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梁实秋雅舍篇1
张铃佳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里，有多少人拜倒在‘美食’的裙下。文人墨客更是甘之如饴。
《雅舍谈吃》一书中收录的大多是，梁先生在老北京各家吃过的招牌菜以及小吃，文风自然亲切，仿佛都是信手拈来，毫无矫揉造作，不似散文倒有点像是杂文了。他虽不是像美食家对于美食如数家珍，但他多的是一份文人对于生活的感悟。
他写的大多数也都是老北京的家常菜，例如：窝头、火腿、咖喱鸡、醋溜鱼、鱼丸，也写饮酒、喝茶、康乃馨牛奶，亲切的就像是老一辈在对你唠嗑。看着目录就像看着一份份丰富大餐，就忍不住食指大动。
读着“芙蓉鸡片”你就会被饭馆跑堂的剥蒜、剥葱、剥虾仁的麻溜劲给吸引住，读到说山东腔的堂倌说：“二爷！甭起虾夷儿了，虾夷儿不信香”，堂倌与食客的画面感给吸引住。然后开始挽起袖角也想试试放了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四色面码的绝味杂酱面。一口下去，是不是也会吃得满面红光，酣畅淋漓？
梁实秋先生说：“虽然饮食是人之大欲，天下之口有同嗜，但烹调而能达到艺术境界，则必须有充裕的经济状况。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谈不到什么食谱。只有在贫富悬殊而社会安定、生活闲适的状态之下，烹饪术才能有特殊发展。”因此朱赢椿与梁先生不同之处在于，《肥肉》一书中更多的讲述一代人，在那个满是饥饿的时代里，吃都实属不易，更不要说是肉。而透过一块现代人大多舍弃的油腻的食物，穿越历史，当或悲或喜的记忆纷至沓来，该是何等矛盾的情感？听如今文坛上的才子们讲起那段与饥饿的共同记忆，不禁会有所触动。两本书虽然同是讲吃食，但是《肥肉》多了份历史版的沉痛，《雅舍谈吃》更多的是对日常美食的惦念。有些过处尽管不精细，难得的是一位老人对故土的浓浓情意。
远去的吆喝、飘香的美味、挥之不去的袖口淡淡的清香。早已经幻化成风，悄然入梦。书中写道：“烹饪的技巧可以传授，但真正独得之秘也不是尽人而能的。当厨子从学徒做起，从剥葱剥蒜起以至于掌勺，在厨房里耳濡目染若千年，照理也应该精于此道，然而神而通之蔚为大家者究不可多得。盖饮食虽为小道，也要有赖于才。名厨难得，犹之乎戏剧的名角，一旦凋谢，其作品便成《广陵散》矣。”
精湛的绝活凸显的事老北京的生活轶事。老一辈人对于生活真实的态度，仿佛瞥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立于身侧，念道：“世上之事，唯有美味与理想不可抛。”
老北京里的某些地点、风俗，虽然已经随时代的变迁黯然不见了，但是再走过那些旧时的寻常巷陌，熟悉的记忆又会在怵然间奔涌而来，将你淹没。梁先生更是一位性情中人，对于喜欢的吃的更是写道：“每个混沌都包得非常俏式，薄薄的皮子挺拔舒翘，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又对于不喜的日本生鱼片又嫌它软趴趴的，黏糊糊的，不是滋味，却对西湖楼外楼的“鱼生”赞不绝口。这样一个真性情的老先生让我们怀恋，怀恋他对喜爱的事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被有时欣喜，有时爱唠叨，有时情到深处又感伤的文字倾倒。
个中缘由，我觉得用张爱玲的话，再合适不过。她说：“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不停地追忆，不停地烘焙，带着记忆和乡愁的香，是吃的精华。”
梁实秋雅舍篇2
1、《雅舍小品》。梁实秋的一部散文作品集，篇篇精致、优雅、幽默、有趣，常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会心一笑中品味社会百态；
2、《浪漫的与古典的》。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梁实秋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批评家，其前后期的批评理念差别很大：前期以浪漫主义批评为主，后期转而皈依于古典主义批评的门下；
3、《槐园梦忆》。收录了女人、男人、孩子、中年、老年、退休、讲价、乞丐吃相、饮酒、吸烟、雅舍、清华八年、忆《新月》、谈话的艺术、升官***、学问与趣味、利用零碎时间、骂人的艺术。
（来源：文章屋网 ）
梁实秋雅舍篇3
鲁迅先生的笔下时常关注民生百态，他于1935年4月在上海所写的《弄堂生意古今谈》，主要是讲当时小贩们生意冷清，生活难以为继的社会状况。鲁迅怀念往昔，认为以前“薏米杏仁莲心粥”、“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之类的叫卖声既漂亮又具有艺术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还特别提到了一种名叫“玫瑰白糖伦教糕”的点心。
伦教糕最早出现于明代广东顺德的伦教镇，是一种以细米面、白糖为主料蒸制的松糕。制作伦教糕要用浸泡过3小时以上的大米面磨成的米浆，然后压成千粉。伦教镇特有的清泉水加砂糖在锅内煮沸，徐徐冲入米粉内，待冷却加入“糕种”(似酵母)，再放置七八个小时待米浆发酵。蒸之前还要在米浆内加入少量猪油。伦教糕以晶莹洁白而著称，软滑爽润，光洁如镜，糕身横竖相间小水泡似的孔眼均匀有序，糕体富有韧性，弯折时不见折纹。伦教糕味道清甜微酸，齿颊留香，难怪鲁迅先生对它有如此深的印象呢。
江苏南通特产嵌桃麻糕相传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了，它加工精细，味美可口，被视为官礼茶食的上佳之选。民国初时，南通麻糕也曾博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南通人季自求(名天复)曾在北洋***府参谋本部任***职，在北京有幸与当时在***任佥事的鲁迅相识，双方讨论研究文学话题，彼此来往不断。1912年至1920年的鲁迅日记中就记载了许多与季自求交往的情况。1915年1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午后季自求来，以《南通方言疏证》、《墨经正文解义》相假。”季自求不仅为鲁迅带来了书籍，还特别送给他南通的特产――嵌桃麻糕，鲁迅品尝过后，啧啧称是，认为其美味是名不虚传的。那么鲁迅喜欢吃的这麻糕到底是怎样的点心呢?南通麻糕选用芝麻粉、炒米粉、核桃仁、白糖等原料，精制成条状，然后切片，香、甜、松、酥，口感绝佳。因为它的原料具有丰富的营养，尤其适合于妇孺老幼食用。
梁实秋讲“狗不理”笑话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是在北京长大的，就美食而言，他可谓厚传“家学”，因为梁家祖辈曾经营过非常知名的河南菜馆。梁实秋后来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各地的佳肴美点，他以作家、美食家的笔力和鉴赏力，对各地美食的品评十分到位。梁实秋所著的《雅舍谈吃》就是一部以中国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散文小品集，其文字如书中的美味一样脍炙人口。
点心的涵义在南方要比北方更加宽泛。北方人一般视糕点为调剂口味的零食，常常是临时补充的小吃，很少当作主食。南方人则不同，点心的概念已远远超出“点点心意”的意思，经常与主食相互混同，点心也可当成主食吃。比如，天津的包子是主食，到了南方就可作精致的小点心了。
梁实秋雅舍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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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Philippe Derlem. La sieste assasinée【M】. Gaillard. 2001.
⑦张亘. 资产阶级的幸福神话――菲利普・德莱姆的《田鼠先生或是洞穴的形而上学》【J】.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3）
⑧梁实秋. 雅舍小品【M】.台湾：正中书局，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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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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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hilippe Derlem. La sieste assasinée【M】. Gaillard. 2001.
[4]张亘. 资产阶级的幸福神话――菲利普・德莱姆的《田鼠先生或是洞穴的形而上学》【J】.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3）
[5]梁实秋. 雅舍小品【M】.台湾：正中书局，1949.
