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媒体在北京街头给自己做广告的并不少，其中就包括北京青年报一条四处可见的广告语：“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我们。”不过，从2005年6月至9月三个月内连续发生的震动新闻界的事件――北青传媒数名高管涉嫌经济腐败案遭刑拘，却没有见诸该报，似乎显示出这家在国内影响力甚大的报纸的新闻敏感度并不像其自我标榜的那样，或者其实是想刻意掩饰什么。最早报道该事件的香港《文汇报》和内地《财经》杂志是这样描述的：在中国媒体界十分有名的北京青年报，最近惊传大案，已有三名高层人员因涉及贪腐被捕，分别是北青传媒副总裁郑谊***、钮明以及广告部主任于大公。延至10月17日晚间，北青传媒才发表公告，承认副总裁郑谊***和钮明已被司法部门正式作出受贿和贪污的指控。
未被描述过的抓捕细节
尽管来自北京青年报社法律顾问单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说，一年前就已经有北京青年报的人员被抓，但目前有迹可循的第一例抓捕事实，确实是发生在今年6月9日：当天亦即周四上午，正是北京青年报广告部开例会的时间，主管广告的北青传媒副总裁郑谊***当时正在主持会议并讲话。不久，有员工走过来说“郑总，有人找”。随后进来两人把郑谊***带走了，但没带手铐。来人是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下午该局通知北京青年报社说，带走理由是“因经济问题，需协助调查”。由于有关部门的干预，北京其他媒体没有作报道。不过当天中午约1点半钟，中华传媒网社区论坛上就有了“北青郑谊***被捕”的消息。现年49岁的郑在出任北青传媒副总裁前，曾任北京青年报社控股的北京歌华阳光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被带走，一度被解释为歌华与北青传媒之间的经济纠纷。
9月13日，分类广告负责人段涛也被正式拘留。段其实曾经于9月初被抓过一次，但三天后就被放了出来。有人揣测说：“这可能是为了抓捕大鱼而施放的烟幕弹”。
9月27日抓捕北京青年报广告部主任于大公和副主任朱伟京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上午10点多钟，有一人推开了位于北京青年报大楼6层的广告部办公室门，问“朱伟京在吗？”以为是客户登门的朱伟京抬头答道：“我就是。”但来人随即朝门外站着的另两个人说：“进来，把他铐上。”朱伟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汗珠也流了下来，其他员工也面面相觑。接着，先进来的人又问：“于大公在吗？”于大公的办公室在5层，就由一名广告业务员带路前往，但于大公刚好不在。没想到走到电梯口的走廊时刚好遇见了他，于是来人几乎是把他塞进电梯，准备带走。当时，于大公还提出要给领导打电话。但得到的回答是：“打什么电话？铐上！”于大公的妻子吴佩华是北京青年报社属下法制晚报社社长，检察院带走于大公的当天下午，她原本要主持召开报社大会，事发后，会议被取消了。有传闻说，前往于大公家搜查的一位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私下透露，从于大公家里搜出了100多万元现金，另有不计其数的字画和古董，价值一时难以评估。
将于大公、朱伟京及广告部一名员工带走的，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次日，二分院将此三人的拘留通知书送到了北京青年报社纪检办公室，罪名是涉嫌受贿。
高管人员及广告部负责人的连续出事，让北青传媒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预感到事态的严峻，一位来自基层的工作人员感叹说：“领导们都进去了，现在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有香港媒体曾致电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查询，张氏只说事件已交由财务总监刘永基负责回应，即匆匆挂线；刘氏在接听电话后又以有事为由让稍后再电，但之后再未接听电话；公司行***总裁孙伟的电话则一直转至留言信箱，未有回应；常务副社长兼纪检书记李世恒对媒体采访也采取了回避态度。
被捕原因系高管被曝
设私人公司
北青传媒的全称是“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22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代码：1000，下称北青传媒），被誉为“报业海外第一股”。其上市资产包括北京青年报及下属三家报纸――英文报纸《BEIJINGTODAY》、《北京少年报》及《中学生时事报》的所有广告及照排、印刷等制作业务，以及旗下分公司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众所周知，北京青年报在京城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报纸，广告收入也连续几年排在全国前5名之内。这份对开大报在京城的地位极为特殊，虽然名为“青年报”，但是阅读者并不仅仅是青年，按照广告业的判断，这是供主流人群阅读、侧重于办公室订阅的报纸。2004年，北京青年报更是创造了广告收入9亿元、利润2.4亿元的辉煌业绩，成为中国第二大报业集团。令人诧异的是，仅仅过了半年，北青传媒2005年中报竟然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为17万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的6630.9万元相比，大幅下跌99.76%。”公司内部高管涉嫌经济问题因此而渐渐浮出水面，司法机关也由此介入。
