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外国现代诗歌篇1
我开始新诗研究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知识信念与学术热情暂时受挫，全民下海经商，人人做着发财梦的年代。我的一些朋友，纷纷南下，到海南，奔深圳，豪迈悲壮地告别学术，告别讲台，我却被学校派遣北上，去北京大学进修，作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孙玉石，这样就跟着他作了现代诗歌研究，在一个人们远离诗歌的年代，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就是孙玉石给我定的方向。那个时候，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起步不久，也是一个正好开发的领域，北大的资源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每想到别人去开发财源，自己在故纸堆里开发“知源”，心理并不安静。北上培养的做学问的兴致便压倒了发财的欲望，老老实实坐起了冷板凳。到199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终于修成了正果，很快被我的老同学程继松看中，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拙著在1995年10月出版后，的确是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学术界的师友刘纳、李德尧、李怡、宋剑华等先后发表评论肯定、推介。特别是九叶派诗人、西方现代诗歌研究专家袁可嘉专门撰文，给与了拙著较高的评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在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引用了拙著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风气好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受到普遍关注，1998年拙著得以再版，起到了一点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与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十多年的行进后，又跨入了一个相对冷滞的时期。社会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物欲化的消费时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成为了精致文化消费萧条的典型佐证。追随物质享乐的潮流让我们疏忽了心灵的滋润。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氛围，延展传世的千古美德，我们多么需要清新爽朗的人文空气，高尚雅致的精神营养。诗歌，永远是现代人类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致文化，人类的生命需要她的滋养。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出现了困惑，这种困惑是文化转型与诗歌变革时期新质的孕育与思考。我们从大量的民间写作与校园诗歌写作中，已经感受到了新的诗潮涌动的青春气息，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到来。这部过去了10多年的诗歌研究著作的再版，希望对喜爱诗歌的年轻朋友们有所裨益。
在这部著作再次以新的面孔（换了一个更大气的包装）问世时，我的另一部新诗研究著作《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这10多年来研究现代诗歌的又一部作品，其中融入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线的检讨与未来方向的一些思考。我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作为三千多年中国诗歌的新形态，它行走过的轨迹，是在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诗歌元素的过程中呈现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经验与教训，应该是四点：
一是要坚守与发展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诗歌的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核心元素，它是中国文人用文学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思维方式，又是诗人用来传达内在情感与心理的寄托物。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构造功能都具有意象意义，语言本身具有隐喻功能。有的年轻诗人主张抛弃意象，召唤诗歌回到语言本体的主张是不可靠的。当然传统诗歌过多关注意象，意象形成的某些程式化等是可以改造的。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诗学影响了我们现代诗歌意象形态。我们现代诗歌意象比之传统，尽管不成熟，但是在传承中更加开放多元，形成了自身的意象形态特征，中国诗歌的未来形态是离不开诗歌古今意象传统的。这是我在《中国诗歌意象论》中探讨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二是进一步丰富、发展诗歌的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中国现代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主要是自由的诗体对古代格律诗体的替换，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尽管自由体是一种没有固定形体的新诗体，白话语言没有了文言的精致含蓄，但是现代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从根本上适应了复杂丰富的现代生活的表现，顺应了现代人开放自由的心理向度，更能让人们把注意力由形式的局部关注转向整体诗意的建构。同时它们能更便利地容纳与改造多元化的外来文化思潮与诗歌形态。白话诗歌导致的现代诗歌的散文化趋向，也带来了诗歌芜杂、散漫的弊端，这些弊端有待我们在今后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的锻炼中去规避、去改造。
三是不可忽视诗歌的现代节奏。诗歌的节奏是诗歌的血脉的流动，是诗歌葆有乐感之美的重要元素。现代诗歌的乐感已经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韵律，它把中国古代诗词主要遵循平仄的韵律规范打破了，把诗歌乐感建立在以现代汉语音节和谐为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包括音节节奏、现代汉语韵律节奏、诗歌内部的情绪节奏、诗歌整体的外部构造节奏的现代节奏艺术。是一个较多借鉴了外来诗歌节奏艺术，又继承了传统、改造了传统的开放性现代节奏形态。当然，有人主张诗歌不要节奏，读屏时代的诗歌可以不需要像古代诗歌那样吟咏口传或唱和作为传播的工具，把诗歌转向诗意的内敛与诗境的深发，这是一条完全可以继续开展的诗歌途径。但是，诗歌的现代节奏是可以有效地凝练诗意，提升诗意表现力的，它兼具传统之美，又不为传统所限，具有散文化语体之长，又扬弃了散文化语体之短。失去诗歌节奏的诗歌，诗歌的美感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
外国现代诗歌篇2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Francisco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RichardGray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1987: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Snyder）中国整理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Dharma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Chinese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PoemsfromtheChinese,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MountainPoems,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Heart’sGardenTheGarden’s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TurtleIsland6）,《高品质资料》(“HighQualityInformation”,LeftoutintheRain130),《道非道》(“TheWayIsnottheWay”,RegardingtheWaves51)和《为了无》(“ForNothing”,TurtleIsland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DoingNothing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DoingNothing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
2.3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T’aoCh’ien”,LeftOutintheRain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外国现代诗歌篇3
2016年9月28日，“当下诗歌创作现状与未来展望”研讨会暨第三届洛阳龙门诗会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诗歌研究专家，《当代国际诗坛》《新诗评论》《西部》等诗歌刊物的主编与编审，与的著名诗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诗人与学者围绕着百年新诗传统、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与标价机制、全球化语境下的中文写作、当下诗歌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刘继保教授主持。刘院长谈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诗歌在获得较好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诗歌如何适应时展，推陈出新成为急需探讨的话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这方面着重进行交流。
百年新诗传统回首与再认识
当下诗歌的繁荣或困境，必须放在中国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长时段中去解读。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认识，要有一种历史纵深感，即建立在我们对百年中国新诗传统的再认识上。
唐晓渡认为，以前把新诗传统放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进行认知，把新诗视为与唐诗、宋词一样只是中国诗歌自身演化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新诗与传统诗歌确实有血脉关联，但它自身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在很多方面自成一体的诗歌系统。新诗的传统是在***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激进的传统。不论是***在《文学***论》中用“推倒”这样的激烈表述，还是胡适从意象派引申出来的相对温和的“八不主义”，都建立对传统文学失血、衰败、自我封闭的判断上。鲁迅当年所言的“汲今复古，别立新宗”，代表了他对新旧文学关系与文学发展方向的认识。所谓“汲今”，即向当下汲取，所谓复古，亦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向后回溯为目标的唐宋古文运动与明清古文运动，而是体现出一种开放意识，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借鉴之后更为重要的，是成就自身的文学特质。诗歌要成为它自身的一种世界观，诗歌要成为一种独特的声音、价值系统，成为诗人独特的面对世界进行表达的方式，即“别立新宗”。基于近四十年诗歌发展的经验，可以用“成熟”一词来描述当代诗歌。新诗作为一种在理念上、形式上与传统诗歌迥异的诗歌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并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与审美特质。艾青诗歌所体现出的“散文美”就是古典诗歌不曾具备的。从冯至、闻一多、卞之琳到艾青等人，中国新诗逐渐摆脱了早期诗歌写作的粗疏状态，在观念层面、文本层面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新诗也由此与新文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转型、个人生存与自我探索密切相连。
诗人杨炼认为，我们一百年的新诗历史可以用“一首人生和思想的小长诗”来概括。说它是长诗，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历史变迁所具有的复杂性千年未有；说它是小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世界化语境带给我们的新的困境、刺激与灵感。当代中文诗是艰难成熟的，我们的诗是从时的宣传性的非诗或反真正诗歌的语言环境开始的，朦胧诗的意义是在非诗和诗之间找到并清晰画出了界限。很多朦胧诗把“主义”和“法则”之类空洞的词汇扔出诗歌，而回归到黑夜光明土地水死亡等之前古典诗歌早就用过的词汇，来表达当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这种对诗与非诗界限的划分造成了“奇怪”的朦胧诗与之后诗歌的代际交替，也促成了诗坛回返到诗歌与诗歌、诗人与诗人本身的竞争。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活的当代诗的传统由此而来。
王家新认为，回首百年新诗历程首先需要追问几个问题：新诗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何进入文学史论述？如何经由经典化成为教育资源？用“成熟”来评价百年新诗的发展是不太适合的，因为“成熟”是相对意义上的，永远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新诗发展到今天，它的合法性早已建立起来，早就进入了语文课本，更重要的是，它要保持一种来自自身的生长力。
臧棣指出，虽然时有困惑和焦虑，百年新诗的历程也非常艰难，但对中国诗歌百年历程取得的成就要有自信。从世界诗歌发展背景来看，百年中国新诗的历程非常独特，既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又有中西文化的碰撞。这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新诗发展的这种独特性可能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焦虑，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可展示的风景与面向也越丰富。从诗歌内部发展的线索、诗歌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去考量，近百年的诗歌发展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基本实现了现代诗歌的书写转型，取得的成就相当伟大。
当代诗歌创作现状扫描与审视