梁实秋雅舍篇5
［关键词］新月派 传统 西方
［中***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82-0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阑珊寥寂的夜空淡出一轮新月――这就是以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朱湘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文学沙龙，在茶余饭后、意气相投的基础上一起办报、出书、开书店，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学主张。这批既受很深的传统文化熏陶，积攒下深厚国学功底，又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才子们，以其独特的人生态度和诗文创作形成了新月派。新月派的诗文风格融合了中西文化，成为了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直至今日，这轮新月仍然让人赞叹不已，而他们的诗歌也因其成功的实践散发历久弥新的魅力。
一、新月派的人生态度――西方绅士风度和传统儒士风范的统一
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梁实秋、朱湘等都是充满浪漫气质的西方化诗人。留学经历让他们吸取了英美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和特质，欧美文化的熏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这些植入的思维和态度，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绅士风情的追求。梁实秋在《绅士》一文中指出，应该具有“自由与坦然”“宽容大度”“稳健沉着”的绅士规范的精神和态度，并且“绅士永远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最高榜样”；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的通信中也表示“要做西式的绅士”；胡适更是一个“标准的绅士”的推崇者。正是这些受着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月诗派，组成了一个绅士风情相聚合的文人团体。与此同时，与西方绅士风度神似的人生修为也在华夏文化中悄然兴起。
西方绅士追求“自由”“修身”，这与中国传统中儒道互补的文化是相通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性的普遍性决定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通。儒道互补的文化与西方的绅士文化在修身处世方面有一块很大的交集，而这批深受传统民族文化影响的新月文人对传统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归趋欲”，他们敏锐地发掘了儒道文化中的“绅士”内涵，并将之融入自己的人生态度。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相对个人主义的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的新月文人，从来没有疏离中国的社会现实。闻一多、胡适，甚至一向被人认为是闲云野鹤、不问琐事的徐志摩，都曾在中国的动荡时代里同情和关注着广大民众的悲惨遭遇，体现出传统儒生的现实关照。他们生在一个旧思想与新思潮相互碰撞的时代，以诗人的敏感和悲悯发掘出中国的时代苦难。闻一多留美归国，目睹祖国的惨状，痛苦地喊出“这不是我的中华”，在他的诗中总是带着挚爱与纠痛交织的矛盾呼唤“咱们的中国”。徐志摩在“五卅惨案”当天的日记中，怒斥***府官员的昏庸和懦弱，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一次次提到国家和人民正在经历的深重灾难，并试***到那“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
新月文人并不是一群只沉溺于自我的诗文创作，低吟着花前月下的甜蜜爱情与多愁善感、娇柔做作的小我诗人。他们是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的文人，在他们的人生追求中不可避免地带着深深传统儒士的心理烙印。虽然西方文化的个性主义和浪漫情调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那种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意识难以改变。他们既是一批注重个人修养、追求自由的西方绅士，又是一群忧国忧民、不甘沉沦的传统文人。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才形成了一弯挂在中国文学星空里撒着清辉的美丽新月。
二、诗文主张与创作实践――浪漫情调与古典美感的融合
与他们中西兼容的人生态度一样，新月派文人的诗文创作也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然而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难免偏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能用它山之石以攻玉，变革“五四”以来不成熟的略显病态的文坛之风。
新月文人在诗歌创作上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从表现手法上最明显的就是弥漫在新月诗歌中的西方化的浪漫情调。叶嘉莹先生认为中国的诗歌从古至今写实者多浪漫者少，尽管有屈原、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儒教“诗言志”的思想仍然使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以写实为主导；而新月文人则用西方的浪漫主义艺术的创作来为中国文坛添加一脉异音。他们的语言中充满着诗性的想象、飘远的深思以及跳跃的情怀，而徐志摩又堪称这一风格的代表，正如卞之琳所言，他“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让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此没有能超出那个笼子”；在闻一多先生的《李白之死》等诗中也强烈而洒脱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气质。在新月派诗文这一汪不舍昼夜的生命之水的折射中，我们总可以看到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和拜伦的影子。新月派的吟哦主题之一就是爱情，他们将爱情放在至高的位置上，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诗人情调的影响。朱光潜先生在他的《中西诗情趣上的比较》中提到：西方诗多讲恋爱主题，而中国诗则多讲友情、乡情等题材，这与中西方人文化氛围的熏陶不同是相关的，而接受过西方个性张扬心灵开放陶冶的新月诗人自然接受了恋爱这一主题。徐志摩在相当大的一部分诗中吟咏爱情，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际生活的写照和映射，只是想象着自己为某一个情人，一如西方诗家。这种爱情诗充满了个性化情调，大有西方文化特色。闻一多这个“正宗派”新月诗人，也有不少如《爱之神》《忘掉她》之类的情诗，对“眉黛”“清波”的吟咏毫不羞涩，朱湘亦如是。在形式上，他们吸纳了西方式的跨行、韵格、商籁体等形式，完善了新诗的结构，而且有意无意地会在诗中引用一些西方诗歌的内容。闻一多的《西岸》以济慈的英文原诗《夜莺》中的两句为引子，《剑匣》以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艺术的宫殿》为引子，徐志摩的《诗》以一句英文诗开头：“lonely is the soul that see the vision”，初读之时，一种西方的气息扑面而来。总之，新月派诗人“吹着一阵奇异的风，照着奇异的月色”，开始沁透、传达出西方诗从情调到形式的韵味和特征，并“潜化进了诗的气质”。
但是，正如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叶维廉先生在《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中所说：“许多时候，作者们在表面上是接受了外来的形式、题材、思想，但下意识中传统的美感范畴仍然在左右着他们对于外来模子的取舍。”如果说，在“五四”那个新文学的探索阶段，传统美感意识还处在“潜意识”状态，那么，当中国的新文学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和支撑点以后，它就会进入到“意识”和自觉的层面，经由模糊到清晰，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我们的白话新诗亦然，它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孕育，下意识连通了我国传统诗的遗脉，成为了经历体裁的沿革、变化和传承下来的艺术遗产。新月派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登上文坛的，在大胆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在否定、扬弃中虔诚地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诗论中汲取营养，自觉地去做“中西艺术结合后的宁馨儿”，带着对传统文化的虔诚复归，纠正了“五四”以来“欧化的狂癖”和新诗日益西化的偏向，纠正了针对传统文化过于激烈的贬低，维护了新诗的民族性。
这种对传统的回归首先体现在对格律的提倡，闻一多认为“格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的特质，研究了格律诗，中国诗的真精神便探见着了”，后来又根据格律诗的“紧凑”“整齐”“精严”的特点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三美”理论。这种对新诗的有意“创格”弥补了“五四”以来因为反抗旧诗而导致“形式美”的严重缺失，使新诗的形式由幼稚走向成熟，实现了中西诗美的完美结合。新月诗人在写诗时的严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韧性，成为人们谈论新月诗的共同话题，如同徐志摩那样，“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方写出那些美丽的自然流动、充满古典东方美的文字，带着镣铐跳出绝美的舞蹈。
其次对传统的回归还在于新月诗歌“发乎情止乎礼”的特征，许渊冲在译《追忆似水年华》时提到：“两千年来，中国一直主张以理化情，把动物提高到人；而西方却是主张放纵，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一大差别。”而新月派这批留学欧美的学子，信仰爱与自由的才子们从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他们认为“感情不经理智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反对郭沫若式的激情迸发，崇尚的是“性灵里跳跃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思想”。新月派才女林徽因的诗不失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她的爱情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幽婉雅致。诗中的忧伤是淡淡的，梦是淡淡的，连美也是淡淡的，体现出真纯性灵的跳动，而不是毫无节制的滥情。在这种思无邪的雅作中，人们分明读出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朱湘的诗中也没有沸腾的情感泼洒，一如轻飘的小船，凝视安睡摇篮的宝宝，徜徉她那雅致的情思。
典雅高贵的古诗风，对于具有回归传统的虔诚心理的新月诗人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五四”以来被***等人信誓旦旦要加以打倒的贵族化古典文学又被新月诗人重新拾起，梁实秋便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主流的潮头上大事提倡古典主义”。他们在诗风上追求一种典雅、高贵的境界。就连闻一多这样有平民倾向的诗人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贵族化的典雅气质，力推古人戴叔伦的观点，认为“诗人之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向往诗歌的“雍容中雅”的境界，并通过对传统意象和文化内涵的吟唱使自己的诗歌具有浓厚的古典之美，《李白之死》《太阳吟》中便是如此的境界。他又通过《忆菊》中那些“金”色的语言来歌颂菊的高洁华贵，使自己的诗歌沁透着“良玉生烟”的古典美。新月诗人普遍对“莲”这一意象的喜爱，也表现出他们在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同时，走向传统文化的复归。
如此，这批融合了绅士风情与儒士风范的新月才子们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实现了西方诗美与中国传统诗境之美的完美融会，使中国新诗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进而成为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美丽健康的“宁馨儿”。
【参考文献】
[1]梁实秋.雅舍情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2]梁实秋.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梁实秋雅舍篇6
大师不同于常人之处,一定在于他们做了常人望尘莫及之事。比如,我们说季羡林是大师,因为只有他掌握“吐火罗文”这种几乎灭绝了的语言;我们说爱因斯坦是大师,因为他发现了“相对论”;我们说牛顿是大师,因为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学说。
大师的理论并非人人能懂,大师的作品不可能成为普及读物,相信能读懂《存在与虚无》的,寥寥无几。但他们能想出来,能写出来,其智力和毅力非常人所及――这是成为大师必备的条件。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梁实秋在台湾被当作文坛大师来供奉。我想,如果他真算得上“大师”的话,应该得益于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单靠他的教授身份,他早期的文学评论、与左联论战的短文、主编的若干英汉辞典以及后来的“雅舍”杂文,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著名知识分子、著名作家,还不足以支撑起“大师”这两个字。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洋洋数百万字,耗费了梁实秋近40年的时间和精力,非一般人可以完成。可想而知,没有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作为文坛干将的梁实秋,成果确实有点单薄;有了《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梁实秋又是何等的丰盈!
