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朝野佥载篇1
关键词： 张鷟 《朝野佥载》 选材特点
唐人张鷟笔记《朝野佥载》保存了大量初唐史料，其选材的丰富弥补了两《唐书》的一些疏漏，多为后代史家所取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耳目所接，可据者多”[1]、“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于见闻也”[2]，即是从选材以资史料的角度阐发的。
一、以朝野纪闻为主、重视生活又尚奇好怪的选材特点
《朝野佥载》选材驳杂，无论朝野纪闻、宫闱秘事抑或日常琐碎均有涉及。此外，全书对奇闻异事，如占卜、解梦、神怪的搜录亦十分用心，具有以朝野纪闻为主而又重视生活、尚奇好怪的特征。
1.选材时间段和内容上的双重不平衡
《朝野佥载》现存的463则材料中，有144则可确定为武后朝事，占了31.1%。其他诸朝相对较少，如太宗朝23则，高宗朝37则，中宗朝34则，睿宗朝14则，玄宗朝41则。另有“资州山石”和“高崔巍诈称屈原”二则为敬宗朝之事，因敬宗所处年代距张鷟较远，故恐为后人误入。此外，其选材亦不限于唐代，包括隋代材料13则，南北朝材料17则。因此，张鷟编写《朝野佥载》时选材偏重于武后朝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在各朝中，选材内容亦各有偏重。武后朝之事最为驳杂，主要为吏治腐败、刑罚严酷与***治夺权；太宗朝主要记载太宗群臣言行、夫妻生活杂闻；高宗朝侧重于逸闻异事，如民谣、占卜等；中宗、睿宗两朝的材料类似武后朝，亦以宫廷***治为主；玄宗朝选材则主要集中于奇闻异事及朝野逸闻。这种选材时间段和内容上的双重不平衡，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
2.专事讽谏的***治选材倾向
与以往笔记小说不同，《朝野佥载》所记史事多为***治中的黑暗片段，少有对朝堂之士的正面描述。张鷟将***治中不光彩的一面示人，寄寓了自己的善恶评价，以达到***治讽谏的目的。
（1）吏治混乱
武后时为巩固女主统治，扩大官员选拔，重用谗佞之人，导致官员素质骤降，贪污受贿十分严重，这种情况延续到中宗、睿宗两朝。张鷟认为这是因盲目扩大官员队伍造成的：
伪周***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2]
对这种“无道之朝“的吏治，张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绘。这里有官员的贪贿成风，如郑愔、崔湜公然以贿选人，造成“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3]的乱象；有怯懦无能的丑态，如定州刺史孙彦高困于突厥时钻入箱子避祸；也有趋炎附势的惺惺作态，如张岌甘当薛怀义马镫、宋之问为张易之捧溺器的媚态。
（2）严刑峻法的暴虐
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多用酷吏，尤以武后朝为甚。《朝野佥载》记录了很多以告密起家的人物，如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王弘因罗织罪名官至侍御史。宋之逊卖友求荣的行径更为人所不齿，他因谗附张易之兄弟而外放，后得王同皎之助，在得知同皎意***诛杀逆臣武三思后又向武告密，被授予五品官。时人多鸣不平，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4]。
此外还有酷吏的重用，除了熟知的“请君入瓮”等典故外，还有周兴、李全交因残暴而分获“牛头阿婆”、“人头罗刹”的外号及索元礼、鱼思咺等人的作法自毙。“京师三豹”的行径尤为令人发指，他们“每讯囚，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方梁压踝，碎瓦搘膝，遣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5]人们感叹其五花八门的刑具设计之时，对当时刑法之严酷、酷吏之横行亦不寒而栗。
（3）权力斗争的残酷
《朝野佥载》侧重武后朝以后事，故有关武后夺权的记载较为详备。
首先是记载其称帝前的各种民谣，如永徽年间《武媚娘歌》预言立则天为后，咸亨后流行“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6]的民谣以预言武后称帝。其次，一些篇什记载了夺权的细节，如则天废庐陵王一则中，人们因封赏不均偶发感慨也会被告密，其时***治纷争之残酷可见一斑。另有不少片段刻画了武后为了帝位稳固而喜好祯祥的性格，如朱前疑因梦到则天“发白更黑，齿落更生”[7]官至都官郎中、唐同泰伪造“圣母临水，永昌帝业”[7]的白石紫文而授五品国毅。
《朝野佥载》所选取的***治题材亦涉及了中、睿、玄三朝，如梁王武三思被谶为“鼎贼”以及韦后好巫蛊之术以窥帝位之事。其中平王诛韦氏一则将***治的血腥展露无遗，面对惨景，张鷟感叹：“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8]于血雨腥风中尚存一丝珍视生命的可贵。
3.生活片段的大量摄入
大量生活片段的摄取是《朝野佥载》选材的另一特点，此类情况可分如下几类：
（1）人物性格癖好
书中很多篇什对唐初人物的言行、癖好有所记载，展示了不同的性格面貌。他们或迂腐，如沈子荣因考题稍变便难以触类旁通、无从下笔；或鲁钝，如武懿宗因二三百户的封地而惊吓武后；或具有某些怪癖，如朱前疑爱丑，见到“蓬头垢面，伛肩皤腹”[9]的酒家婢则“大悦之”[9]。此外健忘和悭吝这两种情况亦值得注意，前者共3则材料，涉及到张利涉、阎玄一和郭务静健忘的轶闻；后者则为6次，记载了夏侯处信、柳庆等人吝啬小气的毛病。
（2）生活化的人物言谈
《朝野佥载》对于生活片段的偏爱亦体现在俗语俚语的选取和嘲谑风习之盛行上。
书中随处可见日常起居的俗语俚语，如尚书陆庆余被贬，其子讥笑“陆庆余，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10]陆阅毕，大骂“必是那狗”[10]。娄师德出使梁州，其乡人因贪赃被斩，娄并未徇私，而是责骂他：“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11]又扔饼道：“喠却，作个饱死鬼去”[11]，口语化的语言将娄师德大公无私的性格描摹得恰到好处。
其次，《朝野佥载》也大量记载了唐初嘲谑风习。全书共收嘲谑之事16则，既有朋友之间的互嘲，如牛弘、马敞互以对方的姓氏戏谑；也有因某种特征而起的绰号，如张元一因腹大腿短被吉顼称为“逆流蛤蟆”；还有因***事失利被嘲笑之事，如李敬玄、王杲等人因与吐蕃之战中畏敌怯战而受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能斗，总由曹新妇”[12]的讥讽。
（3）家庭生活的介入
《朝野佥载》中家庭生活的记载包括夫妻情感生活和对孝悌、节烈现象的歌颂。
书中存在的许多夫妻情感生活的题材大多是妻子因妒生恨而导致的“妻管严”现象，共有10条之多。妻子因丈夫移情别恋而产生的嫉妒使她们往往采取残忍的手段来维护感情，如梁仁裕妻李氏就因吃醋而杀掉丈夫所宠的婢女。名相房玄龄亦未例外，其妻卢氏早年表不他嫁之志自盲一目，后因妒心太盛被写入《妬妇记》。当然，也有一些鱼水相谐如侯敏妻为贤内助、高睿妻与夫为国尽忠等片段，但分量较单薄。
书中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孝义、节烈的歌颂上。对孝悌之士如父亲死后“哀毁过礼”[13]的苏颋和母亲死后“勺饮不入口，哀毁瘠立”[14]的崔浑，张鷟均给予正面的褒奖。而对那些沽名钓誉的“河东孝子”王燧、“东海孝子”郭纯之流，则给予了无情的鞭挞。此外，对节烈女子的旌扬在书中也占据大量的篇幅，如誓不改嫁的郑氏、守节不移的邓廉妻李氏，张鷟都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褒扬。
4.异闻搜罗的尚奇好怪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唐传奇时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15]，然“尚不离于搜奇记逸”[15]，虽是就唐传奇而言，但亦适用于《朝野佥载》选材上尚奇好怪的特点。
（1）社会异闻
《朝野佥载》中的异闻大多涉及鬼神荒怪。据日本学者内山知也统计，此类异闻约有40余则，其中幻术10则、妖妄11则、神鬼9则、妖怪5则、再生3则、冢墓4则、铭记2则以及人妖和精怪各1则，共占全书十分之一。[16]
此类异闻中，有描写奇异幻术的，如祖珍俭妖术、明崇俨取龙肝治病；有记载妖妄之事的，如崔爽因肚中有蛤蟆而食生鱼、崔融因肚中有守宫而致毙命；亦有专门讲述鬼神故事的，如郝公景遇鬼而制“杀鬼丸”等；另有一些记叙了人死复生的故事，如孟知俭死而复生并得官等，其它如妖怪、冢墓、铭记等异闻亦多荒怪。
（2）佛道故事
《朝野佥载》中的佛道故事与宗教密切相关，此类故事出现的频率较高，共16次，其中涉及佛教故事的为11则，道教的为3则，另有2则兼涉佛道。
在这些故事中，有的讲述了佛道徒的奇异法术，如叶道士咒刀之术、则天朝鼎师能饮酒三斗、食酱一斗的“奇行”；有的则讲述了佛道之徒的奇闻异事，如梁禅师以藜杖制止虎猪之争、山阳县智禅师能咒乌龟等。
（3）占卜解梦
《朝野佥载》中存在的大量迷信思想体现在有关占卜、解梦的篇什中。全书共出现有关于占卜的故事12则，解梦的故事8则，对于这些异闻，张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占卜类材料中，既有占卜仕途官运的，如蔡微远预测张怀礼、晋行忠二人仕途；亦有占卜命运的，如张璟藏预测裴珪妾赵氏因被废；还有一些是为人占卜墓地的，属风水阴阳类，如舒绰为杨恭仁选墓、李德林卜墓等四则。
解梦类轶闻类似占卜，也有关于仕途的，如薛季昶梦见猫儿后授官桂州都督；有关于命运的，如崔湜梦到听佛经照镜而被赐自尽；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琐事的，如杜玄梦见牛有两尾而丢牛。
（4）物产风俗
以上三种情况外，《朝野佥载》另有一部分异闻记载了中原地区、边疆各族以及异域风土人物。
对于各地风物的记载，此类共有27则材料叙及，其中有各地的珍禽异兽，如峰州鱼、通川獭、东海蛇丘；以及各种奇珍异卉，如岭南毒草冶葛、白藤花等；也有对异域之人相貌的记载，如“炀帝征留仇国”一则中对留仇人外貌的介绍。
对各地风俗的记载也是全书较有价值的部分，如岭南之民多用毒药、真腊国以槟榔待客、五溪蛮尚悬棺之葬等习惯材料均具有教强的史料参考和研究价值，体现了张鷟对异地风土人情的强烈好奇心、求知欲。
二、《朝野佥载》之选材得失
对于《朝野佥载》这种以朝野纪闻为主而又重视生活、尚奇好怪的选材特点，历代研究者多有提及，《四库总目提要》卷140的评价尤为中肯：
其书皆记唐代故事，而于谐谑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故洪迈《容斋随笔》讥其“记事琐屑擿裂，且多媟语”，然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于见闻也。[17]
可见，就选材而言，其首要价值便在于“耳目所接，可据者多”的史料价值。书中多记载当朝现实人物的轶事而又喜好议论朝***的得失，在很多细节上可补两《唐书》之不足，宋初《太平广记》便收录400余条《朝野佥载》的条目。此种史料参考价值也为司马光所重视，并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多次借鉴引用。据日本学者内山知也考证，其在《通鉴考异》中有二十处援引了《朝野佥载》的记载，在对照取舍后，最终首肯八则。此外，《朝野佥载》中一些少数民族、异域地区的风物风习，如岭南人多用毒药、食蜜蝍、五溪蛮悬棺葬和真腊国风俗等，对现今研究各地风土人情来说也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
其次，《朝野佥载》兼收并蓄、丰富驳杂的选材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在选材方面体现出的对象的平民化、事件的琐屑化及情节叙述方面所初步表现的戏剧化，使其在保留基本的历史叙述笔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史学叙事，体现出由六朝笔记小说向唐人成熟的小说创作过渡的趋势。之后的笔记小说，如《明皇杂录》、《酉阳杂俎》等均沿着这一趋势发展下来，不能不说是由于《朝野佥载》的首开风气所致。[18]同时，书中的大量奇闻逸事，在后代也成为了其他文学类型的故事原型，如李杰判寡妇告子不孝一案就是《初刻拍案惊奇》中《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的原型[19]，而补辑卷中玉英拒辱投海一段则成为了越剧《还珠吟》的最早来源。
当然，《朝野佥载》的选材亦有其失误之处，这正如洪迈所说的“记事琐屑擿裂，且多媟语”[20]及《四库提要》所云“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21]。由于收录的材料范围较广，经常出现过于琐碎乃至重复搜录的硬伤，如占卜、解梦、妻妬的篇目过多，难免令人心生倦意。其次，张鷟不同于刘肃、郑处晦等人长年担任史官，为文又“浮艳少理”，因此所载之事往往因夸张而失实，如所记李敬玄怯战吐蕃和王及善“驱驴宰相”之事均与事实不符，这恐怕亦是司马光最终只在二十则史料中选取八则的主因。[22]
总之，《朝野佥载》因其资料来源的丰富性，在选材中体现了以朝野纪闻为主而又重视生活、尚奇好怪的特点。针对这种选材特点的研究，为我们研究《朝野佥载》的选材成因和写作得失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这也正是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3563.
[2]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7.
[3]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6.
[4]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62.
[5]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34.
[6]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2.
[7]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72.
[8]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7.
[9]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13.
[10]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46.
[11]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11.
[12]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89-90.
[13]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54.
[14]刘餗，张鷟.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174.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46.
[16][日]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43-144.
[17][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3563.
[18]参考于伟娜，郭庆龄.略论《朝野佥载》对史学叙事的脱离及其意义.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7.
[19]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61-662.
[20][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364.
