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春望的翻译篇1
摘要本文以唐诗《春望》的译文为例，针对格律诗的表现形式，从韵式、平仄、对仗3个方面对汉语古诗，尤其是近体格律诗的英译难度，从理论和具体途径两个方面做一些探索，说明英译汉诗的“不可译”性是可以突破的。
关键词：格律诗 英译 难度处理
中***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中国素享“诗国”盛誉，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诗歌独树一帜。尤其是唐诗、宋词、元曲，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3座丰碑。作为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要方面，我国诗词创作自古以来就蓬勃发展，长盛不衰，犹如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激浪千叠。从诗经、楚辞、汉赋，再到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宋词、元曲，名垂青史的诗人和词家层出不穷，群星灿烂；传颂千古的名作万紫千红，浩如烟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鲁迅律体诗词的广泛传诵和***等老一代***家的诗词的公开发表，旧体诗词再领诗坛风骚。尤其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走向低谷的格律诗词，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复苏。诗会诗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新人新作，层出不穷。吟诵诗词已在全国蔚然成风。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鉴于诗歌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汉诗英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几个世纪以来，唐诗、宋词、元曲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既弘扬了中国文化，又增进了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了解，让世界各国人民为我国光辉灿烂的诗篇所倾倒。
然而，就翻译而言，中国诗词却难以转化为别种语言，尤其是中国诗词中的韵式、平仄、对仗格律，在译语中难以体现。原本优美的诗篇，译成外文却索然无味。闻一多先生说，中文的“浑金璞玉”，移至英文里，就变成浅薄庸琐。他认为诗歌是经不起翻译的。诗人卞之琳也说：“诗是无法翻译的，不能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诗词翻译的艺术》）。一首优美的汉语格律诗，译成外文后便会失去原诗铿锵的节奏、和谐的韵律、严谨的对仗，原诗的意境也会变得模糊不清。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了转换的困难，也因为译者（尤其是外国译者）对中国律诗的表现形式不甚了解，翻译时不能重视再现律体古诗的声韵美。看来，中国近体诗英译的难度主要是在表现形式上，即诗词的声韵格律。解决了中国诗格律的对译，也就能为汉诗的所谓“不可译性”找到突破口。本文试以唐代诗人杜甫《春望》的英语译文为例，通过对译文的比较，来探索格律诗翻译之难度处理。
二 《春望》及其3种译文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内容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575年（至德二年）3月。756年（天宝十五年）6月，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入蜀。7月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杜甫在长安，目睹惨遭洗劫的国都，想到自己身陷贼境，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忧国怀家之情，写下了这首忧国忧民、感人至深的诗篇《春望》。全诗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对仗工整（首、颔、颈3联皆对仗）而不板滞；诗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浑灏，因而1200余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2 表现形式
《春望》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典型的格律诗。诗的格律，就是诗的句数、各句的字数、诗的用韵、对仗、平仄等格式和规律。（1）句数：律诗规定每首8句。只有4句的叫绝句，或称律绝；超过8句的称为长律或称为排律。（2）字数：律诗规定各句字数相等。一般只有2种句式：每句5个字的叫五言律诗，7个字的叫七言律诗。（3）用韵：律诗用韵严格，一般只用平声韵（仄韵律诗极少），除首句可以入韵，也可以不入韵外，偶数句（即2、4、6、8句）必须入韵，而且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4）对仗：律诗要求中间2联（颔联和颈联）对仗（即每2句形成对偶）；首联和尾联也可对仗，但不做严格要求。（5）平仄：即律诗要求平仄协调。平仄就是声调，我国古代把声调分为平、上、去、入。为使用方便，根据读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特点，又把四声分为2组：平声一组，仍叫平声；上、去、入三声为1组，称为仄声。当代汉语的平仄划分与古代略有区别：当代的普通话把平声分为阴平与阳平，统称平声；而上声、去声仍为仄声。古代的入声字，现在分别转到阴、阳、上、去四声里了。
平仄在诗中的作用是构成一种节奏。诗人依照汉字的声调特点，安排平仄声字，高低强弱交替，形成抑扬顿挫、音律和谐之美，就是所谓“声律”。归纳起来，律诗的平仄有4个句型：
A （平平）仄仄仄平平B （平平）仄仄平平仄
C （仄仄）平平仄仄平D （仄仄）平平平仄仄
括号外的为五言律诗的平仄，加上括号内的为七言律诗的平仄。4种平仄句型按押韵、粘对搭配成8句，就是律诗的声律。例如《春望》就是一种平仄格式。
看来，中国近体诗英译的难度主要是在表现形式上，即诗词的声韵格律。解决了中国声韵格律的对译，也就能为汉诗的所谓“不可译性”找到突破口。
3 译文
《春望》国内外有许多种译文。本文仅举以下3种加以比较分析：
译文1. Spring―the Long View
Even though a state is crushed/Its hills and streams remain;/Now inside the walls of Changan/Grasses rise high among unpruned trees;/Seeing flowers come,a flood/Of sadness overwhelms me;cut off/As I am,songs of birds stir/My heart;third month and still/Beacon fires flare as they did/Last year;to get news/From home would be worth a full/Thousand pieces of gold;/Trying to knot up my hair/I find it grey,too thin/For my pin to hold it together.
――Rewi Alley（袁锦翔，1990）
译文2. The Hope of Spring
A nation,though fallen,the land yet remains./When spring fills the city,its foliage is dense./In grief for the times,a tear the flower stains./In woe for such parting,the birds fly from thence./For three months unceasing the bale fires now flare./A letter from home costs a fortune to bring./These worries scratch off my last falling grey hair./My own foolish wishes my pen cannot wing
――W.J.B.Fletcher（袁锦翔，1990）
译文3. Spring View
On war-torn land stream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Grieved over the years,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Seeing us apart,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The beacon fire has gone higher and higher,/Words from household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I cannot bear to scratch my grizzled hair;/It grows too thin to hold a light hair pin.
――Xu Yuanchong（赵甄陶，1999）
三 汉语格律诗英译难度处理
1 难度之一：对仗
汉语诗歌中的对仗即对偶，俗称“对对子”，指两句中相应位置的词性相同，语法结构相类。不仅如此，对仗的联中每个音节都要符合平仄模式和节奏模式，并且上下联中相关词语在语义关系上应形成相反或相对的关系（即前面所表述的“对”）。如：《春望》的前3联：
首联：国破～城春，山河～草木，在～深（古时动词与形容词可对）。两句为紧缩了的转折复句结构，即“国破（但）山河在，城春（但）草木深”。
颔联：感时～恨别，花溅泪～鸟惊心（为主谓宾结构）。全联以拟人化的手法，使用倒装句，说“因感伤时事，见悦目的花朵反而流泪；因怨恨离别，听到悦耳的鸟声反而惊心”。
颈联：烽火～家书，连～抵，三月～万金（数对数，名对名，构成偏正词组）。全联是说“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天，一封家信价值万两黄金”。
由此可见，“用信息论的观点来解释，对仗就是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是音位学、语法学、语义学、修辞学以及声律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范守义，2004）。正因为如此，对仗在汉诗的英译中成为译者很大的障碍。现在来看《春望》Alley（译文1）和Xu Yuanchong（译文3）的两种译文：
译文1用了15行，首先从形式上已不对称，而且句子长短不一，显得凌乱；其次，中间两联（颔联和颈联）分别用了4行和5行，从“对对子”的角度已无从谈起，更不必说语法结构相类了。此类译文让读者感觉不到中国诗词的“3美”，而只能被认为是对诗词的简单释义，虽然通俗易懂，但原诗的音韵美与格式美都丧失殆尽。而译文3许先生的翻译：首联：on war-torn land～in towns unquiet grass,mountains～weeds,stand～run；颔联：flowers～birds，are moved to～cry with，tears～heart；颈联：The beacon fire～Words from household，has gone～are worth，虽然在第二行行尾加“riot”，但这是为押行内韵（unquiet～riot）之处理。第二联 “感时～恨别：Grieved over the years～Seeing us apart”，而第三联“三月～万金：higher and higher～weight in gold”，就未用数量词对数量词。大概译者是出于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照顾行内押韵（fire～higher；household～gold）之处理。这样一来，就使律诗的形式稍有不足，如能进行变通，将第三联兼而处理为：
For three months,the beacon fire has gone higher,
Worthy of ten thousand taels of gold are words from household.
这样“三月～万金：for three months～of ten thousand gold”不就对仗了吗？
2 难度之二：平仄
平仄是形成诗律的最重要的音素，在诗中的作用是构成节奏；平仄交替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就能产生一种音韵美感。汉语诗词的节奏靠平仄，英语诗的节奏则由音步和音的长短轻重来体现。平仄声则可用英语律体诗歌的格来取代，如抑扬格、扬抑格等。中国古典诗歌“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连，取其婉转”（李重华，1999：919），从而产生了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音乐美。
然而，汉字的单音节特性节奏美要用多音节的英语单词表现出来，就比较困难。不过英语中内容与形式的巧合，有时也能在汉语中找到对应和替代。细察，与中国诗歌一样，英文诗歌也有其独特的音韵节奏。就声调而言，汉语的发音有平（阴平、阳平）、仄（上声、去声）之分；英语的发音有重读和非重读音节之分；就节奏而言，汉语借助于“平仄”的交互来表现声律美；英诗依照每一音步中重读音节（扬）和非重读音节（抑）的排列方式把，每行诗中“重――轻”或“轻――重”等不同种类，构成扬抑格（Trochee）、抑扬格（Iambus）、扬抑抑格（Dactyl）、抑抑扬格（Anapaest）等节奏类型表现声律美。其中抑扬格是最常用的音步，它由1个非重读音节和1个重读音节构成（其中第1个音节非重读，第2个音节重读）。在英文诗歌中用得最多的便是抑扬格，90%的英文诗都是用抑扬格写成的。这就为汉诗英译中处理平仄这一难点找到了对应。比如译文3翻译的《春望》：
On war-―torn land―stream flow―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unqui―et grass―and weeds―run riot.
