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说谎林宥嘉篇1
从不“说谎”的多多
在很多人眼中，林宥嘉是个非常有实力、懂礼貌、很理性的音乐男孩。他会理智地劝告歌迷用独特的方式欣赏他的音乐；他不会像其他偶像歌手那样做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真地守护着自己的音乐和生活！
我的歌迷要这样子
林宥嘉觉得跟歌迷最好的沟通方式不是透过媒体，而是把这些人关在自己的场子里听他唱歌或讲话，让他们完全融入他散发出来的感觉里，这样是最棒的！所以每一位真心喜欢林宥嘉的歌迷都默默地遵守“林式家训”，不给偶像带来困扰。
林式家训第一条：不要拍手
看林宥嘉的演出，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每首歌的最后一个音符未完全停顿下来之前，林宥嘉不会说谢谢，歌迷也不会拍手。“其实是从我演出时发觉，我可以等到音乐停了才说谢谢，歌迷开始会觉得为什么歌曲还没停下来时他们在拍手我都不理他们。我从来都没有讲过不要拍手，那只是听我歌比较久的人，跟我在台上台下培养出来的默契。你说唱歌拍手为什么不行？大家都那么high，他们拍手你就迎合一下，有什么关系？可是这样要看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不想变成去迎和掌声的人。如果唱歌时有人在拍手，然后我去回应他们说‘我爱你，谢谢’就会让我分心，掌声会变成我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我唱歌的时候只想投入到歌曲里面，当然有时候也会让我有挫败的感觉，这是个性引发出来的影响。”
林式家训第二条：不要尖叫
除了拍手，在演出途中对着林宥嘉尖叫也是大忌之一。在深圳的签唱会上，一些新加入的粉丝不停尖叫的举动，让林宥嘉不得不公开叫大家不要吵！“签唱会上，可能多了很多之前不认识我，但因为喜欢《说谎》这首歌所以来我签唱会的人，他们都不熟悉我的习惯，就在我唱《心酸》的时候，他们开始喊‘林宥嘉，我爱你’。虽然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歌迷叫他们安静，他们却继续喊，所以我途中很温和地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吵’。”
林式家训第三条：不要灯牌
现在的歌迷为了追捧自己喜欢的偶像，不仅要追随偶像天南地北地跑来跑去，还要带着沉甸甸的灯牌、横幅和海报出席各大活动，对于这些东西，林宥嘉有他独特的想法，“来我的音乐会，不需要带什么灯牌，反正你都已经进来了，就代表你是歌迷。到时候就看谁提前走，就知道他不是歌迷了，哈哈哈哈，都是开玩笑的。”
林式家训第四条：不要学习
林宥嘉说其实他没有硬性规定歌迷听他唱歌时不要做什么，因为他很怕大家会把这些东西错误看成他很有性格。“在深圳签唱会上，有一个男生对我说‘宥嘉你超酷，我要学习你的态度’。我反问他‘你要学我什么，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他说‘啊，就学你很坚持’。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可能看到我在唱歌时叫人不要吵，感觉好酷，可是那有可能是错的！”So林氏家训就多了一条，就是不要随便说要学习林宥嘉的态度。
林式家训第五条：不要追星
有些歌手总是喜欢被歌迷包围，把自己看成巨星一样，但林宥嘉要的歌迷却不是这样。 “我不喜欢跟着我跑来跑去，或是接机之类的那种歌迷。我最喜欢的是不会疯狂把你当成巨星，但会很专心地听歌。因为他们不会给我带来困扰，让我很舒服。那些把你当巨星或明星的粉丝，我唱歌时他们会尖叫，我不觉得他们有用心在听。”
我的生活我来守护
说谎林宥嘉篇2
那年，周杰伦在《珊瑚海》里唱着，
海鸟跟鱼相爱，
只是一场意外。
那我们，
算不算最美丽的意外。
［2］
那年，林宥嘉在《说谎》里唱着，
我没有说谎，
我何必说谎，
你懂我的，
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
亲爱的，
我想对你说，我也是从来没有。
［3］
那年，陈奕迅在《婚礼的祝福》里哽咽着，
你的请帖是我的喜帖，
你要我举杯，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
亲爱的，可不可以不要连祝福都逼着我给。
［4］
那年，孙燕姿在《我不难过》中哭着唱着，
松开你的手，离开你左右。
我向前走，这会是真正的解脱。
［5］
那年，林俊杰在《一千年以后》深情地唱着，
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
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浅吻着你的额头。
其实，不用一千年，你的感受就少了我的温柔。
［6］
那年，刘若英在《四月天》里轻声唱着，
我并非别无选择，只是不想再错。
也许我爱的，你给不了我。
换我走，放你过。
但是，后来。
念你的时光比相爱更长，现在的你还好吗？
［7］
那年，五月天在《温柔》里唱着，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不知道，不明了。
说谎林宥嘉篇3
“康师傅乌龙茗茶‘寻找都市丽人’”活动上。尚雯婕一曲《连卡佛小姐》令人印象深刻。其实这首歌来自她最新同名写真集!
演绎职生女性时一搭配：《连卡佛小姐》是尚雯婕最新推出的写真集。虽然转型后她每一次夸张的造型，总会被媒体痛批“雷人”、“内地Ladv Gaga”，但她对时尚和自我的坚持，也让自己登上了“上海时装周”的开幕式担任压轴走秀；赢得了法国贵族奢侈品牌的代言，这次的写真集邀请了国内众多新锐设计师，按职场、商务会谈、年会庆典、假日、夜店等各种场合，为尚雯婕打造职业女性的穿着搭配，时尚的造型，以及书中推荐的基本款单品，也能给广大办公室女性以日常搭配的参考。
《连卡佛小姐》唱出心声：随书附赠的同名单曲《连卡佛小姐》，尚雯婕参与了全程的作词、作曲和编曲。歌词中“别管我今天穿什么……管你喜欢或不喜欢，爱看或不爱看”唱出了她面对那些非议的态度。而这份对理想的倔强坚持，和一年前我们采访她时没有丝毫改变。
苗圃iPod私藏曲目
本期开始，我们将邀请明星来推荐他们iPod的私藏歌曲，第一期的嘉宾是当红演员苗圃!
《说谎》林宥嘉
前阵子身边有很多朋友的手机铃声或是彩铃都是这首歌。一下子就被“我哪有说谎，谓别以为你有多难忘，笑是真的不是我逞强”这句歌词吸引了。
《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陈奕迅
陈奕迅说，这首歌到了30岁听就会有感觉，确实是这样。也许就算给你全世界，也不一定会有最好的结局。
《宝贝》莫文蔚
在重口味歌曲流行的当下，很高兴能听到像《宝贝》这样简单的歌曲。一个人累的时候，发呆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会感到放松。
《你给的坚强》苗圃
这是我进入乐坛的第一首歌曲，从旋律到节奏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所以直都会带在身边。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
很喜欢歌曲里去陌生的远方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的感觉。
《陌生人》蔡健雅
这是一首时代感与都会感强烈的歌，让城市恋人感同身受，不光是因为Tanva的声音，也是所有都会人关于爱情、之于生活最真切的心情写照。
《痒》黄龄
说谎林宥嘉篇4
Iamcrazyoveryou
你不会遇见第二个我。
第二个。这样固执的我。简单的我。冲动的我。
［二］
我承认。我不会照顾自己。经常把身边弄的很糟很乱。
我承认。我笑的时候没有那么斯文。咧咧着嘴像个傻瓜。
我承认。我的歌没有那么动人。什么乐器什么舞蹈也不会。
我承认。我是笨脑袋。我讨厌数学。无时不刻被那些公式弄晕。
我承认。我的爱没有那么温柔。甚至有些残忍的偏执。
我承认。我不会随时电话联系。看起来对谁都很冷。
我承认。我不太会说关心或体贴的话。不爱吃人嘴软。
我承认。我常常迷迷糊糊粗心大意。不拘小节。
我承认。我的坏脾气常常犟得要死。其实心里难过得要命。
我承认。我在乎亲情在乎友情在乎爱情。因此被弄得遍体鳞伤。百毒不侵。
我承认。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缺点控。很多时候会让人怒气冲天。
谁能忍受这样的我？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注定孤独。
［三］
我喜欢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馋的时候啃零食。
我喜欢一个人安静的戴着耳机，享受片刻的惬意。
我喜欢看着一幕幕令人咋舌惊叹的剧情大呼小叫的感受其中的玄机。
我喜欢认识我的人能记住我。哪怕只是一个回眸。
我喜欢我的付出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我喜欢朋友将心比心。
我喜欢很多别人也许不喜欢的东西。
［四］
不勇敢，没人替你坚强。
若不坚强，脆弱给谁看。
不再因为别人的一句狠心话趴在被窝哭上一宿。
不会纠结吝啬别人说我的缺点。
不会介意没人的时候心有多累。
不会当别人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向他们吐露衷肠而是一句我很好。
只言片语终成眷属。我曾为了你。千千万万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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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林宥嘉在说谎里唱：
“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地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罗志祥在最后的风度里唱：
“爱要爱得投入却不在乎”
王菲在笑忘书里唱：
“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杨千烨在再见二丁目里唱：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
金莎在我懂了里唱：
“这一刻我都懂我真的自由”
张惠妹在我要快乐里唱：
“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
［六］
我学会了对每个人笑。
只是骨子里那个偏执狂还在。
我学会了放任他人的自由。
只是一些文字还是不免触及那些伤口。
我学会了接受物是人非这个事实。
昔日的情愫还是抵不过支离破碎的字眼将往日的笑与泪一一带过。
［七］
我曾经说过。你不会遇见第二个我。
你身边的空缺会有下一个人填补。
但是。谁都不是谁。谁又能替代谁。
就像我总会忘记你。但是他给的温存终究与你不同。
我曾经说过。你不会遇见第二个我。
有些人一旦失去了就无法挽回。
没有谁会永远站在原地苦苦等待。
惟恐不再有人像我这样偏爱。
宁为玉碎矣心欲以身代。
我曾经说过。你不会遇见第二个我。
年轻的时候谁都可以任性。
就像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拨弄我再忽冷忽热若即若离。
可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怀着愧疚想说抱歉。
那个人已经不在。
［end］
我曾经说过。你不会遇见第二个我。
一如既往的黏着你，顺着你，由着你，腻着你。
因为。我不会遇见第二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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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慕容文皓。
如果你也爱文字、爱音乐、爱交友。
说谎林宥嘉篇5
不管你怎样看待这张华语乐坛2012年的最后一张作品《十二新作》，周杰伦发专辑，这仍是一件乐坛大事，伴随着这张专辑的诞生，歌坛对周杰伦一年一度的拷问又如约上阵。这次上阵的，有老梗也有新料，而最让人意外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突破，也不是结不结婚，而是：身为歌坛大哥的周董，居然已经到了一个怕老的年龄，而且，周董真的也怕老。
《十二新作》的意外诞生
