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李商隐隋宫篇1
关键词：李商隐 咏史七绝 楚汉故事 六朝韵事 隋唐旧事
时序顺流，今昔对比，只是时段被局限在个体存在的片段之中，有所单调;而古今对比，则被放大延伸到整个历史进程中，视野更恢弘，时段更悠远深长，诗人对时序的两极（古与今）的感知与评价也更加复杂。最精妙者为李商隐的咏史七绝，叶燮在《原诗》说李商隐七绝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特质，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评论李商隐七绝“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用意深婉却也令人荡气回肠。诚如宋荦在《漫堂说诗》所云：“诗至唐人七绝，尽善尽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妇人女子，佳作累累。取而讽之，往往令人情移，回环含咀，不能自已。此真《风》《雅》之遗响也。”李商隐咏史七绝的指刺意味浓烈，不失风雅之致。于楚汉故事、六朝韵事和隋唐旧事，皆抑扬有加，无不精绝。李商隐咏史七绝，借古讽今，以楚汉事、六朝事和隋唐事为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寄寓了深沉的时***感慨，有着广阔的表现容量。
一.楚汉故事。楚汉争雄英雄在，传奇故事人物秀，有咏汉帝（武帝和文帝）二首和吟楚国（楚灵王和宋玉）二首。吟楚国事二首为《梦泽》：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楚吟》：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
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
前一首诉楚灵王的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细腰风风靡一时，举国深受其害，轻歌曼舞、绰约娇柔，只为博得楚王的青睐和宠爱。今日细腰竞妍，明日亦累累白骨，在细腰摆柳间，楚王也是葬送自己青春与生命的罪魁祸首，只不过，王无知！在乖戾的癖好中，消磨了女子的青春、君王的意志和王朝的气数。后一首叙宋玉的愁。“摇落深知宋玉悲”，宋玉本多愁，“无愁亦自愁”，为啥？好一副《楚宫暮雨***》，暮色凄迷，楚宫荒凉，凄风冷雨洒落江上，无法不惹人愁绪。宋玉有三愁：因景生愁、感时慨愁、悲己幽愁;李商隐亦有三忧：岁月蹉跎的忧伤、贤不见用的忧愤和王朝前途的忧虑。咏吟汉帝事有三首：一为《题高祖庙》：
乘运应需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
君王自起新丰后，项羽何曾在故乡！
二为《汉宫词》：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三为《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第一首叹刘项同时崛而成败异趋，乃庸碌乏远谋所致，暗刺晚唐君主无为。第二首刺汉武帝一心求仙而无意求贤的思想和行径，寓揶揄嘲弄于轻描淡写之中。“相如渴”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武帝痴心妄想成仙，只祈求自己长生而全然不顾惜人才的死活，迷信与昏庸，何似唐帝。第三首讽汉文帝不任贤才、不顾民生的心态，寓慨于讽。“贾生才”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亦崇尚求仙，不会重视人才，问对，只不过装样子罢了，讽文帝实刺唐帝，惜贾生暗生自怜。求仙非求贤，汉唐的愚妄是一致的，可叹“长生不可求，神仙不可遇”，还有《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二.六朝韵事。千载芳名留胜迹，六朝韵事著西泠，六朝为诗人留下了许多话题;“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六朝亦为诗人提供了寄托情感。讽刺南齐和北齐亡国，皆因荒***，由宠幸后妃所致。有《齐宫词》：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
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
《北齐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敌，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齐宫词》虽名“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二朝，沉湎酒色，穷奢极欲而亡国。前两句写南齐王国。齐废帝宠潘妃，修永寿宫，凿金为莲花贴放于地，让潘妃行走其上，曰“步步生莲花”，纵情享乐，荒***昏聩。后两句写梁台歌管。以“九子铃”来串联齐梁两代的王朝命运，“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更是梁朝不祥的预征和荒***依旧的警醒。“九子铃”成为了亡国败君相继的最佳契合点，“荆棘铜驼，妙从热闹中写出”（清姚培谦虚《李义山诗集笺注》），可叹梁台新主重蹈历史覆辙、无视历史教训，真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慨叹南朝软弱，有《南朝》：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
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
强烈地批判，辛辣地讽刺，举梁朝事以概南朝，皆不***进取，苟安享乐，自持天险，终致亡国。以及《咏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北湖南埭”之水为背景，衬托孤悬的降旗，旷远的空间展示的是苍凉的南朝历史，寄托在者深沉的感慨，“一片降旗”，囊括了六朝三百年屈辱的历史。
三.隋唐旧事。稍前史时，虽当时轰轰烈烈，李商隐却能透过热闹看本质，敢于谴责和指刺，辣味足而韵味长。于隋炀帝的“龙舟游玩臭事”和唐明皇的“父夺子妻丑事”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讽“龙舟游玩臭事”，有《隋宫》：
乘兴南游不，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泥障半作帆。
杨广南游江都，铺张煊赫，那可是彩船盈河，骑兵夹岸，锦帆锦鞍，照耀陆川。只顾一人游乐，不恤民苦，可见剥削之重与压迫之惨，隋帝，一个;游兴一意孤行，不惜民力，尽享穷奢极侈与荒***无度，杨广，昏君暴君一位。讥“父夺子妻丑事”，有《龙池》：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诗虽无一字涉及玄宗霸占儿媳之丑事，却颇具深意。“薛王沉醉寿王醒”，薛王已醉就不要去管他，诗人写寿王，着一“醒”字，包蕴极为丰富。有回忆，有思念，有痛苦，有愤郁，更有羞辱，还有内心情感无法宣泄的强烈悲愤。诗虽无写玄宗秽行，却令人遥想其耽于享乐而导致祸乱的龌龊。
李商隐还对远古人事亦有歌咏，主要有吴王轶事和嫦娥情事。吴王好酒色，如《吴宫》：
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李商隐以吴王沉迷酒色为题，将“满宫醉”的喧闹、疯狂和“水漂花”的悄然、消逝进行衬托，含义深长。“暮水漂花出城”，以流水漂花化静为动，随时间推移来推演吴国国势如落花流水结局，实堪隽永，此绝句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所说：“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正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嫦娥常孤寂，如《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商隐以嫦娥幽居寂处、永夜无寐为题，将嫦娥“悔偷灵药”的情绪蔓延得无边无际。孤栖无伴的嫦娥，寂寞处道观的女冠，清高孤独的诗人，尽管仙凡相隔，却在高洁而孤寂这点上灵犀暗通，悔恨交织，无法消释。
参考文献
[1]余陛云.诗境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沈祖.唐人七绝诗浅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刘学锴 余恕诚.李商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刘学锴 余恕诚.李商隐[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陈伯海.李商隐诗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李商隐隋宫篇2
练习题
1.诵读下面五首绝句，说说每首诗的类型，并从诗歌内容和表达的情感两个角度简要赏析。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
〔宋〕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①,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②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注释：①绩麻：纺麻线。 ②供：参加。
春 怨
〔唐〕金昌绪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①。
注释：①辽西：辽宁西部，为当时东征***队驻扎之地。
蜂
〔唐〕罗 隐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隋 宫
〔唐〕李商隐
乘兴南游①不，九重谁省谏书函②？
春风举国裁宫锦③，半作障泥半作帆④。
注释：①南游：隋炀帝乘龙舟游玩扬州。 ②九重：皇帝居住的深宫； 省：审察； 谏书函：向上劝谏的奏书。 ③宫锦：为宫廷特制的上等锦缎。 ④障泥：垫在马鞍下面，两边下垂，用来障蔽泥土； 帆：锦帆。
碛①中作
〔唐〕岑 参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注释：①碛：沙漠。
2.阅读下面的诗句，完成后面题目。
瀑布联句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禅师）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李忱）
注释：李忱即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禅师同行，因观瀑布。禅师曰：“我观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据《庚溪诗话》）
本诗是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写瀑布，实则写人。禅师的两句暗示了什么？李忱的两句表现了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阅读下面两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
琴 诗
〔宋〕苏 轼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观书有感
〔宋〕朱 熹
昨夜河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两首诗各自揭示了什么道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阅读下面一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塞路初晴
〔唐〕雍 陶
晚虹斜日塞天昏，一半山川带雨痕。
新水乱侵青草路，残烟犹傍绿杨村。
胡人羊马休南牧，汉将旌旗在北门。
行子喜闻无战伐①，闲看游骑猎秋原。
注释：①行子：出行的人。
（1）本诗三、四两句描绘了一幅怎样的边塞风景？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请结合全诗分析最后两句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阅读下面一首元曲，然后回答问题。
〔双调〕水仙子 咏江南
〔元〕张养浩
李商隐隋宫篇3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借你一阕江南意象吧。这江北，高崖峻寂，青山隐隐，漫天是雨；这洛河，秋枫十里，碧水迢迢，一步一桥；这八月已仲，店肆林立，商贾如云的洛阳城，合该金风消夏，收卷雨帘，“天津晓月”。
恍然想起历史中的细节，洛阳有座桥与月有关。
古人煞是浪漫，仰望天空浩淼银河，便将洛水比作天河。洛城正对天帝的居所“紫薇宫”，通过紫薇宫朝圣的路上有个渡口，便是洛河。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下令营建东都，在汉魏故城以西另建新城，新城南跨洛河，面朝伊阙，两岸酒楼舞榭，处处笙歌。于是，一千四百零四年前的那个仲秋，精通风水天象的杨素和宇文恺设计了一座浮桥，取名天津桥。
历史的惊鸿潋滟之处，在于人们每一次不经意的顿首和回眸，都不能捕捉住时光和岁月亘古的节点。天津桥建成了，隋朝却短命。杨广和他的臣民梦寐以求的天河渡口，被瓦岗***李密一把火烧个精光。彼时血染洛河，火光冲天，战马嘶嚎，而明月清辉，岿然如故。
“黄金白璧买歌笑 ，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在桥上吟着诗，盛唐来临。唐玄宗开元年间，他下令在天津桥遗址上重建石桥，又称洛阳桥。大唐气魄，冠绝天下，洛阳桥布局宏大，格调不俗。晓月高挂天空，两岸垂柳如烟，桥下波光粼粼，四周风光旖旎，城东十里白马寺晨钟声声入耳，遂使“天津晓月”成为“洛阳景”中最静谧的风景，引来无数墨客骚人，一时间登桥赏月堪为经典。站在那桥上，与不同时空的风云激荡，人文渊薮，古迹遗存，文化精粹神交悠游，怀着一颗朝圣凭古的虔诚之心，徒步丈量桥上每一个转折和起伏，走遍每一处栏杆，膜拜每一方石砖。古书中的辉煌，往日里的沉浮，诗词里的盛衰，明月中清幽，忽然全部汩汩而来，落入心间，一心跳脱，通体舒泰。