Grieved over―the years,― flowers―are moved―to tears;
Seeing us―apart,―birds cry―with bro―ken heart.
The bea―con fire―has gone―higher―and higher,
Words from―household―are worth―their weight―in gold.
I can―not bear―to scratch―my griz―zled hair;
It grows―too thin―to hold―a light―hair pin.
原诗是五言，译文中，也基本上以五音步对应五言，而且也基本上以抑扬格对应原诗中的平仄，读来朗朗上口。看来汉诗平仄节奏问题在英译中是可以解决的。
3 难度之三：押韵
中国诗向来以韵为常规，这大概与汉字本身具有的声韵结构有关。“有韵为诗，无韵为文”，《词源》解释道：“诗是有声韵可歌咏者的一种文体。”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说：“韵的最大功用在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起来，成为完整的曲调。它好比贯珠的串子尤不可少。”可见，押韵是汉语诗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在翻译中是不可忽略的，应当努力谋求解决这一难题。
英语音节通常分为3个部分：音首，又称节首辅音（Onset），即元音前的辅音或辅音簇；音峰，又称节峰（Peak）或节核心（Nuclesu）；音尾，又称节尾辅音（Coda），即元音后的辅音或辅音簇，其中节峰和节尾辅音共同构成韵脚（Rhyme），如“limit”（其中l为Onset，两个i都为Nuclesu，t为Coda，it合而为Rhyme）。由此可以看出，英语的韵脚和汉语的韵母相似，英语的音首和音节核心就如同汉语的声母和韵母，核心所包含的音峰和音尾就如同汉语韵母中的韵腹和韵尾。汉语诗中押韵，不求韵母（包括韵头）相同，只求韵腹、韵尾相同，古人称为韵部，现在我们可叫“韵身”。汉语诗韵是指韵身，不指韵母，如上例的“弯”与“担”，两字韵母不同，而韵身相同，因此可以相押为韵。这不正同英语音节中的音峰和音尾。
在用韵位置上，汉语诗主要体现在尾韵，格律诗的韵式主要体现在偶数行押平声韵（首句例外）。英诗比汉诗复杂，有头韵、行内韵和尾韵。英诗的头韵（alliteration）是指1行中有几个词用同样的辅音开头，就称之为头韵，也叫首字韵。如：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有1首名诗，题目叫做“O My Love’s Like a Red Red Rose”，其中的后3个词以3个r字母连读，极富音韵之美。
行内韵（internal rhyme）是指在同一诗行中，有几个相同音响的词前后出现，故又叫行间韵。如丁尼生的“The long light shakes across the lakes。
尾韵（Rhyme）则指词尾音素重复，如great和bait,它是英语诗歌最常见的押韵之一。但1行诗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押韵形式。如Thomas Moore的 The light that lies in women"s eyes.这行诗中既有头韵light和lies，谐元韵light、lies、eyes，又有尾韵lies和eyes。
英语诗歌的行与行之间的押韵格式称韵法（rhyming scheme）。常见有两行转韵（AABB）、隔行押韵（ABCB）、隔行交互押韵（ABAB）和交错押韵（ABBA）等几种方法。
基于以上汉英韵式的差异，很多人认为诗歌的一些独特音韵现象几乎是不可译的。但如果能够拓宽声韵选择的范围，巧妙处理，翻译时采用变通的方式来对应汉语古诗词的韵式，就可以突破这一点。再回头看《春望》的3种译文。
杜甫原诗采用的是格律诗严格的2、4、6、8偶数句入韵形式（深――心――金――簪），遵循的是律诗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的规则。而从严格意义上，3种译文都不符合律诗的用韵规则。译文1、2在节奏和押韵方面远远欠缺，译文3 Fletcher的ababcdcd韵式，在节奏和押韵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重――轻音交错出现，读来朗朗上口，达到了音美的效果。然而顾此失彼，违背了格律诗“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的原则。
由此可见，汉诗英译的关键是对格律“难度”的认识和把握。译诗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并遵循“忠实”的原则。然而“忠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尤其在韵律方面，需要译者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通”（郦青，2006）。笔者在此站在几位大家的肩头上，斗胆取诸先生之所长，以Fletcher译文的前两联为基础，试将《春望》进行改译如下：
A nation,though fallen,the land yet remains.
When spring fills the city,its foliage is dense.
In grief for the times,a tear the flower stains.
In woe for such parting,the birds fly from thence.
For three months unceasing the bale fires now flare.
A family letter is worth ten thousand gold in price.
I cannot bear to scratch my grizzled hair;
Too thin to hold the hairpins any more，hence.
这样除第6句以半韵凑韵外，2、4、8皆为全韵。
四 结语
尽管汉语是声调语言，易韵；英语是重音语言，难韵。就节奏而言，汉语中的“顿”并非完全等同于英语中有严格意义的音步，即“英诗节奏的规律性表现在可以把一个诗行划分为一定数目的、在时值（time value）上大约相等的音步”（吴翔林，1993）；而在形式上，做到了重“意”就难免忘“形；”用韵文译韵文，以格律诗译格律诗，都具有一定难度，但其中应有规律可循，因为汉英两种语言中原本就有各自关于格律诗的章法体系，所以当译者有了对译文的准确定位之后，按照各自语言中原有的那一套章法加上一些变通手段，是可以进行互译的。
翻译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是意义的传达，要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许钧，2001）。因此，翻译是一种在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艺术，必然会因人因文而异，但翻译同时又是有章可循的。只要能汉诗格律与英诗格律并重，就能越过汉诗英译的障碍，做到对应翻译，而不失汉诗中的“3美”（意美、音美、形美）、“3似”（形似、意似、神似）、“3化”（深化、等化、浅化）、“3之”（知之、好之、乐之）。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关联理论视角下汉诗英译的认知推理过程研究”（编号：2010BYY00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汉语格律诗英译不可译性之补偿”（编号：2009-GH-07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范守义：《论诗歌的句法结构美――汉英诗歌比较研究》，《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 韩丽、陆梅：《英汉诗歌翻译中的灵活性》，《作家》，2010年第3期。
[3] 郦青：《论韵体译诗之可行性》，《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4] 穆诗雄：《论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译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 许渊冲：《诗词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6] 许均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 袁锦翔：《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8]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 朱家科：《浅议文学翻译的真实性》，《作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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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接受美学；春晓；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解君（1992.12-），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究方向：翻译。
[中***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02
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瑰宝之一，在唐朝时达到顶峰，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许多译者一直在尝试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但他们的译文在风格、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传统的翻译研究只关注作者和文学文本，而不关注读者。有鉴于此，本文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春晓》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和分析，以使诗歌英译可以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
1.译者简介
本文将对许渊冲、翁显良和维特·拜纳的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和讨论。
毋庸置疑，许渊冲是中国文学翻译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领域最杰出的大师之一。除了他对翻译的贡献之外，他还是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学和翻译理论的先驱。他还提出了“三美”原则，即“音美”、“形美”、“意美”，即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应不遗余力地传达三个方面的美。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对诗歌英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贤良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他已将许多中国古典诗歌译成英文，其中大部分收录在《中国古诗英译》一书中。他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国诗歌时应该保持原汁原味。他的诗歌英译不考虑押韵，更接近于散文形式。
美国诗人、作家、学者维特·拜纳是唐诗英译的主要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拜纳选择了自由诗的风格，将诗人的原作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受西方读者的喜爱。
2.接收美学
2.1接受美学简介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接受美学理论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不同于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反应。通过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实现的过程，姚斯Jauss和伊泽尔Iser揭示了读者在接受中的积极作用。
2.2接受美学的主要因素
2.2.1预期范围
姚斯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之前就具有一定的世界观、社会经验、审美倾向和意识。由于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和接受能力的不同，读者将自己特定的期待视野带入文本的欣赏中，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和解读也不尽相同。译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者。不同视角的译者在处理同一文本时，必然会有不同的考虑，采取不同的策略。
2.2.2文本的不确定性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呈现的***式对象。不可能把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来。换言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地方。不确定性的存在激发了读者，需要读者用想象和创造来具体化原文中的空白。不同的译者因其特定的文化程度、性格、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会对不确定性产生不同的具体化。因此，译文的意义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实际翻译的不是原文，而是译者对作者意***的解读。对哈姆雷特的理解因人而异。由于读者对哈姆雷特的不同解读，必然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诗歌的解读也是如此。
3.《春晓》三个英译本的比较分析
《春晓》是孟浩然是最著名的一首诗。它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春天早晨的画面。三个英文版本如下：
ASpringMorning（許渊冲译）
ThismornofspringinbedI'mlying，
NotwokeuptillIhearbirdscrying，
Afteronenightofwindandshowers，
Howmanyarethefallenflowers！
OneMorninginSpring（翁显良译）
Late！ThisspringmorningasaawakeIknow，
Allaroundmethebirdsarecrying，crying.