(一)
早年,梁实秋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读过《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撤》等几个戏;巢林教授教他读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本事》。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梁实秋上过哈佛大学吉退之教授的课,读了《麦克白》与《亨利四世上篇》,同时看过几部莎氏剧。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之前,梁实秋对莎翁的认知仅限于此。
与莎翁作品结下终生缘分,有点偶然因素。1930年底,胡适任职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胡适一向热心于翻译事业,现在有了基金会的支持,就想大规模地介绍一批外国优秀作品到中国来,而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胡适一共找了5个人: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计划5到10年内完成,经费5万元。梁实秋对此很感兴趣,一方面出于对胡适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出于对《莎士比亚》的浓厚兴趣。他立刻就动手翻译,拟一年交稿两部,他高度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胡适的肯定。
翻译工作开始不久,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因为俗务太多,尚未动笔就退了出来。梁实秋便赶鸭子上架,一个人把全部任务承担起来。在抗战开始时,梁实秋就完成了8部作品的翻译,4部悲剧、4部喜剧;抗战期间,又完成了一部历史剧的翻译。
胡适对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到台湾后,有一次他赴美国开会,临行前还带了梁实秋刚译完的《亨利四世》,说:“我要看看你的译本,能不能让我一口气读下去。”胡适最讲究文字清楚明白,因此说了这句话。胡适还对梁实秋说,等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可惜全集译成之时,胡适已经去世了。梁实秋对此事念念不忘,提起来就伤情满怀。
(二)
梁实秋说过:“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多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3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抗战8年期间,梁实秋几乎中断了莎翁剧作的翻译。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课余之暇,又把荒废多年的莎翁剧作翻译工作重新拣起来。这时,他的父亲已年满70岁。有一天,老态龙钟的父亲拄着拐杖,走进梁实秋的书房,问莎剧译成多少。梁实秋很惭愧地说,这8年交了白卷。父亲勉励他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一句话,说得梁实秋心头发热,眼含热泪。不久,父亲过世,梁实秋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定不负他的期望。”
除了父亲的嘱托,温柔贤惠的妻子也一直在背后默默地给他支持。妻子程季淑本是一个文化女性,但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承担起所有的家务,为梁实秋搭建了一个衣食无忧的创作环境,使他能毫无负担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1966年夏天,梁实秋决定退休,完成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剩余工作。在这期间,妻子经常询问梁实秋一天译了多少字。当梁实秋告诉她一天就译了3000多字时,她一声不响地翘起大拇指。她虽然不看梁实秋的译稿,但很愿意知道梁实秋译的是些什么,时常问这问那,所以对莎士比亚的几部名剧故事程季淑都相当熟悉。有时候,梁实秋伏案太久,程季淑就过来喊他:“起来!起来!陪我到院子里走走。”
梁实秋知道妻子这是要让自己休息,于是两人相偕出门,赏玩院子里的草木。梁实秋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1967年,由梁实秋一个人***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37种剧本全部出齐。这个奇迹极大地震撼了台湾文化界。8月6日,台湾的一些文化文艺协会联合发起,在台北举行了300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向梁实秋致敬。
当天的媒体报道说,梁实秋是“三喜临门”:“一喜,37本莎翁戏剧出版了;二喜,梁实秋和他的老伴结婚40周年;三喜,他的爱女梁文蔷带着丈夫邱士耀和两个宝宝由美国回来看公公。”
“三喜临门”固然使梁实秋高兴,但最使他感动的另有两件事:一是谢冰莹女士在庆祝会中致词,大声说:“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二是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在梁实秋书房中看见了程季淑的照片,便要求取去制版,刊在他的画报上,并加说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四十二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这二位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一个妻子对于她的丈夫之重要。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信然。
此后,梁实秋没有松劲,又用一年的时间译完了莎士比亚的3部诗集。至此,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40册,算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前后耗时37年!
(三)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似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他早就在文章中发表意见,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尤其反对将西方的三、四流的作品翻译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他心中显然是一流的。
在梁实秋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写人性的,非由一时一事而成,因此具有长久的魅力。《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部超越时代与空间的伟大著作,渊博精深,洋溢着人性的呼吸”,“莎士比亚之永久性,是来自他对于人性的忠实的描写。人性是永久的,普遍的。”这符合梁实秋一贯的价值标准。事实证明,梁实秋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梁实秋雅舍篇7
患难见真情，好姐妹风雨中相互扶持
申静和王秋霞是在长沙市湘雅医院认识的。那是2004年夏天，申静的丈夫梁昕波患了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恶化，从老家吉首市的第一人民医院转到了湘雅救治。一天，熬夜陪护了丈夫多日的申静，在下楼去买早餐的途中突然感到体力不支，身子摇晃着差点栽倒在水泥地上，这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跑过来迅速地扶住了她。
“大姐，您没事吧？要不先坐在旁边的花坛上歇歇？”年轻女人热心地说。不等申静开口，她又拿出手帕给申静擦起脸上的冷汗来。分手时，她还干脆将手中的早餐递给了申静，嘱咐她先上楼休息，而自己再去买一份。
这个好心肠的年轻女人就是王秋霞。她来自宜章县芭蓠乡，也是陪丈夫来治病的。她和丈夫王斌结婚才两年不到，小孩子只有半岁，丈夫就被发现患上了腔外型胃平滑肌肿瘤。
随着了解的加深，申静对王秋霞的好感也愈发强烈。申静是城里女人，打小娇生惯养，结婚后又被丈夫和公婆宠着，所以虽然已经四十多岁的年纪，但对家务活一窍不通，病房里总是显得又脏又乱，王秋霞发现后便自告奋勇地帮忙收拾。有一次梁昕波因为药物反应剧烈呕吐，床单被子地板上全都弄得一塌糊涂，申静只看了丈夫一眼，便也翻江倒海地吐起来。恰好这时候王秋霞进来了，她二话不说就卷起袖子开始清理房间，又将弄脏的床单衣物洗得干干净净，甚至连申静塞在床底下多日的内衣裤她也找出来一并洗了。事后王秋霞还对申静说：“你是城里人，手细，以后这些粗活就都留着我做。”
医院的日子漫长寂寞，有了知心朋友的陪伴，天空似乎明亮了许多。但厄运并未就此放过她们，到了2004年10月，两个人都被告知，自己丈夫的症状有所恶化。梁昕波4个心脏瓣膜都发生了病变，而王斌则出现了淋巴结转移。
医生很快为梁昕波实施了保守***，但王斌那边却一直没有动静。觉得不对劲的申静到医生那里一打听，才知道王家因为家境困难，手术费一时没法筹齐。得知这一情况后，申静想也没想就取了2万块钱交到王秋霞手里。王秋霞死活不肯收：“我知道你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你家里治了这么久的病，肯定也不宽裕了。”申静急了：“这时候还说这些废话干什么，难道你不要你老公的命了吗？”王秋霞这才大哭着接过了那笔钱。
经历了这场患难，两个女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以至于病友和医护人员都误会她俩是亲姐妹。而她们也将错就错，以“姐”“妹”互称。
转眼到了2005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王斌的病情却出现了三度恶化。诊断表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得知自己病情后的王斌，显得神情冷静。一天晚上，他轻声唤醒伏在床边假寐的妻子，对她说：“我还有个心愿，你帮我完成吧。”接着，王斌说出了他的想法，那就是在他死后把心脏捐给梁昕波。
“我和医生沟通过了，我跟梁昕波的血型吻合，移植条件很成熟。再说，你和申静关系这么好，我这样做了她会更感激你，这样我走后这世上也多个人照顾你。”
“我不准你这么说，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丈夫话音未落，王秋霞已嚎啕大哭起来，凄凉的声音回荡在空寂的夜里，格外的刺耳。
五天后，年仅27岁的王斌在经历了病魔漫长的折磨后悄然离去。按照王斌的遗愿，他停止呼吸后不久，梁昕波的心脏移植手术紧张进行。让王秋霞稍感欣慰的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而且，正如王斌生前所希望的那样，面对王家的“再生之恩”，申静感激得无以言表，她不仅主动将以前那两万块的债务抹掉，还出资为已经身无分文的王秋霞办理了王斌的身后事。
2005年5月，考虑到王秋霞一个人在农村带着孩子难以谋生，申静又主动提出让她来到吉首打工。在吉首，申静为王秋霞联系了一份在学校食堂做炊事员的工作，平时王秋霞和孩子就住在学校的单人宿舍里，周末就到申静家度过。
始料未及，换心带来奇特改变
在一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后，生活似乎就这样回归了平静，两个女人都没有想到，一场“好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从2005年3月底回到吉首家中起，申静就感到丈夫好像和从前不同了。比如说以前他的性格非常沉稳内向，现在却变得爱说爱笑爱凑热闹；以前他是个连指甲剪成什么样的弧度都非常讲究的人，现在却经常不刷牙不洗澡就往床上一倒；以前他细致体贴，从来不让她做家务活，现在他却看着她忙进忙出没有动一下的意思……但是，申静把这归结为丈夫刚刚大病了一场的原因：也许是他住院住得太久憋坏了，所以变得爱往人堆里扎了呢？也许是他身体还弱，不想做事呢？
虽然申静尽量理解丈夫，但时间长了，两个人还是有了矛盾。申静是个很要面子的女人，一次她拉着梁昕波一起，去参加一个同事的生日宴，同事夸奖她穿的宝姿的衣服高雅得体，梁昕波马上口无遮拦地说：“都是地摊上的水货，才一百多块一件，你要不要呀，我带你去买。”当时申静的脸就红一阵白一阵，尴尬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还有一次，梁昕波和几个朋友在家里打牌，几个人一边战斗一边有说有笑地聊天，声音非常大。楼下的女邻居有意见了，就跑上来制止，梁昕波开门后笑着道了歉，但等女邻居一转身他马上就咕哝了一句“他妈的女人就是事儿多。”结果女邻居听到了，又折回来不依不饶地非要他道歉，可他就是不道歉，最后两个人吵得惊天动地几乎把整栋楼的人都吵醒了。
如果说这类事还可以勉强将就，那有些事申静简直就觉得不能容忍了。2005年8月，梁昕波单位要新选拔一个副处长，以梁昕波的资历和业绩都是非常有力的竞争者，本来如果按照他以前的性格，肯定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上进的，但是现在他居然毫不紧张，申静让他找有关领导打听一下口风，他却动也不肯动，还说他最讨厌做那种求爹爹拜奶奶的事儿。梁昕波落选后，恨铁不成钢的申静狠狠地和他大吵了一架，并动手把一床被子扔到书房里，让他在那里面壁思过了一夜。这也是夫妻俩结婚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分居。
曾经面对死神都那么恩爱的一对，现在身体好了日子好了，反倒闹起不和来。这让夫妻俩都非常难过。他们也试过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却就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
申静和梁昕波闹矛盾后，一般都会去找自己的好姐妹王秋霞“投诉”，然而让她多少有点憋闷的是，大部分时候，王秋霞都会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劝她说：“姐，我看是你小心眼了，这点儿事你生什么气呀？男人都这样，王斌以前也还不是一样吗？”
“王斌以前……”一次王秋霞又重复这句话时，申静突然想到，丈夫的性格之所以会在短期内发生这么大的改变，而且变得这么像王斌，会不会是因为换心的原因呢？
带着深深的疑惑，申静打电话向医学专家卢善平教授做了咨询。卢教授告诉他，的确有很多患者在实施换心手术后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国外甚至有换了小猪心脏的人需要在垃圾堆里才能睡着的极端例子。至于其中的原因，科学家推断为人的思维不仅仅是受大脑控制那么简单，可能和心脏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这关系到底是什么，科学家至今也不能给出圆满答案。卢教授表示，梁昕波在移植王斌的心脏后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可能和王斌的心脏年轻富有活力有关系。
本来以为是换个器官，没想到居然换了个新老公。申静真有点哭笑不得。她问卢教授：“那这种性格还能通过什么方法变回来吗？”卢教授回答：“抱歉，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
恩爱难留，将丈夫送给妹妹
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心理，自从知道丈夫现在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王斌的复制后，申静开始格外注意丈夫和王秋霞在一起时的一举一动。渐渐地她发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果然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他们说话时的语气、对某件事的见解、甚至某些小习惯都那么的一致。就说有一次他们仨带着孩子一起在外面散步吧，王秋霞和抱着孩子的梁昕波走路的的步调非常一致，总是不知不觉就把申静落在后面了。申静从后面看着他们三个人和谐的背影，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后来还是王秋霞意识到了什么，停下来等申静，可是继续走了一会儿后，又落下了申静一个人。
王秋霞不是傻子，日子久了，自然也慢慢看出了申静的心思。平心而论，起初她对梁昕波并没有半点非份之想。只不过她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很多地方免不了需要男人帮忙，而由于她在吉首举目无亲，所以这个男人当然非梁昕波莫属。本来就性格很相投的两个人频繁接触，再加上一个感情空白，一个和妻子关系不和，要说不产生半点儿感情，那也是不可能的。
