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夏侯婴篇1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录：“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当时，刘邦封七人为异姓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高帝六年，刘邦不仅分封了二十九位列侯，而且还为这二十九位列侯排出了座次。舞阳侯樊哙列第五，景侯郦商列第六，汝阴侯夏侯婴列第八，颍阴侯灌婴列第九。第一是侯萧何，第二是平阳侯曹参。对萧何、樊哙、夏侯婴排如此高位时人不服，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汉高祖刘邦坚持己见，为什么他与臣下的意见如此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功”的理解不同。
列侯多为将领，他们认为的“功”就是“***功”，刘邦起义后实行的***功制沿袭秦。士兵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列侯认为，功劳是一刀一***拼出来的，斩首多，攻占的城池多，功劳就大，樊哙、夏侯婴杀敌斩将不多，占的地不广，***功不大，地位不该如此高，遑论没有***功的萧何了。而刘邦认为的“功”是“事功”。事功即功绩、功业、功劳，包含了***功。没有***功，不等于没有事功，***功小不等于事功小。且先看看，樊哙、夏侯婴有何事功？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录樊哙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先登”（至少七次）“斩首”“捕虏”“破”“定”字样，可知，樊哙领过兵，***功其实不小。然而，他最大的功并不是在战场上立的，反而是在酒桌上立的。鸿门宴上，“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尽显其忠；“哙即带剑拥盾入***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_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尽显其勇；“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义正词严，说得项羽哑口无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好一个智勇双全的樊哙，赢得太史公“是日微樊哙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的高度赞誉。鸿门宴，张良当记首功，而樊哙毫不逊色，全主之功，岂不大哉？
至于夏侯婴，后来刘邦在沛县起兵，他和樊哙主动参加，早期担任战车部队将领，也立有***功。彭城之战失利后，夏侯婴载着刘邦逃亡，路遇刘邦的孩子（后来的孝惠帝、鲁元公主），“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既保证了现在的主公安全，又保全了下一位主公，功不在赵云之下啊！还有，荥阳、成皋之败，夏侯婴驾车，载着刘邦以最快速度到达张耳、韩信***中，助刘邦夺取了他们的兵权，改变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更何况，夏侯婴还救过并举荐过刘邦集团的另一位核心成员――淮阴侯韩信。为国举荐贤臣良将，这不算功吗？
如此，封樊哙、夏侯婴为侯能说是偏袒吗？一定要说是偏袒，那么刘邦偏袒萧何要比樊哙、夏侯婴更多。樊哙、夏侯婴毕竟立有***功，萧何可是毫无***功可言，但刘邦愣是把他列为第一。关内侯鄂君进言：“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旦之功” “万世之功”，孰轻孰重，还不明了。高祖自然乐得曰：“善。”这里的“功”是从***治上算的，决不是什么***功。封功臣不惟***功，而是综合考虑，从这个角度讲，刘邦并没有偏袒萧和、樊哙、夏侯婴。
夏侯婴篇2
要说领导最离不开的人是谁？除了老婆和情人，还有秘书和司机。其中，司机的位置很是微妙，虽非官场中人，却成为一批官员急欲讨好、拉拢的对象，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再厉害的领导也需要有人来把方向盘，而那个人的地位可想而知。
千年更迭的家仆“寄生”关系
古往今来，家仆都是一个特殊的官场存在。
常言“宰相门前七品官”，这种古代官场的怪象延续至今。古时，虽然宰相的家仆无一官半职，说起来只是一介奴仆，但其依附的主子是大官，因此对普通官员都可以使上三分脸色，而一个潜规则便是得罪了他们，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让一般的官员吃上闭门羹。
现代，某些领导的司机就类似于家仆的岗位，虽然这类司机地位不高，但却是能在“家主”跟前说得上话的人。
从心理学角度也不难分析，除去工作时间，领导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车上度过的，上下班、去开会、差旅及私人活动途中……这些正式工作以外的时间往往是一个人较为放松，不自然地显露情绪、释放压力的时段，此时，能陪领导聊天的大多便是司机了。有些领导的司机与领导相处的时间、聊天的机会甚至比领导的老婆、情人还多。
领导心情愉悦也好，愁闷烦躁也罢，司机往往能够从与领导的谈天中感知，自己便也成为那个让领导或多或少愿意分享、感慨甚至倾吐的对象，这种情况哪怕只有寥寥几次，也会在无形中拉近司机与领导之间的距离，增进那种“你知我知”的亲近感和牵绊；而身在官场，能让领导放下戒备或推心置腹聊天的人也实在不多，自然使得领导司机的地位非同寻常。
何况，司机是为领导开车的，领导把安全交付给了司机，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换言之，司机承载了领导“过命”的信任，这份意义自不一般。
而那些“家仆式”司机更是身兼数职，几乎成为领导生活中的全能管家，为领导包办日常的大小私事杂事。
据《南方周末》报道，有些司机什么都干，叫领导起床、买早饭、购物、甚至洗衣服等，而服务员、导游员、代收员、情报员、保密员……这些都是“家仆式”司机经常扮演的角色，穿插于领导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堪称现代的高级家仆，而且领导隐私和秘密知情者的身份，更加奠定了这些“家仆式”司机举足轻重的地位。
司机往往了解领导的行踪、生活习惯甚至口味爱好，领导的情绪也常常能感知一二。为此，司机成为有心之人探知领导行动意向的中间人。
对于那些油盐不进但较为重情的领导，“家仆式”司机很可能成为一个请托的突破口；对于态度模棱两可较为油滑的领导，他们也往往成为“下一步该怎么走”的试探口；而对于贪腐成性的领导，这类司机就是一个妥妥的经手财物中转站了。有些“家仆式”司机为了替“厚待”自己的领导办事，甚至不惜违法乱纪，就为了完成领导的“吩咐”。
据报道，2013年，赣州市于都县县委书记胡健勇授意昔日的司机派人发帖攻击一名省委***，并以提拔该司机当上县***府办副主任作为回报。也有领导驾车撞人，事发后找自己司机顶包，司机便也“义无反顾”地顶罪效忠，后因该名领导遭举报而真相大白。
除了上述“职能”，“家仆式”司机也可以帮助领导实现权力的延伸。有些领导将司机当作权力寻租的桥梁，而但凡有点“悟性”的司机也懂得如何狐假虎威，利用领导的权力“充盈”自己的权力，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所以说，领导身边有两个人，不是老婆和情人，而是秘书和司机。“有的领导走前会安排好两个人，一个是秘书，一个便是司机，他们就像领导的左膀右臂一样。”此话精准地呈现了秘书和司机在领导心中的意义与价值。
“家仆式”司机的花样福利
领导身边人的定位，成就了专职司机特殊而扭曲的官场地位，他们不是“上面”有人，而是“后头”有人，这也成为人们巴结贿赂司机的一个关键原因。
不是所有领导的司机都会沦为“家仆式”司机，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家仆式”司机所能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成为一些司机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虽然不同地区，福利有所差异，不过共性基本就在那里。
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特殊关照。小到领导时不时会给一些小恩小惠，如单位发放的福利用品、购物卡或别人送给领导的茶叶、消费卡等礼品，大到司机家里遇有难事，如子女升学、家属就医、低价购房等，领导也愿意伸出援手。此外，凡是通过司机的关系请托领导关照、办事的亲朋好友或是利益相关人，也往往会对于司机这位中间人进行酬谢、打点。
遇到官员高升或退休时，一些官员还会把自己的司机安排到一个前途较好的肥差或是高枕无忧的闲差上，或者干脆随自己一起调动，以示对司机效忠多年的回馈，尽显“你尽忠我仁义”的义气形象。
此外，有些福利还直接与享受、金钱挂钩，比如一些领导的司机会公车私用，并且虚报、多报修理、保养公车的费用，比如加油的费用翻倍报销，换个轮胎虚报高价……林林总总的虚报、多报费用一年下来有时可以高达十几万元。
近些年来，一些“家仆式”司机或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腐败案件频频见诸报端、牛气些的更是在地方横行霸道却无人敢管，但是要做好“家仆式”司机也并不容易，作为一名合格的“家仆式”司机必须坚守几条本分：
车技好。领导把安全交给你，车技好是必须满足的首要前提。
忠诚、口风紧。影视中不乏这样的对话“你知道得太多了”，司机就是这样的存在，掌握领导众多秘事，如果做不到忠诚及口风紧，留你何用！
随传随到、听话。有些领导工作以外也有很多用车情况，比如节假日繁忙地走亲访友，这时司机就要放弃假期，随叫随到，不得抱怨。
领会“四不法则”要义。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传的不传。
而要成为一名优质的“家仆式”司机，更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做得好与不好，得看司机个人的悟性和能耐。那些让腐败领导大为赞赏的“家仆式”司机往往善于帮领导打造并维护敛财关系网，对领导的言外之意也领会得非常透彻，懂得给领导解决麻烦甚至挡去灾难，不遗余力地维护领导的贪腐所得和自己的居中利润，与领导一起将“车轮上的腐败”进行到底，直至坠入深渊。