李商隐隋宫篇4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通过母亲为要出远门的儿子一针一线缝制衣服的生活细节，赞颂了伟大而永恒的母爱，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从其表现手法看，是典型的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就是以平凡细微的景物、事情（包括细节）来反映重大的主题，所谓“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明代周履靖在《骚坛秘语》中说：“凡作绝句，如临窗观景，立处虽窄，眼界自宽。题广者取远景，寸山尺水，愈觉其遥；取近景，一草一禽，皆有生意。”可见，以小见大是我国古代诗歌尤其是绝句常用的表现手法。比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就是以小见大。诗人以“野草花”、“夕阳”、“堂前燕”等细小景物，反映出一个深刻的主旨：封建权贵权倾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又如张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首诗的表现手法也是以小见大。诗人截取生活中最普通的一件事―――写信、捎信这一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写信人丰富的内心活动，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再如张祜的《赠内人》：“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鹭窠。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同样是以小见大。诗人以一位美貌的宫女月下凝望宿鹭的窠巢以及灯下斜拔玉钗、拨救飞蛾的细节，表现了宫女幽居深宫的哀怨。
我国古代诗歌讲究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这就要求我们阅读鉴赏时需注意抓住那些细小的景物、事情（含细节），涵泳其中丰富的内涵，把握好诗歌的主旨。
考点训练
隋宫
李商隐
乘兴南游不，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1、试从“小”与“大”的角度简析这首诗的表现手法。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2、有人曾引“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来概括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你同意这种观点吗？请作简要说明。
答案：
《以小见大》
李商隐隋宫篇5
关键词:晚唐 咏史诗 六朝情结 爱恨交织 透辟犀利 挽歌美
正像一个人到了垂暮之年便喜欢怀旧一样,一个王朝到了垂暮之年便喜欢咏史。从这一意义上说,咏史诗在晚唐诗坛的大量涌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早在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就以其敏锐的***治嗅觉闻到了唐王朝的腐烂气息,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史诗。像“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从诗境和题旨上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晚唐以降,咏史诗蔚然成风,除最为著名的杜牧外,李商隐、许浑、刘沧、皮日休、韩偓等人也都悉心咏史,各有千秋。如同身逢文治武功盛况空前的初、盛唐文人几乎无人不或多或少写下几首斑马萧萧、旌旗猎猎的“边塞诗”一样,晚唐文人面对风雨飘摇、日之将西的危难时局,也无不或多或少地写下几首怀古咏史之作。
晚唐的咏史诸家,既是忧国忧民、宏***欲展的志士,又是才能卓越、苦心为诗的诗人。当现实生活以其冰冷的铁拳残酷地敲碎了其***治理想后,他们就逃避到幻想的诗的王国寻求安慰,借助艺术的力量获取生命的支撑。诗人既可以思接千载、凝古今于一瞬,又能够视通万里、撮万物于笔端,最终将复杂的情思寄托于诗歌的审美意象之下。他们往往能借古喻今、发人深省,同时又避免简单的影射、生硬的比附,使诗歌得以深文隐蕴、余味曲包,给人以丰富而又悠长的审美感受。
一、难以割舍的“六朝情结”
中唐以后,国势日见衰微,矛盾、压抑的审美心理使时代与社会更为欣赏那历史繁华之后的野草闲花、颓壁残垣之悲凉、荒芜的美,高门大族历史命运的变迁又启发了审美主体从宏观的角度去观照统治集团的盛衰兴亡。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颇有趣味的美学现象:一向以大漠雄风为荣、以勇武剽悍为美的唐人,到后来竟又对柔弱绮靡的江南六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转瞬即逝的朝代变更最能体现历史的教训,也最能体现人生的幻灭感,因而为晚唐五代的咏史诗人所瞩目,以至于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六朝情结”。唐人回味着祖先当年吞并江南的历史,设身处地地为南朝总结覆亡的教训:“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李商隐《齐宫词》)“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同上《南朝》)这其间,思绪是纷繁复杂的。一方面,唐人不以六朝诸王的行为模式为然,以否定南朝的方式间接表达了对前代开基创业之主的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偏偏又在晚唐诸帝的身上看到了南朝亡国之君的影子,因而急切地希望统治者以前车为鉴。浓厚的“六朝情结”中无不笼罩着无限的愁绪与伤感。如杜牧的《润州二首》(其一):“向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在对六朝的追念中,那遗寺青苔所体现的荒芜,那酒楼依旧所昭示的物是人非,那月明之中对桓伊的怀想,都体现出诗人的无限愁绪。《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惘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在徜徉山光水色中,既对隐居之范蠡心向往之,又对“天淡云闲今古同”景物依旧而物是人非,六朝文物已成遗迹的现象充满着无限伤感。再如韦庄那首著名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烟雨霏霏、春草如茵的凄丽中,是六朝梦幻般的失落,空间相同,烟柳犹在,却是一片荒凉的台城遗址。“依旧”的自然环境之不变,竟然包含着一个最大的变——历史的沧桑之变。
二、易于寄托的本朝史实
晚唐咏史诗的内容是广泛的,诗人们不但擅于从六朝吸取素材,而且往往能从逝去不远的本朝史实中择题入诗,寄托复杂的人生感慨。杜牧的《过勤***楼》一诗就十分典型:“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诗中的“勤***楼”乃是当年唐玄宗处理朝***的地方,现在却紫苔丛生,荒凉之极。这景象象征着唐王朝的没落,也暗含了诗人悲凄、无奈、留恋等复杂的人生感慨。唐玄宗为***前期曾一度使王朝走向封建社会的顶峰,这一不可重现的历史阶段往往成为后世文人建功立业、济世安邦的最高理想。对此,不少诗人都怀有向往与留恋的情绪。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向往和留恋并非无病呻吟。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人们不从这面镜子中反省自身,必将有重蹈覆辙之苦:“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驩无路学鸣鸡。”韩偓这里的《故都》已不再是六朝时代的金陵了。天祐元年,宣武节度使朱温控制了朝廷,为了实现其夺权的野心,强迫唐昭宗由长安迁都洛阳。同年八月,弑昭宗,立哀帝。自此,“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的长安已沦为“故都”,而唐王朝的气数也只剩下三年了。
三、爱恨交织的感情心绪
一个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即将结束,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绪是纷繁复杂的。人们愤恨统治者的荒***误国,却又哀叹他们的好景不长,痛惜与哀婉错综交织,爱与恨并行,有时甚至说不上是恨还是爱: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杜牧《过华清宫绝句》)
这些诗明讥暗刺晚唐诸帝荒***享乐、贻误国事,对荒***昏聩之君的抨击何其尖刻!但我们若再深入一层体会,那诗句的字里行间,也含蕴着一种深沉的“恨铁不成钢”之感。同样的心情还见之于唐人对其失败的先人隋炀帝的态度:“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官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同上)晚唐时代,农民大起义酝酿日久,一触即发,而最高统治者的奢侈***逸却有增无减。有识之士怀着深刻的隐忧近溯隋亡史事,希望现实中的九重天子能以亡隋为鉴。“九重谁省谏书函?”“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愤怒的质问之中,有几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亲者之痛!这种心态愈到后来,表现得愈其明显:“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将以***侈昏暴著称于世的隋炀帝同三皇五帝中的大禹相提并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之中,有着沉重的审美期待。
四、透辟犀利的真知灼见
若论这一时代美学思潮中的佼佼者,还是应推杜牧。这不仅因为杜牧四放外任,“常兼史职”,其观察与思考不同于那些在朱门高宅之内深居简出的文人士大夫,而且由于杜牧“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犹切至”(《新唐书·杜牧传》),更具有符合社会审美期待的评古论今的美学气质。杜牧审美兴趣的聚焦点,多着力于探索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规律。从《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那辽阔浩瀚的思维视野,到《阿房宫赋》透辟独到、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这位末代才子的如椽之笔,揭开了遮盖在历史表层的重重帷幔: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中华千年文明古国衡量美丑善恶的传统审美标准,它为史官秉笔提供了可以遵循的章法,也在史的领域造成了相沿成习的不肯深入思索的传统惰性。杜牧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做其翻案文章,这当然不能仅仅归之于他个人的纵横捭阖、标新立异的嗜好,而且是其时代美学思潮使然。晚唐人对唐帝国创业发展、兴盛衰落的全过程耳闻目睹、感同身受,盛极一时的唐王朝之急速滑坡给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失落感,失落之余自然要开始其新的寻觅,亦即探讨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的根本问题。在这种情势下问世的悼古伤今的诗与文,实即时代、社会与创造者心态的投影。你看那楚汉之争、诸吕攘权、三分鏖战,与晚唐宦官挟帝、藩镇争雄、***治势力勾心斗角的混乱局面何其酷似!作者那胜负未卜的叹惋、包羞忍耻的告诫、卷土重来的激励又何其语重心长!这些诗文不仅以折光的方式照出了晚唐社会现实中最为重要的大的方面,而且见解独到、造诣精深,具有***治家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犀利目光,绝非一般雕章琢句、咬文嚼字的骚人墨客所能企及。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牧的这些悼古之作,又与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并不一致。这已不是初唐陈子昂等人那带有少年时代稚气的、对尚不可知的未来世界的思考。杜牧的思考,囊括了整整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朝代的盛衰更替。
五、晚唐与盛唐咏史之不同
同样是咏史之作,同样是表达物是人非的沧桑感,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李白也写过金陵怀古诗。其“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月夜金陵怀古》)的文句,其“空余后湖月,波上对江州”(《金陵三首》其一)的景致,虽然也包含着迷茫和感叹,但我们感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挥斥方遒的理想主义信念,一种努力开拓、建功立业的乐观主义精神。盛唐诗人的意志与情感是指向外部世界的,甚至于连他们的感叹都充满了力量,激人向上。晚唐诗人则不同了,外部世界的点点滴滴都可能触发他们诸种不同的人生感受,但他们又无法改造和征服这个世界。他们不再是外拓,而是静守;不再是批判,而是伤悼。因为批判不仅需要社会力量作为坚强后盾,也需要人生信念的有力支撑,而既失去社会力量又失去人生信念的晚唐人只能将批判化作无可奈何的哀叹,或是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绪。然而,作为艺术家,晚唐诗人虽不及李白潇洒豪迈,却有李白所不具备的敏感和多情。深秋帘幕、落日楼台、鸟来鸟去、人歌人哭、西风泣露、杨柳萧条、楚塞秋光、浙江残雨、霏霏江草、梦鸟空啼、一片降旗、百年同梦……它们既是历史的场景,又是现实的心境。在这些意境朦胧、意旨含蓄的诗句中,我们时时可以通过一些复杂的暗示和微妙的象征来体验诗人所特有的那种迷离惆怅的情绪。