2006年2月的一天，天下着大雨，王秋霞的女儿半夜突然发烧，她赶紧拨通了申静家的电话，那天正好申静外出出差没有回来，梁昕波在将孩子送往诊所打完针后，抱着孩子回家的路上，他脚下一绊差点摔倒，王秋霞看他很虚弱的样子，摸他的额头才发现他因为淋了雨也有点发烧了。当天晚上王秋霞留梁昕波在宿舍里过夜，她将床铺让给他和孩子睡，而她自己熬姜汤、煮热毛巾，忙个不停。这让梁昕波十分感动――申静养尊处优惯了，从来没有在生活上这么细致地照顾过他。而王秋霞的心里也十分感动--看到女儿被梁昕波紧紧搂在怀里的情形，她心里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王斌走后，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从这个夜晚起，梁昕波和王秋霞都模模糊糊明白了什么；但也就是从这个夜晚起，他们告诫自己要理智。对于梁昕波，申静是自己共患难的妻子；对于王秋霞，申静是自己最亲密的姐妹。他们怎么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呢？
申静出差回来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没有向她提起那个晚上。只是申静发现，丈夫似乎变得有心事了，以前他们有矛盾时他会大声和她吵架还击她，而现在他似乎连这点兴趣都没有了，只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写这写那。日子就像一根倒吃的甘蔗，最甜美的部分已经早早过去，剩下的越来越没有滋味。申静还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王秋霞很少来她家里了，即使来，也尽量不和梁昕波在一起，偶尔眼神接触，两个人都会很明显地躲避。
2006年5月，申静通过懂电脑的熟人破译了丈夫的博客密码。文件打开后，她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她也知道，只是我们都不会说出口，也许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口……我现在是没有资格（恋爱）的人，我有的只是义务，那就是把这段婚姻平稳地进行到底……
尽管早就有心理准备，读到这段话，申静还是感到自己心中有什么东西“哗啦”一下碎掉了。虽然她明白，这并不是那个真正属于她的丈夫的本意，而只是手术带来的“副作用”，但哪个女人面对自己丈夫的心灵的背叛，能够无动于衷呢？何况，那个女人还是自己亲密无间的好姐妹。
痛哭过后，申静平静地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在顺境中长大的她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女人，而现在这个陌生的丈夫，早已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他了。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维持下去的价值呢？
然而，申静的决定掀起了轩然***。听说申静夫妻要分手后，王秋霞内疚极了，在得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她就带着孩子不辞而别从吉首消失了。在留给申静的信中她写道：“要是我抢了姐姐的男人，这一辈子我都将遭受良心的谴责。”梁昕波也坚决不同意，他对妻子说，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义把我往死路上逼吗？梁昕波的父母对于儿子要抛弃媳妇这件事更是怒不可遏：“你这命可都是你媳妇帮你捡回来的啊。没有她，你能有今天吗？”梁昕波远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儿子则多次打回电话：“爸，你可不能做对不起妈妈的事，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
但是申静却主意已定，为了说服大家，2006年6月22日，她专程将卢教授请到了自己家中，给大家详谈了换心手术对人体思维可能产生的影响，请亲友们理解自己的作法。卢教授讲完后，申静笑着说：“昕波现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他不走，我也要赶他走，我还年轻，不可能一辈子就浪费在一个不爱我的人身上哟。”
2006年7月1日，在证实王秋霞已经回老家后，申静亲自陪同丈夫不远千里来到湖南宜章。2006年7月22日，申静平静地和梁昕波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多月后，在申静的亲自主持下，两人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申静笑着说，想到要离开丈夫，她其实也非常舍不得。但丈夫的命本来就是人家给的，只要他活得健健康康的，他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梁昕波说，“我的人生被奇特地分成了两段，这两段生命分别连接着两个我最爱的女人，缺少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这生命都是不完美的。”
链接：换心趣事
移植诗人心爱给妻子写情书
据美国侨报报道，40岁的退休货车司机杰姆・克拉克从来不曾给妻子玛吉写过一封情书，因为他15岁就离开了学校，写作水平差得要命。但在半年前刚刚接受过心脏移植手术后，某一天杰姆突然坐到桌子前，给妻子写下了一行行文字细腻的情诗，这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
移植女人心喜欢购物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盖里・希瓦兹称，至少十分之一的器官移植患者都性格大变，“继承”了器官捐赠者的性格。他曾亲眼目睹一名25岁男子移植了一名同性恋者的心脏后，突然变得“女性化”并开始倾慕同性。另一个25岁男子在移植了一名女性的心脏后，现在每天都想出去购物，让他的女友惊喜异常。
梁实秋雅舍篇8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时间上来看，在汉唐之间的近四百年里，三国时期四十五年（220—265），西晋时期五十一年（265—316），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百零三年(317—420)，南北朝时期一百六十九年（420—589），隋朝三十年（589—618），在这几个阶段中，在王朝***治领域里是动荡的时间长，稳定的时间短，战乱争夺，权力更迭，此起彼落；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汉代以来的经学一统受到空前的冲击，士人学子不断地开始新的选择，追求新的精神家园。
南北朝时期，南方承袭东晋，而有宋、齐、梁、陈；北方一统十六国，而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其时，在两汉以来的疆域内，戎马交驰，战乱频仍，***权更替，和倒成了动荡变乱的间隙。受这种局面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方面体现出与这种***治局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方面则似乎游移于时局而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前者表现为魏晋以来的清谈义理玄学之风的兴起，后者表现为佛道二种的流行发展。当然，***治时局的动荡往往反倒给学术思想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可以说，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学术给留下我们的基本印象。
诚然，从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的视角来看南北朝，是会有另一番印象的。例如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的一些观点就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本文意在以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学术演变的历史为中心而加以考察，兼对皮氏所作的议论和判断略加评论，以期从一个侧面对南北朝时期学术的走向及其思想史意义有所认识。
一、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背景
在传统的意义上，自汉代以后儒家经学被视为国学，经学的发展演变也被后世视为古代学术发展的主脉。这一学术主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生了比较巨大的变化。皮锡瑞所著《经学历史》，将经学历史的演变划分出多个时代，在其笔下，经学在历经东汉的“极盛时代”之后便进入了经学“中衰”和“分立”的两个时代，这就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演变。在皮锡瑞的判断中，经学的发展演变是与社会***治的变迁紧密相关的。那么随着魏晋南本朝时期***治的变迁，自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从经学本身的发展状况来说，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自汉代形成发展起来的经典注疏学到东汉的郑玄时达到集大成，其注经的风格样式被视为是对汉代经学的总结，也几乎成为后世解经的依据，以及判断后来的经注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样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氏才认为，“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然而“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径庭”。至于“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前人多曾论及，皮氏则又进一步参酌而申述之，对魏晋时代的经注家颇有微词，或显苛责之议。
皮锡瑞综罗历代学者之论，针对魏晋时代的经学演变而大加评判，其指摘责难之意跃然纸上。
（1）王肃注《尚书》，唐代孔颖达指出“王肃之注《尚书》，其言多同《孔传》”；宋人吴?А⒅祆洌?迦搜秩翳场⒒荻熬??摆?涫В?晕?弊鳌保欢￡谈?翱级ㄆ涫槭***鐾跛唷薄Fな弦惨晕?弧?/p> （2）王弼《易》注，皮氏称其“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皮氏言其“合包、周之《鲁论》，孔、马志《古论》而杂糅莫辨”，且“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对于王弼、何晏的“祖尚玄虚”，范宁曾“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皮氏显然认同此说的。
（3）杜预的《左传集解》，皮氏言其“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据周予同先生说，此论前后盖本自惠栋和陈寿祺。惠栋称杜预作《左传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陈寿祺则以为“其善者多出贾、服而深没本来”，更有的内容“出何经典，诚所未闻”。又皮氏言杜预还有“谅?短丧，倡为邪说”之过，且在解释《左传》“凡弑君为君，君无道也”一条时有“亟扬其波”之嫌，又对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据周予同先生说，皮氏此论前后盖本自王应麟和焦循的议论。皮氏则综合王、焦之说，断言杜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
（4）范宁的《谷梁集解》，皮氏认为，其“虽存谷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且称“宋人谓其最公”，盖因“此与宋人门径合耳”。据周予同先生说，此处宋人盖指黄震，或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所称“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谷梁》，而公言三家之失”。皮氏则称：“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可见皮氏对此反以为病。
（5）郭璞的《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所以被惠栋弟子余萧客谓为“攘善”。周予同先生指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亦记有余氏此论，皮氏之说盖据此。
可以看到，以上皮氏的议论和判断，往往有着前人之说为其根据，特别是清人的议论更显突出。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出自对于传世的十三经的经注加以比较而得出的。即除了《孝经注》外，其他经注汉人、魏晋人各居其半。与上述诸家形成对照的就是东汉的郑玄笺《毛诗》、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另外，皮氏如此的评价汉代与魏晋时经注的高低差异，也与清代后期回归汉学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
除了皮氏所关注的方面之外，与魏晋时经注风格转变相伴随的学术转向，又在于人们所熟知的魏晋玄学的兴盛和发展。《南史•儒林列传》有云：“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时荀?、挚虞之徒，虽议创制，未有能易俗移风者也。自是中原横溃，衣冠道尽。”当时，《老子》、《庄子》成为学人之所好，而与《周易》之并称“三玄”成为时尚经典，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走向，以及南学和北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由于***治上的南北各有朝廷，代相对立，反映在传统的经学方面就产生了所谓“南学”、“北学”分立的局面。皮锡瑞称“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列传》以“江左”、“河洛”来概括“南学”、“北学”的分别。皮氏说：“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 皮氏正是以“学出于一”与“道纷于歧”来判断北学和南学的分别的。所谓“学出于一”就是经注同出于郑玄，如其所说的“欲治汉学，舍郑莫由”。所谓“道纷于歧”就是数家并行，如其所说的“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这主要是依据《北史?儒林列传》的记录。也就是北学的《尚书》、《周易》、《诗》、《三礼》皆宗郑氏，《左传》宗服（虔）即是宗郑。而且还有郑玄注的《论语》、《孝经》，何休注的《公羊传》，皆“大行于河北”，从而“可谓知所宗尚”。
《北史?儒林列传序》在比较南学、北学的特点时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皮氏最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此说盖因“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并且举皇侃的《论语义疏》以为说。以为其“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如此“可见一时风尚” 。皮氏还借着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对代表南学的皇侃和代表北学的熊安生二家《礼记疏》的评论而进一步申明自己的判断。不仅隐含着对唐人所谓“约简”与“深芜”之论的不予认同，更对孔颖达称皇侃“微稍繁广”的说法提出驳论。皮氏指出：“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
南学之所传，正是前述皮锡瑞深感不以为然的魏晋时代的几家经注，皮氏评论说：“南朝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玄玄者阶之厉乎！” 对于北学，皮氏以为，“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所以能够更多地保留了郑学的风貌。并且以李兴业对梁武帝称“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为证。而在皮氏看来，南学也并非没有可称道之处，“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其以宋初雷次宗最为著名，可以与郑玄齐名。