杨炼认为，当代诗歌发展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诗歌对的质疑与审判、对文化的打捞与重审，成就了当代诗的深度。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漂泊不是离开，而是整合，重新整合中文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一个贯穿中外的全新的中文诗传统。“体用之争”由来已久，在今天可以理解为***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每个诗人都要筛选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资源，重建自己的思想，建立每个诗人自己的个体诗学。诗歌创作要不局限于诗人自发性的写作状态，而要进入诗人对自己的哲学思考、文学意识、形式追求的自觉性的发展。对于农民工诗歌来说，它如果有生活经验、语言原创，那么它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诗歌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世界诗歌写作都存在着不小的危机，追求技巧娴熟而缺乏生活体验，缺乏诗歌内在的灵魂，农民工诗歌恰恰是对此的一种矫正，重建了人生与诗歌的血肉关联。
唐晓渡认为，近四十年来，新诗在文本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五四”至时期。像新文学提倡初期那种新旧文学之间势同水火、不破不立的二元对立式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诗坛，多元的、混合共生的局面基本形成，诗歌写作进入丰收、繁荣的收获季节。当下诗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诗写作的盛行，这是集体欲望的集中表达。诗歌正在它以前所未及、所不能及的地方e攒力量。另外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所谓底层写作的问题。底层美学是一个被说滥的概念。当下的底层写作更多是指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上的而非单纯社会身份。工人诗人从一种建国后的特定称谓转向当下的从生存困境当中对自身的关注。某些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写得相当好，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意识没有被绑架，并转化为在生存困境中的表达。
沈苇认为当代诗歌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诗歌现在已经进入多点起源的“甜瓜时代”，由垂直结构变为扁平结构，混合共生的格局已经产生；二是诗歌进入了数量化生产的时代，好诗与坏诗同样铺天盖地，要进行辨别精选；三是诗歌已经进入了一种跨文化写作时代，天涯咫尺的境遇要求诗人把握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彼此生成。
艺辛指出，百年诗歌的展望分前面六十年和后面四十年。前六十年基本可以称为“谣体”时期，朦胧诗突破了“谣体”，影响了后四十年的诗歌创作。近二十年是诗歌发展黄金时期，诗歌的突破发展还需要第一代诗人们的带领，前一次突破的先锋必然是后一次突破的动力。
颜艾琳指出了两岸当代诗歌发展的差异。在台湾，诗人跨界和诗的分歧都不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新诗改编已经走向了多媒体、多元化，以爵士乐、轻摇滚、微电影、舞台剧等形式流传与接受。台湾比较注重个人风格形象，而不是集体，也没有诗歌的代际划分。在诗歌写作形式上，不大写长诗，因为长诗太多堆砌、形容，也容易暴露出写作者的缺点。
当代诗歌发展前瞻与预判
杨炼认为，当下诗歌发展的三个关键词是：当代、经典、书写。诗歌要具有当代性、经典性、书写性。当代性并非指写在当下，而是必须通过思想和美学深度来显现。经典性不是靠时间段的划分、代际交替确立的，经典性永远与当下性、与我们的现实人生相关联。经典性也是衡量诗歌写作价值的一种评价标准。书写性是要把话语的松散、随意、稀薄去除，炼字、炼句、炼意，通过书写让古典诗歌优秀传统在当代中文诗中创造性地重建起来。没有形式就没有思想，薄弱的形式充其量只有肤浅的思想。书写性应该呈现在每一首诗之内。中文诗歌的发展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书写性上，就没有未来。中文诗的全称，应该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
臧棣认为，虽然从单纯的诗歌史线索去考察百年新诗成就会相当自信，但立足于当代文化与现实语境，对当下诗歌发展也不无疑惑与质疑的声音。当代新诗在当下的确走入了某种困境，有人认为当下诗歌是诗人群体的自娱自乐，与当下现实并无关联。这实际上是我们的诗歌文化出了问题，最根本的是新诗阐释机制与阐释体制出现了问题，即新诗的知识分子化。近百年来，新诗先后经历了诗歌历史化、诗歌***治化、诗歌道德化等诸多阶段，其根本原因是新诗的阐释者都是知识分子。这造成了当代新诗知识分子化的演变，也造成了新诗评价的圈子化。中国新诗大致可以归到大众文化的范畴，其思想根源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念，但知识分子化的评价机制使其离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有好的诗歌成就，有非常宝贵的诗歌经验，但却处于荒凉的评价机制，下一步就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它要有一定的开放性，既能满足大众的需求与困惑，又能协调诗人共同体的关系。
王家新认为，在需要“与他者共在”的时代，当代诗歌创作需要一个参照系，需要一些陌生化、异质性的东西。翻译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在“五四”时期，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就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胡适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是从翻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在诗歌观念与写作技艺上也深受翻译诗的影响。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文化语境有所改变，民族主义、文化身份的焦虑、中国性等观念兴起。纵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语言的探索在诗歌创作中都是最敏感的，处于最尖端的位置。实际上，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都同时又是诗歌翻译家，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梁宗岱等都是如此。与其他的翻译家不同，他们的翻译都是源自中国诗歌内在的需要。当代诗歌应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诗歌的未来有赖于当下的创造，是永恒的当下。
王自亮认为，诗歌就是一种生态，诗人既要适应又要超越这种生态。当代诗歌写作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融合。把个人经验、自然形态、社会演进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融合起来。二是关系。把握好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达到自我最短途径是通过他人。三是多样性，在题材、样式上力求创新。四是回归。回归写作的先锋性与实验性，越是写作时间久了越需要回归先锋。
外国现代诗歌篇4
关键词：诗歌教育;教科书;文本选择
诗歌教育是语文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课标看，诗歌教育包含于语文教育中的阅读部分。无论教材编排和课程设置上来看，诗歌教育都是服务于阅读教育。诗歌教育文本的选择引导诗歌教育的方向，体现诗歌教育的目标，影响诗歌教育的教学效果。因此，诗歌教育文本的选择对诗歌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现状
在现有研究当中，以对诗歌教育教学策略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如：陈志奇在《诗歌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谈到诗歌教育的功能，分别有诗歌教学对学生心灵发展的影响;诗歌教学对学生智能发展的影响;诗歌与审美教育;诗歌与传统文化等等。
与小学语文诗歌教育的研究相比，小学语文教科书诗歌内容的研究就显得单薄很多，这个领域有待深入研究。
二、诗歌文本选择的异同。
（一）诗歌在整册教科书中所占比重的比较
1.人教版。人教版四年级整册语文教科书（包括上、下册）中，包含16个单元，一共有80课（包括必读、略读、选读课文），其中6课涉及诗歌内容，占整册教科书的7.5%。
2.加州版。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包括6个单元，每个单元包含5个主题，每个主题包含3课，一共有90课，其中7课涉及诗歌内容，占整册教科书的7.8%。
由此可见，诗歌内容在人教版和加州版语文教材中所占比重相当，不存在较大差异。
（二）诗歌诗体的比较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为了使比较更加直观，本文使用古诗词和现代诗这两个诗体分类。
1.人教版。经整理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两册教科书得出，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古诗词占诗歌部分中的66.7%，现代诗占诗歌部分中的33.3%。由此看出，古诗词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诗歌部分所占比重较大。
2.加州版。经整理加州版语文教科书，得出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诗歌部分以现代诗为主。在诗歌中还引用外国作品。
综上所述，人教版与加州版对比，存在以下差异：
（1）诗体所占比重的差异。人教版中诗歌部分以古诗词为主，加州版中诗歌部分以现代诗为主。这主要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造成的。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诗歌文化一直源远流长。而美国是一个新起的国家，历史较短，所以诗歌文化从近现代诗歌开始。
（2）外国文化的差异。从表格整理中可以看出，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所选取的诗歌文本均出自本国，相比之下，美国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所选取的诗歌文本融入了外国文化。在语文教科书中融入外国文化，有利于丰富教科书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多元文化视角。这方面人教版教材有所欠缺。
（三）内容主题的比较
本文借鉴于佳美在《美国小学母语阅读教科书结构编排及选材特色研究――以麦克劳・希尔版 Treasures 为例》中以人为出发点，将“自然”与“社会”这两大类目做为研究支点，整理出以下表格以此研究人教版与加州版内容主题之间的差异。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类：自然。（1）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生物、非生物。（2）人与自然：探索自然、环境保护、救助动（植物）、景物。
第二类：社会，包括个人、亲情、友情、人与宠物、社会角色、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异域文化、特殊人群、传统文化及寓言道理、历史及***治事件、城市。
1.人教版
把人教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有关诗歌主题按上表维度整理如下：
通过统计可得出，在四年级两册语文教科书有关诗歌的课文中，关于自然主题的占66.7%，自然主题下全部都是关于人与自然类型的。社会主题的占33.3%，包括有友情、城市和特殊人群。
2.加州版
单元主题题目内容
1.让我们来探险适应生存五行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2.表示态度聪明的主义发亮的灯泡与
闪亮的伯特尔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3.与众不同鲁莽三行日本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4.观点鲸五行打油诗自然――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
5.关系到***书馆去我喜欢字的样子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6.发现飞机勇敢的新高地社会――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
通过统计可以得出，加州版四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有关诗歌的内容中，关于自然主题和社会主题的内容各占50%。其中自然主题中以自然科学现象或知识为主，社会主题中一现代科技与创新妙想为主。
三、对我国诗歌教育文本选择的启示
（一）诗歌形式多样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以古诗为主，可以适当增加其他类型的诗歌，如儿歌、现代诗等，让学生学习到更加全面的诗歌知识。
（二）引入优秀外国文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主要以我国优秀的诗歌为主，应适量增加外国作品比重，让学生在品味中华文化的同时，也能欣赏到外国优秀作品，拓宽学生视野，形成学习知识多样化。
（三）诗歌主题多样化。人教版中的诗歌主题范围比较小，主要以人与自然为主，应该适量增加其他主题，例如科技创新，自然知识等，以此丰富学生知识体系，让学生的发展更加全面。
参考文献：
外国现代诗歌篇5
中国古代的四言、五言和七言近体诗都是从汉乐府民歌中演变而来的。古代民歌是诗、舞和乐三者合一的语言艺术。这种民歌的音乐性就像舞蹈具有强烈的节拍感。除此之外，它的语言大都采用民间口语和俗语形式，而且句与句之间语义连贯，每句的字数也不确定。所以这种诗歌在音韵上显得非常自然流畅，甚至可以用来咏唱。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诗歌虽然是从民歌发展而来，但它在音乐方面却发展得非常成熟，可谓“万法必该”。这就说，中国古代诗歌不但保留了民歌的音乐性，而且还发展出了格律和对偶等音乐形式。但中国诗歌发展到北宋，却发生了很大的改革，这时出现了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以文为诗”的作诗理论。这种作诗理论主张以赋和散文句法和章法入诗，即消除了语法词汇上的对偶、骈偶、重复和叠韵等音乐形式，从而大大消除了音乐性对诗歌和作者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能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在此文作者要讨论的是，古人“以文为诗”的作诗理论虽然消除了对偶等音乐性对作诗的束缚，但这种作诗方法并未彻底消除古代诗词中的音乐。其表现列举三方面如下：
第一，押韵仍在。在古代“以文为诗”的作家中，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等，在他们所创作的全部诗词中，每一首诗都保留了押韵，即每一诗联的最后一字都押相同的韵母。就连韩愈最具散文性的代表诗作《嗟哉董生行》和《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也保留了押韵，如前诗押“丰”与“中”和“书”与“鱼”韵母。后诗押“东”，“虫”、"凶"、“雄”等韵母。正是押韵的存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古代的诗词艺术都是带音乐的文学艺术，而且这种音乐都是从语言的外在形式而带来的。