晚唐咏史诗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哀婉幽怨、反躬自悼的忧伤情绪,这一方面是优美理想重抒情写意的表现,另一方面乃是社会与时代走向没落的必然哀响。从文化的角度上讲,这里有儒家的忧患意识,但这意识并不能转化为建功立业的社会行动;有道家的出世情怀,但这情怀并不能彻底摆脱亲情故国的尘世烦恼;有佛教的虚幻体验,但这体验并不能真正达到六根清静的空彻澄明。它们是杂糅的,又是一体的,这种有机的杂糅构成了晚唐咏史诗无穷的韵味、特有的伤感。如将其与《春江花月夜》式的初唐诗歌加以比较的话,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初盛唐诗歌所具有的乐观向上、气势开张的情怀,已被低沉颓废、纤柔脆弱的心绪所代替。如果说,中唐文人虽身处逆境,但仍有一线光明给他们以温暖和鼓励的话,晚唐诗人则是连这最后的微光也看不到了。“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汉武玉堂人岂在?石家金谷水空流!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闲事与时俱不了,且将身暂醉乡游。”(薛逢《悼古》)“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天涯》)时代的困窘在诗人心头打下痛苦而绝望的印痕,不可避免地使晚唐咏史诗染上悲哀的色调和伤悼情绪。它们仿佛是一支支挽歌,为走上覆灭之路的唐王朝送行。
李商隐隋宫篇6
关键词：唐彦谦；李商隐；诗歌；师承；职称论文
（一）在题材上，唐彦谦的咏物诗和咏史诗，无论从诗歌手法还是风格上，都和李商隐的咏物诗和咏史诗相似。
咏物诗至晚唐可谓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元人方回说：“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书，则一字不能作”，从侧面揭示了晚唐诗人对风物的特殊癖好，可见晚唐咏物诗之多。李商隐和唐彦谦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咏物诗可以说是这一诗歌创作倾向的反映。但是和其它诗人相较，李商隐的咏物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从唐彦谦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不同的传承。晚唐咏物诗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致力于穷形尽相的***貌摹态，笔致精工纤巧，有的绮艳无骨，排比，偶韵较律，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酬唱之作有《茶中杂咏》（十首）、《渔具诗》（十五首）、《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等都具有此种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托物讽世之作很多。如袁郊的《月》、曹邺的《官仓鼠》、韩??摹豆鄱芳ε甲鳌贰⑻票傅摹兜琅阅尽返龋?浞泶痰拿?晁?颍?现粱实邸⒐倭牛?轮两奖∈烂妫?匏?话??br>李商隐创作了一百多首咏物诗，其中也有***貌摹态之作，如《微雨》、《落花》、《牡丹》等；也不乏讽刺之作，如《赋得鸡》、《乱石》等，但是不同之处是，李商隐还创作了许多托物寄怀之作。诗人借咏物抒发因仕途抑塞、挫折频仍而产生的凄切悲伤之感，表现出低徊深婉、摇荡人心的悲剧美。这些咏物诗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如《流莺》：
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岂啭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潮夜***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1
流莺的飘荡哀鸣，欲栖无枝，寄寓了诗人陈情不省，身世飘蓬之感。
唐彦谦的部分咏物诗直接继承了李商隐这种悲美的风格。这些咏物诗托物寓怀，对于所咏之物较少作精切工细的描绘，而是着重写其生存状况，揭示其心理活动和内在精神，亦即“略貌取神或离形入神”。无论是在劲风危露中频嘶的《夜蝉》（翠竹高梧夹后溪）还是在潮湿阴暗中乱舞的《萤》（日下芜城莽苍中），诗人都着重刻画它们生存环境的冷寂和它们受人冷落的无限凄凉的心绪感受。表面在咏物，但似乎更像是诗人的自伤，它们和寂寞枯槁的诗人形象融为一体，成了诗人的化身，诗人精神的载体。这两首咏物诗极似李商隐的《流莺》，以物暗喻诗人自己，对于物的生理特性，诗人都无一语言及，风格上都具有一种哀婉的悲美。
唐彦谦对李商隐的传承在诗歌体裁上还表现在咏史诗上。咏史诗，自东汉至唐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彦谦对李商隐咏史诗的学习，古人都有所赞誉，认为能得义山讽谕的精髓。其实，唐彦谦不仅仅是在构思立意上学商隐，在咏史的题材上更是亦步亦趋。唐彦谦现存咏史诗十一首，其中有七首在题材和立意上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十分相像。李商隐有不少讥刺皇帝求仙虚妄的咏史诗，其代表之作当推《瑶池》、《汉宫词》，这两首诗都属于借古讽今，以周穆王和汉武帝求仙之事来讽刺唐朝皇帝求仙媚道的愚昧和虚妄。唐彦谦的《穆天子传》和《汉殿》不仅所咏之事与之相同，而且连遣词造句都有相仿之处。如“王母清歌玉管悲”、“鸟去云飞意不通”和“瑶池阿母绮窗开”、“青雀西飞竟未回”可见模拟的痕迹。此外《汉嗣》、《四老庙》、《见隋炀帝宝帐》、《骊山道中》分别和李商隐的《题商山四皓》，《隋宫》，《骊山有感》等篇相似，或借讥讽隋炀帝的荒***奢靡来影射当朝者的铺张浪费，或讽刺唐玄宗关键时刻不能制敌而连自己心爱的妃子也难以保全的可悲。
（二）在诗歌的情感方面，情理兼备，于社会反思中融入身世之感，深沉悲怆。
李商隐的一生可谓不幸，生父早亡，自小漂泊，家境艰难。后又因婚姻之事开罪牛***，以后的大半生都处于牛、李***争，南衙北司相互倾轧，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动辄得咎，虽多次哀哀陈情，剖白无辜，但终不为原谅，致使一生悒悒不乐，“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无法实现，“猜意??竟未休”的局面不得改变。形之于诗歌，就多回环迂折、深情缅邈之作。不论是指陈时弊的咏史诗还是借物抒怀的咏物诗还是朦胧难解的爱情诗，都浸透着诗人的社会人生之感，形成一种迂回缠绵、深沉悲怆的感情基调。
唐彦谦身处末世，遭遇乱离，又兼仕途坎坷，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样岌岌可危，风雨飘摇。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和李商隐相似的家国人生之感。诗人将***的时代、淹蹇的身世、凄凉的情怀融入诗歌中，感情深沉凝重，其《秋霁夜吟寄友人》一诗：
槐柳萧疏溽暑收，金商频伏火西流。尘衣岁晚缘身贱，雨簟更深满背秋。
前世悲凉何足道？远书慵懒未能休。惟思待月高梧下，更就东林访惠休。2
首联写景，点明时令，夏去秋来，“萧疏”一词，已见萧条凄凉之意。颔联紧承上联，写明时间和环境，“岁晚”之时，已有迟暮之感，更兼风雨飘摇，诗人放眼望去，满目尽是秋色，凄苦之情更加难奈。五、六联抒情，写诗人的身世之感。上联意为往事悲凉已不堪回首，而现实亦是萧条，前世不足以道，更显眼下之凄苦，诗人百无聊赖，来自远方亲友的书信，诗人更无心回复。因为往事凄凉，现实聊赖，竟无一事可说！尾联写诗人心灰意懒之余，竟生遁世之念！诗人虽未言及***的世事及坎坷的一生，但一句“前世悲凉何足道”，已将所有囊括其中，感情深沉悲凉。再有《红叶》，写红叶的凋谢飘零，诗人的怜惜之情，深邃而沉痛，状物抒情，细腻婉转，借叶之凋零，寄寓了诗人漂泊无依的身世家国之感。其它的如《克复后登安国寺阁》（千门万户鞠蒿藜），中和三年春，唐朝***队击败黄巢起义***，收复长安。这首诗写诗人于克复后重游长安的所见所感。昔日繁华的长安，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凄凉。诗人面对今昔如此强烈的对比，如入梦幻，夜晚寥落的星辰下是历经沧桑后精神恍惚无着的诗人形象。全诗感情苍凉悲怆。
（三）在诗歌语言上，唐彦谦擅长用典，无论是在典故的选取上还是典故的运用手法上都是直承玉溪。
李商隐隋宫篇7
关键词：唐诗；扬州都市空间；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审美空间
中***分类号：I 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1－0099－05
一、扬州都市空间的语境阐释
在似海的唐诗中，以繁华都市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创作蔚为大观。其时的扬州，商贾如织，青楼林立，文士毕集。唐诗对它的描写几乎切入到都市空间的每个向度：“扬州城市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几乎都被唐宋诗人写遍了。以致于清代的李斗在写《扬州画舫录》时，每写到一处园林或一处小景致，大部分都用唐宋诗人留下的诗句编成的对联来加以说明，而且这样作似乎已经很够了。”这些绚烂至极的唐诗，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复杂的、多元结构的“扬州都市空间”。
一方面，诗中的扬州具有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双重维度，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一种相对静止的、固定的“容器”，即在物质性、地理性的维度上，诗歌中的扬州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是审美主体作为触发点或感知的基础。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空间的描写是地理框架为其主要的物质性基础的，这就是西方索亚所说的“第一空间”。在精神性、心理性的维度上，唐诗中的扬州都市又是主观的、虚构的情感世界。这种“人心营构之象”，是容纳诗人主观情感的“容器”，即“第二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空间的内涵并不局限于几何学、物理学的框架，还超越了客体的“第一空间”和主体的“第二空间”，具有西方后现代社会学家“三元辩证法”意义上无限开放的维度。它通过再生产、再创造而形成的新的空间，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空间，生发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即“第三空间”。
相对于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第三空间”，唐诗中扬州都市则是一种“审美空间”。从社会学维度上的“第三空间”，生发出美学意义上的“审美空间”的学理性基础，正如“第三空间”自身的产生已经溢出了几何学向度的“第一空间”和精神性向度的“第二空间”一样，充满无限意蕴的“第三空间”不可能拘泥在纯粹的社会学、***治学的维度下，必然在审美的向度上延展、拉伸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概念，即“审美空间”。对此，国内学者早有定论：“我们借鉴当代西方的空间理论，来谈论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空间，以此来扩展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向度。那么，我们这样做的作用还可以将西方空间理论的社会学思路，纳入到美学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言，作为“审美空间”指称的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第三空间”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对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对人的生产”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审美主体以自身的活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现实物象，这些物象在唐代扬州都市特定的空间平铺延展，最终创造了唐代扬州都市丰富多彩的空间形态；就后者而言，审美主体立足于自身开辟的空间形态中，但是，审美主体并不是无动于衷地处身其间，而是在生产这些空间的同时，也被这些空间塑造着。本文将着力对唐诗中扬州都市三个空间加以具体阐释。
二、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第一空间”、“第二空间”
首先，就“第一空间”而言，唐诗中的扬州以“江海扬波”的独特自然景观为对象，由此构建“第一空间”的基本特征和表层形态。
相传大禹治水后，天下划分为“九州”，“扬州”因为“江海扬波”而得名。考古学研究也证实，距今约6500年前，扬州位于长江和大海的交汇处，地理位置类似于今天的上海，属于典型的“襟江带海”。作为扬州城市起点的古邗城“南沿临蜀冈南麓断崖，断崖下即为长江”，扬州城址沿江而建的特点一直延续至唐代。唐时，长江仍在扬州城附近流入大海，江海交汇，由此形成弯曲的巨大喇叭形状的河口。“那时在圃山以上的扬州湾内，散布着‘开沙’等沙洲，使江流分汊，北支在扬州城东形成曲江，湾道水浅，由东海汹涌而来的海潮，经开阔的海湾乍人曲江湾道隘处，又被水下的沙坎所激逼，形成汹涌澎湃的涌潮。即历史上有名的‘广陵潮’。”唐诗经典《春江花月夜》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深受当时扬州地理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艺术地再现了广陵南郊近江处的自然风光”。早期扬州也与大海紧密关联。江淮之间的海岸线一度向西推进最远处达扬州高邮湖西岸，距今4000年左右，江淮东部受到大规模的海侵，阜宁至海安一线以东地区还未形成稳定的陆地。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海侵导致了扬州以下是海湾，以上才具有真正的江型。唐代扬州仍是国内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刘希夷的《江南曲》、孙逖的《扬子江楼》、万齐融的《送陈七还广陵》、李颀的《送刘昱》等，都鲜明地塑造了唐代扬州都市“江海扬波”的地理空间，这成为扬州区别于其他都市空间的基本特征和表层形态。