周杰伦入行十二年，从一介新兵迅速窜升到天王位置，直到今日仍无人可以取代，很多人可以列举出各种理由，但其中必然包括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恒定性：除了2009年那一年外，基本上一年一张专辑，雷打不动。很多人都觉得，他其实应该歇一歇了，慢慢沉淀一下，不用那么赶着非要一年一张，也免得每一张出来都会被人说没创新没突破周郎才尽，周杰伦似乎完全不为所动。去年的《惊叹号》出来之后，不少人说，周董做出这么一张专辑来，现在总该醒悟了，总该把唱歌这事先放一放了吧？然后整个2012年，周董终于没有什么要再折腾音乐的动静，直到这一年快结束了，也没听说周董又要出什么新专辑了，大家终于要替他松一口气了，结果咧，在这一年倒数第四天的时候，12月28日，人家的第十二张专辑《十二新作》，还是赶在这一年结束前发行了。
周杰伦其实并没有打算在这一年里让音乐暂时休息，但《十二新作》的诞生却确实是在原来的计划之外。这一年，周杰伦都在为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电影《天台》做准备，电影拍完后，就开始写电影的歌曲，“所以，其实我是先写好电影的歌曲，先写了十几首，其实我在想，倒不如就发这个电影歌曲，因为这个电影歌曲大家一听肯定会吓一跳，音乐性的感觉很不一样的周杰伦，就是跟流行比较不一样，但是又怕大家吓了一大跳，所以，好吧，那就放一首电影主题曲在里面，《哪里都是你》，所以真正写歌，真正写新专辑，其实是从差不多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大概一两个月，然后写完之后马上送审。”
以往的专辑，周董都会设计一个很特别也很文艺的名字，譬如《范特西》、《十一月的萧邦》、《魔杰座》等，但是这一张最新专辑的名字《十二新作》，显然就有些过于简单直白，不太像周杰伦的风格。周董说，其实专辑名称他并没有参与，而是公司同事开会取的，“但最后决定还是我来决定，我想要说跟十二有关的，那《十一月的肖邦》就是数字式的。这也不是迷信，就是很好玩，也是要提醒大家，咦，过了12年了，这是第12张专辑。”
写歌追求快狠准
原来周董从来都没打算让音乐停工过。也确实，记者遂想起在去年周董为上一张专辑《惊叹号》来北京宣传时曾说过，在做那一张时，他已经在计划新专辑的概念和构想了。周董说，确实如此，只是那时候想的概念和灵感，很多都已经用到电影《天台》里面去了，而眼下的这张《十二新作》，等于就是后来才想的。
如此说来，周董写歌的速度，还真是匪夷所思，等于一年想出了两张专辑的概念。有人说，周杰伦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速度写出最能流行的歌，周董听了这个显然十分得意，“对，快，狠，准，我是很欣赏这样的导演啦，快狠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我做音乐也是这样，也不拖泥带水，有灵感就写，没灵感就不写。”
那这一专辑当中，又有哪些灵感是属于这个“快狠准”的产物呢？有人想到了《公公偏头痛》这首歌，因为当下台湾正在热播宫廷剧《 甄嬛传》，而这首歌正是大走宫廷风，周董搭上这股潮流，不可谓不快不狠不准，但周董就说，只是刚好赶上了这股热潮，“当时写这首歌时，也不知道大家会流行什么宫廷风，当时只是因为我的舞蹈老师小麦长的像公公，就想写一首比较网络CUSUO（意指网络恶搞）这种比较好玩的东西，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来消遣他。写写就写完了，我本来不打算放在专辑里的，但是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这个很好，可能因为是流行这个宫廷风，但我不是因为这个赶上，不是刻意写的宫廷风，就是因为他长的像公公，我当时是这样子的，即兴的，所以就这样出来了，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唱腔变化是因为场合
新专辑中第一首正式演唱的歌曲，是去年12月29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中歌榜群星演唱会上的那首《红尘客栈》。唱那首歌时，周董要牵着章子怡的手来完成表演。有人就发现，牵着章子怡的手，周董全程都在偷笑。
“我偷笑是因为潘玮柏一直在前面在闹！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我就讲，哎，等下别闹，我在背歌词，他一直都在唱《龙的传人》，一直在影响我，因为我那歌词特难背。但是我在牵着章子怡的手走下台时，就看到潘玮柏在那边给我做鬼脸，后来不是我送章子怡回座位上吗？潘玮柏就站起来接她，好像公公的感觉哎！”说到这里，周董又开始偷笑了。
偷笑或者章子怡都不是重点，重点时，那天在现场听周董唱这首歌时，不少人感觉到周董的唱腔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周杰伦成名以来，赖以标志的就是那种哼哼唧唧散漫无状的嘻哈R&B式唱法，虽然后来有了《台》、《青花瓷》等作品能把字唱清楚了，但唱腔其实并无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在小巨蛋唱《红尘客栈》，细心的人就听出，周董不仅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字正腔圆，而且在拖音、甩腔甚至共鸣方面，都很有传统唱法的模样，闭上眼听，甚至会以为是满文***费玉清这种传统歌手在台上唱而不是周杰伦！
联想到周董这几年在内地的各种正式演出日益频繁，也成了春晚的常客，那周董是因此有意真的要改走正经唱歌的路线了吗？周董否认，说，其实他是看场合决定表演的方式，“我觉得，那天其实来的其实有很多音乐人，台下坐的都是一些官员和领导们，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它就比较像，比如说我在唱《台》一样。我觉得，一些很隆重的场合，在里面嘻哈或者R&B就不太合适，像费玉清那样的唱法就是很适合在这些隆重的场合演唱，所以我会看场合选择唱什么歌曲。”
但周董又自认唱腔其实还远没有到可以唱到费玉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他的唱腔就是，很多人在模仿，但是永远模仿不到他的那个精髓：对着天花板唱歌，唱得很准，歌词背的特别熟。就像他有翻唱的我《青花瓷》嘛，味道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有他的味道，那真是模仿不来的。”
为怕变老练身材
唱腔上的变化或许只算是个偶然，但“变化”二字，却是周董永远在玩也永远要被人盯着玩的一道魔咒，每一张专辑出来，好与不好的评价，多都与这“二字”有关，尽管每一次周董都把自己整成一个魔术师，玩出各种花样，还是会有人批评他没有创新，没有突破，周郎才尽。这一张出来，也有人说，我们算是看出周杰伦专辑的四板斧了：开场都是一首嘻哈歌，然后必然有一首中国风，必须有一首卖萌歌，必须有一首小清新抒情歌，从来都是这样。《十二新作》虽是新作，也并没能让周董就些跳出这些评语的框框，十二年下来，似乎周董的作品和对于他作品的评价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模式，很难看到例外。
还是会有人一定要问周杰伦，那你这一张的变化在哪里？周董说，有啊，变化是我的身材。是的，周董这一次发专辑最大的噱头，就是他新练出来的八块腹肌还有新染的一头黄发，尤其是那一头黄发，特别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年前流行的“非主流”造型。据说当周董刚开始公布自己的八块腹肌照片时，很多人怀疑是假的，搞到周董最后要在很多场合让人亲手任摸“验明正身”。北京见到周董时，虽然没有上演记者们“亲手任摸”这一环节，但周董削瘦的脸型和精干的身材似乎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周董如此苦练身材，坦白也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不老”，“我想让大家看到以前的我，好像蜡像一样，就是不老。我觉得，不是只有女人，我觉得男人也会注重年纪的问题，不老，跟歌迷不要有代沟，不要这些年轻的小朋友觉得你是一个大叔，是不是？对，那我觉得这个身材的保养，其实也很重要，现在的很多艺人朋友都去健身房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听到一个马上就三十四岁的人讲这种话，很容易让人从中听出一种恐惧，对“老”的恐惧。周董这样一个青少年偶像，也会怕老吗？“怕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我小时候许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对，小时候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我觉得这是中年危机吗？还没到，这不是危机，这只是自我意识，保养好身材，练的比这些小伙子更壮，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练到让十七十八二十几岁的身材，代表我的音乐没有变，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你懂吗？”
周董说，接下来，他还要练更壮，就是要当全亚洲最壮的歌手。随后又调笑说，“没有啦。健身是会上瘾的，但这个就是很好的习惯。”
35岁真要结婚？
周董离“老”显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今年1月18日，他才刚满34岁，用现在习惯的计算方法，他离中年都还有一段距离，完全不用有什么担心变老的急迫感。但周董又确实另有一件关于年龄的不急迫不行的事情，那就是，他曾经对媒体发过豪言：35岁一定结婚，而眼下的他，离35就只差一年了。
明年周董真的会结婚吗？结婚对象会是传说中的昆凌吗？对此周董咬紧牙关，貎似轻描淡写地说：“说到什么时候结婚是吧？其实是那时候就有人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就说35好了，没想到，现在一步一步逼近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圆这个谎。也没有说要圆谎，说话一定要算话，重点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跟自己年龄差太多。现在33，还早。”
这个“大哥”是福还是祸？
就像有人总结出了周董出专辑的不变套路，周董做事上，也还有很多始终坚持的套路，譬如说，自打他成名以来，他就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们，还有同公司的后辈们。譬如他和老友方文山这些年来始终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譬如他无论是演电影出专辑拍MV都要把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无论是做歌手的还是做造型师的，做编舞师的，全都用到里面去，他自己公司的歌手出专辑，他都会亲自献上作品帮忙，就像一个很有江湖义气的大哥，无时无刻地不在帮衬着自己的那些个小弟们。而台湾的媒体报导，周董平时也很喜欢拿出这种“大哥”的气势，上节目都是成帮结队的，挨个给自己的兄弟机会。这一张最新专辑中，周董就先是和自己公司的歌手袁咏琳对唱了一首《傻笑》，又和原来南拳妈妈的成员LARA梁心颐以及另一个同公司歌手杨瑞代合唱了一首《比较大的大提琴》，大哥想要帮衬的良苦用心，真是可见一斑！
只可惜，这么多年来，周董都属于大哥太有心怎奈小弟不给力的状况，虽然他不遗余力的帮衬，但他的那一帮兄弟同僚，除了方文山成了华语词坛的一代宗师外，其他人几乎都还只限于仅闻其名不见其声状况，没有一个真正红了起来的。那大哥对此是什么心情？
大哥也不得不说：“其实有时候我当一个推手，有好有坏，就是大家对他的检视，哎，他是周杰伦的子弟兵，哎，他不够好，没有跳很好没有唱很好！但是其实如果今天他不是我的师弟妹，大家会觉得，他今天唱的很好哎！所以有好有坏。”这一次大哥又带着这么些小弟小妹齐齐在自己的新专辑里找机会，周董也是想到，本身自己也是唱片公司的老板，还是要帮他们有一个PROMO，另外还得考虑到，你光找一个也不行，要雨露均沾，大家都照顾到，“然后大家都能看到他们，不然你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出新专辑了，打歌可能都没有听过，所以，可以帮他们亮相就尽量帮他们亮相。”
林宥嘉会是接班人吗？
