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新经济发展篇1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府主导型，***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府的行***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府，同时中央***府的很多***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新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在稳步增长的同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许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国经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都受到了强烈冲击，中国的经济也不例外。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束了两位数的增长趋势，面临着经济发展下行的压力。这并非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正步入结构更加优化、产业布局合理、科技要素更高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全新发展趋势。2014年11月在北京闭幕的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闭幕的G20峰会上，各国***要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审时度势，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响彻全球。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在讨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问题之前首先要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展开说明，因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依照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而提出来的，它的内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是有所区别的。经过笔者大量的阅读文献资料并结合当经济中国经济的相关发展数据，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因为笔者只是个高中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比较肤浅，甚至有些不当之处，希望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第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其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如环境问题、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为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府有意识的控制经济增速，适当降低增长速度，有助于经济的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随着中国科技投入的加大，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以2013年为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6.9%，第二产业降至43.7%;第三，经济发展动力更为均衡，我们知道“投资、出口、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过去中国长时间以来投资和出口，如今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4年上半年，消费贡献达54.4%，高于投资贡献5.9个百分点。
二、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是值得国人欣喜和骄傲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是中国经济顺应时展潮流，主动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寻求发展新动力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将就循环、可持续，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一）国民经济服务化。所谓国民经济服务化，是指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的趋势。服务业是我国大力发展的产业，它再给中国人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具有低能耗、低排放等优势，这也符合经济发展低碳环保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难发现服务业在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中国经济在调整的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蒸蒸日上。
（二）经济发展高端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的产品都被国外人戴上了科技含量低的帽子，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是中国经济增强世界竞争力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会带动一个国加多个相关产业的腾飞，近些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虽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议为例，2012年，在所有《自然》杂志和其子刊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中，中国学者发表303篇论文，占当年总数的8.5%，中国的科技在很多领域已经处于领先水平。
（三）居民购物网络化。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足不出户，依靠家里安装的宽带网络甚至是手机就能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网络购物这种全新的形式符合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它也节省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双十一”等购物狂欢节的诞生，受到消费者的热捧。以2014年为例，在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25%，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20%。
三、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还有很多，因为笔者能力有限，就从其中主要的方面展开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符合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值得相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以此来为中国经济的改革献言献策。
参考文献：
新经济发展篇3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 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罗伯特·卢卡斯可以说是这个方向的代表，它不但坚持了经典经济人，而且还发展了经典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具有准确的理性预期。
卢卡斯认为，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自利的人，而且更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仅要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即需要冷静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动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他认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卢卡斯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亦即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情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他认为，在预期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视野内，理性预期和其他预期的区别在于，理性预期所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行为结果的一致性，它是与相应的经济理论与模型更加相一致的预期。卢卡斯还指出，理性预期并不排斥现实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预期值偏离其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迅速做出正确反应，进而把预期及时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
在这个基础上，卢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微观个体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策结合起来。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在该模型中发挥到极致：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实际值是一致的。
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并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提出他关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动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原因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府干预失效”的***策结论。
卢卡斯由于“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从而改变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策的理解”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 抛弃经济人，经济学延伸到非理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理，在人的非理方面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综合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着重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经济行为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在其心理活动的支配下进行的，因而是人的经济心理的外部表现。它试***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打破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不变的假定，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纳入标准经济理论之中。实验经济学是运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并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仍将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认为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解释现实。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经典经济人的辩证扬弃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理扩大到包括非理在内的人类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缺失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
虽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改变了经典经济人的假定内涵，抛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倒塌的只是新古典传统的框架，而不是经济学科的本身，相反却促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发展。
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因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 结论
我们不难看出，新产生的现代经济学各新分支学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新的分支学科都贯穿了一条人本主义的线索，呈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势，渗透着对经典经济人的重新解释的内容；第二，以经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仍在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理性预期理论；第三，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放松了经典经济人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并以打破了的约束条件作为新理论的逻辑起点；第四，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内，各新的分支学科对经典经济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但重新解释的经济人比经典经济人更加现实，研究的主题离现实更近，经济理论中的人也由抽象的经济人变得生动起来，日益人本化；第五，现代经济学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是在多学科的交汇中形成的。
总之，对经济人的重新解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人越来越接近现实，据此而制定的***策也越来越显得人本化。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但人的复杂性导致了对人研究的多面性，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法学、***治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研究人。由于人的各方面的行为相互影响，正如人的心理活动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一样，这些学科的研究彼此之间日益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在学科与学科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交叉学科。随着对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对人的假定的认识还会不断演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会因此而不断拓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也许在未来的经济学体系中，理性经济人将得以重构。
注释：
［1］杨春学认为，关于经济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的争论。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coase，ronald h,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november ,1937
［3］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42页。
［4］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5］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32页 ）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p44.）
主要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马克·布劳格，罗杰·e·巴克豪斯等.经济学方***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聚焦［m］，中共中央***校出版社，2004