第二，格律尚存。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的诗词都属于格律诗词。自从唐代使诗词的格律完备之后，这种音乐形式在诗词中一直保存至今。不用说音律精准的诗词是格律诗，就连那些自明是“以文为诗”的作品也属于格律诗。他们如唐代的鼻祖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乃至南宋的陆游和范成大等，他们的律诗、绝句和古风作品都属于格律诗。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随意抽取一件作品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的诗句虽然去除了对偶等音乐性从而更散文化了，但仍然保留了格律。就连韩愈最具散文性的代表诗作如《山石》、《忽忽》、《南山》和《操琴》等也是有格律的，如《操琴》多采用六朝骈体文四字句式，而且多处重复虚词“兮”。就连改革动作较大的苏轼，在格律方面，他虽然使用了较多的“拗句”，如“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11月19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勿”与“爱”虽然违背了平仄相对的原则，但从整联诗看，格律还是相对称的。苏轼的一些诗歌有的诗联两句虽不合律，但仍保留“单句合律”。在苏轼的诗中，这样的诗句改革比较多，但他的诗词从整体上看仍然属于格律类。苏轼最具散文性的代表诗作是《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和《百步洪》等，但今人学者胡国瑞评其第一首诗“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整个形成谐美的旋律”。而后三首诗虽然有一两句诗破坏了平仄关系，但多数诗联仍然保留了格律关系。正如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张炯和邓绍基所指出的：苏轼的七律“在格律上具有刘禹锡、白居易的流丽圆转”。据当代学者朱靖华的研究指出：“苏轼善于在古诗中纯熟地运用散句，并能做到妥贴自然。如《游金山寺》大量使用单行散句（即一句一景，移步换景），却又出色地表现出诗歌的韵律之美。”从总体上看，古代以文为诗之作品，虽然有少数作品采用了散文字法和句法，但大部分作品仍然存在格律这种音乐形式。
第三，民歌风味犹然。在欧阳修和苏轼那里，作诗虽然破除了对偶和骈句等音乐因素，但他们为了防止诗歌遁入“无诗味”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在诗中仍然保留了民歌风味，自觉利用民歌技法创作诗词。关于这一点，可用古、现代许多理论名家对他们诗歌的评价来证实。清代学者方东树对欧阳修诗歌的评价是：“情韵幽折，往返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昭昧詹言》）当今学者衣殿臣编有《欧阳修诗词选》，他对其《晚泊岳阳》一诗这样评价：“语句重复中又有参差，语言清新，富有流动性，具有民歌色彩。”苏轼的诗也是如此，作为诗味的一种补偿，他的一些诗歌民歌味十分浓厚。今人学者张志岳评其《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诗“语言通俗，韵调和谐，很有民歌风味。”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诗歌也是如此。无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还是尤袤，他们的诗虽然都是来源于江西诗派，但自从吕本中提倡“活法”作诗理论后，他们四人作诗的方法就融入了苏轼的“无意”为诗理论，他们创作诗歌也遵从“以文为诗”之原则。尽管如此，在他们的诗歌中仍然采用了民歌手法。现代学者候剑和陈光荣评杨万里《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埋头潘家湾，阻风不至》诗“写得平易流畅，颇有民歌风味。”而他们评范成大的诗“并融田园诗与新乐府诗于一炉。”无论新乐府还是汉乐府都是民歌。虽然有人认为，以上作家的诗歌存在民歌味只是个别现象，但不能以此否认其存在。
“以文为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它不仅在古代为中国文豪所重视，在今天它也应为我们所重视。但我们不能只继承而忘了发展，今天如何发展这种创作理论呢？作者认为，发展这种创作理论至少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废除诗词中的格律因素，格律是诗词中最重要的音乐性，因此只要废除格律，就能大大推进诗词创作散文化。二是废除诗词中的押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贯彻“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而贯彻以上两项改革，就能使诗词真正散文化。三是是废除诗词中的民歌风味，从而使诗词摆脱民间庸俗气质，走向高雅纯正的诗歌队伍。另一方面，现代诗词作为纯诗，它不能没有音乐性，要做到这点，现代诗词只能来自诗人内心的音乐性，这就是生命节律，所以，它只能借鉴现代诗歌的创作方法。
2013.9.26
何为意象诗词
何为意象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理论。按照理论界的观点，意象诗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如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指出，作诗要“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在明清以后，所谓意象文学专指借助具体外物，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作者情思。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诗歌界针对纯粹诗歌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出纯诗必须使诗歌的每个句子都带有物象；相反，如果某个诗句不带有物象，它就是伪诗，这就是纯诗理论。随着这个理论的建立，人们对意象诗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所谓“意象”就是要正确处理文学中的“意”与“象”的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诗歌中，“意”与“象”的结合有三种形式，这就是：一，“意”在“象”中；二，“象”在“意”中；三，“意”与“象”紧密融合。按照诗歌界的看法，按照前两种意象关系创作的诗歌都不是意象诗歌，唯有按照第三种意象关系所创作的诗歌才是意象诗歌。举例说明：第一种关系只写客观，如下面的《旁晚》诗：“燕剪山溪月，小桥影卧波。轻烟随岸淡，静夜涌天河。”诗中只有景物的罗列，看不到作者的半点主观经验，这种诗很难表达或传达人的内心世界。第二种关系只写主观，如下面的《咏鉴真和尚》诗：“华夏奇人一鉴真，六蹈沧海志坚贞。扶桑识得僧情意，愿缔和平到永恒。”诗中只有一个“沧海”意象，其余都是主观心理描写。这样的诗因为意象少，它超越了古人所说的“圣人立像以尽义”的教导。唯有第三种关系才能把“意”与“象”完全结合起来。如下面的《淡怀》诗：“道出潇湘北，秦川又几山？看云浮远意，莅水叹衰颜。社鼠犹空盛，城狐却自返。秋霜谁治冷，况复在冰间。”在这首诗中，主观与客观相间杂出，水***融，使人窥象则知意，探情乃得象。“象”与“意”互为表里和生动。所以说，只有意象诗才是最好的诗。应指出，所谓意象诗歌指不仅在诗中的每个句子都必须包含形像，而且要做到意象交融合一。有两本现当代的重要诗词：第一本是钱理群和袁木良编选的《20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本是张玉峰主编的《中华当代诗词艺术选粹》内蒙古出版社2002年）。作者从15727首左右的优秀诗词作品中随机抽读217首，发现符合第一种关系的诗词有122首，占总数的56.2％。符合第二种关系的诗词有82首，占总数的37.8％。符合第三种关系的诗词只有13首，只占总数的6％。这个分析说明：中国现当代诗词大部分属于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作品，而且它们大都是通过“触景生情”或“借象抒情”的方式来实现。但在诗词理论界，由于长期没有引进纯诗理论，致使诗词中的“景”与“情”，“象”与“情”往往是分离的。其表现在：用很多诗句描写景物，只有一两句写主观；或用很多诗句写主观，只有一两句包含景物。
下面用现代意象新理论来大致分析我国古今诗歌的性质：有人认为，我国宋代的诗歌大都属于叙事议论类，而且有很好的形像，因此应归属意象诗歌。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太粗疏，因为它不合现代意象诗歌理论。宋代诗歌虽然大多属于叙事议论之作，但它们在处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时会走极端，要么只写客观，要么只写主观，主客观不能完全统一。下面以苏轼的一首绝句为例说明之，这首诗是：“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成此时情。”在这首诗中，上联全写客观，下联全写主观，主客观不能完全统一。由此可以管窥宋代诗歌不能算作意象诗歌。我国在上世纪7、8十年代崛起的朦胧诗歌是意象诗歌，它是在吸取西方英美20世纪初创立的意象派诗歌的营养后升起的。西方意象派诗歌强调用客观准确的意象代替主观的情绪发泄，而意象的建立是通过直观思维来实现的。但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统治中国诗坛，中国现代诗歌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偏离了意象诗歌理论，这就说中国的新生代（或称第三代）诗歌并非是意象诗歌。这是行家的观点，这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现状。那么现当代中国的诗词的现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现当代中国的诗词是否出现过意象之作品呢？这个回答从总体上看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现当代诗词按照其题材可分成叙事、议论、写物、写景和抒情四大类。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之：在叙述、写物和议论诗词中，杨绳（1928年生于浙江）有《述怀》诗一首：“今岁居然六八翁，前尘犹记未朦胧。人人有本经难念，事事全凭勤后工。商贾或能成大款，诗词原不属雕虫。老夫没有铮铮骨，也不孔方尊为兄。”`这是一首叙事诗，在这首诗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事物的出现都是非常有序的，而且没有更多的物象。再看叶丽华（女，1975年生于湖北）之《思乡》诗：“木落花零气候寒，蛙声叠起水随欢。点灯待月扶栏久，正是红螺梦已残。”在这首叙事诗中，各种物象的安排是由时间作牵引的，第一联点明作者“思乡”发生的大时间是在秋冬节节，第二联写作者“思乡”的具体时间在某日晚上。在过去的叙事诗中，物象一般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而且物象的运动都是单向的，所以它们不能是意象诗歌。再看方于荣（1927年生于安徽）之《随感》诗：“我老身虽瘦，心如磐石坚。平生无愧疚，坦荡度余年。”这是一首议论诗词，但在这首诗中却无一个物象，再看陈万堂（1916年生于海南）之《咏月》诗，它是一首论事诗词：“不分南北与西东，万古青光一样同。若使人心如此月，何愁世事不公平。”第一辆是记事，第二联是议论。在这首诗中，只有第2、3两句包含物象，其余都不包含物象。所以它们也不能说是意象诗。再看丘金诚（1929年生于马来西亚）之《梅赞》诗：“信风吹醉小山梅，地北天南次第开。非爱沽名争早发，乐为人世报春来。”这是一首咏物诗，在这首诗中只有一个物象“信风”，所以他也不是意象诗歌。
最后谈抒情诗，抒情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抒情，二是间接抒情。前者指不借助外物直接抒发心中感情，后者抒情必须借助外景或物象。应当肯定，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只存在意境诗歌，而不存在意象诗歌。中国唐朝的抒情诗歌大都属于意境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中国现当代的抒情诗歌也大都属于意境诗。对于后者可用例子说明，有一位叫徐继荣的诗人写有一首《春到山村》诗词发表在2008年12月第四期《诗词百家》杂志上，现录于后：“连天瑞霭化甘霖，万水千山喜润浸。沃野黄牛奋蹄乐，一犁膏雨一犁金。”这是一首写春到山乡的写景抒情诗词，在这首诗中，物象的空间关系是非常有序的。第一句写天上之云，第二句写地上山水，第三句写田野，第四句写犁耕。整个诗词的物象其排列顺序是：第一联从高处到低处，第二联从远处到近处。这样的诗词显然是意境诗，因为读者不仅从诗中看到了美丽的画境，还看到了作者对山乡的赞美之情。再看李金香（1945年生于河南）之《塞外归乡》诗：“朝辞迪化紫云间，万里中州即日还。两眼金风关不住，飞蜓一气下邙山。”这同样诗一首写景抒情诗，诗中的景物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排列的。即按照作者早上出发，一日之中所经过的时间把路上的景物串联起来，因此景物的罗列也是有序的，所以它不是意象诗。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当代诗词的总现状虽然有个别是意象诗，但从总体上看不是意象诗。
外国现代诗歌篇6
关键词：新诗史；现代主义；谱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治、经济、文化语境的深刻转变和诗歌写作的新进展，诗歌研究在诗学观念、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诗歌观念更新中，诗回到自身。同样，在诗学观念更新中，诗学也回归本位。人们认识到：诗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仅仅是诗；而且，必须从符合诗的美学本质的途径去接近、打量诗歌”。建构一种有别于建国以后***治论诗学的诗歌历史叙述，确立诗歌的审美性本体意义，为当下诗歌提供合法性论证就成了多方的需求。
一、最初的历史重述：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局部建构
直到90年代中期，专门的诗歌史写作还较为薄弱，诗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诗人个案研究、诗歌流派、思潮研究等基础性工作上，如李金发之于初期象征派，徐志摩之于新月派，戴望舒、卞之琳之于现代派，艾青之于七月派，穆旦之于“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这些工作承担了清理历史盲区、确立新的评判标准、重建诗歌秩序的任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一些过去受到贬抑的诗人、诗歌流派、诗学理论得到了重新认识。
在最初的历史重述中，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建构成为了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方面见诸于大量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个案及群体研究，也见诸于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更具整合性的史论性著作中。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德厚、张福贵、章亚昕合著《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就是这时期的一批成果。这些史论性著述和其他大量的个案、群体研究一起，彻底改变了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对新诗历史的主流叙述，也为当代诗歌关于朦胧诗、第三代及90年代诗歌的历史谱系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80年代以前的30年，***治论诗学话语统治下的诗歌史，在主流一逆流、***一反***、民主主义一社会主义等简单二元对立叙述中，建立了一套新诗历史话语。从80年代开始，这种历史被逐渐颠倒过来了。正如郑敏先生所言：“自从30年代40年代我们就逐步形成一条进步诗歌与不进步诗歌的判断标准。这条分水岭在50年代以后取得了合格证，它从非文学、非诗歌的立场出发，将我们的诗歌江山一切两半，将其中的一半捧上了天，另一半则打入了地，加以活埋。”80年代以后，曾经被打入地下、被活埋的那一半——主要是觋代主义诗歌，被重新发掘，重新评价，在今天谈新诗历史，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已经成了新诗历史系谱的中心节点，并自然延伸到80年代初走上历史前台的朦胧诗及其后的“第三代”、90年代诗歌。