皮氏的一些议论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只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判断。实际上，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方面所呈现的是玄学风气的余绪留存、道家经典的诠解传习、道教信仰与学说的广泛流布、佛教信仰与学说的大举流传，还有就是传统经学的承继传习，整个思想学术界学术是在多种选择中的又一轮次的整合，无论是***的还是民间的，官学的还是私学的。这从史书所记录的当时学人之所习即可见其风貌。
史家作史以示后人，在学术上大体可以反映一代风貌景象。对南北朝的学术，南北朝时期的正史所载，风貌不同。经学史家马宗霍说：“《宋书》、《南齐书》儒林无传”，认为这是南朝初期“人尚清谈，家藏释典”，学术风气尚未转向纯正儒学。然而即使是到《梁书》、《陈书》中有了《儒林列传》，在学术源流授受的记载方面也还是没有北朝的《魏书》、《北齐书》详尽。唐人所修《南史》、《北史》当然详备于以上诸史，观点上则大体反映隋唐时人的认识。皮锡瑞正是多称引《南史》、《北史》来议论当时的学术演变的。实际上，南朝的学术经过宋、齐后，以到梁武帝时为最盛，梁后又有陈朝继而传之。由此，也才有隋朝的***治由北统南，学术由南统北的局面出现。
二、南朝各代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南朝在宋、齐两代，儒家经学（国学，官学也。）的庠序之教在恢复中，尚显得不十分景气，即如《梁书?儒林列传》所说：“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虽然《宋书》、《南齐书》中没有列出《儒林列传》，但是在其他列传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学术人物的活动踪迹的。当时，可以说既有长于五经之学的儒者，也有兼通儒学与老庄的学人，玄学之风还比较有影响。
（一）刘宋时期的学术状况
在刘宋一代，历朝皇帝对国学庠序之教的兴复和奖掖，为传统学术的传承延续提供了***性的保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承接了东晋时期，并没有因朝代的的更替而使国学传统断绝。例如，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有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宋书?武帝本纪》）
再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正月乙巳，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沟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V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宋书?文帝本纪》）
又同年十二月丙申，宋文帝有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而且，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同上）。
元嘉二十三年冬十月，宋文帝有诏曰：“痒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
睹济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
赐帛各有差（同上）。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八月，有诏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栈山航海，向风慕义，化民成俗，兹时笃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宋书?孝武帝本纪》）
此外，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前废帝为太子时，于大明四年讲《孝经》于崇正殿（《宋书?前废帝本纪》）。
在另一方面，根据《宋书》的记载，当时经学的传学人物也还是不少的。事有详略，各有所专。比如：
臧焘“少好学，善《三礼》”（列传第十五），又傅隆“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同上）。
张敷，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当初，其父张邵使与南阳宗少文谈《周易》的《系辞》、《象传》，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列传第六）。
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列传第二十四）。
何承天，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隆安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列传第二十四）。
谢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曾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列传第四十五）。
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戴?，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孔淳之弟默之，通儒学，注《谷梁春秋》（《宋书?隐逸列传》）。
周续之，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周续之年十二，受业范宁门下。居学数年，续之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被称为“寻阳三隐。”宋武帝为其开馆于东郭外，使其招集生徒。武帝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宋书?隐逸列传》）。
关康之，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宋书?隐逸列传》）。
还有就是一些好佛老之学的人物，虽不成为主流，却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特色：
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宋书?隐逸列传》）。
杜慧度，颇好《庄》、《老》。禁断***祀，崇修学校（《宋书?良吏列传》）。
张淹，素礼佛，为东阳太守时，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宋书》列传第六）。
羊欣，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列传第二十二）。
沈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列传第二十三）。
《宋书》的作者沈约在评论南朝刘宋时期的国学状况时说：
“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列传第十五《臧焘传》）
如此说来，尽管当时是在动荡时局之下，也还有相当不少的学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学术的风格和底蕴，这与当时传统经学总体上的官学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理论依据上与汉儒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其核心的学术载体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典。固然随着时代风习的转变在一些传习者的视野里经典的范围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核心经典的地位始终与王朝***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例如三礼之作为核心经典，三礼之学的传习不坠，与其实用性价值密不可分。无论思想走向多么的玄虚，现实***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却是牢固的，虽然在传统经典本身当中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但始终不能脱离传统的经典。
（二）萧齐时期的学术状况
萧齐一代的情况与刘宋相比大体相同，传统学术又略有发展。《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有议论说：
“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刘?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虎门初辟，法驾亲临，待问无五更之礼，充庭阙蒲轮之御，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斯故进贤之责也。其余儒学之士，多在卑位，或隐世辞荣者，别见他篇云。”（列传第二十之史臣曰）略考史书所记可知，和刘宋一样，萧齐一代的前几朝皇帝对于传统学术也是颇有重视，从而使之有所振兴。
据《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载，当年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齐太祖萧道成年纪十三而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正是由于其本身曾受教于传统经典学术，所以在其代刘宋而立朝后对国学有所振兴。如建元四年春，齐太祖萧道成有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В??∪骞伲?阊庸?小！闭庵肿陨隙?碌木俅耄?光孕蛑?探?徊接兴?指春驼裥恕?/p> 又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载，齐武帝永明三年有诏曰：“《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拢?淌髂局?兄σ丁！??杏?拢?瘫赜勺取T谖艨?耍?庹??模?胶氲溱樱?寺〗趟迹??擞兴荆?缃ㄢ咱印8?途?迹?岳胪凸剩?稣盎臻啵?暝旅衷丁＝皴阱且惶澹?倒焱?模?烁哐Ч伲?阊与凶印！?/p> 永明四年三月，国子讲《孝经》，齐武帝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永明七年二月，齐武帝有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肆ⅲ?蒂骱楣妫??禄橙耍?衷銮帐簟？筛闹?诘p，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与此同时，齐武帝对于佛教有所限制，如永明十一年有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除了一些有醇儒之风的学者外，儒道并行的风气十分明显，或者说道家文献如《老子》、《庄子》在魏晋以后仍得到学人的广泛重视和传习。并且还有儒释道兼习的学人。
《南齐书?刘?传》载，刘?少而笃学，博通《五经》。后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南齐书?文学列传》载，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
《南齐书?高逸列传》载，沈?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沈?士应选。
吴苞，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
徐伯珍，其叔父?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吴郡顾欢?`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捃遗》三十卷。
顾欢，八岁通《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后与同郡顾?之诸子，及孙宪之并受经句。年二十余时，更从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又著《三名论》与钟会四本论相类。还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杜京产，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并专修黄老。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授学。
臧荣绪，???段寰?罚?饺嗽唬骸拔袈郎蟹畹な椋?渫踔抡?滴唬?睢⑹徒探耄?⒂欣窬粗?恰！币蛘缑髦恋溃?酥?栋菸寰?蚵邸贰3R孕?嵘??尤眨?隆段寰?钒葜??/p> 从前面所列的一些学术人物的学问兴趣和其所长来看，或固守经学，或兼容道家，或专修黄老，表现出多样的取向。可以说在经过魏晋以来的***治变迁和清议玄谈之风的洗礼之后，不少学人仍守候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真的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有其用武之地，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或许真的要像庄子那样永远地采取避世的态度。总之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依归。实际上就学问而言，早在东汉的马融就遍注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这种广博的学风也影响了后世的学人。
（三）萧梁时期的学术状况
到了梁代的梁武帝萧衍时，历经宋、齐两代的传统经学，进一步有所改观。这无疑得益于梁武帝的国学素养和他前期的振兴经学之志。梁武帝萧衍早年就以“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当年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梁武帝与沈约、谢?I、王融、萧琛、范云、任?P、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上）。
《梁书?儒林列传》对梁武帝振兴传统儒学的举措有所记述：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拢?┭与凶樱?癖耸?祝?氪巳?拢?固站?侗唬?⒀栽乇怼！庇谑腔侍?印⒒首印⒆谑摇⑼鹾钍季鸵笛伞8咦媲浊?呒荩?偷煊谙仁ο仁ィ?曛?匝缬铮?椭?允???眉醚桑?笱笱桑?蟮乐?幸踩缡恰F浞??荨⒑钨≈?⒎剁牵?芯擅?谑溃晃?比逭撸?现仓?⒑厣`等首膺兹选。
梁武帝是一个前期重儒，后期重佛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为兴复儒学颇显得不遗余力。
《梁书?武帝纪中》记载，天监四年春正月，梁武帝有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梁书?武帝纪下》普通四年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
《南史?梁帝纪中》称述梁武帝的学术业绩时说：
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余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何佟之、贺?、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帝称制断疑焉。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驱等递互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莫不向风。爰自在田，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
梁武帝以后的几朝皇帝也对国学经学有所奖掖，据《梁书?简文帝纪》载，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既长，器宇宽弘，未尝见愠喜。方颊?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及居监抚，……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梁书?元帝纪》载：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能诵《曲礼》。年十七时，高祖敕令府谘议贺革为讲其《三礼》。承圣三年九月辛卯，梁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梁书?元帝纪）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而良好的空间。
齐、梁，梁、陈，代相衔接更替，学术人物也往往是两代称名。以下略述其人物事迹。