朝野佥载篇2
木子有三个意思，分别为：
1、果名。即猕猴桃。也叫杨桃。
2、泛称木本植物的果实。该意思出自《北史·序传》：“（理徵）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
3、拆“李”字，人们常常说为木子李。该意思出自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五：“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指李唐王朝）受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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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佥载篇3
邢宥故居已毁于1972年海南历史上那场最大的台风。水吼村现存与邢宥有关的完整的文物是村口的一块碑铭，上书“明邢湄邱故址”，落款是“光绪庚子年春月阮华恩立”。除了故址碑铭外，还有残破的基础、石刻和几块条石。可谓一代风流已尽殁于乡野，而留存于世被海南人传颂不衰的则是邢公的亮节和高风。
邢宥，字克宽，号湄邱，晚年号湄邱道人。明永乐十四年生于琼州文昌邑水吼村（今海南文昌文教镇水吼村）。邢宥天资聪明，10岁便作《勉学》诗。系明代***治家、学者，探花张岳崧将其同海瑞、邱浚誉为海南三贤。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时年33岁的邢宥入京应试，殿试中二甲进士。其为官20余载，历任四川临察御史、浙江台州知府、浙江布***司左参***、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他的明断冤屈、废黜贪佞、陟察幽微、为民排忧、秉公***等事迹在民间流传甚广。
正统十六年，邢宥在四川道监察御史任上，明***在土木堡被瓦剌***打败，英宗随即被俘。瓦剌兵一鼓作气直逼北京城下。当时朝野震动，情况十分紧急。众人主张放弃京师南迁。邢宥直言主战，支持兵部尚书于谦坚决捍卫京师于危急。于谦拥立景帝调集重兵大破瓦剌***。由此可见作为人臣的邢宥之非凡胆略。
景泰二年正属边防多事之秋，朝廷决定将通州的储粮40万石运来充实宣府。邢宥作为督运官千方百计于月内就完成了运粮任务。这年冬季，邢宥奉旨巡抚福建调解福建巡按御史许士达与尚书薛希琏之间的矛盾冲突。邢宥妥善解决，二位疆臣敬佩不已。同时福建当时有海寇作乱，福建巡海官符文把犯禁入海的几十人当作盗贼捕获之，并提请朝廷砍头示众。临刑前冤屈哀号之声震天动地。在场官吏目睹之皆无动于衷，惟有邢宥怀疑其中必有冤屈，于是力主缓期行刑，一个月后果然擒获盗贼。几十人的冤屈立即得到伸张。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处事稳健、成熟果断的邢宥。
成化二年江南洪水泛滥，苏州受灾尤重。邢宥立即开仓，并劝富户出粮共80余万石赈济灾民，救活40余万灾民。而同僚却以邢宥未上奏而先开仓上告皇上。邢宥办事果断、勇于负责的态度最终得到朝廷谅解，宪宗皇帝褒奖并加升他任浙江布***使司左参***，仍掌苏州府事。这年秋天同一个月，琼州仕人丘（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丘殿试中传胪为翰林院18名庶吉士之首）晋升为翰林院学士、薛远晋升为户部尚书、邢宥晋升为左都御史，出现了“鼎臣继出，名满神州”的盛况。
朝野佥载篇4
1、鹅的作者是骆宾王，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2、其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时,与卢照邻往还唱酬。仪凤三年(678)，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次年，遇赦得释。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弃官游广陵，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这年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3、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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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佥载篇5
苑马寺是明朝初年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牧业管理机构,共有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四寺,其中辽东苑马寺于永乐四年(1406年)设于辽阳城,其长官是从三品的苑马寺正卿。按照规定,苑马寺听从兵部管理,下辖若干监、苑,实行***马集中蓄养制度,由专职人员放牧***马。可以看出,苑马寺官员原则上只负责管理马***,与地方事务全无关系。然而在嘉靖年间,辽东苑马寺卿却被调整职务,兼任管辖附近金州、复州、盖州三卫***民的兵备官,这实为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兵备官是明代地方按察司下属道员,其职责是统领若干卫所,负责当地战守事务。由于明代辽东的25个卫全是实土卫,本质上是兵民合一的地方行***机构,所以当地的兵备官同时管理***事和民事,是实际意义上的地方官。划给辽东苑马寺卿管辖的金州、复州、盖州3个卫位于辽东半岛南部,包括今天辽宁省的大连、瓦房店、盖州等地,是明代辽东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原本只负责蓄养***马的官员,竟然开始兼任辽东最富庶地区的地方长官,管理当地各种******事务。这样意义重大的、看起来跨度极大的职务调整,其背后隐藏的原因是什么?从表面看来,直接促成这次调整的,是一起损失惨重的边患事件:先是,(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虏拥众犯辽东海、金等处,大掠七百余里,杀掳几二万人。①由于海州卫和金州卫辖境受到严重侵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巡按御史杨栢上疏,要求将包括蓟辽总督杨选在内的众多官员治罪。明代的蓟辽总督需同时管辖蓟镇、辽东两处***事重镇,驻地在密云(今北京密云),由于驻地距离事发地太过遥远,杨选最终并未受到处罚,而包括辽东总兵在内的另一些官员则被革职处理。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杨选在七天后就提出了让辽东苑马寺卿加按察司官衔,管理金、复、盖三卫地方的建议,理由如下:辽东苑马寺卿***事甚简,而(金、)复、盖三卫南濒大海,为丑虏垂涎之地。
宜令苑马寺卿量兼佥事衔,带领兵备事。官不加设,而事可兼济甚便。②这项建议很快获得批准。由于明代辽东的司法监察事务在名义上归山东按察司管辖,所以苑马寺卿所加的也是山东按察司佥事衔。从当时颁发的《敕苑马寺》文书中可以看出,在身兼兵备职之后,其责任有“往来巡历,纠察奸弊,平时修葺城堡,操练兵马,备御海防;有警督率官兵,收敛人畜,相机战守,保固城池,其所属境内卫所,守备、备御、掌印指挥等官悉听统辖”③,可以调动当地卫所***官,一切战守事务均在其管辖之下。表面看来,这次跨系统的官职调整事件只是一个特例,仅是在辽南地区发生边患后,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然而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并非一次全无先例的孤立事件,因为在此前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同样专职负责马***的辽东行太仆寺卿也已经开始奉命兼理兵备事,划给其管辖的是辽东***事重地三岔河西北方的镇武、西平、西宁、西兴、盘山五处驿堡④。三岔河是辽河下游入海前的河段,其北的辽河套地区水草茂盛,是边外游牧部落的栖息地。每当冬季严寒,河流冰封时,边外的游牧部落就会沿辽河涉冰南下,侵扰三岔河周边地区。在辽东行太仆寺少卿成为兵备官之前,该地区已经连续三年冬天遭受侵袭,损失惨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一月,位于三岔河口附近的海州卫西平堡等处遭遇袭击,多名***官战死⑤。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二月,又有“虏自辽东海州东胜堡入,南趋耀州堡,转掠海、盖、熊岳等堡,杀掳男妇六千余人”⑥,焚劫大量庐舍畜产。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二月,再次出现“虏犯辽东,攻陷盖州熊岳驿,杀指挥杨世武等”⑦的严重事件。
事后辽东总兵官云冒被革职,辽东巡抚吉澄也被罚夺俸两个月。于是三个月后,在吉澄的建议下,辽东行太仆寺迁往三岔河西北方的西平堡,寺卿兼领兵备事,对附近“虏所盘踞”①的地区进行重点防御。这次官职调整的背景和方式,与此后辽东苑马寺卿带理兵备事的经过如出一辙。就这样,在相隔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两名辽东马***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先后被纳入兵备道系统,成为管理当地战守事务的******官员。而当时辽东增设兵备官的事件还不止于此。在行太仆寺少卿成为兵备官两个月后,辽东还在宁远前屯一带增设了一名兵备道臣,主管辽西走廊地区的战守事务。这是因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土蛮部“大举寇辽东”②,袭击位于辽西走廊西段的宁远前屯卫辖境。于是当年五月,根据督视辽东***情官、兵部左侍郎葛缙的建议,在辽西走廊地区添设兵备官,管辖从山海关至宁远卫塔山所之间的各处城堡驿所。《敕宁远兵备道》文书中规定其职责为“整饬宁前地方兵备,春夏驻劄宁远,秋冬驻劄前屯,无事则修整边隘,补练兵马,纠察奸弊。有警则率督兵将,收敛人畜,相机战守……其备御、掌印指挥等官,悉听尔统摄”③,与给辽东苑马寺卿的命令内容基本一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刊行的《全辽志》中,还收有《敕分巡道》和《敕分守道》两篇敕文,分别颁给驻在辽西重镇广宁城的辽海东宁分巡道臣,以及驻在辽东行***首府辽阳城的辽海东宁分守道臣。其中命令分巡道臣“带管广宁、锦义、河西等处兵备,春夏驻劄锦州,秋冬驻劄义州。无事则修整边隘,补练兵备,纠察奸弊,有警则督率兵将,收敛人畜,相机战守……其守备、备御、掌印指挥等官,悉听统摄”④,负责辽河以西、广宁城周边地区的战守事务。而分守道臣则是“带管海州、辽阳、沈阳、抚顺、叆阳各城堡边备,平时则操练兵马,清理***伍,修筑墩墙,稽查钱粮,分理词讼,禁革奸弊。
有警则坚壁清野,收敛人畜,督率境内卫所官员往来策应”⑤,负责辽东首府辽阳城周边的边备事务。按照明代制度,辽海东宁分巡道臣是山东按察司下属,负责辽东全境的司法监察事务,而辽海东宁分守道臣则是山东布***司下属,负责辽东财税民***事务。但是在这两份敕书中,他们也被各自划定了职权范围,分别带管广宁城周边和辽阳城周边的******事务,按察分司和布***分司也分别成为“按察兵备分司”⑥和“布***边备分司”⑦。按照《全辽志•职官志》中的记载,这两次的职务调整分别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和四十二年(1563年),与辽东苑马寺卿、行太仆寺卿和宁前兵备道的官职调整几乎同时发生。也就是说在这两年间,辽东地方总共正式设立了5处兵备道和准兵备道,再加上之前设立的开原兵备道,辽东全境都已被分割完毕,各自纳入6处道、寺管辖之下。由此可见,辽东苑马寺卿兼任兵备官一事并非偶然的权益之计,而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至四十二年间(1562-1563年),辽东地方密集设立兵备道的时代背景下,所作出的诸多职官调整中的一例。那么当时的辽东究竟为什么要通过新任与兼任的方式,将这些官员都纳入兵备系统?密集设立兵备道的原因是什么,其背后又有怎样的规律可循?