这种颠覆性的历史叙述在揭示长期被遮蔽的诗歌历史、恢复历史真相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会形成新的遮蔽。钱理群曾反思道：“原先被称为‘支流’与‘逆流’的‘不***’(‘反***’)的文学，例如作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被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与现实***治保持距离的，偏于闲适、幽默风格的作品，等等，又被置于主导(类似于‘主流’)的地位；而‘***文学’则似乎被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读者所遗忘，连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受到了怀疑，‘***’(与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成了‘专制’的同义语……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理路却根本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仍旧是一方压抑另一方的等级叙述。”因此，从诗歌史本身的要求看，对过去为***治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诗歌及诗人，在祛除意识形态魔障之后，如何不是简单否定、忽视或排斥，而是从诗歌美学本体角度去重新认识，是一个有待开展的课题，而仅仅以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诗歌史中心的叙述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反思。
二、世纪之交：诗歌史写作的多向展开
世纪之交，大量诗歌史专著相继出现。断代史有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着重于诗歌艺术流变的有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1917－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除此之外，地域诗歌史和细节一见证式的诗歌史也开始出现：如，吕进主编《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4年)、诗人钟鸣的《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刘禾主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柏桦《左边——***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杨黎《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注重局部性、细节性甚至现场性的诗歌史的出现，为时间性的历史写作注入了空间的因素，必将深刻改变当前诗歌史叙述的格局。
在具有总体意味的新诗史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下称“洪著新诗史”)和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下称“程著诗歌史”)，我们重点分析一下。
洪著新诗史初版和修订版中大陆部分的变化，是一个透视八、九十年代诗歌研究对诗歌史写作影响的典型例证。“修订本的基本架构，章节的大体安排，叙述的展开方式，与原来的没有很大不同。但是改动、修订的幅度却较大。有的甚至是重写(特别是中国大陆诗歌部分)。……修订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大陆诗歌部分，我们从许多诗歌批评家、诗歌史家的论著中受益。”改动、修订最明显最直观的是建国后30年间诗歌史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在初版中，前30年有整整231个页码，约占大陆部分一半，而到修订版则被压缩到仅有111个页码，尽占大陆部分的三分之一。这其中除内容上增加了90年代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诗歌研究对前30年(实际上是主要是“十七年”诗歌)的评价有了显著的变化。洪子诚在初版已经明确指出“***”十年新诗遭受的挫折与“十七年”诗歌的种种弊端有关，但囿于当时的主流叙述，还是为许多诗歌现象与诗人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到修订版则对“十七年”进行大刀阔斧的简化与删减。例如，在走进“当代”的***区诗人部分，修订版只极简略地专门介绍了李季、阮章竞、张志民、闻捷、蔡其矫五人，初版中的徐迟、方纪、邹荻帆、严辰，除徐迟移至“老诗人”部分外，其他人皆不再论及；对郭小川和贺敬之，初版中两人分别有近12和9页的篇幅，到修订版则被压缩到分别仅有2和1页。这些最直观的变动不仅和作者诗学观念的变化有关，也有多方面的外部因素。
80年代初，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看，***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已为评价“十七年”文学定了基调：“***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完全是***、‘四人帮’的诬蔑。”在80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已提出，但在评价“十七年”文学时，仍有一大部分人在一种时间神话和文学进化论观念下，把当代诗歌作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与建国前诗歌相比具有“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所谓现代诗歌，即‘五四’以来的新诗，在建国以前和以后又分为两个阶段：建国以前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以后是社会主义，二者是相通的，却又有质的变化。”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史叙述的压力。因此，在80年代初开始写作新诗史时，尽管洪子诚已经意识到“***”诗歌实际上就是“十七年”诗歌种种弊端的集中爆发，但在初版中也只能用一种看似开放实则评判尺度不一的方式分别评述前30年和80年代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对长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诗歌进行评述时，我们坚持的是承认有各种不同的诗，各种不同的艺术追求，承认不同的美学风格各有其价值的信念。”实际上，这一信念并不那么坚定，在初版后记里，洪子诚喟叹自己处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冲突中”和“一种尴尬的‘过渡’地带”，把握当代诗歌状况时存在着“夹生”现象，这种喟叹正是其进行诗歌史写作时切身感受的个人诗学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强烈冲突。
到世纪末，80年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压力已经显著减轻，诗歌研究的进展使得作者可以更多地从美学角度深入思考当代诗歌50年间的整体演化状况。对作者来说，这时主要面对的难题就不是必须屈从过去“传统”的压力，而是在已经形成的“现代”观念下，“写作者的评述，和对自身的诗艺把握能力的反省”和“文学史尺度’与‘文学尺度’经常发生的龃龉、冲突”。因为从今天的“现代”视角看，无疑“十七年”诗歌与***治的联系过于紧密，难以从当前的“现代”角度评析，但一些诗歌现象又不能回避。因此，为达到“文学史尺度”与“文学尺度”的平衡，洪子诚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叙述前30年诗歌时把重点放在分析走进“当代”的老诗人所面临的艺术处境，对其他共同点比起其个性差异来更为显著的诗人则尽量概括简化，80年代以后就依照目前的主流方式，着重于朦胧诗及其前后源流、“第三代”诗歌中的主要诗歌群体等，对90年代以后则“多提供诗潮和诗人写作状况的资料线索”。这和八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研究的整体趋向基本一致，“现代”或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成为诗歌史叙述的主体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洪著对“十七年”诗歌态度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当代诗歌研究整体趋向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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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著诗歌史在处理前30年诗歌时基本延续了洪著的叙述方式，但在评述八九十年代诗歌时，与洪子诚那种对自己的叙述“缺乏信心”的自省精神，不轻易作臧否的审慎态度不同，他的描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性。作为命名、阐释、建构“90年代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理论家，在他的八九十年代诗歌谱系中，从“白洋淀诗群”到“今天”派的朦胧诗、“北大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构成了从源头到发展再到“复杂”与“综合”的基本线索。食指被建构为朦胧诗的先驱，“白洋淀”则是朦胧诗的小小摇篮，到《今天》“造就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派——朦胧诗群”。在他的判断里，从白洋淀走出的不少青年诗人，后来成了现代主义诗潮的中坚力量。较之洪著，朦胧诗时期的其他诗歌活动，如贵州以***、路茫、方家华、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启蒙社”，则被完全排斥到了诗歌史叙述之外。对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歌，程著也给了“他们”与“非非”诗人群少量的篇幅，但又采取了一种有意贬抑和历史化的方式。如说：“于坚的诗，在1985－1989年间处于个人创作的‘鼎盛’状态”，“他的诗作……写于1983年至1984年，但在两三年以后才引起广泛注意，不能不说明当时‘时代气氛’所起到的作用”，“90年代之后，当中国社会的格局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后，‘非非’诗人虽然希望重整旗鼓，但勉力支持不久，终未能继续下去”。很显然，单就在90年代依然活跃的于坚来说，把他的鼎盛时期认定在80年代，实际上就是把他历史化，并排除到90年代诗歌序列之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他对“北大诗歌”的溢美之辞。“在北京的一些大学校园和艺术圈子里，现代诗歌的萌芽仍在顽强地滋长，……这些诗歌的细流到1987年前后，终于冲破坚冰，汇集成一股生气勃勃的新诗潮流”，“这些青年诗人对‘朦胧诗传统’不像南方诗人那样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所以，尽管他们也吸收了现代诗的创作技巧，但在诗的主题和内容上，却显示出吸收古典主义某些审美原则的写作倾向。在以反传统、主张口语化为主流的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青年诗坛，这一倾向凸现了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正因为如此，它在后来日渐成熟，逐渐成为90年代诗歌中一个主要的创作倾向”。“海子和他的诗人朋友对永恒价值的执著追求，对精神诗界热烈而坚韧的固守，和他们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诗风，不仅开创了北大新诗的一个新传统，实际也载入了中国新诗的史册。”在这一贬一扬的叙述中，90年代诗歌就完全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天下。
更有趣的是程光炜叙述世纪之交诗歌论争时所采取的方式，作为此次争论的积极参与者，他首先把自己和“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置于受害者位置，而把“民间立场”描述为因争夺话语权而对“知识分子写作”横加指责的一方，似乎“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是被迫应战的，而闭口不提他在《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导言中把“知识分子写作”建构为90年代诗歌的“秩序”，严重遮蔽90年代其他诗歌写作路向的事实，也没有对自己选择诗歌作品时所秉持的价值尺度有任何反思。作为一部“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的诗歌史，这种对历史的遮蔽不仅让人遗憾，而且会严重误导对诗歌史不怎么熟悉的学生对八、九十年代诗歌的认识。对比洪子诚的《新诗史》，其中的褊狭自不待言。
与洪子诚和程光炜这种带有总体性整合意味的诗歌史叙述不同，龙泉明和李新宇集中于发掘新诗流变的内在逻辑，蓝棣之和王光明则力***超越线型的历史叙述方式，以具体的诗人或问题作为叙述的基本结构，而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诗歌研究者，则构建了一种与学院派相映成趣的新诗史。这些诗歌史的写作都从不同角度为诗歌史研究作出了可贵探索，但在目前的研究框架内，急于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在理论整合上的勉强，超越线型历史叙述方式对一些诗歌现象的遗漏等，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之前，这些整合性的诗歌史总给人削足适履的感觉。同时，诗歌史写作中，距离当下越远，历史就越薄的“减法”法则，可能使大量边缘性的、在当下的主流观念里不具备诗歌史价值的写作实践完全湮没在历史中，而这些被湮没的，很可能有着今天还未能充分认识到的价值，因此，就需要其他具有“加法”性的诗歌史写作来补充这些“减法”中的空白，并最终修正当下叙述中可能存在的种种偏颇。这些“加法”和修正就是上文特别提到过的现在已经出现的集中于局部地域或某个诗歌群体的细节一见证式的诗歌史。
三、局部的再掘进：地域、细节一见证式诗歌史的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是地域诗歌史的写作。在中国，地域文学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地域问题只是隐隐约约存在于中国这一整体框架的叙述中。新诗诞生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和其自身合法性的某种缺失，使得对新诗历史进行整体的较为明确可辨的把握，成为诗歌研究的持续性冲动和焦虑，因而，在相当长时期，诗歌写作及其历史的地域问题并未凸现出来。但是，当种种诗歌史写作的尝试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难有新的突破时，重新回到诗歌活动的具体场域，集中到某些特定的地域，进行更为深入的微观细察，就成为再次总体把握的一个前提。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吕进先生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
地域诗歌史的写作有其基本的条件：第一，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具有相对明显的特色并在时间跨度上具备书写历史的基础；第二，此地域的诗歌写作有实质性的成绩，有代表性的诗人或诗歌群体；第三，有对此地域诗歌相当熟悉并进行持续关注的诗歌史家。从这几个基本条件看，重庆这个西南重镇全都具备。从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分布看，巴渝、中原、湘楚、吴越、南粤、西北、东北等就各具特色。就20世纪诗歌发展看，重庆与中国其他地域也有明显差别，如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与延安根据地、沦陷区诗歌的不同，新时期时李钢、傅天琳等就与朦胧诗人的不同。从诗人和诗人群体看，“巴渝大地哺育了吴芳吉、邓均吾、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梁上泉、沙鸥、傅天琳、李钢这样的著名诗人”。从理论批评力量看，以吕进为代表的老一代诗歌评论家和“陈本益、周晓风、蒋登科、毛翰、李怡、***等一批中青年诗歌评论家的出现”，“显示了重庆新诗评论的发展实力和发展前景”，而“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重庆的新诗评论也成了新时期中国诗坛的重镇。