扬州都市“第一空间”表层形态的背后，则是具有地方经验的深层空间结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万舸千帆、虹桥水郭的运河城市地理空间。二是古寺林立、烟雨迷蒙的“江南”宗教圣地。
对于前者，唐诗构建了不同于内陆城市的运河城市空间。运河对于扬州都市空间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扬州城市环境的改善和演变，城市居民的生活，都依赖于运河，甚至扬州城郭形状的形成，也与运河大有关系。“它使扬州流动、活了起来”。扬州都市的运河空间在唐诗中随处可见：“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姚合《扬州春词三首》)。“山映南徐暮，千帆人古津”(卢纶《泊扬子江岸》)。“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李白《经乱离后天思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李绅《宿扬州》)。“隔江城通舶，连河市响楼”(李洞《送韦太尉处坤维除广陵》)等，这些诗歌是唐代扬州运河城市大放异彩的最重要的文学呈现。
对于后者，唐诗中的扬州是让世人内心躁动不安归于平和的圣地。唐代的扬州，名刹古寺遍布，高僧辈出。唐初扬州尚存的前朝寺庙就多达65个。禅智寺、大明寺、天宁寺是全国著名的寺庙。崔峒的《宿禅智寺上方演大师院》、张祜的《禅智寺》《纵游淮南》、杜牧的《题扬州禅智寺》、赵嘏的《题禅智寺南楼》等，凸显了喧闹都市中寺庙净土的纯美。其中，最著名的是张祜的《纵游淮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不仅把扬州都市升华到人间天堂的地步，而且，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深入骨髓的封建时代，扬州的寺庙圣地成为人生归宿的理想之
乡，开辟了一个清幽圣洁的“向死而在”的空间。扬州大明寺，李白、高适、刘长卿、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均有作品传世。他们或描写该寺外观的雄奇伟岸，如李白的《秋日登扬州栖灵塔》；或描写踏入圣地感慨嘘唏、厌倦红尘的落寞，如高适的《登广陵栖灵寺塔》；或激发斗志、勉励前行的抱负，如刘禹锡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人通过文字让大明寺成为文人感怀激烈的神圣空间。而刘禹锡《谢寺双桧》、温庭筠《法云寺双桧》、张祜《扬州法云寺双桧》等，通过对天宁寺的描写，开辟了一个伤感神秘的宗教场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上述诗歌中飘逸着晨钟暮鼓的宗教情怀，静谧的宗教情感弥漫于都市的角落，映现着扬州都市的诗性文化内蕴，由此在繁华喧闹的商业都市中开辟了一个幽静神圣的江南宗教空间。它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以磁石般的强大吸附力，包容、聚集了意气风发的豪绅官宦、落魄失意的文人儒生、风流倜傥的名流贤士，扬州成为他们精神的栖息地。
其次，就“第二空间”而言，唐诗无论是对扬州都市繁荣的向往羡慕，及时行乐的放纵，抑或对历史兴亡的凭吊感伤，都是诗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状态中的心灵构建，他们以敏感的触须在扬州都市的每个角落自由伸展，由此构成一幅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唐代文人情感世界。对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是唐诗营构了及时享乐、放望的都市情感空间。诗中的扬州是人们精神深处的温柔富贵之乡，人们有着精明、灵巧、***、奔放的个性人格，追求世俗生活的快乐。他们在节日时纵情欢娱：“扬州寒食春风市，看尽花枝尽不如”(赵嘏《赠歙州妓》)；或斗鸡、走马：“上鸣间关鸟，下醉游侠儿”(马戴《广陵曲》)；或狎妓听曲：“掩笑频欹扇，迎歌乍动弦”(刘长卿《扬州雨中张十宅观妓》)。杜牧的《润州三首》云：“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水中闻。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唐诗鼓吹评注》解释道：“画角之声飘江北而去，渔人之唱向月中而闻。回望扬州风景，故来艳冶之处，当不惜千金之费，与君买笑追欢也。”扬州已溢出了具体的地理范畴，悄然凝结为高度的精神空间，成为世人心目中的乐土，俨然是人问最繁华的都市，在扬州享受人生成为“大众的梦”。
安逸享乐思想上升为城市主导形态，与扬州“人性轻扬”的土著习俗和世俗功利的“商埠型都市”伦理道德相关。扬州一向“人性轻扬”，经济的发展又导致都市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不再视从商为低贱的职业，而是对富商巨贾极尽钦佩景仰之情。他们艳羡商人生活的奢靡浮华，渴望着现世的欲望。权德舆《广陵诗》云：“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后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透过这幅世俗生活的卷轴，可以看见维系扬州城市生活的独特的价值理念，以及鼓涌在诗人心中复杂暖昧的心态。诗人们借助这种生活排遣自身的忧患和焦虑情绪，挥霍着生命的快乐。从赵嘏称扬州为“醉乡”，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都可看出他们寂寞的心绪与扬州的繁华相融合，形成了一种享乐安逸、世俗消费的生活态度和情感倾向，一切都在证实着“扬州人喜爱生活中的歌楼，仰羡的是富商大贾”。“广陵城市文化更注重实际利益，诗人们沉溺于世俗生活的快乐，追求感官的各种刺激”。
二是唐诗中的扬州是包孕着绵长的历史兴亡更替、怀古伤今的精神空间。唐代紧承隋朝，隋炀帝曾数次南下扬州，龙舟风舸，千里沸腾。扬州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积淀，催生了诗人们自觉反思的沉痛与愤懑。刘长卿的《春草宫怀古》、杜牧的《州三首》、罗隐的《炀帝陵》、李商隐的《隋宫》等，均关心国家兴亡更替，叹古怀昔，用前人的教训来警戒晚唐这个风雨飘摇的忧患时代，表达当时文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遍关注，由此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内心感伤焦虑的心灵空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扬州都市文明发展的历史卷轴。
三是唐诗塑造了商人、商妇不为人知的辛酸凄冷的情感空间。唐代扬州云集着全国各地的商贾，“商贾如织”，富商大贾“动逾百数”。但是，光鲜生活的背后，常常掩盖着不为人知的情感。对于商贾生涯的艰辛，刘驾的《贾客词》云：“贾客灯下起，尤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对于商妇们在孤独、寂寞中尝尽相思之苦，有诗云：“扬州桥边，长安城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王建《江南三台四首》其一)商妇们一面担心着丈夫，只求其平安，一面又感叹青春就在无尽的等待中逝去，以至“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李白《江夏行》)。刘驾的《贾客词》云：“扬州有大宅，白骨元地归”，“当此时，对镜弄花枝”，商人在外已死而妻子在家仍盼望着丈夫归来，这些情感场域的塑造，在整个唐代以扬州为审美对象的诗歌中，恰如整个繁华喧闹大都市最底层的一个角落，引领读者倾听扬州都市铅华洗尽后的痛苦。
三、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第三空间”
唐诗中的扬州是富有深层意蕴的都市“审美空间”，对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1.唐诗中扬州都市“审美空间”的创造，是以地理向度的“第一空间”和情感向度的“第二空间”为基础，通过融合汇通感官视觉、情感体味，在人类普遍情感基础上，以艺术化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具有无限意味的审美想象空间。
物质性的空间和主观性的情感体味是“审美空间”的现实材料和基础框架。刘长卿《送子婿崔真甫李穆往扬州四首》、刘希夷的《江南曲》、孙逖的《扬子江楼》、万齐融的《送陈七还广陵》、李颀的《送刘昱》、王维的《同崔傅答贤弟》等诗歌，都依据具体感性的地理空间，使得读者有了身临其境的审美情感。
以张祜的《纵游淮南》为例：“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十里长街、月明桥、禅智寺、山光寺都是扬州具体真实的地理空间，通过具体的扬州都市地理景点，为读者绘制了一幅逼真的扬州都市空间***景：街道繁华，游人如织，商旅不断，站在明月桥上，看着如云的扬州歌妓，令人遥想翩翩。寺庙周围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不仅是游览消闲的好去处，就是死了作为墓地也算得上人生的大幸。该诗的魅力在于借助具体可感的形象，获得了一个深邃辽阔的审美想象空间，沿着具体的地理空间和个体的情感世界，把读者的审美感知引向一个在唐代文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触动读者内心对风光无限的遐想和难以言表的感伤。诗中“人生只合扬州死”，超出了都市繁华、感官享受的层面，实现了对人的生存哲理性的反思，诗歌获得了切入肌肤、深入骨髓的审美力量。这是一个典型的超越具体感性视觉和私人情感的“审美空间”的创造。
2.受到唐代文人狎妓之风的影响，唐诗对扬州都市“审美空间”的构建，往往超越了诗人主体心理的情感，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情感的形式”的意义，由此积淀了“扬州梦”的深层意蕴。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作为
唐代描写风月青楼最著名的诗人，杜牧的青楼风月诗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倾向性，诗中青楼故事的地点是特定的，即历史上真实的扬州都市，对扬州都市的青楼狎妓之风的描写，属于唐代扬州都市社会客观情况的真实再现，加上杜牧多次到访扬州并生活的真实经历，都成为诗歌中“扬州梦”这一审美空间创造的最直接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杜牧诗中的扬州之情是具体的，是诗人个体眼中的“扬州梦”，在本质上属于黑格尔说的“这个”。
但是，诗篇至今保持经典的魅力，从根本上说还与该诗“审美空间”塑造出的“扬州梦”深层审美意蕴有着血脉关系。诗中扬州不仅限于单纯的地理概念和诗人主观情感，已经在地理学的向度上伸展到历时性和社会性的维度。就历史性而言，扬州的繁花似锦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厚重感，今天的繁华是建立在历史上无数变故的基础上的，历史兴亡、伤感别离的情感已完全浸透在这个城市中，对这个城市的描写也体现了作家内心复杂的情绪。当春风得意之时，城市可以成为伸展个人抱负、抒发理想壮志的地方，当理想受挫之际，城市又成为纵情声色、颓废忘忧的地方。“落魄江湖”一句就是对作家这种心理状态的直接描述，“十年一觉”则是历史沧桑、光阴易逝、及时行乐的历史感的鲜活体现。就社会性而言，扬州都市是著名的风月城市，经济繁荣、***治自由、狎妓盛行，这是唐代扬州都市社会重要的特征，本诗以青楼梦好为题旨，在表达诗人主观感情的同时，也彰显了唐代扬州都市社会的基本维度。杜牧的扬州梦首先属于那个时代普遍的狎妓之风，属于才子文人心中的一个普遍情结。唐代进士科本来就与***妓文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对此，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有过相关的论述。杜牧的《赠别》《寄扬州韩绰判官》、王建的《夜看扬州市》、李绅的《宿扬州》等诗篇，把个体的情感与广阔的社会性和悠远的历史性联系在一起，从而把个人的或失落、或得意的情感提升到审美的高度，从而构建了唐代诗歌中以扬州都市青楼为主题的复杂的审美情感空间，使得诗歌中扬州都市审美空间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的扬州又超越了“这个”而具有“这一类”的普遍情感意义，具有了唐代文人“种族的记忆”特征。这既是唐诗中的“扬州梦”能够穿越千年的时空，让无数文人为之感慨唏嘘的重要原因，也是“扬州梦”的深层审美韵味所在。
3.唐代诗歌构建的扬州都市审美空间，和历史性的时间感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融时间向度的历史性和空间向度的质感于一体的“审美时空”。
从美学层面而言，时间和空间属于诗歌审美境界构建的重要形式，当二者融合为一体，历史性的向度向空间性的向度展开，以及空间性的向度向历史性的向度延伸，这就形成了诗歌中的“审美时空”。如果说现实时空是客观存在的时空形态，心理时空是主体对时空的心理感受形态，那么，“审美时空”则是艺术创造主体在艺术作品中所创造的时空形态，它“是美本身的存在形式，是艺术作品提供给人们的审美感知所栖息、所徜徉的灵境。它虽然不同于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但又是以现实时空为参照、以心理时空为基础的。”
李商隐隋宫篇8
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隋）隋炀帝
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十五夜观灯
（唐）卢照邻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正月十五夜