“领导司机有‘疾’，终归是领导干部有‘病’”，反腐专家的这句结语深入人心。十后中央各项禁令的出台和公车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部分领导的专职司机的隐利大大减少，在有些地区，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领导司机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低保障的职业，于是一部分人选择另谋高就去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斩断了领导与司机的“寄生”关系。
不过，究其根源，“司机腐败”的根治需从制度改革入手，而且其力度、紧度、严度也不得放松，不然古往今来的家仆“寄生”关系运行也会以其他形式卷土重来。
正向观察
纵观历史，作为亲信，司机当得较为成功且形象正面的要属汉代的夏侯婴。
据历史记载，夏侯婴自从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直到刘邦去世，都是刘邦最为倚重的御用车夫。夏侯婴战功卓著，在刘邦称帝前后的南征北战中，一路保驾护航，把一个智勇双全的司机形象发挥到极致，一些典故也把这位司机的仁厚忠勇诠释得淋漓尽致。
刘邦平定三秦后，夏侯婴随刘邦攻击项羽的***队，进***彭城时，刘邦大败，夏侯婴驱车护刘邦急逃，半路遇上刘邦和吕后的一对子女，即后来的汉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便把他们带上车一起逃。一路上马匹疲劳，为了保持速度逃命，刘邦屡次把两个孩子踢下车去，但每次都是夏侯婴将孩子收上车来稳妥安置后再驾车奔驰，直到最终脱险。此后，刘邦在讨伐楚王韩信的征途中，在平城遭匈奴围困七天，使计脱围之后原想逃命快跑，也是夏侯婴采用了外松内紧的心理战术，驱车带刘邦脱险。
夏侯婴篇3
夏：第19任桀帝；
商：第31任纣帝；
西周：第12任幽王姬宫湦；
东周：第37任赧王姬延；
秦王朝：三世皇帝秦王嬴子婴；
西汉：第15任孺子刘婴；
东汉：第14任献帝刘协；
三国时代：魏元帝曹奂、蜀后主刘禅、吴乌程侯孙皓；
西晋：第6任愍帝司马邺；
东晋：第17任恭帝司马德文；
隋：第5任皇泰帝杨侗；
唐：第25年哀帝李柷；
北宋：第9任钦宗赵桓；
南宋；第18任末帝赵昺；
大元王朝：第19任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
大明王朝：第17任思宗朱由检；
夏侯婴篇4
1、 春秋时期宋国大将***华元的车夫羊斟，他把一碗羊肉看得比国家都重要，因此他就故意把战车赶到郑***阵地里去。结果，堂堂宋***主帅华元，就这样轻易地被郑***活捉了。宋***失掉了主帅，因而惨遭失败。羊斟以私败国这件事被载入史册了，遗臭万年；
2、秦末陈胜车夫庄贾，陈胜，字涉，楚国阳城人，秦二世元年被征屯戌渔阳，与阳夏人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大旗；
3、汉代的夏侯婴， 先后给四任皇帝赶过车，真可谓是天下第一车夫。从给刘邦赶车并任太仆，后来的汉惠帝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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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篇5
——以士人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反秦首义大***、曹操一统北方之武装、孙权割据江东之***队都是以安徽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李陵威震匈奴的五千壮士也皆为安徽人。安徽人在汉代国家一统、抵御外敌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科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更大、更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汉代安徽良好的地缘、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教育和变化的时局有着深层的联系。
关键词：汉代；士人；安徽；贡献
中***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3-0006-03
汉代安徽人才辈出，士人们积极参与当时的***治、经济和***事等活动，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关于汉代安徽人物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历史人物方面，概括性的研究较少。
一、坚忍不拔的崛起历程
“陈胜首事，厥号张楚。”[1]1965“首事”地是蕲郡（今宿县），得此地利，安徽人成了陈胜义***的主力。“（九百名农民起义后）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今宿县）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銍（今宿县）、酂、苦、柘、谯（今亳县），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1]1952“（陈胜）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1]1953安徽边境绕了一圈，九百人增至数万。符离人葛婴、朱鸡石，汝阴（今阜阳）人邓宗，铚邑人宋留、伍逢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后崛起的项羽集团，其中安徽士人很多。如六邑（今六安）人九江王黥布、东阳（今天长）人上柱国陈婴、居巢（今桐城）人“亚父”范增等。刘邦集团仅有城父（今亳县）人张良，其名气更大。
武帝时安徽士人又开始活跃起来。“淮南王安，好读书属文，喜立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群臣、宾客，多江、淮间轻薄士，常以厉王迁死感激安。”[2]卷十九汉代安徽的地位十分重要，贾谊言：“今淮南土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3]卷四?淮难刘安如此动静，致使武帝产生了忌恨。淮南、衡山大狱使安徽士人遭到残酷打击，“死者数万人”。[4]174
新莽瓦解后，庐江太守李宪称帝，据九城拥兵十多万。据睢阳称王的刘永手下重要将领周建是沛人。消灭这些割据者的也主要靠安徽人。刘秀曾“发会稽、丹阳（安徽宣城）、九江、六安四郡兵”[5]卷二十二?马成传击败李宪。从此，安徽士人的入仕之途完全畅通。以宰相为例，东汉先后就有19位安徽士人担任。[6]很多人还曾为两朝，甚至三朝宰相。
东汉末，曹操“与司马沛国夏侯等诣扬州，募兵，得千余人，还屯河内”。[2]卷五十九今安徽占扬州的大部，且曹操、夏侯皆沛人，曹操所募之兵当大部分，甚至有可能全部为安徽人。这支***队成了曹操三分天下的基础。曹洪、曹仁、夏侯渊等皆沛人。甚至有人提出：“易诸城守，悉用谯、沛人。”[7]卷二十二?徐宣传此荒唐建议反映了安徽士人或已是曹操集团的主体，至少是有这种发展趋向的。孙刘属下也都有安徽人。孙权属下周瑜乃舒人、鲁肃临淮人、吕蒙汝南富陂（今阜阳）人、左慈庐江（今庐江）人。孙权的武装力量也是以安徽人为基础的。“（袁）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7]卷四十六?孙策传显然此四千多人皆安徽人。说安徽士人“三分天下有其一”真是言轻了。
二、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治贡献
汉代历次***中都有安徽士人的身影。表面上看，似乎安徽士人与***治上的“国家统一”有些疏远。但笔者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后发现，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首先，汉初范增、张良都是主张和致力于国家
统一的。《汉书?高祖本纪》载：“吾（范增）使人望其（刘邦）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4]24范增要除掉具有“天子气”的“龙”的背后，就是想让项羽一统天下。刘邦刚开始没有统一天下的心思，这常为人误解。刘、项达成和平协议后，刘邦“欲西归”，关键时刻张良进言：“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1]331刘邦听此顿时大悟，迅速一统全国。
其次，“七国之乱”时安徽士人心向中央。淮南王之国相“将兵，因城守”而“为汉”，“庐江王不应”，“衡山王坚守无二心”。[4]2135三大地方诸侯的态度和行动打击了反叛者对抗中央***府的信心，同时也对中央***府的平叛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最后，东汉末年安徽士人积极参与国家的局部统一活动。如前所述，曹操、孙权集团的众多将领皆为安徽人，且其武装力量也是以安徽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曹操曾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7]卷一?武帝纪这一点却通常为人所误解。
三、可歌可泣的***事业绩
夏侯婴篇6
秦朝北至长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以北，西至狄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东至东海，南至南海。
秦国原为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到秦始皇继位后，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先后攻灭关东六国，完成华夏大一统，后北击匈奴、南并百越，建立了国土空前辽阔的王朝。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篡改秦法导致秦末农民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
秦朝创立帝制及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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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篇7
1、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典故是禹的故事。