已被查证的事实是，2004年9月出任北青传媒副总裁的钮明，之前任职北京青年报社《北京青年周刊》主编、出品人及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的同时，还是一家私人公司北京京城报业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下称京城报业）的大股东和法人代表。该公司注册于1999年6月，注册资本10万元，钮明个人持有该公司50.1%的股份，另外两名股东亦为自然人。
此外，就在北青传媒香港上市后两天，2004年12月24日，钮明与郑谊***又注册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私人公司――京城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京城国际）。该公司注册资本350万元，钮明等的京城报业持股60%，此外钮明、郑谊***二人作为自然人股东各持20%。钮明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谊***任监事。这家可从事广告业务的公司“与北青传媒广告部门有密切业务往来”。而更深入地查证后又获知，钮明等的京城报业还在一家北京北青广告有限公司（下称北青广告）持有45%的股份。北青广告注册资本100万元，持股55%的大股东为北京青年报社，但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经理均为来自京城报业一方的钮明。公司四名董事中，有三人来自京城报业，另一名系北青周刊高管人员。未进入上市公司的北青广告，同样“与北青传媒广告部门有密切业务往来” 。
郑谊***和钮明于去年9月被委任为北青传媒副总裁后，分别负责广告和投资业务。三个月后北青传媒上市。而“作为高管人员，钮明在京城报业和北青广告的身份和职位未在上市公司有关文件中披露，钮、郑二人自行注册投资的京城国际公司一事更是鲜为人知。”
来自北京检察部门的人士也证实：今年6月至9月，北京青年报已有6名经营管理人员相继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他们都涉嫌卷入经济案件。
从20万元起家到广告收入
排名第二
北京青年报社的发展历程，不仅为青年报刊界所尊崇，也是整个中国报刊界的榜样。“北青网”的一则资料描述道：“《北京青年报》创刊于1949年3月，经历过三次停刊、复刊，1981年第三次复刊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张以青年视角反映时代，面向社会最活跃人群的综合性日报，平均每日出版50个左右的对开版面，日发行量60余万份，订阅量北京第一，广告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单一报纸第二位。” 另有媒体称，“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市共青团的机关报，一向以作风比较开放著称。”
关于北京青年报最初的创业有许多传闻，比如最早在北京市团市委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办公，比如某媒体报道说当时北京团市委拨给的复刊开办经费是30万元，等等。实际上，北京青年报重生于1981年5月14日，共青团北京市委以“京团发〔1981〕14号”文件宣告了“关于恢复出版《北京青年报》的决定”，复刊工作筹备组最初的三名成员分别为方旭、李大林和王国之。后来加入复刊工作的还包括大名鼎鼎的现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不过，“以30万元起家”的说法是错误的，曾经担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如今赋闲在家的方旭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只有20万元，而最大的一笔开支是用6万块钱购买了一套当时很先进的哈苏牌摄影器材，准确地说还是二手器材，是当时在河南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购买后，觉得用不起这套设备才不得不转让的。还剩下的14万，北青报在北京市团市委办公室附近的半地下室开始了艰难起步。”
北京青年报创业之初还经历了长期被人白眼的阶段，这使当年的记者回忆这段经历时仍唏嘘不已，据贺延光说：通常出去采访向被采访单位报上自家“名号”“我们是北京青年报的”时，对方都会疑惑地说：“北京青年报？没听说过，我们不接待，我们只知道中国青年报。”后来他们干脆在给别人看记者证的时候用手指捂住“北京”两个字，让人误认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以便能蒙混过去就蒙混过去。“那滋味真像做贼，让人既羞愧又无奈。”
而因为广告和影响力的大增，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收入、装备上早已超过了中国青年报，在被人重视的程度上，恐怕也不相上下，尽管它的记者群整体上还不像中国青年报那样精英荟萃。
表象背后复杂的人事脉络
经过几任领导、几千员工的努力，加上不可缺少的***府资源，北青报成为了一座“金矿”。曾有人评论北青报“成功在于挣了很多钱，混乱在于钱挣得太多”。有了太多的钱而没有太好的管理，许多人都有可能成为这座“金矿”的淘宝人，围绕这个掘金位置的争夺一定是激烈的。有时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平静下面是暗流涌动。