虽然小弟们或者还不够给力，但周董这个“大哥”的位置，在整个华语歌坛却是稳打稳扎的，十二年来，都一直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也没有人能超越到他前面。1月10日的北京会场面便足以例证，整个会场全部爆满，有记者感叹说，音乐圈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宏大热烈的场面了。但歌坛总不能始终只靠周杰伦一个人来撑场面，迟早总还得有新一代的领袖人物再来接管江山。这些年大家一直都在关注谁能是周杰伦的接班人的问题，很多歌手都曾被列入目标对象，譬如林俊杰、潘玮柏、吴克群、罗志祥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人都跟周杰伦是同一个时代背景和同一种模式下存在的歌手，根本不存在谁接谁班的问题，而新生代的歌手中，这些年冒出头的倒也不少，但也似乎都还差着那么一点。
近一两年，媒体间开始有一个论调，认为林宥嘉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在媒体以及歌迷以及大众间的影响力上，都呈稳定的上升趋势，似乎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十年接下周董的班成为歌坛马首的人。但这样的人选周董认可吗？
“林宥嘉不错啊，但是他走的是比较迷幻的这种歌手路线，然后很有陈奕迅那种很陶醉在音乐里面的样子，疯的时候也会很疯，我觉得他们的风格倒是很像。我其实很支持新人的，讲真的，我不会怕这些后辈会追上来，我很希望他们，我希望这个乐坛是有竞争性，这样就比较好玩。”
说谎林宥嘉篇6
写歌两首，不当创作歌手
首次触电，扮演热血少年
新碟首唱会，为歌迷圆梦
2010年摘得“快乐男声”全国总冠***，李炜本应该是在比赛完就很快火起来的。但相反的是，我们并没有在这中间的两年里看到他过多的动作，直到今天才看到他带着煞费心血的首张EP《造梦者》重回人们的视线。
李炜说，这两年时间里他其实一直在学习充电，练舞、学器乐、参加公益活动，但为什么隔了两年才发第一张唱片，“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音乐是有诚意的。拿到好的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需要等待，我又不是一个为了发片而发片的艺人。每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比赛当年我就发片的话，我觉得我也会是很浮躁的，但是我沉淀了两年，我用音乐作品告诉大家，好的音乐就是要等待、积累和沉淀，很多东西都是厚积薄发吧。”
无所谓是哪种歌手
在一次李炜跟团队在企划和沟通的时候，他说其实自己不太会说话，但会经常做梦，而且他的梦都跟音乐有关。后来老师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idea，决定用“造梦者”作为这张唱片的主题，将六首歌曲按照六种不同的梦境来呈现。李炜说，这六种关于音乐的梦境，每个人听完后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就像我自己写的第一首《Intro》，我当时想表达在想象中的梦境会有怎样一个我，每个人觉得的我都会不一样，就像每个人听完歌曲以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这张六首歌的专辑里，李炜自己创作了《Intro》和《谢谢有你》两首歌的词曲，一首表达自我，一首用来感恩。初次发片就展露了自己的创作才能，被问及以后会不会走上创作型歌手的道路，李炜说自己压根就没想过把自己定位成“创作歌手”：“什么定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给大家带来好音乐。创作歌手、偶像歌手、实力歌手、唱跳歌手……其实都无所谓区分。再怎么区分，他们都要唱歌啊。”“不管歌是不是你写的，只要打动别人就是好歌手，跟定位无关。未必好歌手就一定要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能够把别人写的歌唱成你自己的，那才是好歌手，这也是我的目标。”
梦想和目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造梦者》营造的是关于音乐的梦境，但生活里，人们往往有更多的梦，可以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也可以是内心向往的梦想。很多人常说到梦想，但李炜纠正说，梦想和目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梦，就是因为它不切实际，所以它才叫梦。梦想为什么叫梦想，就是因为它泛指一个很大的东西，并不具体。如果你是要一个很具体的东西，那就叫目标而不叫梦想。”
尽管以“造梦者”的状态标榜自己，但李炜说现在的他其实没有梦想，只有目标。“短期的目标就是让这张专辑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至于将来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走一步是一步，把每一步走稳才是最重要的。”他觉得，未来不用幻想，就是踏踏实实走出来的。而生活里的他，亦不是一个爱幻想、偶尔有一些新奇不切实际的小主意和小花招的人。“好像生活里的我就是每天都要听歌，除了音乐很少有别的。其实我是个半宅男，喜欢赖在家里，但却从来不玩游戏，就是看看电影、听听音乐，总之，一定要有音乐。”
做歌手和在比赛其实都一样
李炜说，自己对音乐的热爱是没有原因的，“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成为喜欢她的理由。”而他发觉自己对音乐的这种热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听很多歌，当时比较流行的，《真的好想你》《涛声依旧》，听两遍就会唱了。所以后来长大了一些，就想认识更多志同道合喜欢音乐的朋友，所以我就去参加比赛，后来拿到成绩成了歌手，其实我当时自己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喜欢唱歌而去参加选秀比赛，从参加比赛唱别人的歌曲到成为歌手唱自己专辑里的作品，这中间的心路一般人都会感慨，但李炜说自己的感受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歌唱传递者，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好的音乐，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不管是我的歌或是别人的歌，把它唱出我自己的感觉，然后传递给大家，让大家感觉到那是我表达出来给大家的，那就好了。”
（第二页 现场）
你保密，我揭秘
李炜新碟首唱会感恩落幕
在采访过程中，李炜处处表露出的姿态都是一个新人对于音乐态度的虔诚。采访最后，他告诉我近日刚刚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拍摄。“电影叫《光辉岁月》，明年年初上映。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电影，我在里面也会跟曾志伟、梁咏琪、莫少聪、黄日华、任达华这些前辈演戏，他们都教我演戏。”李炜说，在电影里他饰演曾志伟的干儿子，是个刚开始懦弱后来变得很热血的一个少年，其他细节统统用“保密”回答。
同时，因为这次访问是在李炜新碟首唱会之前做的，“保密”这个词还被李炜用在各种对于新碟首唱会亮点的猜测上。不过，这所有的“保密”，都在17日晚于北京五棵松体育馆M空间闪耀开唱的Vee Live品牌演唱会——李炜“造梦者”个人大碟全国首唱会上“揭秘”了。90分钟不间断的精彩演唱，不管是新歌首唱，还是经典歌曲热舞串烧，李炜的表演赢得了全场一浪又一浪的欢呼声和尖叫声，也用当晚所展现的音乐魅力为自己的首场Vee Live演唱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亮点一：挑战经典 现场嗨唱不停歇
除了新专辑中的作品，当晚李炜还演唱了天后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及唱将林宥嘉的热门歌曲《说谎》。此外，李炜还特地安排了一段嗨唱环节，不停歇演唱《对你爱不完》《青苹果乐园》《失恋阵线联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四首歌曲，绚烂的灯光加上动感的节奏，全场歌迷跟随李炜一起舞动、放声高歌，引发了当晚现场一个又一个嗨翻全场的音乐浪潮。
亮点二：斥巨资打造华丽战袍
因为非常重视音乐品质，李炜此次在服装方面没有过多繁杂及花哨的设计，只选择三套最适合自己标准的服装。尽管只有三套，但是加起来的总价早已过万。穿上自己最喜欢的演出服，再配合最美妙悦耳的声音，现场歌迷完全享受了视听的双重盛宴。
说谎林宥嘉篇7
从朋友圈和各种媒体的关注程度看，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几条新修订好像主要―或者说首先―是让与广告行业相关的各位同胞受到了大惊吓，毕竟一不小心违规的话最少要罚款20万元，一年的工资够吗？唉，人生已经这么艰难了，写个文案还要提心吊胆！
不明真相的群众相对就轻松很多了，主要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一方面是想看看以往那些广告里面吹的牛日后得怎么改头换面：讲真，洗发水广告里那种柔顺的头发这辈子也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方面也有当初看广电总局逼得范冰冰脖子以下就是腰的心情：呵呵，这世界……
这个修订版的《广告法》其实在今年4月24日就通过了，9月1日只是生效时间。说起来，这是国家《广告法》实施20年来的第一次修改，当然力度也比较大，包括明确了虚假广告的定义和形态、新增广告代言人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这段文字看上去有点像《新闻联播》，因为确实就是同一种文体。
中国的广告行业实在有点太年轻，《广告法》在1994年才正式颁布。再加上这20多年里广告从报刊平面、电视节目这类单一传统的形式，发展到现在无处不在的烦人地步―从路边健身房小哥“游泳健身瑜伽了解一下？”的传单，各种创业公司“扫码送饮料啦！”的地推，再到微信朋友圈中各种所谓算法的精准投放。竞争更激烈，消费者的选择也更多，所以商业公司在广告营销上舍得花钱，技术也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广告狗的脑洞也越开越大。但这有点混乱的局面确实该管管啦。
这次的修改看起来主要还是针对“打假”。比如第38条说了，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解释是10周岁以下的小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对社会的认知能力有限，找他们做代言人的话，是不是有点唬弄消费者呢？
但品牌慌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播了这么多年终于要下架了吗？！《爸爸去哪儿》里面的小明星和他们的明星家长估计也哭晕，辛辛苦苦住农场茅草房踩牛粪，不就为了节目录完可以接几个广告嘛……9月修订法案生效之后，“小天才电话手表”广告画面中张亮的儿子天天与田亮女儿Cindy的形象，已经被两个卡通人物取代，途牛旅游网也从***网站撤下了带有Kimi形象的平面广告。
不过儿童作为演员参与广告拍摄还是允许的，比如纸尿裤广告总不能找一个10岁以上的“巨婴”去演吧。这次修订的《广告法》还说了关于广告用语的限定，“全球第一”“全网首发”之类的词不能使用―你说第一就第一吗？这也是不符实哦。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发明了一款“广告禁用词检查”的HTML5页面，可以帮苦命文案们检查是否有违禁词……好人一生平安。
然而并没有什么需要太紧张的。这个新修订的《广告法》也就是规范了一下广告行业的一些行为，毕竟大家本来就应该好好说话诚实做人对不对，比如找个男明星代言姨妈巾这实在太飘渺了啊！消费者并不蠢，做广告确实需要动点脑子。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讲过，“顾客不是傻瓜，她是你的妻子。”对老婆撒谎的下场……不用我们说各位也懂吧？
躺***的诸位，该肿么办捏……
“明知故犯”法