Thestormlastnight，Isenseditsfury，
Howmany，Iwonder，arefallen，poordearflowers！
ASpringMorning（WitterBynner译）
Iawakelight-heartedthismorningofspring，
Everywhereroundmethesingingofbirds—
ButnowIrememberthenight，thestorm，
AndIwonderhowmanyblossomswerebroken？
3.1词汇
《春晓》是一首五字绝句。这首诗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押韵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比如诗歌中“晓”和“鸟”。从这个角度看，许渊冲译本中的“lying”，“crying”；“showers”和“flowers”让读者可以感受到这种韵律美。虽然他的译本与原文有所差别，但仍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学传统。与许的译本相比，翁和拜纳采用了无尾韵的自由诗翻译。尽管他们试***使译文简单易懂，但却未能给读者带来与原诗相同的音律。当目标读者在阅读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文本时，读者希望能领略到诗歌的精髓，并带着自身的期待视野，试***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审美快感。
在选词上，三个译本也各有不同，拜纳用了“singing”代替“crying”，读者可以想象与诗人一起醒来，聆听鸟儿的歌唱。在英语中“crying”一般用来表示“哭泣”或者“大喊”，相对来说不适合形容鸟叫声。拜纳还用“light-hearted”忠实地给读者表达作者在清晨起床后一身轻松的感受。在翁译本中，他运用了“late”是用来表达因晚起而错过春日美景的惋惜之情，也间接地向读者呈现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翁选择使用“poordearflowers”来突出美好的时间飞逝的哀叹。通过翁译本中的选用的形容词，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作者这种热爱和惋惜春天的复杂情绪。
3.2形式
赏析诗歌时，目标读者希望可以获得同样的视觉美感。形式是诗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汉语都是单音节的，一个字只对应一个音节，所以五言诗很常见。然而，英语通常是多音节语言。这种差异就导致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困难。
相对而言，许渊冲和拜纳在每段诗节字数上的对应可以再现一些与原诗相同的效果，可以让目的读者感受到中国经典诗词形式的对仗工整。翁则采用的是自由诗翻译，他的译本更像是散文而不是诗歌。尤其是在诗词第一句，他用感叹号把一行分成两句话，没有再现诗歌形式的对仗美，这样目的读者就感受不到原文五言绝句的这种精简的形式美。
3.3意象
正如伊瑟尔所说，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存在着空缺和不确定性。也正是这些不确定性促使读者运用自己的期待视野，参与到意义语境化的过程中。中国古典诗歌作为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充斥着大量的意象、隐喻和文化负载词，造成了不确定性和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和音律不如意象的再现重要。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水平、生活经验、观察和感受往往是一致的，因此，在翻译这些意象时，译者需要选择对应表达方式来代替原文。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相似意象的替换不会对目标读者现有的期待视野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目标读者的期望视野很容易与译文所包含的视域融合。
诗词第三句，“夜来风雨”中的“风雨”，许渊冲译为“windandshowers”，翁和拜纳则使用“storm”一词。在《柯林斯高级英汉词典》中，“storm”被定義为“非常恶劣的天气，有大雨、强风，经常有雷电”，“shower”被定义为“短时间的雨，特别是小雨。”诗人孟浩然所要描写的是雨后的春天。也就是说，这里的雨不是狂风暴雨，风也不是寒风凛冽，而是春天的和风细雨。相比之下，shower在向读者传达雨的意象和填补空缺方面比storm更为恰当。
“花落知多少”中，“花落”在许的译本中被译为“fallenflowers”，翁译为“poordearflowers”，拜纳译成了“brokenblossoms”。从翻译策略上看，许采用直译方法，翁的翻译更像是意译。从诗人写这首诗的背景来看，我们知道这首诗是在他隐居在鹿门山仲春时节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可以将“blossoms”与花开漫山遍野的景象联系起来。诗人的意***是告诉读者，雨后盛开的花朵从树上落下的场面。翁将意象进一步深化，直接选用“poor”这个形容词将诗人的遗憾之情表达给目标读者，使读者更好地体会到诗句背后的含蓄意义，实现期待视野与诗的融合。
春望的翻译篇4
【关键词】成语 文化异同 翻译策略
一、引言
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不仅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常培，1996）。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跨文化交际变得愈加频繁。然而，要想更好地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远比掌握两种语言更加困难。因此这给我们宣传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在汉英成语的翻译过程中这个问题显得尤其突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钟述孔，1980）。中文和英文，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的载体，在成语表达方面截然不同。这两种语言都有特别丰富的习语表达和自己的文化背景。这种跨文化差异使英译汉和汉译英的过程变得复杂且困难。
二、汉英成语表达的跨文化相似性
虽然英语和汉语有完全不同的音系学、形态学和语言内在结构，但是我们在表达各自的习语时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种族的人们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去观察事物、表达思想的。例如，在英语中有这样一个成语Our blood boils―我们热血沸腾;顺水推舟―push the boat with the current。从上面的成语翻译我们可以得知中文和英文在概念和认知意义上几乎是相同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上文给出的跨文化翻译在外延层面，语用层面以及言内层面是等效的。这种现象叫做文化重叠，它极大的表明了成语表达的跨文化相似性。
三、汉英成语表达的跨文化差异性
（一）汉英成语在概念意义方面的差异
语言中，某个词的概念意义通常指其认知意义或指称意义，而认知意义或指称意义是语言交流过程中最基本意义表达。它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且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其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人经常引用成语“雨后春笋”来描述大量东西出现或者某些事情快速发展等现象。而在英语中，人们也通常使用的短语“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来表达相同的意思。然而，“mushroom”的指称意义并非指汉语中的“春笋”。“春笋”不能在英国当地种植。所以英国人不可能利用“春笋”来传达隐喻意义。对于这些习语，我们不能找到完全与之对应的中文表达。社会、信仰、传统、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对语言的差异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做出必要的判断和策略调整以便使目标语言的读者能更好的理解这些习语的内涵和关联意义。
（二）汉英成语在文化意义方面的差异
语言中，某个词的文化意义是指添加到这个词的概念意义中的意义，其中包括内涵意义、情感意义、关联意义以及其他与文化因素有关的意义。例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龙”和“狗”给予不同的传统概念。中国成语“龙腾虎跃”中“龙”的指示意义与英国“龙”的“指示意义几乎是相同的。然而，他们在内涵意义、情感意义和联想意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四、促成汉英成语表达差异的原因
（一）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汉英成语表达的影响
“地域文化指因为独特的地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表明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描述同一现象或表达同样的东西。”（朱耀先，1997）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以来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内陆国家。因此，人与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就出现了大量与农业有关的谚语或成语。比如：“瓜熟蒂落”、“瓜田李下”，等等。而英国是一个岛国。为了生存，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与恶劣的海洋环境做斗争。在征服自然的漫长的过程中，很多源自导航或海洋的习语产生了，例如：“weather （ride out） the storm”（安然度过了风暴）。
（二）不同的历史文化对汉英成语表达的影响
历史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而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社会遗产，而他们也会带来不同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带有强大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它也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最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英语和汉语中都有大量的历史典故。中国古典成语主要源自于“四书”、“五经”和其他一些经典。例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等。英语典故大多来自于“圣经”，“希腊和罗马神话”。例如，“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a Pandora's box”（潘多拉盒子）等。这些成语形式上看似很简洁但实际上有深刻的含义。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字面意思去翻译而应该充分考虑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三）不同的宗教文化对汉英成语表达的影响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包括这个国家的和文化意识。不同的宗教文化自然会造成风俗，禁忌和其他方面等的文化差异。英美人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安排的。在中国，特别是在古代，“龙”被看做是最神圣的动物之一。中国人喜欢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认为这是精神的象征，我们周围有很多成语与龙有关。比如：“龙飞凤舞”，“望子成龙”等等。而西方人认为龙是邪恶的象征，残忍的怪物。公元前700年，在叙事诗“奥运伍尔夫”中，一位叫做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人绝望的击打龙，最后致自己死亡。因此，不难看出英语“龙”的概念区别与中国“龙”。所以译者应该在翻译汉英成语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宗教这个文化因素，否则将会导致两者文化的失真，从而误导消费者。
五、汉英成语翻译策略
（一）直译
所谓直译并不是一种刻板僵化的逐字逐词翻译的过程，而是一种在翻译中没有太多的扩展、延伸和解释的过程。在英语和汉语习语的翻译过程中，直译可以保留源语言的文化效果同时可以传递原文的修辞风格。以下是两个直译例子：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So long as I remain a bonze，I go on tolling the bell
Who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二）意译
所谓意译，是指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外一种目标语言的过程中，这种源语言的形式和原始文化的形象被转换或者甚至取消的一种翻译方法。当中国习语背后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采用意译，以免在翻译的过程中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对于一些中国成语，我们找不到与其含义完全等同的英语习语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应该使用意译为主要的跨文化翻译策略。例如，在中国成语“望子成龙”中“龙”表示“高尚”，“严肃”，“吉祥”等含义。而英语成语中“龙”象征着“怪兽”，“邪恶”，“残忍”等形象。所以中国成语“望子成龙”不能被翻译成“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成为一个龙”而应该理解为“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成为一个有前途有成就的人等”。
（三）归化
归化和异化是由劳伦斯（1995）提出的两大翻译术语。归化旨在减少目标语的奇异色彩同时为目标语言的读者尽可能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韦努蒂认为归化来源于一个著名的翻译理论”尽量不要干扰读者，让作者接近读者“（张美芳，2003）。对于一些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西方文化现象，译者应该使用归化为主要的跨文化翻译策略以免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同时反过来当西方人很难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情况下，译者也应该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下面给出一个例子：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四）异化
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目标语言的常规，同时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译者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旨在尽量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接近他。因此异化也可以作为补充性的一种跨文化翻译策略。下面给出了一个例子：
东施效颦――Dong Shi，an ugly woman，knitting her brows in imitation of the famous beauty Xi Shi，only to make herself uglier.
六、结语
从以上所谈及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文化差异导致了英语和汉语在成语表达方面的差异。我们应该严肃的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跨文化翻译其实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不是简单的逐字逐句的翻译。这种文化元素存在于每一个角落。只有完全意识到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我们才能实现完美的跨文化翻译。直译和意译都集中在语言层面上，而归化和异化则集中在文化层面。对于专业翻译人员来说，他们大多选择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有时，也会使用异化。如果有必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甚至可以交替使用所有这些翻译策略，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了解目标语言的内涵。然而，一般来说，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应该首先考虑归化或意译的策略，而应该将直译或异化作为补充性的跨文化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Zhong Shukong.Translation[M].The Commercial Press，1980：1.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182p.
[3]张美芳.翻译策略透视[J].广东外语艺术学院学报，2003，（4）.