2、三过家门而不入亦称三过其门而不入，这是大禹治水中发生的故事，为了治水，大禹曾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妻子因分娩而在呻吟，还有婴儿的哇哇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下招呼，就走过去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
3、禹，姓姒，名文命 （也有禹便是名的说法），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己，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版***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仍存禹庙、禹陵、禹祠，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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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篇8
求和礼品
苏妲己很美，书说“有美色”，而美得如何，据说美得让杀她的刽子手举不起刀。一个女人美丽到这种程度，是何等的旷世。后人为苏妲己做诗：“桃花难写温柔态，芍药堪如窈窕妍。”美得鲜花都难以企及。传说归传说，诗人美词难言表，但，苏妲己的确美，她名字中的“妲”也已表明，妲，艳丽也。因为绝世的美让人们记住了苏妲己，而苏妲己的美却让她变成了牛羊一样的礼品送了出去。
公元前1147年，商王朝第31任帝子受辛在位，此时，冀州候(今河南省武涉东)苏护发动叛变。子受辛率大***前去讨伐，苏部落很快抵挡不住，是灭亡还是屈服，苏部落的酋长选择了求生，向子受辛求和，献出部落的牛羊、马匹，还有美女——自己的女儿苏妲己。女人在男人的争战中如同牲畜，如此美丽动人的苏妲己也不例外，而男人哪里又过得了美人关。果真，子受辛一见到美若天仙、闭花羞月的苏妲己，脑袋一热，哪里还想到战争，迫不及待地答应了求和，收兵带走了美人苏妲己。
在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苏妲己以女人的姿态取得了男人无法达到的作用，救了父亲的命，也存活了生养自己的苏部落。这样看来，苏妲己不光是一个美女，还应该是一个勇敢的，有见识的女性。试想，自己的父亲把自己当作和牛羊一样的东西献给胜利者，这真是屈辱至极，但是苏妲己却顺从了父亲的主意，甘心走向本要镇压自己的一方，求得和平。
历史总是男人的，男人总爱挑起战争，又在战争中牺牲女性。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美人作为礼品献给战胜方，苏妲己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否则历史上的“美人计”不会一演再演。
在苏妲己之前就有一个叫施妹喜的女子，是夏朝时有施部落酋长的妹妹，也是一个明艳绝伦的可人儿，当自己的哥哥被夏王朝第十九任帝姒履癸打败时，施妹喜被哥哥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姒履癸得以求和，而姒履癸也迷上了施妹喜，带回施妹喜在宫中***乱作乐。作乐到荒唐的程度，据说这位施妹喜欢听绸缎撕裂的声音，姒履癸就搬出国库中的丝绸，叫宫女撕给施妹喜听，以求施妹喜的欢心。要知道国库里的东西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却被一个帝王如此挥霍，老百姓那里会容忍，人民的反抗和***此起彼伏，而夏王朝的灭亡也不远了，果然姒履癸成了结束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而后人为他如此***乱奢侈定为“桀”(凶暴残忍的人)，那么同是作为女俘献给商王朝的苏妲己，是否和自己的前辈施妹喜一样，走了同样的路，迷住了帝王，也膨胀了自己的欲望？
同饮同乐
苏妲己带着子受辛对自己的宠爱，跟随子受辛回到商都城进入商朝宫殿，从一个女俘一下变成了商王朝的女主人，这种身分的改变大大刺激了美人苏妲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欲望。而这种欲望的膨胀与子受辛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美人的丈夫，子受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史记》上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看来子受辛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见多识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同时还力大无穷，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格杀凶猛的野兽，还能用手抓住九条牛的尾巴，拖着走，“纣倒曳九牛”。有智力又有体力的人都有一特点，就是骄狂，“皆出己之下”，认为老子是天下第一，没人比得上。这种人手中一旦拥有权力，更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独断专行是他们的惟一做法。
要说力大无穷，见识过人，这应该是一个帝王的优点，但不幸的是子受辛也爱“好酒***乐，嬖于妇人”，“嬖于妇人”就是宠爱妇人，子受辛宠爱的妇人是谁？“爱妲己”，惜墨如金的《史记》上出现了苏妲己的影子。
子受辛对苏妲己宠爱到何种程度，演义的作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是“言听计从”。苏妲己说什么，子受辛就做什么，一个帝王的一切行动受一个女人的控制，说明子受辛深深迷恋苏妲己外，苏妲己也开始从一个帝王的夫人变成了权力的操纵者。
苏妲己除了美丽外，她还有一绝技，就是晓通音律，这也正好是子受辛的一大爱好，夫妻二人竟也在宫中如此和谐，同饮同乐。
夫妇二人命当朝的乐师，师涓作糜糜之音，为他们的***乐助兴。助兴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建酒池，酒池之巨大，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夏桀的那个著名的酒池，达“二三十里”，人们在里面可以行船，豪饮时不下三千人，有酒就有肉，而肉也不逊色，“肉为林”，肉堆得像树林一样密，苏妲己和子受辛就带着男男女女在酒池里长饮，不管白天黑夜，甚至男女赤裸着追逐，***乱作乐，不知今日几何。为此，子受辛曾经问他左右的人，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他又派人去问叔父子胥余。子胥余喟叹：“当一国的***而不知道日子，国家危矣。当一国的国民而不知道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也危矣。”子胥余为了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日子，只好也烂醉如泥。
子受辛对苏妲己迷恋程度真是空前之举，当苏妲己对子受辛说要摘天上的星星时，子受辛就大兴木土，建造鹿台，鹿台历时七年，面积达四平方千米。子受辛在鹿台上为苏妲己建了一座摘星楼，专门为苏妲己遥望家乡，并派人搜集天下奇珍异宝，遍铺鹿台。
夫妇二人这样奢靡***侈不仅不允许旁人指责，如果有人指责了就砍其头，还要其他人与其同乐，不同乐者也要掉头。有史书说，子受辛的大臣九侯的女儿，也是子受辛的妃子之一，很讨厌子受辛这样糜乱的生活，子受辛就杀了她。杀了自己的妃子还不算，还杀了自己的丈人九侯。大臣鄂侯为九侯辩解，子受辛连鄂侯也杀了。西伯昌听到这个事，叹了口气，子受辛把西伯昌关起来。《史记》说：“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帝王的欲望鼓胀起来，就像吹气球，气球只会越吹越大。对于子受辛来说，苏妲己成了他吹气球的人，气球越来越大，爆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站在帝王身边的大臣难道就能甘心忍受这个气球的破裂？一个王朝的灭亡？
剖腹挖心
我们在正史中见到苏妲己与子受辛同***乐，已被史学家视为祸国殃民。在民间，苏妲己也被演绎成了十恶不赦的蛇心女人，这主要表现在她纵使子受辛砍人足，剖妇腹，挖比干心。至于这些事实是否为苏妲己真实所为，这是史学家的争议，而民间百姓却只记得这个狐狸精式的恶毒女人，这种形象无法改变，演绎至今，“狐狸精”成了痛骂女人的代名词。
传说，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苏妲己看到有人光着脚走在冰上，苏妲己对此很是好奇，竟然会有这么不怕冷的脚？这一好奇不得了，为了满足这一好奇心，苏妲己叫子受辛把那人找来研究，苏妲己是怎么研究的呢？她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愚蠢且残忍，苏妲己不声不响，命人把此人的双脚砍下来，取出骨髓来自个儿研究。富人不知穷人苦，为了这么愚蠢的念头，就跺了一双脚，这真是泯灭人性。然而令人发指的事还在后头。
说是有一回，苏妲己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很是感兴趣，想知道孕妇肚子的婴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叫人剖开孕妇肚皮，取出婴儿来看。人有愚蠢的念头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愚蠢的念头付出实践，苏妲己正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
如果说苏妲己断人足，剖腹肚，还只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愚昧之举，当她怂恿子受辛掏空忠臣比干的心时，则是苏妲己权力欲望的表现。
比干常常在子受辛面前直谏，说子受辛奢侈***乱不好，宠爱妇人误国，等等，说得子受辛不耐烦，而苏妲己更是痛恨比干。苏妲己知道比干不喜欢自己，于是就装病，说是需要七窍玲珑心做药引，而比干被认为有七窍玲珑心的人，子受辛竟然听信了苏妲己的谎言，为了救治苏妲己，马上下令比干献出自己的心。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还是一个残忍无比的暴君，比干看到子受辛如此昏庸，就用剑刺入脐中，剖开腹部，将手入腹内摘出心，掷给子受辛。