在《梁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子革、司马筠、卞华、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皇侃。
《梁书?儒林列传》载，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齐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齐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
何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齐建武年间，步兵校尉刘?、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永元末，京师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梁武帝践阼，尊重儒术，以佟之为尚书左丞。是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
范缜，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天监二年，梁武帝诏求通儒治五礼，有司奏植之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贺?，其祖父道力，善《三礼》，仕宋。?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为会稽府丞，见?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谓融曰：“此生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历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遭母忧去职。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悉礼旧事。时高祖方创定礼乐，?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
贺?之二子贺革，字文明。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弟季，亦明《三礼》。
司马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强力专精，深为?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子寿，传父业，明《三礼》。
卞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既长，遍治《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同业友善。天监初，兼国子助教，后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
崔灵恩，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报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出为明威将***、桂州刺史，卒官。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历官国子助教，三为《五经》博士，迁尚书祠部郎。出为海盐、山阴二县令。佥儒者，不长***术。子?m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广少明经，有儒术，曾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
沈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麟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时吏部郎陆??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第谓宜即用此人，命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子文阿，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太清中，自国子助教为《五经》博士。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
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历官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
孔子?，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为西省学士，助撰录。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与右卫?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子?凡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少好学，师事贺?，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此外，《梁书?良吏列传》载，范述曾，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曾注《易文言》。
《梁书?处士列传》载，何胤，字子季，点之弟也。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注《易》，又解《礼记》，注《百***》、《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庾承先，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又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
《梁书?文学上》载，济阳江避，博学有思理，更注《论语》、《孝经》。
至于其他一些学术人物则有：
韦爱，博学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义（《梁书》列传第六）。
江?，幼聪警，读书过目便能讽诵。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梁书》列传第十五）。
鄱阳忠烈王恢，字弘达，太祖第九子也。幼聪颖，年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无所遗。既长，美风表，涉猎史籍（《梁书?太祖五王列传》）。
徐勉，善属文，勤著述，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梁书》列传第十九）。
范岫，恭敬俨恪，进止以礼。所著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梁书》列传第二十）。
陆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门传》三十卷（《梁书》列传第二十）。
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梁书》列传第二十一）。
裴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梁书》列传第二十二）。
徐?ぃ?咦嫦任省段寰?反笠澹?挝世??芳鞍偌以铀担?┞凼徒獭?ど探献莺幔?Υ鹑缦欤?咦嫔跫犹疽欤ā读菏椤妨写?诙??模??/p> 鲍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四十卷，行于世（《梁书》列传第二十四）。
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问授者此书所载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常愿读之。”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梁书》列传第二十七）。
张缅，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梁书》列传第二十八）。
张绾，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又太清十年，是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绾与右卫?异、太府卿贺琛递述《制旨礼记中庸》（《梁书》列传第二十八）。
萧子显，高祖雅爱子显才，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梁书》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云，梁初，郊庙未革牲?唬?执墙陨蛟甲??潦浅杏茫?釉剖冀ㄑ砸烁摹F粼唬?/p> “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苹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于是乎在。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视燎，尚言‘式备牲?弧?槐苯肌吨P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患雀铮?烁母璐牵??坛欣??幌恿魉坠蕴濉＜确盍钪迹?嫉梅⒚伞3假肀居怪停?讶缓隼剩?饕莱芍迹?じ脑贾啤N谩段寰?肺?荆?浯巍抖?拧贰ⅰ吨芤住贰ⅰ渡惺椤贰ⅰ洞蟠骼瘛罚?词蔷?局?鳎?抟庖嗳〖嬗谩3加盅疤啤⒂葜钍椋?蟆端獭分堋堆拧罚?泼朗且唬??锤魇鍪笔隆4罅焊锓??任湫尬模?评褡骼郑?甯呷??欢?甲?璐牵?┙?剖サ轮?溃?瞬恍蚧食?谱魇隆！堆拧贰ⅰ端獭非袄??谔逦?ァ7?允ブ妓?ā独致邸罚?勇晌承鳎?乃忌钗ⅲ??酪怀觯?叫?赵拢?豢??洌?窭种?蹋?轮嗡?伞＝饕欢?勺海?魉媸孪砸澹?悦髦谱髦?馈q?祭廴眨?袷伎司停?饕陨铣省！彪凡⑹茫ā读菏椤妨写?诙??牛??/p> 孔休源，梁武帝时，太子詹事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议，咸预编录（《梁书》列传第三十）。
江革，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启乞受菩萨戒（《梁书》列传第三十）。
何敬容，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敬容请预听，敕许之。太清年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梁书》列传第三十一）。
?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后来，皇帝有诏求异能之士，其受《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对左右说：“?异实异。”后见明山宾，又说：“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大同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梁书》列传第三十二）。
贺琛，伯父?，为世硕儒。琛幼，?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于乡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贺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姚察说：“?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梁书》列传第三十二）。
羊侃，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梁书》列传第三十三）。
司马?，父燮，善《三礼》，仕齐官至国子博士。?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其礼文所涉书，略皆遍睹。沛国刘?为儒者宗，嘉其学，深相赏好。天监初，诏通儒治五礼，有司举?治嘉礼，除尚书祠部郎中。是时创定礼乐，?所议多见施行。?学尤精于事数，国家吉凶礼，当世名儒明山宾、贺?等疑不能断，皆取决焉。晋安王长史，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二卷（《梁书》列传第三十四）。
刘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禀西河之学，?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乃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冬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须待夏景，试取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梁书》列传第三十四）
王规，年十二，《五经》大义，并略能通。既长，好学有口辩（《梁书》列传第三十五）。其子王褒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中有云：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学、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复为中舍人，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刘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臧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梁书》列传第三十六）。
贞惠世子方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梁书》列传第三十八）。
庾黔娄，少好学，多讲诵《孝经》；何炯，炯年十五，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江?性静，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不乐进仕（《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刘霁年九岁，能诵《左氏传》，宗***咸异之。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褚修，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刘昭，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迁通直郎，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其子?，亦好学，通《三礼》（《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钟嵘，嵘与兄?瘛⒌苡觳⒑醚В?兴祭怼a桑?胗烂髦形??由??鳌吨芤住罚ā读菏椤妨写?谒氖??段难?稀罚??/p> 刘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定林寺经藏，为刘勰所定（《梁书》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
伏挺，字士标。父?，为豫章内史，在《良吏传》。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同上）。
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既长，好学有才思（同上）。
阮孝绪，年十三，遍通《五经》《梁书》列传第四十五《处士》。
刘■，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一，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同上）
（四）陈代的学术状况
陈代学术以承继梁代的遗绪为特色，既有所绵延，又无太大的发展。如《陈书?儒林列传》称：“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高祖（陈霸先）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
在《陈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缓、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在这些人当中或专精经学，或兼通老庄，成为传学之中坚。
