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有一个梦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期间，我在内蒙插队。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我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更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了。记得上清华物理系那会儿，我已是30岁的人了，所以特别珍惜，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考进了钢铁研究总院读研究生。
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留在钢铁研究总院工作。一年后，导师推荐我到瑞典皇家工学院固体物理系做访问学者，进行磁性材料研究。记得我到瑞典后，我们的实验设备刚在安装调试阶段，恰巧美籍华人朱经武先生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这也因此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从此，我就把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了高温超导材料领域。
当年硕士毕业时，我在钢铁研究总院的工资还不到100元人民币，但去瑞典作访问学者后，我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折合人民币7000多元。这中间近百倍的差距使我感到震惊，以我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的经历，我深深感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了。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在国外10多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呢?这也正是我十几年来的一个梦想：为缩小这种差距做点事情。
决心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国家也开始大力支持科教事业，从上到下，都以“科教兴国”为重。而在国外，做学问也罢，做一般的公司雇员也罢，你可以做得很好，但如果你要进入“管理层”，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人家就并不是很欢迎你了。和许多在海外待久了的人一样，我也觉得要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好。
当时在中国驻丹麦使馆任科技参赞的李武强先生，是我在丹麦结识的一位好朋友。一次，李参赞在与我聊天时，向我介绍了国内科技发展的情况，并通过使馆和科技部为我联系了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有关科研部门。
1999年，通过也是在丹麦留学、被作为清华大学“百人计划”引进到清华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开始与母校联系、接洽，商谈回国发展的事。为此我专程到母校探讨回国发展的可行性，我把自己的研发设想作了详细陈述。清华对我的专业计划很感兴趣，而且当我提出需要1000万人民币科研经费来建设实验室时，没想到学校领导当场就毫不犹豫地笞应了，这实在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当下答应尽快回国!
2000年初，在出国10多年之后，我回到了母校。在学校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很快建立了600平米的实验室，成立了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建成了具有单线长度大于300米，导线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实验室规模的小型生产线。2001年4月底，我们成功研制出503米Bi系高温超导导线，使我国在短期内也掌握了超导线材产业化技术，为我国应用超导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一成果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为推动我国超导产业的发展，在国内各有关方面支持下，回国后我还和同事们先后创建了“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和“北景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的年产200公里生产线就正式投产。
这些，更加验证了我“只有回国才能将自己的事业做大”的想法。
“海归派”不好当
应该说，我选择回国创业，也影响和带动了一批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也加入到中国的超导产业中来。我们公司的两个CEO分别从丹麦和美国回来，都是高新材料领域的高级科研人员。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我们公司这种留学人员团队回国创业也给予肯定。
我想告诉每一位打算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的是，祖国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国民综合素质大幅度提高，大环境为海外科研人员回国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同时国家制定了相应的人才引进***策，为回国人员敞开了绿色通道。国内的企业、投资机构也都愿意在高科技产业化项目上投资，可以说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机会很多。
而且，国内的支持力度、工作环境和办事效率还是跟得上的，有很大改进。记得我刚回来时，我们做研发需要进口一些设备。有一次，看起来像生产设备的研发设备，已经被海关某官员判了“死刑”，但经过详细了解后，最终还是由他本人将自己已签字的单子改了过来。
当然，国内各方面的***策、措施和整个的创业环境都有待改进，有些条件还未能相应配套，科技界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浮躁和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回国人员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努力克服其中的不足，在看到目前有利形势的同时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创业仍须付出艰苦的代价，必须要有100％的力量投入。特别是在组建一个新的企业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创业班子，要吸引不同类型的人才，寻求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以最大的热情与力量投入到新的事业当中。
我还听说了一些关于“海归派”的议论，说他们回来淘金啊，骗人啊。我觉得，回国的人，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淘金”、“骗人”者毕竟还是少数，国内有些人的认识也不太准确。客观上讲，国内对“海归派”的一些不实宣传，也直接影响到要回国发展的海外留学人员的决定。
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留学人员中的优秀人才，许多人还在国外。我们知道，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有了一定地位的人，回来会有很多难处，其中之一就是其做事的方法已和国内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国外做得比较好的人，对回国发展还是有顾虑的，他们认为回国很难开展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也表明国内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对回国发展的人，国内应根据其特点合理配备相关人才，比如，给科研型的“海归”配备一些善于公关的工作人员，给做行***工作的“海归”配备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等。
缩小差距中的“差距”
我们要冷静地看到，尽管我们这些年快速发展，成效有目共睹，但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一个民族只有虚心好学，才有希望。
回国这几年，天天忙，很辛苦。忙碌之中，我对许多现象也有了新的发现和相对比之下产生的思考。我觉得，有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在学习和掌握一些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要多学习或领会人家一些先进做法的优秀实质。
比如做事“认真”这一点，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此我深有感触。记得我刚到瑞典时，我画了一个草***给瑞典工人，让他帮我做一个小配件，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取，拿来一看，那配件出乎我意料地好。我决定拿走时，那个工人跟我急了，说还差最后一道工序，我说已经很漂亮了，不需要再做修饰了。他坚持说，“从来还没有人从我手里拿走
一个我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
还有一次，我和一位瑞典同事负责调试一台价值数百万的设备，打开开关时，我们发现，这台德国制造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检查，也找不出毛病在哪里。瑞典同事此时放弃了努力。后来，我找到了l症结所在，解决了问题。当我很“自豪”地告诉他这一结果时，他却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德国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说，一个设备有几千个零件，出现这样的一个小故障是很正常的。他却仍然表示不可理解，那“认真”劲儿就别提了。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或许我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比他强，但他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意识却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对对方的信任和尊重的意识是建立在长时间内、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办事认真的基础之上的。
这件事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大家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信任和尊重对方，整个社会的协调性较差，那么组织大型研究工程项目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有人说，中国的研究在实验室里行，要产业化就不行。我想这和足球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赛的失败原本不在临门一脚，而是整个团队的协调配合不够。
再比如我们现在虽然大力提倡“创新”，但人们头脑中的“创新”概念还不是那么深入。记得我的实验室里曾需要一台特殊的设备，于是向国外的一个朋友订购。他是专门做特制设备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刻问我，有没有人做过这个设备，我说，你做出来的就是“世界第一”，他非常高兴地答应道：我只做别人没做过的，我最讨厌别人拿现成的***纸来让我加工。我说为了“保密”，我会把你机器上的标牌揭掉的，他笑道：那你如何报答我呀7我说那就把你的人头像贴上吧。结果，等机器空运来了之后，我真的发现，他笑眯眯的头像已印在机器上了。
我想，当我们在物质财富、科研成果、技术手段等某些方面赶超世界时，千万不能只有其“形”没有其“实”，真正内在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才是我们最不可忽视的。如果说我们大多数留学人员也许如我一样，是想着回国缩小自己专业领域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话，那么，最好也能从缩小差距的过程中继续看到“差距”，特别是更深层次的“差距”。使人欣喜的是，我可以经常感觉到一种渴望学习和努力减小差距的激情，在祖国的大地上涌动。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永远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