这款产品有多好？产品好到说出来要违反新《广告法》，款式好到需要用禁用词，全网【哔】发，销量【哔】【哔】……一堆品牌的社交网络账号都这样调侃这个新规，比如“用户多到违法，搜×输入法，一个违反新《广告法》的输入大法。”好玩是好玩，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代言人get新技能法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蓝翔技校的广告代言人唐国强也是够拼，在那则广告当中真的坐上一台挖掘机开起来。新规生效之后，唐老师要么每天开着挖掘机出门，不然肯定要被取消代言资格啦。估计别的明星日子也不好过，因为现在代言一款产品就要天天用。所以找一个什么动物比如小猫小狗代言会不会好一点呢？“主人感冒了，我给他准备了××感冒冲剂，汪汪！”
另辟蹊径法
地产广告里面经常用的什么“无敌湖景”“全城首套别墅”不能用了之后，其实可以默默加入小清新、小绿茶的元素呀。“一打开门，我以为看见了海呢！”你看，这是不是说湖景广阔到没有朋友！至于“首套”这一类的说法―“人类文明千百年，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别墅呢！”
看看苹果公司啊，每当新品的时候都用什么“The best”这类词，今年秋季会上Tim Cook老师也在说苹果手机是最受欢迎的手机……到了中国***，就变成从“iPhone 6―比最大还大”到“iPhone 6s―唯一的不同，是处处都不同”！感觉苹果的文案已经研习过新《广告法》了呢。
好好说人话法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广告就是介绍产品咯，把性能、功效、服务特点说得清楚简单明了。有时候一则广告文案看了半天也不明白到底是卖洗发水还是要卖假发，也蛮头痛的。电视购物为啥曾经流行，大概就是因为导购们的伶牙俐齿和平铺直叙的广告，再没有什么比“888，智能手机就可以带回家了！真的只要888哦！”更直接的文案了吧。至于有什么比较好的例子？请看下一条。
翻回到封面看看我刊的广告语
“每周出版的商业新闻杂志”，朴素但精确，学着点哈，就酱。
动点脑子法
严肃认真地说，做广告不是吹牛，所以还是要动动脑子。作为一个看起来就充满创意的产业，也不用越变越low嘛。还是大卫・奥格威老爷爷说的，“最好的广告是让消费者记住品牌，而不是记住广告本身。”所以找谁代言，用什么广告语，全网首发还是销量第一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动点脑子把品牌的核心表达出来才是真本事哦。
这些广告现在算是违规了哦
“最便宜、最大最好、全网销量第一的智能手机”
这样的手机通常被霸气地称为“机皇”。在新修订的《广告法》中，“部级”“第一”“首家”这样的词不允许使用啦。淘宝之类的电商大概躺***最惨烈，每天它们都会在首页最大的广告位上登出各种“全网首发，手慢无！”之类的广告。
这句话的鼻祖应该是某奶茶广告“销量连续×年全国第一，连起来可绕地球××圈”，当然后来也被用滥了，比如淘宝上经常出现“内衣销量堪比N座珠穆朗玛峰”……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又要代言了
《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这种“爸爸是不是有病啊”的真人秀节目火了之后，一堆萌娃熊孩子自然成了儿童品牌代言人的不二选择，身价也随之暴涨。前面已经说啦，10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能代言产品。不过，那个点读机广告似乎也可以找个老奶奶来演啊，反正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老头子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啦！”
医疗药品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的推荐
不得不赞叹一下德艺双馨的张国立老师。看看他代言的保健产品好了，九芝堂六味地黄丸、初元营养液、海外安神补脑片、明仁福瑞达颈痛片、连花清瘟胶囊……再来个女性服用的“乌鸡白凤丸”大概就可以召唤神兽了。但现在规定医药和保健食品都不能找代言人来做推荐，从此这群演艺界的老前辈就不能出现在电视上呼吁“不看广告，看疗效”了。也不得不佩服“脑白金”的那一对老头老太太，扭腰扭屁股跳了那么多年终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噗……男明星代言的姨妈巾广告
并没有开玩笑啊，罗志祥还有林宥嘉这种（当年的）台湾小鲜肉确实代言过这类女性用品。这种暖男的形象也许真的更合女性胃口？但新规说广告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所以男明星只能下岗。对了，付笛生夫妇代言的妇×洁好像也躺***了……
关闭一个弹幕广告终于不用拼智商和眼力
新规中说“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一键关闭啊一键关闭！简直是互联网历史上又一座丰碑啊！各种弹窗广告恨不得在页面上画好几个小叉叉来迷惑你，不管点哪个好像都还是不能关闭……要成功关掉感觉也是要花光所有运气呢。
“30分钟直达CBD的城市后花园哟”
地产广告文案也是惨，新规当中强调地产广告中，不得出现“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同时还要有明确的住宅面积等等。地产文案中那些假大空的词很容易被当成虚假信息，“耀世开盘”啊，“中央楼王”呀，“饕餮湖景”啊，“俯瞰全城，显赫尊荣”呀……让我们向这些文案（以及他们的语文老师）深深鞠躬，你们辛苦了！
“王大夫”和“李医生”也要失业了
如果你曾在任何一天的下午，打开一个地方卫视，你会发现除了抗日剧、烂俗爱情剧，就是“健康讲座”了！补钙的，养颜的，***骨质疏松的，根治腰腿疼痛的……那些所谓的王大夫李医生，在电视上唧唧歪歪讲个不停，电视前退休的叔叔阿姨看得目不转睛。说到底还是在卖药啊。
还好还好，新《广告法》规定了电视台和电台等媒体不可以再这样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医药保健品广告了。
说谎林宥嘉篇8
一、明治乱、鉴得失与核实求真
明史馆馆臣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明史》编修的。作为明末遗民，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故国文献有种爱恋之情，“以任故国史事报故国”，[1]希望能借此保存一代之史。从学术渊源上看，《明史》纂修官中的许多人都和黄宗羲、顾炎武有着这样那样的学术关联，比如万斯同、潘耒等人与黄宗羲、顾炎武有着直接的学术渊源，徐元文、徐乾学、李因笃、朱彝尊、汤斌等人与黄、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受黄宗羲、顾炎武史学思想影响很大，在论述史书修撰的价值与意义时，摒弃明代虚无学风，沿着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两个思路来考虑问题，明显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风转向。
潘耒是顾炎武的学生，深得顾氏治学之要领。他特别推崇乃师“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指出顾氏之学乃“通儒之学”，并批判了雕琢剿说、高谈无根的“俗儒之学”。[2]受此影响，他提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3]对历史事件做出善善恶恶的道德评价，劝戒后人，是潘耒参修《明史》的指导思想。
《明史》之成，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功劳最著，他“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4]制定凡例，拟定传目，统改史稿，以自己的才学识深刻地影响着《明史》修撰。他继承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时理学空谈性天、学者脱离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的现象进行了抨击，认为史学乃经世之大端，“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他指出，通过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决非一时的“因时补救”所能比，而是具有“建万世之长策”的长久价值。[5]
汤斌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论述。他学出孙奇逢，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主于刻励实行，不尚空谈，反对虚空玄远的学风。他在给顾炎武的一封信中称赞顾氏为“当今第一有用儒者”，敬佩顾氏治学“有裨世道”，认为顾氏批判当时学者溺于空疏无当之学，是切中时弊之言，并指出圣贤之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6]他反对重经轻史的言论，认为经史同条共贯，史学不仅“备事辞”，而且“明道法”，所谓“经史之法，同条共贯。《尚书》备帝王之业，经也而通史；《春秋》定万世之宪，史也而为经。修史者盖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辞备，此史之上也”。[7]明史馆初开之时，汤斌就上疏顺治皇帝，提出自己对修史的见解，强调指出“臣窃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赏罚也。赏罚之权行于一时，是非之衡定于万世”。[8]彰扬史学昭明是非的作用。
史书具有别善恶、考盛衰、鉴得失的作用，这是《明史》作者的共识，如叶方霭认为：“史之有作，所以别善恶，著劝惩，考***治之盛衰，审质文之厘革，是者取之，否者舍之。”[9]施闰章认为“史不可一日无也”，修撰《明史》的目的就是“监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传后，”[10]曾担任史馆总裁的徐乾学、徐元文，治学受舅父顾炎武影响，颇有本源。《亭林文集》卷六载有顾炎武《答徐甥公肃书》，向他们提出“夫史书之作，鉴往可以训今”的治史原则。受此影响，他认为《明史》之修，就是要起到“扬善惩恶”、“垂万世之炯戒”、“取信于将来”、“传之于后代”的作用。[11]
与强调史学经世致用一样，《明史》作者还强调史学求真。如***龄提倡对史料的考实。他在研究了明代《实录》和野史后，深感其间捏造甚多，他上书总裁官，说：“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则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12]他猛烈批判了那种“诬经诬史诬当今帝王诬后世”的“诬史”。[13]为防止“诬史”流传后世，他提出“核实”的主张，“千秋信史，所贵核实。”[14]从此出发，他对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考析同异，剖决疑似，不遗余力，以求史料可靠。施闰章对修史之难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好历史，殊非易事，他在《修史议》中列举修史“八难”，其中“核实”即牵涉史料真伪，“前朝载籍，逸于兵燹，而子孙志传，类多曲笔”，故而要考证求真。[15]“傥不细为之稽核，则指白作黑，终成诬史”。[16]所谓“考证欲精”，“精则无抵牾之病”，[17]便是他们对精考史料的深刻认识。
《明史》纂修官们的这些见解，远接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近承顾炎武、黄宗羲对史学重要性的深刻论析，批判了宋明以来空谈性理、言无征实的学风，明显地带上了这一时期高扬的明体达用、黜虚崇实的实学思潮的特点。经世致用与核实求真相结合，预示着清代史学思想的转折。乾嘉时期史学领域极重考证，并寓史论于史考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史学思想的延续。
二、史家“是非之心”与据实直书