二明代辽东地方***区设置的早期缺陷与弥补
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颁给辽海东宁分巡道,令其带管兵备事的敕文中,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可视为此后两年间辽东密集设立兵备道的主要原因:近该督视辽东***情官题称:辽东镇巡等官与所属地方相去隔远,顾理不周,势甚孤危,要将原管该道官员改拟责任,画地综理,以防虏患。⑧同年五月,在增设宁前兵备道时,提到的理由也是“东起广宁,西至山海,绵亘五百余里,镇巡官隔远……势甚孤危”⑨。如敕文中所说,辽东地方设立兵备道的举措,目的正是要划地分权,对各区域进行******事务综合管理,才能有效应对频繁的边患。而作为这一系列职务调整的前提,辽东巡抚等官员与辖区之间确实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相去隔远,顾理不周”现象。回顾明代辽东边疆经略史,可以看出早在明初的辽东行***区划设置中,就已经存在着重大缺陷。按照明初制度,辽东地方的行***管理方式为两级制,即由设在辽阳的辽东都司为行***中心,直接管理其属下的25个实土卫。
当时的辽东“东西相距千五百余里,南北相距千七百余里”①,全境面积接近今天的辽宁省,每个卫管辖的面积和事务都至少相当于内地一个县的规模。由于内地行***实行的是省———府(州)———县三级制,府一级行***单元分割了辖境,使省一级行***机构不必直接管理县级行***单元,在交通和通迅都属落后的时代,这种设置达到了行***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的平衡。而对照辽东都司的情形,可以看出一个都司和25个卫之间,显然存在着管理幅度过大、难以实行有效管理的问题。再从地理形势上看,辽河下游三岔河河段将辽东全境分成东、西两片区域,东部有以金、复、海、盖南四卫为主体的辽东丘陵区,以开原、铁岭为主体的辽北山地区,和以辽阳、沈阳为中心的辽沈地区;而三岔河以西也有狭长的辽西走廊地区,以及以广宁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这些小区域形成各自相对***的小环境,其间山川阻隔,在交通和通讯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都会给直接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当辽东都司初建时,明***势力范围只是集中在北至沈阳、南至旅顺的辽河以东地区,所以以辽阳作为行***中心,还可以对辖境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明***势力向北方和西方推进,将北至开原、西至山海关的广大地区都纳入治下,此时再以位置偏东的辽阳为行***中心管辖全境,便为未来的管理埋下了许多隐患(如***1)。针对这种情况,理应在辽东都司和25个实土卫之间增设一层行***机构,以缩小管理幅度。然而在永乐至嘉靖的百余年间,辽东地方并没有出现增设中层行***机构的举措,当地行***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考察当时的形势,可以看出是由于辽西重镇广宁城的迅速崛起,在客观上缓解了辽东地方管理的压力。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辽东地方在国家防御中提升到了“京师左臂”②的重要战略位置,由于辽河以西直至山海关的地区更接近京城,于京师防卫更具重要意义,所以辽西的广宁城迅速发展起来,在辽东防御中占据重要位置,后来增设的辽东总兵官和辽东巡抚,也都驻在广宁城中。从此辽东地方格局发生变化,位于河东的辽阳不再是唯一的行***中心,广宁成了辽东地方的另一重镇,与辽阳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即如《全辽志凡例》中所说:“辽阳按临总会,广宁抚镇驻节。”③另一方面,由于兀良哈三卫部众南下,占领水草丰富的辽河套地区游牧,致使辽河东、西之间的往来被人为隔断,当时的人们只能凭借临近辽河入海口处的三岔河一线咽喉地带来往。而当此处受到袭击时,辽河两岸便音讯断绝,无法及时交流,如明人所言:辽东地形以三岔河一线之地,分为东西。统理之名虽云一镇,而悬绝之势实为两隅。东西道里相去三百余里,仓卒呼吸,不及应援。④因为交通、通讯上的诸多不便,也为了行***管理的便利和边疆防御的安全,在永乐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辽东地方逐渐形成了辽河东、西分治的局面。当时辽河以西有11个卫,辽河以东有14个卫,辽阳、广宁两大重镇分居辽河东西,辽东地方的重要机构和官员也平均分驻两城。
在广宁的是辽东巡抚、总兵官和户部管粮郎中,而在辽阳的则是辽东都司、副总兵和监察御史。两套职能完备的管理机构迅速在两座城市中建立起来,使得辽东实际存在着辽阳和广宁两个行***中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划地分权、缩小管理幅度、提高行***效率的作用。在这一新格局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应的职权调整,例如辽东25卫的粮仓就以辽河为界,分别被划给了辽阳的按察分司和广宁的布***分司管理:辽东地方,以辽河为界,河东定辽左(卫)等十四仓,按察司官主之;河西广宁(卫)等十一仓,布***司官主之,二年一代,行之已久。①这条记载出现的时间是成化十二年(1476年)。可见在此之前,辽东地方就已经根据当地情况,作出了若干职权上的调整。成化十四年(1478年),山东按察司又在辽东增设两名佥事,“听巡抚官节制,整饬东、西两路兵备,凡边墙墩堡一切事宜,皆从镇守等官规画”②,成为日后增设兵备官的预演。而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按察分司和布***分司对调驻地的做法,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我朝)以山东布***司参***、参议一员理粮储,按察司副使、佥事一员理刑狱。往者按察分司在辽阳,布***分司在广宁。遒成化乙巳岁,总镇太监韦公朗以广宁有户部郎中,则布***分司可省,而辽阳不可缺人以理粮储。辽阳有巡按监察御史,则按察分司可省,而广宁不可缺人以理刑狱。互相易置,事体为允。以疏闻,诏可之,遂易置焉。③因当时的广宁已经驻有管粮的户部郎中,与同城的布***分司职责相近,而辽阳也驻有巡按御史,与同城的按察分司职责相近,于是就将布***分司和按察分司对调驻地,使广宁和辽阳各有一名负责粮储和词讼监察的官员。于是在嘉靖中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辽东地方实际已经形成了河东、河西两个行***区域,各自拥有一套职能相对完备的官员系统。两地官员工作重心均侧重于本区域,例如“分巡住劄广宁,理河西之事居多;分守住劄辽阳,理河东之事居多”④,可以尽量应对本区域的财税、监察和******事务,当地的行***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也达到了暂时的平衡。然而,在划分成两部之后,辽河以西依然有11个卫,辽河以东则有14个卫,管理幅度仍嫌过大。这种管理格局在内忧外患较少的时期尚能维持稳定,但到嘉靖年间,辽东的边防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包括苑马寺卿兼任兵备官员在内的一系列调整举措,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三嘉靖年间“画地综理”的过程与成效
对于嘉靖时期辽东的边疆形势,《大明会典》中有这样的记载:辽东孤悬千里,国初废郡县、置卫所,以防虏寇,独于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处降夷。东北则女直、建州、毛怜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授官,通贡互市,寇盗亦少。嘉靖间虏入,大得利去,遂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虚,兵马雕耗,战守之难,十倍他镇矣。①边防形势日渐严峻,内外事务渐多,原有的平衡终于被打破。东、西两路官员在管理辽阳、广宁周边以外的地区时,常有道里险远、顾应不周之虞。比如辽河以东地区,“南自金州,北抵开原,千有余里,分守难以周历”②。因此,在偏远地区设立新的行***单元,在原有的辽河东、西分治基础上继续缩小管理幅度,提高管理效率,已经日渐显示出其必要性。《皇明九边考》一书中,这样描述辽东的地理和边防形势:(辽东)北邻朔漠,而辽海、三万、沈阳、铁岭四卫之统于开原者,足遏其冲;南枕沧溟,而金、复、海、盖、旅顺诸***联属海滨者,足严守望。东西倚鸭绿、长城为固,而广宁、辽阳各屯重兵以镇压之。复以锦、义、宁远前屯五卫西翼广宁,增辽阳山东诸堡,以扼东建。辽之保障,困于地之迂远。今三岔河南北数百里,辽阳旧城在焉。木叶、白云之间,即辽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与虏,进据腹心,东西限隔,道路迂远。③后来辽东设立6处兵备道与准兵备道的区域,正是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邻近沙漠的辽北开原地区、滨临大海的辽南地区、广宁、辽阳两重镇的周边地区、广宁以西的辽西走廊地区,以及控扼辽河东西的三岔河地区(如***2)。这次设立兵备道的过程,基本可以分为预演期、密集期和调整期三个阶段。
预演期从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月开始,首先在耕田最多、农业最发达、“延袤数百里,冈阜原衍相属”④的辽东半岛,“添设整饬辽东金、复、海、盖等处兵备山东按察司佥事一员”⑤。但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时,由于辽北开原地方“二卫孤悬,三面接虏,边情叵测,人民顽野,弊端易积,诈伪横生,宜设兵备,以惩夙蠹”⑥,这名按察司佥事又被调往辽北的开原城,成为开原兵备道臣。这样,他就必须同时管辖辽东最北端和最南端的两个地区。两地事务都属繁多,一人之力显然不足,于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辽东守臣以(金、复、盖)三卫民繁事多,开原兵备佥事不便遥制”⑦,命令时任辽东苑马寺卿的张思兼辖金、复、盖州三卫***民,管理“词讼钱粮,禁革奸弊”⑧,才使开原兵备佥事不至有顾此失彼之虞。但此时的张思仅以苑马寺卿之职兼管三卫事务,并没有加山东按察司的宪职。情况类似的还有分巡、分守两道官员,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一月,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因辽东“边务日棘”⑨,建议以分巡道带管广宁等处兵备,以分守道带管海州等处兵备。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和四十二年(1563年)时,才正式颁发敕书。从这些情形来看,这一阶段中的增设兵备道并没有很明确的预先规划,而是因形势随时设立,更像是一种应急性的临时措施。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开始,辽东地方开始密集设立兵备道。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设立呈现出相对正式、规律且富有针对性的特点,在各个小区域内都设置了兵备道,而且对兼职兵备官员加以山东按察司宪职,颁给敕书,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带理当地******事务。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详述,两年之内,辽东行太仆寺少卿、苑马寺卿和分巡道臣、分守道臣都开始正式带领兵备或边备,并增设了宁前兵备道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七月,《明世宗实录》中出现“辽东兵备、守、巡四道,太仆、苑马二寺”①的固定称谓,并令其负责官员久任辽东,标志着辽东兵备道的制度已经固定下来,其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之后,辽东的各道建设进入了一个稳固和调整的时期,有些道的辖境被调整,使其更加便于管理。以辽东行太仆寺为例,其辖境原本只有三岔河以西的镇武、西平、西宁、西兴、盘山五座驿堡,却没有卫一级机构,这就给调动卫所官员造成了困难,“事权颇轻,职务不称”②,“事势必龃龉不行”③。因此在五年之后的隆庆元年(1567年)六月,太仆寺辖境进行调整,只保留原有的西平、西宁、西兴三堡,而将镇武、盘山二堡划出,交给河西的分巡道管辖。此外,再将位于三岔河以东、河东分守道所辖的海州卫和东昌、东胜二堡划给行太仆寺,这样行太仆寺的下属就有了卫一级机构。在改变辖区的同时,还根据季节的不同,对其驻地作出了相应的安排,令行太仆寺官员“岁以冰合时,驻海州防大虏。余月则移驻西平,以备零寇”④。当开原兵备道初始设立时,只管理开原城中的辽海、三万二卫。但当首任兵备道臣黄云在任时,已经开始管理铁岭、汎河等处事务,可知这两地也已被纳入治下⑤。
这样,辽东二十五卫已经被分割完毕,现参考作于万历二至四年(1574—1576年)的《四镇三关志》⑥,列举当时各道、寺官员职衔、驻地及所监督辖境如下:辽海东宁道边备参议一员,驻辽阳,监督辽阳周边定辽中、左、右、前、后卫、东宁卫、沈阳中卫。共7卫。辽海东宁道兵备佥事一员,春夏驻锦州,秋冬驻义州,监督广宁周边广宁卫、广宁中、左、右卫、义州卫、广宁中、左、右、后屯卫。共9卫。宁前道兵备佥事一员,春夏驻宁远,秋冬驻广宁前屯,监督辽西走廊沿线的宁远卫和广宁前屯卫。共2卫。开原道兵备佥事一员,驻开原,监督辽北的三万卫、辽海卫、铁岭卫。共3卫。行太仆寺少卿兼兵备佥事一员,冰合时驻海州,余月驻西平堡,监督三岔河周边的海州卫等处地方。属下1卫。苑马寺卿兼兵备佥事一员,驻盖州①,监督辽东半岛的金州卫、复州卫、盖州卫。共3卫。此后,辽东各道、寺驻地与辖境又有若干调整。万历八年(1580年),辽东行太仆寺少卿及本寺主簿被裁革②,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成书的《大明会典》中,原属行太仆寺的海州卫和东昌、东胜二堡都已经被划归苑马寺治下,使得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地区都成为苑马寺辖境: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一员,照旧管理马***。
夏秋驻盖州,冬春驻海州,整饬四卫并东昌、东胜、耀州、连邦谷等堡。③在辖境划分完毕后,各道、寺官员不仅要监管本辖区内的战守事务,还要处理各种财税、司法、教育、职官事务。以苑马寺卿为例,在现存的明代辽东档案中可以看到诸如《辽东苑马寺为议处家丁钱粮,以杜攀报、以安地方事的宪牌及各卫上报的呈文》④、《辽东苑马寺为更换守堡官员事的呈文》⑤、《金复海盖兵备道关于将一切契税加一倍或半倍征收事的宪牌》⑥、《辽东苑马寺为复州卫生员余良心因丁父忧,赴考误期,请收学肄业事给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的呈文》⑦等。当辽东饥荒时,苑马寺卿还要“住劄金州,给放各岛商船,不得抽税”⑧,保证救荒运粮船只能够顺利到达辽东。而关于其他各道的相关事务,也可以看到诸如《分守辽海东宁道山东布***使栗在庭对求索人财与辱骂尊长等罪犯的审判书》⑨、《整饬宁前兵备山东按察司佥事杨时誉遵巡按周批处理杀人奸***案书册》10、《分守辽海东宁道为定辽前卫刘承替父职事的呈文》11等档案。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一份档案中,还可看到诸如“分守、苑马、开原三道”、“案行各道寺”、“移文各道寺”、“牌行本寺”、“牌行本道”12一类用语,可见包括苑马寺卿在内的各道、寺官员,已经在明后期处理辽东地方***民事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道、寺也作为行***单元的固定称谓,在辽东***务中广泛使用。从行***层级与管理幅度平衡的角度来看,将辽东地方划分成若干小行***单元,无疑是极有利于当地管理的举措。同时,从职官设置的角度来看,设立这一级道、寺机构,也是完善辽东督抚制度、实现以文臣督理边疆***务的一个重要步骤。明代辽东实行***事化管理的卫所制,在立国之初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屯田颇见成效,边疆防御也较稳固,如《全辽志》中所言:辽东之***以十计之,大抵八分操备,而以其二供屯种、盐铁之务。
在昔盛时,武士奋击称雄长于各镇者,凡以户有余丁,丁有余力。故***储之粟可支半年,武库之器积至朽蠹。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齿日繁,事务渐增,卫所、屯田制度逐渐衰退,各级***官缺乏处理地方***务的能力,“***管型”模式日渐显露弊端,甚至成为阻碍和破坏当地发展的重要因素。“辽东极边,***士艰苦,其都司卫所***职多务奸贪剥削,***士受害,不胜疲弊。甚至不顾名爵,偷盗,无所不为。虽被告发,止是罚赎。又见前此为事充***者,遇赦俱得复职,以此稔恶不悛”②。早在宣德年间,辽东***士已是“在戍者少,亡匿者多,皆因***官贪虐所致”③,到嘉靖时,更是“死徙将半,屯种荒芜不耕,盐铁逋负屡岁,而操***皇皇焉,日谋朝夕之不暇矣。且尺籍虽存,乃按而数之不足十之六七”④。然而在国初即已形成的***管模式下,这些弊端并不容易改变。世袭出身的基层卫所官员多在当地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辽东例以本卫指挥管理本卫***民事,人多亲故,动辄阻挠”⑤,难以进行有效整治。为弥补管理上的漏洞和体制中的缺陷,明廷一直有意在辽东的“***管型”模式中加入“文管”的因素,逐渐使总督、巡抚等文官成为辽东地方最高******长官,而新增设的道、寺这一级官员,也正是督抚制度的重要补充。从这些官员的背景和敕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全都是进士出身,加山东布、按二司官衔,可以管辖属于卫所系统的掌印指挥,以及属于总兵官系统的守备、备御等***职官员,从而在上层的督抚和下层的卫所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形成了辽东地方***事管理与文官监督相结合的管理方式。设立兵备官员之后,确实对监管***官、整顿边防起到了很大作用。以首任开原兵备道臣黄云为例:开原旧无兵备,改设自云始。云持身严,一毫不苟取。时开原边务久弛,守将尤多贪纵,云缉其用事者,绳之以法,不少贷,贪风顿息。云又以虏贼驰突,由边墙倾圯、堡少兵寡也,乃建议抚按,题请筑边墙二百余里,又于开原添设永宁堡,铁岭添设镇西、彭家湾二堡,汎河添设白家冲堡,各募***五百名,为战守计。边防完固,虏不敢犯者垂十年。⑥虽然如此,但兵备道的督理作用毕竟有限,许多基层卫所的弊病仍然无法彻除,如管理混乱、屯田废驰、武备不修、***士大量逃亡等现象,在明代后期依然存在。为此也曾有官员提出方案,希望能将辽东的卫所制改为府县制,从而建立起彻底的“文管”模式。如万历年间辽东边防形势越发严峻,沈德符就建议“亟将辽地改为郡县,使文吏得展其才,专其责,且使武弁亦严,刀笔吏不敢恣横如旧时”⑦,未能获准。从当时情形来看,明末辽东积弊已深,基层也缺乏“文管”的基础和相应的官员配置,如果猝然改卫所为府县,触动世袭卫所***官等各方利益,不但无法收到预想的效果,很可能还会造成地方的不稳定甚至混乱。这对于边防形势严峻的辽东地区而言,并不切合实际。因此,直至明朝灭亡,辽东也未能从“***管型***区”完全转变成“文管型***区”,而是一直处于一种上、中层“文管”与下层“***管”相混合的状态中。