沈文阿，父峻，以儒学闻于梁世，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陈文帝时，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沈文阿所撰《仪礼》八十馀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世，诸儒多传其学。
沈洙，洙少方雅好学，不妄交游。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后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戚衮，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后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性精勤，尤明《三礼》。
以礼学而言，当时还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张崖传《三礼》于同郡刘文绍，仕梁历王府中记室。天嘉元年，为尚书仪曹郎，广沈文阿《仪注》，撰五礼。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沈德威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讲《礼传》。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率常如此。贺德基，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居以传授，累迁尚书祠部郎。德基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时论美其不坠焉。
顾越，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聪慧有口辩，说《***诗》，傍通异义。越于义理精明，尤善持论，与会稽贺文发俱为梁南平王伟所重，引为宾客。寻补《五经》博士。
当时还有东阳龚孟舒者，亦治《***诗》，善谈名理。
沈不害，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学。十四召补国子生，举明经。累迁梁太学博士。转庐陵王府刑狱参***，长沙王府谘议，带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入为尚书仪曹郎，迁国子博士，领羽林监，敕治五礼，掌策文谥议。著治《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王元规，少好学，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简文之在东宫，引为宾客，每令讲论，甚见优礼。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迁国子祭酒。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每国家议吉凶大礼，常参预焉。后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元规著《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陆庆，少好学，遍知《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
还有《陈书?文学》又载，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之伟幼精敏，有逸才。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略通其学。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其早成。
许亨父懋，梁始平天门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以学艺闻，撰《毛诗风雅比兴义类》十五卷。
岑之敬，父善纡，梁世以经学闻。之敬年五岁，读《孝经》。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
还有一些保持玄学遗风的人物，以张讥为最著名。
张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循环，辞令温雅。梁武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讥论议往复，甚见嗟赏，自是每有讲集，必遣使召讥。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犹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
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宫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
张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
其他还有：全缓，其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曾任国子助教，兼司义郎，专讲《诗》、《易》。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陆瑜，尝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
南朝与北朝学术的不同在于，***治上的代相更替并没有影响学术的传承，基本上保持了其延续性。这也是南学崇老庄、尚玄理之风而盛于北学的原因之一。
三、南朝时期佛教道教的流传对学术演进的影响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而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南北朝各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是信则崇，弃则毁，几经曲折。其传播本身却日益向着学术化方向发展。
《宋书?夷蛮列传》说：“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佛教的流布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也就突显出来。于是就有了抑制和排斥的主张提出。宋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上奏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小＜椎谙哉??谧却?。?闹裢?剩?铀鹞藜??薰厣耢螅?欣廴耸隆＝ㄖ性街疲?思硬眉欤?晃??溃?鞯牢聪ⅰG胱越褚院螅?杏???裾撸?ひ杼ㄗ晕牛恍嗽焖?戮?幔?韵纫柙谒????ù牵?ひ朗铝醒员局荩恍胄肀ǎ?缓缶凸ΑF溆虚?焖律嵴撸?砸啦怀杏泌?槁桑???衷罚?っ蝗牍佟！壁?伞S稚程?趁牛?盏勒呤?偃恕?/p> 又宋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
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闻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盘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缔制八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由靡爽。唯浮***为教，逖自龙堆，反经提传，训遐事远，练生莹识，?a俗称难，宗旨缅谢，微言沦隔，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随方之眇迹，迷制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道人斯拜，目连桑门，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尽宝，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间，延抗体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世祖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迸，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除了***朝廷方面的抑制之外，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南齐书?高逸列传》载当时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顾欢著《夷夏论》，纵论短长，“虽同二法，而意***道教”。明僧绍则有《正二教论》。《南齐书》载有其文。
宋世名僧有道生、慧琳。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戚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从学术史上各种学术流派的发展演进来说，站在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喜好，对各家之学的判断自有不同。《南齐书》著者萧子显在《高逸列传》后所发的的一段议论，就很可以体现出别样的学术见解：
史臣曰：顾欢论夷夏，优老而劣释。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惟机，低举成敬。
儒家之教，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相袭。
阴阳之教，占气步景，授民以时，知其利害；今则耳眼洞达，心智他通，身为奎井，岂俟甘石。
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赏罚；今则十恶所坠，五及无间，刀树剑出，焦汤猛火，造受自贻，罔或差贰。
墨家之教，遵上俭薄，磨踵灭顶，且犹非吝；今则肤同断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鹰庇鸽。
从横之教，所贵权谋，天口连环，归乎适变；今则一音万解，无待户说，四辩三会，咸得吾师。
杂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则五时所宣，于何不尽。农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艺九谷；今则郁单粳稻，已异阎浮，生天果报，自然饮食。
道家之教，执一虚无，得性亡情，凝神勿扰；今则波若无照，万法皆空，岂有道之可名，宁余一之可得。
道俗对校，真假将雠。释理奥藏，无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设，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异旨，儒者不学，无伤为儒；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
若夫神道应现之力，感会变化之奇，不可思议，难用言象。而诸张米道，符水先验，相传师法，祖自伯阳。世情去就，有此二学，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详寻两教，理归一极。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后。广略为言，自生优劣。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
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劝慕之道，物我无隔。而局情浅智，鲜能胜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门。鸡鸣为善，未必余庆；脍肉东陵，曾无厄祸。身才高妙，郁滞而靡达；器思庸卤，富厚以终生。忠反见遗，诡乃获用。观此而论，近无罪福，而业有不定，著自经文，三报开宗，斯疑顿晓。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
以上的几段，不禁使我们想起《庄子?天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等篇章中对古代学术诸家之学的长短议论。萧氏的观点，实与继宋、齐之后的梁代（梁武帝）朝廷崇佛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梁武帝本是一位国学素养很高而且涉猎很广的学者型皇帝。但是，就是这样深谙传统学术并对其大加兴复的人，却是在晚年好起佛来。这既反映了佛学在其时的传播之盛，同时也和梁武帝的精神追求和个人喜好有关。普通五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经》义，迄于乙卯。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
《南史?梁帝纪中》在记梁武帝晚年信佛后在生活态度上的变化时说：“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常万馀人。身衣布衣，木绵?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勤于***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南史?梁本纪中》在评论梁武帝于儒佛间的取向转变以及所引发的***治危机时又说：
“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还有道教，道教起自东汉后期，无论是张陵所创、子张衡、孙张鲁所传的五斗米道，还是张角所创的太平道，都与黄老道家思想有所联系，更与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之说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其与下层民众反抗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打压对象。不过，魏晋时期士人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的风气，对道教的传播和学术化，起到推波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道教人物又开始对其整合改造，北有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造，南有陆修静和陶弘景对五斗米道的改造。前者主要是援儒入道，“儒道兼修”，将儒家思想与道教理论相结合；后者则更加上佛教的思想，来充实道教。
四、结语
南朝时期学术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隋以后的学术走向，诚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所关注的那样，“学术随世运为转移”，天下归于统一，学术也归于统一。然而学术也有“不尽随世运为转移者”，这就是，经典学术并没有随着“天下统一”而“南并于北”，而是“北学反并于南” 。这也许是皮氏看轻南学而认为不该如此的。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所呈现的学术文化多样性以及就经学本身来说，总是与现实的王权***治密切相关，而无论经学怎样地衰微，怎样地远离传统的样式，远离传统的诠释方法和理论，因为其为官学，所以就始终不会断绝，又因为其所生成的***治与社会的土壤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经学总能在社会变迁和动荡之后全面恢复其官学的地位，伴随着***治的统一而实现经学的统一。这是经学的原生性和经典性所决定的。即使在社会变迁和动荡的时候，经学也不失其对现实***治的指导性，传统的经典早已成为王权***治的依据来源之所在，这又是王权***治的历史所决定的，似乎现实***治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传统的经典中、在经学诠释中找到答案。
梁实秋雅舍篇9
画右题：“有纸一张长二尺，叶公画兰芷公石。书旃立乌庆育苔，昭瀛得之同拱璧。戊子冬日影婆娑室雅集黄祖耀敬题”。“黄祖耀”钤印(白)。题画书写俊秀雅致，钤印意趣古朴，与画相得益彰。
题画者黄祖耀，笔名黄苗子，广东中山人，著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画家、作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
为了解画题原委，乃不揣冒昧地两函北京求教于原题者黄苗老，第二封由请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转交。黄老年高九十七岁，虽在医院疗养，但仍热情地来示释之：
承询“兰草鸟石***”照片，细看题字，确系本人亲笔(应系35岁，任职南京中央银行时作)。大约系叶恭绰之侄公超(任外交部工作不久)，约至其家(影婆娑室)雅集，被邀题词。胡庆育与时昭瀛均系外交官，当系较有意义者，当时曾约公超起义，惜被犹疑未决耳!