比干挖心后，竟然还没死，晃晃悠悠地四处走，见到一妇人，手提一篮菜卖。比干问妇人：“你的菜有心没？”妇人说：“菜当然有心，没有心怎么活？”比干说：“不一定，人没有心就能活。”妇人辩道：“人若无心即死。”比干听后，大叫一声，倒地而亡。而这个妇人，传说就是苏妲己装的。当她看到比干挖出心后，还没死，为了置比干于死地，苏妲己自己使用法术逼死比干。
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率领自己周部落四万多人，从孟津渡过黄河，进逼商王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子受辛在牧野(今河南汲县西南郊)慌忙应战。战争还没开始，商王朝的***队就在阵前叛变，加入周武王的***队一起攻打子受辛，子受辛被反叛和进攻的***队团团围住，知道大势已去，跑上鹿台的摘星楼，自己放一把火，连同他聚敛的金银财宝，一齐烧光。“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说要和太阳同在的商王朝在一把火中走向彻底的灭亡。像他的前辈夏桀一样，后人也给了子受辛一个浑名“纣”。正如史学家所说，这个“纣”字除了只给这个荒***无道的暴君用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苏妲己这个旷世美人，随着商纣王的一把火也走向了她的人生尽头。关于苏妲己的死，史书上说是周武王杀的，“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而民间传说却神彩飞扬，说是苏妲己被砍头时，哭得楚楚可怜，而那些刽子手哪里又见过这样绝代美人，一个个三魂出窍，手软臂麻，举不起刀，最后姜子牙下令用布包住她的花容玉貌，才喀嚓一声，玉头落地。
妲己妖娇起众怜，临刑***士也情牵。
桃花难写温柔态，芍药堪如窈窕妍。
忆昔冀州能借窍，应知闺内善周旋。
从今娇娃归何处，化作南柯带血眠。
玉碎香消实可怜，娇容云鬓尽高悬。
奇歌妙舞今何在，覆雨翻云竟枉然。
夏侯婴篇9
关键词：《左传》；梦境；史官文化；周易；礼
中***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212−05
梦境记叙与描写是《左传》记事之一大特色，其次数之多、行文之细、类型之复杂在先秦著作中绝无仅有，以至于招致后世学者诸多非议。晋范宁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1](2361)宋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2](784−785)清冯李骅亦曰：“(《左传》)每每描写鬼神、妖梦、怪异之事。”[3]用诸如此类之儒学家远离鬼神的眼光看待《左传》，此种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抛开狭隘的经、史论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左传》，应更为合理与中肯，也能更接近其本意。
在先秦文献中，梦的记载并不由《左传》始，现存最早的文字资料甲骨文中便存有数量众多的梦境事例，如“贞：王梦隹大甲?王梦不隹大甲?”(《乙编》3085)，“王梦不追咸?”(《乙编》3991)，“贞：王梦妇好不隹薛?”(《铁》一一三・四)，“贞：亚多鬼梦无疾?”(《前》四・一八・三)，“辛丑卜，争贞：王梦隹齿?”[4](3108)(《丙编》一)。据熊道麟统计，“现存卜辞占梦记录，共计二百一十六条辞条”。[5](466)到了周朝，人们对于梦更加看重，甚至设有专门占梦之官。《周礼・春官・占梦》记载：“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
梦，六曰惧梦。” 郑玄、贾公彦注疏说：“正，谓无所感动而自梦；噩，惊愕也；思，觉时所思念也；寤，寐觉也，谓如觉所见而实梦也……。”[1](807−808)在郑玄、贾公彦看来，正梦为无所思欲也无外物相加的平安自然之梦，噩梦是因惊愕而做之梦，思梦是有所思念而做之梦，寤梦即醒时言及者之梦，喜梦即因喜悦而做之梦，惧梦即因恐惧而做之梦；占梦者根据梦象的吉凶，参照天地阴阳日月星辰的变化去预言国家、君主、臣民的吉凶。可见，占梦、记梦是巫史的重要职责。
即使到了汉代，史官文化仍与卜筮密切相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同样说明史官与巫祝相近，除掌史之外，他们又兼司天地鬼神、司灾祥占卜等职。因而，对神怪梦异之类的事情的记载与解释原本就是史官职责的分内之事。梦，在古人看来是一种来自上天的神秘力量，是鬼神的示昭，是对善恶的奖惩，是凶吉祸福的预兆。梦既为上天之预兆与鬼神所驱使，那么，自然可以也必须通过占卜才能知晓其原委。正是由于梦境及阐释在当时社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梦占、记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灾祥变异自然就成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先秦史书中梦的记载的根本原因。因此，作为春秋历史重要载体的《左传》，其记梦特色极为鲜明，便不足为奇。
一
尽管占梦、记梦为我国早期历史书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若说梦占在《左传》作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好像不能令人接受，目前学界有观点主张，至迟春秋以降史官已经***。如尤学工先生认为，周代是史官文化的成熟期[6](13−18)。史官有了自己的***地位后，他们的历史意识必然也在不断加强，注重人事应是史官意识之主流。按照这种看法，《左传》之梦境记载自然不免有些巫卜甚至猎奇因素。
但是，要正确看待《左传》的梦占，有一点绝不能被忽视――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春秋以来的史官越来越注重人事，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巫卜完全分离；事实上，史巫之间仍存在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有时，这种联系可能会密切到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有人认为，直至东周，巫史仍密不可分。刘师培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一文中说：“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事人事相为表里。天人之学，史实司之。”[7](13)也就是说，夏商周之时，史官肩负着“相为表里”的“天人之学”，包括占梦在内的“天学”是史官的分内职责。台湾学者李宗侗明确指出：“史至东周时，其职务仍与巫祝难有所分。”[8](3)李宗侗先生谈到东周时期巫与史关系密切之观点，无疑是有其道理的。《帛书・要》记载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云：“我观其德义耳，我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可见，即使春秋晚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家孔子，也是把史与巫等同看待的。《左传》梦境记载，不少与事实相应验甚至毫厘不爽，正是受这种传统观点影响的结果。如“声伯之梦”：
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 ”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9](899)
这是发生在成公十七年的一件事情：声伯梦见在渡洹水时有人给了他“琼瑰”让他吃。“琼瑰”就是美玉，由于古人死后饭含,所以声伯怀疑是凶梦而不敢占卜，从郑国回来后，声伯又以为“琼瑰盈怀”指的是自己的从属众多,所以就进行了占卜,而声伯就在占卜的当晚死去。梦对于现实的预言作用在这里简直无可怀疑。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许多，例如“韩厥梦子舆”：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9](793)
这是在成公二年齐晋之战时,晋大臣韩厥梦见父亲子舆的一个梦。按当时的惯例，作战时，作为主将的韩厥本来是应该站在车的左边，但是，由于受到梦中父亲的“告诫”，第二天打仗时,韩厥就站在了车的中间自己驾车追赶齐侯，结果与他同车站在两边的人都被射中，而韩厥安然无恙。所以，当失去了自己战车的綦毋张请求上韩厥的车时,韩厥为了安全不让他处在战车的两边,而是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后。这个事例中，梦的应验同样准确。“晋侯梦厉鬼”之事更是神乎其神：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9](849−850)
这件事发生在成公十年。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涉及复仇的梦境记载――此前，赵同、赵括被晋侯所枉杀，于是，赵同、赵括的爷爷向上帝请命，索取晋侯的性命；晋侯之所以亡命，是因为“不义”所致，故晋侯“不食新”。从情节上看，“二竖子”的巧妙应对，良医的束手无策以及桑田巫对晋侯应时而亡的准确预测，构成了趣味横生的故事链条，使事件显得离奇曲折。从人物塑造方面看，“二竖子”的机智，良医的高明，晋侯的反复无常，均栩栩如生。虽然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学技巧，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在史官眼中，关涉人物生死、王位兴替的重大事情往往有占释的神秘色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在作者的思想意识中，梦占占据着重要位置。
另外，统治者对巫卜梦占极为重视，妖言惑众要被处于极刑，因而，无论巫卜梦占过程本身还是对其过程的记载，他们的态度应是极为严肃的。《礼记・王制》规定：“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墨子・号令》也记载：“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勿赦。”可见，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准确应验之梦，在《左传》中都不是猎奇、不是杜撰；作者真实意***在于借助这些梦的记述、解释及其灵验的“史实经验”告诫人们――梦是一种准确的预言，梦代表着上天意志，可以决定人事和国家兴衰。