四附论:明中后期马***官员向地方官员的转型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辽东苑马寺卿兼理兵备事,是出于地方管理上的考虑。然而作为专理马***的官员,辽东苑马寺卿是否有能力管理辽南地区的各种******事务?谢忠志《明代兵备道制度》一书中的研究表明,在明代兵备道官员的选任中,存在着一种“就近铨补官员”①的处理模式。这是因为邻近官员对于当地事务更为了解,如果从别处选调官员,“未必谙晓边事。即谙边事,未必地相咫尺,旦夕可至”②。而辽东苑马寺卿之前的工作范围恰好就在辽南地区,其下属的牧场正分布在三岔河以东,从辽阳升平桥直至盖、复两卫之间的狭长地带。如《全辽志》中所言,“三岔河水草肥美,甲于全镇,苟择其便利,创置监苑”③,“自升平而南,迄于盖、复,监、苑、卫相错如绣”④。另一方面,从当时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嘉靖年间,辽东马***已经极度衰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前后担任辽东苑马寺卿的张鏊,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景泰后,边陲弗耸,马***渐隳,遂用裁省之议。今又百余年,监存者一,苑存者二,籍与制大半埋灭。⑤明朝初年,辽东苑马寺下辖六监二十四苑,到嘉靖中期时,只剩下了一监二苑。对辽东马***中的诸多问题,时人曾有这样的记载:会典载,国初辽东马四十万匹,与陕西等处并称蕃庶。营五(伍)驿传之资,胥此焉给。故特设苑马寺,以经其收养之宜;设行太仆寺,以稽其登耗之数。制无不修,***无不举矣。乃者诸务废弛,而官为虚设,监苑之畜不盈数百。何以待用?驿传姑无论也。今营伍有之,乃督责***人,科敛丁口,终年买补,举族怨嗟。夫朝廷马***付之于官,地方应用取之于民,弊可胜道哉!弊可胜道哉!⑥原有监苑被裁革,马匹数量锐减,使得辽东苑马寺卿“***事甚简”⑦,在原有职位上难有作为,却也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带管辽南地方兵备事务。其实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之前,《皇明九边考》一书中就提出,既然马***衰落现象已经“上下相习而穷不能变”,倒不若“少变其法,以原官量兼宪职,苑马驻盖州,兼理东南流聚之民,大(太)仆驻开原,兼领东夷一应机务。凡朝贡互市、攻守蒭粟之***,皆责成之而与其便宜。是谓不易局而胜,不变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机也”⑧。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种规划与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而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马***官员的来源与职能也发生了改变。自从弘治中期以后,常有辽东苑马寺卿或行太仆寺卿与地方布、按分司官员调换职务的记载:弘治十七年(1504年),升辽东苑马寺卿梁泽为浙江布***司右参***⑨,升云南按察司副使王槐为辽东苑马寺卿10。正德元年(1506年),升四川按察司副使王恩为辽东苑马寺卿11,正德四年(1509年),升辽东苑马寺卿王恩为湖广按察使12。嘉靖五年(1526年),升辽东苑马寺卿凌相为四川布***司右布***使13,嘉靖六年(1527年),以陕西布***司右参议田龙为辽东行太仆寺少卿14。考查这种现象出现之始,是因弘治年间,杨一清在陕西督理马***,深感苑马、太仆二寺无权,其官员职位“为迁人谪宦之地,人人得而轻之”①,布、按二司官员甚至耻于与二寺官员同事,不愿与其并列。为改变这种状况,杨一清建议应在布、按二司的参***、副使中选拔推任行太仆寺少卿和苑马寺卿,“使二司之于两寺,视如一体,不至轻侮沮挠,则府、卫以下,官僚素所服属于二司者,自然严惮奉行之不暇矣”②。因此,弘治之后的行太仆、苑马二寺官员就与各地布、按二司官员往来调任,这也使得后来苑马寺卿转为兵备官时,程序更为合理。又因这些官员之前曾在各地布***司和按察司任职,拥有更多处理地方钱粮词讼事务的经验,也为日后在辽东的顺利兼任奠定了基础。
朝野佥载篇6
周瑛：黔东南进士第一人
周瑛（1429—1503），贵州黄平县人。明景泰元年（1450）乡试中举，景泰五年（1454）京城会试，中甲戍科进士，为黔东南中进士的第一人，时年22岁。少时聪慧好学，千里跋涉至四川泸州学习。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举人，五年（公元1454年）进士。由部郎出任临安、衡州知府。内擢太仆寺卿，后升广西右布***使。他是黄平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布***使官员。历官四十余年，为官清廉，甚有声名。对子孙也严格要求，其家庭世代书香门第，子孙多作官。创办“草庭书院”，著有诗集《草亭类稿》若干卷，《兴隆卫志》二卷，均已失传，仅见《方志》载诗十余首。《黔诗略纪》录其诗十二首。
孙应鳌：贵州给皇帝
讲课的第一人
孙应鳌（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清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先祖孙华原籍江苏如皋县。孙应鳌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九岁能作文，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举人第一名。三十二年（1553）成癸丑科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京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历官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佥都御史。隆庆六年（1572）建清平山甫书院，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应鳌于山甫书院。官至工部尚书。孙应鳌为黔省第一个给皇帝讲课的老师。孙应鳌通过讲授《尚书》诸篇章，婉言劝说神宗皇帝不要贪***享乐，应了解百姓的稼穑艰难，要勤***爱民，励精***治，其良苦用心，于此可见。
何腾蛟：忠贞将领
何腾蛟（1592—1649），清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天启元年（1621）举于乡。官至翰林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湖广总督。
崇祯十六年（1643）冬，何腾蛟被破格晋升为右佥都御史，出任湖广巡抚。南明弘光***权建立后，仍留旧职，加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
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进入南京，弘光朝复灭。大顺***余部***为数支，转战两湖地区。时清***两路追击，大敌当前，农民***决定与何腾蛟部“联合恢剿”。五年，何腾蛟率部收复全州、永州、衡州。六年正月，时各镇各怀二心，为防兼并，纷纷撤离，局势恶化。何腾蛟仅以少数兵力入守湘潭。二月，清兵至湘潭，俘何腾蛟，腾蛟不屈，绝食7日，就义于流水桥。
吴文彩：侗戏祖师
吴文彩（1798—1845），清贵州黎平府人。从小入私塾读书，因家境清贫，十三岁跟父干农活。秉性开朗，聪明好学，对侗族叙事歌、礼俗歌、情歌、酒歌有浓厚的兴趣，不仅爱唱、弹、跳、舞，而且爱编歌。他编写的《开天辟地》、《财主贪财》及情歌，有的已成为古今绝唱。中年时，出游过王寨、茅坪、洪江、古州、丙妹、三江等地，开阔了视野，看了汉戏、桂戏和阳戏，便萌发了编侗戏的念头。回家后，闭门三年，于1830年移植编出《李旦凤姣》和《梅良玉》两部侗戏。经过160多年的风风雨雨，侗戏已传遍广大侗乡。从江、黎平、榕江等县的侗族群众，逢年过节，都要演唱侗戏，并举行纪念吴文彩的祭祀活动。
张秀眉：起义首领
张秀眉（1823—1872），原名宝兄，苗族。清咸丰同治年间苗族起义领袖。贵州台拱厅（今台江）仰冈寨人。咸丰年初，苗族地区灾荒，无力缴纳***粮款，被迫联合众人于咸丰五年（1855）歃血盟誓起义。围攻台拱厅城，打死州吏吴复。攻击各地清宫汛堡。攻占丹江厅城。六年，相继占领台拱、黄平、清江、清平等厅州县，与侗族义***合攻古州（今榕江）厅城。经过三年战斗，义***控制贵州东南部苗族聚居的大部地区。同治七年（1868），义***抗击贵州、湖南、四川、广西数省清***围剿。九年（1870），清***攻占台拱、丹江、凯里。退守雷公山。十一年（1872），在乌东与席宝田部激战，兵败被俘，解往长沙被杀害。苗族人民怀念其英雄事迹，有《十八年反***》、《英雄张秀眉》等史诗流传民间。
谭钧培：晚清“治世能臣”
谭钧培（1828—1894），字宾寅，别字序初，贵州镇远县人。清朝咸丰九年（1859）举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道按察御史，江苏常州知府、徐州道尹、安徽凤颖六泗道尹、山东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江苏布***使、兼漕运总督、江苏巡抚兼管苏州织造与巴西换约代表、湖北巡抚、广东巡抚、云南巡抚和云南总督等。处事果断，关心百姓疾苦，赈济受灾难民。又积极整修河道，发展教育事业，在云南建经正书院。并坚决抵抗法国人、越南人越境寻衅，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
罗大春：晚清提督
罗大春（1833—1890），字景山，贵州施秉县人。清同治初年随左宗棠督师驻衢，遂定居西安县城(今柯城区)。道光二十九年（1849）入清***，参与镇压太平***，转战于桂、湘、苏、鄂等地。咸丰十年（1860），升任大同总兵。同治五年（1866），署福建陆路提督，不久补福宁镇总兵，署福建水师提督，注重海防，在宁波等要塞增设炮台多座。十三年，奉命渡海驻防台湾，抗击法国、荷兰等国侵略***，立功受奖。在台湾开发山区，安抚少数民族，有治绩。后请病假内渡。不久父殁回衢治丧。光绪四年（1878），任湖南提督。十年，入闽查办匪乱。十六年，任建宁镇总兵，病故于任上。生平身经百战，屡濒于危，其事备载于手编《思痛录》中。
朝野佥载篇7
明十三陵（裕陵） 明十三陵（裕陵）位于天寿山西峰石门山南麓，是明朝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寝。裕陵始建于英宗去世后的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二十九日，太监黄福、吴昱，抚宁伯朱永，工部尚书白圭，侍郎蒯祥、陆祥奉命督工。参加营建的***民工匠共达8万余人。陵园从营建到完成，仅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天顺八年五月八日，奉英宗皇帝梓宫人葬；六月二十日，陵寝工程全部告竣。《明宪宗实录》记载当时裕陵的规制为：“金井宝山城池一座，照壁一座，明楼、花门楼各一座，俱三间，香殿一座五间，云龙五彩贴金朱红油石碑一，祭台一，烧纸炉二，神厨正房五，左右厢房六，宰牲亭一，墙门一，奉祀房三，门房三，神路五百三十八丈七尺，神宫监前堂五间、穿堂三间、后堂五间、左右厢房四座二十间、周围歇房并厨房八十六、门楼一、门房一、大小墙门二十、小房八、井一，神马房马房二十、砖石桥。周围包砌河岸沟渠三百八十八丈二尺、栽培松树二千六百八十四株”。裕陵的建筑曾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缮，情况同献陵。民国年间，祾恩殿在战乱中被拆毁，祾恩门则于民国六年（1917年）被焚。现该陵殿门均成遗址，其余建筑保存尚好。
【相关评价】 ===评价一即位之初在三杨的辅佐下颇有一番作为，延续了仁宣之治，只可惜三杨年事已高，待其淡出***坛后，宦官王振开始专权，恰逢瓦剌部也先大举入侵，在王振的怂恿下草率亲征，于土木堡被俘，被俘后尚能保持气节拒不写招降书，随后由于后方于谦的英勇抵抗被也先认为没有利用价值，被放回，享有太上皇之名，却无权。景泰帝崩后复位，大肆打压拥立景泰帝的于谦等人，但是尚能任用贤臣，并废除了洪武以来的嫔妃殉葬制度，被后世喻为德***。===评价二英宗的一生并不算光彩，他宠信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要说他是好皇帝，真是连鬼都不信。但他是一个好人。他几乎相信了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王振到徐有贞、再到石亨、李贤，无论这些人是忠是奸，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能够和善待人，镇定自若，抢劫的蒙古兵、看守、伯颜帖木尔、阮浪，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朋友。可是事实证明，好人是做不了好皇帝的。天顺八年正月（1464），朱祁镇在病榻之上，召见了他的儿子、同样饱经风波的朱见深，将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他。然后，这位即将离世的皇帝思虑良久，对朱见深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正是这个遗愿，给他的人生添加了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明英宗说：“自高皇帝以来，但逢帝崩，总要后宫多人殉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死后不要殉葬，你要记住，今后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照办的。”跪在床前的朱见深郑重地许下了他的允诺。自朱元璋起，明朝皇帝制定了一项极为残酷的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都要找人殉葬，朱重八和朱老四自不必说，连老实巴交的朱高炽、宽厚仁道的朱瞻基也没有例外，现在这一毫无人性的制度终于被历史上有名的差劲皇帝废除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帝国，留名青史；朱棣横扫残元，纵横大漠，威名留存至今，他们都是我们今天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人们牢记。但在他们的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无数战场上的白骨，家中哀嚎的寡妇和幼子，还有深宫中不为人知的哭泣，一帝功成，何止万骨枯！朱祁镇最终做成了他的先辈们没有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没有他的先辈们有名，也没有他们那么伟大的成就，但朱祁镇有一种他的先辈们所不具备（或不愿意具备）的能力--理解别人的痛苦。自古以来，皇帝们一直很少去理解那些所谓草民的生存环境，只要这些人不起来造反，别的问题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说什么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明史 卷十 本纪第十】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讳祁镇，宣宗长子也。母贵妃孙氏。生四月，立为皇太子，遂册贵妃为皇后。宣德十年春正月，宣宗崩，壬午，即皇帝位。遵遗诏大事白皇太后行。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始罢午朝。丁亥，尚书蹇义卒。辛丑，户部尚书黄福参赞南京守备机务。二月戊申，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为皇太后。辛亥，封弟祁钰为郕王。甲寅，罢诸司冗费。三月戊寅，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辛巳，罢山陵夫役万七千人。丙申，谕三法司，死罪临决。三覆奏然后加刑。夏四月壬戌，以元学上吴澄从祀孔子庙庭。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戊辰，遣给事中、御史捕畿南、山东、河南、淮安蝗。五月壬午，户部言浙江、苏、松荒田税粮减除二百七十七万余石，请加覆核。帝以核实必增额为民患。不许。六月丁未，令天下瘗暴骸。辛酉，葬章皇帝于景陵。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税之半。八月丙午，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九月壬辰，诏督漕总兵及诸巡抚官，岁以八月至京会廷臣议事。是月，王振掌司礼监。冬十月壬寅，遣使谕阿台朵儿只伯。辛亥，诏天下卫所皆立学。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儿只怕犯凉州镇番，总兵官陈懋败之于黑山。是年，琉球中山、暹罗、日本、占城、安南、满剌加、哈密、瓦剌入贡。正统元年春正月丙戌，罢铜仁金场。庚寅，发禁***三万人屯田畿辅。三月己巳，赐周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亥，御经筵。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庙。五月丁卯，阿台朵儿只伯寇肃州。壬辰，设提督学校官。秋八月甲戌，右都督蒋贵充总兵官，都督同知赵安副之，帅师讨阿台朵儿只伯。九月癸卯，遣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朱与言督两淮、长芦、浙江盐课。钦差巡盐自此始。庚申，封黎利子麟为安南国王。冬十一月乙卯，诏京官三品以上举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从言官举堪任知县者，各一人。免湖广被灾税粮。十二月丁丑，以边议稽缓，下兵部尚书王骥、侍郎邝野于狱，寻释之。乙酉，湖广、贵州总兵官萧授讨广西蒙顾十六洞贼，平之。是年，琉球中山、爪哇、安南、乌斯藏、占城、瓦剌入贡。遣宣德时来贡古里、苏门答剌十一国使臣还国。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主祔太庙。己亥，大同总兵******、都指挥杨洪会宁夏、甘肃兵出塞讨阿台朵儿只伯。三月甲午，录囚。戊午，御史金敬抚辑大名及河南、陕西逃民。夏四月，免河南被灾田粮。五月庚寅，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边务。壬寅，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边务。丁未，免陕西平凉六府旱灾夏税。六月乙亥，以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子庙庭。庚辰，副都御史贾谅、侍郎郑辰振河南、江北饥。