（唐）苏道味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正月十五闻京师有灯恨不得观
（唐）李商隐
月色灯山满，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正月十五夜
（唐）崔 液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元宵煮浮圆子
（宋）周必大
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汤官巡旧味，灶婢诧新功。
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岁时偏杂咏，附此说家风。
青玉案
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生查子
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注：也有人说这首词为北宋朱淑真所作
京都元夕
（元）元好问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折桂令
元 宵
（元）佚 名
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煌。
月满冰轮，灯烧陆海，人踏春阳。
三美事方堪胜赏，四无情可恨难长。
怕的是灯暗光芒，人静荒凉，角品南楼，月下西厢。
元 宵
（明）唐伯虎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汴京元夕
（明）李梦阳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元夜踏灯
（清）董舜民
百枝火树千金屧，宝马香尘不绝。飞琼结伴试灯来，忍把檀郎轻别。
一回佯怒，一回微笑，小婢扶行怯。
石桥路滑缃钓蹑，向阿母低低说。妲娥此夜悔还无？怕入广寒宫阙。
不如归去，难畴畴昔，总是团圆月。
元夕影永冰灯
（清）唐顺之
正怜火树千春妍，忽见清辉映月阑。出海鲛珠犹带水，满堂罗袖欲生寒。
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为语东风暂相借，来宵还得尽余欢。
元宵夜
李商隐隋宫篇9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
本段记载旨在表彰唐太宗有纳谏之明，从太宗厚赏张行成，表明行成所谏，确实击中了太宗内心深处的“东西之限”。《唐会要》卷36《氏族》载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窦威）家，咸登此职……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言谈之中亦流露出对关东高门的不满。劝谏唐太宗不要以东西为限的张行成，来自山东的定州，是太宗亲自提拔的宰相，但他出身于寒族，唐太宗的“东西之限”主要针对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高门[5]。
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不以为贵，“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民间对山东高门却极为看重，甚至追随太宗打天下的“谋士劳臣”，也不惜“纳赀（山东）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其中贵显如房玄龄、魏徵、李绩等，也乐于与山东高门联姻[6]。唐太宗“不解人间”对山东高门何以如此看重，他认为“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7]。唐太宗不提应该更为偏小的西魏北周，这自然因为唐朝前承周、隋之故，但唐太宗对江南高门的态度，也绝不像对山东高门那样，他企慕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史有明载[8]，那么，他心中并无“南北之限”，何以单存“东西之限”呢？
关中与山东的对立，至迟可上推至战国时关中的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却仍属于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之为“合纵”，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山东、关中对峙的性质[9]。甚至不唯东西***时代，在天下一统的西汉前期，由于诸侯王势力强大，封地多在关东，建都关中的汉皇朝对关东常存防范之心。贾谊《新书·壹通篇》：“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表明建都关中的汉皇朝视关东诸侯隐然有若敌国[10]。
及至孙吴割据江东，刘备入蜀，吴、蜀之于魏，既而东晋南朝之与十六国北朝，则为南北对峙之局，以后中国的***局面大抵如此。不过在南北朝后期，北朝内部又出现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间的东西对峙。这一局面开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灭齐，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东西对峙期间的敌对状态不难理解，但东西混一后几经朝代更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越半个世纪，关中***权何以仍对关东高门怀有敌意？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宛若***王国，诸侯国的地盘和实力加起来远过于汉皇朝，汉皇朝防范关东“若秦时之备六国”，不难理解，而唐时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强固，山东高门对于唐皇朝不应有迫近的威胁，唐皇朝也不应有一味疑惮、压制山东高门的必要。
实际上唐皇朝对山东高门的态度，不过是北周灭齐以来，建都关中的周隋***权对山东旧齐士人的防范***策的继续。下节拟就周隋***权与旧齐士人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在前人基础上作一些具体的考察[11]。
周武帝灭北齐以后，与二十多年前其父宇文泰执***西魏时破江陵后，措置大不相同。前者杀死梁元帝，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12]，周武帝则力***作出“伐罪吊民”的姿态，相继下诏称：“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13]。周武帝还“降至尊而劳万乘”，亲自到山东名儒熊安生家拜访，“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又诏征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名北齐最著称的文士，“随驾后赴长安” [14]。《隋书》卷42《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还曾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武帝的兴奋和喜悦，在于这些久闻其名的北齐文士，终于入关“得其驱使”。我们知道，在当时南北分立、东西对峙的三方***权中，以西魏北周的文人学士最称奇缺，因此之故，西魏北周对文学之士求之若渴。西魏平定汉中后，南朝文士沛国刘璠入关，西魏仆射申徽向宇文泰祝贺：“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15] 西魏破江陵后酷待俘虏，但王褒等文士入关，宇文泰仍喜出望外：“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后来陈霸先与西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北周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对于最负文名的王褒、庾信，始终坚持不放[16]。由于南方文士成批入关，西魏北周向称粗陋的文化学术有所改观，但就整体文化实力而言，仍与关东、江南***权有显著差距，这是北周灭齐后致力于搜扬山东文士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周书·武帝纪下》建德六年十二月条载称，“移并州***人四万户于关中”；《隋书·梁彦光传》称，“齐亡后衣冠士族多迁关内”。山东大姓豪强素以聚族而居、族大人众著称[17]，显然，将文学艺术之士和拥有雄厚宗族乡里基础的衣冠士族――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18]，迁往关内，并将其头面人物吸受到统治集团中来，关系到周隋***权在山东的统治，因而成为周隋***权在旧齐地区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策。
但这项举措直到隋朝初年收效仍不理想。《文馆词林》卷691《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19]云：
君临天下，所须者材，苟不求材，何以为化？自周平东夏，每遣搜扬，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或以道路悬远，虑有困乏，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如能仕者，皆得荣位，沉伏草莱，尚为萌伍，此则恋目下之利，忘久长之策。刺史守令，典取人情，未思此理，任而不送。朕受天命，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虚心待之，犹饥思食。彼州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悬（县？）乡望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干优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官，材望灼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
隋文帝此诏大抵下于开皇二年（582）至三年之间[20]，他在诏书中自称“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是否也像唐太宗一样，其内心深处仍存东西之异，这里姑置不论，诏书中说山东才俊之民，“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假借各种理由滞留家乡，“不肯入朝”，则是实情。《北史》卷100《序传》载李延寿的祖父、故齐晋州别驾李仲举：
邺城平，仍将家随例入关，仲举以亲故流离，情不愿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许去。固辞，乃得还邺。寻有诏，素望旧资，命州郡勒送，仲举惧严命而至。补秋官宾中上士，深乖情愿，乃取急言归。隋开皇中，秦王俊镇洛州，召补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记室范阳卢士彦谓仲举曰：“丈人往经征辟，每致推辞，何为徒劳之任，忽尔降德？”仲举笑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寻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举婆娑州里，责黜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寻以疾归，以琴书自娱，优游赏逸，视人世蔑如也。会朝廷举士，著作郎王劭又举以应诏。以前致推迁为责，除冀州清江令，未几，又以疾还。后以资例，授帅都督、洛阳令……竟不起。终于洛阳永康里宅。时年六十三，当世名贤，莫不伤惜之。
周灭齐后，李仲举“随例入关”，却“情不愿住”，私自回到关东邺城。后虽迫于“州郡勒送”的“严命”，不得已再赴京师，受任秋官宾中上士，但在任不久，又再度请假归乡。隋开皇二年[21]，仲举应秦王俊召补，出任洛州主簿，其友人卢士彦很不理解，因为李仲举屡辞征辟，既要做官，何必不在长安就任京职？既告假还乡，何必又“忽尔降德”“为徒劳之任”，即出任州郡之职[22]？从李仲举“屈伸之事非子所知”的回答，并联系其后来的行事，可知他出任洛州主簿，实有深意在焉，即通过出任州职，达到不去长安任职从而“婆娑州里”的目的，也就是上引隋文帝诏中所谓“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后来李仲举还是“被敕追赴”长安，却因身任朝职而长期“婆娑州里”，受到“责黜左降”的处分――被削去中央官职、贬任隆州录事参***。既非任职朝廷，势必更便于借病归乡，果然李仲举到任不久，“寻以疾归”。这大概就是卢士彦未能体察而李仲举又不便明言的所谓“屈伸之事”，即通过出任州郡，名伸实屈，以达到滞留家乡的目的。再后来“朝廷举士”，李仲举又被“举以应诏”，同样因“以前致推迁为责”即“婆娑州里”之过，外任县令，“未几又以疾还”。总之，李仲举自齐亡以后，虽屡被征辟，身有职任，却长期告病在乡，直至终老。
以上分析含有推测成分，不妨再举一例。《金石萃编》卷43《房彦谦碑》：
潜隐之操，始擅于州闾，高亮之风，日闻于海内……郡三辟功曹，州再辟主簿，其后不得已而从命。……州郡职，非其志焉，然公以周隋禅代之交，纪纲弛紊，亦既从***，便以治乱为怀……虽在乡国，若处王朝，***教严明，吏民悦伏……开皇初，频诏（搜[23]）扬人物，秦王出（镇？）京洛，致书辟召，州县苦相敦逼，公辞以痼疾，且得遂情，偃仰其后。隋文帝忌惮英俊，不许晦迹丘园，公且权维絷，方应荐举。七年，始入京省，受吏部承奉郎。是时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朝廷以公望实之重，才艺之优，故别有此授，以明则哲之举。俄迁监察御史。
又《隋书》卷66《房彦谦传》：
年十八，属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
参据碑、传，可知房彦谦在齐亡以后，称病“归于家”，“优游乡曲，誓无仕心”，一同李仲举。朝廷“不许晦迹丘园”，“州县并苦相敦逼”，最后“不得已而应命”，亦同李仲举[24]。开皇初年隋高祖“频诏搜扬人物”、秦王杨俊“出镇洛州”征召贤俊之时，李仲举应召出任本州主簿，房彦谦初虽不应，“辞以痼疾”，后仍不免赴京任职，相对之下，更可见李仲举出任州职的“屈伸”之意。
