾，结果因此被降为国子司业。时人认为阳城能有如此胆识是为韩愈的文章所激励。
韩愈中进士后，并未立即入朝为官，因为按照唐朝的选官制度，进士要想在京师任职，必须通过吏部考试或制举，否则只能到藩镇做幕僚。
贞元九年（793），韩愈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辞科考试，没有通过。再次参加吏部考试，又落选了。
贞元十年（794）二月，27岁的韩愈回河阳扫墓，回家才知养育他的嫂子在一年前去世。韩愈十分悲伤，在家为嫂子服丧一年。
贞元十一年（795年）正月，韩愈再一次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依然未成。从正月二十七到三月二十九，他三次上书宰相，均未引起任何反应。这几篇上宰相书收在《古文观止》中，其间充满无限热情、无限辛酸，可谓中国古代文人干谒权贵的范本。在长安求仕无门，韩愈的日子过得极其困窘，“日求于人，以度时日，遑遑乎四海无所依，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五月，韩愈离开长安东归故里河阳。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29岁，受兵部尚书董晋举荐，出任汴州观察推官，掌管刑狱。韩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从此，韩愈协助董晋处理***务、治理汴州。此间，他将在宣城的妻子卢氏、侄儿老成等一家人接至汴州。生活安定之后，他集中心思致力于文学事业。孟郊是他的诗友，李翱、张籍分别从徐州（今江苏）、和州（今安徽）赶来跟随韩愈读书学文。韩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对散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正月，董晋患病，卧床不起。二月，董晋病逝。为答谢知遇之恩，韩愈告别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护丧西行，前往洛阳。不料此时汴州发生兵变，幸好家人很快从乱***中逃出，赶到徐州符离（今安徽）。为了安顿家人，韩愈去找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张建封与马燧交谊笃厚。当年在马燧家，两人有过交往。在这“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之时，韩愈求助张建封。同年秋，受张建封的推举，韩愈出任徐州节度推官，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有了保障。
韩愈与张建封二人虽以文章相赏，但性格各异。韩愈年轻气盛，上任不久，就向张建封上书要求调整上班时间的陋规，张建封并未作任何应答。唐代盛行驰马击球运动，张建封甚好此道，并以技术高超引以为荣。但韩愈却以为击球会使马疲劳，又会损伤身体，对此很不赞同。韩愈认定自己所言甚为有理，因此再次上书对张建封规劝，张建封对韩愈的善意劝告并没有接受，而且颇怪韩愈事多，渐渐对他冷落。
这年冬天，各地方节度使都忙着采办给皇上的贺礼。张建封派韩愈带着贺礼去长安，韩愈借此机会拜访当年故友。长安城同辈人仕途得意，深深地刺激了他，长安归来，韩愈情绪低落，常骑马出城，纵马狂奔，大醉而回。在《归彭城》一诗中他写道：“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此诗写成后不久传到了张建封的耳中，张建封觉得韩愈冲自己发牢骚，大为不满。
贞元十六年（800）春，张建封免去韩愈的职位。
贞元十七年（801），34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终于通过。这时期韩愈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代表作。秋天，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府机构任职的开端。其间，韩愈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收门徒。韩愈在儒学宣传和学术运动方面的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韩愈追求的是直接参与***治，实现***治抱负。在《杂诗》里，他写道：“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
就在韩愈潜心教书、传播儒家学说时，远在宣城的侄儿老成因病而死，时年三十。听得噩耗，韩愈十分悲痛，含泪写了《祭十二郎文》，以寄哀思。
在国子监和地方官之间徘徊
贞元十九年（803），36岁的韩愈写下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为了体恤民情，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任职阳山令三年，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渔猎活动，爱民惠***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韩愈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
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治改革，韩愈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韩愈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途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韩愈的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等。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驾崩，顺宗继位。王叔文任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柳宗元、刘禹锡也先后擢任显官；贬斥了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招回被放逐的先朝忠臣阳城、陆贽等。由于王叔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削弱宦官权力，但王没有***治背景，在宦官藩镇的内外夹攻下，革新失败。同年八月，顺宗退位，宪宗继位，宦官强藩势力重新得胜。
远在边陲的韩愈并没有被召回京，而是北上郴州，在郴州刺史李伯康处等待新命。这一待命就是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韩愈静下心来，专心著书，完成了《原道》《原人》《原毁》《原性》《原鬼》五篇重要的作品。
这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掌管刑狱。这是个动辄得咎的职位，抱负远大的人如何能安于此职？
次年（806）正月，宪宗改元元和，这一年韩愈已经39岁了。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授权知国子博士。当时，他的朋友孟郊、张籍等人都在长安，国子博士生涯冷淡，事务不多，韩愈得闲常常与这班朋友谈诗论文。秋天，韩愈常常与孟郊同游赋诗，作有长篇《秋雨》《城南》《斗鸡》等，然而每每尽兴之余，孟郊常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年过半百却无建树，颇多感伤。作为孟郊的朋友，韩愈了解他的才华与忠信，对孟郊的郁郁不得志深为同情。
号称中兴英主的宪宗皇帝，为重振朝威，选用贤臣良将，对几个藩镇用兵，表现出励精***治的蓬勃景象。韩愈一向是憎恶藩镇拥兵割据的，他写下了长达千余言的四言诗《元和圣德诗》，歌颂贤明的英主宪宗皇帝和他清明威武的***治措施。
这时，韩愈的家庭更庞大了，生下一子两女，而且两位堂兄先后去世，身后分别遗下二子二女、三子三女，因生活没有着落，都来投奔韩愈，由韩愈教养。人口的增多，使韩愈家庭负累加重。
元和二年（807）夏末，韩愈以国子博士分司洛阳，孟郊也在洛阳任职，两位老友得以重逢。韩愈在东都洛阳任国子博士，事务清闲，常常是“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
元和四年（809）六月，韩愈改任，主管祠庙祭祀及道观佛寺。唐代皇帝多信佛，道教老子又是李唐皇室正式攀认的祖宗，因此佛道大炽。韩愈一向以儒家捍卫者自居，对佛道深恶痛绝。任职期间，韩愈查办了一些不法僧尼道士，此举得罪了宦官，不久，称病告休。
柳宗元认为佛与孔子同道，将佛理与儒道融而为一，韩愈大为不满，指责柳宗元不斥浮屠，爱与佛徒来往。冬天，韩愈调任河南县令，上任伊始，断然禁止各藩镇在东都设置留邸，以壮朝威。宪宗大悦，道：“韩愈助我！”
元和六年（811）正月，韩愈作《送穷文》。所谓穷者有五：一指智穷，即性格耿直，不会变通；二指学穷，即不顾命数，只知“在学海里游泳”；三指文穷，即无一技之长，专写怪奇文章；四指命穷，即面丑心善，利居人后，责在人先；五指交穷，即对人吐心肝，而人待我如雠冤。韩愈认为这些是使自己“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以及仕途不顺的原因。这年夏，韩愈再次被召回朝。
元和七年（812）二月，韩愈复任国子博士，任后觉得工作清闲，报国之志难以实现，作《进学解》聊以。当时宰相李吉甫等读了他的文章后，对于他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调其任史馆修撰。对于这个职务，韩愈不愿接受，他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近；左丘明记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远在永州的柳宗元听完后，颇感不满，因为当年二人希望借修史“诛奸宄于既往，发潜德之幽光”。柳宗元写信指责韩愈畏缩不敢有为。读罢柳宗元的信，韩愈回心转意，潜心著史。三年后，韩愈修成《顺宗实录》五卷，直笔陈言，无所顾忌。
元和九年（814），韩愈多年的好友孟郊因病而死，韩愈悲痛难收，写下《贞曜先生墓志铭》。
白居易曾作《与元九书》，陈述其诗歌主张，对杜甫大加赞誉而贬低李白。韩愈批评了白居易，他一向尊尚李杜二人，遂作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元和十年（815），韩愈调任长安，负责起草诏书，对朝中的大事有权参与，韩愈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心情愉快，写了一些咏物寄情的小诗。