地域诗歌史的价值在于，除丰富、补充一般性诗歌史所涉及到的诗人、诗歌事件外，使那些在整体性的诗歌史著作中被排斥、忽略的诗人、诗歌事件、活动、刊物得以浮出地表，而这些人与事、诗与刊物“在新诗发展中是有其地位与价值的，有的是作为铺垫而存在，其艺术探索的某些方面可以为新诗发展提供启发；有的是因为研究者的遮蔽而被忽略的”。这必将改变惯常的诗歌史叙述框架，尤其对中国八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史写作集中于建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缺陷和偏差，是一种有益的矫正。可以预见，在一段时间内，地域诗歌史的研究和写作将成为新诗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见证一细节式的诗歌史，主要集中关注当代诗歌的某个阶段、诗群，而著者或编者大多是诗人，他们或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一代人的阅读史、生长史和诗歌写作史，如钟鸣的《旁观者》、杨黎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柏桦的《左边——***时代的抒情诗人》，或以编者身份收集各种回忆录、访谈、***片、手稿、信件等来建构一种另类、边缘的诗歌史，如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从文体角度看，由诗人自己写作的诗歌史可以看作是随笔、评论、访谈、个人回忆录、书信、手稿、照片等多种文体的结合，例如钟鸣的《旁观者》就是一种让人惊叹的文体实验；《圣殿》和《使者》从一般文学史的叙述体例看，只能算资料集，如廖亦武自己也承认《圣殿》的资料性质，指出它只是“一本由***片、手稿、信件、刊物、编目、便条组成的资料集”。但无论是诗人自述还是资料汇编，这些著作实际上都有强烈的诗歌史意***。钟鸣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一代人——包括从“今天”派到第三代以及90年代诗人的生活、阅读、写作历史；杨黎从亲历者角度叙述自己所知道的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按于坚的说法是许多大学教授都做不到的“第三代”诗歌史；而相对于朦胧诗论争中的“崛起”派(他们倾向于使用“朦胧诗”这一说法并把它和初期象征主义、40年代的九叶派以及国外影响相联系而忽视了“今天”派的具体现实处境)，柏桦对“今天派”的叙述集中在这些诗人身处的具体语境——***或***时代，并对“今天”派和第三代的关系做了更为客观的阐述。《圣殿》和《使者》这两部资料性著作，从策划到编者对编纂意***的说明以及资料的选择编排上，都服从于编者与资料作者所“共谋”的某种历史叙述逻辑，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新诗史料集。《圣殿》所要建构的，是为朦胧诗论争所掩盖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史，通过当事人的回忆、说明吸采访，一点点恢复历史的细节。《使者》中的一些资料虽与《圣殿》有重复交叉，但作者有意识地把它建构为一种边缘性的诗歌史，不是为正统的诗歌史提供资料和文献，而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
外国现代诗歌篇7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襤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治追求(救亡***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时期，***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鼓吹个性***，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 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中国***和中国***》。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外国现代诗歌篇8
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很多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瞬间丧失了甄别与判断能力。面对愈益复杂和分化的诗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几无建设性可言的自嗨、点赞、热评以及长舌妇一样的吵骂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专业阅读者以及“媒体批评”（包括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诗歌的言之凿凿的全称判断。诗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胀的写作心理和虚荣心已经像雾霾一样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诗歌生产与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烧不退的社会关注度都似乎证明以往诗歌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冷漠关系已经有所改观。事实是如此吗？这成了诸多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的共同疑问。
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已乱花迷眼。有些诗歌节更像是观光旅行团――与地方旅游和文化资本媾和，诸多活动动辄就冠之以“国际”二字――“仿佛跨国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却无人检讨受邀的外宾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们自己过度的诗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混诗歌节却“无诗”的专业跑场子的“诗歌节诗人”。（杨宗翰《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吊诡的正在于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较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有诗人宣布今后不再领取国内的任何诗歌奖（沈浩波《关于国内的诗歌奖》）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针对性。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诗历》《2017诗词日历》《亲爱的日历》《每日读诗日历》《给孩子读诗》《诗光年日历》《唐诗之美日历》《福建诗歌周历》《浙江诗人日历》等为代表的诗歌日历、周历的激增）对诗歌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比如诗歌书店、诗歌咖啡馆、诗歌主题馆、诗歌走进美术馆、诗歌地铁、诗歌巴士、诗歌船、诗歌墙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比如“诗意当代”艺术融合展、“诗书本一律――现代诗书法展”、翟永明、韩东等人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以余秀华为主题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长片单元特别奖，诗电影《路边野餐》《蝴蝶和怀孕的子弹》以及80后诗人小招（1983―2011）的纪录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关注，而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记录电影《我的诗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经在全国180座城市通过众筹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场次）成为年度话题。诗歌对公共空间和公众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强。这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现实亟待梳理、过滤、辨认、反思。与此同时，大众对诗歌“边缘化”“读不懂”的困惑以及对诗坛“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不满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胡适的白话诗《蝴蝶》写于1916年。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经提上日程（如各种总结性的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安庆新文化百年 诗歌卷》《中国新诗百年百首》《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中华美文・新诗读本》《天津百年新诗》《中国新诗百年孤独1916―2016》（西班牙语）《当代诗经》等，以及争议很大的“博客中国”组织的“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活动）。百年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著名新诗研究学者洪子诚先生则认为百年新诗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才能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曾经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诗歌写作状况正是这一百年现代诗实践缓慢累积的地貌，我们无法脱离一个事物的历史去评估它的现在或者预测它的未来，任何一种事态的未来都受到历史积蓄的势能的影响，对新诗的评价也一样。”（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诗海中涛得好诗》）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尝试，从而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
新诗与古典诗词和外国现代诗的关系、新诗自身的传统、一系列诗学问题以及新诗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都成为本年度不断热议的话题。新诗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译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
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由蒋一谈主编、北岛推荐的“截句诗丛”（第一辑19种）的出版旨在重新认识新诗的文体特性并提供新的写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学和诗人世界观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正在于对“新诗”之“新”的理解以及差异。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现是重新认识百年新诗的一个入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截句是名副其实的“新诗”。截句只是新诗的一端而不是异端，不能忽视和轻视写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新诗代表了一种无限开放的话语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种尝试，就像当年的胡适一样“自古成功在尝试”。
二、“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边界、文学等级的惯见，“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至少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的大脑才是个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李敬泽《杂剧》）。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这些作品展现出启示录般的愿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强烈反感，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深厚敌意，以及与各种非西方的心灵与宗教传统的接近。”（理查德・弗莱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摇滚音乐代表了地下、先锋、前卫和颓废以及抗议，是时代的、***的、***治的、身体的混响。而彼岸的台湾，一定程度上缓解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而令大众对诗歌发生热情的正是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诗与歌的互动、诗教、乐教和歌诗已经在汉语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被规避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诗歌的散文化以及对现代性的复杂经验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对抒情性和音乐性的排斥使得诗歌成为无声的诗和徒诗（只用于阅读的书面文本）。而鲍勃・迪伦帮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些传统――“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鲍勃・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实际上一直不乏“歌诗”的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比如诗人和民谣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诗班”以及此前《中国新诗年鉴》的“唱响诗歌”、《人民文学》的“新乐府”、诗加歌、诗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届草地诗歌音乐会、首届成都国际诗歌音乐节、新诗百年・第十届诗歌人间原创音乐会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张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尧十三、万晓利、张玮玮、张浅潜、苏阳、小河、小娟、莫西子诗、蒋山、洪启、吴吞、宋雨础⒙硖酢⒑瘟Α⒘醵明、赵照、钟立风、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近年的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12月7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千山静默，万物歌唱――诗与歌的关系研讨会”就是对这一话题的深化。吉狄马加、商震、邱华栋、李少君、郭艳、树才、敬文东、霍俊明以及民谣歌手洪启、马条、钟立风与鲁院高研班的作家、诗人们就诗与歌的话题展开讨论。吉狄马加认为从历史和传统的向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与歌一向是很难分开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重要诗人其诗歌影响往往是通过歌诗和演唱而与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三、分层的诗歌与差异性的“取景框”