冬十月甲子，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都督蒋贵、都督同知赵安为左、右副总兵，兵部侍郎柴车，佥都御史曹翼、罗亨信参赞***务，讨阿台朵儿只伯。兵部尚书王骥、太监王贵监督之。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饥，免税粮。是年，琉球中山、撒马儿罕、暹罗、土鲁番、瓦剌、哈密入贡。三年春三月己亥，京师地震。辛丑，振陕西饥。夏四月乙卯，王骥、任礼、蒋贵、赵安袭击阿台朵儿只伯，大破之，追至黑泉还。癸未，立大同马市。六月癸酉，以旱谳中外疑狱。乙亥，都督方***、佥事张荣同征南将***黔国公沐晟、右都督沐昂，讨麓川叛蛮思任发。秋七月癸未，下礼部尚书胡濙于狱。辛卯，下户部尚书刘中敷于狱。寻俱释之。八月乙亥，以陕西饥，令杂犯死囚以下输银赎罪，送边吏易米。九月癸巳，蠲两畿、湖广逋赋。冬十月癸丑，再振陕西饥。十二月丙辰，下刑部尚书魏源、右都御史陈智等于狱。是年，榜葛剌贡麒麟，中外表贺。琉求中山、进罗、占城、瓦剌入贡四年春正月壬午，方***破麓川蛮于大寨，追至空泥，败没。二月丁巳，总兵官萧授平贵州计砂叛苗。闰月辛丑，释魏源、陈智等，复其官，并宥弃交阯王通、马骐罪。三月己酉诏赦天下。壬子，赐施盘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废辽王贵烚为庶人。丁卯，黔国公沐晟卒于***。癸酉，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俸廪。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充总兵官，讨思任发。丁卯，录中外囚。六月乙未，京师地震。丁酉，以京畿水灾祭告天地，谕群臣修省。戊戌，下诏宽恤，求直言。秋七月庚戌，免两畿、山东、江西、河南被灾税粮。壬申，汰冗官。八月戍戌，增设沿海备倭官。己亥，京师地震。冬十二月丁丑，都督同知李安充总兵官，佥都御史王翱参赞***务，讨松潘祈命族叛番。是年，琉球、占城、安南、瓦剌、榜葛剌、满剌加、哈密入贡。五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亥，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入阁预机务。甲申，佥都御史张纯、大理少卿李畛振抚畿内流民。三月戊申，建北京宫殿。夏四月壬申，免山西逋赋。丙戌，祈命簇番降。五月，征麓川，参将张荣败绩于芒市。六月丁丑，免两畿被来田粮。戊寅，录囚。秋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分行天下，修备荒之***。壬寅，杨荣卒。八月乙未，令各边修举荒***。九月壬寅，蠲云南逋赋。冬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饥。壬子，免苏、松、常、镇、嘉、湖水灾税粮。丁巳，广西僧杨行祥伪称建文帝，械送京师，锢锦衣卫狱死。乙丑，沐昂讨平师宗叛蛮。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东、河南被灾税粮。是年，占城、琉球中山、哈密、乌斯藏入贡。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当食，不见，礼官请表贺，不许。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乙卯，以庄浪地屡震，躬礼郊庙，遣使祭西方岳镇。大举征麓川，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都督同知李安、佥事刘聚副之，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务。三月庚子，下兵部侍郎于谦于狱。夏四月甲午，以灾异遣使省天下疑狱。五月甲寅，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录在京刑狱，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录南京刑狱。释于谦为大理少卿。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广饥。冬十月丁丑，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荷校于长安门，旬余释还职。庚寅，免畿内被灾税粮。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癸卯，王骥拔麓川上江寨。癸丑，免河南、山东及凤阳等府被灾税粮。闰月甲戌，复下刘中敷、吴玺、陈瑺于狱。逾年，释中敷为民，玺、瑺戍边。十二月，王骥克麓川，思任发走孟养。丁未，班师。右副总兵李安攻余贼于高黎贡山，败绩。是年，占城、瓦剌、哈密入贡。七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庚申，如天寿山。三月甲子，还宫。乙亥，免陕西屯粮十之五。戊寅，赐刘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甲午，振陕西饥。是月，免山西、河南、山东被灾税粮。五月壬申，论平麓川功，进封蒋贵为侯，王骥靖远伯。戊寅，立皇后钱氏。丁亥，倭陷大嵩所。六月壬子，户部侍郎焦宏备倭浙江。秋七月丙寅，振陕西饥民，赎民所鬻子女。八月壬寅，复命王骥总督云南***务。九月甲戌，陕西进嘉禾，祀臣请表贺，不许。冬十月壬辰，兀良哈犯广宁。乙巳，太皇太后崩。十二月，葬诚孝昭皇后于献陵。是年，占城、瓦剌、哈密、琉球中山、安南、爪哇、土鲁番、乌斯藏入贡。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丑，汰南京冗官。戊戌，淮王瞻墺来朝。丙午，荆王瞻堈来朝。夏五月己巳，复命平蛮将***蒋贵、王骥帅师征麓川思任发子思机发。戊寅，雷震奉天殿鸱吻，敕修省。壬午，大赦。六月丁亥，侍讲刘球陈十事，下锦衣卫狱，太监王振使指挥马顺杀之。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狱。秋七月戊午，祭酒李时勉荷校于国子监门三日。九月甲子，思机发请降。冬十一月，宣宗废后胡氏卒。十二月癸未，免山东复业民税粮二年。丙戌，驸马都尉焦敬荷校于长安右门。是年，占城、安南、瓦剌、哈密、爪哇入贡。九年春正月甲寅，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宁夏边。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辛未，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同太监僧保、曹吉祥、刘永诚、但住分道讨兀良哈。二月丙午，王骥击走思机发，俘其孥以献。召骥还。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甲子，朱勇等师还。杨士奇卒。乙丑，叙征兀良哈功，封陈怀平乡伯，马亮招远伯，成国公朱勇等进秩有差。夏四月丙戌，翰林学士陈循直文渊阁，预机务。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饥。五月己未，命法司录在京刑狱，刑部侍郎马昂录南京刑狱。六月壬午，振湖广、贵州蛮饥。秋七月己酉，下驸马都尉石璟于狱。处州贼叶宗留资福安银矿，杀福建参议竺渊。癸丑，免河南被灾税粮。闰月戊寅，复开福建、浙江银场。甲申，瘗暴骸。壬寅，雷震奉先殿鸱吻。八月庚戌，免陕西被灾税粮，赎民所鬻子女。甲戌，敕边将备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远伯王骥、右都御史陈鉴经理西北边备。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兀良哈贡马谢罪。是年，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大水，江河皆溢。暹罗、琉球中山、瓦剌、安南、乌斯藏、满剌加入贡。十年春正月丙戊，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子，诏举智勇之士。二月丁巳，京师地震。己未，免陕西逋赋。丙寅，兀良哈贡马，请贷犯边者罪，不许。壬申，如天寿山。三月丙子，还宫。庚辰，思机发入贡谢罪。庚寅，赐商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庚申，诏所在有司饲逃民复业及流移就食者。六月乙丑，振陕西饥。免田租三之二。秋七月乙未，减粜河南、怀庆仓粟、济山、陕饥。八月癸丑，免湖广旱灾秋粮。丙辰，免苏、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灾秋粮。冬十月戊辰，侍读学士苗衷为兵部侍郎，侍讲学士高谷为工部侍郎，并入阁预机务。十二月丙辰，缅甸获思任发，斩其首送京师。壬戌，输河南粟振陕西饥。广西总兵官安远侯柳溥讨平庆远叛蛮。是年，琉球中山、哈密、亦力把里、安南、占城、满剌加、锡兰山、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朝野佥载篇8
自明朝代元之后，便立即着手加强对女真居住区的统治和经营。明太祖于1375年 (洪武八年)设辽东都司，管辖先后设置的定辽中、左、右、前、后及广宁、东宁等25 卫，并自在、安乐二州。其管辖范围在永乐七年奴尔干都司建立前一直是东到鸭绿江，南到旅顺口，西到山海关，北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辽东都司名义上隶属山东布***使司，实际上是一***的地方******机构。按明制，地方概以布***使司(习惯上仍沿称行 省)、下辖府、州、县，而辽东因是“三面濒夷”的重镇，为“神京左臂、最要害”①， 所以明廷不以内地之置治之，而以***事机构的辽东都司统辖，其本意就是加强对女真人地区的统治和经营。
明成祖于1403年(永乐元年)，派人“招谕奴尔干诸部野人酋长来朝，因悉境附” ②。对于归附的女真各部，明廷因其部族，设置卫所。1403年(永乐元年)“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來朝，设建州卫***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设建州经历司、置经历一员”③，这是明廷在女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卫分——建州卫。从任命的官吏、赐予的信物，到经历司衙门的设置，完全与辽东都司的其他卫分一样。这就是明廷与建州女真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1412年(永乐十年)又分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即清太祖努儿哈赤的六世祖。后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左卫的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与董山 (猛哥帖木儿之子)叔侄之间争夺卫印。于是1442年(正统十年)明廷又分置建州右卫，命董山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至此建州三卫先后置定。海西、女真部族众多，分布地区很广，明廷亦因其各部设置卫分。野人部居住的黑龙江流域，明廷于1409年设置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东濒海(即日本海)，西接兀良哈，南临朝鲜，北至努儿干、北海”④的广大地区。讫止万历年间，明廷根据统治的需要以及各部女真首领的请求，陆续在女真地区一共设立了建州、兀者、毛怜等380多个卫。这些都司和卫所的设置，就是明中央***府设在东北地区的带有***事性质的地方行***机构，它们“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⑤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女真各部和明王朝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明廷对女真各部的统治。
明廷在设置卫所的同时，还任命了各部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所镇抚等职。并赐予敕书、印信、冠带、袭衣等信物，使其“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⑥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这样，由明中央***府正式任命官职的部族酋长就成为明中央王朝在女真各部实行统治的人，并从法律形式上肯定了明廷与女真诸部在***治上的隶属关系。女真各部的卫指挥等职务可以世袭，但必须得到明廷的认可和加封。以建州为例，1426年(宣德元年)明廷“升建州卫指挥使李满柱为指挥佥事，俱袭父职”⑦；1453年(景泰四年)李满柱老疾，欲使其子袭职，奏请明廷，于是才有“掌建州卫事都督同知李满柱子古纳哈代职”的任命。这就体现了建州女真与明廷的臣属关系。
作为明中央***府属下的女真各卫长官，他们对明廷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善守部属，以守御边境”⑧；“按时朝贡”⑨；“有所征调，闻命即从”⑩；“安分守法”（11）“擒捕叛亡”（12）等等。明廷以能否履行职责决定其黜陟，能专其职责者即量其功绩予以升迁和嘉奖。毛怜卫指挥使猛哥不花因从明成祖北征，仁宗皇帝“嘉其从征迤北之劳”，授予其右***都督府佥事的职务。1426年(宣德元年)又因其“咸尽勤诚”，被授予中***都督同知仍掌毛怜卫，其留居京师的家属，明廷亦破例“其如京官例给之(俸)”。清太祖努尔哈赤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13），并“斩克五十(人名)有功”（14）及“送进人口(指送还掳逃的汉人)、且归心听约束”，加升都督职衔。而对于那些玩忽职守，甚至抗拒朝廷的，明廷或予以罢免，或依法惩治。天顺年间，女真人木答忽3人被充***湖、广等地，成化年间，毛怜卫女真指挥同知苦女等3人被处以极刑，都是因为屡次骚扰边境，触犯了朝廷的刑律而受到了惩治的。正统年间，兀者卫女真酋目捧速为盗，依律当死，该卫派人到朝廷请罪，朝廷虽“特屈法伸恩”，免于一死。但明令若再犯，定严惩不贷。它表明责罚臧否的大权是掌握在明朝***府手中的。
至于有关***国大事，女真各卫指挥或亲自或派人随时奏报朝廷。《明实录》中有关女真各部官员来京“奏事”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部族的迁徙流动，接纳新成员，祭祀礼仪的举行等等，女真酋目也往往——奏报朝廷。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建州卫指挥李显忠奏：颜春地面月儿速哥愿率家属归附，居建州”⑩。明成祖根据明廷统治的需要，批准了这一奏请。明廷还经常派人去女真人地区宣谕***令，有时一次去女真区的宣谕队伍就是几百人；如1412年(永乐十年)明廷派出辽海卫指挥王谨等率166人的队伍到努尔干都司一带去宣谕安抚女真人；1433年(宣德八年)，明廷派裴俊率160人，赍敕书到建州女真去宣谕。另外明廷还不断派出大批***队去 换防。如1427年(宣德二年)，一次就“差往奴儿干官兵三千人”（16）。因此，努儿哈赤说：“天朝(指明廷)之人，寻常往来，不是异事”（17）。对于明廷派来女真地区宣谕***令的官员，女真各卫首领都亲自率人护送。1433年(明宣德八年)明辽东都指挥裴俊到女真时，建州左卫都指挥猛哥帖木儿率其弟凡察、其子权豆亲自护送，结果因“七姓野人”的偷袭，猛哥帖木儿及其子权豆被杀，凡察被伤。1463年(明天顺七年)“弗提卫指挥使卜当哈，自其地护送朝廷所遣使武忠等还。”到京师之后，由于旅途辛劳，卜当哈卒，明帝因此“特命赐祭，有司具棺，殓葬之”。女真人部落酋首亦以朝廷属官自居。他们与朝鲜人打交道时，就穿上明廷赐予的官服，声言自己是天朝的封官；与朝鲜人来往的文书亦以明廷赐予的卫印钤之，朝鲜人申忠一亲眼看到建州左卫女真人给朝鲜人的“回帖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18）；其来往文书亦均用明王朝的年号。凡此种种，都说明女真人是明王朝统辖下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不仅有***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由于历史的渊源，女真人始终以一种强烈的内向性维护着中华民族的统一。
另一方面，明廷也得负责办理女真各部的外交事务，以及赈济灾荒，排解纠纷等等。明廷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象征，负责女真各卫的对外事务。朝鲜与女真近邻，时常发生纠葛。1460年(天顺四年)，朝鲜杀死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即《李朝实录》之浪孛儿哈)明廷即严辞斥责朝鲜国王“王之依法置罪，止可行于王国。今以王国之法，罪邻境之人，得乎”?“浪孛儿哈为都督佥事，是朝廷所授之职，虽称谋构边患，然亦未见形迹，而遽然杀之，是王自启恤端”（19），维护了女真人的民族尊严。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努尔哈赤上奏明廷说“邻朝鲜境斡儿哈部众，皆吾所属，有入朝鲜者，乞传谕查与”，万历皇帝遣使者去朝鲜国，“查千余户与之”（20）维护了女真人的民族统一。总之，明王朝在对外事务中基本上是维护女真人的民族利益的。
赈济救灾是明廷利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力量，扶助境内各民族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时，中原汉族地区的封建经济文化已高度发达，而女真人还处在落后状态。女真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逢灾遇荒，能及时得到汉区的物质援助，对于女真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女真民族的繁荣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间的互相救助，但统治阶级从维护其大一统的统治出发，实行赈济救灾对巩固它们的统治也是有利的。永乐十年(1412年)六月“辽东建州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赈贷之。”明成祖对户部官员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21）；1444年(正统九年)，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柱奏其卫从它地迁回的220余口人“甚是饥窘，乞加赈恤”。明英宗当即令户部大臣“速令辽东都司量拨粮米接济”；1412年(永乐十年)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奏，建州卫都指挥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卫居住，岁乏食，上命发仓粟赈之”；1440年(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等迁来苏子河流域“家口粮食艰难”，明廷除令总兵官安插其与李满柱居住外，又令辽东镇守总兵官“给粮接济”；甚至到了努儿哈赤另立旗号的1613年(明万历45年，后金2年)，因“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群胡逐日出来”，明廷仍及时给予赈济，据朝鲜人估计当时明廷“借给之物，想必浩大”（22）。