当时宁愿出仕州郡而不愿入关任职朝廷者尚有其人。《隋书》卷57《薛道衡传》：“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同书卷76《文学·崔儦传》：“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历殿中、膳部、员外三曹郎中。儦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寻兼内史舍人。”薛道衡齐亡后先入关任职，后归乡里，出任州郡。清河崔儦，无论家世还是文才，显然也在被征入关之列，但他在齐亡后直接回到乡里，出任他十六岁时曾不屑于做的郡功曹。不过他们二人后来均由州职入任朝官，与李仲举始终优游乡里不同。
颜之推称“北方***教严切”，人士不敢“隐退”[25]。《北史·序传》称北周诏征旧齐人士，“严命”“州郡勒送”，宛若押解囚犯。《房彦谦碑》则谓“州县并苦相敦逼”，后来“且权维絷，方应荐举”，“维絷”即系缚，“权”疑为“惧”，盖因形似（權、懼）致讹，可知房彦谦若坚不应举，州县长官迫于诏敕，只好将他系缚至京。上引隋文帝诏中责备刺史守令“典取人情”，对不应辟召者“任而不送”，则州县长官之“勒送”、“敦逼”，实出于不得已。在周隋之际如此严酷的***治环境下，李仲举为长期居乡而行“屈伸之事”，也是迫不得已。
隋初加强了“搜扬”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又有一批旧齐士人被征入关。《隋书》卷58《杜台卿传》：“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皇初，被征入朝。”又据同书卷75《儒林·马光传》，马光等山东“六儒”，亦是开皇初被征入关，马光当年执教山东时（“教授瀛博间”）的上千弟子，也大多随光入关。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26]显庆135《苗明墓志》：“颍川长社人也。……曾祖居，魏封安乐侯，祖洪，齐天保年中封谏议大夫安德王辅佐。……父先，隋开皇二年州贡明经……起家游骑尉，至大业初，任上***郡主簿。”余不备举。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曾大规模移民洛阳。《隋书·炀帝纪上》三月条：“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据唐人杜宝贞观年间所撰《大业杂记》：“（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则三千余家工艺户实来自河北[27]。实际上移实东都的民户大都来自旧齐地区，且移民不止于富商大贾和工艺户：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张波墓志》（***版494，大业十一年）[28]：“并州武乡人……祖老，魏骠骑将***、西道行台。父遵，齐襄垣郡丞。……（波）无情青紫，有志丘园，直以旧族豪家，迁于洛邑。”
据上引墓志，这些志主在齐亡以后隐居不仕，多因忠于故国，耻臣新朝，即隋文帝诏所谓“东西旧隔，情犹自疏”。这当然是他们不仕的原因之一。《北史·序传》载李仲举为晋州别驾，周***破晋州城后，周将梁士彦引仲举“言及时事”，仲举即自称“世居山东，受恩高氏”，颇以“不能死于臣道”为愧。但对于大多数旧齐士人，特别是那些不出于山东高门的一般士人来说，如下文所述，毋宁说他们是愿意出仕的。即使是山东高门，他们不愿意入关任职，也别有缘故，而不仅仅是节操问题。
《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有一个常为论者征引的故事：“近在议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儿耳！’彼此欢笑，不以为嫌。”从“天下大同”语，可知应为开皇九年平陈以后之事，但此时关陇显贵的“关中旧意”，还是十分浓厚，在此之前，山东士人在关中王朝被视作异巳，更不足为怪。
前文提到，周隋***权之致力于“搜扬”旧齐衣冠士人，不仅仅是渴慕文才，毋宁说主要是出于对旧齐地区的统治需要。前引《隋书·房彦谦传》，称彦谦在“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之际，“痛本朝倾覆，将纠违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又据《隋书》卢思道本传，他作为周武帝平齐后随驾入关的十八名文士之一，跟李仲举一样，入关未久即“以母疾”告假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卢）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这次作乱，被周大将宇文神举率***讨平。隋文帝杨坚在代周称帝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严重威胁，就是山东尉迟迥的叛乱。这不仅仅因为尉迟迥是“重臣宿将”，更因为叛乱发生在旧齐境内，关东的大姓豪强本来就对关中***权“情犹自疏”，因此不少人参与了尉迟迥的起兵，史称“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31]。《隋书》卷58《辛德源传》：“及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迟）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辛德源亦为周武帝平齐后随驾入关的十八名文士之一，他也跟李仲举一样，入关后又请假回到了故国京师邺城，被卷入尉迟迥之乱。又《北史》卷32《崔鉴附崔子枢传》：“仕齐，位考功郎中，参议五礼，待诏文林馆。……仕周，位至上士。预尉迟迥事，被诛。”同为博陵崔氏的崔达拿，入周后，“大象中使邺，属尉迟迥起兵，以为总管司马，迥平，伏诛”[32]。此外，旧齐士人广平宋孝王、渤海吴遵世，亦曾参与尉迟迥之乱[33]。前引《房彦谦传》载，北周派遣的齐州刺史辛遵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一封书信，辛遵即被送还，而且“诸贼并各归首”。反之，房彦谦若起兵反周，也同样有号召力。清河房氏不过是山东第二流士族，诸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山东高门，由他们领导或参与叛乱，对当局的威胁之大，后果之严重，自可想见。即使他们不情愿参加，也往往因为其社会影响，被要挟卷入，情形颇类上引《郭提墓志》所云，既“地势膏腴，乡推领袖”，虽欲“潜身窜影”，仍不免“终挂网罗”。正是鉴于山东大姓豪强在社会上的潜在势力，关中朝廷不能不“颇以山东为意”[34]，不能不有“东西之限”，必欲将山东旧族豪强征离家乡而后快。
由于周隋***权的“关中旧意”，入关后的山东士人往往仕途坎坷。以随驾入关的十八文士而言，他们中间，除了李德林外，不是罢免，就是除名，或者任非所好，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清显之职。其中最有才气的卢思道，既然有起兵反对关中***权的前科，也就决定了他“官涂沦滞”，不会得到重用。其入周后所作《孤鸿赋》，以“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的离群孤鸿自况，而将自己入关后的处境喻为，“忽值罗人设纲，虞者悬机，永辞寥廓，蹈迹重围。始则窘束笼樊，忧惮刀俎，靡躯绝命，恨失其所。终乃驯狎园庭，栖托池籞”。其郁忿之情溢于字里行间[35]。辛德源亦因与尉迟迥之乱有染，“不得调者久之”，“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着《幽居赋》以自寄”。由于他与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竟被人奏告“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讨南宁，岁余而还”[36]。薛道衡初因山东朋***事“除名，配防岭表”，后因一句“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被炀帝强令自杀[37]。入关时仅“载书数千卷”的陆爽，因为曾建议以《春秋》之义为皇太子诸子命名，死后仍被隋文帝追怒，下令“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38]。为了升迁不惜私下告发一同入关的旧齐人士的李孝贞[39]，亦自叹“宦意人情，一时尽矣”，最后仍不免遭到隋文帝的“谴怒”。就是最受重用的李德林，以他的才能，以及对隋朝的忠诚与贡献，虽“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40]，与山东士族的出身，关陇集团中人的打压，应不无关系。
一方面，旧齐士人中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在地方上有实力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周隋***权极力罗致和重点控制的对象，多被迁至关中，甚至被“勒送”到关中任职，欲隐而不得；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山东士人则欲仕而无门。《隋书》卷74《酷吏·厍狄士文传》称：“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迎周师。”又《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韩祜墓志》（***版370）：“齐亡后不复出仕。……天命去齐，周人迁鼎，公侯将相，咸建白旗，侯伯子男，皆降轵道，君怀节怀义，致事东皋，去禄去荣，馌彼南亩。”这位韩祜，就其任职似为宦官，并不在征召入关之列，他的隐居不仕，恐怕亦如前引墓志中所谓“周平东夏，毕志丘园”，“周齐格命，遂潜名德”，本因无官可做。
周、隋***权虽然原则上也承认北齐的资荫[41]，但对一般旧齐士人来说，“齐资”往往得不到承认，上引《房彦谦碑》、《北史·序传》，以及《颜氏家训·终制》，都谈到了“齐朝资荫不复称叙”的情形。《唐代墓志汇编》显庆057《登宝墓志》载：“卫国汲人也。……祖珍，魏征西大将***，父吉，齐光邺府司马。……君禀兹余庆，早备方圆，爰在稚年，音徽已远。属齐纲纽绝，鼎命归周，门荫倾[42]，陆沉紫荜，不干世禄，养性漳滨，诗酒琴书，聊以永日。”可知志主之“不干世禄、养性漳滨”，乃因齐资不叙，无从干禄。旧齐士人中有很多人在齐亡后“久不得调”。如《隋书》卷67《裴矩传》：“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矩）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同书卷69《王劭传》：“待诏文林馆……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同书卷73《循吏·房恭懿传》：“仕齐，释褐开府参***事，历平恩令、济阴守，并有能名。会齐亡，不得调。尉迥之乱，恭懿预焉，迥败，废于家。”同书卷76《文学·诸葛颍传》：“待诏文林馆。历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其例尚多，余不备举。
上述可知，山东士人对周隋***权的疏离，不愿意与当局合作，实与周隋朝廷的“东西之限”、“关中旧意”有关。周隋***权始终没有对他们平等地开放仕途。
唯其如此，在齐亡入关的山东文士中，不乏尽力巴结关中***权以求升进之辈，最典型的莫过于“河朔清流”太原王劭，他和来自陈朝的“江南望族”陈郡袁充，都是以替杨坚代周制造符瑞而著名[43]。王劭在北齐时待诏文林馆，官至中书舍人，齐亡入周，久不得调，出此下策邀宠，可能是求仕心切。实际上李德林的发迹，也与他“功参佐命”即直接参与周隋***有关，其所撰《霸朝杂集序》、《天命论》（俱载本传），同样是为杨坚代周作论证的，不过较之王劭、袁充的捏造符瑞之作，更具理论色彩而已。对于旧齐士人巴结关中朝廷的行径，“河朔清流”中第一流高门卢思道深恶痛绝，他在“指切当时”的《劳生赋》中，毫无隐晦地抨击了王劭之流的行径[44]，几乎是点名指责了“时宰”杨坚。
总而言之，周隋朝廷中虽然不乏山东士人（其中包括一批灭齐之前以及灭齐过程中主动投诚的北齐士人），但山东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皇朝统治核心的，可以说屈指可数。上文中几次提到的李德林，可能是旧齐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最高决策集团中的唯一一人。唐初关陇集团认为山东士人“累叶陵迟”、“世代衰微”，正是指北周灭齐后，山东士人长期以来被排斥于最高统治集团之外这一历史事实。上引《北史·序传》中希望李仲举留仕长安的博陵崔宣猷，是仲举的妻伯父，毛汉光氏认为他“已经相当接近（关陇）集团核心” [45]。但崔猷虽属山东高门，却不能算旧齐士人，他早在西魏草创之初即加入了关中宇文泰集团，甚至可以将他视为创建西魏北周***权的关陇集团成员，这仅从猷被“赐姓宇文氏”、宇文护“养猷第三女为己女、封富平公主”，即可见一斑[46]。
论者对隋朝山东士人结***一事多有注意[47]。但此事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各有一起。
据《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炀帝大业初年，通事谒者韦云起上疏奏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不抑其端，必倾朝***，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人姓名及奸状如左。”于是炀帝令大理寺推究，“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48]按京兆韦氏为关中第一流大族，自可代表关陇集团，中山郎氏则为山东第二流士族，并不足以作为山东人的代表。而且此次镇压朋***，规模不大，人数较少，官职不高。