［6］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新经济发展篇4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经济发展篇5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府对资源的控制。***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和***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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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民营经济;财***收支
中***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47-04
一、县域经济稳步增长,发展水平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疆内各区域差异明显
2004―2007年,随着国家各项惠农***策的落实,***县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2007年,全疆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为2 334亿元,占全疆地区生产总值的66.8%,较2004年增长76%,占比提高6.7个百分点①。
*** 12004―2007年***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看,与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差距较大,且绝对差距有逐年增大的趋势②。2006年,***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 827元,仅为浙江省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41.3%,与河南省、吉林省大致相当,高于云南省。从绝对差距看,2004―2006年,***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低于浙江省11 967元、13 256元、15 395元,二者差距逐年增大。
从***县域经济内部各区域③发展水平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近四年来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从2004―2007年的调查数据看,东疆经济区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其后依次为天山北坡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以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低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作为对比基数,2007年东疆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4.2、3.7、3.4、2.0倍,其倍数较2004年下降0.6、0.2、0.01、0.2倍。由此可见,***各区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近四年来,这种区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
二、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明显,第一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
2004―2007年,***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上升明显,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略有下降,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明显。2007年***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25.7%,较2004年下降4.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42.2%,较2004年上升5.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32.0%,较2004年下降1.9个百分点。
*** 2***三次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
从***县域经济整体产业结构看,与云南省大致相当,与河南省、吉林省存在一定差异,与浙江省差异明显。
从***县域经济内部各区域产业结构看,天山北坡经济区、东疆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中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南疆西北部经济区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产业,北疆西北部经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
三、县域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逐步弱化
2004年―2007年,***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07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4.7%,较2004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县域国有经济逐步弱化,外资经济发展缓慢。2007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7.0%,较2004年下降18.2个百分点。2007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4%,较2004年下降0.4个百分点。
*** 3 2004―2007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各类型企业增加值占比
与内地省份相比,***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明显落后。2006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2.3%,低于浙江省38.8个百分点、河南省32.3个百分点、吉林省20.3个百分点、云南13.3个百分点。
四、县域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疆内各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较大
2004―2007年,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4―2007年***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3%。其中,2007年,全疆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93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076亿元 ,分别较2004年增长1.5倍、1.4倍。
在***县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各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07年,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704元,是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东疆经济区的1.6倍;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天山北坡经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178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的2.5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但差距变动幅度不大。2007年***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比①为2.4倍,与2004年持平。从***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看,除南疆东北部经济区有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4年的2.9倍降为2.5倍外,其他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稳定。从***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为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区域,2007年其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5倍,高于全疆平均水平1.1倍;天山北坡经济区为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区域,2007年其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倍,低于全疆平均水平0.8倍。
五、财***收入增长势头较好,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与其他各区域财***收入水平差距加大
2004―2007年,***县域财***收入增长较快,财***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2007年,***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为723元,比2004年增加349元,四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4.6%,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4.8%提高到2007年的5.6%。***县域财***收入的快速增长,为推动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县域财***收入水平看,远低于浙江省,但高于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2006年,***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为575元,仅为浙江省的38.2%,分别是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1.8倍、1.3倍、1.4倍。从***县域财***收入增长速度看,低于浙江省、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2004―2006年,***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4.0%,低于浙江省、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4.1、2.7、16.3、0.83个百分点。
*** 4 ***与内地四省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对比 单位:元
从***内部各区域县域财***收入水平看,***各区域间存在明显差距,并且各区域间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2004―2007年的调查数据看,东疆经济区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最高,其后依次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最低。从***各区域财***收入增长速度看,2004―2007年,***各区域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天山北坡经济区22.9%,北疆西北部经济区26.8%,东疆经济区24.9%,南疆东北部经济区31.5%,南疆西南部经济区10.2%。财***收入最低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其财***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四个区域。
同时,在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方面,除南疆西南部经济区由2004年的4.7%下降为2007年的3.6%外,其他四个区域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由上可见,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与其他四个区域间财***收入水平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六、财***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稳步增长
2004―2007年,***县域财***支出稳步增长,县域财***支出占全疆财***支出的比重有所提高。2004―2007年,***县域财***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27.3%。2007年,***县域财***一般预算支出为350亿元,分别比2004年、2005年、2006年增加180亿元、141亿元、80亿元,占全疆财***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44.2%,较2004年提高3.8个百分点。
从***县域财***一般预算支出结构看,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长较快。2004―2007年,***县域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年均增长49.4%,高于县域财***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率22.1个百分点。2007年,***县域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43.5亿元,分别比2004年,2005年、2006年增加30亿元、22亿元、15亿元。
二是县域财***人头费支出②逐年下降。2004―2007年,***县域财***人头费支出年均增长20.4%,低于县域财***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率6.9个百分点。2007年,***县县域财***人头费支出占县域财***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60.3%,分别比2004年,2005年、2006年下降10.8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9.3个百分点。
从***县域财***人均支出情况看,低于浙江省,但高于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2006年,***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支出为1528元,低于浙江省270元,分别高于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668元、108元、295元。
*** 5***与内地四省县域人均财***一般预算支出对比 单位:元
从***内部各区域县域财***收入水平看,***各区域间存在明显差距,但其差距小于各区域间财***收入水平差距。
虽然,2004―2007年,***县域各区域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均增长较快,但各区域间县域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财***一般预算指出的比重差距较大。其中,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占比较高,提高较快;而南疆西北部经济区不但占比较低,并且增势缓慢。
同时,从2004年―2007年县域人头费支出占财***一般预算支出的情况看,疆内县域各区域均不同程度的呈下降趋势,但仍存在差距,其中,东疆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低于***县域整体水平,而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则高于全疆县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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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intra-county economy in Xinjiang
MAHong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Urumqi Center Branch,Xinjiang,Wulumuqi,830002,China)
Abstract: Intra-county economy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Xinjiang economy. The Intra-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region's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Xinjiang. So, i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Intra-county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Intra-county economy in Xinjiang.