与北青传媒上市过程中迫于法律条文和证监会的要求不得不遮遮掩掩披露的各种“公告”相比，其母体北京青年报社虽然为众多同行所称道，但其实，该报社内部复杂的人事脉络，特别是围绕着广告经营主管负责人这一炙手可热的位置的“权力争斗”，当然永远不会由北青传媒向外界发出“公告”来披露。要弄懂这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得费一番周折。
由于***策的限定，国内媒体除了直接的主管部门，也无一例外需要接受***内宣传部门的领导。北京青年报社正是如此，其直接的主管部门是北京市团市委，同时也受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美国之音”的报道则称，“《北京青年报》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创办的，隶属于北京市***府。”因此，该报社最高层领导的安排，既有北京市团市委的意见，也会体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想法。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需要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任命。
北京青年报社主要现任领导如下：社长张延平，总编辑张雅宾，常务副社长李世恒，常务副总编孙伟。上一任主要领导则是：社长陈星，总编肖培，常务副社长左其友，常务副总编方旭。值得关注的是，陈星社长调离后，常务副社长左其友也顺势提出了辞职；而肖培调往北京晚报担任总编的职位一职时，张雅宾也从北京晨报总编调入代替肖的职位。有意思的是，在新任社长上台后，左其友在报社楼道内与其大吵了一架，不久后即辞职。有人认为，他好像是故意通过这种方式以便尽快离去。一位广告人员从广告部副主任朱伟京处听到的评价说：“左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代替左其友的，是由北京团市委派出的李世恒。李世恒主管广告后，即着手对广告部进行调整。广告部主任于大公被安排主要负责排版业务，实际上远离了广告经营，副主任朱伟京的待遇也差不了多少，在北京青年报广告部组织的各类经营活动中，广告部主任于大公很少露面。实际广告业务副主任刘晓菲做得还多一些。这次非明确、非常规的工作调动，很长时间都让北青内部与外部人士觉得奇怪和不解。
从目前发生的事情来看，李世恒的做法还有些“先见之明”，只是不知当时他是察觉到某些蛛丝马迹，而鉴于太复杂的关系不得不采取了非常规的调整，现在还无法判断。
不过，随着北青传媒步入上市进程，事情后来又有了新变化：2004年9月郑谊***从歌华阳光广告有限公司被任命为北青传媒副总裁后，开始领导广告工作，而作为常务副社长的李世恒，则在北青传媒上市后得到了监事会***的职务，不再具体管理广告。刘晓菲也随后被不正常地闲置。需要说明的是，郑谊***出任北青传媒副总裁一职，共青团北京市委其实并不知情。原因是郑谊***之前所任职的北京歌华阳光广告有限公司，北京青年报在其中控股50%，可以称为下属公司，因此走了一条直接任命的“捷径”。在相继发生北青传媒数名高管和部分经营管理人员被捕后，李世恒重新掌管广告，担任广告领导小组组长，而刘晓菲也被任命为该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与权力紧密相连的广告差价
一家与北京青年报社有着业务往来的广告公司总经理形容说，给北京青年报广告，像是送去“一部部高级轿车”，因为自己公司的整版广告所获折扣价格在26、27万元左右，“刚好够得上一部中高档轿车的价钱”。北京青年报社的广告收入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北京青年报广告收入近几年节节升高，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单是2004年，房地产广告收入就达4亿元。但同时，与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相比，北京青年报在广告经营管理上的漏洞不可谓少。
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地区广告版面价格最高的报纸，平均一个整版全价在30万元左右。一个1%折扣点的优惠不低于3000元。由于该报是报社广告部自己直接开门做生意，不像其他有些媒体那样以完全公开招标价高者得的方式将广告业务全部委托或部分委托给其他广告经营单位，所以，北青广告部在经营中的重要性就至为关键，当然主管广告部的领导之重要就更加不言而喻。也因此，各广告公司都不可能忽视对北青广告部的公关活动，因为部门领导、行业组长、甚至每一个业务员手中都有机动折扣点的批准权、申请权，而每个折扣点都意味实际的利益。
同时，由于该报为鼓励客户多投广告，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广告公司在北青投放的广告年度累计总额越高，年底返利就越高；行业累计越高，阶段性返利就越高。成为北青广告投放大户和行业投放龙头，是每一家参与北青广告投放广告公司的追求。如果大家起点一致，其公平性还说得过去，但如果报社特别照顾某家广告公司，让它的行业点位比别的公司多出几个百分点（当然，照顾的理由多种多样，听起来冠冕堂皇，都是为报社利益着想，最后则由领导说了算），那么这家广告公司就等于有了北青媒介购买的核心竞争力。它可以在市场上以低于其他广告公司的价格来销售北青的报纸广告版面，这在目前媒介购买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乃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因为在无关广告创意的媒介购买领域，是没有设计能力高低、公司大小实力之比较的。商品是统一的，都是北青制造，质量不会有差异，人们比较的只是谁的价钱更便宜和谁的服务最好――所谓服务最好，就是客户要哪个版面，广告公司就能按时提供那个版面。此外，广告部负责人等还可以以种种理由让业务员写报告，为某些公司争取到“特殊优惠”，将版面低价批出或干脆“赠送”出去，理由可以是“客户本来没有投放计划，需先赠送版面试登”等等。另外，根据约定，取得分类广告权的公司需向北京青年报社交纳保证金额，但实际上，部分得到领导“扶持”的广告公司从不交纳保证金。