元和十年至十二年（817），宪宗兴兵讨伐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次兴兵，是唐室历来讨伐藩镇最艰苦的一次战役。韩愈作为行***司马，参赞***机，立下赫赫战功。韩愈一向对藩镇拥兵叛乱深恶痛绝，在是战是和的论辩中，韩愈成了一名积极的主战分子。
宪宗将用兵大权交给主战宰相武元衡。与吴元济交好的李师道派门客刺死了武元衡，但宪宗伐吴决心不改，继续启用主战派裴度为宰相，任命韩愈为中书舍人，后任行***司马。受命后，韩愈立即前往汴州，劝说宣武***节度使韩弘出兵，协力讨伐淮西。后据情报得知吴元济的精兵屯守在洄曲及蔡州的四境，驻守蔡州的是一些老弱残兵，李带领数千兵马，趁着大风雪，行***百余里，于当夜到达蔡州，趁虚而入，擒获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雪夜入蔡州”的故事。
扰攘多年的淮西叛乱终于得以平定。淮西出征，实现了韩愈“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的宏愿。壮志得酬，韩愈在《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一诗里这样说道：“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元和十二年（817），韩愈因***功晋授刑部侍郎，过了一年平静的日子。
儒家道统孤独的捍卫者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文章还认为：佛教乃夷狄的宗教。中国上古不曾有过这种宗教，其时天下太平，百姓长寿。后汉明帝时始有佛教，明帝在位仅18年而已。宋、齐、梁、陈、元魏以后事佛越勤，年代尤其短促，虽然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后竟为叛将侯景所逼，饿死台城，不久国亡。乞请将佛骨交给主管官吏，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身为人臣，韩愈说人主事佛，皆年寿短促，这一点惹恼了宪宗，宪宗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韩愈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
正月十四，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即日乘车上路。车至蓝关，天降大雪。韩老成的儿子韩湘，韩愈的侄孙前来送行。韩愈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有这样几件大事：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潮州形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也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驾崩。穆宗即位，二月初八，韩愈到达袁州，出任刺史。袁州，地处今江西宜春县，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生活困苦，甚至借钱度日以子女作抵，沦为奴婢者甚多。韩愈到任后，严厉禁止此举，并设法放出典押过期的奴婢731人，深受百姓称颂。这一年九月二十二，韩愈调回长安，任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韩愈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史称“勇夺三***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掌管天下官吏铨选等事。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由于宰相李逢吉的大力推荐，韩愈提任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官阶从三品。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后韩愈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马说韩愈篇2
摘要：韩愈之“审丑观”对当下和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当下之影响包括以孟郊、贾岛、卢仝、马异、刘叉在内的怪奇诗派诗歌创作中的怪怪奇奇、光怪陆离，以丑为美之现象，更有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为主的大家对韩愈诗歌的继承，突出表现为“以丑为美”。韩愈“丑”诗占据半壁江山，其中高层次的境界另我们对大家的另一面有所了解。
关键词：当下之效应；后代之影响；半壁江山
一、韩愈“审丑观”对当下的效应
“韩孟诗派”即是中唐时期以韩愈、孟郊、李贺、卢仝、刘叉、马异等人为首的创新派诗人群体的简称，韩孟“尚险求怪”，又有李贺荒诞冷艳，扑朔迷离之美，而卢仝、马异、刘叉又为“怪奇”中之怪异，晦涩难懂的诗风引领韩孟诗派之“怪”最。
这批人因在科举考试中互相揭示，又因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而走到了一起，并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影响。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常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对于孟郊、贾岛的苦吟风格，韩愈曾在《荐士》中高度赞扬孟郊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也高度赞扬了孟郊的才学和对古今的洞察力。同时孟也在《吊国殇》中尽显了对国家生灵涂炭的感伤：
徒言人最灵，白骨乱纵横。如何当春死，不及群草生。
尧舜宰乾坤，器农不器兵。秦汉盗山岳，铸杀不铸耕。
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竞争。
说是忧国忧民也罢，更多是通过透视“白骨”“尧舜”等虚拟意象来展现自己心灵的想法。
被称为“诗才”“诗鬼”的大诗人李贺，其的诗歌更是走进了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与他的“险怪奇崛”和“苦吟”的创作风格相一致。《天上谣》和《苏小小墓》是两首不同风格的作品，一首通过展现美轮美奂的仙宫境界来揭示秩序井然的天上美景，无比的醇美。另一首彷佛带人进入了黑暗的地狱之门，“鬼火”弥漫，读来顿感毛骨悚然。
西陵下，风吹雨。两首诗无意间进行了绝好的对比，一首使人宛然游荡在仙境，漂游于人间之上，另一首转眼却跌入了低谷，愈是正反的极致，愈能凸显双方的特点。
还需归入此类的“怪奇诗派”的诗人还有卢仝、马异、刘叉，他们受韩孟影响巨大。卢仝、刘叉二位以“怪”名世，卢仝与韩愈有过交往，《寄卢仝》中记载了韩愈目睹卢仝窘迫而不讲究的生活，“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奴赤脚老无齿。”而最“怪”的诗人当属“马异”，且他的诗歌兼具“丑”的特色。刘叉之作《冰柱》中同样是“雀”、“鼠”、“蛇”“蛙”等字眼，足以见得刘叉特意追求“险怪奇崛”的艺术形式，这也许出于自身心理的一种压迫感，将“不美之美”的形式发挥出来，渗透进细微的遣词造句中，真可谓追随了韩愈的足迹。
二、韩愈“审丑观”对后代的影响
唐诗主性情，而宋诗重议论，是历代文人认同的观点。唐诗那平易及深入浅出的风格影响着宋代，致使北宋相当一大部分的作家文风趋于平淡，当然仍有不少文人追求奇涩险怪的文风。宋代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明代中叶的“唐宋派”都受到了韩愈的影响，缪钺《论宋诗》中说“韩愈、孟郊以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此皆唐诗之所罕见也。”可见还是韩愈之广义丑方面的“以议论入诗”对后代影响深远。
王安石诗作中有韩愈的影子，
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以荆公为最”[4]。
方东树《昭昧詹言》云：“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荆公才较爽健，而情韵幽深，不逮欧公。二公皆从韩出，而雄奇排皆逊之。可见二公虽各用力于韩，而随之成就，只得如此。”
《清诗话续编》中清人延寿君云：“王介甫诗……古体学杜，韩而不袭，殊胜六一；今体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
也就是说，王安石前期主要研习韩愈的笔法章法，造硬语险语，好用典，用来丰满自己的笔翼，而中期渐形成自己雄健的风格，后期以“气”胜过情韵。还有临摹韩愈《桃源***》的《桃源行》，二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意将“以议论入诗”之笔法运用极致，笔力纵横，精于锤炼语言，融入百家的语汇，算是学韩一典范。
北宋大家苏轼模仿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不仅将写诗的题材扩到最大，大凡写景、状物、抒情、言志、咏史、怀古题材皆能映入其眼帘，广泛性史无前例。而且能把韩愈“丑诗”中的“谐”传承下来，以解自己的风情。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雨后》
同属前面状物，而后面抒发议论，而且议论发人深省，将“庐山”、“西湖”大家都熟知的事物引进，却另辟蹊径，“抛砖引玉”出后面的警策，都是发人深省的哲理。一是要学会全面的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另一个是揭示了美是自然而然的，不依靠外界修饰的。不愧千古名篇，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们。
再有就是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即黄山谷的“以文为诗”也源自韩愈。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中说道：“宋之有苏黄，犹唐之有李杜”，并指出了黄山谷“畦径风格，尤为显易，最足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