文帝时一起，事发于开皇十二年，起因于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之子苏夔争议音律，而音律之争则为时已久。由于苏威的原因，朝士多附同苏夔之议，何妥不服，遂奏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经“宪司”核查属实，诸人免官，“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事见《隋书》文帝纪、音乐志以及苏威、卢恺、房恭懿诸传。此次朋***，史籍没有明言为山东人所结，而且为首的苏威为京兆武功人，系西魏名臣苏绰之子，自属关陇集团，对垒的何妥自梁入关，原非关陇集团中人。但卢恺、薛道衡等确为山东人，范阳卢氏更是山东第一流高门。值得注意的是，《隋书》本传称卢恺得罪之由，在于他以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期间，“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而“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故涉***固之谮，遂及于此（祸）”。陆彦师为魏郡临漳人，齐亡入周，在北齐时号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列于《隋书》孝义传。本传称他任吏部侍郎期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则此次朋***，虽起因于历法之争，实质内容还在于用人，特别是用人的原则。
卢、薛、陆都是山东人，卢、陆主持吏部选举，用人之际，甄别士庶清浊，仍是秉承孝文帝改革以来的门阀制度原则。如所周知，孝文帝改革的遗产基本上为山东的东魏北齐所继承，关中***权，自西魏苏绰以降，下至周隋，选举“不限资荫，唯在得人”[49]，即上引“选无清浊”、“官无清浊”。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50]，卢、陆二人的选举方针，对山东文士更为有利，所选用者想必多为山东士人；《陆彦师传》称他用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这些赞美者想必也多为山东士人；此次事件“知名之士坐得威罪者百余人”，其中多数亦当为卢、陆所用之人，即山东士人。卢恺等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罪状，就是将“不当仕进”的“尉迟迥之***”、山东士人房恭懿“曲相荐达”为官，参据前引房彦谦碑、传，彦谦于开皇七年因刺史韦艺固荐入朝，“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而且越资“擢授”，则以上推测卢、陆主选期间大量起用山东士人，应不致大误。总之，这次朋***事件的焦点在于用人，从用人的主持者，用人的方针，以及所用的人来看，这次朋***事件的地域性质是明显的。《颜氏家训·省事篇》载颜之推“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东太史竞历”云云，王利器氏谓为北齐时事，宇都宫清吉氏则认为应在隋时[51]，笔者同意宇都宫氏的判断。不知作为这次朋***起因的音律争议事件，是否类似于竞历事件，表现为关中和山东文士间的对立？不过双方为首的都不是山东人。
隋朝两次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关陇集团对朝廷内部的山东士人的一次清洗，它进一步证实了周隋***权对山东士人的警惕和敌意。如本文开篇所说，周隋***权对江南士人并非如此。《隋书》卷78《庾季才传》：“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瑴、河东裴***、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缺字为“上巧下言”，音义同辩）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陈宣帝第十六子也。……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二年，兼纳言。四年，拜侍中。……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参预庾季才文酒之会者，均为入北南人，旧陈宗室陈叔达大量提拔故国名士，都是犯忌讳的事，但没有听说当时人攻击他们结***。
上引《颜氏家训·风操篇》称旧齐“士族文学之人”以幽默的方式批评隋朝“显贵名臣”“尚作关中旧意”，结果“彼此欢笑、不以为嫌”。然而由诸多历史因素形成的“东西之限”，在这些历史因素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彼此欢笑”声中突然消泯。直到唐代，贤明如唐太宗，内心深处仍难免有“东西之限”，即可见一斑。其实在山东士人方面，同样存在着浓厚的“山东旧意”，上举卢恺、陆彦师主持吏部选举，却遵循山东标准，以及山东高门长期以来竭力维持内婚，皆为显例。
周隋关中朝廷对山东士族的特别忌惮，正如前贤早已指出的，即在于他们有着深厚而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崇高的社会声望，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不免“自矜地望”，“偃仰自高”，从骨子里不把关陇集团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敢于而且有能力发动变乱。自魏分东西，“周齐两立”，双方“务在兼并”，均视对方为自己的最大敌人，而不以江南为意[52]。事实上梁陈时期南方的***事力量也远逊于北。江南侨旧高门，历经侯景之乱、西魏破江陵以及隋灭陈，或已衰亡，或已北迁，并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势力，从而对关陇集团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周隋***权，甚至下及唐初[53]，关陇集团总把山东高门视为潜在的对手，利用***权的力量多方压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经过周隋两代的打压，山东高门不但在选举和***治上失势，在地方社会的宗族、乡里势力也受到严重的削弱。周灭齐次年（周宣帝宣***元年，578），卢昌期据范阳起兵，为周将宇文神举率***攻灭，范阳城遂为周***所屠，卢氏为首的衣冠大族或被诛杀（上面提到的卢思道亦“解衣将伏法”，因宇文神举“素钦其才名”而侥幸不死），或以寒馁死于围城之中，如齐亡后回到范阳的旧齐太子詹事卢叔彪（虎），以及其族弟卢士邃[54]。又《隋书》卷74《酷吏·燕荣传》称，开皇后期燕荣出任幽州总管期间，“范阳卢氏，代为着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周隋两朝对山东士人的“搜扬”和迁徙，也使许多“旧族豪家”远离故土[55]。相对于周隋之际山东高门纷纷起事，隋末纷起于山东河北的武装队伍中，领导者中已很少见到山东高门旧族的身影，而代之以所谓“山东豪杰”。关于“山东豪杰”，前辈学者多有论述[56]，无须赘言。
但山东高门仍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除了宗族乡里基础以外，尤其表现在婚姻和文化上。如清河崔儦，名列《隋书·文学传》，传称“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在齐举秀才，待诏文林馆，历任清显。齐亡后归乡里，开皇四年被征入朝。据本传：“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座，素令骑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后数日，儦方来谢，素待之如初。”崔儦在隋朝官为内史舍人，对关陇集团中的勋贵人物杨素视之蔑如，其赖以骄人的，一是门地及其与之相关的门风礼法，二是文学。杨素有求于他，则在婚姻。唐初勋贵竞相以重礼联姻山东高门，隋代杨素已开先河。而这正是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存忌恨之所在。太宗皇子、公主嫁娶不取山东高门，《氏族志》降崔民干等级，皆缘此而发。
关陇集团主持的西魏北周，以及隋及唐前期，在选举制度上厉行改革，不仅最终废止了作为门阀选举制度的乡举里选、九品中正制，而且试***通过选举和***策改变传统的门阀士族观念，树立新的门阀观。唐太宗的门阀观在关于贞观《氏族志》的发言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样一种门阀士族观的极致，就是高宗武后时被称为“勋格”的《姓氏录》。
但这只是国家颁定的门阀标准，社会另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关陇勋贵以列入“姓氏录”为荣，高门大姓则以名在“勋格”为耻。唐皇室的王妃、主婿可以不尚山东旧族，甚至通过行***命令禁止山东高门内婚，但其勋贵名臣却以联姻山东高门为荣，禁婚家不但“故望不减”，反而弥显尊贵，甚至认为禁婚诏书旨在“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57]。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唐朝皇室，后来也汲汲于联姻高门，而高门非但不以为荣，反以为累，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治上）之大权不及（山东士族）社会之潜力”[58]。
[1]《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唐会要》卷36“氏族”，《新唐书》卷95《高俭（士廉）传》，本稿所引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
[2]《旧唐书·高士廉传》作“全无冠盖”，《新唐书·高俭（士廉）传》作“不复冠冕”，《唐会要·氏族》作“全无官宦人物”，其意相同，均是说山东士人在唐朝无高官厚爵。
[3]上引《唐会要·氏族》。
[4]上引《旧唐书·高士廉传》。
[5]参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着《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汪籛《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均载《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上引《唐会要·氏族》。
[7]上引两《唐书》高俭（士廉）传。二传稍有异文。
[8]见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收入牟着《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9]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傅着《史料论略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又《汉书》卷5《景帝纪》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11]公元577年二月北周灭齐，至581年二月杨坚代周建隋，前后不过四年，而且周、隋以禅代方式交替，统治集团构成没有重大改变，因此在讨论中将周隋视为一体。
[12]《周书》卷3《文帝纪下》末“史臣曰”，同书卷48《萧詧传》，《隋书》卷22《五行志上》，《北史》卷67《唐瑾传》。参拙撰《梁陈之际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即刊。
[13]分别见《周书》卷6《武帝纪下》建德五年十二月攻克并州后下诏，次年平定北齐全境后三月壬午诏，以及同年九月壬辰诏。
[14]《周书》卷45《儒林·熊安生传》，《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
[15]《周书》卷42《刘璠传》。
[16]《周书》卷41《庾信传》。
[17]《通典》卷3《食货·乡***》引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中所谓“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云云，常为论者征引。
[18] 下文所引《颜氏家训·风操篇》，即称“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按当时士族大凡有文学。
[19]《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691号，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补注：参罗国威整理《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第409页所收此诏，中华书局2001年。作者撰此稿时，罗国威整理本尚未出版）
[20] 说见岑仲勉《隋书求是》，中华书局1958年，第7页。
[21]《隋书》卷1《高祖纪上》开皇二年正月辛酉：“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
[22]《后汉书》卷34《梁统附子竦传》：“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后多以“徒劳”代指州郡之任，史传、碑志多有其例，此不赘举。
[23]碑末王昶跋，谓“扬字上一字，当是搜字”，并引邹县小铁山北周磨崖文字以为左证。按上引隋文帝诏亦称“每遣搜扬”。又《隋书》卷2《文帝纪下》仁寿三年七月丁卯诏，亦有“其令州县搜扬贤哲”句。
[24] 碑、传所载亦小有差异，如本传称房彦谦于齐亡前夕受任本州治中，齐亡后赋闲于家，不曾任职州里，而据碑，他在齐亡后的“周隋之际”，仍在本州任职，且颇有治誉。
[2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终制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7]参拙撰《大业杂记遗文校录》、《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均载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28]科学出版社，1956年。
[29]《隋书》卷66《荣毗传》，
[30]参《北齐书》卷34《杨愔附郑颐传》，同书卷45《文苑传》序。
[31]《隋书》卷1《高祖纪上》。
[32]《北史》卷32《崔挺传附崔暹传》，参《北齐书》卷30《崔暹传附崔达拿传》。
[33]《北史》卷26《宋隐传附宋孝王传》，同书卷89《艺术·吴遵世传》。
[34]《隋书》卷39《窦荣定传》。
[35]《隋书》卷57《卢思道传》。
[36]《隋书》卷58《辛德源传》。
[37]《隋书》卷57《薛道衡传》。
[38]《隋书》卷58《陆爽传》。