犹如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擅长各种技术和项目的诗人运动员正在展开各自的比拼。从诗歌类别和体式来看，现代诗、旧体诗词（现代诗词）、长诗（包括主题性的大型组诗）、散文诗（《我们―散文诗丛》第三辑的出版）都出现了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诗人身份、题材分类而言，少数民族、底层（以非专业写作群体为主）、主旋律（比如诗刊社编选《风景动了一下――一带一路诗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写作均取得长足发展。诗歌的分层和分化状态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应每一层级内部的写作者和诗歌状貌同样千差万别，正如每个诗人手里差异性的“取景框”一样。
旧体诗词（现代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体呈现出复兴态势。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据统计，相关诗词歌赋社团组织达3000多个，创作者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段。借助于这些传统的诗歌样式，诗人更为关注的是传统形式与鲜活的时代现实的对接，凸显出了个人体验、现实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而“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蔡世平）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网、中国诗歌网、高校的诗歌研究机构以及《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研究》等刊物主办的相关研讨会、编选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资料汇编、年度报告和理论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如《中华诗~发展报告》《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2017诗词日历》、中国诗歌网主办的“新旧诗论”恳谈会等。
今年是长诗的丰收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民间设立了长诗专项奖“天铎奖”），展现了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萧乾父主编的《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历经十年准备得以出版，收录了1980年代以来包括海子、骆一禾在内的42位诗人的33部长诗、11部小长诗以及1部诗学论著，共计29册、1.4万页、30万行。年度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有吉狄马加的《致马雅可夫斯基》、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秋兴九章》、赵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葱茏》、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钱江书》、乐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蓝》、张战的《我，一个编号》、南子的《疑问录》、《大风》（曹东）、吴震寰的《孤独者》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的差异性，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和获奖诗集（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族诗人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集中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少数民族诗人在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旨在强调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新诗百年之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文联和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明月上林芝，新诗耀中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研讨会。本次论坛的召开是对在民族工作大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精神的贯彻，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进行展示的重要契机。与会评论家、诗人就百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宗教民俗以及翻译、研究和传播都进行了深入讨论。收入310位彝族诗人《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192万字）全面展现了当代彝族诗群的总体成就。《燃烧的麦穗》（夏依甫・沙拉木编选、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集中展示了33位从60后到90后不同代际的***族诗人的语言和修辞的特性以及民族性、个体性、先锋性和开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张清华《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序》）谈论少数民族诗歌往往会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异质性以及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传统等，但当下少数民族写作同时也存在着表层、刻板、符号化的问题。一种“仿民族”“伪民俗”写作正在兴起。很多写作者在各种场合标举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他们的写作和精神事实已经和曾经的历史序列中的“少数”丧失了关联，而更多是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写作。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女性主体”，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整体格局上都呈现了一种“普遍性”诗学。女性诗歌在2016年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无论是诗歌产量还是精神状态。尤其大批涌现的年轻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本年度风格突出的女诗人诗集有《让我背负你的忧郁》（郑玲）、《扑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个人简历》（娜夜）、《脑电波灯塔》（童蔚）、《半岛》（林雪）、《从今往后》（路也）、《我们爱过又忘记》（余秀华）、《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西娃）、《栖真之地》（桑子）、《猎・物》（倪志娟）、《战栗》（臧海英）、《乐果》（杨晓芸）、《消失，记忆》（赵四）、《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大海一再后退》（颜梅玖）、《无心地看着这一切》（谢小青）、《坐在对面的爱情》（杨碧薇）、《我的降落伞坏了》（戴潍娜）、《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蓝》（羽微微）、《我为诱饵》（余幼幼）、《数星星的人》（玉珍）、《我热爱过的季节》（林火火）、《草木之心》（白兰）、《冷藏的风景》（）。
四、时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诗
今年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的64个诗歌流派以及100多个诗人的作品和大张旗鼓的宣言在无比热闹地助推诗歌热潮的同时也宣告了先锋诗歌在此后几年的迅速冷却、收场和隐匿。尽管耿占春认为随着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成功地转向***书市场、影视、学院，或走向沉寂，文学上的“先锋派”已经退出历史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但先锋派留下来的是一种无形的先锋精神――“文学或许不必有先锋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锋性，也就是一种在人类精神广度和表现它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锋”“地下”显然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暌违的词，尽管偶尔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时代的“披头士”“亚文化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新世纪以来的诗人试***再次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痴人说梦。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锋”境遇出发，真正的写作者才显得更为重要和难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一味的个人化、日常化，不断地追求智性、长度、难度和现代性，但是其与读者和大众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写作和底层写作的社会热潮中也没有消减。当诗歌离开了诗人内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时候，诗歌的疑问和不解就近乎铺天盖地。诗歌叙事性和戏剧化正在成为段子化的市侩气、脑筋急转弯式的口语媚俗和伦理化道德感的时代叙事。而借助社会重大主题的翻版的***治抒情诗写作也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当我们一再借助“底层”“草根”“打工”“贱民”“民生”谈论诗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以及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新诗自觉的实践者以高度分化的语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语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论’的语言，即以一种高度分化的话语形式，处理更***观的感知经验，这是社会看不见的领域，似乎也无关乎社会变革、无关社会运动，但在重构词与物的P系、语言与意义的关联，重塑人的感受力、进而重新塑造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起着缓慢而隐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诗性正义”“向杜甫学习”的
困窘或可能
塔楼，树，弱音的太阳
构成一片霾中风景
鸟还在奋力飞着
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一个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赵野《霾中风景》
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只是从诗人的责任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诗性正义”，或者说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都会以杜甫作为诗人的表率和榜样。与此同时我在越来越多的诗人这里听到了杜甫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诗人把头颅从西方转回自身向传统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学习、反映现实训导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我们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自己的时代。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现实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最为代表性的呈现？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地呈现，而是要更为复杂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时代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始终是以诗歌美学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时济世的集体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们认可和赞许的正是体现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言志载道”的诗学传统。然而，杜甫的那些“缘情”的诗歌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淡化和搁置了。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一个***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现实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这构成的就是我们一贯以来对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这一形象下杜甫的诗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当我们放开眼界看看杜甫诗歌传播的历史，我们却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吊诡的事实。随着生态坏境的堪忧，尤其是越来越多多城市被雾霾困扰，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现的大量的“雾霾诗”以及网络神曲《悟霾》都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生活”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着两个老人 / 老到没了性别 / 眯细着眼睛 / 暖洋洋 / 晒着霾中的太阳 / 霾还很年轻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认识霾 / 向来，他们听凭太阳 / 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 / 黑太阳 / 橘子太阳和典狱长太阳 / 向来 / 他们眯着眼睛 / 他们心系太阳 / 似乎，唯如此 / 才拥有最后的 / 一丝光线的尊严”（宇向《老且霾》）
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现实是分层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以及相应的感受是有差异性的，而现实进入诗歌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语言化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当前诗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数据时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趋同化，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