具体看，黄庭坚擅长把写散文所用的材料借鉴到诗歌中来，凡琐碎的事物，送别、赠答诗，包括嬉笑怒骂的趣事等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诗歌，都能适当传达出来，堪称妙笔生花。最为典型的是与韩愈《山石》如出一辙的《武昌松风阁》，“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风鸣娲皇五十弦，洗耳不须菩萨泉。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泉枯石燥复潺，山川光辉为我妍。野僧早饥不能，晓见寒溪有炊烟。东坡道人已沈泉，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惊涛可昼眠，怡亭看篆蛟龙缠。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
两首诗形式题材类似，描写了诗人夜宿山寺的情景，兼具诗歌表情达意之功效，又有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美学风格。
到了明代来说，就是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深受韩文的影响，用语怪奇，生硬怪癖，从中却能感觉出学韩的痕迹。
“韩愈效应”从唐代始来，通过诸多文人的交往从而渗透相互的思想文风，再到宋、明等大家学韩的痕迹，我们领会了韩愈“丑”的思想漫延的广度和深度，也让我们领会了韩愈不愧为大家，他作品的某一角度或者题材都绽放着光芒，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深入研究，吸取其精华，也是对中华灿烂文明的一种传承。
参考文献：
[1]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屈守元，常思春等编.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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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韩愈篇3
世人称“韩文如潮”，指的是韩愈的散文有海潮一样壮阔而汹涌的气势，而韩愈的诗歌用晚唐诗论家司空***的话说，则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纤巧卑弱现象。韩愈把过去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的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文如其人”，这样的诗文特色是和韩愈性格中的直爽、狷介分不开的。
（一）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唐】韩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写作背景】
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有八千里之遥。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这首名篇。
【赏析】
首联直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他很有气概地说，这个“罪”是自己主动招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且一贬就是八千里。
三、四句直书“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很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还是“肯将衰朽惜残年”，且老而弥坚，使人如见到他的刚直不阿之态。
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壮。此两句一回顾，一前瞻。“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亦不见长安，何况天子更在“九重”之上，岂能体恤下情？他此时不独系念家人，更多的是伤怀国事。“马不前”用古乐府“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意。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三字，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结语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用其意，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就艺术上看，此诗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其特点诚如何焯所评“沉郁顿挫”，风格近似杜甫。“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的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整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五、六句宕开一笔，写景抒情，“云横雪拥”，境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皆写得有力。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此诗虽追步杜甫，但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律诗有严谨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好在虽有“文”的特点，如表现在直叙的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欲为”、“肯将”之类）等；同时亦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五、六联，在苍凉的景色中有诗人自己的形象）和沉挚深厚的感情的抒发上。全诗叙事、写景、抒情融合为一体，诗味浓郁，诗意盎然。
【练习】
（1）第一、二句中的“朝奏”与“夕贬”、“九重天”与“路八千”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其中蕴含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2）第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借景抒情，并做到了眼前景与心中情的完美统一。请你对此加以分析。
【参考答案】
（1）对自己无罪遭贬的怨愤之情。
（2）第六句既是实写也是虚写，实写大雪阻路，马难前行，虚写诗人留恋长安，不忍离去的感情。
（二）
送李愿归盘谷序（节选）
【唐】韩 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①。”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②不维，刀锯不加③，理乱不知④，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⑤，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⑥！”
【写作背景】
这篇赠别的序文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当时韩愈34岁，到京城谋职。自从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汲汲于仕进，却始终得不到重用。
【注释】
①盘旋：同“盘桓”，留连、逗留。
②车服：车辆与服饰，代指官职。古代以官职的品级高下，确定所用车子和服饰。
③刀锯：指刑具。
④理：治。唐代避高宗李治的名讳，以“理”代“治”。
⑤趑趄（zī jū）：踌蹰不前。
⑥徜徉（cháng yáng）：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
【赏析】
这篇序文，既是赠友之作，又是抒怀之篇。它巧妙地揭露了官场的丑恶，倾吐了内心的不快，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选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简练的笔墨叙写了盘谷之美及得名的由来。第二部分借李愿之口，写李愿在盘谷的作为和生活：洁身自好，无悔无忧；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看似叙述李愿言论，实含作者强烈感情。第三部分，先用“壮之”赞美李愿的话，表明“愿之言”即“愈之意”；再以“歌”词极言盘谷之美、隐居之乐和向往之情。
这篇文章是散文，全文贯串着散文的章法和气势。却有辞赋的特点：第一部分是散体，第二部分用了铺叙手法和排偶句式，第三部分则是韵语。
苏轼曾经说过：“余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可见此文感人之深。
【练习】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草木丛茂，居民鲜少
鲜：少
B.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
辟：法律
C.谓其环两山之间
谓：算是，算作
D．膏吾车兮秣吾马
膏：用油脂涂抹
2．以下各项全都属于李愿隐居的原因的两组是( )
①宅幽而势阻
②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
③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
④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
⑤触刑辟而诛戮
A.①②③ B.②③⑤
C.①③④ D.②④⑤
3．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起居无时，惟适之安
②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③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参考答案】
1.C “谓”通“为”，因为。
马说韩愈篇4
文/古龙
你若认为酒只不过是种可以令人快乐的液体，你就错了。