对于各民族、部族之间的纠纷，明廷当然不可能予以真正解决。但有时排解纠纷，能够调整民族关系，有利于安定统治秩序。所以稍有见地的明边疆大吏历来都认为“夷汉汹汹，大非国家之福”，因而采取一些措施排解民族之间的纠纷。1435年(宣德十年)忽刺温境内的女真人那列秃等率众至建州、毛怜卫的那颜寨劫掠人畜财物，明廷得知此事后，命人敕谕那列秃：“尔与毛怜、建州，俱属朝廷统治，宜各安分守法……敕至，尔等即将掳去人马财产，如数发还”；同年，“遣使敕谕阿速江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等，责还原掳建州左卫人马财产”；正统年间，建州女真凡察和董山之间为争夺卫印引起纠纷，明廷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为避免分属头目人口时发生矛盾，特“敕辽东镇守总兵官，遣人公同审问，各从其愿，分别管属”。1579年(万历七年)，宽奠参将徐国辅弟徐国臣等人压价收购女真人的人参，致起纠纷，徐国臣等仗势殴打女真人。事情发生后，明廷责成地方官吏“按国辅如法”（23）予以惩治，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上述史料说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总是有利于民族聚合的。
同时，随着明廷官员人等的濒繁来往，以及奴尔干都司驻***来往转输物资，明廷设置了大量的驿站，使边远的女真地区到辽东的交通得以沟通。1412年(永乐十年)明廷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奴尔干都司并所属各卫“凡有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卫头目”，并总设提领一人。经过一番整治，保证了努尔干都司和明中央***府能及时互通声息。当时自辽东开原有六条主要驿传路线直达东北各边远地区。明廷的***令能及时传送到女真各卫，密切了中央***府和女真各卫之间的联系。
上述史实说明，整个有明一代女真人与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了***治上的隶属关系，女真各卫是中央王朝下辖的地方统治机构，彼此有着密切的臣属关系。
明代女真人与中央王朝除了***治上的隶属关系外，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是另一重要方面。
由于女真居住区地处偏僻，与辽东汉区生产发展水平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因此经济上的互相交往显得十分重要，女真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汉区供给，而女真地区的土特产又源源不断地运往汉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是有利于繁荣民族经济的。
迫于沟通民族经济的需要，明廷在辽东边关地带纷纷设立关市(马市)，这是当时女真与汉区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当然，明统治者设立关市的本意，只是攫取所需要的女真地区的土特产，盘剥女真广大人民。但是关市的设置确实起到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时女真与汉区交往主要是通过***的马市和民间交易的私市。***的马市在有明一代屡有变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民族关系紧张时，明廷往往就以关闭马市相威胁；而民族关系缓解时，关市贸易又得以恢复。明初永乐年间在辽东最先开设马市三处，即开原两处，广宁一处，主要是由明廷收购女真、蒙古的马匹。后来适应建州女真的要求，又先后于抚顺、清河、靉阳、宽奠设立关市，由明廷派边关官吏进行管理，任凭民间互相贸易。万历四十三年又于“辽阳长安堡新开木市”（24）主要从事木材交易。除官府允许的关市而外，沿边居住和耕种的满汉人民私相交易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当时女真人通过关市从辽东汉区输入的主要是铁器，包括铧子、锄、铲、斧、镰等生产资料，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帛、粟、米、盐、锅、针、剪等。明初，女真人“以放飞打围为事，不喜羁系一处”（25），后来又处于不断迁徙和***中。所以，当时女真人对于耕牛、铁器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而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日益成为定居下来的女真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时，耕牛和铁器农具就成为女真社会十分奇缺、又十分必需的生产资料。正统年间，女真人“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驽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还，（26）。明廷在给建州左卫的敕令中亦云：“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27）。因女真人入贡道途中， “***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因此，明廷曾于正统、成化两朝厉行铁禁。但始终是“所禁铁器、非农器”（28）。即一般农耕器具并不在所禁之列。由于自汉区大量贸进铁器，所以到了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时，曾到过建州女真人地区的朝鲜人说：“往时野人屈木为镫，削麂角为镞，今闻镫镞皆用铁。”（29）显然，这些镫镞都是用从汉区贸进的铁器改铸而成的。以建州地区的女真人松古老家为例，与其同居的人中，就有不少人是从事铸铁的“冶匠”、“弓人”。
此外，耕牛在女真地区也是十分缺乏的，并且往往因为“牛只鲜少”，“不能垦新田、而为熟田”，影响了更大规模地开拓荒野，发展农业生产。天顺年间，建州等卫女真酋目入贡时“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30），得到了明英宗的特许。努尔哈赤兴起后的建州女真耕牛仍是十分宝贵的，朝鲜人说“胡人以牛只换马，他物则虽银铁、青布皆不以为贵”（31）。
据辽宁档案馆藏明代辽东残档中保存的明万历十一二年开原马市两个季度的抽分、抚赏、支销残册中可以看出，当时由汉区输往女真的货物中，耕牛和铁制农具占首位。其中铁铧子一次少则几头，多则上百头。据明档一O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中统计，光输入海西女真地区的铁铧子一项就有4292件，耕牛216头（32）。
除铁器农具、耕牛而外，举凡布、帛、盐、米、锅、针、剪等日常生活用品，女真人亦主要靠从汉区买进。一旦断绝关市，马上就会影响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以食盐为例，食盐是人类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而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建夷地方本不产盐，取贩辽海等处”（33）成化年间“建州卫居人等剽掠中原，故不得贸盐于辽东地面”，结果造成女真人生活十分窘困的局面（34）。成化年间，厉行铁禁时，女真人描绘其困境说“禁制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正德年间，由于边事突起，“朝贡、交易又各绝望”，据抚顺千户所指挥刘尚德转送明廷的女真人文书中申诉说“众人(指女真人)边外过不得 ……，盐不得吃，布帛不得穿，缎子、袄子我们地方不出，众怎么过”（35）。上述情况说明，女真人日常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依赖汉区供给。朝鲜《李朝实录》描写正统年间建州女真李满柱及其管下在移居到接近辽东汉区的苏子河、浑河流域之后，“其管下人或持土物，往来开原买卖觅粮；或往辽东取保寄住，或买粮米、盐酱。如此者络绎不绝”（36）的情景。其“络绎不绝”往来汉区贸易的情况，反映了女真人和汉族人民在经济生活上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
转贴于 贸易需要都是双方的。“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37）而女真地区的马匹及生产的各种皮毛、人参、木材等物亦是汉区缺少而又需要的物品。1441年(正统六年)镇守辽东太监亦失哈奏“海西等处野人女真，每来市易，愿以马易牛，今官***少马，乞从其贸易。”（38）足见马匹对于明廷是十分需要的。马匹主要是由明***府收购，永乐十五年以前，据《明实录》记载与兀良哈及女真各部交易时，马价“上马一匹，米十五石，绢一匹；下者米八石，绢一匹”；后来明廷调整了马价“上上马，米五石，绢、布各四匹；中马米三石，绢、布各三匹；下马米二石，绢、布各二匹”。马价的调整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明廷对女真人的剥削，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女真人输入汉区的马匹很多，使得明廷可以压价收购。由于女真人居处深山密林，并不像牧区那样饲养大宗马匹，所以除了狩猎用马外，用于交易的马匹数量很少。到了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干脆下令女真人“他物俱许卖，而马则一切勿许放卖”（39）。此外，女真人的狩猎经济发达，所以辽东关市上有各种毛皮如：貂皮、鹿皮、狍皮、豹皮、狼皮、水獭皮、狐皮等等。有时在开原的关市上一天竟能出换上千张貂皮。毛皮之外女真地区盛产的人参、蘑菇、木耳、蜂蜜、松子等各种山货，也是辽东关市上出售的主要物品。这样，既满足了汉区人民的需要，又促进了女真经济的发展，是两方都受益的事。所以万历初年任辽东巡抚的张学颜说“盖彼(指建州女真)以贡利于内者十之三四，辽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40）， 这一估价反映了当时贸易中双方受益的情况。
辽东的关市贸易，由明廷派员管理，征收市税，并一再明令贸易双方“各夷将马匹物资，赴官验放，入市交易。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侮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骗财产”（41）。以此来维持当时边关的正当贸易。明廷于永乐、宣德年间，令工部及山东布***司，造运青、红、蓝、绿布，以及绢、紵丝于广宁等库收藏(贮)，作为“市易马驼及赏赐野人”。到正统十年，因“年以支用不尽，至有浥烂损坏者”于是只好“就于彼易米上仓，以足***用”。据1447年(正统十二年)统计“仓库贮金、帛货物不下九百余万”（42）阳这说明明廷对于开设关市维护正当的民族间的贸易是十分重视的。
从整个有明一代情况来看，关市贸易是基本正常的。其间亦有时停时开的情况，但随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关市贸易日益成为双方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汉族和女真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到了万历年间，女真各部前来贸易的人数有时多达数千。据明档一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统计，当时海西女真自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1100人。至于建州女真更是“从抚顺、清河、靉阳等处随便互市”（43）。女真人携带貂皮、人参等各种特产“结毂连骑，炫熿于道”（44）。
除边关贸易而外，“朝贡”也是有明一代女真人与明廷***治联系和经济交往的一种形式。
“朝贡”本来是明廷和女真人之间***治上隶属关系的一种表现，即以“朝贡”形式向明廷缴纳贡赋，以尽赋税义务。由于明廷对于来朝贡的女真人赏赐十分优厚，往往超过贡品价值的数倍，甚至十数倍。此外，还允许朝贡者携带部分土特产在京师出售。这样一来，女真人就以此当作获取利益的机会。因此，除特殊情况而外，女真人均能“以时朝贡”，而且入贡人数往往大大超过明廷规定的限额。万历年间工科给事中王元斡说“是时建州、海西诸夷一闯关，至于千五百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本人就曾先后七次去北京朝贡。有时一个卫分派出去的朝贡使臣尚未返回，第二批又启程出发，更“有回至中途复来者”，所以辽东各接待女真朝贡者的驿站、会馆，常常人满为患，只好寄宿汉人家中。
明廷还专门在京师组织一些商号与女真人进行交易。《明实录》载：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廷规定“今后来朝贡者，赏赐后方令于街市买卖五日，永为定制”。女真多达数千人的庞大的朝贡队伍到京师以后，京师也就成为兄弟民族的一个交易场所。除了赏赐物品外，女真人购买了大批的汉区物资。1612年(万历四十年)礼部主事高继元说，女真人“借贡兴贩，显以规利”，返回时“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并且往往“恣买违禁货物(指铁制兵器等物)，迁延旬月不回”，致使明廷每每“宴赏、程廪、车马之数，费以数万。”（45）明人沈德符说：“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当)、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46），足见女真人返回时从汉区购买物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总之，朝贡是女真人获取汉区物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民族经济互相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直到努尔哈赤居辽东，统一女真各部之前，女真一直是明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女真各卫也一直是明中央王朝统辖下的地方一级******机构。***治上的隶属和经济上的交往使女真和明中央王朝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汉族和女真各部人民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共同为开发祖国的边疆而流血流汗，建立了卓著的功绩。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所以整个有明一代，以汉族地主阶级为首的明王朝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女真各卫人民。女真人民稍有反抗，动辄加以围剿和屠戳，而女真贵族也不断抄掠辽东各地并掳掠大批汉人为奴，给汉族人民带来数不清的苦难。努尔哈赤居辽东以后直至清关以前，女真一跃而成为辽东的统治民族，女真贵族一样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策。一言以蔽之，不管是汉族地主阶级的朱明王朝还是女真(后称满族)的爱新觉罗氏，他们都不可能跳出历史给他们圈定的局限，也决不可能把阶级差别这一历史的沟壑填平，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总是伴随其始终的。无论女真、汉族统治者在他们干戈相见、或妥协媾和的时候，被压迫的汉满劳动人民总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总是通过阶级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研究女真与明王朝关系时，应该看到劳动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总是历史的主流。正是女真和汉族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注释：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②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九。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
④ 陈循：《寰宇通志》卷一一六。
⑤ 《明宪宗实录》卷四一。
⑥ 《大明一统志》卷八九。
⑦ 《明宣宗实录》卷一五。
⑧（27）《明英宗实录》卷八九。
⑨ 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一四。
⑩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
（11）《明英宗实录》卷二。
（12）《明太宗实录》卷一九。
（13）《筹辽硕画》卷首。
（14）《山中闻见录》卷一。
（15）《明太宗实录》卷三九。
（16）《明宣宗实录》卷九。
（17）《李朝宣祖实录》卷六九。
（18） 申忠一：《建州纪程***》之7。
（19） 《李朝世宗实录》卷二。
（2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21） 《明太宗实录》卷八三。
（22） 《光海君日记》卷一一二。
（23）（28）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24）（37）（43）张鼐：《辽夷略》。
（25）（36）《李朝世宗实录》卷八二。
（26）《明英宗实录》卷五四。
（29）《李朝成宗实录》卷五二。
（30）《明英宗实录》卷三。
（31）（39）《李朝宣祖实录》卷八二。
（32） 辽宁档案馆藏：《明代辽东残档》。
（33）《明熹宗实录》卷八。
（34）《李朝世祖实录》卷三七。
（35）《明经世文编》卷一一。
（36）《明英宗实录》卷八三。
（40）《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
（41）《辽东志》卷三。
（42）《明英宗实录》卷一五八。
（43）《万历武功录》卷一一。
朝野佥载篇9