说来说去，还是看与北青的关系是否真正过硬，只要这家公司向市场打出有价格竞争力的大旗，其麾下必然有其他拿不到优惠价格的广告客户和广告公司聚集，快速且巨大的销售额又不断地能帮助它从北青获得越来越多的折扣奖励。所以，在北青内部有一个大家众所周知规律：在许多北青投放的行业龙头广告公司后面，往往都有一两个北青广告内部人的身影，说得好听一点的是支持、扶持，说得浑一点甚至他们自己是否就是经营者也不得而知。每次北青广告部门及其领导的人事变动，就会有几家龙头倒下，然后被新的龙头所取代。而且这种更迭的奇怪之处在于：不是原有排行榜状元、榜眼、探花之间合乎情理的转化，而是甲龙头一旦被拿下，在前十名甚至几十名的排序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新龙头乙，则不知是哪方神兵，空降而来。
上述情况，仅以涉及被捕人员的事例就可探知：
2004年，一家名为“华夏XX”的广告公司获得了北京青年报“汽车周刊”的广告权，仅仅在一年之内，该公司就成了北青报汽车类广告最大的公司。不过到了2005年，这家公司的江湖地位却被一家叫“天X”的广告公司取代，除了偶尔涉足汽车分类广告，几乎销声匿迹。北京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首创森美”想将广告换到头版，但从广告部领导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将广告公司更换为‘天X’”。问“为什么要那么照顾‘天X’？”，回答是“这是领导的旨意。” 奇怪的是，“天X”公司并没有几个广告业务员，设计人员也只有一人，加上两名客服，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10人。
另有一家叫“恒X泽”的广告公司，不知怎么成了北京青年报金融类广告的“优势公司”。广告部某领导经常对手下业务员说：“有什么广告，就带‘恒X泽’的人去谈。”而郑谊***执掌北青传媒广告管理大权后，也吩咐业务员要多“照顾”歌华阳光。有时不惜损害同样是北青广告客户的原有公司的利益，要求业务员向这些公司的客户暗示如找歌华阳光做广告，能节省广告开支。这使业务员颇感为难，干脆将业务两边都告之。在数名高管被抓后，“恒X泽”的正副经理均已经无法联系，手机的接听人自称是秘书。
段涛的出事，跟在北青投放广告的一家装饰公司的广告不无干系。该广告公司在北京青年报广告部拿到的价格为4万元，不久，另一家公司却找到那家装饰公司，相同版面的报价不到前面那家广告公司价格的一半，这自然让前一家广告公司感到愤怒。
对于近期关于北京青年报社的负面新闻，近八年来一直在坚持揭发“北京青年报存在重大管理问题，并呼吁舆论监督北京青年报”的该报前任常务副总编方旭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没什么感觉。管理问题不解决，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
“北青传媒事件”反思
北青传媒一系列涉案事件的发生，既在财经界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新闻界对媒体经营管理部门的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广告系主任黄升民教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指出，北青传媒上市本身就很仓促，上市后公司的战略意***也不清晰。北青传媒上市所融资金到目前也没怎么用过，钱拿到手却用不掉，这说明公司原来的规划有问题。而长期关注北京青年报社的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在北青传媒上市之初就曾指出其三大硬伤。第一，北京青年报社作为北青传媒的控股股东，自身并不是一个企业，也没有得到国有资产经营授权；第二，北青传媒和北京青年报社之间有关联交易；第三，产业链割裂。宋建武认为，北青传媒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内地报业公司中普遍存在，当初他在北青传媒上市时提出的观点，就是考虑到在境外监管更加严格的环境下上市，对公司本身的管理水平要求很高，而这恰恰是对内地媒体管理基础的挑战。
像北青传媒这样有着大手笔广告收入的公司，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加上广告公司与广告部门领导关系密切，甚至有的人自己就在广告公司参股或私设广告公司业务，加上其对于广告折扣上的机动灵活，则很容易使广告款流入到其指定的广告公司。一个普通基层广告业务员这样说：“部分领导完全没有私欲上的满足感。”其实，这种现象不独存在于北京青年报社，北京的另一家报纸创办5年来，也由于管理上的混乱，已经亏损了好几个亿。一个突出且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广告款进不了报社的账目。对于北青传媒的连番乱象，当本刊记者就此向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询问此事是否牵连北京青年报社最高领导层时，对方反问道：“你觉得没有问题吗？”
事实上，钮明和郑谊***等人设立私人公司并且与报社共同组成股东，几乎可以用“猖狂”二字来形容。不过，对于这么明目张胆和有恃无恐的行为，居然可以逃得过北京青年报社现任最高负责人张延平的眼睛，这才是最令人惊讶和匪夷所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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