你若问我，酒是什么呢？
那么我告诉你：酒是种壳子，就像是蜗牛背上的壳子，可以让你逃避进去。就算有人要一脚踩下来，你也看不见了。辣酒以待饮客，苦酒以待豪客，甘酒以待病客，浊酒以待俗客。
酒唯一比水好的地方，就是酒永远不会使人醒。
和一个喝不醉的人一起喝酒那多乏味，因为每一个喜欢喝酒的人都希望别人比自己先醉，那么才有笑话可看，也可显示出自己的海量。
喝酒的人可以分成两种，有种人一喝就醉，一醉就吐，满嘴胡说八道，满地乱爬，光着屁股满屋子乱跑，甚至放火烧屋子，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有种人却不太容易醉，就算醉了别人也看不出，不管喝了多少，非但不吐不闹不发酒疯，而且面不改色，有时候喝了一点酒之后，比不喝时还清醒得多，连反应都变得快得多。
世上只有两件事最令人头疼。
第一种就是吃饭时忽然发现满桌上的人都是不喝酒的。
第二种就是忽然遇着个多嘴的女人。
第二件事往往比第一件更令人头疼。
名人吃喝那些事儿――韩愈命丧火灵鸡
文/王志坚
唐代文学家韩愈为情误食“火灵鸡”，到头来死于非命，成为千古遗憾。
韩愈生前纳有两个小妾，一个叫绛桃，弓弯纤小，腰肢轻盈，一个叫柳枝，柔顺婉媚，楚楚堪怜。两个娇娃能歌善舞，主人将她俩视作宝贝疙瘩捧着。韩愈在《感春诗》中不无欣慰地向人夸耀：“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
唐穆宗时，藩镇***阀王庭凑叛乱，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奉命前去安抚，走到寿阳（今属山西）驿站，竟暂时忘记了使命，思念起家中二妾来，作《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绝句说：“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圆。”韩愈思念侍妾，侍妾却不思念他，特别是柳枝，不甘心长期陪伴一个老头子，决心追寻自己的幸福和爱情，趁韩愈不在家，毅然跳墙逃离，还好，被韩家人发现抓回。韩愈从镇江归来听说这则丑闻，又气又恼，哀叹成诗：“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想飞；只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柳枝缘何乘自己不在逃离？”韩愈冷静一想，都怪自己“鸟不起”（阳痿）。道观寺有位道士向他传授秘方，说吃“火灵鸡”（一说火灵库），可以长气补精。韩愈笃信不疑，马上命人从街市买了几十只公鸡，依照道士开的药方，每天以掺入硫磺的大米喂它们，严禁它们与母鸡，长至一千天杀掉烹食，每隔一天吃一只。
马说韩愈篇5
关键词:《新唐书》;宋祁;传记文学;崇韩观念
《新唐书·韩愈传》显然是以《旧唐书·韩愈传》作为参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时代尊韩思潮的影响,也在传记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韩观念,完成了一个具有颠覆性叙事功能的传记文本。将《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对韩愈的推崇与韩愈传记的文本书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文被采入到相关的传记文本之中,发挥了独有的效用;韩愈与“韩门弟子”也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集中书写。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
一
对于《旧唐书·韩愈传》的撰写,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五代时期流行骈体文,《旧唐书》史臣多尊骈体而抑古文,对韩愈的评价偏低。《旧唐书》史臣尊骈体文与所处时代有关,他们把与当时的***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为相关的文体作为评价中心,最多是注意这些文体体现的艺术意味和应用价值,而并不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文体作为主要的评及对象。如果仅仅从对文体的认可程度来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导观念,因为侧重哪一种文体只是从外在表现来看的,而内在的文学观才是确定文体的主导力量。
《旧唐书》史臣显然更为注重文学的主体地位。对待“文”则坚持文学、***事相结合之观念。对诗歌在评价层面上则以是否具有创体意识作为标准,在用诗的层面上则以闲适和唱和之内容作为类别上的叙述重点。虽然“晚唐五代是今体诗文即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的时代,当时写古体诗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骈体撰写史臣之评语并不能成为绝对依据,就文体之存在来说,古文、骈文在当时都不是新文体,而是旧资源,对旧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会因文学家的影响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接受效应,骈文之被改造“白燕许大手笔”到“常、杨”再到陆贽已经发生了表达能力上的变化,而元白进一步尝试,将制诰分为古体和今体,也是带有复古意识的创新。在时代影响发生作用的前提下,韩愈古文依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旧唐书》对恢复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没有否认韩愈的努力,只是在他们看来,韩愈未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的理念发展到五代并没有被认同,而且,继承者已经难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为必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元白显然是成功者,随着中晚唐的文学家们对骈文的改造,使得应用性文体融入古文之因素获得了成功,如陆贽、权德舆、元稹等都是典范。我们来看一下对韩文的选择观念问题,是否真的轻视古文。但是（中国整理）,他们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的文体之间不一定具备绝对的因果关系。等到编撰《新唐书》就不一样了,处在韩愈被尊崇的北宋时期,从对韩愈评价的角度上说,这一时期韩愈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化观念成为了北宋诗新运动的理论取向。《新唐书》传记的书写着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韩的文学家,他对韩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颇为推崇,《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两则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
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
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宋祁认为“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列举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张载、吕夏卿都曾经校过韩愈集。可见对韩愈的关注是群体。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韩集的整理以确定新道统观念。
《新唐书》对韩愈事迹相同内容之叙写也与《旧唐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书写差异做比较更能够看出宋祁的尊韩态度。卢宁认为:“两书载录韩愈事迹相异处主要有:(一)《新唐书》对韩愈家事叙述甚详,意欲抬高其出身,《旧唐书》则略。(二)《新唐书》叙韩愈入王廷凑***事较《旧唐书》详尽。(三)《旧唐书》详叙磨墨事,语含讥贬。《新唐书》只作简笔,态度模棱。(四)两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高下有别。”这段话从大处概括了两《唐书》处理韩传不同的叙述内容,我们不妨深入文本来看看具体的文字书写差别。
对于人传人物出身的叙述,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大部分入传人物的处理都是以删减为主。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的传记都是如此,而对待韩愈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旧唐书》仅仅说:“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韩愈的出身,从贫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从无名位到“有美***”也为韩愈的行为找到了亲缘依据。对于韩愈的成长过程,《旧唐书》精炼得多,而《新唐书》则详述之,云: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
《六经》、百家学。
这里写得更为具体,尤其强调韩愈的儒学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删去了韩愈与独孤及、梁肃师生关系的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独孤及、梁肃的评价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有关系,思想来源不够纯粹。二是宋祁欲树立韩愈卓然***的大家风范,故而隐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据《旧唐书》王涯传之记载,韩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与梁肃接触,是为能够进士及第而奔走。