弟今97龄，长期住院，但仍偶作书画自遣耳。匆此先复……
黄老年近百龄，行笔流畅，思维敏锐，记忆力尤强，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叙事如数家珍。愿老人健康长寿，为后世多留墨宝。
“画兰”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2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大学教授。1949年5月任民国外交部部长。去台湾后，曾任“外交部长”、驻美国“大使”，、“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等。
叶公超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以诗书相传。其小由叔父叶恭绰带大。叶恭绰诗文书画、文物鉴赏均为精湛。1968年叶恭绰病逝于北京后，叶公超花三年的时间收集其书画作品，编撰成《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
1927年，二十三岁的叶公超出任北京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1928年，叶公超应聘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在其清华北院住所栽毛竹于南窗前，赋名其书房“竹影婆娑室”，并请诗人、文学家黄晦闻题写成横额。“竹影婆娑室”之名即源于此。“影婆娑斋”、“友多闻斋”、“之友斋”都曾为他书房雅名。
1930年代，叶公超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叱咤文坛，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曾主编《新月》、《学文》两个文学期刊。
在十多年的教授生涯中，叶公超培养了废名、梁遇春、钱钟书、季羡林、常风、杨振宁等济济英才。
叶公超自小就学画兰，稍长画竹，写兰颇得赵子固笔法，其笔下的兰竹也是以书入画，将褚的笔法带入画中。
叶公超晚年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1962年，叶公超在台北与高逸鸿、黄君璧、陈子和、姚梦谷等画家组成“壬寅画会”，共同切磋，时相雅集。1966、1977年，叶公超两度在香港举办书画作品展，轰动香江。黎心斋评介：“写竹至难，公超之兰竹得梅道人、顾定之、夏昶风规。下笔时又果胸有成竹，故竹叶兰香，清气逼人眉宇。至其书法沉厚中有静致，结体严谨中而灵活。”他撰有《六十年来中国绘画》，著《叶公超散文集》。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台北逝世，张大干挽词中有“喜则画兰，怒乃画竹，长留健笔见纵横”之评介。台湾史学界誉其为“文写叶公超”之盛名。
“写石”陈方(1897－1962)字芷町，号大荒，江西石城人。1920年代先后为上海《申报》、《商报》、《北平大同晚报》等撰写论述，因其文采而获名声。1930年代，进入民国***界，曾任民国***务局长、总统府第二局局长，为四大贴身秘书之一。时称“江西才子”、“民国才子”、“天下第一刀笔吏”。
陈方幼时攻读古诗文辞，喜绘画。广阅宋、元、明、清各名家真迹，于山水花鸟均有涉猎。在公余时专习写竹，于各地品味风、晴、雨、露、雪下的竹子意态，并与傅抱石、齐白石、郑曼青等多位名画家交往切磋。1953年，陈方由香港赴台湾，曾先后举办三次个人画展，均极一时之盛。1954年在台北与郑曼青、马寿华、陶芸楼、刘延涛、张觳年、高鸿逸组成七友画会。
陈方其竹画、诗文、书法被誉为“三绝”。他将其一生画竹的笔法心得，以荒斋写竹八法及亲笔所作42幅竹谱，撰编为《芷町竹谱》。张大干誉他为“元代以后写竹第一人”。黄君璧称道：“芷町先生，文学大师，画竹专家，早已名满大江南北，其画竹法度严谨而潇洒，其章法尤多奇趣，而用墨则深得明僧清湘道人(石涛)遗法，近百年来无与匹比。”
“立乌”张书旃(1900－1957)原名世忠，字书旃，浙江浦江人。1929年应徐悲鸿之邀，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2年与诸闻韵、潘天寿、吴葬之、张振铎结成“白社”，切磋画艺。绘有《雄鹰》、《百鸽***》等名作，其作品先后在法国、德国、原苏联、比利时等国展出，为不少国家博物馆收藏，视作东方瑰宝。1949年3月赴美定居旧金山，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57年，***曾请其到日内瓦办画展，由此回国，但因患癌症，未能如愿。
张书旃先学西画，后转攻国画花鸟，得吕凤子亲授。花鸟取法于任伯年，素有“任伯年第二”之美誉。吕凤子赞他“画花似闻香，画乌若欲语，技法卓绝，当代无与抗衡者”。徐悲鸿称其“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时与徐悲鸿、柳子谷有“金陵三杰”之称。
“点苔”胡庆育(1904－1970)广东佛山人，生于北京。1930年获燕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曾任民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常务次长。去台湾后，曾任“外交部”***务次长、驻阿根廷兼乌拉圭“大使”等。
胡庆育日常以诗词自遣，尤好倚声。著有《庆育吟草》、《庆育词稿》。
梁实秋雅舍篇10
国人为什么吃不惯西餐?这 是个复杂的大题目，因素肯定很多。我根据长期研究的心得，提出三点原因，以引起大家思考。
第一，因为国人不喜欢喝牛奶。西餐菜肴大多用奶类做调料，正像中餐菜肴大多用酱油一样(酱曾被称为统摄百味大将***，将、酱子确有文字学上的关联)。奶类食品中国古人并不陌生，先秦《楚辞》中列举的美食里就曾提到奶酪，唐代白居易的诗里还歌颂过醍醐。然而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喝奶，林语堂、周作人在谈饮食的文章里都曾肯定过这个事实。有材料表明，专业的牛奶场在中国是迟至1918年才在上海出现的。新时期，人们认识到牛奶对国人健康的重要，然而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杜子端会长在食品工业部长任上发起的推广牛奶的活动，收效甚微。古人对“醍醐”等奶制品的美味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不能接受的是用奶类烹调菜肴，至于《红楼梦》里有“牛奶蒸羊羔”，那属于极个别情况，恐怕是满族猎户的传统吃法。
不喜欢牛奶的原因，人类学家的解释是：东方人缺少“***糖基因”(一种消化酶)，吃了牛奶不易消化。对于推广牛奶的努力，这个结论令人悲观，但《自然》杂志报道过，英国科学家根据欧洲新石器时代人类骸骨，发现早期欧人也没有***糖基因；但畜牧时代开始后不过几千年就有了。可见食物能改变人的基因。国人只要坚持喝奶，就会喜欢它。第二，国人因为不热而不喜欢西餐。我曾在《中国烹饪》发表三千字的文章《热是中餐魂》，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美食家满头大汗。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曾两次提到出大汗，大热天河豆汁，先脊背也要和烫嘴的，西餐的烤牛排和“热狗”也是热的，但洋人吃西餐确实不在乎冷热。久居美国的台湾哲学教授张起钧在《烹调原理》一书中说：“我从买没听过美国人说吃饭要趁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