明初黄河承元末之旧，呈现河道混乱、多支并流、变迁频繁、河患严重的局面。明初黄河一般为向南经淮河流入黄海，其入淮河道较大的有贾鲁故道、涡水、颍水，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支流。除南流外，明初黄河还时常北决，冲入山东运河。这些支流此决彼淤，迭为主次，黄河不断作南北摆动，变迁极为混乱。因而明初黄河河患也极为频繁，并呈上升趋势。明初黄河河患的发生地集中在河南境内，尤其是开封上下决溢次数极为频繁。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之后，供应宫廷、百官俸禄和***饷的东南漕粮由运河“一衣带之水”输达北京，保证运河的安全畅通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国大事。明代运河既要用黄河之水，又要避黄河冲决之害，“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王軏《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道疏》，《明经世文编》卷184。）黄河的修治对运河的畅通关系甚大。明初由于会通河水源不足，多次引黄河之水济运，如宣德六年浚金龙口，引黄河水达徐州以便漕运；（《明史》卷85，《河渠三》。）正统十三年疏浚太黄寺巴河分水处，分黄水接济徐州、吕梁二洪；次年又浚黑洋山西湾，引水由太黄寺以资运河；天顺七年疏浚金龙口以接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这种人为的往北分水，常常造成主溜夺枝，北面和南面都频繁遭受水灾，尤其是经常向北决口，冲毁张秋运道，使漕运时时处于黄河洪水威胁之下，漕运安全畅通难以保证。继正统十三年黄河决于新乡八柳树向北冲入张秋运河后，弘治二年黄河又决于开封黄沙岗，五年黄河决于开封金龙口，溃黄陵岗，都向北冲入张秋运河，造成漕运中断。朝廷先后命白昂、刘大夏治理黄河，这是明前期两次重大的治河活动，他们改变了原先向北分流的治河方略，开始实行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这种治河方略的改变，也影响了黄河的形势和河患发生的情况。这种治河方略一直实行到嘉靖时期，才改为令黄避运、束水攻沙。因此弘治一朝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其前后治河方略、黄河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弘治朝在明代黄河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一、 弘治年间黄河水灾概况
弘治18年中黄河共发生水灾54次，占明代黄河全部水灾（702次）的7.69%，其中溢口7次，决口34次，大水13次。决口的34次中，修2次，徙1次，修治不详31次。
（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第十五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明代历朝黄河年均水灾次数分别为洪武1.35次、永乐2.45次、宣德2.9次、正统5.64次、景泰2.71次、天顺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庆8.5次、万历3.46次、天启3次、崇祯4.06次，可见明代黄河水灾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黄河水灾较多的时期，其次数也高于整个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建文、洪熙、泰昌三朝无统计。）下面简略叙述弘治朝几次较大的黄河水灾情况。
1、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决于开封黄沙岗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岗、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冲入沁河，所经郡县多遭水灾，开封尤为严重。《明孝宗实录》卷26。）据前往治河的户部左侍郎白昂奏报，当时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决者自中牟县杨桥等处，至于祥符县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于淮河；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于淮河；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于淮河。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诸县，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等处，冲入张秋运河，弘治二年冬水消沙积，决口淤塞，因而并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在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等处，下于徐州。（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弘治三年正月辛巳。）黄河河道形成多支并流的局面，更为混乱。由于灾害较重，明***府几次下令免征河南赋税，弘治二年九月因黄河水灾暂停征河南开封等府亏欠种马驹并备用马匹，（《明孝宗实录》卷30。）十二月又以水旱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麦213 340石，丝119 960余两，宣武、彰德等八卫所麦20900有奇。（《明孝宗实录》卷33。）弘治三年二月又因水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弘治二年分秋粮375 008石，草482 270余束，及怀庆等八卫屯粮6 030石。（《明孝宗实录》卷35。）由于这次水灾较为严重，当时甚至有人建议迁开封城以避河患。
弘治二年五月明孝宗命巡抚督所司征发五万人修筑决口，九月又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至三年十一月完工。
2、弘治四年十月，黄河溢水，命有司赈济开封、怀庆二府及归德、宣武、睢阳三卫被灾之家。（《明孝宗实录》卷56。）
3、弘治五年八月，因黄河“迁徙不常，为患久矣，近者颇甚。盖旧自开封东南入淮，今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命工部左侍郎陈***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往治河，总领疏浚修筑。（《明孝宗实录》卷66。）据陈***疏报，黄河故道原俱在荥泽县之孙家渡口和归德州之饮马池经入淮河，由于此二口淤塞，致使上流冲激，黄河水势北趋，自祥符县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兰阳县铜瓦厢决为数道，全部冲入运河，以致张秋一带形势非常危急，自堂邑至济宁堤岸多有崩圮，而戴家庙减水闸浅隘不能泄水，亦有冲决。（《明孝宗实录》卷72。）这次决口使原先白昂修筑的河道工程完全废坏。不久陈***去世，次年正月又命浙江左布***使刘大夏为右佥都御史督治张秋决河。
由于这次黄河水灾，弘治五年九月免开封、卫辉、彰德、怀庆四府州县正官明年朝觐，并停解河南、南北直隶州县***丁，并免山东秋班官***暂于本处操守。（《明孝宗实录》卷67。）
4、弘治六年夏霖雨大溢，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南北运道中断，漕舟因而无法北上。（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六年六月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麦4670余石，丝2640余两，秋粮11640余石，草15700余束。（《明孝宗实录》卷77。）
这次黄河大水到弘治八年才堵塞决口，修完各项工程，黄河恢复南流故道。
5、弘治九年十月，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民田淹没，明朝廷下令夏税秋粮尽令折布，每匹折麦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征银三钱。（《明孝宗实录》卷118。）
6、弘治十一年七月，黄河上流自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等处通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造成河道浅阻。朝廷下令于归德冲决处所加以筑塞疏浚，阻遏黄河之水使流入徐州以济漕运，并命河南管河官员时常挑浚沁水，修筑堤防，务使流入徐州以济徐州、吕梁二洪，不致为黄河牵引别流，使水利深广，漕运通利。（《明孝宗实录》卷139。）又据弘治十一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张鼐说，自六月以来河流四溢，堤防尽决，而祥符侯家潭口决啮弥深，比旧广宽数倍，工费浩大，卒难成功。他于上源武陟县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贾鲁旧河，倘此后黄河南迁，就引沁水入渠，可以接济徐州、吕梁二洪，使粮运不致艰阻。（《明孝宗实录》卷143、《明孝宗实录》卷147。）
7、弘治十三年三月，兖州知府龚弘奏报，黄河从王牌口等处东行，不由丁家口向南，经黄陵岗入曹、单、虞城诸县。另据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奏，丁家道口上下河决堤岸者十二处，共宽三百余丈，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镇（即张秋镇）可虞；下流散溢则萧县、砀山被患，而漕流有阻。（《明孝宗实录》卷160。）十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玉又奏，因贾鲁河、丁家道口冲决散漫东注，不归故道，徐州并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河患。（《明孝宗实录》卷167。）
8、弘治十五年九月，因黄河河水为患，免河南开封府及直隶归德卫夏粮子粒有差。（《明孝宗实录》卷191。）
9、弘治十五年，河南商丘县城“圮于河”。（其“旧治在南”，弘治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明史》卷42，《地理三》。）
10、弘治十七年五月，因曹县黄河冲决，上流淤浅，导致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明孝宗实录》卷212。）
11、弘治十八年，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
二、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
1、白昂治河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决口，其中一支经山东曹州冲入张秋运河，“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九月，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要他“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疏浚，应改***者从便别***，各照地方，量起***民人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30。）
弘治三年正月，白昂考察了河南、山东一带“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势”后，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臣以为合颍、涡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间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游金龙等口虽幸暂淤，久将复决，宜于北流所近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同时因为朝廷赐给他的敕书中只包括山东、河南、北直隶河道，他认为“南直隶徐、淮境内实河所经要地，议拟未及，其事尚无所统”，经朝廷批准，“于是，并以命昂”，亦归入白昂的治河范围。（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又推荐南京兵部郎中娄性协助治河，征发人夫二十五万，修筑了以下工程：
（1） 因当时金龙口已经淤塞，于是修筑阳武长堤，以防黄河北冲张秋运河；
（2）疏浚南面各支泛道，往南分泄黄水。一是引中牟决河出阳桥以达淮河，二是浚宿州古汴河以引黄河水进入泗水，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在宿州北）至宿迁以会漕河；
（3）沿河筑堤七百里，下修减水坝；
（4）因河势多曲，截弯取直，疏浚月河十四条，约一万余丈，以分杀河势；
（5）塞决口三十六处；
（6）又以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并非正道，恐怕淮河不能容纳黄河水流，又于鱼台、德州、吴桥修筑古长堤，以捍水势。（以上见《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原计划还要自东平北至兴济（今青县东南）中凿小河十二道，进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但未能实行。明末《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一文的文中夹注，见《明经世文编》卷54。）
治河工程完工后，“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明史》卷83，《河渠一》；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弘治三年十一月白昂又对管河官员的职责作了一些规定，令扬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总管闸坝，不许回府营***事；南北直隶、山东府州县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许别有差委；兖州府通判则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专管捞浅并提调各闸；山东布***司劝农参***则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浚。（《明孝宗实录》卷45。）这些规定有利于河道经常性的修治管理。
《明史·河渠志一》把白昂的治河思想概况为“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而按照李东阳的说法，“白公既从塞议，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实际上是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白昂开始了明代前期“重点防北”的治河方针。
2、刘大夏治河
白昂治河后仅两年，黄河又决于金龙口，溃黄陵岗，分数道再犯张秋运道。弘治五年八月，命工部左侍郎陈***兼都擦院右佥都御史***河道等处水道。朝廷在赐陈***的敕书上说：黄河“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廷臣屡请修浚，且言事连四省，不相统摄，须得大臣***，庶克济事”，因而特命陈***带同工部员外郎陶嵩、署员外郎主事张谟前往治河，会同各地官员“自河南上流及山东、直隶一带直抵运河，躬亲踏勘”，加以疏浚修筑，“务使民患消弭，运道通，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66。）陈***赴任后巡历山东、河南一带，与当地官员视察河道及水灾形势，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今欲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筑堤岸，增广闸座”，并征集河南丁夫八万人，山东丁夫五万人，凤阳、大名二府丁夫二万人，随地兴工，分官督役。但陈***的方案奏上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升浙江布***司左布***使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决河。朝廷在赐刘大夏的敕书中说：“近年汴城东南旧道淤浅，河流北徙，合于沁水，势益奔放，河南之兰阳、考城，山东之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逼近张秋，有妨运道”，因而特命刘大夏前往治河。这封敕书中还提出了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明确规定了黄河治理是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这成为明清两代黄河治理的的指导方针，使四百多年来黄河治理的思想和实践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束缚。从这一指导方针出发，一方面要求刘大夏到任后会同各地官员踏勘河南上流及山东、两直隶河患情况，“从长计议”，分别情况予以治理，“何处应疏浚以杀其势，何处应修筑以防其决”，“必须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另一方面又说“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春暮运船将至，敕至尔即移文总督漕运、巡河、管河等官，约会至济宁循会通河一带至于临清，相视见今河水漫散，其于运河有无妨碍，今年运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为经久之计”，即要求刘大夏先使漕运粮船通过，才可修治河道。（《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十二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涂升也向朝廷奏上了他的治河意见书，他指出：黄河之患“或决而南则其患在河南，或决而北则其患在山东”，“然汉、宋都关中，或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害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东南之粟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实际上强调了以保漕为先的治河方针。他又提出了治河四策，一曰疏浚，他认为“夫长河西东一泻千里，非杀其势而利道之，其冲突有不可御者”，如果“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溢北决”，提出在上流东南之故道加以疏浚，“凡可杀水势之处无不加疏浚之功，则正流归道，余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杀水势于东南，又须筑堤岸于西北”，将黄陵岗等处旧堤“可补者补之，可筑者筑之，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以入于海，则张秋等处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他这两条建议实际上就是“北堵南分”，在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北障南分，全淮入海，其着眼点仍在“漕河可保”。三曰用人，推荐河南按擦司佥事张鼐，“治河之务请悉以付之”，四曰久任，请对都御史刘大夏“久任专信，使之展布四体，竭尽才猷，庶几久远之功可就”。涂升的这四条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明孝宗实录》卷83。）他的“疏浚”、“扼塞”的治河方案基本上被刘大夏所采纳。