对于韩愈因进谏而被贬,《旧唐书》云:“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从文字表述来看,《旧唐书》对韩愈因“妄论”而得祸颇为关注,《新唐书》本传则云: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曰,汴***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厉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
从这段话来看,《新唐书》更为关注韩愈的行事态度及其***绩,大有高扬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关于韩愈贬阳山令一段,显然《新唐书》据《旧唐书》而改写,但删去了《旧唐书》所说的韩愈“拙于世务”,对于他任阳山令时的***绩也是大加赞颂。在叙及因柳涧事“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时,《新唐书》依然据《旧唐书》进行改造,采摭《进学解》后的评价态度变化很大,《旧唐书》说:“执***览其文而怜之”,而《新唐书》改为“执***览之,奇其才”,这显然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由对人的同情转向对文的肯定,进而“奇其才”。到底是觉其可怜而提拔还是其才高难掩而被识,这可是主体认识上的差距。
关于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旧唐书》据实书之,而《新唐书》则为之添加了背景,将韩愈对平淮西的***见结合起来,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执***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宣慰淮西,奏愈行***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
济平,迁刑部侍郎。
这样韩愈就获得了参***的机会,并且因为平淮西的胜利而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发言者。而关于《论佛骨表》则《新唐书》叙述得较为简略,不如《旧唐书》的叙述虽繁细却有风趣之妙,翔实而生动。因《旧唐书》这段内容都是以韩愈所作实事作为叙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删削以突出以传主行事。此后之事,因《旧唐书》叙述简略,《新唐书》则增加篇幅,突出传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云:“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仅仅60字就将事件带过,而《新唐书》则绘声绘色地予以增文,云: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
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延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延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
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
在,此***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
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
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蕹曰:“善。”延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
***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
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将《旧唐书》60字之情节叙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动场面描写,这确实突出了韩愈以儒学而行事,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增事的来源应是皇甫浞所作《韩文公墓碑》和《韩文公神道碑》两文。同时,《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述《平淮西碑》一事从本传移出。
最后,关于韩愈与李绅的矛盾问题叙述也不一样,《旧唐书》先说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涉及到对韩愈性格的评价,而《新唐书》则将韩愈转官的原因与此事联系起来,云: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
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
留,愈亦复为吏部侍耶。
这样,韩愈形象中的负面效应就在具体的叙述被随之消解。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旧唐书》的贬韩问题,而存在《新唐书》的崇韩现象,尤其对韩愈的行事和议论的处理上。
宋祁显然是秉承时代之认同,对韩愈传记的书写下了功夫,从任何一个可供着笔的细节中寻找可以尊韩的切入点,在语言层面、家庭出身、紧急事件等多个视角刻画韩愈形象。由此可见,《新唐书》韩愈传中颇为注重对韩愈道统观念之评价,虽然这一评价并没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的看法。然而通过***为之做的一次总结,就可能将既有的旧材料转化成为当世的思想资源,随之发挥启后的作用。韩愈作为旧资源可以在新环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改变五代以来的道德人格缺失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韩文入传实际上对韩愈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宋子京喜韩柳文”条,说: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
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稀袷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
丞传后序》,《李勃传》载愈所与书,《张籍传》载愈答书,《甄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传载《与萧翰林傀》、《许京兆盂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
马说韩愈篇6
全书分上下二篇。上篇题为《韩愈家世生平考论》。顾名思义，它旨在对韩愈复杂的人生历程，作尽可能细致、准确的探索与阐释。它具体涉及到韩愈的前世造化与后天历练两个方面，下辖两章。第一章为《韩愈家世郡望综合考述》，从小而关键的地方人手，开篇指出韩愈的里籍“在唐为河南府河阳县，即今河南孟州市”，并以雄辩的论证，冲破了历来充斥于学术界的有关韩愈郡望的“昌黎说”、“南阳说”、“颍川说”、“陈留说”等迷雾。之所以花较多笔墨作这样的论辩，是为了说明：韩愈的家世自进入唐代就是中下层的官僚，到韩愈长成、准备进入仕途之际，已经接近“士”的底层了。韩愈像其他众多活跃在科举舞台上的“寒俊”士子一样，有“冒认名宗”的势利之见――作者一开始就力***还原出韩愈作为平常人的凡俗之处。在叙述韩愈悠远的世系时，作者发现韩茂是韩愈确凿无疑的七世祖，并认为：从韩愈一生好议论***事、尝从裴度讨淮西以及晚年任兵部侍郎等事，能看出韩茂对韩愈的一些影响。亲系中对韩愈生平影响最大的人是叔父韩云卿和长兄韩会，韩会尤甚。《传论》称：“贞元时期，韩愈刚刚开始散文创作的时候，就舍弃了当时在文坛上占据压倒优势的骈文，选择了非主流的古文，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长兄韩会的影响。”
在第二章《韩愈生平考论》中，作者将韩愈的一生划分为五个大的时期：一、读书、应试、佐幕时期，二、初试长安、贬谪、量移时期，三、两京宦海浮沉时期，四、贬潮与刺袁时期，五、晚年还朝时期。与韩愈研究的同类著作相比，《传论》在这方面来得具体而细致。
在第一期的描述中，作者突出了韩愈的干谒活动。《传论》称：随着科举考试的竞争日趋激烈，干谒中种种苟且之事泛滥成灾，韩愈有非常丰富而痛苦的干谒经验和体会。难能可贵的是，韩愈的干谒书翰“始终有一个中心的意旨，那就是以他自己为例，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这是他前期诗文中一个不断出现的议题。”他撰写著名的《师说》、《马说》，就是让人感动的实例。他一生几次在外佐幕打理***事，几次人国子监浇溉文学之士，几次遭贬经受痛苦与失落的煎熬。总起来看，韩愈的人生是辉煌的，却时时充满晦涩与艰险；他的人格无疑是伟大的，但也免不了庸俗；他的性情是勇敢而执著的，却又时常患得患失，显得急躁。作者早先所著《韩诗论稿》认为韩愈总体上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治诗人”，这应该说还只是个平面的概念，《传论》明显地丰富了它，称：“他原以为求仕仅在‘为人’，就是致君泽民，现在却认识到不但‘为人’，还要为己，解决个人和整个家族的衣食生计问题。”无疑的，由理想的巅峰时刻下降到世俗的多难的土地，这实在是中唐人区别于初盛唐人的一大关口。