[39]《隋书》卷57《李孝贞传》。据同书《李德林传》，李孝贞曾“阴奏”李德林伪称其父“为（北齐）太尉谘议以取赠官”，实则“德林之父终于校书”，以至隋文帝对李德林心怀嫌隙。又据同书《王劭传》，李孝贞又曾奏告王劭在守母丧期间违禁私撰齐史，以致隋文帝怒而“遣使收其书”，不料隋文帝“览而悦之”，反倒“起（王劭）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按：李孝贞字元操，上引二传均称字，以致中华书局本《隋书人名索引》误以李孝贞、李元操为二人）。
[40]《隋书》卷42《李德林传》。
[41]《周书》卷6《武帝纪下》建德五年十二月诏，《隋书》卷42《李德林传》。
[42]据句式，并参《考古》1959年第7期所载此志拓本，“倾”后原缺一字，盖为书丹者误脱。
[43]《隋书》中王劭、袁充被同列一卷（卷69），传末“史臣曰”称：“劭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
[44]入关旧齐人士相互倾轧之例，见注38。据《隋书·李德林传》，李德林之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原因之一即是“争名之徒，更相谮毁”。这些谮毁者中，也包括与德林一同入关的十八文士之一的李孝贞。故卢思道《劳生赋》所指责的衣冠士族，当指王劭等山东旧族。
[4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七篇《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第195－19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46]《周书》卷35《崔猷传》。
[47]如上揭汪籛《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
[48]《隋书》卷66《郎茂传》，称“恒山赞治王文同与茂有隙，奏茂朋***”云云，与《韦云起传》所载多有不同。
[49]《周书》卷23《苏绰传》。
[50]《隋书》卷46《张煚传》。
[5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第484－5，497页，创文社，1977年。
[52]《隋书》卷57《薛道衡传》。
[53] 两唐书《卢从愿传》都谈到玄宗拟以从愿为相，因宇文融密白“从愿广占良田”作罢。而据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太平广记》卷495《杂录·宇文融》所引同），玄宗最终不以卢从愿为相，除了其广占土地之外，还因其“族望婚宦鼎盛于一时”。可见直到唐玄宗时代，仍对山东高门怀有警惕。
[54]《周书》卷40《宇文神举传》，《北齐书》卷41、《北史》卷53《高保宁传》，《隋书》卷57《卢思道传》，《北齐书》卷42、《北史》卷30卢叔虎（虎讳改为武或彪）传。
[55]参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策与***治秩序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56] 上揭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黄惠贤《隋末农民起义武装浅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李商隐隋宫篇10
中国的自然水系多是由西向东流向，因此南北向的交通较难。自南北大运河一贯通，便将大半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个“丰”字相连的版***。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长1794公里，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北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七段，其中只有里运河（清江至扬州）、江南运河（镇江至杭州）流经长江流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大运河为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史称“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流金淌银的运河促成了沿岸城市的繁荣，自北京而下，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至宁波，都如运河明珠，璀璨发光，折射着千年和缓沉积的水缘文明。
但从北京到杭州，从北到南的血脉相连并非是大运河的初始光景。可以说，北宋以前，中国并无“运河”之名。宋都开封，靠当时“漕运四河”以运粮，才有“运河”的简称。所以凡是由人力开凿或疏浚，并以漕运为主的人工河都可叫做运河。宋以前的各个朝代实际上都开凿或疏通过大小不同的运河，有的因为比较狭窄而名之为“沟”，如邗沟、鸿沟；有的因为比较宽广也呼之为“河”，如江南河、五丈河；有的因为出自人工，与自然河有异，所以称之为“渠”。但渠有两种，一种主供灌溉，如郑国渠、白渠；一种主供运输，如灵渠、漕渠。只有主供运输的“渠”才能被视为“运河”。而隋代开凿的从长安横起南下至杭州的三渠是运河最为光辉的篇章。
京杭大运河是一段水一段水地被无数隔世的劳力连接起来的，和北方那著名的长城一样。泥土和水的T字连接支撑起一个文明对安全和繁荣的梦想。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疏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当时统治长江下游一带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即今里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
第二次是在公元7世纪前后，隋朝统一全国后，建东都洛阳，为了控制江南广大地区，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丰富物资运往长安、洛阳，隋文帝和隋炀帝相继开凿了大规模的运河，为以后的大运河勾勒了肌理。584年连接渭水与黄河的广通渠，605年连接洛阳和淮阴的通济渠，608年连接洛阳和涿郡的北向段永济渠，610年连接镇江和杭州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从此杭州成了一个迷人的终点符，成为一个江河湖海皆通的城市。
第三次是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济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京杭大运河的面貌至此完备。
大运河的气运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始下江南。
大凡一个惊世伟业的建成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帝王的极端愿景有关。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出于***事上的超凡想像，隋炀帝的大运河，特别是史传称他为下江南而沟通水源之举则更接近一种艺术性的迷狂行为。炀帝会诗词，且文采斐然，他随口一句“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大隋的百万子民便被奴役在了沟渠旁边。杨广早年以晋王身份镇守江都（即扬州），历时十年，他早习惯了十年一梦的富贵扬州，及至立为太子，北归长安，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江南。
隋炀帝生性好动，不喜安居，为晋王及太子时尚且不论，自即位至被杀，将近十四年中，他住在西京长安只有一年，住在东都洛阳仅仅三年，其他十年或北巡扬威，或西狩炫富，或东征耀武，或南游玩乐，舟车水陆，日不暇给。如果让他当一个旅行家，可能会留下一部题材丰富、文采可观的游记，只可惜父位子承，当了皇帝，随心所欲，无由监督，滥用民力，穷奢极欲，终至留下史上暴君的千古骂名。
史载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同年八月，不过一百七十天时间（其间有闰七月），便完成了两千里的河道工程，速度惊人。这一来是因为全工程半属自然河，半浚旧河道，而非全面新开、新创。二是“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之四五”，甚至妇女也被抓去充役。开河竣工，做着大头梦的隋炀帝第一次下扬州在大业元年八月十五，从洛阳出发。他的排场几乎是把整个朝堂和内宫搬到了水上，李商隐有诗云：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为了下江南，他把大隋朝折叠成了一条血泪之河。
他乘的龙舟分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有一百二十间房，皆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内侍的住处。皇后所乘名翔螭舟，制度较小，但装饰相同。随行浮景舟九艘，各三层，供作“水殿”之用。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等楼船，以及平底船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僧尼、道士、蕃客及五品以上官员乘坐楼船，五品以下者乘坐平底船，内外百司供奉使用之物均用板船装载。拉船的都是壮丁，多到八万余人，都身穿锦袍，名为“殿脚”（犹如水殿的脚）。炀帝还从吴越一带征集五百名十五六岁的民间少女，称她们为“殿脚女”。这些少女到龙舟上拉纤，每条船有十根彩缆，每根彩缆用十名殿脚女，再加十只羊，让殿脚女同羊一起牵拉，拖动龙船。隋炀帝还在殿脚女中挖掘出了美人，供他享乐。当时，担心盛暑之下，殿脚女体力不支，翰林学士虞世基提出一个办法，沿河堤两岸栽种柳树。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树根扎入地下，可以保护河堤；第二，拉纤女子在树下行走，可以防止烈日暴晒；第三，拉纤的羊能以柳叶为食。炀帝听了十分高兴，诏令民间每献出一棵柳树，赏赐一匹生丝。结果隋堤上种满了柳树，炀帝还亲手栽种了一棵，并题字赐垂柳姓杨，改名杨柳。史书上也说到这十分气派的御制工程：（大运河）“水面阔四十步，……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二千余里，树阴相交。”替炀帝的水殿龙舟压阵的是数千艘兵船，船上装载士兵和武器，由***士自行拉纤，不供夫役。水***之外，两岸还有骑兵相随护卫。舟船前后相衔两百余里，相当于从杭州排到余姚，水陆人员多达二十万人。但见水上彩舟如练，笙歌不息；陆上旌旗蔽日，人声鼎沸，声势之盛，旷古未有。所过州县，五百里官民都要给贵人献食，有的一献就是一百车，都是奇珍异馐。后宫妃嫔吃不了的，临行前，或扔或埋，一笑了之。这样的一路玩乐，从洛阳到江都，走了一个半月。
这一趟游玩在炀帝心中扎了根，五年后，610年，三月二日，春风和暖，炀帝趁开凿为东征高丽漕运粮食的永济渠之际，第二次南游。这次到扬州，他下令凿穿了江南河，为继续南下做准备。江南河从京口（镇江）挖到余杭（杭州），长八百余里，河广十余丈，沿途设置行宫和驿站。按炀帝的性子，到会稽之后，他必要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扬帆远行的，后人推断他是“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二下扬州之后，炀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四处都是反王，北方已无可留恋。隋炀帝第三次下扬州是为了避难，可惜他的“好头颈”就是在扬州失去的。
杨花飞去去何处，兴衰自古漫成悲。话说后来的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也通过运河下过江南，他们的龙船停在德胜坝前，排场不比隋炀帝小，却被后人传为佳话，原因是这两个皇帝南巡不止玩乐，重在统治。他们下江南，加强了对江南的控制和治理。这隋炀帝投资的大运河，最大的受惠者却是后世的王朝。一个为之死，一个为之生，一条运河关乎一个王朝的盛衰隆替。而一座城市，运河南端杭州，也因为南北漕运在江南地位日隆。
千里运河余杭止
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眉目，那么运河就是杭州的血脉，血脉充和则眉目灵秀。暗黑的运河哺育了杭州，明丽的西湖成就了杭州，杭州站在明暗之间，塑造着千年生息的影像。
运河在杭州境内30多公里的河道，由北向东贯穿余杭、拱墅、下城、江干四区。虽然今天运河杭州段的交通航运已不复昔日繁荣茂盛，但古运河在两岸留下数不清的驳岸、码头、船坞、桥梁、民居、仓库。在运河进城标志拱宸桥一带行走，烟水苍茫，船头桥上，见证着城市变迁的沧桑。
杭州之生存发展仰仗着大运河，有盛衰，但从未被中止。
唐代承袭并发展了隋朝给杭州所奠定的基业，“江南列郡，余杭为大”。五代时，钱王使杭州“富庶于东南”。北宋时，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天下转漕，仰此一渠”的大运河保证了杭州的物流，据称，每年通过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达到五百万至八百万石，其他金银布帛、香药、茶叶无数。当时杭州城内的茅山河、盐桥河、菜市河都直接或间接与大运河相通，成为沟通城内物资交流和保证城内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交通渠道。
南宋定都杭州，杭州成为世界性的城市，一座以江河湖海接纳世界的大都会，当时有人给出过答案：“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据文献记载，南宋时菜市桥与大运河相通，是北方及杭嘉湖地区向都城临安运粮的通道，盐桥河则是运盐的通道。
元代以后，杭州城内外运河因年久失浚，商业一度跌落，虽曾两次大浚诸河，但浚而不深，河水仅深3尺，已不及宋代一半的深度，漕运能力随之递减。城南的商业萧条了，而货船麇集的北关拱墅一带，依旧有十里银湖墅的美称。运河船运的衰落，使杭州丧失了全国第一大都会的地位，不过，元代在大运河上设过水上驿站，通过这种水路驿道，杭州北可以直达大都，南可以直达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