继承南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明史》纂修者的一致思想。他们提出“秉笔欲直，而持论欲平”的原则，所谓“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18]但颇具特色的是，在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一点上，他们特别看重史家“是非之心”对修史的影响，“虚心”、“平心”、“公心”、“心术”之类的词语被人们反复提起。潘耒认为，要做到直书不诬，最关键是要“虚心”，不要有主观成见，“惟虚心斟酌，勿主一说，而后是非可定”。[19]万斯同认为作史最难的就是“事信”，尤其是在当时满汉矛盾极为激烈的情况下，“事之信犹难”。他认识到，史书是由史家撰写的，史家主观的好恶必然影响到史事记载及评价的准确，为防止“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万氏提出了“平心”写史，“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观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万世信史。[20]这既是对刘知几高倡直书，反对史臣“爱憎由已，高下在心”，“用舍由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思想的继承，[21]又对章学诚的“心术”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和万斯同一样，汤斌也注意到史家“是非之心”对修史的影响。他认为史家的才华、道德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道德，即“心术”。他引用元代史学家揭?菟沟幕八担骸坝醒?饰恼露?恢?肥抡撸?豢捎耄挥醒?饰恼轮?肥露?氖醪徽?撸?豢捎搿S萌酥?溃?值币孕氖跷?疽病！?22]由此，他提出“克己无我，幽明不愧”，[23]要求在修史时排除自我，以达直道。他向皇帝上书，希望君主“以万世之心为心，涣***音，概从宽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顾”，也就是在修史方面放宽***策，以使史官直笔史事，没有顾忌。他还提出“在史言史，不识忌讳”，[24]认为修史就应遵循修史的法则，不应受外部因素的制约。
朱彝尊从“史当取信百世”的角度出发，先后七次上书总裁官，反复强调“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他反对以一人之是非定万世之是非，批判偏听附和、借史泄忿的恶劣作风。在直书思想的支配下，朱氏特别提出评价史事要破除门户，“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25]史书能否纪实，关键仍要看史家之“心术”，如从“公心”出发，排除门户，自然可以修出信史。
徐乾学等人订立的《修史条议》，对《明史》编修具有指导性作用，内中多次申明和强调据实、公心和直道，指出：“史以昭万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笔。先人有善而后人不为表率，先人无善而他人代为谀语，均不可也”！“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万世之公论”。要史臣“愿秉公心，以成直道”，“据实直书”。《条议》还提出达到直书的方法，那就是对史料严加考订，“详加考核，以为信史。既不可虚美史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愿以虚心核其实迹，庶免佞史谤史之讥”。[26]此外，施闰章对“岁远则异同难明，代近则恩怨多乖”的分析，[27]亦注意从史家“是非之心”来论述问题。甚至康熙皇帝也认为：“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己见，为一偏之论”。[28]雍正皇帝也指出史要纪实，史家必须“心存忠厚，学识淹通”，[29]否则，很难修出信史。
清初士人之所以在《明史》修撰中如此重视史家自身的“是非之心”，原因有二：一是外部清廷文化高压***策与内部史书求信的矛盾所致，清廷主持《明史》修撰，是想皆修史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但史书的生命不在于服从***治，而在于求真求信。纂修官既无法反抗文化高压***策，又不能使谬种流传，于是只能反躬自省，以“公心”、“虚心”、“平心”来对待史事，在***治高压的夹缝中求得自身的心安理得。二是宋元以来心性之学对史家的影响所致。宋明理学心性之学要求士人加强反身求诸己的道德修养，它要求人们“正心”，以此来增强士人坚持理义，维护道统的道德责任感。具体到史家，便是要从“正心”出发，端正“心术”以修史，元代史家揭?菟沟摹靶氖酢甭垡约懊鞔???氲摹肮?摹彼担?继逑殖稣庖坏恪！睹魇贰沸拮??康鳌靶氖酢保??鞘芰苏庖谎?蹙?竦挠跋臁F浜螅?卵С嫌伞靶氖酢背龇⒁?觥笆返隆钡睦砺郏?匀挥搿睹魇贰纷胄薰俟匦牡氖芳摇笆欠侵?摹庇幸欢ǖ某屑坦叵担?⒔?徊椒⒄梗?怪?晌?饬渴芳抑鞴坌扪?囊惶踔匾?曜迹?辛烁??毡榈氖费б庖濉
三、本乎时宜、因时变通与纪传体例
刘知几曾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30]足见体例对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史书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官修史书，书出众手，如果史法不明，义例不确，必定相互牵制，混乱不堪。对此，《明史》作者有清醒认识，朱彝尊、潘耒、万斯同、汪由敦等人不断发表见解，强调体例的重要。其中既总结了历代正史编纂的经验，又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大胆进行了变通和创新。徐乾学兄弟拟定的《修史条议》及后来王鸿绪拟定的《史例议》，都是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成为撰修《明史》的重要原则。
首先，提出史书体例应本乎时宜，贵因时变通的观点。朱彝尊说：“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如《汉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与《史记》不同；欧阳修之《宰相世系表》、《辽史》之《游幸表》、《金史》之《交聘表》，都是新创；《史记》有《滑稽传》、《日者传》，《五代史》有《家传》、《义儿传》，都各不相同。其他如皇后，或为之纪，或为之传；释老，或为之志，或为之传；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总之，“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31]体例作为一种形式，总是随着时事与内容的不同而变化。如今《明史》体例的确定，同样要“因时变通”，因为明代史事不同于前代者甚多，如建文逊国、靖难之役、夺门之变、漕运、御倭、阉***、厂卫、土司等等。这些都要通过体例创新来反映。
其次，提出纪传体史书内部各体本属一贯的思想。王鸿绪指出：“纪、传、志、表本属一贯，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书除罢于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32]汪由敦也指出：“本纪、志、传，体虽不同，事本一贯，必通彻参详，方可免抵牾复出之患。”[33]这是对纪传体史书纪传志表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十分正确的认识，这些认识是从总结《宋史》、《元史》等官修史书在体例上顾此失彼，未能一贯，从而造成史事漏落、重出、矛盾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
第三，对纪、传、志、表等的记述准则和范围提出了具体意见。
关于本纪，他们强调文简意赅。徐乾学说：“本纪之体，贵乎简要。《新唐书》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备，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间，务使详略适宜，始为尽善。今惟大典大***登诸本纪，其它宜入志者归之于志，宜入表者归之于表，宜入传者归之于传，则事简而文省矣”。[34]王鸿绪也说：“本纪体贵简严，无取繁冗，非当代纪载比也。故攻战无大胜败，***令无大兴革，用人无大得失者，概削而不录。”[35]试***以此突出本纪在纪传体裁中的统领地位。
关于列传，他们认为详略并无定体，但应当以记载重大事体为原则。汪由敦说：“列传详略，初无定体，然必其有关国故，而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非若碑志家状，有美必书也。”[36]列传载文也要适当，“列传中除奏疏而外，虽有佳文，不宜多载。......惟择其纠正君身，指陈时弊，论劾大臣之最剀切者方可节略入传。其余条陈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37]
关于志，他们主张要详细论列。徐乾学认为，“史之有志，所以纪一代之大制度也”，象郡县沿革、官职废置、刑罚轻重、户籍登耗、兵卫修废、河漕通塞、日食星变之类，要“详列于志”。[38]汪由敦也说：“历代书志，体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累朝因革之故，俱宜备载，俾读者得所考信，后世可以鉴观，故宁详毋略”，但详尽决非漫无剪裁，“《新唐书》志，详赡整齐，可以为法”。[39]王鸿绪则指出志与本纪的关系是：“志职其详，纪职其要”。[40]
关于表，他们肯定其补充纪传、文省事详的作用，提倡作表。万斯同反对刘知几所谓史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的言论，指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入史者也。”[41]汪由敦也认为“作史无表，则列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庐陵复班马之旧，其见卓矣。有明宰辅列卿，无咎无誉者甚多，各为列传，颇苦碌碌，表立而传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则表宜补作审矣”。[42]
我们知道，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论正史编纂，求名责实，拘泥形式，缺乏变通思想。自唐以后，正史编纂日益僵化，缺乏创新。《明史》纂修官所提出的上述见解，实际上是想在纪传体编纂方面有所突破，“本乎时宜，因时变通”便是其中可贵的思想，其关于纪、表、志、传的具体见解，也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后来章学诚提出史书编纂要以“史义”为中心，倡言“体圆用神”的编纂主张，试***创造综合体裁，更是在此基础上将体裁创新向前推进了一步。
四、实录、野史与史料价值之考察
在资料采择上，《明史》作者奉行以实录为指归，参伍以野史家乘的史料采择原则。万斯同说：“以国史为主，辅以诸家之书，删其繁而正其谬，补其略而缺其疑。”[43]“采实录之明文，搜私家之故牍，旁及于诸公文集”。[44]并归纳修史中实录与野史的关系为：“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证裁之。虽不敢俱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45]万斯同作为官修《明史》的重要审稿人，他的史料采择原则对史馆诸人影响很大，《修史条议》明显吸收这一看法，指出：“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家乘野史，未可尽信，必本之实录，而参以他书，庶几无失。愿加博访之力，无据一家之言”。[46]另外，潘耒、朱彝尊、汪由敦等人也都有“本之实录，参之野纪”的言论。可见，以实录为主，参以野史家乘的史料采择原则，是《明史》作者的一致看法。
《明史》作者之所以要确定这样的史料采择原则，主要是和他们对实录和野史史料价值的辨证认识紧密相联的。