春望的翻译篇5
关键词：商标翻译；译者创造性；文化
abstract：with the principle on which a trademark is translated so rigidly for long, various problems were found in the practice of trademark translation, during which the defective translation was done in default of creativity. focusing on translator's lack of creativity and various problems thus caused, the reasons of the lack are discussed with a strategy proposed to compensate for the defective trademark trans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methodology and acceptability with the intention of getting rid of the conventional disadvantages of trademark translation, rising above the cultural barrier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onsumers' cultural anticipation with their strong impress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demark translation.
key words：trademark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creativity； culture
翻译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是运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把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所阐述的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商标作为一种竞争性符号,其翻译比起其他词语的翻译有更高的要求。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等,考虑到忠实原文,还要大胆创新,从文化习惯、商标特点、大众心理、寓意内涵等方面综合思考,翻译出能够演绎内涵、传递神韵,同时兼顾消费者心理感受和文化风俗习惯的音意兼顾、形神皆备的商标名。但是实际上我国的商标翻译实践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的方面甚至还影响到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流动,亟待进行研究和创新。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创造性的缺失。
一、译者创造性缺失的原因及危害
1. 对译者创造性的认识偏差
在实际的商标翻译过程中,很多人更多地强调的是对等,而抹杀了译者的创造性,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认识的偏差。首先,很多人认为翻译就是模仿,译作要依赖于原作,而不讲求创造性。常常牢牢地抱住对等,却机械地理解了对等,仅仅简单地把对等和译者创造当成了一种对立,没有做到奈达所提倡的“动态对等”。其次,偶有译者创造也往往是被动性地创造。译者虽然承认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但仅仅认为创造性应该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变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行为,没有深入到文化、心理以及接受观念等层面去思考。其实我们知道翻译本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很多时候创造显得十分必要,钱钟书老先生在赞赏林纾的翻译成果时就曾说过：“翻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那是翻译史上每每发生的事情”[1]。
2. 译者创造性缺失带来的商标翻译缺陷
(1) 对文化差异的忽视
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文化的差异必然引起跨文化交际的障碍,表现在商标的翻译上就更加明显。然而在实际的一些商标翻译中,文化差异有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名牌自行车“飞鸽”用“飞”字暗示其性能,用“鸽”字表示人们爱好和平,是成功的商标。很可惜,它被译为“flying pigeon”。鸽子的英语单词有两种,“pigeon”和“dove”。前者是猎人们用来食用的,后者才象征和平。英语国家的人都对这种译法很感奇怪,因为“pigeon”是一种又小又弱的鸟。很显然,商标的含义没有译出,自然影响其销路[2]。
(2) 对大众心理的漠视
商标是一种面对受众的重要宣传手段,它不仅要遵循社会文化习惯和投合受众审美心理,而且在影响和形成社会文化和审美心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大众审美心理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意识,涉及到***治观点、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商标作为面向大众的商品宣传手段,在翻译中必须要投合大众审美心理。如蜜蜂牌洗澡香皂原来被直接译为bees,看来是完全对等,但英文读者却不欢迎这个译名,因为蜜蜂身上有几乎看不见的绒刺,擦在身上自然感觉不到舒服,显然该商标名称忽视了大众的心理感受。另外,很多西方人性格比较直率,在翻译商标时也尽量不要使用含蓄或反衬的词语。
(3) 对商标本质的误读
商标是一个企业的象征,企业销售除了与其产品本身质量性能有关以外,与它的品牌名称也有很大关系。淳朴自然、优美响亮、个性鲜明的商标不仅令人过目难忘,而且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例如,自行车商标“捷安特”(翻译自giant“巨人”),就可以体现品质的坚固性,富于联想,可以促进人们的消费欲望。
商标就其本质上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它表达很多方面的内容,如传达企业祝愿,像youngor译成younger谐音“雅戈尔”,就含有祝人们更优雅、更年轻的愿望；再有就是通过商标表达产品特点,如nestle(雀巢),舒适安卧的意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待哺的婴儿、慈爱的母亲和健康营养的雀巢奶粉。然而目前在许多商标翻译中往往对商标的这些功能性特点没有加以全面考虑,仅仅把商标作为一个“标志”来翻译,无疑是人为放弃了商标的其他重要功用。
(4) 商标内涵的流失
商标究其本质除了可以表达产品的特点、企业愿望以及产品原料等等,还可以通过它表达其他更多的丰富寓意。比如,我国企业对中文商标十分重视,产生了一大批寓意丰富、深受顾客喜爱的著名商标。但是许多企业在商标的英文翻译上却不加重视,比如有的简单地将拼音作为翻译。殊不知拼音对于其他文化的人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中文丰富寓意随之丧失,根本起不到信息传递的功能。如“春兰”牌空调,寓意十分美好,让人很容易联系到“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美景,还有春天阳光明媚、万物披着绿装的欣欣向荣景象,但是它的英语译名却是“chunlan”,中文内涵和意境有所流失,还有再挖掘的空间。
二、商标翻译的译者创造性策略
1. 文化视角下的译者创造性思考
(1) 正视文化差异
文化的差异为翻译制造障碍,这一点在商标翻译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商标翻译内容简短,但包含的寓意和其他信息量却是丰富的；商标不仅要规范,而且要为消费者所喜闻乐见。要达到这种效果,商标的翻译必须要深入到语义的细微差别、词语的感情含意以及整体的风味情调层面上加以思考,稍有不慎就可能漏掉重要信息或产生歧义。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对两种文化差异的足够重视和准确把握,一旦疏忽对文化的考虑就可能闹出大的笑话,影响到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形象。
那么文化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①不同的文化价值倾向。中国人在长期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的内敛型性格,故而比较注重商标的内容信息,追求实在,希望商标是产品客观全面反映的浓缩。相对而言,西方人是外向型性格,更注重产品商标的外在形式,讲感官效果。②不同的文化心理。在选取商标词语上,中国人喜欢寓意稳固、耐用、实用的词汇,而西方人则比较看重寓意人本、个性的词汇。同时,相对于中国来说,西方人的文化心理趋于多元。③不同的文化氛围。由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情感好恶等的差异,长时间以来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总之,在实际的商标翻译过程中,只有发现差异并正视差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避其锋、投其好,才能超越差异。
(2) 把握客体文化习惯,避开文化干扰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在文化上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那么具体来说如何超越这些差异呢?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巧妙使用文化转换,不要将自身文化中的好恶强加给其他文化。②彻底辨明所用词汇的全部意义,避免粗俗和不雅。有些商标翻译在选取词汇时,只看到其具有需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没有深究词语的全面含义,结果选用了一些含有不雅或歧义的词语。③注意避开特定用语和***治隐讳。有些词语一旦被人们作为特定的用语,则失去了平时的意义,尤其是一些***治用语。④慎用带有感彩的词语。汉语词语中分为褒义词、中性词和贬义词三种不同感彩的词汇；同样在其他文化中,词语也常常带有不同的感彩。在实际的商标翻译中,限于对其文化了解的深度,一般要慎用带有感彩的词汇,而尽可能选用中性词语,以免弄巧成拙。⑤慎用拼音翻译。常规的拼音对于其他文化的人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中文丰富寓意随之丧失,根本起不到信息传递的功能。不过慎用不是不能用,如以我国的地名、名胜及具有民族风格的特有事物或名称来命名的商品就比较适用于拼音译法。
2. 方法视角下的译者创造性思考
一直以来,商标的翻译方法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一般采用以下几种。
(1) 联想法。在翻译过程中结合商标的内涵、商品的特性以及大众的心理等展开丰富的联想,有时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像rejoice意为“欣喜”,较为大众化,因此在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时,宝洁公司将其译为“飘柔”,既符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又准确地描述了其产品特性。
(2) 杜撰法。即商标母语与译名无任何音节或意义上的联系。例如,“美加净”译为maxam。有时有些商标通过常规方法译出的效果都不理想时可以采用杜撰的方法。
(3) 谐音取义法。主要是指在与读音心理大致相符的基础上,对商标意义一一进行挖掘。例如,我国的“匹克”运动装备,英文商标为peak,既与“匹克”的读音相似,又有“高峰”的意译,和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攀登高峰精神遥相呼应。
(4) 增减字数法。有人对人的审美习惯进行研究后发现,双音节和三音节的词语更能令人过目不忘。国外的许多商标翻译成中文时将这一点进行了很好的诠释。例如增字：著名牙膏品牌crest被译为“佳洁士”,商标的前后两个字属于臆造的增字,使人容易联想到保护牙齿洁白的卫士。减字：head & shoulders洗发水,如果直译为“头和肩膀”会让人不知所云,而原来音译为“海伦仙度丝”,也是既??粲植恢?渌??都不如“海飞丝”,让人联想到“像大海波涛一样漂浮、柔美的秀发披散在美女的肩上,富于想象”；又如,mcdonalds,用“麦当劳”代替了原译名“麦克唐纳”,译名更像中国人的姓名,更易接受。鉴于这一点,在我国商标的汉英翻译时我们就应该有所调整,适当采用增减字数法,像海信在国外的商标就是“hisense”,源自于high sense(高度灵敏),同时还在发音上与海信谐音。
3. 接受视角下的译者创造性思考
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多数是遵循以作者为中心、以原文为中心、以译者为中心,但很少考虑到以接受者为中心,这却有一点本末倒置的意味。我们知道翻译是一种信息传递活动,翻译的过程就是在“破”与“立”之间寻求平衡,“破”给人以启示,但不知如何“立”终让人茫然,可见翻译的重点应该是后半程的思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为受众服务。纽马克的“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即强调在目的语语义和句法所能涵盖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再现作者的原意,忠实于作者,他指出如果不能对作者忠实,则是“虽译犹不译也”。“语义型翻译”提得虽然很深刻,但还必须把对作者的忠实与对读者的忠实相结合、相统一,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只能是有名无实[4]。商标的翻译也是一样,消费者能够把传递来的信息接受了才算达到目的。严复的“信、达、雅”的“达”字就是明确表示翻译的基本要求是将信息传递给读者。
(1) 接受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首先,将翻译研究的注意力从完全集中在原文与译文的研究上,转移一部分到译者主体上。奈达所提出的“翻译的焦点”(focus in translation)就是指把译者的思考集中在对接受者的效果上；其次,接受理论不仅使翻译者极大地增强了主体意识,而且也给翻译的创造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奈达还指出：“一个卓有成效的翻译家,不是把一种语言的形式结构强加给另一种语言,而是时刻准备作出种种形式上必要的调整,用译入语言特有的结构形式再现信息。”这都在表明译者的创造性不仅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2) 接受理论的基础对受众的准确把握
每一位接受者在去寻求新知识的过程中,对新知识的方向定位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已有的知识、习得的习惯以及文化的背景等等的影响,进而确定自己的期待视野。因此准确认识受众,是倡导接受理论的基础。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5]。例如,英国人不喜欢大象,颇喜欢熊猫；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喜欢玫瑰花,忌用；日本人忌讳荷花、狐狸和獾,而喜欢樱花、乌龟和鸭子；俄罗斯人则认为黄色的蔷薇花意味绝交和不吉利；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认为核桃、孔雀和是不祥之物；北非一些国家忌讳狗的***案；信奉***教的国家忌用猪、狗作商标等。在翻译时,有关颜色的广告词也不可忽视：比利时人最忌蓝色,认为蓝色是不吉利的凶兆；土耳其人绝对禁止用花色物品布置房间和客厅,他们认为花色是凶兆；日本人忌绿色,而印度人却喜爱绿色[6]。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对受众认识的积累,想做到让他去接受是很困难的。
(3) 接受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思考
首先,要多元思考。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多温卡特顿特曾在《传播学》一书中指出：信息必须首先引人注目,然后才有可能取得效果。由此看来商标必须明确、清楚和一目了然,以便于接受者在短时间内接受。就像多温卡特顿特提出的aidma的法则一样,即attention(注目)、interest(兴趣)、desire(欲望)、memory(记忆)、action(行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兼顾接受的方法。其次,要坚持动态地对等。不求貌似但求神合。最后,要尽可能做到与读者的视野产生融合,扩大交集。在熟悉服务客体的基础上就不仅仅是避开雷区的问题,还要尽可能地做到投其所好,促成视野融合。由于商标起着帮助商品树立良好形象、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的辅助作用,在熟知文化背景的情况下,适当地投其所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语
随着商品国际化的加速流动,商标翻译研究亟待加强。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方法对商标翻译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显著的经济价值。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教学和实践,强调更多的是意义的准确和语法的规范,对商标翻译中的对等和忠实产生了僵化的理解,对译者创造性只停留于表面层次,这对于高质量完成商标翻译工作还有不小的距离。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对于商标的翻译有必要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翻译的原则和规律。着重在立足对等性的基础上,加大译者的创造性意识和创造性策略研究,进而建立比较完善的商标翻译体系。
参考文献：
[1]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m]∥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720.