《传论》下篇为《韩愈文学评论》，电分二章。第一章为《韩愈的诗歌历程》，很明显是以纵向的视角来动态地解释韩诗的。韩诗所呈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风貌，是对诗歌传统的颠覆，但它不是生来就“一洗万古凡马空”的，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作者依据本书上篇所铺开的坚实的基础，分析了韩愈一生中各重要阶段担任官职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社交环境的不同，以及其思想认识、情感活动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韩诗在起步阶段，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摹仿大历诗风的复古之路，确立了取法汉魏、追慕高古的诗歌追求。韩愈的挺立，和诗风相近的前辈诗人孟郊一起，成为当时诗坛的亮点。在辗转幕府、沉寂下僚的八年，韩诗在保持高古风貌的同时，尝试着开避“奇险”的新天地，从《远游联句》开始，“奇险”成为韩诗最突出的特征。与高古诗风追求的自然真率不同，“奇险”作品中体现出最本质的特点是锻炼。中唐时期新奇极端的现实，尖锐激烈的矛盾，变幻莫测的心绪，都是生活在盛唐时代豪壮乐观的士人难以想象的，也是以自然天真、圆熟清丽见长的盛唐诗歌无法承载的。韩愈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其卷入矛盾之深、方面之广、时间之长都可为中唐时代的代表。他应时而动，在贞元末期到元和前期对自己的诗歌进行“扩大化”改造。所谓“扩大化’’就是把传统意义上诗歌不屑于表现、不善于表现或习惯上不属于诗歌表现范围的内容引进这个领域。在元和后期及长庆年间，韩愈官高位重，其诗歌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电无风雨也无晴”的暮年态势，这也意味着对此前诗歌变革的修正。论者指出，《韩诗论稿》“没有动态地提示多样化风格与主体心态、审美理想的关系及多样化风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只是予以静态的描述。而且也没有指出‘阳刚与阴柔的交融’和‘写实’等手法与多样化风格有何内在联系。”(乔默生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传论》无疑实现了对《韩诗论稿》的超越。
第二章为《韩愈的古文历程》。作者认为，虽然从现存的韩愈古文作品中找不出一条像韩诗那样清晰的发展轨迹，但大体说来，参加科举考试期间和之前的二十九年是韩愈古文创作的起始阶段，其创作水平却并不显得幼稚，韩愈在常为世人鄙视的干谒文体中展现了鹤立鸡群的创作天分。他之所以选择古文，除和长兄的影响有关外，梁肃、陆贽等师友对他的影响最大。从贞元十二年到十九年是韩愈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他的思考历程和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古文中，既为他成为封建社会转型期代表性的思想家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发动古文运动进行了理论准备，并在当时和其后指引着一大批古文家的创作，一大批优秀的古文作品在一定时期内压倒了骈文并为宋以后的中国散文树立了典范。
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历来是人们瞩目的焦点，它实际是以复兴儒学为主张的***治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作者认为，中唐时代对儒学最具威胁的敌人有二：佛老对其根本内容的挑战，藩镇***对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危害。韩愈独特的“道论”(抵排佛老、道统说、性三品说等)是古文运动的旗帜。韩愈“道论”的根本出发点是社会***治的，而非哲学的。因为“道”被韩愈注入了鲜活的社会现实和他所代表的科举出身的士人，尤其是庶族士人的见解、要求和改造社会的决心及举动，所以“不平则鸣”的提出就仿佛飞流直下，势不可挡。韩愈古文所树立的“道”，砸碎了两汉以来冰冷的儒学信条，成为跳动在当世每一个有识士人心中的火焰，给世俗的日常生活涂上了神圣的色彩，给未来带来了真的希望。
马说韩愈篇7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诗是韩愈被唐宪宗贬后在前往潮州赴任途中，行至蓝田关（今陕西蓝田县）时，写给侄孙韩湘的一首抒情诗。
这是一首思想深刻的***治抒情诗，全诗以“无罪被贬”为核心，反复表达了对当朝统治者的不满和谴责，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至死不渝的决心，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首联直叙被贬的原因与情景。“朝奏”、“夕贬”表明获罪之迅速，曲折地批评了最高统治者的昏庸专横；“路八千”点出所贬之地遥远，表明获罪之重，受冤之深。既含蓄地表明了封建官场“伴君如伴虎”的险恶，也为下文抒情言志做了铺垫。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颔联直抒胸臆。韩愈一生以反对佛教、宣传儒家思想为己任，对君主腐败的做法加以劝谏。这是因忠而遭贬，无罪而远谪，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但诗人并不因受挫而改变自己忠君爱国的立场，以及为朝廷革除弊***的决心。这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佩。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颈联借景抒情。阴云笼罩的秦岭遮蔽了遥望家乡的目光，蓝田关大雪蜂拥而来，使人马都难以前行。“云横秦岭”、“雪拥蓝关”既实写了被贬谪后赴任途中环境险恶，道路难行，也暗写了自己仕途不顺，前途茫茫；“家何在”、“马不前”则反映了作者为国事不顾自己的一切，却被贬谪潮州的悲伤和自己陷入困境、进退两难的悲苦与无奈。
马说韩愈篇8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散文，自周、秦以来，曾经放射过灿烂的光芒，出现过象左丘明、孟轲、庄周、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等杰出的作家。但自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中期，绮丽***靡的骈俪文盛行，使文风受到重大的破坏。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文艺改革。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恢复古代的散文创作，以区别于当时的骈文。韩愈、柳宗元在这次运动中著有很大的功绩。
欧阳修在北宋中期所领导的新古文运动，可以说是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继续。在宋初西昆体作者杨亿、刘大年等继续提倡晚唐、五代浮华轻靡文风的影响下，宋初文坛一度极端崇尚“穷妍极态”的文风，韩愈的文集早已束之高阁，连名字都很少有人提到。欧阳修和他的同志尹诛、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担负起文艺改革的重任。
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记述他少年时从废书麓中得到韩愈的文集后，如何补缀校订，广为宣传，终于改革文风，达到“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欧阳修平生以韩愈的继承人自命，当时人也以此评价他。苏轼就说过：“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欧阳修学习韩愈，主要的成就不是在道统上继承“文以载道”的那一套，而是在散文的创作方面，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强调作品必须有作者个人的特色，艺术风格必须有独创性，反对因袭模仿。因此他虽然标榜学习韩愈，但能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创造出一种与韩文不同的散文风格。总的说来，韩文以气势雄壮见长，欧文则以情韵优美见长。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欧公文学韩而颇不似韩，此公文之所以能于八家中自树一帜也。”这种看法是很中肯的。
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提倡写作要“文从字顺”，但事实上他有一些作品如《曹成王碑》、《平淮西碑》等，有意识地摹仿尚书等古代经典著作，生吞活剥，读起来觉得诘屈聱牙。柳宗元有一些作品如《晋问》、《起废答》也还存在较浓厚的六朝骈俪气息。欧阳修的作品就不同，可以说是完全做到平易自然的地步。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自唐代以来的文艺改革运动，在欧阳修的散文里，可以说是完成任务了。
欧阳修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成就，是在学习司马迁、韩愈等前代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将议论、叙事、写景和抒情融合而成为情文并茂，无所不可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不受对偶声调束缚的散文写作的优越性。以作品的内容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叙事，善于写景，善于抒情，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写作的技巧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用宕笔，善于用疏笔，善于吞吐夷犹，善于抑扬顿挫。读起来感到层次曲折，气势流畅，音节铿锵，情韵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苏轼说他的散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居士集序》）。十分概括地说明欧阳修在继承前代作家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欧阳修的写作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他自己说“予平生文章，多得之三上，谓马上、枕上、厕上也，惟此可以稍构思耳”（《归田录》）。可见他对于写作态度的认真，虽行路休息时也不肯放过。对于已经写好的作品，一感到不惬意，便立即改正。著名的《醉翁亭记》，开始写环滁山名，有好几百字，最后改定时，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到了晚年自定文集时，寒冬天气 还工作到夜深，可见他写作态度的严肃。
欧阳修文集中的一部分墓志铭、诗文集序和园亭杂记最能代表他的散文风格，也是艺术性最突出的部分，以下试就这几方面略加论述。