新经济发展篇7
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指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将从改革、调结构、改善民生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2014年初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通货膨胀指数温和，大幅低于今年控制在3.5%以下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3月份PPI同比下降2.3%，较2月份同比降幅进一步放大，至此已连降25个月，反映出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当前乃至过去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明显增加，中长期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
在市场对我国经济形势和***策走向充满疑虑之时，的此番讲话对于判断今后经济形势和***策走势极为重要。尽管国际***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带来的诸多困难，但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仍能保持稳健运行。速度并非一切，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反映着一国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这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和经济体运行内在矛盾与风险逐步释放、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果，也有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债务杠杆、增强资金面约束等积极主动调整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速度，而是结构和可持续性，此时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调整结构、为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的表现。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一届***府已经明确表明了我国经济三大方面的全新动力：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即通过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来形成新的增长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也不容小觑，从投资驱动看，在大力推进简***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的推动下，民间投资热情有所上升，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0%，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占全国的比重为63%；从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情况看，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反映出我国服务业仍在继续扩张，将对就业人口增长形成强力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当前我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企业业务总量呈较快增长；从金融风险缓释角度看，在出现个别金融产品违约事件后，刚性兑付被打破，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意识已经有明显增强。此外，庞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消费潜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等等，均会支撑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而社会上数量庞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基于强烈发展愿望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调整，也会给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托底”，能够有效止住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惯性下滑。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策将呈现如下特点：宏观经济***策操作将会紧盯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相机进行***策调整以实现经济维稳；出台较大规模刺激性经济***策几无可能；央行货币***策以稳为主，不能寄望于通过放松货币、扩张信用、货币***策“一松就灵”的方式；***府强调“简***放权”，更多地创新宏观调控***策，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转方式、调结构”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经济任务，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忧虑我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危机论”甚嚣尘上。对于我们自身，不再需要GDP统领一切的***绩观，不再需要高能耗、高污染的“强势发展”，不应再为速度而牺牲环境，不应再为追求增长数据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各种资源要素调整配置，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这依赖于顶层设计和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告别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坚定于调结构、重环保、重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不为外界杂音所左右，才能迎来我国经济社会期待已久的“全新动力”和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未来。
新经济发展篇8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探析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后来广泛地被各个国家所采纳，并流行于全世界，特别是在当今各个国家面临着环境污染加剧；在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约束进一步趋紧的情况下，低碳经济、低碳发展更为众多人所熟知。顾名思义，低碳经济就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来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和经济回报；低碳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策措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减少对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建立以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率、高产出的经济发展途径。
二、选择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发展低碳经济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提出的构建新型发展格局的重大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就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机的统一。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正是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定位，实现低碳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环境的索取，同时对资源合理有效地加以利用，避免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极大破坏。所以说，走低碳经济之路正契合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任务。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方式。******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推进经济、***治、社会、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不可以偏废，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思路，就是要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我们一起不懈的努力，而选择低碳发展就是我们最为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污染气体、有毒废水的排放，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空气、水流的污染，“美丽中国”才可以实实在在地让每个公民所共同拥有。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更是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引擎。中国经济历经三十多年高速、持续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下，面对着全球化的格局进一步加剧，世界各国竞争格局更加凸显，低碳发展也备受各国的关注。新形势下，中国致力于走低碳发展的经济道路，提倡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这些举措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催生中国经济的内生性改革和调整。因此，在新的低碳经济引领下，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必将进一步的加快的提速。
三、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战略
新经济发展篇9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绿色能源
中***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008-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2
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并宣布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目标,是把英国建成为低碳经济的国家。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德国希望在2020年,国内的低碳产业要超过汽车产业;2008年7月,日本***府公布了日本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草案……可以说,近几年来,低碳经济已成为国际社会回应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挑战的热门话题,它将有望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
1 低碳经济概念的新界定