[2]世纪同声翻译社. 商标翻译阻碍企业走出国门[n]. 市场报, 2006－09－15(2).
[3]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94－95.
[4]金?. 等效翻译探索[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16.
春望的翻译篇6
1功能目的论
功能目的论最早由德国的翻译理论家莱斯提出。她在1971年提出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新的翻译批评模式。1984年，在由费米尔和莱斯共同撰写的《翻译理论基础概述》(GeneralFoundationsofTranslationTheory)一书中，他们正式提出了“功能目的论”的概念。费米尔认为，“翻译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有动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1]，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在此基础上，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理论，从而形成了两大基本原则：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前者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后者则强调翻译既要尊重原作者，又要考虑读者，“忠诚”既包括对译文读者的重视，又是对原文作者和原语文化的尊重。因此，可对原文进行删减甚至改写，使译文在译语语境中“具有意义”，实现预期的交际目的。
2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着某种文化有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2]。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王德春教授称之为国俗词语）。根据王德春教授主编的《汉语国俗词典》，中国的国俗词语（本文取廖七一教授的称谓，称之为文化负载词）可分为七种：
2．1反映我国特有事物，外语中没有对应词的词语；
2.2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
2．3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
2．4国俗俗语或成语；
2．5习惯性寒喧用语；
2．6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
2．7兼具两种以上国俗词义的词语。
3目的论指导下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在提及新闻标题的汉译时，方梦之认为：“翻译英语新闻标题时应该兼顾三个方面：准确理解标题，领悟其妙处；适当照顾译文特点，增强可读性；重视读者的接受能力。”[3]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更要注意这些问题，否则可能导致整个报道产生歧义甚至失真。
3．1音译
音译是指根据词汇的读音巧妙地译为译入语的对应词。音译不仅可使译文读来琅琅上口，而且可保留译出语的原汁原味，因此常用于翻译中国特色的食物、服装、乐器、民间活动或是体育项目。这些表达基本都是单个词汇，不涉及典故。例如，食物方面，馄饨译成wonton，锅贴译成guotie；服装方面，采用旗袍、马褂的发音，分别译成qipao和magua；乐器方面有箫(xiao)、葫芦丝(hulusi)，二胡(erhu)、琵琶(pipa)等；体育和民间活动方面，人们非常熟悉的太极(taiji)、功夫(kongfu)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成为了英语中的外来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已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有的虽没成为英语词汇，但却能引发读者的兴趣。
3．2直译
直译是指在翻译时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又考虑原文形式，按字面进行翻译的方法，可用于翻译传统节日及***治性词汇。例如，“春节”通常直译成springfestival，一方面指出节日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点明这是个举国同庆的节日。但是春节的意义及庆祝方式并不能看出，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就会继续读下去。又如“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可按字面意思处理成threerepresents和scientificdevelopment，至于其内含，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加以了解，有利于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3．3意译
意译是翻译文化负载词重要方法之一，是指忠实于原文内容，而在形式上另有创新的翻译方法。当直译可能导致原文化负载词的意义失真时，可以采用意译法，常见于特定时间、特定任务及新词汇的翻译。如“红色中国”没有直译成“redChina”，因为“红色”并不指颜色，而是象征***和进步，特指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采取直译，读者会摸不着头脑，不利于其对整个报道的理解，只能采用意译，将其译成“socialistChina”，点明“红色”是***之色，当时的中国是充满着激情、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中国。
春望的翻译篇7
关键词：逻各斯中心主义 审美主体 介入 汉诗英译
西方对翻译的惯有看法，认为“翻译就是叛逆”、“美而不忠，忠而不美”。深藏在这些观点的表层下面的是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译文是对原文的叛逆。换句话说，原文在前，译文在后，时间上原文要先于译文，原文是译文的最终参照标准；“不忠”之罪要大于“不美”之罪，“忠实于原文”要比“美化译文”更重要。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前者永远高于后者，原文永远高于译文，译文是原文的派生物、次生品。可见，翻译惯有的标准里面埋藏着非常深重的此高彼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
一、用辩证的思想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
翻译过程是两个对立面，相互矛盾调和的辩证运动过程。不管这些对立组合是“忠”还是“美”、是“模糊”还是“精确”，在英汉互译中，必须用辩证的思想来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摆正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树立对立统一的辩证翻译审美思想。
例如：“忠”和“美”就是一个典型的辩证对立面。在西方译论中，对“忠”和“美”在翻译中的关系还有一个经典的表述：“翻译就像是女人，忠而不美，美而不忠。”这就把“忠”和“美”放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中，似乎只有取消其中的一方，才能让翻译顺利地进行下去。却没有看到翻译是在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关系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样，才会超越它们之间不可两立的矛盾关系，让译文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翻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把原文神圣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把原文的一切都变为客体性的东西，甚至把原作者都不确定和不确指的东西翻译为确定的、确指的东西，让客体性的东西去制约主体性的东西，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
二、审美主体的介入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必由之路
翻译过程中的辩证运动，离不开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因为，这种辩证运动是在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内呈现出来的运动，所以，它必然离不开翻译主体的经验参与。
在以“逻各斯”为中心的西方语言看来，作为“理性”、“逻辑”和“结构”的“逻各斯”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基于此，语言才能被理解，其中的意义才能被传达。然而在汉语中，语言单位的语义关联依靠非逻辑性的语序组合就可以完成。特别是诗歌这样的一种文体，它的语义解读空间非常广阔，这就使得译者的审美经验很容易介入到诗歌的翻译中去。
诗歌翻译不是简单地把原文中的词及其组合翻译并移植到译文中去，以维持原诗中的词与词之间的横组合和纵组合关系。诗歌之所以存在其“诗性”，正是依靠打破这种常规关系而获得的。那么，如何打破并规整这种常规关系，就需要审美主体介入到翻译过程中来。审美主体的介入是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提升译文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
译者在翻译汉语诗歌的时候，一方面，会对原诗的语义空间进行逻辑规整，消除歧义，确定单一的语义，这时，译者所采取的是日常性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为了对这种单一语义进行抵抗，译者会采取加入自己审美经验的方式附加额外“诗意”，保持或增强原诗的诗性价值。
三、 汉诗英译中审美主体的介入的方式
1.直接介入。译者按照译入语可接纳的经验认知模式，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使得译文在译入语当中显得自然，入眼，更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译者通过直接传达自身的审美感悟，让读者感同身受，犹如亲临其境，亲历其事；亲睹其人，亲道其语；亲得其乐，亲感其悲。
请看杜甫的一首《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开篇即写春望所见：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落泪惊心。自安史叛乱以来，战火弥漫，虎狼横行，妻离子散，家信不通。诗人眼望面前的颓败之景，不禁于百无聊赖之际，搔首踌躇，顿觉稀疏短发，几不胜簪。请看译文的后四行：
For three months the beacon fires soar and burn the skies,
A family letter is worth ten thousand gold in price.
I scratch my head, and my grey hair has grown too thin,
It seems, to bear the weight of the jade clasp and pin.