有明一代，由于废弃了大部分记注制度，起居注、日历、会要、时***记等等皆无专人修撰，只有实录一项，尚能累朝续修，故而实录就成了《明史》修纂中唯一可依靠的***史料。对明代实录的价值和缺陷，《明史》作者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充满了辩证色彩。在他们看来，实录的价值不可替代，在对“列朝事迹”等史实记载的连续性上，[47]在对“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等***国大***记载的广泛性上，[48]其价值都超过了野史。但实录也有它无法掩饰的缺陷。其一，实录不全。天启四年实录遭冯铨破坏，天启七年实录缺落，崇祯一朝无实录，给修史造成极大困难，所谓“明史成书，莫难于万历之后，稗官?驳，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祯一朝无实录依据，尤难措手”。[49]还有，实录记事虽较为广泛，诸如礼仪改制、凶灾赈恤、官吏考核、赋税征免、皇帝诏令、大臣奏议等等，但仍无法涵盖所有史事，“如隐逸、独行、孝友、列女诸传，多实录所未备者”。[50]其二，实录不实。万斯同对“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51]对其缺陷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其中有“为国讳”的现象，认为“有明实录之未可尽信”。朱彝尊、潘耒也都指出“实录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52]连康熙皇认为明代实录“立言过当，记载失实”之处甚多。[53]象《太祖实录》，凡三修，每次都有篡改，“高下低昂之间，恐未可据”。[54]《明史》作者既肯定实录的价值，又指出其缺陷，认识是全面而辩证的。
明代是野史号称发达的时代，时人沈德符及钱谦益都曾指出这一现象，认为“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55]“国史未立，而野史盛”。[56]这些野史就成为清初撰《明史》必需参考的资料。和对待实录一样，《明史》作者对野史的价值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野史的缺陷主要有：“诬谤失真”、“挟私害正”，[57]“漏而无考”，[58]“剿闻剽见”、“私骋胸臆”，[59]“言人人殊”、“凿空无稽”等，因此不能全信。但野史同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据依。……夫所以作野史者，正以身不当史官之职，惧贤人杰士、奇节异能之日就泯没，故及时书之，以待后之人”，[60]故而“传信记实者固有”。[61]修史时要“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见”，[62]不可忽视。顾炎武也多次写信给汤斌、徐氏兄弟、潘耒，向他们推荐野史和邸报，认为它们是修史“皆不可阙”的珍贵资料。崇祯朝无实录，其史事撰写绝大部分依靠野史材料，足见野史之价值。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史》作者在确立了史料采择的原则后，又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考察史料价值的方***，即以史料作者的品行心术和作者距事件发生之地的远近作为考察史料价值的重要标准，特别是以作者人品定其书价值，在当时屡被人提起，并加以运用。汪由敦曾说：“其有一事互见，彼此异辞者，折衷去取未可臆断，窃谓宜断诸立言之人与所处之地。其人而贤者，必不苟誉毁于人，地切近则见闻真确，此其不可信者或寡矣。若其人而非贤者，心术偏私，好恶乖异，阴扶翰墨以刺人之短长，变乱黑白，眩惑聪明者有之。又地居疏远，但采见闻，并未核实，有如秦之人谈越俗，虽娓娓不已，要非亲历，此其可信者或寡矣。”[63]显然，这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判定史料价值的标准。主观方面，以其人之贤奸，心术之正邪为根据，“心术偏私，好恶乖异”者，其记事可信者寡。反之，可信者多。客观方面，非亲历目睹其事，只据传闻，也易致误。这种认识，是合理和全面的。
当时很多人都是从记事者的品行心术出发来考论其所记史料之价值的，如汤斌就指出，《武宗实录》作于世宗初年，操笔之人如董?等，多是忌功争名之辈，品行不端，故所记多主观篡改，不可尽信。[64]徐乾学在论述尹直《蹇斋琐缀录》、王琼《双溪杂志》、支大纶《永昭陵编年史》的史料价值时，指出三人“皆小人之尤，其言岂足凭据”，[65]也是以人品心术来衡量其记事之价值的。
《明史》作者对于实录、野史史料价值的辨证认识，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意义。此前或当时，对于实录及野史的片面认识一直都存在。就明代史学而论，有人就针对《明实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明代“无史”。[66]有人甚至认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67]这种全盘否定《明实录》及其它史料史学价值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中认为“野史不可信”，全盘否定野史的价值，也是片面的。《明史》作者辨证看待实录与野史，而且以人品心术论其史著价值之高下的做法，反映出当时史家在史学评论方***上的辨证认识和对史家主观道德修养的重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五、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围绕《明史》编修所提出的这些史学思想，既有对传统史学的承继，又有新的理论因素产生。就史学价值观而论，他们摒弃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空谈性理对史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倡导史学研究要明治乱、鉴得失、申劝戒、明体达用、经国济民，同时又主张治史求实求真，反对空疏之论，提倡博求实证。经世致用与博求实证相结合，把史学的经世意识建立在客观实证性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与宋明以来重论轻史的理学化史学的治史路子是截然相反的，具有扭转治史风尚的意义。就史家修养而言，重视史家“是非之心”在修史中的作用，并将“公心”与“直笔”结合起来考察，显然将刘知几的“直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并直接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德”论。史家之德行在此时如此受到人们关注，又与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体验密不可分。就正史编撰体例而言，《明史》作者提倡“因时变通”，试***打破传统史学后期史体僵化的局面，探索纪传体裁的出路。就对实录、野史等历史资料的价值判断而言，他们有辨证的理论认识，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意义。这些，对于丰富当今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有益的。
需要说明的是，清初史学思想的这种走向，是与当时彰扬起来的崇实黜虚、明体达用的学术风尚相一致的。明清易代，以夷变夏，王朝更替之民族危机使得清初学者由反思***治得失而推原学术精神，由历史的批判而进行学术的批判，他们深感陆王心学之“游谈无根”和程朱理学之“封己守残”与世无补，于是提出尊经重史，主张经史经世，学术崇尚“渊综”与“会通”，学而经世，学而事功之论充斥这一时期各家经说史论之中，学风急转直下。在这种***治、学术的大背景下，治史风尚也由批判明代空疏学风向重经世、重求实、重变通、重史家之主观修养、重史料之辨证分析转变，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因素，并启导清代中后期史学理论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明史》毕竟是在清廷控制下修撰的，统治者的意志体现地非常明显，这或多或少的使这些史学思想的价值打了折扣。
注释：
[1]全祖望《鲒?瓮ぜ?肪矶??恕锻蛘晡南壬??罚?牟看钥?尽
[2]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日知录序》，清刻本。
[3][17][18][19]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五《修明史议》，清刻本。
[4]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见《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
[5]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四明丛书本。
[6]汤斌《汤子遗书》卷五《答顾宁人书》，四库全书本。
[7][23]汤斌《汤子遗书》卷六《二十一史论》，四库全书本。
[8][24][50][54]汤斌《汤子遗书》卷二《陈史法以襄文治疏》，四库全书本。
[9]叶方霭《史书关系重大，恳祈天语申诫疏》，见《明史例案》卷九，吴兴嘉业堂刊本。
[10][15][27]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二十五《修史议》，四库全书本。
[11][26][34][37][38][46][57][65]徐乾学《修史条议》，见《明史例案》卷二，吴兴嘉业堂刊本。
[12][14]***龄《西河集》卷十一《奉史馆总裁札子》，四库全书本
[13]***龄《西河集》卷十二《又奉史馆札子》，四库全书本。
[16]***龄《西河集》卷十一《史馆札子》，四库全书本。
[20][45]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四部备要本。
[21]刘知几《史通》内篇《曲笔》，见《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22]《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揭?菟埂罚?谢?榫?976年版。
[2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六书》，四部丛刊本。
[28][5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29]《清世祖实录》卷九，雍正元年七月，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30]刘知几《史通》内篇《序例》，见《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一书》，四部丛刊本。
[32][35][40]王鸿绪《王横云史例议上》，见《明史例案》卷二，吴兴嘉业堂刊本。
[33][36][39][42][47][63]汪由敦《松泉文集》卷二十《史裁蠡说》，四库全书本。
[41]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3][48]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寄范笔山书》，四明丛书本。
[44]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李杲堂先生书》，四明丛书本。
[49]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七书》，四部丛刊本。
[51]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见《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一，台湾明文书局民国七十四年印行本。
[5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四书》，四部丛刊本。
[5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私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56]钱谦益《初学集》卷九十《制科三》，四部丛刊本。
[58]王鸿绪《王横云史例议下》，见《明史例案》卷三，吴兴嘉业堂刊本。
[59][61]杨椿《上明史馆总裁书》，见《明史例案》卷七，吴兴嘉业堂刊本。
[60]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交山平寇本末序》，清刻本。
[6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64]汤斌《汤文正明史凡例议》，见《明史例案》卷四，吴兴嘉业堂刊本。
说谎林宥嘉篇9