（一）关于墓志一类的作品，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分量几乎占到一半以上。本来在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中，有关墓志一类的文章，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替死人说好话，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韩愈因此而受到谀墓之讥。在欧阳修所作的墓志中，谀墓之处当然也在所难免，但主要的是在作者为一些好友如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所作的墓志中，却创造出作者特有的情文并茂的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北宋是一个积弱的王朝，从建国开始，就采取对内镇压对外屈辱的***策。到了中期，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但广大农民备受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即是一般没落的中小地主阶级也受到当权派的压制，感到***治上没有出路。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物，曾经希望在***治上有所改革，但结果都归于失败，因此往往宦途失意，潦倒终身。欧阳修本人也出身于没落的下层官僚家庭，早年宦途也备历坎坷。因此既与他们有深厚的友谊，又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他们所作的墓志中，大多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作品。下面是《黄梦升墓志铭》中间的一部分：
予少家随州，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初任兴国***永兴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嚱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后二年，予徙乾德令，梦升复调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尝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饮之酒，复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读之博辩雄伟，意气奔放，若不可御。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而文章未衰也。
描写一个下层官僚知识分子的僚倒形象，真是栩栩欲生。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关于序跋一类的作品，最突出的是欧阳修所作的《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有很高的地位，为历来史学家和散文家一致公认。二十四史中素以《四史》为最善，以文章而言，《史记》豪宕、《汉书》整饬、《后汉书》简炼、《三国志》疏淡，各有特色。此外就要算《五代史》了。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五代史》的评价是：“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这种评论，虽然站在传统的史学家立场上，但《五代史》方笔洁净老练，的确是很突出的。尤其是那几篇序文如《伶官传序》、《宦者传奇》、《一行传序》，既是沉痛的史论，又是优美的散文。近千年来，早已脍炙人口，被公认为是《史记》以后最杰出的史论。下面是《伶官传序》的后半部分：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感慨淋漓、抑扬顿挫，兼而有之。无怪明人茅坤评为“千年绝调”。
欧阳修为一些好友所写的诗文集序，也摆脱前人创作的规律，创造出自己的风格。《释秘演诗集序》和《释惟俨文集序》通篇以作者好友石曼卿和这两个和尚的交谊为骨干，极力摹写石曼卿的怀才不遇和这两个和尚的不合时宜，至于诗文集序的主题，只轻轻一笔带过。通篇章法变化，笔势腾挪，波澜壮阔，可以说是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三）关于杂记一类的作品，唐宋以前，可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描写山水极其出色。柳宗元的山水杂记，在继承《水经注》的基础上，字锻句炼，穷态极妍，使读者加入深山空谷，有一种冷寂幽峭之感。欧阳修的园景杂记，则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兼有幽雅和富丽两种特点，使读者如身入景色秀美的园林，极赏心娱目的能事。《醉翁亭记》和《真州东园记》是欧阳修的两篇独创一格的杂记，他的儿子欧阳发说是前未有其体。《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个也字，将醉翁亭的动态、静态、风景、人物全部包括在内，为历来读者所传诵。著名词人秦观评论说：“《醉翁亭记》用赋体”。《真州东园记》通过园主许子春之口，将东园的今昔兴废，作具体的对比，一座繁华富丽的园林，便跃然纸上。下面是文中的一段：
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渠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荫，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
《丰乐亭记》也以善用宕笔著名，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修尝考其山川，按其***记，升高以望清流之间，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海内***，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商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上面先说“故老皆无在者”，下面又说“而遗老尽矣”，似重复而实非重复，行文极腾挪跌宕之能事，这就是后来散文家所艳称的“六一风神”。（欧阳修别号“六一居士”）
此外，《岘山亭记》抚今思昔，神韵缥缈。《有美堂记》笔势夭矫层层深入，突出有美堂，均属杂记中的杰作。
清人姚鼐归纳前人散文风格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所谓“阳刚”的文章，气势雄伟，是壮美。“阴柔”的文章，情韵幽雅，是优美。欧文可说是“阴柔”一类的代表作。同时的著名散文家曾巩和苏辙，风格也很相近，尤其是曾巩，受欧阳修的影响最深，文章雍容醇雅，因此后人并称为欧曾。
马说韩愈篇9
关键字：韩愈；散文；学子观
学子观，其实也就是学生观。教师的学生观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学生发展的看法。韩愈一生中致力于教育事业中，曾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活动，致力于儒学教育。他通过自身实践，对当时的学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主要见于韩愈的教育名篇《师说》《进学解》，散见于韩愈与友人的书信、赠序以及传记文等。
一、求学：不耻相师与超越其师
韩愈生活在中唐，在那个时代，“师道不传”，从师的风尚不再盛行，究其原因，就是当时人们“耻学于师”。柳宗元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支持韩愈的说法，也说明了当时师道不传的背景：“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华笑之，以为狂人。”韩愈时代的科举制度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于是就有不少学子为了求得达官贵人举荐，将心力都放在干谒行卷而非求师学习。而从师求学是中国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传统，比如古代孔子通过招收弟子、私人讲学来宣扬自己的学说。韩愈是儒家的“卫道士”，他以重振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为己任，而儒家的教育思想便是其复兴的重要部分。他敢于“抗颜为师”，以端正学风，又要求求学的学子要不耻相师、谦虚向学。
首先，对当时上层士大夫的门第观念，他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看法，认为学子在择师的时候不应该受到门第高低的束缚。在科举时代，科考的成败往往与考官的主观态度联系密切，于是不少学子都踏踏实实求师学道，而是通过其它途径去赢得考官的好感，于是，求师问道的风气也日益低下。对于这种风气，韩愈在《师说》中做出了批判与讽刺。同时也指出了，师生关系不能僵化地停留于表面的身份形式，应不拘于年龄、地位、资格等的限制，有“道”者为师，能“授业”者为师。
其次，韩愈十分赞赏向他请教的学子，对待向他求学发问的青年是极为热忱的。他在《师说》中直陈“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以遗之。”对李蟠不拘于时、向师问学、有志于儒道的精神予以充分的表彰，寓有作者针砭时弊的良苦用心。
韩愈也鼓励学子超越其师，有所创新。他在《师说》中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极为进步的学生观。学子超越其师的一个最关键的点便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在《答刘正夫书》中，他提出了创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因循，便是提倡创新精神。韩愈一生写诗文追奇求新，可见他也是希望学子不要陷入死读书中，而是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宏其中而肆其外”，要求学子在写文章时不仅要内容丰富，而且要文意放肆，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反对“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
总之，学子应当不耻相师，在求师学习的同时有所创新，有所超越。
二、治学：业精于勤与博约结合