总之，历史是在继承之中前进的，它的前进不会抛开历史的积淀；史官与占释由来已久的天然联系是《左传》梦境记叙与记载数量多、行文细、情况复杂的根本原因。
二
《左传》记梦是复杂的，除了准确无误的应验事例外，《左传》还记述了不少没有应验或不遵梦示的事例。对于这些没有应验或不遵梦示的事例记载，简单地讲，似乎可以概括为《左传》实录精神的体现。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隐藏在史料背后的作者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才是决定梦境材料取舍的根本原因。例如“婴梦天使”：
(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婴梦天使谓已：“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之乎？”祭之，之明日而亡。[9](821−822)
成公五年,赵婴梦见天使对自己说：“祭余,余福女。”他按照神的梦示而祭祀天使,却依然第二天就被放逐。此处神的昭示失去了它威严的神秘色彩。在这里赵婴的非德行为与天使的神通能力之间出现了直接的交锋,其结果是神的威力也避免不了赵婴最终受到惩罚。根据《周礼》对梦的分类看，这原属一个吉梦,但由于赵婴与其侄媳赵庄姬私通,品德败坏,虽然做了好梦,却依然于事无补。其根本原因是“神福仁而祸***。***而无罚,福也。祭,得其亡乎?”这里作者并不掩饰神的尴尬地位，反而以注重人事的态度客观叙述，表现了作者的变通思想。
再如“昭公适楚”。这里，梦境更是失去了它的神秘性，甚至梦境究竟何兆，也变得模糊不清：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9](1286−1287)
昭公七年，鲁昭公将往楚国,梦见襄公。在根据这个梦来判断昭公该不该出行时,梓慎与子服惠伯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昭公听从了子服惠伯的解释。就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来看，鲁昭王去了楚国并没有发生什么危害，但整个过程又不太顺利――在郑“不能相仪”,在楚不能“答郊劳”。对同一个梦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而并没有一种解释完全与后来的事实相一致。
因此，单纯从梦占卜筮观念这一角度看待《左传》梦境，显然有失偏颇。可是，我们又不能因为这些没有应验与不遵梦示的事例而否认《左传》作者的占筮意识。要正确看待这一复杂甚至矛盾现象，就不能不注意当时在思想观念上极具指导作用又为史官掌握的《周易》。
《周易》的变通思想对春秋战国的史官的作用极为重要。易，历来有变易、不易和简易之解说，而以变易为中心。这是用变通的观点说明社会变动、历史兴亡的必然。总之，变通是贯穿《周易》的指导思想。
《周易》最初是用作卜筮的书，又为史官掌握与收藏。朱熹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本卜筮之书。”《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史官精通《周易》是其职责需要，而史官的职掌又为其精通《周易》提供了方便。更为重要的是，春秋史官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职责，许兆昌先生认为，史官有记事、宣命、占筮、祭祀、禳灾、编史等39项职事，[10](99−103)其历史使命与现实责任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足够的历史知识，还要贯通古今，通晓历史的发展、变化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以便以史为鉴，有补于时。因此，吴怀祺先生说：“中国史学还处在童年时期，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到《周易》的影 响。”[11](14)再者，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客观上也要求史官看待问题必须具有通变思想。《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赵简子问于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候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衿之?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9](1519−1520)
这里史墨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论述江山易主、君臣易位这一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引用《诗经》的诗句和《周易》的卦象来论证这种变化的合理性。这段议论代表了春秋战国史官的通变思想。因此，即使对于那些没有应验的梦境，作者并没有掩饰或隐瞒它们的存在，而是尽力从礼与人道的角度去解释。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史官观念由巫史到史官的历史转化过程。
受《周易》变通思想影响的另一直接结果就是对人事的注重。由“尊神”到“重人”，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正如何新文先生所说“在这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亦即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被认识，是最显著、最引人注目的”。[12](273)在这种变通思想影响下，《左传》梦境记载自然就打破了神秘神圣的一统局面，而具有了人事的特色。例如“宁武子谏祭相”：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9](487)
在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梦见康叔(卫成公的祖先)对他说：“相夺予享。”于是卫成公就让人祭祀相，但是遭到了宁武子的反对，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对于这一事件，明代傅逊有精辟论断，他在《春秋左传属事》中就此事赞叹宁武子道：“武子之忠一也……且文公时卫亦多故矣，武子安能养晦以自逸也。鲁史载诸国事多略，遂不少概见。惜哉噫！其论相祀尤能据正守礼而不媚神于邪矣！”[13](823)“据正守礼”是傅逊对宁武子通晓礼仪的肯定与赞扬，“不媚于神”表明了以宁武子为代表的春秋知识分子开始了从天命到人事的思想转化。《左传》的客观记述，同样也表明了《左传》作者的注重人事的思想倾向。上文提到的“ 赵婴梦天使”同样具有人事因素。“结草报恩”更是纯粹关乎人事的一个梦境记载：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尔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9](764)
宣公十五年记载，秦晋在辅氏交战之时，一老人用结草的方式将秦国大力士杜回绊倒，魏颗因此俘获了杜回。晚上，魏颗做的一个梦揭示了这一离奇事 件――原来魏颗曾经违背父命自作主张嫁了魏武子的小妾而没有将她殉葬。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上天神秘意志的梦境，在这个梦的记载中，人的行为成为了主宰。魏颗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事的胜利。
对于这些梦境，作者没有因为它们无法验证就刻意回避，相反，《左传》是以史家的变通思想客观看待、阐释它的。正是具有了这种变通思想，《左传》记梦才显得如此复杂，如此灵活，也如此客观。
三
要全面分析《左传》的梦境描写，还要注意《左传》受礼的观念的影响。周代史官与周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周代史官汇天下学术于一身,他们不仅参与了周礼的制作,还是周礼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此外,他们还通过特殊的“书法”方式捍卫周礼。《左传》特别注重“礼”的原因也在于此，上自祭祀、战争，下至言语、服饰等等，无不突显礼的特征。据统计，整部《左传》讲到“礼”字共462次，礼成为社会生活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晏子与齐侯谈话时说到：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9](1480)
礼要求作为君主命令要不违背道理；作为臣子要恭敬，不怀异心；作为父亲要慈爱；作为子女要孝顺。只要有了礼的存在，社会就会和谐，家庭就会美满。礼在整个社会、家庭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礼，社会就会混乱、败亡。例如，《左传・僖公十一年》记载，周天子派内史过到晋国赐命，晋惠公受玉时表现得不够恭敬，内史过回去向周天子报告说:“晋侯其无后乎! 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半年以后，晋惠公果然死去。内史过的预言之所以应验，是因为他从这小节中看出了大问题――“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无论《左传》中记载的应验性的梦境还是没有应验的梦境，甚至以梦为借口实现个人私利之事，大多都贯穿着一个“礼”的主题。好多无法解释的梦境，从礼的角度分析，就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如僖公四年，骊姬为了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嗣君，欲陷害太子申生，《左传・僖公四年》记载：
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9](296−297)
骊姬为陷害太子以“君梦齐姜”为幌子，诱使太子祭献母亲，归胙于献公。如此一来，骊姬乘机下毒陷害申生。这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梦，但它与梦密切相关，更与礼密不可分。这里梦成了骊姬杀人的工具，骊姬的行为从内在而言是其私欲使然，从外在看是失去了礼的约束的结果。又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