撇开屈辱辛酸之谓，自此中国被强行拽入世界资本殖民体系，必须直面全新的国际秩序。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来未遇之大变局”拉开序幕。大变局中最具标志性和实践性意义的就是中国向英国开放“五口”。这是给中国社会带来质变并注入活力的开端，更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发展大平台。因此，“五口”其实更像在黑暗中徘徊的皇权中国的一个出口、一道惊世裂缝。“五口”之中，上海原本是名不见经传的，但英国人窥探到她的惊艳面目，这个新发现让他们为之兴奋为之陶醉。后来的事实证明，新发现果然不虚。上海开埠仅仅十年，便超越传统口岸广州的老大地位，一跃而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外贸中心和顶尖商埠。
英国人如何确定“五口”，又是谁发现了上海？
上海又非孤立的存在。中国传统外贸口岸在广州，但英国人一直把“打开广州以北的沿海口岸”为目标。“发现上海”浇筑了几代英同人的“不放弃不抛弃”。有所不同的是，前几次要么是官员正式造访，要么是商务代表上门告状。揭开上海真容的，却是一次化装探险的成果。所以，发现上海看似突然，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洪任辉告御状反腐被驱逐出境
追溯到更远，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早期殖民同家是近代国际贸易的老祖宗，英国在工业***前夜已步其后尘向本土之外寻找更多的贸易机会。工业***的成功使英国迅速走上世界之巅。富饶的亚洲市场必然成为“日不落”帝国的目标区域。对，英国是陌生的，但与生俱来的开拓性格使这个正处强盛之檄的岛国迫切想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攀上贸易关系。1637年，携伊丽莎白女王给中国大皇帝书信的威德尔船队抵达广州口岸。此后，英国商船前赴后继，先后到达台湾、厦门、定海、泉州、宁波、福州等沿海地区。经过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上百年的接力，英国逐渐占据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的最大份额。
然而，与商业动机高涨的英国贸易商相比，一以贯之的排拒***策和坚固的贸易壁垒使他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受阻。英商顽强抗争，企***冲破中国外贸体制。于是就有了中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洪任辉事件，洪任辉（James Tlim）是东印度公司大班汉森（S.Harrison）的汉语翻译，据说，该老兄是英同第一位汉语翻译，素有“中国通”之称，
1755年，洪任辉陪同一艘货船去定海做一笔丝茶贸易。他们获悉，这里的同际贸易远没有广州发达，税收规章制度也相对薄弱，关键是没有名目繁多无中生有的税费。船到定海，定海知县立即登船核查证件、货物和随船人员，知县发现，这条船的贸易执照是粤海关发出的，故问缘由。洪任辉直言相告，已在广州卸货交易，系因探得此地交易公平，慕名而来采办生丝茶叶。定海知县思忖再三，觉得这老外颇有道理，于是派几名兵丁押船护送前往宁波，并附上联系当地洋行老板的介绍信一封，贸易获得成功。尝到了甜头，英同商船持续前往贸易。浙江这边一火，导致广州贸易量直线下降。
浙、广两地官员都坐不住了，各持一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乌鸡眼就对上了。浙江官员称英商前来贸易无甚可怕，也能让他们沐浴吾皇恩典。这是台面上的话，实际上英商来浙江地界贸易必然会给本地带来油水；广东官员则撑起“皇上钦定的传统口岸”大旗，再三强调不能让英商随意乱跑。此举有违朝廷外贸规定，属于违规操作，应予制止。潜台词是坚持老大地位不容挑战。双方争执不下，只能上报乾隆圣裁。
乾隆有他的原则，决不让宁波变成第二个广州口岸。一个广州口岸已经聚集了这么多洋人，且常有违逆中华民风之为，就够他老人家操心的了，再弄出一个，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想硬来，而想以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于是下令提高浙江方面的税率，用高税率阻吓英商，让你增加违法成本，再回到广州贸易去。谁知英商不吃这一套，你大皇帝提税无所谓，至少还没有广州那边多如牛毛的暗扣、贿赂，还是合算，我照往宁波交易依旧。
乾隆沉不住气了。
由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的杨应琚揣摩对了主子的心思。他向乾隆上奏了一份“浙江天险与防务均不如广东，江南财富重地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否则会引起“奸牙窜诱，散布异教”的调研报告。简单地说，如果允许洋商去宁波贸易，那么中国南方的国防和文化都将受到威胁。乾隆心里怕的就是这个，读罢报告更加紧张，越想越觉得杨应琚说得有理，终于在1757年底断然下令，“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一夜之间就把老祖父圣祖皇帝的规矩改了，康熙开禁的“四口”（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只剩下粤海关“一口”。这与前朝著名昏君嘉靖面对“倭害”下令只准广州一处少量外船入口贸易异曲同工，说明昏庸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这一改变将中国已经开始并成一定规模的“四口通商”对外贸易局面时光倒流，也堪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之举，即重祭“闭关”大旗。屈指算来，康熙的“开放***策”前后执行了73年。
在这项“一口贸易”***策出台过程中，中央决策层和地方利益层的出发点也许不尽一致，却保持了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外贸垄断。据外国学者一个未被证实的考证，作为直接受益方的广东官员和商行还为这项***策的顺利出台而向朝廷要员集体行贿，以坚定乾隆的决心。
这项***策的直接后果和长远影响国人应该皆知。
遭此一大棒，东印度公司服了吗？没有。贸易垄断将使他们的利益折损大半。“一口贸易”出台一年多后的1759年7月，公司再次派遣洪任辉北上，先到浙江遭拒，再转赴天津大沽口，向朝廷声讨粤海关腐败勒索及广州洋行的垄断贸易，意在再次打开其他口岸。此举惊动了乾隆，事关天朝颜面，下令严查。结果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撤职查办。但洪任辉的控告不予采纳，反加他一个“违例别通海口”之罪，即违反大清国禁止外籍船只在广州以外港口航行的法令。据说还附带一个啼笑皆非的罪名——擅自学习汉语。让人真实地看到了清廷封闭拒斥的心态。洪任辉按律本应发配边疆，考虑他是外国人，皇恩特加宽宥。最终裁定将他遣送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不准再留中国。
英国人前赴后继不达目的不罢休
英国***府并未停止扩大对华贸易的步伐，开埠当为主要诉求。同时，一个被称为“北部开港”（指广州以北的地区）的运动席卷全英。既成“运动”，声势必然壮大。由东印度公司出资，英国***府接二连三遣使来华。最著名的一次当属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东印度公司授命的最重要目标是，获取在广州以北各埠贸易之特许。马戛尔尼向乾隆书面递交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口岸的双边贸易协议草案，遭断然拒绝。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再抵中国，还是带着外交大臣“开通广州以北港口”的训令，却被早已防备的清廷下诏从陆路送回广州，直接遣送出境，连提要求的机会都不给。
一边是热气腾腾，一边是冰封雪窟，两厢对垒，势同水火。
1820年6月，曼彻斯特商会向英国下院提交请愿书：若能取消地球上物产丰裕人口众多的地区——好望角以东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大英帝国的通商限制，对于曼彻斯特的棉纺业，将打开一个极重要的市场。
又过十年，英国下院对中国、英国、印度贸易举行听证会。在华英商代表承认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但“中国对英国商品的需要仅限于广州一口通商而受到的限制，并将贸易局限在规定地区的规定的商人之间进行”的做法令人难以忍受。这种抱怨很快得到呼应。工业***后大量的英国商品需要更多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无法让商人们平静。
“北部开港”持续发酵，终于有了1832年“阿美士德”号中国沿海考察事件。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名为“考察”，实为对中国沿海海岸具体情况的调查活动。因此在一些史家那里，这次考察被描述成一种类似间谍的侦察行为。这是后来臧否不一的考察活动主角胡夏米先生始料不及的。
胡夏米（Hoo Hea Mee），即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赛（H.HamiltonLindsay）的化名，他被公司驻广州贸易大班查理·马杰尔班克斯指定主持此次考察活动，公开身份为“阿美士德”号船主。同行的普鲁士籍传教士、“中国通”郭士立（化名甲利。后曾被《南京条约》谈判英方商务代表朴鼎查任命为福州领事，因其为德籍而作罢，改任命李太郭），充当翻译兼医生。船上载有78人。
十六年前，顶着“对华贸易全权特使”头衔的阿美士德勋爵带着使团来华无功而返。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这艘商船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吗？
七十多年前，洪任辉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向中国皇帝告粤海关腐败的御状，结果被清廷判刑治罪，驱逐出境。吸取他的教训，又为了避免引起中国的注意，这次东印度公司玩“猫腻”了，不仅搞化名，还说船从印度孟加拉出发，是去日本做生意，算是增些安全系数。但胡夏米确实负有特殊使命：了解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情况，涵盖***事设施、当局管理、民风民情等，为将来中英之间扩大贸易关系提供依据。英国对华贸易的渴求，可谓执著。中国冷若冰霜，他却是全力以赴，热面孔就是紧贴冷屁股。论起来，这种一厢情愿的“前赴后继”实为前途未卜，更具探险的意味。洪老前辈的悲剧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胡夏米完全不知。
1832年2月26日，“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胡夏米、甲利等分别进行传教、治病、散发宣传小册子以及河道海湾测量、航海***绘制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胡夏米分发的《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以及“戒明论”、“崇真实、弃假谎”等小册子。在胡夏米看来，这些宣传可以解除中国人对他们的疑惧。在国内史家的零星论述中，多将此视作“用以欺骗和***中国人民”，不知从何说起。笔者以为，不必将其与传播西方文明联系起来，应该可算“软实力或价值观”输出的一个早期例证。有福建渔民以鲜鱼换胡夏米船上的粮食，胡夏米顺带送小册子。渔民未及时毁弃，被水师发现后重杖八十。此事层层上报到道光那儿，道光大恼。他真正怕的是中外接触后老百姓在文化上的觉醒。
3月下旬，船到闽粤交界的南澳岛。胡夏米记录道，“七八只战船类似小型福建商船，比广州的战船差得多……”
4月2日，船到厦门，厦门官员立即发出英船登岸的禁令，“天朝法令禁止外人在此地贸易……也不许与当地居民接触。”同时阻止当地商人上“阿美士德”号贸易。提督陈化成接见胡夏米等，告诫英船停泊厦门属违法行为，须即驶出港口。只要离开，厦门当局将无代价提供英船所需的粮食和淡水。当年乾隆“天朝抚有四海，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无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理念顽固延续。哪知胡夏米拒绝接受恩惠，只说愿意贸易。他坚持的是自由买卖的英国惯例。中西冲突再次出现。随后他们罔顾禁令，化整为零，走街串巷，继续考察。胡夏米记录的厦门印象是：本地没有特产，但地理位置特殊，人民善于航海经商，所以是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厦门港的优点是，不仅商船能直接靠岸起卸货物，就是庞大的***舰也能停泊。最后一句颇有意味。