七、 国际化视野与汉语诗歌“形象”
各种“全球化”视野下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在2016年呈现繁多的局面，两岸四地以及国际之间的诗歌活动继续呈上扬的态势――比如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节、上海国际诗人节、青海国际诗人毡房会议、国际诗人扬州瘦西湖虹桥G、首届东亚诗人大会（中、日、韩）、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太平洋国际诗歌奖、2016两岸诗会暨“桂冠诗人奖”、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诗歌对外翻译与传播国际高层论坛”、中国诗歌学会设立中日诗歌交流办公室并启动《中日诗歌丛书》出版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磨铁读书会主办的第三季诗歌翻译坊、“胡同诗会――中外诗人面对面”“跨越语言的诗意：国际诗歌朗诵会”、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等。除了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之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含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以及中国作协诗刊社编选的《那些上紧时光的手》（一带一路诗之旅 译诗卷）、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都不断助推诗歌翻译尤其是汉语诗歌的对外译介。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坦诚说出的“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新诗是我们的传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诗这样的尺度，人们也能隐隐感觉到这一点：新诗是汉语的现代传奇。但在柏林诗歌节上，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诗当成是我们的一种分类简陋的***治文献。对他们而言，新诗不过是一种文献诗。”（臧棣）西川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也认为中国诗人在世界上还没有树立起自身形象，“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王家新则认为许多翻译家对新诗的建设性贡献大于诗人，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
不断涌现的以西川、王家新、陈黎、李笠、黄灿然、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远洋、王敖、胡续冬、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陈太胜、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包慧怡、胡桑、王东东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以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雅歌译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韩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国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译著有《里尔克诗全集》（陈宁、何家炜译）、《英国诗歌选集》（王作良编选）、《冥想之诗》《漫游之诗》（蔡天新主编）、《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智量译）、《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王家新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傅浩译）、《幻象集》《毕加索诗集》（余中先译）、《舞步――迈克尔・杰克逊诗文集》（陈东飚译）、《佩索阿诗选》（欧凡译）、《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译）、《兰波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希尼的《人之链》（王敖译）、《电灯光》（杨铁***译）、《区线与环线》（雷武铃译）、《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莎朗・W兹诗选》（远洋译）、《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舒丹丹译）、《奥登诗选：1948―1973》（马鸣谦、蔡海燕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范静哗译）、《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译）、《卡明斯诗选》（邹仲之译）、《浪游者》（林克译）、《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1924―1938》（汪天艾译）、《春天 得以安葬》（高银诗集，金丹实译）、《密茨凯维奇诗选》（林洪亮译）等。除了汉译，诗歌的对外译介也值得关注，比如多多的双语诗集《诺言》以及古典诗歌集《***》、古典诗歌集和游记《寻人不遇》、痖弦的诗集《深渊》、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译成英文。此外，《中国现代诗系》韩语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亚美尼亚版、《杨克诗选》蒙古语版的出版多呈现了多元化的对外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历时八年之久翻译的《杜甫诗》全译本的出版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熊辉的专著《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孙晓娅编选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以及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立体化呈现了不同视野的诗歌译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以1950―70年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种相当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国***做出了独到理解与别致阐释。洪子诚认为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经验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同一时代人的关系》）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则从文本、语境和原文本三个方面对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先锋诗歌裂变、诗歌思潮、创作新变以及诗人专论进行了别开生面、角度独特、立论新颖的观察、剖析与反思，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陈太胜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则向我们敞开了诗歌阅读的多重空间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汉语诗人在国际上获奖也是汉语诗歌写作认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马加获得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以及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与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联合授予的“卓越诗歌奖”和“诗歌创作奖”、中国台湾诗人杨牧获得瑞典“蝉奖”、多多获得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潇潇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颁发的“阿尔盖齐诗歌奖”。
本年内诗歌批评与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者的整体考察和问题意识突出。尤其是在新诗百年之际相关的研讨会、研究文集、报告和文丛、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诗学丛书》（12种）《声音的诗学：现代诗抒情艺术研究》《李瑛诗歌研究文选》《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诗的证词――一带一路诗之旅 诗学卷》《70后批评家文丛》《阅读的姿势》《梁平诗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萤火时代的闪电》《陌生人的悬崖》《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文本细读）等等。李少君、刘复生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收录了17篇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和问题研究文章，涉及到诗歌的地方性、现实感、校园诗歌、诗歌的大众化、诗歌伦理以及传播等问题。
外国现代诗歌篇9
摘要：中国新诗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期间新诗经历了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成长与发展变化过程。从起源上来看，新诗的文化因素可谓中西兼而有之，既包含了鲜明的外来文化色彩，又在深层次上带有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烙印。可以说，正是这两方面的文化元素的注入，使得新诗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诗 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文化交融
一、新诗与中外文化的联系
从名称上来看，“新诗”是用来区别中国古典诗歌的，新诗，是指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新诗是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小说一样，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外来色彩，从一定角度上说，新诗是一种“舶来品”。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因此，新诗***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1920）。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1921） 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等多种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从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
由新诗的诞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新诗在其创作方式上出于对传统诗歌创作方式的束缚的反叛，必然要采取不同以往的、来自西方的方式，这主要从诗歌内容上体现出来。例如诗人在诗歌中大量使用西方的文化因子，如宗教理论、神话故事等等，以此来作为诗歌创作上新的取材来源，从而打造出与众不同的诗歌面貌，充实诗歌的创新性。这主要是为了与西方自由体诗歌的书写形式相一致而由诗人自觉选择的。故而，新诗一方面从诞生之时就天然带有西方文化色彩，又在后期主动对其进行加工选择。此外，虽然说新诗是一个舶来品，但由于新诗早期的创作者大都是在旧文化和旧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因素的或多或少的影响，只不过由于作者的主观选择而显得不太明显罢了。
二、新诗中的西方文化因素
诗歌创作在选定了外在的创作模式之后，紧接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那时的诗歌创作者们既然要有所突破、标新立异，与传统诗歌有所不同，自然要在诗歌的描写内容上下功夫，而向西方寻找题材来源即是其中的一个渠道。
首先从新诗的创作者所受的教育背景来看。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有识青年的出国留学相当火爆，尤其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欧美地区。当他们从落后混乱的战乱时期的中国来到这片全新的世界时，心灵上所受的震撼可想而知。既是留学，当然要学习所在地区的文学文化知识，再加上身处其中，逐渐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就会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欧洲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渊源流长，影响广泛，并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和美洲大陆。古希腊拥有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样的古代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蕴含着惊人的想象力和叙事能力，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带来巨大帮助。这些神话后来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一方面为留学生所熟知，另一方面随着翻译文学的发展进步，中国大陆也出现了这些神话的翻译文学，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在‘诗界***’之后,中国文化界、文学界通过对外国文化、艺术经验和文学作品的评介逐渐打通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化、文学的联系,使他们在一个大的参照系中判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的优劣,也逐步找到了前行的路向。”[1]从而影响了诗人的写作。
此外，西方的宗教世界对中国新诗作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西方绝大部分地区以信奉基督教为主，从而为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些宗教因素后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展传到了中国，并在新文学中打下烙印，新诗也不例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新诗的影响
尽管新诗从诞生起就带有明显的外来文学文化烙印，而且彼时***等人在掀起新文化运动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排斥，强调打倒一切旧的文化的束缚，“在***与胡适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二者不能相容,因此,他们要倡导西方文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砸碎中国的旧有文化,包括这种文化的种种载体。新文学运动便是针对中国旧文化及其载体进行的一场***。”[2]但新诗毕竟是由中国人自己写出来的，因而就必然在深层次上被中国文化所熏陶影响。“五四文学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反叛的性格有关,却与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诗歌资源的优秀部分有关。”[3]随着新诗的逐渐发展和成熟，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出来，并被诗歌创作者熟练运用。