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9](1035−1036)
这样一个梦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对它的记载正体现了《左传》重礼的特色――晋伐齐，引起了荀偃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心病。成公十八年，晋厉公被荀偃派人所杀，虽时过已久，但“弑君”的不仁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梦中就发生了与厉公争执的情节，并被厉公戈击“首坠于前”，捧着脑袋跪走。从中可以窥知荀偃做出“弑君”这样僭礼的行为是此梦的根源，一年以后他的死自然是对他这种越礼行为的惩罚。僖公二十八年记载的“子玉梦河神”更是由于子玉对“神”和“国家”的双重无礼招致了自己的身亡：
初, 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 未之服也。先战, 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 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 况琼玉乎? 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 将何爱焉?”弗听。[9](467−468)
在晋楚城濮之战前,楚国令尹子玉梦见河神要子玉把自己的琼弁和玉缨送给河神,子玉没有照办，后来子玉果然战死。在这里，神对于子玉违反自己意愿的惩罚已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子玉对国家利益的态度。按照时人的看法,子玉无论如何都应该把琼弁和玉缨献给河神，如荣季所说：“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但子玉舍不得自己的琼弁和玉缨，所以当时人们就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事上的失败不仅仅有神的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子玉自身对于国家的“无礼”造成的。
《左传》梦境记载数量多、情况复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文分析的因素之外，《左传》作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左丘明还是他人？是一个人还是经过不同作者之手？这些显然都会影响到《左传》记梦的特色。囿于材料所限，关于《左传》作者至今仍争论不休，慎重起见，本文没有谈及。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左传》的梦境记载是巫史文化交错时代的必然结果，它的记述方式及特色与史官文化、史官意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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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婴篇10
[关键词]南越；赵佗；蛮夷；半蛮夷；中国
[作者]朱圣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132－009
南越自秦末建国，历五主，传国93年，最后为汉武帝所灭。作为进入帝国时代后第一个由汉人建立的边疆民族***权，南越国史的研究历来为秦汉史及地方史学者所重视。总体来看，以往学界对于南越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越国的内外关系、***治体制、民族***策、汉越文化交融、越人风俗习性等方面，且多采用汉越对比的研究方法。关于南越王及贵族的思想、认同等精神层面内容的研究则鲜有学者关注。本文拟以南越自身为视角，阐述赵佗独特的“天下”划分观点，考察汉越***治交往过程中南越国内的认同特点及其变迁，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南越灭亡的内部原因。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南越由“蛮夷”向“半蛮夷”的身份转变及认同变迁过程。
一、赵佗的人群与地域分类观点
在先秦华夷观念的影响下，秦汉时期的中原士人一般认为“天下”可分为“华夏”与“蛮夷”两部分，其中“华夏”居中，“蛮夷”分居边裔，即所谓华夷五方格局。但南越国创建者赵佗却有另外一种“天下”划分法。在他那里，“天下”的人群及地域被分为“中国”、“半蛮夷”、“蛮夷”三部分。
赵佗在多种场合宣示南越的“蛮夷”身份及自身的“蛮夷”形象。如陆贾初使南越，“尉他结箕倨见陆生”，完全一副“蛮夷”架势；在陆贾告之中原局势，晓以利害关系后，“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日：‘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在这里，赵佗称自己居住在“蛮夷”南越；“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在给文帝的文书中，赵佗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其又言：“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在这些例子中，南越无一例外地被赵佗称为“蛮夷”，其则乐于以“蛮夷大长”自称。对于赵佗以“蛮夷”形象接见陆贾，丁毅华先生认为：“他本是中原人，久居南越，随适其俗，本也并无不可，但他偏偏在中央***权的使节到来时，故意郑重其事地‘弃冠带’，这无非是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尔自为尔，我自为我。他的妆饰和体态，都是一种语言，告诉陆贾一个‘异’字”。其说甚确，赵佗所以一再强调南越及自身的“蛮夷”身份，并宣示“蛮夷”有别于“中国”之异性，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治及地域上***于“中国”寻找借口。事实上，从南越国建立的各种***治制度中，都可以看到中原汉制的影响存在，中原“礼义”并未失去。此时，“蛮夷”形象的渲染显然为一种***治策略。
“蛮夷”之外，赵佗还两次提到与其相对的“中国”一词。在陆贾第一次出使南越时，其与赵佗有如下对话：
(赵佗)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举，万物殷富，***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问，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日：“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
此处陆贾、赵佗所说“中国”均是地理概念，指代西汉初期汉朝统治权力所及之全部版***，核心区域为关东和关中地带。南越被明确排除在此“中国”之外。吕后时，对于汉朝禁止向南越输入铁器等物质，赵佗认为：“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此处，赵佗口中的“中国”显然具有***治涵义，指代中央***权。由上可知，赵佗所谓“中国”有两种涵义，无论是表示地域还是***权，“中国”均有别于“蛮夷”南越。由此，赵佗强调南越“蛮夷”之身份也是在为自己***治及地域上***于“中国”张目。
此外，赵佗对南越周边人群及地域亦有分类。在吕后禁止向南越输入铁器等物质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汉文帝即位之初，派陆贾再使南越并赐书赵佗，责问其自立为帝、进攻长沙国等事由。赵佗上书文帝分别加以阐明：
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日：‘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羊、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日：‘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
文书中，赵佗称西瓯、闽越为“蛮夷”，长沙为“半蛮夷”。按照文书行文：“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东有……；西北有……”，则位于南越西北的长沙国也属于南方范围，也应归人“蛮夷”之列。而长沙国地域卑湿，史有明言。汉文帝时，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此长沙即指吴姓长沙国；汉景帝二年(前155年)，以长沙郡封景帝子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此长沙郡在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之前为吴姓长沙国主体封域，更是其治所临湘所在之郡。显然，在当时人看来，长沙国封域与诸越之国一样，同为“卑湿”之地。在秦汉时期，“卑湿”成为中原人对长江以南地域的一种意象。于赓哲先生将“卑湿”与族群边界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对卑湿夸张的恐惧是族群边界被刻意强调的体现。”此外，长沙国地域自古为蛮、越错居之地，有史为证。楚成王元年(前671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统一六国后到汉初，虽有关中和中原人口移居当地，但其主体民众当仍以蛮、越为主，且“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其被高祖徙封长沙后当有不少越人随行至封地定居。因此，在生态环境及地域族群结构上，长沙与南越等国并无二致，其被称为“蛮夷”不足为怪。但是，紧接着赵佗却又称长沙为“半蛮夷”，似显矛盾。为更好剖析赵佗所谓“半蛮夷”之内涵，我们将相关诸国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依表格所示，长沙与诸越之国颇多相似之处，而仅长沙被称为“半蛮夷”。交互对比之下，长沙国唯一不同于诸国之处在于其初封之长沙郡原为汉朝直辖郡县，在被刘邦封予吴芮后，其仍旧处