韩愈要求学子要“勤”，刻苦用功，勤奋好学。在《进学解》中，韩愈通过太学生的口描绘出一个“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太学先生”，这其实是韩愈的自我形象，也传达出韩愈对当时学子治学态度的看法。
同时，从韩愈的某些著作言论来看，他希望当时的学子能够做到博与约的结合。“博”，也即是博学，反映学习知识的广度；约，则是专注，反映的是治学深度。在韩愈看来，学子的学习方法或者说学习内容必须具有广度与深度，简言之，就是既博大又精深。
首先是“博”，韩愈要求学子在治学时有博学的精神，“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他对当时博学的学子是持一种极为赞赏的态度的。他在《师说》中称赞李氏子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他又在《进学解》中借学子之口说出国子先生（韩愈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这其实正是韩愈自己对待知识的态度，也是他推己及人，及学子的看法。
其次，他又认为学子在学习中必须要善于思考，深入钻研，达到精与约。一是，学生在广泛学习圣人之书的基础上，又要学会思考，学会钩玄提要：“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构其玄”，对于精华之处要“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二是学生要在深入钻研之后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深造自得，不能“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这在韩愈的《送穷文》中也有所体现，韩愈说自己有五穷，其一便是学穷：“傲数与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执神之机。”意思就是说自己一生轻视术数与典章制度一类的学问，深入探究阐发幽深微妙的道理，杂取各家学说，抓住精神的要领。这传达出了韩愈做学问中追求的探微求精的精神，这也是他对当时做学问的学子的要求。
三、结语
韩愈的某些观点，对现代教育来说仍旧有其独特的意义，然而，他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而提出的教育观念维护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其腐朽成分应当受到批判。
参考文献：
[1]（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马说韩愈篇10
关键词:发愤著书;愤懑;逆境
司马迁,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史记》。对《史记》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命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报任安书》中也出现类似的言论。
这些文字讲述了一代代伟人在逆境中化悲愤为力量,最终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巨著。司马迁将此类伟人的事迹与自身的事迹相结合,得出“发愤著书”一说。这一文学批评命题,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始终,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深远的理论意义。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一步步总结创新得出的。
早在《诗经·园有桃》中,就有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因为心中忧伤,所以化忧伤为力量,用来吟诵诗谣。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含有“发愤著书”这一思想的文字记载。
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入的是《论语·阳货》中得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诗可以用来抒发心中的愤怨。反过来理解:如果心中有愤怨,可以借愤怨之情写诗。这是“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明确。
“发愤”一词首次出现应是在《论语·述而》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将“发愤”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应用的是屈原。他在《九章·惜诵》中这样写道:发愤以抒情。
即屈原之后,西汉刘安在《淮南子·本经训》中提出:愤发于中而形于外。他认为人内心的愤懑之情需要一种外在的行为方式去宣泄。这与“发愤著书”思想的联系更紧密了。
司马迁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而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使他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巨大的双重打击。人格、精神上受到的毁灭性侮辱使司马迁曾想一死了之,但是壮志未酬,不能半途而废。同时他又从《周易》、《春秋》、《离骚》等巨著的作者们身上得到激励:逆境磨练意志,化愤懑为写作动力!相似的悲惨遭遇,极大程度上鼓励了司马迁不屈不挠,化痛苦和愤懑为写作的动力,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完成《史记》。所以在结合屈原等人的理论思想及自身的亲身体验之后提出了“发愤著书”。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是将愁怨悲愤之情宣泄在作品当中,而是将愁怨悲愤化成写作的动力。这里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作家在生理、心理受到重大伤害,内心郁结却无法宣泄释怀,从而借著述立作来使自己转移注意力,暂时忘记伤痛,恢复心理平衡。“愤”不但是作家愁怨的情绪,也是他们高尚人格、坚定意志的体现。在“发愤”情况下著出的书,情感迸发,往往更有感染力,其艺术魅力也是独到的。在司马迁看来,“发愤著书”是为了达意通道,包含了两种情况:一、司马迁的崇高理想和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没有在实际上实现,才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二、司马迁的志向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写出属于自己的著作。所以他的“发愤著书”既是对前人的文学总结,也是抒发自己的心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继承 “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前人改进创新,对后人也有重大影响。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等都深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但是,“发愤著书”并不是创作出优秀巨著的唯一原因。作家创出巨著与其自身的人文素养是分不开的。创出优秀作品需自身素养,材料积累等多种条件,“发愤著书”只是其中之一。
“发愤著书”说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得在适合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 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文人不被统治阶级认可,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打压。具有才情的落魄作家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动力,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自己的才干得以发挥,发愤著书在此时最适合不过了。
二、 文人有建功立德的意识,远大理想没有实现时就遭遇不幸。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流传下来,从而“发愤著书”。例如屈原,报国无门时,不愿与黑暗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被放逐时写下了《离骚》。
三、 封建统治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百姓死活,任意压榨。身处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文人,为了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及个人命运史,选择“发愤著书”。
个人认为,以上情况较适合“发愤著书”说,在这些情况下的“发愤著书”成效也较显著的,往往能真切反映作家的真实情感,社会环境,时代背景。这也成为古代文人与黑暗社会,不合理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用来完成自己梦想的方式。只是,这一切都得在相应的合适条件下才能完成。所以,在对“发愤著书”说的评价上,我们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过分的夸大其作用和影响力,不能将其神化,因为没有正确的条件和范围,“发愤”未必能“著书”。我们应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评价“发愤著书”说。
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我们定会提出新观点,新理论。但无论多久,我们都不能否认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进一步完善“发愤著书”说。(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