接下去是福州。作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当属东印度公司的考察重点，尤其是购茶和运茶。大名鼎鼎的武夷红茶是英商的最爱。将来英国商船直接来采购茶叶，将节省多少从广州转购的运输费。胡夏米等还发现，虽然“阿美士德”号受到福建水师的严密监视，但这里的官员不敢过于干涉。后来几天，上船的当地民众川流不息，胡夏米、甲利等为病人治病，兼做生意，然后上岸四处活动。闽浙总督只希望它早日离开，免遭获罪。可胡夏米还是不走，最后只得允准他销售了部分货物才离去。
胡夏米“购买茶叶或以货易货”的要求被总督拒绝。***力禁，挡不住民间热衷。商人有易货之愿，甚至企***以茶叶换取鸦片，还有人指点胡夏米去求见福州将***，因通商关税是他分管的事项。更有自称举人者献福建内河地***，并求资助银子赴京赶考，胡夏米当即伸出援手。这等“交换”当然合算。即使体制内官员也对英国的望远镜、手***乃至书籍的精美不吝赞赏，却不敢接受，在胡夏米一再劝说下才在宽大的袖笼里匿下一个望远镜。此人是后来因“拦截英船不力”而摘掉顶戴的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这些都让胡夏米对福州贸易的未来充满憧憬。后有史论者对与胡夏米交往的商民以“***”斥之。笔者以为，这种指责要么过激要么轻佻。
然后是宁波。到达甬江口外，胡夏米当夜写好禀折给宁波知府，要求在宁波通商。其实他是以禀折探路，获得调查宁波的机会。
宁绍当局在答复中重申乾隆“贸易口岸定于广东”禁令，又举洪任辉先例警告，“尔胡夏米一船……理应遵循定章，赴粤交易。”胡夏米不服，再力争，当局回复，“总要恭奉大皇帝旨意知照尔英国，由国王传谕尔等商人一体凛遵。不奉旨，万不能行……彼此皆不得擅自主张也。”
宁波官员已接上谕驱逐英船，浙江提督戴雄和定海镇总兵余步云调集舰艇前往阻拦，但“阿美士德”仍大摇大摆驶入甬江。致使甲利深感惊讶，中国海***船只竟然不能阻止商船，真是怪事。
既来之则安之。胡夏米干脆详细考察宁波，结论是一个很好的生丝出口港。镇海的炮台是他们在中国见到的最大的炮台。但与各地炮台相同的是年久失修，仅有炮台而不架炮，也无人管理，尽是摆设。胡夏米原打算在宁波出售些货物，因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监视措施，所以无法成交。于是继续北上。
胡夏米为上海崛起定基调
中外贸易没有真正形成气候之前，上海无法受到帝国***府的重视。得益于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上海曾一度成为宋王朝市舶司（即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机构）辖下的贸易重镇。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府设江海关，上海遂跻身部级港口城市。这年，十三艘贸易船被派遣到日本，盖因上海与日本之间较近的地理距离，此后上海对日贸易一直十分活跃。
6月28日，“阿美士德号”到达上海。
对上海的考察绝对重要。但这是胡夏米发现上海后才真正意识到的。英国人对广州、厦门、宁波、福州的情况应该是较早就有所知的，但对上海几乎混沌。尽管早在1756年东印度公司职员皮谷（Pigou）就建议英国***府进取上海，作为华北通商的枢纽，也曾派人到上海调查，并探寻中国官员意见，终无所获。就此放弃。所以，对胡夏米来说，上海充其量只是听说过。见过之后，他们无不为这个新发现惊叹。也可以说，因为胡夏米的突然发现，也让上海突然惊艳问世。
由于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所以船长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的探测特别仔细，曾一度到达崇明。胡夏米对短暂的崇明之行充满好感。他目睹此地出产丰富，河渠纵横交错，还有精力充沛、面色红润的当地百姓。“这些淳朴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欧洲人，友好举止超过我们已往任何所见。而且由于***府官员没在场，人们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友好举动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当地小贩见到这些耸鼻蓝目的老外喜欢杏子，少许诧异之后，就向他们兜售。双方很快混熟。还有人把当地产的鱼和蔬菜送给老外，希望他们下次再来。胡夏米对这些信息的破译是，上海民众对与英国人的贸易并不排斥，极可期待。
其实上海方面早接高层通知，苏松镇总兵关天培派遣兵船堵截，苏松太道吴其泰张贴告示，晓谕居民船户，不准与夷船交易买卖。并公文要求各府厅县率人马巡防驱逐。但结果都形同虚设。“阿美士德”号未受任何阻拦进入吴淞口，翌日至上海禀道台要求通商，遭吴其泰驳斥。“查该夷船向无在上海贸易之例……即速开船，回粤贸易。”胡夏米早有准备，引经据典地回称：“坡说过，‘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倘若以大英同民人为夷人，正是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上升到国际关系的高度，吴其泰选择了让步，转而称“该商”。这应该是上海官员与英国人第一次零距离正面接触。清廷特命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认真追查“阿美士德”号人沪之事。陶、林二人除了汇报胡夏米等活动情况后，还怀疑商船携带鸦片，主张秘密搜查，一旦查获，当他们的面焚烧。道光却又反过来指示他们“别生枝节，致启衅端……抚驭外夷，尤当遵守旧章……”反正按老祖宗的原则办、接着传旨对陶、林“严行申饬”。事实上，道光要的是谨慎堵船北行，至于是否堵得住并不确信，但样子总归要做的。
胡夏米才不管你皇帝陛下的策略，他看到的“实况”是：短短七天就有400艘100吨到400吨的船只装载大豆面粉进出港口。有从天津、奉天过来，还有从福建、台湾、广东甚至安南、暹罗、琉球过来的船只，络绎不绝。胡夏米简直惊奇了。他感叹为什么至今才发现上海，为什么如此繁荣的贸易活动区却被中国统治者忽视了。他和甲利的判断是，上海的国内贸易已经超过广州，地位太重要了。同时断定，长汀出海口是无可替代的地理区位优势，上海一定会成为中国的贸易新大陆。不久，作为此行成果的考察报告《航行中国北部商埠的过程》出炉，胡夏米再次满怀渴望地断言，上海将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外国人将从这里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极大的利益。
胡夏米等对上海老百姓印象相当不错。他记录道，我们经常在吴淞镇外上岸，有意避开相陪之人。当地百姓极为友好。我们越是单独行走，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越是热情坦率。附近乡间小村庄星罗棋布，四周皆有树木环绕，人口甚为稠密，但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和面饼是他们的主食。
到1843年上海开埠之初，胡夏米的同胞、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均在他的《华北诸省三年漫行记》中再次写道：上海与内地运输的便利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竞争的。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意。没有其他城市拥有这样的优势。
横亘在上海贸易面前的是皇帝的法律。但胡夏米对突破这个障碍信心满满。他说，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样的信念，只要英国***府坚持，与中国东北部（指上海——作者）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那么，他的信心来自何方？
胡夏米看到了上海的***事设施和兵员守备等机要***情。“吴淞口的炮弹质料极坏，和炮的口径不合。***营的墙上挂着箭，弓却放在对岸。武器有刀。有矛，有火***，五花八门”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块铁片，***很脏，几乎都生了锈。”所以，“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五百人更多的中国***队。”因为，“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府，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组成的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两年后，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勋爵在给英国首相格雷的信中也再次提出，要求“中国向欧洲人开放所有的口岸”；并“按国际法的原则”与中国***府订立“通商条约予以保证”；如果皇帝顽固不化，则以战争手段改变“天朝偏见”。他特别强调，“解决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很简单，只要三四艘巡洋舰和少数英国***队，就可以在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与胡夏米的结论几无二致。
胡夏米绝非信口开河，更不是对他的英国主子乱拍胸脯。有必要记住此君的另一个原因是，1835年7月，应号称“魔鬼之子”的英国首相巴麦尊之邀，胡夏米提交了一份《英华关系书》。他甚至像一个***事家一样，详尽构想了英***侵华的战略战术、装备和人员需求、集结地点、发起进攻的时间以及攻击目标等预案，并特别强调，须在广州、厦门、上海和天津等港口附近布置小型舰队。1836年，该文在英国公开发表，等于是为以炮舰打开中国的闭关策略营造舆沦声势。四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略参考和框架设计基本沿袭了这个思路。
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广州“一口通商”局面终被打破。从全球贸易发展大势看，东西贯通是必然的。英国是中国的同际贸易成员中参与最多也是最早的，但中国***府规定，外商贸易只能通过朝廷指定的机构商行进行，使英商甚感掣肘。又因鸦片，英国人的名声在广州变得很坏，老百姓对英商咬牙切齿。英商迫于压力只能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中，广州贸易日趋式微。厦门、福州则因腹地多为山区，交通不便，物产有限。宁波作为东部沿海港口非常不错，但上海因其特有的长江天然航道，成本降低而且快捷。越做越大的中外贸易需要快捷，需要航运和交通便利。又基于人文视角，上海本地居民对洋人不太感冒，采取了不拒不斥妥协合作的态度。于是，上海的横空出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
上海的贸易重要性一下子提到了新的高度。1853年。也就是上海斤埠后十年，口岸进出口贸易量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亚洲数一数二。这种重要性从一个城镇跃至一个国家，再跃升刮洲际乃至全球，后来的事实不断印证着胡夏米的预言。
上海又似乎是专为“濒危”的老大帝国准备的突破口，更是一道镌刻着另类印迹的五彩斑斓的创口。
我们同样可以用“硬件”和“软件”的概念来诠释十九世纪中期上海的崛起：“硬件”是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软件”则比较多样，两洋文明的植入、民风的接纳与包容、中西杂处带来的碰撞与竞争等等。总之，对外来文化的融合、移植和消化能力构成了上海独有的思维和行为特性，而迫于无奈形成的“开拓性思维”（最典型的是租界）在上海的崛起过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边是以土地为中心构筑起来的农业文明，一边是通过商业贸易寻求强盛的海洋文明，就在这两种文明形态的对立缝隙中，上海意外而又必然地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