于汉朝间接控制之下。而南越、闽越、西瓯所据南海等三郡(秦郡)、闵中郡(故地)、桂林郡西部地域(故地)等与汉朝并无关联，不仅如此，诸越之国与汉朝之间还有关隘相隔。根据以上所分析的赵佗对“蛮夷”不同于“中国”之“异性”的特别强调，对于南越等国来说，其无论族群结构、地域归属均异于“中国”。而长沙国则在地域上与“中国”连成一片，在这一点上其不能被称为“蛮夷”。“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在上引文书中提到吕后此举是在“别异蛮夷”，而这种“别异”以南越边关为界。此处蛮夷之分便牵扯到地域差别，赵佗言语之中将长沙国排除在“蛮夷”之外。这样，在不同场景下，长沙被赵佗分别归人不同类别，在族群结构、生态环境上为“蛮夷”，在地域归属上其又被排除在“蛮夷”之外。与南越等国相比，其只能被称为“半蛮夷”。需要说明的是，“半蛮夷”之称与吴芮是否称王无关，据文意分析，赵佗并非因为吴芮称王而称长沙为“半蛮夷”，恰好相反，他甚至不屑于“半蛮夷”称王之举。综上，我们可将赵佗所谓“半蛮夷”定义为：非汉族群聚居的汉朝统治区域或生活在汉朝统治区域的非汉族群。
按照赵佗的解释，其称帝仅仅为了“自高异”，即表示脱离汉朝。由于先前赵佗已被高祖立为南越王，此时“更号为帝”才能表达上述意***。同时赵佗还指出，其称帝并不是希望与西汉争“天下”。这一点是针对文帝文书中认为“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的回应。在与赵佗同时的文帝朝臣工看来：“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即为帝者拥有“天下”，分“天下”封建诸国。这种认识发展到后来变成“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天下”为高祖之“天下”，与之相应，只有高祖及其子孙才可以承续称帝。南越此前为汉朝外臣，其称帝之举在文帝看来无疑是在挑战汉朝抚有“天下”之法理。对此，赵佗解释其只是“自帝其国”，即称帝只限于南越，并非想妄求“天下”。接下来，他进一步将西瓯、闽越、长沙称王作为自己称帝的借口。邹君孟先生认为这是赵佗所以主动称帝的原因。据语意分析，赵佗显然认为西瓯、闽越、长沙等国之地位不足与南越争衡。其自称“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此与西瓯“其众半赢”、闽越“其众数千人”形成鲜明对比。此外，由上可知，赵佗自称“蛮夷大长”，称南越为“蛮夷”，其在文书中论述“蛮夷”诸国之地理方位以南越为坐标，显然也将南越囊括在“蛮夷”之列。在他看来，“半蛮夷”之地都可以称王，更何况自己与汉朝隔有边关，称王不足以彰显自己特异之处，“故敢妄窃帝号”。赵佗此言，与楚君熊渠之语“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颇有相同之意味，因为“半蛮夷”长沙在地域上正是与“中国”相互关联的。
以上可知，赵佗的人群及地域区分标准是生态环境、族属与地域***治归属。在这一标准下，“天下”人群及地域可分为“中国”、“半蛮夷”、“蛮夷”三个部分。其中“中国”、“蛮夷”两词在秦以前便已出现，而“半蛮夷”的概念则为赵佗所首创。与先秦时期“蛮夷”多体现为族群或文化内涵相比，赵佗所谓“蛮夷”、“半蛮夷”带上了强烈的***治色彩，成为其宣称***于“中国”或称帝之理由。
二、作为工具的两种认同资源
根据以上表格所示，我们可发现西汉初期相比与长沙、闽越、东瓯等国，南越实际上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首先，赵佗并未像吴芮、无诸、摇那样直接参与反秦、佐汉反楚等斗争。自秦末乱起，南海尉任嚣便为赵佗订立了自我封闭，保境为王的策略，其谓：“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其策略为赵佗所接受，史载：“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这种脱离于反秦、反楚联盟之外，利用战乱并地称王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汉朝的猜疑。陆贾在初次出使南越时便提到：“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其次，吴芮等人王号均为汉朝所封，只有赵佗是自立为王，高祖因封之；再次，无诸、摇虽未像吴芮一样得封汉郡，但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日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对他们在闵中故地的统治权，汉朝是予以承认的。南越却不一样，其所据南海、桂林、象郡被刘邦遥封给了长沙国，其统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在高祖五年(前202年)，此时汉越之间尚未建立***治关系，刘邦以异姓诸侯对抗尚未归附之南越，可谓一举多得。这种情况下，长沙国成为南越天然的敌人，南越边界的任何异动，都会让赵佗产生危机感。如高后“别异蛮夷”后，赵佗便认为：“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其随即自立为帝并派兵攻打长沙国边邑。以上三种情况的存在，使得西汉初年赵佗抗拒汉朝而“自我***”的意识非常强烈。而随着楚汉战争结束，“中国”再次“定于一”。正如陆贾所分析的，南越此时很难与汉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赵佗一方面希望维系自己对南越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摄于来自汉朝的压力。在西汉初年复杂多变的***治环境中，汉越关系尚未稳定，为保障自己对南越的***统治，赵佗不得不时而需要拉进与汉朝关系，***治上认同于汉朝；时而又要寻找理由来宣称对南越***地位的认同。由于特殊的个人背景及汉越关系的展开，赵佗拥有两种不同的资源来表达这两种认同，分述如下：
一是***治上认同汉朝或用以拉进与汉朝关系的资源。
(1)高祖因立之王号。汉十一年(前196年)，高祖派陆贾因立赵佗为南越王。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另据赵佗曾自言：“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则赵佗接受高祖所立王号便正式成为汉朝之外臣。其作为外臣的义务是需要臣事汉朝，“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吕后时，赵佗弃王号自立为帝，汉越臣属关系随之瓦解。陆贾再使南越后，“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在给文帝书中，赵佗更是宣称：“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此“故号”即高祖所封南越之王号。废除帝号，恢复固有王号意味着赵佗至少在表面上重新认可自己作为汉朝外臣的身份。
(2)赵佗本为“中国”人，其父母坟墓、兄弟宗族均在“中国”。与其他诸越国家相比，“入主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系中原真定人，而闽越王无诸等则是地道的土著首领”。高祖时，陆贾出使南越。“陆生至，尉他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
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在陆贾挑破赵佗本为“中国人”的身份并阐明对抗汉朝的后果后，“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赵佗由“箕倨”到“蹶然起坐”并认为自己居住在“蛮夷”中，也就间接承认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此时，南越国的存在受到威胁，赵佗承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可以拉近与汉朝之间的关系。另外，处于“中国”的赵佗之父母坟墓、兄弟宗族状况更成为汉越关系的晴雨表。汉越关系的好坏会波及到他们，如陆贾便言及如赵佗以越地抗衡汉朝，其后果将是先人之冢被掘烧、宗族被夷灭。赵佗上书文帝解释所以称帝缘由之一是“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且不论赵佗是否真有耳闻或仅是为称帝找借口，其能够成为称帝之理由本身就说明汉越关系恶化时期这种隋况是可能发生的。当然，反过来，赵佗之父母坟墓、兄弟宗族也可被汉越双方利用来改变现有关系。如吕后时期，南越称帝之后，“高后遣将***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又据文帝赐赵佗文书中“乃者闻王遗将***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朕以王书罢将***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之语可知，在高后派隆虑侯出兵后，赵佗曾寄书隆虑侯，要求寻找兄弟和罢兵。此举具有明显的停战讲和的意味，赵佗专门提出看似与战争毫无关联的“求亲昆弟”的请求，实际上是在向汉朝传达希望改善汉越关系的意愿。汉朝方面，文帝以外藩即位之初，根基未稳，另外其“初镇抚天下”，还需“喻盛德焉”，稳定的汉越关系在此时也为文帝所需要。因此，文帝在即位之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以上分析可知，处在“中国”的赵佗父母坟墓、兄弟宗族成为汉越双方借以改善彼此关系的突破口。
二是认同南越***地位的资源。
(1)赵佗自立之帝号。自高祖因立赵佗为南越王后，王号已经不能凸显南越***于中国之外，“我自为我”的特点。吕后时，汉越关系恶化，南越国的存在再次受到威胁。此时，表示***治上臣属于汉朝的王号“外亡以自高异”。于是赵佗改号为帝，“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方铁先生认为从南越称帝到汉文帝初年这一段时间，“南越国是与汉朝相鼎峙相对***的地方***权”。文帝给赵佗文书中也认为此时“两帝并立”。汉越关系决裂后，称帝可以表明南越之“天下”***于汉朝“天下”之外。
(2)南越为“蛮夷”之地，赵佗自称“蛮夷之长”。西汉初年，南越地区无论是族属结构还是文化特征均异于中原。陆贾便称南越之地“皆蛮夷”。秦朝虽在该地区设置三郡，但客观分析秦时中原汉文化对越文化的影响，其作用不大。正因如此，“蛮夷”成为南越化外***于“中国”的借口。当南越的***地位需要“宣示”时，南越的“蛮夷”身份便被刻意强调。此时，赵佗也不再是“中国人”，而变成“蛮夷之长”，以蛮夷形象接见汉使，前已述及。