在原诗中，烽火接连烧了三个月，“家书”有“万金”之昂贵，这些都不免有夸张的意味。在翻译时，译者为了表述战火的漫长和家信的弥足珍贵，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夸张成分，而且还介入了自己的夸张。为了形容烽火的火势之高，译者把烽火描写成“燃烧到天空中” (soar and burn the skies)，其夸张成分是原诗中没有的，是译者审美经验介入的结果。最后一联中，译者通过描摹头发的稀疏性和承重性，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诗人的极端的痛苦。
2.辞格介入。翻译主体在介入自己的审美经验时，使用适当的修辞，给读者提供无限广阔的审美空间。接受主体通过自己的揣摩，与创作主体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达到原文创作与译文鉴赏的相容相切。
请看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首诗写作者春日访友、游园观花的所见所感。诗人想入园一睹为快，但总因园主人“应怜屐齿印苍苔”不肯开门而不胜遗憾。然而，转念一想，又转郁为喜了。这一支红杏难道不是满园春色的代表吗？请看译文：
Probably he dislikes the marks of shoes on the moss green,
I tap at the wicker gate for long but no one answers.
But the full splendor of spring can’t be confined in the garden,
An apricot stretches a twig of red flowers from the wall.
诗人由一枝红杏，想到百枝红杏，想到满园的落英缤纷，于是他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想象空间：园内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在这小世界里伸腰舒腿，快活自在。于是，他把红杏拟人化，使满园的活力倍增。
翻译主体正是把这种审美感悟介入到翻译中来，使得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余味无穷的美的感受。如：将“出（墙）来”译成peep out（显露出来），则无拟人辞格，杏花还是杏花，不是姑娘。如：将其译成get out（出去），当显得牵强附会，无柔情娇态。如：将其译为climb out（爬出），更会让读者联想到蔓藤等攀援植物，使译文大煞风景。
3.文化介入。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中，诗人往往选取最具有时代烙印的标志性景物来抒情感怀，这些景物往往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如果仅仅照字面意思来译，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障碍。那么，译者就要使其服从于目的语的认知要求，让原文的语义特征能被译入语所接受。
请看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位于六朝一脉相承的建都之地金陵，乌衣巷，位于朱雀桥南端河岸，是东晋时高门士族的聚居区。往日车水马龙、冠盖相属的朱雀桥，如今野草蔓延、杂花乱生。往日物阜民丰、繁华热闹的乌衣巷，如今却笼罩在荒凉冷落、日薄西山的氛围中。时过境迁，豪门衰败，乌衣巷往日的风流已被历史风雨涤荡无余。“王”“谢”已不再仅仅是两个具体的姓氏，而是代表着富甲一方的豪门贵族以及昔日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请看译文：
By the Rosefinch Bridge the weeds and wild plants are in bloom;
The dying sun makes the entrance to the Black Clothes Lane gloom.
The swallows that frequented the grand hall of the nobles bygone,
Are flying now to and fro in the commoners’ roofs and rooms.
译语读者恐怕难以理解“王、谢家”蕴涵的深层含义，因此，为了清楚地说明原文，译者干脆摒弃“王”、“谢”作为具体姓氏的所指，用译入语中常规的表述方式进行转换，以便让译语读者像原文作者一样明白他们所反映的时代内涵及时代意义，体会到原作“理”之所在。
译文将“旧时王谢”译成the grand hall of the nobles bygone （旧时贵族雕梁画栋的楼宇）与下文的the commoners’roofs and rooms（寻常百姓的堂前檐下）对照，形成强烈对比，折射出诗人生发出的沧海桑田、今非昔比的无限感慨，将原作蕴涵在景物描写中的“理趣”完整的再现出来。
综上所述，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并非是对原文中诸如意美、声美、形美这些客体性内容的还原式呈现，以及对翻译主体及其审美经验的全部取消。如果把原文美的内容完全客体化，译者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份也就被取消了，翻译的创造性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除，是翻译主体参与的结果，是翻译主体审美经验的原动力。
[注：本文由中国民航大学科研基金项目（06kyh04）资助。]
参考文献：
[1]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2]刘华文：《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唐诗三百首新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春望的翻译篇8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公示语翻译 主题标语
一、引言
值2011年新年之际，由***新闻办筹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形象片打出了“Experience China体验中国”的广告语，吸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走进中国，感受中国。公示语是城市的特殊表情，“公示语应用是否广泛是一个城市开发程度的间接体现，应用是否规范是对这个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检验，翻译是否得法是这个城市整体素质的间接展现”（罗选民，黎土旺，2006）。目前全国已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的构想，作为国际化都市、旅游目的地的语言环境、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度、频度和密度适宜的公示语信息服务，能够为海外旅游者提供食、宿、行、游、娱、购等方方面面的悉心关照。本文通过解析南京青奥会主题标语英译，探究生态翻译学对于公示语翻译的启示。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
1.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近年来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抑或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许建忠，2009）。它是从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论证构建而成，是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主题概念为基石，以“译者为中心”理念为核心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具体阐述和例证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功能：（1）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2）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3）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4）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从而得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这个结论（胡庚申，2008）。生态翻译学侧重翻译过程中的两方面内容，即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和译者适应选择（Translator’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翻译的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胡庚申，2008），是对翻译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与多元文化的环境系统，例如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等，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重因素的综合体。由此可见，生态环境这一概念并没有将翻译活动禁锢于语言层面，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另一个侧重点为译者的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描述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换言之为译者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胡庚申，2004）。可见，生态翻译学将译者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中心位置。由此，评判译作的标准是译作的生态适应性，只有整合适应选择度高，能够极好地融入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译作方能称得上佳作。
2.南京青奥主题标语中英对比解析
2011年11月18日晚，南京2014年青奥主题标语揭晓——“分享青春，共筑未来”。这一标语不仅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和本届青奥理念（绿色奥运、活力奥运、人文奥运），而且行文运用排比对仗和典型的中国式四字格，简洁精练，易于理解、记忆和传播，堪称公示语的成功范例。该标语的英文翻译为“Share the Games，Share our Dreams”。该译文虽采用了原文的并列结构，然而在字词层面有较大改动，实难看出其对等之处。若单从语言层面解释很难令人信服。若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可得启发。下文将从“三维”转换角度去衡量该青奥标语英译，并对后半句中“Share”一词的选用提出笔者拙见。
（1）语言维层面。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对原语和译语语言形式上的调整转换，使得译文较为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的含义。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语系：汉语分属汉藏语系，而英语则是日耳曼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两种语言无论是在构词、句法、行文方式等方面，都各得其法，各具特色。尤金·奈达曾指出，从语言学视角分析汉英二语，其最大的差别在于汉语重意合（parataxis），而英语重形合（hypotaxis）（Nida，1993）。意合强调运用句与句之间的排列组合，运用语义连接（semantic connection）来显示句中关系，是一种隐性连贯（covert coherence），以“神”统形；而形合则注重运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将原本***或附属的句子连接成意，属于显性接应（overt cohesion），以“形”显意。因此，汉语擅用短小精悍的句法结构传达丰富的句子含义；而英语客体思维明显，重理性，重分析，重句子的形式完备，指代具体明确，常用关系词、连接词等连接手段，使用物称表达法和陈述方式体现句子之间的逻辑推理关系。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对两种语言形式作适当转换。
若将“分享青春，共筑未来”直译为“Share Youth，Share Future”，难免望文生义，指代模糊，让读者无法领会标语内涵，起不到有力宣传、广泛传播的效果。该标语想要传达的是青奥会旨在聚集世界各地青少年，通过分享体育运动、文化交流，使体育回归生活，从而共同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实现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同理想。句中“青春”实际上指代的是青奥会的基本特征，“分享青春”是在邀约世界青年2014年齐聚南京，参与到青奥会中来。因此将“青春”译为“Games”，加上定冠词”the”，特指青奥会、奥林匹克体育运动，指代准确、具体、严谨，符合英文使用习惯，同时也更加契合口号类公示语“呼吁性”的特点。标语中“未来”一词若直译为“Future”，指代未免过于宽泛，不知所指，而译文将其具体化为“Our Dreams（我们的梦想）”，又与前半句中“the Games”呼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青奥会的核心目标，即“回归奥林匹克本源，推广奥林匹克精神，通过体育运动教育青少年，树立服务社会的远大理想，共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史国生，2011）。简而言之，不妨将这一标语明晰为“分享青奥，共筑理想”。“分享青奥”是方式和途径，“共筑理想”是目标，可见前后两句并非完全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某种程度循序渐进的递进关系。笔者拙见，译文“Share the Games，Share our Dreams”似乎在这一点上略少体现。