刘大夏受命后，经过对黄河上下千余里地势和水势的考察，提出了他对黄河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河南、山东、两直隶地方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渐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但“虽该上源分杀，终是势力浩大，较之漕渠数十余倍，纵有堤防，岂能容受”，而“河南所决孙家口、杨家口等处势若建瓴，皆无筑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缘水势已逼，尤难为力”，因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山东、河南与直隶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冈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贾鲁旧河尚未泄水，必须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经州县，御患堤防，俱令随处整理，庶几漕河可保无虞，民患足为有备”，他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涂升方案的翻版，北修黄陵冈古堤，导河南下，全淮入海，仍然是“北堵南分”，立足于保障漕运。刘大夏另外建议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坝一条，俱长三四十丈，中砌石块一条，长十四五里，“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倘或夏秋水涨之时，南边石坝逼近上流河口，船只不便往来，则于贾鲁河或双河口，径达张秋北上，以免济宁一带闸河，尤为利便”。（刘大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明经世文编》卷79。）
但刘大夏刚刚兴工修治，弘治六年夏黄河又决于黄陵冈，张秋东堤复决九十余丈，大水夺汶水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当时许多人对治水没有信心，“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宜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 而“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掉失度，人船没”，（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大水造成漕船无法北上，朝廷更为焦急，于是弘治七年五月又任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都御史刘大夏治张秋河决，在赐给李兴、陈锐的敕书上仍然强调漕船不通乃“事莫急焉”，要他们务使粮船通行：“虽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河既中决，运渠干浅，京储不继，事莫急焉。尔等必须多方设法，使粮运通行，不致过期以亏岁额，斯尔之能。”（《孝宗实录》卷88。）
为了筹措修河经费，除原先工部运送都御史刘大夏用于修河的抽分银两万两外，弘治七年五月又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役夫每月口粮四斗五升则于附近州县预备仓粮支给，另外又因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奏请，凡河南、山东在官钱粮除送运外，其存留者悉听取用；如尚不足，以浙江、芜湖二抽分厂税银之半接济。山东、河南京班人匠亦听存留应役，修理闸座石坝堤岸，所用砖石以粮船、民船带运城砖量留备用。（《孝宗实录》卷88。）
出于明朝的***治经济需要，刘大夏秉承朝廷的旨意，认为“治河之道，通漕为急”，（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他又根据水势，认为“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明史》卷83，《河渠一》。）于是在上流决口西岸开月河一道，长约三里，连接运河决口的上下游，使被阻的漕舟得以通过，“于是舳舻相衔，顺流毕发，欢声载道”。（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
漕船通过后，刘大夏等开始治理黄河决口。陈锐等认为，“不治上流，则决口不可塞”，（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黄陵冈在张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冈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杀其势”，（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于是疏浚荥泽孙家渡口，另凿新河七十余里，道水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于淮河；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梁进口出徐州运河。
经过这些疏浚工程，实际上把下游河道分为四支，“支流既分，水势渐杀”，（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趁势组织力量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由于决口时间较长，决口较宽，塞决和整治工程十分艰巨紧张，据记载，当时在“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网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牛，至决口去，窒舰沉，压以大埽，合且复决，随决随筑，吏戒丁励，畚牐如云，连昼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决口筑塞后，又“缭以石堤，隐然如虹；辅以滉柱，森然如星”。（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弘治七年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程告成，弘治帝特遣行人赍羊酒前往慰劳，并因太监李兴等奏请，改张秋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各神，赐额曰“显惠”。张秋决口虽已堵塞，但恐来春冻土融化，或雨水泛溢，仍有后患，而黄陵岗决口难以一时筑塞，弘治帝批准工部的建议，命李兴、陈锐、刘大夏先将安平镇等处河道及南旺湖水利设法疏筑修浚，培筑张秋决口及新旧河岸，务令坚厚，东昌、临清、德州一带河道逐一经理，贾鲁河、孙家渡口、四府营并马雄家口等处再加疏筑，使运道疏通，以为经久之计。（《明孝宗实录》卷95。）于是刘大夏等对兖州、东昌一带的漕河作了进一步的修治，并疏浚了南旺湖及诸处泉源。
上述工程完成后，漕运运道已经基本整治完毕，刘大夏认为“必筑黄陵岗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孝宗实录》卷97。）开始筑塞黄陵冈、荆隆口等七处决口。黄陵冈居安平镇上流，决口广九十余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上流，决口广四百三十余丈。诸口筑塞工程从弘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动工，十五天即告完工。黄陵冈以上凡地属河南者，由河南兵民夫匠筑塞，以河南当地官员负责，按察副使张鼐、都指挥佥事刘胜负责荆隆口，按察佥事李善、都指挥佥事王杲负责黄陵冈，李兴、陈锐、刘大夏往来巡视，“博采群议，昼夜计画，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其中黄陵冈屡合屡决，最为难塞，特筑高七丈，厚三丈五尺的大堤三重，严加防护。（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黄陵冈、荆隆口等处均为黄河之“喉襟要地”，诸口筑塞后，黄河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恢复了黄河的南流故道。（《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
为了防止黄河以后再向北决，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等又于黄河北岸筑长堤二道，大名府长堤起于河南胙城，历滑县、长恒、东明等处，又经山东曹州曹县，直抵河南虞城县界，长三百六十里；荆隆等口新堤起自于家店及铜瓦厢、陈桥抵小宋集（今兰考县东），长一百六十里，其石坝均特为培筑坚厚。这一黄河北岸大堤后来称为太行堤，成为黄河北岸的屏障，“而溃决之患于是息矣”，（《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灾害因而大为减少。
黄陵冈等处决口及北岸长堤工程均于弘治八年二月完工，三月弘治帝又因太监李兴奏请，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令有司春秋致祭。（《孝宗实录》卷98。）
太行堤建成后，刘大夏等认为两堤绵亘甚远，黄河如果失事，必然仍将冲击张秋，威胁运河，又在旧决口以南建减水坝，“植木为杙，中实砖石，上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铁以键之，液糯以埴之”，坝均宽十五丈，“又其上甃石为窦，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缆，窦可通水，俾水溢则稍杀冲啮，水涸则漕河获存，庶几役不重费，而功可保”。减水坝工程始于弘治八年二月，四月完工，用夫一万六千人，巨石一万有奇，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十五倍，铁一万一千斤，由山东左参***张缙、按察司佥事廖中、都指挥佥事丁全等人负责。（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八年七月，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都御史刘大夏回京。至此，这次黄河大水灾修治工程最终完成，有关官员均予以升赏奖励。
十月，李兴、陈锐、刘大夏又提出了关于河防和漕运的六条建议。一为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诸泉接济漕船粮运，要求按照先年旧例禁止豪强***民将南旺等湖决堤泄水用来种载庄稼，或阻遏泉源以资灌溉；二因南北运河依靠汶水分流接济，必须藉各闸积水按时启闭，方可行船，要求申明列圣诏旨，严格禁止官员随到随开，以致粮运阻滞，确保漕运粮船顺利通过；第三认为管河官员责任太轻，事多掣肘，要求敕令河南管河副使张鼐、大名府带管堤防参***李瓒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视，听其便宜行事，巡抚等衙门不得有所阻扰；四建议安平镇、黄陵岗、荆隆口及新筑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视，水涸则积土备用，水涨则防护修筑，如有重大工程，临时调集附近丁夫协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筑长堤必须递年增修，才能保证长久安全，要求下令参***李瓒将所属堤北人户编定班次，每年农隙之时调发若干增修一月，堤北***屯与寄居人户也同样从轻编定，轮流调发，以免起夫科扰之弊；第六指出济宁迤北南旺开河、戴家庙一带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要，安平镇地方土脉疏薄，新筑决口尤须提调官员不时检点，如自济宁至通州一千八百余里仅由一人提调管理，恐致误事，要求将运河分为三段，南北各设工部郎中一员，中间增设通***一员提调管理。这六条建议经工部复奏，全部为明孝宗批准。（《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进一步推行了白昂“重点防北”的治河思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开始形成，向南则分支泄洪。刘大夏的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张秋一带运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弘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清代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例略》中称之为黄河史上的第五大变迁，认为形成了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局面。（第一次大变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决于宿胥口；第二次为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东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分为北、东二支；第四次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阳武而东，入梁山泊分为南北二支。）这种说法多被后来的学者承袭。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胡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5—23页、第474—478页。）因为以淮河受全黄河之水并不是始于刘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黄河即由泗水进入淮河，这才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流入淮的开始。即使在弘治前，虽然黄河多次进行南北摆动，但明初黄河大部分时间还是夺淮入海。现在的黄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这种说法。
三、 小结
朝野佥载篇10
这天，他参加完朝会（古代5点上早朝）时，已是上午10点多，因有急事需处理，就没吃皇帝在朝堂外提供的免费早餐，直接往单位赶。
走在街上，看到路边有人卖刚刚出笼的蒸饼，热气腾腾，他这才觉得肚子饿了，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买了一块蒸饼充饥。没想到，此事正好被一位御史看到，回去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报告，弹劾张衡“堂堂部级官员竟随地买蒸饼吃，有损朝廷形象”，恳请依规严肃处理。
武则天看到御史报告后，也认为张衡饿肚子事小，有损朝廷形象事大，于是作出批示：“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正部级，只因一个蒸饼告吹。
这个故事可信度很高，唐人张|撰写的《朝野佥载》有记载：“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
在当时的都城，***府机关、商业市场、居民区严格分开。市民无事不得去***府办公场所，官员也不能随便进入市场，与市井小人为伍，这几乎是官场明规则。可张衡不仅去市场买蒸饼，然后骑在马上无所顾忌地吃起来，于是这种行为就属于“不懂礼法、不拘小节，有失领导身份和风度了”。尽管此事发生在官员“八小时以外”，但从此事的处理来看，却是一点儿也不马虎。
古代***府为何如此重视官员“八小时以外”生活？宋代《官箴》一书开头给出了答案：“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这段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要问古代哪朝哪帝对官员“八小时以外”生活监管最严？当以明朝朱元璋为最。
“文臣之首”的宋濂在位时，每天下班回家，不仅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且绝口不提朝中之事，有人问到这方面情况，他指指墙上挂的一幅字，一句话也不说。那幅字写的是“温树”两字，意思是说，连“温室之树”（皇宫中的树）都不能说，遑论其他。
原来，朱元璋通过自己的耳目，对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实行严密监控。一天下班，朱元璋和宋濂闲聊，或许是处于炫耀的心理，朱元璋竟准确说出了宋濂这些天喝了什么酒，说了什么话，当场吓得宋濂尿了裤子。自此，宋濂才知道自己不仅上班被朱元璋监管，而且“八小时以外”的私生活也同样被朱元璋监控了。
尽管朝代不同，对官员“八小时以外”私生活禁止的内容也不相同，但只要参与了明令禁止的行为，一些皇帝处理起来也毫不手软。
唐、宋、元三朝，官员私下不算啥事，皇帝基本不管，但在明朝，这事算严重违纪，不仅会因此丢官，而且永不录用。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相当于***区司令员）到北京办事，晚上难耐，于是在京城某著名酒店***宿。此事被群众举报后，立马被“谪戍”威远卫，即遣送威远卫担任守卫。
官员利用休息时间到古玩铺坐坐，接受古代文化熏陶，只要不发生行贿事件，放在今天当属“附庸风雅”之事，但在清朝却属于明令禁止的行为。
原来，官场贿赂中一种“雅贿”，即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还不易被察觉和查处。对这些猫儿腻，皇帝当然心知肚明，为防范“雅贿”，咸丰帝下令不论有无贿赂行为，官员不得私下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云：咸丰时，有一个侍郎（“副部级”官员），偶尔至北京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