上述两种资源能够被赵佗灵活且恰到好处地利用来处理南越内外关系。仅以赵佗在陆贾初次来访时由“蛮夷”向“中国人”形象的转变为例试为说明。赵佗本想通过“蛮夷”形象传达南越在地域及***治上异于“中国”的信息，后因陆贾言语中透露出来的汉朝实力及高祖将相曾有移兵诛杀赵佗之打算，其适时地调整了策略，转而承认自己本为“中国人”。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认为：“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陆贾说以汉德，惧以圣威，蹶然起坐，心觉改悔，奉制称蕃，其于椎髻箕坐也，恶之若性。”其谓赵佗前后之转变是因陆贾“惧以圣威”，此说甚确，但将赵佗前后之好恶态度归于“心觉改悔”则有失偏颇。赵佗前后之举措均是为其不同的现实目的服务的。以上对不同资源的选择无不与此例相同。对于赵佗来说，何时该突出自己的“蛮夷”形象，何时又该承认自己“中国人”身份；何时称帝，何时称王；何时闻之父母坟墓被削、兄弟被诛，何时又该上书“求亲昆弟”，其掌握得非常好，所有这些资源均成为赵佗宣称不同认同的工具。
文帝即位后，南越作为汉朝外臣的身份逐渐稳定下来。而外臣本身便具有对外臣服汉朝、对内相对***的特点。自此之后，为保障自身统治，南越需要尽力维系两种认同之间的平衡。如果***治上与汉朝过于亲近，南越可能会丧失***地位；而过于追求***“天下”，必然会遭到来自汉朝方面的压力。赵佗在给文帝的文书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其中同时出现了“蛮夷大长”、“臣”两种限定称呼，这便是一种中和的做法。此后，赵佗更是制定了两项策略来维护这种平衡。文帝即位初年，赵佗取消帝号，“遂至孝景时，称臣遣使入朝请。然其居国，窃如故号；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对汉朝称王，力尽臣职；在国内称帝，满足自己“自帝其国”的需求；武帝时，为感谢汉朝兴兵帮助讨伐闽越，南越二主赵胡曾有人长安朝见天子之打算，其大臣谏胡日：“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先王”即指赵佗。对天子不失礼，保持汉朝外臣身份；不入长安朝见汉帝，便是担心因此而丧失***地位。这两项策略为赵佗生前所制定并实施着。
三、两种认同的对抗与南越的灭亡
二主赵胡即位后，继续执行着赵佗的策略。在南越国内，其依然称帝，史载南越三主婴齐即位后，“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其中武帝玺为赵佗所有，文帝玺则为赵胡之物。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亦可证明这一点。该墓墓主为赵胡已被学界所公认。墓中出土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一枚、“帝印”蟠龙钮玉印一枚。此外，还出土有八件一套的铜铙，均有铭刻，其铭日：“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这些玺印及带有“文帝”纪年之铜铙的出土雄辩地表明赵胡生前曾称帝。但我们并不能据此笼统认为“赵胡生前是称帝不称王的”，与赵佗一样，赵胡称帝只限于南越国内，其对汉朝依然称臣奉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兴兵攻打南越边邑。“(赵)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显然，赵胡对汉朝还是自称为臣并恪守臣职。此外，从婴齐即位“藏玺”之举措，“胡薨，谥为文王”的记载也可知，赵胡对汉朝绝非称帝。在赵胡上书后，“於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往讨闽越。”为感谢汉朝，赵胡“遣太子婴齐人宿卫”，并有人见天子之打算，但随即为其大臣所谏止，“於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很明显，赵胡践行着其祖赵佗“事天子期无失礼”和“不入见”的策略，努力维系着两种不同认同的平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后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其回到长安后上书武帝一针见血地指出：“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外臣”与“一州主”同是赵胡所需要与扮演的身份。
自三主婴齐开始，两种认同资源的势力对比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婴齐即位前人宿汉朝长达十余年，其即位后，“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婴齐在长安时，取邯郸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氏女为后，兴为嗣。”婴齐死后，“太子兴嗣立，其母为太后。”从婴齐开始，
南越可用以与汉朝产生关系的资源越来越多。与赵佗时期的秦时“中国人”、“父母坟墓”、“兄弟宗族”等资源相比，长时间的汉朝生活、汉女之子、太后“中国人”等更能直接强化南越对汉朝的***治认同。另一方面，用以维系南越相对***地位的认同资源却不断受到侵蚀。婴齐即位后，赵佗武帝玺、赵胡文帝玺被藏起，这意味着婴齐在南越国内不再称帝，用以标识南越“天下”的帝号被舍弃。此外，经过长时间的汉越***治文化交流及南越国内部的民族融合，南越的“蛮夷”风气有所减弱。南越国晚期墓葬及随葬品中反映出来的汉越文化融合现象较早期更为深入与全面。两种认同资源的失衡，使得汉越关系比以往更为亲近。
不过，婴齐在位时期，虽然放弃了帝号，但其依然希望保持对南越的***统治。“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人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人宿卫。”这种做法与其前两任南越王并无二致。因此，此时两种认同之间并未产生直接冲突。婴齐死后，四主赵兴即位，此时越主为汉女之子，太后为“中国人”，汉越关系的亲密程度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武帝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
汉朝希望以南越太后为突破口促使南越内属，因此特意派出太后旧识安国少季为使者。而以路博德屯兵于桂阳明显带有***事震慑的意味。在南越太后的主导下，“(南越)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此举直接导致了南越国内两种不同认同势力之间斗争的公开化。这是因为，“三岁一朝”将打破前三任南越王不入见天子的做法，使得南越在放弃帝号后唯一用来保障***地位的策略也面临失效；“除边关”后南越将与“中国”连成一片，成为汉朝统治区域。另外，南越成为内诸侯后，还需“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本来在外臣身份下，对外臣服汉朝，对内***称王可以很好地平衡两种不同认同。此时，身份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两种认同的冲突。
主张与汉朝建立内臣关系的势力以南越太后为代表，其主要依靠汉朝的支持。主张保持南越相对***现状的以南越丞相吕嘉为代表，在南越国内，此派势力根深蒂固。赵佗以“一州主”立国，有着很强的***欲望，其与汉朝建立外臣关系后，历代南越王均在尽力维系相对***的局面。其国内大臣中拥护南越***的也大有人在，如主张赵佗改号称帝者，践行赵佗策略谏止赵胡入朝天子者等等，这些人形成一股势力。再加上吕嘉本人“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南越大臣中支持吕嘉的当不在少数，于是便有“(吕嘉)乃阴与大臣作乱”。此外，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大部分的南越民众也站在了吕嘉这边。第一，吕嘉在南越国中甚有威望，“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於王”；第二，太后在安国少季人南越后，复与其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第三，越人对身份转变的恐慌。在外臣身份下，南越诸王为维持统治，较能关切越人利益，甚至自称“蛮夷大长”。内属后，关隘消除、汉法推行难免会给越人带来不适感。此时期，四主赵兴没能像以往历任南越王一样去维系两种认同的平衡，更多的时候他是附和太后的意愿，但其对吕嘉一派也并未予以压制，显得有些犹豫。如南越太后欲在宴会上诛杀吕嘉，“王止太后”。对吕嘉随后表现出来的叛乱动向，赵兴并未采取措施制止。史载：“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这或许可理解为吕嘉对赵兴还存有幻想，毕竟前几任南越王均在努力维系南越***的局面。最后，因汉朝***队的入境，其幻想破灭。
吕嘉起兵反叛后，其所言所行均表现出维护南越***地位的意识。其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人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吕嘉特意提及太后非“南越人”的“中国人”的身份，强调“异性”，并蛊惑南越民众太后将给他们带来伤害。在吕嘉看来，太后内属是“不顾赵氏社稷”，其显然认为内属与亡国无异，此论与赵佗人见天子会导致亡国的观点极为相似，他们均将丧失***地位等同于亡国。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吕嘉一方面杀死南越王、王太后、汉使者，使南越在***治上认同于汉朝的资源丧失殆尽；另一方面，“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以越女之子赵建德为南越五主，刻意拉开越主与汉朝的关系。此外，“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吕嘉此等举措均是为了保住南越相对***于汉朝的地位。而汉朝方面，武帝时期的国力远非西汉初年所能相比，武帝在安国少季出使南越之初便派路博德屯兵于桂阳，汉朝希望彻底解决南越内属问题的决心是非常明显的。况且自赵佗开始，汉朝便在通过越主与“中国”的关系促使南越臣服于自己。自婴齐即位后，武帝更是直接希望通过越主与汉朝的密切关系让南越内属、越主人朝。而此时吕嘉以越女之子为南越王，汉越之间重新敌对，这意味着汉朝以往的努力全都白费。这种情况是武帝所无法容忍的。随即，汉朝兵分五路人越，南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