有读者可能会联想到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该标语的隐含之意是“更好的城市发展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这里的“City（城市）”和“Life（生活）”也并非并列关系，而其英译“Better City，Better Life”也使用了与青奥英译类似的形式。然而世博标语英文采用的“Better”一词本身就是“更好”的意思，具有“动感、发展和挑战性”（束慧娟，2010），，因此前后两句都使用“Better”，不仅使译文朗朗上口，而且恰如其分地达到了递进的效果。而青奥会标语英译重复使用“Share”一词，虽然也使译文易于记诵传播，且极好地强调和体现了青奥会崇尚团结、友谊的精神，却淡化了中文句中“行动”、“奋斗”、“发展”、“实现”的重要含义，而这层含义也是南京青奥会理念中“活力奥运”的显现。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对“Share”的解释是“to have or use something with other people”，《韦氏高阶英语词典》的解释为“to have in common”，可见该词更多体现了“分享”的内涵，而缺少“实现”、“为目标努力”的含义。因此对应“共筑未来”一句，似乎有可改进之处。笔者认为，将第二句中“Share”调整为“Shine”，形似且读音相近，用在句中也使句意相对完整，且前两句之间构成了句意的递进。《韦氏高阶英语词典》对“Shine”的解释是“to emit ray of light or to be conspicuously evident or clear”，可见该词有“点燃”、“使更为清晰显著”的意思，与“梦想”一词搭配，也是较为稳妥的。“Share the Games，Shine our Dreams”的译文展现了青年人在分享青奥会的友谊、文化与体育运动中，使体育融入生活，从而不断向我们的梦想，向人类社会繁荣共生的奥林匹克理想迈进的精神状态。修改后的句中不仅有“分享的快乐”，而且有“实现梦想痛并快乐的过程”，较为完整地传达了中文标语“分享青春，共筑未来”的含义与句中关系。这一点仅笔者个人拙见，值得商榷，请予指正。
（2）文化维层面。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胡庚申，2008：6）。“翻译不仅仅是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转换，也是将原语信息转换给有着特定背景和文化的译入语读者的过程”（Bright，1992）。因此翻译在再现原文精神的同时，也应考虑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原语文化中“青春”一词用在青奥标语中不仅有青春活力的含义，更是青奥会的象征，原语读者体会得到。但若直译为“Youth”，译入语读者并非能接收到强烈的青奥寓意。而将其适应选择转换成“the Games”，直截了当，让人一目了然，青奥气息扑面而来，更能融入译语文化，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同样的，原语文化中“共筑未来”旨在传达“南京青少年将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一道，相互交流与学习，为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青春和智慧”（http：///cn/）。将“未来”转换成“our Dreams”，去除了“Future”的生硬之感，使译入语读者倍感亲切，契合了中英文化中同有的“以人为本”及南京青奥“人文奥运”的理念。
（3）交际维层面。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强调交际意***的实现。标语是为实现特定功能的大众信息传播媒介。语言学家韩礼德提出的纯理功能观指的是语言具有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是指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种种经历加以表达的功能，人际功能指说话者表达态度并试***影响他人行为的功能。主题标语翻译不仅要准确传递信息，实现概念功能，也应充分发挥效果，达到人际功能。本届青奥会标语，无论是中文“分享青春，共筑未来”，还是英译“Share the Games，Share our Dreams”，其交际意***都得以生动展现。“the Games”与“our Dreams”的适应选择转换，较好再现了青奥的交际意***，起到了呼吁世界青年2014年相聚南京，共享奥林匹克运动的作用，向世界传递了友谊、团结的讯号。如果英译不作这样适应性的信息处理，而是逐字直译，其交际效果可想而知。
三、生态翻译学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
1.语言维
英国语言学家Lyons认为语言具有描写功能、社会功能和表达功能，并将描写功能看作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朱永生，严世清，2001）。而翻译离不开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译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将原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完整、清晰地“描写”给译入语读者。由于汉英思维方式不同，汉英公示语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译者应首先在选词、句式转换等语言形式上多加斟酌，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
例如某火车站写有：南方候车室South Waiting Room。原本车站是为了方便旅客候车，将去往南方的旅客与去往北方的旅客划分开来，“南方”指的是“向南方”、“南行的”，英译为“South”则误让乘客以为候车室“在南边”，描述的是候车室的地理位置，反而给乘客出行带来不便。因此改译为“Southbound Passengers”或“Southbound Only”较为达意。除了词汇方面，译者有时还需对句子结构加以调整。例如在电梯里常见这样的公示语：如需帮助，按铃呼叫。若按原语结构，亦步亦趋，译成“If you need help，please press the ring”，虽然表述清晰，结构工整，但未免冗余繁琐。不妨稍作调整，译为“Please ring for assistance”，更加符合英语公示语简洁紧凑的特点。
2.文化维
翻译是语言间的交流，也是文化间的交流。译者在翻译公示语时应充分考虑译入语国家的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提高读者的可接受性。例如在南京地铁里设有“老、弱、病、残、孕专座”公示语，对应的英文为“Reserved for old，pregnant and disabled people”。“老”在中国文化中虽有“见多识广”、“德高望重”的尊敬之感，但“old”在西方人认知里却是“老而无用”的含义，难免让人看了不快，将其改为“elderly”或“senior”更贴近译语文化生态环境。此外，某些完全针对本地、本国公民设置的公示语，在译语文化中没有对等概念的，如“请勿吐痰No Spitting”，可考虑不译。这样既不显得多余，又不会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3.交际维
公示语属于呼唤功能型文本，带有明显的交际意***。只有当公示语原文和译文在原语和译入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相似时，即两种语言所实现的交际意***大体一致时，翻译才算有效。因此译者需根据交际意***，对译文作选择适应转换。例如同样一句“请勿摘花”有三种不同译法：“Don’t Pick the Flowers”，“Leave the Flowers for Everyone to Enjoy”，以及“I greet you with smile，you behave with style”。第一句使用了祈使句，语气强烈生硬；第二句亦为祈使句，但语气缓和，指出了保护花草的目的；第三句用了拟人的手法，活泼亲切，易于激发读者对花草的怜惜。译者在考虑了翻译特定的生态环境后，能够有更明智的选择。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放在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考量，将译者推到了翻译过程的核心位置。在公示语翻译中，译者不能只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而需采用符合译入语读者语言习惯，文化观念的翻译方法，准确、有效地实现公示语交际意***。译者自身也应感受到肩负的责任，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加强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学习，反复斟酌、修改译文，使公示语在更好地服务本国公民的同时，也让海外友人在中国感受到宾至如归。
参考文献：
[1]Bright，William.（1992）.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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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选民，黎土旺.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6（4）.
[6]史国生.五环辉映下的金陵[M].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7]束慧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上海翻译，2010（2）.
[8]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湖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春望的翻译篇9
10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村上春树再一次成为最悲情的“陪跑者”，继2012年输给了中国作家莫言后，2013年又输给了加拿大82岁写短篇小说的爱丽丝·门罗。不过村上春树似乎并不关心。10月23日，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力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在中国全面上市，首印高达50万册。可以想象，新一轮的“村上春树”热正在形成。
事实上，自从《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在19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后，村上春树就成了日本当代文学的代名词。小资、流浪、暧昧、爵士乐，这几个词语跟着被提炼出来，成为村上春树给大众的最普遍印象。
美国文学翻译家
村上春树出生的1949年是日本二战投降后的第四个年头，一种巨大的挫败感笼罩在日本国民心中。村上春树是家中独子，早年生活在京都市伏见区。邻居眼中的村上春树“个性内向，有股子蛮劲儿”。父母亲都是中学日文教师，从小就辅导村上学习日文，希望培养他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兴趣，但是他始终没有兴致。不过父母还算开明的教育方式，对村上春树并没有过多约束。
12岁时村上春树全家搬到邻近的兵库县芦屋市，家中订阅的两套世界文学丛书，却无意地培养了村上春树对西方文学的爱好。他曾说：“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从来不曾被日本小说深刻感动过。”
在相当于村上春树个人传记的《村上朝日堂》一书中他说，“当时（60年代前期）我家每月让书店送来一册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和一册中央公论社的《世界文学》，我便一册接一册地看，如此送走了中学时代。由于这个缘故，我的读书范围至今仍只限于外国文学。或许可以说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吧，总之最初的机遇或环境基本决定了一个人的喜好。”
在大量阅读二手便宜的欧美原文小说时，村上春树尝试着一段段翻译自己最喜欢的美国惊悚小说，并沉浸于这种翻译带来的不同体验。那时村上正读高中，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课堂上循序渐进的英文教学方式不怎么耐烦，由于没花过多少时间来应付考试，所以一直成绩平平。后来他在文章里写道：“如果当时的英语老师知道我现在正在做大量的翻译工作，可能会无法理解吧。”
正是因为这样的兴趣和积累，三十多年来，村上春树陆续翻译了《雷蒙德·卡佛全集》、《贯通心脏》、《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漫长的告别》等几十部文学作品。而且村上春树的小说不少都是向这些作家致敬，因此也被国际文坛认为是很美式的日本作家。2012年村上春树在接受翻译家林少华的采访时说，“写作是我的工作，而翻译是爱好。写累了，就搞翻译。一般是上午写作，下午搞翻译。”
也正是由于翻译欧美文学，村上春树得到了它的长期滋养。在一次接受《每日新闻》的采访中，村上春树说，“自己的创作受到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得了许多，例如比喻手法就从钱德勒那里学到不少，那个人的文体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还有在接触加西亚·马尔克思等南美文学的时候，我感觉到和英语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而受到一种异文化冲击。”这也许是村上春树作品不像同时期很多日本作家般沉重，反而更加轻盈、明亮，甚至后现代的原因。
爵士乐、摇滚乐爱好者