随着新诗的发展，后来的诗人在进行写作时具有了主观选择的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有用的部分，从而期待利用这些积极的文化来融入诗歌，深化意境，帮助抒情。中华文化资源异常丰富，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后，其中的优秀部分早已深入人心。例如儒家“和”的理念，不光是在治国修身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题材来源。还有中国古代文化中流传的神话故事，也被诗人拿来融入诗歌之中。例如郭沫若就曾把“天狗吞月”这个传说用到了诗歌中，“我把月来吞了”，一句强有力的呐喊给诗歌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激动人心的宣告。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诗人当中，大多人的诗歌里都能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因素的存在，才使得中国新诗更加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和文学史价值。
注释：
外国现代诗歌篇10
关键词：小海 个人性 寓言诗 中国经验
20年前，小海初到苏州，我曾经向这座盛产“小巷诗人”、有着光荣诗歌写作传统的古老城市，撰文推荐这位优秀的诗人，我在文中写道：这座曾经宁静的城市，今天已略显躁动、喧嚣。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小海，这是诗歌带给我们的惊喜。在我们的小巷深处，从此多了一个醒着的、像河流一样日夜吟唱的小海，他的灵魂将会照亮城市的黯淡。这是我们的幸福。
在苏州，除了日常工作、生活之外，小海就是写诗。在离开了他熟悉的“北凌河”，来到江南的古城苏州，小海似乎仍沿承着他父辈的“乡村式”的信条：“迷蒙夜色中/我的父亲仍在扶犁耕作/那些天空中陨落的‘厕石’/ 像蚱蜢 蹦向他锋利的犁头”（《父性之夜》）。我总觉得，小海的血脉中始终保存着最质朴的基因，这非常难得，也令人动容；他只以自己的诗作来发言，就像农民只相信耕作土地才能换来衣食一样简单和透明。他似乎不懂得靠诗歌之外的东西来博取“诗人”的名声，既拒绝把写诗看作“行为艺术”以自我炫耀，也不沾“江南才子”常有的脂染传闻来博取读者的“眼球”。
小海在自己的园地中耕耘，一直坚守着诗人的本分，由于内心充满着单纯的快乐，因而他身心健康，对当代诗坛的怪状始终有着本能的“免***力”：“v观当代诗坛，投机取巧、苟且钻营、结***营私、盲目短视、夜郎自大……不少诗人忽视了诗歌生产之于诗人个体劳动这种健康、正常的关系，忽略了诗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关键环节。”[①] 在当代诗界，恐怕都会承认，小海在所谓“新生代”诗歌群体中称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但他除了早期与“他们”有些关系，后来则几乎不属于任何诗歌群体或帮派，只认写诗。显然，写诗已经是小海生存意义的所在，他甚至忘记了文学风旗的易帜变幻，和诗歌生态的潮起潮落。
“个人性”的实验
小海的诗歌写作，大致伴随了30年来新诗流变的轨辙，也见证了新诗“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不妨先透过对小海诗歌的外部空间的解读，来探讨当代诗歌一个颇为纠结的问题，即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民族化”所面临的深层困境，进而评价小海诗歌 “个人性”探索的当代意义。
我们来看看小海等一批诗人所置身的诗坛环境。自二十世纪初新诗初创以来，其实就隐含着一个价值判断，即：新诗是现代的，是先锋的，甚至是西方精神的。所以，新诗之所谓“新”，就在于它不同于传统、古典之“旧”，是建立在“推倒重来”的基础价值理念之上的，由此也就形成了“新即现代”“新即西化”“新即美”的价值判断。因此，在总体上说，一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实践，可以看作是“拥抱西方”的诗歌现代化实践。
人们几乎认定，中国新文学的出路在向西方学习，而西方的现代诗歌经典已经提供了“美”的标准，这也构成了一百年来中国新诗的“戒律”。如此，中国的新诗人就面临着一个深层的尴尬，即他（她）身处东方，用的是汉语，写的是中国的现实生活，但又不得不用西方现代诗的标准，和翻译过来的西方文本，作为借鉴学习的“典范”。我以为，与中国古典诗人“我诗写我心”不同，当代的中国诗人是普遍存在着一种精神焦虑的：一方面，他要用西方的审美标准来反观自身，但一百年以来，似乎又缺少一种普适性的现代诗的美学理论体系来引导自己；另一方面，汉语诗歌写作如何与西方审美经验有效结合，中国诗人似乎也缺少引以为鉴的卓越实践和优秀范本。中国当代诗歌的“理论缺失”和“典范缺失”的状况，使中国诗人只能展开自身的“个别性”的探索，我们讨论小海的诗歌，我觉得也要结合解读这一“外部风景”，进而来评价他的新诗写作的“个人性”探索实践。
很长时间，小海一直被称为“中国的弗罗斯特”。确实，读小海的诗，常常让人想起诗歌里的弗罗斯特，以及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笔下那些有关乡村和田园的不朽名画。如果从某个方面而言，小海发乎天然的抒情气质，以及那种“语言的清晰性和光亮度”，包括《田园》（1991）和《天光》（1992）等，小海的诗歌都有着类似于挖掘者希尼和砌墙者弗罗斯特相似的根基：一种叙述的恬淡气息，和明显的泥土味和劳作者的呼吸，如此，一些读者和评论家冠之以“中国的弗罗斯特”，并不奇怪。但需要追问的是，小海如何获得这种“弗罗斯特”的类比性？
我以为，恰恰是小海在坚持“个人性”探索和“个人性”实验方面，使东、西方诗情相遇拥抱，给人以“中国的弗罗斯特”的神似之感。《自我的现身》，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那把锈蚀的铁锹/紧咬着一条细窄的田埂”，“我为我所见的事物/现身”。小海的自我言说，可以看做是对这种“个人性写作”所做的注解，因为在他看来：“每个诗人感悟诗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个诗人都为他自己‘所见的事物/现身’。就像你指出的‘气息’，对一个自觉的诗人来说，这种气息应当是与生俱来的，后天的训练和经验只是在强化罢了。”[②]
至于小海的“个人性”写作，如何与西方弗罗斯特相遇？我们可以说，在小海那里，与其说是他自己要刻意成为弗罗斯特，而毋宁说是因为小海与生俱来的“气息”，以及它所具备的一种隐逸品格，可能与弗罗斯特在精神上有契合神交，给人以阅读中的“神似”之感和比附联想。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就是“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地理虽构成了东西方诗人的某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妨碍“道术”和“心理”之攸同，而且，在东西文化的广泛交流的今天，诗心的距离其实也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遥远。
寓言式的“乡村”
应该说，为小海赢得诗歌荣誉的，是“田园与村庄”系列诗歌。在长达20年的诗歌写作中，他一直流连于“故土”和“童年”这个宏大命题，尤其是北凌河与村庄，更是小海作品的命名场和主题原型，同时他的“田园”写作也完成了诗人的自我定位。北凌河，据称这是诗人故乡的一条小河。小海说：“一条完整的河流好比一个白昼”（《北凌河》），北凌河就是小海的白昼，照亮了他的诗生活。
早晨的北凌河
像影子的幽灵
但又从影子中分离出来
我因为大地成为一个人的囚犯
而幸福无比
深虑静谧的大地
不断摇荡变异的河水……
早起的鸟儿
展示微风中的身体
那些尘土
那些沉浸***欲中病苦的人
我用我的身体置换心灵的圆满和宁静
――《置换》
小海的“北凌河”，他心目中的圣地，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其实也是他的诗歌特质和抒情风格的直接源泉。张闳指出，小海的诗甚至可以称之为“河流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诗作多涉及河流，更主要的是因为其诗作具有河流一般的品格。河流在小海的诗里，既是抒情的动机，又是抒情的通道，促成了小海诗歌的委婉曲折又不失清澈透明的风格。”[③] 此话不虚，小海的诗歌和河流紧密勾连，这为中国诗歌写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而且可以相信，小海的“北凌河”注定会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值得探讨的审美意象和地理文化品牌。
与一般诗人偶一为之的“乡村”写作不同，小海的田园和乡村具有反复吟咏的持久性和连续性。这种“重复性”的经验，凸显了文学地理的符号意义，进而也使他的田园村庄系列成为了一个寓言式的王国。小海在一次访谈中，曾做过这样的阐明：
简单地点说，在我的诗歌中突然要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就是海安吧！我出生在那里，二十岁之前也一直生活在那里。假如我的歌像你说的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也是我想让诗贴近一点，或者说使之更具有真实性，如果它确实产生了如你所说的“抒情的唯美的调式”，那也不让我意外。同时，我也在调整，让诗歌更加真实地发生，自发地呈现。等你全部了解我的诗歌之后，也许你会改变印象。再比如把整个中国当做一个乡村来看，这个普遍意义上的“怀乡病”也就建立了。[④]
小海“把整个中国当做一个乡村来看”的诗性表述，使他诗中的“乡村”具备了“不是一个人，而是任何人”的文化价值，而“这个普遍意义上的‘怀乡病’”的象征体的建立，则使他的作品触及到了“寓言诗”的本质。在20多年的小海诗篇序列中，小海的乡村色彩斑驳，它不只是得到了呈现，更是得到情感的呵护和润色，同时也在喜爱小海的读者中找到了共鸣和喝彩。请看诗集开篇这首《村子》：
河水要流的
要把这些岸边的船载走
留下房屋、枯草滩、竹篱笆
光秃秃的树木
远处的烟囱很高
那是一座城市
你会到那里去
让女孩儿的手吊在你的脖子上
荡来荡去
这些村子的名字
很久就流传下来
而今，这些村子
只有在黄昏来临时
才变得美丽
人们愉快的问候声
也只是在黄昏，才特别响亮
在这首诗中，小海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血脉之地和想象的栖息之地，在越来越逼近的“城市”的“烟囱”面前，也只能为它们唱起挽歌了。“河水要流的/要把这些岸边的船载走”，他的寓言中的村庄、田园、河流、童年，已经失去了延续千秋的梦想，而只有了黄昏的记忆和想象，如此残酷，如此悲凉！在这里，小海把心中王国的崩塌，放在时代巨大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摒弃了意象和喻象，对事物和状态作直接指认和表达，由此获得了希尼和米沃什的理性深度。更有意味的是，诗的外在状态（许多意象）与诗人的情绪就此形成了一种及物与对位的关系，在这里，那种与现代性抗衡的作为堡垒的乡村已经不复存在。“乡村与田园的结构，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超稳定的和安全的，而是处在世界急剧变动的前沿，充满了光线和色块的明暗对比和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村庄作为一种生活的场所，只是在回忆里才得到暂时安顿，也只是在回忆里才变得美丽，连‘人们愉快的问候声’，也只是在回忆里才‘特别响亮’”。[⑤]
抒情诗人的“中国经验”
再回到20年前，我在评论小海的短论中曾以为：小海的诗受西方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弗罗斯特对他诗歌意象的捕捉、画面的选择、语言的组合，都有很深刻的影响，甚至断言：小海是“中国的弗罗斯特”。但最近10年来，我觉得小海虽然说得很少，但似乎一直在探寻中国人如何抒写中国现代诗的新境界。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大秦帝国”“影子之歌”和“家庭亲情系列”等一系列作品中，小海似乎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价值和美感，以及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包括：用晶莹剔透的意象表现复杂微妙的寓意，用口语化、很有语感的白话抒写亲情伦理，用灵心意会的私言诗语表达步入中年后的“幻化”感觉，等等。我以为，小海的诗歌越来越带有中国的本土特色，如小海在诗歌所说的：“我们从未进入死亡/亦如我们从未回到真正的故乡”（《 恒久之美》），显然他对中国诗人多年来的“文化迷失”是有深刻反思的。
中年后的小海已经走出了“现代”“后现代”的纷争，开始用中国诗人自己的歌喉唱自己的歌，它“遥远又宁静/就像歌和琴弦上的光芒”。（《岁月的花朵》）这种中国诗人的歌调，特别鲜明地反映在他的两部风格迥异的长诗――《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它们展现了小海非凡的创作激情和活力，同时也预示了小海用现代汉诗走向世界的可能。读这两首诗，一如既往的需要“听力”，小海诗中回响的旋律，维持了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为自己的诗注入了声音的美感。更为可贵的是，《大秦帝国》通过一面镜子、一段老城墙、一缕早已经消失的战火、一个陶俑或者一段失传的《广陵散》来传递出他当下的心跳和血液热度，表现出了小海关注视野的开阔和对历史语境的涉足。“这部作品它证明小海对重大题材的驾驭能力、叙述能力和穿越时空的结构把握能力。他不是简单的‘古’‘今’对应、互衬，也不只是语言上的‘互文’，而是打破古今界限后的心灵映现。”[⑥]《大秦帝国》在当代的诗歌界引起了热烈反响，李德武甚至将它与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帕斯的《太阳石》以及里尔克《杜伊诺爱歌》相提并论。
2011年，小海又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长诗《影子之歌》，这次他把目光聚焦于一个与人随行的――“影子”。诗人书写影子，并将诗集命名为“影子之歌”，实际上是诗人在经历了人生经验的沉淀、生活的感悟之后的一种哲学沉思。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和影子”的转换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小时候，
我常常在院子里踩我的影子，
兴奋得大喊大叫。
我对影子感到惊奇，
好像是我一个并不存在的同胞兄弟似的。
在异地老去后的晚年，
影子像一条易主之犬，
又认出了旧时的小主人，
泪水涟涟，失魂落魄。
《影子之歌》照例朴素而单纯，但又是人类复杂心灵的***集。小海将抽象之思渗透在肉身和俗世的情态中，让人们在阅读中重新体味和审视人与外部的各种关系。“影子”作为强大母题，与生命交织，是我们的存在形式；它深及文化哲学，反映了我们的身体与心灵、事物与世界的“阴阳”关系。在歌中，小海以东方诗人的思维方式，展现了文化的自我回归，同时也令人想起希尼的名言：“我的诗来自忆起的事物，往往来自久远的过去，或者，我看到的事物唤起了其他的记忆。有时候，一件事物本身具有一种气息、一种吸引力、一种封闭的意义。”[⑦]
从小海近期的那些纯美的句子里，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小海的声音。这声音中融汇了中外古今，自成一家。可以说，如果没有小海，中国当代诗歌的音域是残缺不全的。这表明了诗人的成熟，同时他的写作也一定会给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民族化的实践，提供独特的抒情经验和启示。
注释
①小海：《面孔与方式――关于诗歌民族化问题的思考》，《诗探索》2000年第1期。
②小海：《小海访谈：我不赞同技术至上》，辽宁《诗潮》2005年第9-10月号。
③张闳：《小海的抒情诗》，《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④小海：《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回答沈方关于诗歌的二十七个问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287页。
⑤刘歌：《论小海的诗歌创作》，载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外诗歌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