与翻译相似，欧美的爵士乐和摇滚乐对村上春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村上春树至今都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亚特·布雷基与爵士信使乐团在1964年的现场演唱会录音带后，他就决定把午餐钱省下来购买爵士乐唱片，这种收集唱片的习惯从13岁保持到现在。音乐对村上春树的影响极大，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若没有迷醉于音乐，我可能不会成为小说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剧变的年代，越战爆发、嬉皮风潮正盛，披头士的音乐流行全球，欧美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战。当时日本的大学生也和欧洲的青年一样，在那个迷茫的年代里尽情释放着骚动的青春。村上春树回忆说，“那时我血气方刚，对什么都愤愤不平”，逃学、集会游行、约会、打工，其余时间泡在歌舞伎町的爵士乐酒吧里。后来这段经历被他写进了《挪威的森林》，书中感性、青涩的少年高中毕业生渡边来到东京上大学，就碰巧遇上学生运动的***治季节，也遇到了心动女生直子。渡边一边躲进音乐世界，一边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自己在变，女朋友在变，周遭环境也在变，如何顺应下去？那种对个体孤独生活的阐述，对生命消逝的无奈，引起众多青少年的共鸣。
因为喜欢爵士乐，1974年，25岁的村上春树和夫人在国分寺开爵士乐酒吧。开店资金500万日元。250万日元为夫妇打零工的存款，其余由银行贷款。“起初觉得找工作也未尝不可，便去几家有关系的电视台转了转，但工作内容实在无聊透顶，只好作罢。心想与其干那样的工作，还不如自己好好开一家小店。终归，说起我能做的事，也就是开爵士乐酒吧了。反正我就是喜欢爵士乐，做事也想做和爵士乐有关的。”这个酒吧的店名取自在三鹰寄居时养的一只猫的名字。
爵士乐酒吧一开便是七年。在那之前，村上春树的大部分朋友预言这个酒吧会倒闭。他们觉得作为爱好来经营的生意未必能长久，而且像他这样性格单纯的人，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经商的天分。不过他们的预言完全没有实现，村上春树虽然自己不懂做生意，但妻子家里是做生意的，这个酒吧在她的经营下居然撑了七年，等到1981年关闭的时候，只有些许债务。
但正是这七年相对无所事事的生活，让村上春树开始有一种要自己写一部小说的强烈冲动。他到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一叠稿纸和一支5美元的水手牌圆珠笔，开启了自己的作家生涯，一写便是三十多年。
几乎在村上春树所有的作品中，都可见西方音乐对他的影响，不论是古典乐还是爵士乐、摇滚乐，村上春树总能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反过来，许多原本不流行的音乐也会因为村上春树的喜欢而变得流行起来。比如《1Q84》中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其唱片就因村上春树而大卖。如今村上春树还经常听另类摇滚，喜欢R.E.M.、电台司令乐队。比起英国，村上还是更喜欢美国的摇滚乐。开车时听，跑步时带着iPod也听。不过听了Lady Gaga的歌后，他觉得乱七八糟，糟透了。这些元素叠加，构成了村上春树“当代都市小说”的典型符号，也因此被不少评论家诟病为“小资”，似乎时髦元素让村上的作品显得不那么高级。
超级长跑者
与翻译和爵士乐相比，村上春树对于跑步的热爱可以说近乎疯狂。
1982年的秋天，村上春树开始跑步，之后的三十一年，他就像一架运转精准的机器——每天早上5点前起来，先伏案写作四五个小时，然后就换上鞋子出门练跑。三十一年，从未间断。不仅如此，他每年至少还要跑一次全程或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东京、雅典、波士顿、纽约等许多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没有人知道村上春树这样坚持跑步的原因。但在33岁的那年秋天，村上春树曾说，“在这个年龄，基督死去了，菲茨·杰拉德开始走下坡路。”这个年龄也许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村上春树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开始长时间伏案写作，过一种特别规律的生活。而在此之前，他是酒吧的老板，过着慵懒、漫无目的甚至是放纵的生活。他酗酒、抽烟，两根手指被烟熏得蜡黄。
卖掉酒吧后，村上春树搬到乡下，开始全身心投入写作。他的妻子阳子回忆说，“那个地方周围没有比较好的体育设施，但附近有一个自卫队训练基地，路修得很好。附近的习志野大学也有训练场。村上（春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大概只能跑20到30分钟，这已经让他气喘吁吁，心跳加速，双腿打晃了。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看他跑步让他有点尴尬。但是，他坚持跑下去，耐力渐渐提高了，呼吸更加均匀，脉搏也开始正常。和吃饭，睡觉，做家务以及写作一样，跑步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作家梁文道曾这样解读村上春树这样痴迷跑步，“把自己所拥有的才能，专注到一点上，这是精密的状态调控，更是耐着性子的计划执行。对作家而言，写文章本身或许属于头脑的劳动，但是要写完一本完整的书，不如说更接近体力劳动……坐在书桌前面，精神集中在镭射光的一点之上，从虚无的地平线上升起想象力，生出故事，一一选出正确的用语，所有的流势全部保持在该有的位置上——这样的作业，比一般所想象的需要更大的能量，且必须长期持续。”跑步，或许就是村上春树自我训练的独特方式吧。
日本80后作家加藤嘉一是村上春树的粉丝，“我也是长跑运动员。我知道，如果不会享受孤独，就没法跑下去。村上春树是一个很具有孤独感的人，他从来不上电视，不参加任何宣传活动，也很少拍照片。在《1Q84》里，过着简单自律生活的青豆，其实就是村上春树自己一部分的化身。他具有80后最不具备的东西，就是保持自己的节奏，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他说。
悲观主义者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出名，”在《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狂卖400万本后村上春树曾说，“由于出名我失去了很多朋友。在他们看来我的名声和财富在我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朋友们都离开了我，有的甚至变成了我的敌人，让我十分伤心。我意识到金钱和名誉也许能使你过得很快乐，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带给你的却是不幸。”
由于他拒绝像其他日本成名作家一样与电视、报纸等媒体合作而遭到了媒体的非议，有一段时间他变得十分消沉，直到离开日本辗转到了欧洲和美国后，他才重新振作起来。
1995年，村上春树的家乡神户发生地震，紧接着，一组织在东京的地铁中释放致命神经毒气沙林，造成1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对祖国的关心让村上回到日本。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寻找访问组织的成员和那次事故中的受害者，把他们的经历整理成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纪实文集《地下铁事件》，这也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描述的仍是村上春树的一贯主题，即一个表面和平发达的社会，实际上正经受着潜在的暴力暗流的威胁——这既是指毒气事件，同时也影射了在 21世纪还笼罩着日本的***国主义。
春望的翻译篇10
关键词：直译；意译；留；删；补；换；调；变
一、文言文翻译的要求
简单地说，文言文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
“信”就是要忠于原文，能准确、贴切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不能随便加多减少、添枝去叶、不能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更不能随心所欲、甩开原文、凭空捏造。“达”就是译文要明白通畅、没有语病，既要保留原文语气，又要避免语气呆板。“雅”就是译文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要优美自然，生动形象，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总之，文言文翻译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准确、通顺、透彻地表达原文的内容。
二、文言文翻译的原则
文言文翻译的原则是字词落实，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字词落实就是要对文言文句子中的每个字、每个词、每个语法功能都要理解，并在译文中反映出来。翻译时，要直接按照原文的词义和词序，把文言文对换成相应的现代汉语，使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如果直译后语意不畅，还应用意译作为辅助手段，使句意尽量达到完美。例如：“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译为：“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要字词落实，重点翻译出“郑”“使”“其”“之”“管”的意思。
直译就是用现代汉语按照原文的词义和词序直接翻译，不能随意增减和改变语气。例如：“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水经注・三峡》）可直译为：“水清，树茂，山高，草盛，实在是趣味无穷。”
意译就是用现代汉语将原文的大意翻译出来。例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燕雀”：燕子、麻雀，比喻见识短浅的人；鸿鹄：天鹅、大雁，比喻有远大抱负的人。可意译为：“见识短浅的人怎能知道有抱负的人的远大志向呢！”如果直译成：“燕子、麻雀怎能知道天鹅、大雁的远大志向呢？”意思就不够准确、透彻。
三、文言文翻译的步骤
（一）通读全文，把握文章大意翻译句子时要找到译句在原文中的位置，仔细审读要译句子前后句子的意思，揣摩这段话的大致含义。
（二）在翻译时，遇到疑难词句，可暂时放过，等译完上下文，再进行推敲
（三）译完全文后，再通读一遍，检查校正，以防误译、漏译和曲译
四、文言文翻译的方法
文言文翻译的方法可以用“增”“减”“留”“引”“换”“调”六个字来概括。
（一）增，就是增补
在翻译时要增补文言文省略句中的省略成分。文言文表述某一概念用词比较笼统，且省略的句子成分较多，翻译时要适当增加词语，才能使句子完整流畅。注意，补出省略的成分或语句，要加括号。
1.增补原文省略的主语、谓语或宾语
例1：“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桃花源记》）译句：“（桃源中人）一见渔人，大为惊奇，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例2：“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再”“三”后省略了谓语“鼓”，翻译时要补上。例3：“君与具来。”（《隆中对》）“与”后省略了宾语“之”。
2.增补能使语义明了的关联词
例：“不治将益深”（《扁鹊见蔡桓公》）是一个假设句，翻译时要译为：“（如果）不***就会更加深入。”这才通顺明白。
（二）减，就是减少词语
文言文中的某些语气词、结构助词或连词，现代汉语中没有词能够表示它，故翻译时无须译出，可略去。例1：“夫战，勇气也。”（《曹刿论战》），可译为：“作战，靠的是勇气。”“夫”用在句首，为发语词，删去不译；“也”表判断语气，可略去不译。例2：“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译句：“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之”为宾语前置的标志，删去不译。例3：“登轼而望之。”（《曹刿论战》）“而”连接前后两个动作，在时间上表示相承，可不译。
（三）留，就是保留原文
文言文中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字或词以及专有名词、国号、帝号、年号、称号、度量衡单位、人名、物名、人名、官职、地名等，在翻译时可保留不变。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可译为：“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做太守。”“庆历四年”为年号，“巴陵郡”是地名，可直接保留。
（四）引，就是引申
文言文中一词多义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词义是由一个本义派生、扩展、引申出来的，翻译时可以借用切合原文意义的引申词。例：“先主器之。”（《隆中对》）“器”，本义为“器具”，可引申为“重视”“器重”，译为“先主（刘备）很重视他。”
（五）换，就是替换
文言文中有许多词古今都有，但意思不同，翻译时要恰当替换。例：“十年春，齐师伐我。”（《曹刿论战》）“师”可换为“***队”，“伐”可换为“攻打”。再如：“牺牲玉帛，弗敢加也。”（《曹刿论战》）“牺牲”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等，是名词，而现代汉语中“牺牲”是指为了正义事业或者其他公共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私利甚至生命，翻译时不能以今人推古义，造成误解。还有，在文言文中，有些表示称呼的词，跟现代汉语中人们用来表示称呼的词，多数为形音相同而义不相同。如“舅”，古今同义为舅父，而它在现代汉语里所没有的意义就是“昔吾舅死于虎”（丈夫之父）、“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妻之父）以及对男性长着的尊称等，翻译时一定要注意细加辨别体会。
（六）调，就是调整词序
把古汉语倒装句调整为现代汉语句式。在翻译文言文倒装句时，应把古汉语主谓倒装句、宾语前置句、介宾后置句、定语后置句等倒装句式调整为现代汉语句式，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
1.主谓倒装句
例：“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可调成“汝之不惠甚矣”。
2.宾语前置句
例：“何以战”（《曹刿论战》）可以调成“以何战”。
3.介宾后置句
例：“还自扬州”（《伤仲永》）可调成“自扬州还”。
4.定语后置句
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战国策》）可调成“能面刺寡人之过群臣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