2007年9月8日,国家***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郑重提出四项低碳发展建议,表明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和决心。2008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大力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坚持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2009年8月12日,***常务会议强调,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人类社会生存和各国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要立足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发展,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等。然而,在我国,低碳经济似乎还是一个不很熟悉的概念。
从现有的定义和解释来看,低碳经济是指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实质上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它的核心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经济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揭示出低碳经济发展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因此,笔者另辟蹊径,把它纳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其基本内涵和外延表述为:低碳经济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和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它有两个基本点:①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②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1]这种新解说,一是把低碳经济的本质界定为可持续发展经济;二是把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目标规定为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三是不仅强调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的低碳化发展,而且强调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高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这样,发展低碳经济,就能实现现代经济发展和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发展理论,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形象概括与现实形态就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理论。
2 发展低碳经济是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任务
发达国家自工业***以来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其中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使全球气候变暖;而使用化石燃料这种高碳能源是产生这种生态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大气中温室气体主要是CO2,它对地球增温起50%的作用。据本世纪初监测结果显示,1880年,大气CO2浓度为280 ppm(百万分率),1950为310 ppm,1988年为351 ppm,1991年为383 ppm,目前上升为400 ppm。地球生态系统自净CO2的能力每年只有30亿 t,每年剩下200多亿 t残留在大气层中,使地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气候将更为反复无常,气象灾害范围更大、更频繁和更严重,将会带来致命的生态环境灾难,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控制大气中CO2浓度增加,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是现代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时代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因而,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府都极其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促进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正在形成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中国仍然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等化石燃料为主体的经济,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一般为2/3,2007年高达69.5%。这种典型的碳基能源经济,使我国经济和能源结构的“高碳”特征十分突出,我国CO2排放强度相对较高。1994年CO2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所占比重为76%,到2004年上升为83%。目前CO2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测到2025年左右,将与美国并驾齐驱;2050年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因而我国节能减排形势非常严峻,其压力极为巨大。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我国科学发展的挑战,也是检验科学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试金石。这在客观上要把清洁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着力点和首要任务。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中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由高碳能源经济向低碳与无碳能源经济的根本转变,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低代价发展的应有之义和战略选择,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值得强调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9年2月召开的第25届理事会上郑重地提出了“实行绿色新***、应对多重危机”的倡议,4月又公布了《全球绿色新***概要》报告。根据该倡议和报告,绿色新***的计划和措施近期目标,是要复苏全球经济,保证并增加就业,保护弱势群体;中期目标是减轻经济对碳的依赖,减轻生态系统退化,使经济走上清洁、稳定的发展轨道。绿色新***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国主要国家和集团积极响应。如奥巴马***府推出绿色经济复兴计划实施以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内容的绿色能源与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我们看到了以开发清洁能源、新能源和节能减排产业等为基本内容的绿色产业***正在悄然兴起,展现出向节能低碳的更为绿色的全球经济转变的良好势头,我国应当抓住这个最好时机,把加快实施低碳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及早开展发展低碳经济的各项行动,使整个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尽早步入低碳化轨道,促进中国生态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3 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是进行能源经济的生态***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一场深刻的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实质上就是对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进行一场深刻的能源经济***,构建一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限度的新能源经济发展模式。这场能源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努力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现代经济发展由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不可持续发展经济,向以低碳与无碳能源经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根本转变;二是能源消费结构由高碳型黑色结构,向低碳与无碳型绿色结构的根本转变。”[1]这场深刻的能源经济***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发展能源产业必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转变,实现能源产业结构的全面生态化,形成绿色能源产业结构,这是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以及整个现代经济发展绿化的能源基础。这是因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需要一场深刻的生态***,推进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变,实现人类生存方式的全面生态化。其关键又在于经济领域里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生态***,实现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全面生态化。它在本质上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因此,21世纪能源产业结构得以优化与升级的根本标志,就是进行一场彻底的能源经济的生态***,推进能源产业结构由高碳型黑色能源产业结构,向低碳与无碳型绿色能源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最终建立起绿色能源产业经济体系。这是发展低碳经济,开展能源经济生态***的实质与方向。
我国学术界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进行能源经济***应当分近期、中期、长期三个目标:“在近期,我国应当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可持续能源、低碳和固碳技术的开发;在中期要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应用;更长远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2]这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应当说,是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发展低碳经济进行能源产业的生态***,其基本内容,应该有这样几个方面:①大力推进化石能源生态化,加强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这是目前利用高碳能源产业结构绿化的主要方向,是目前发展低碳经济,构建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的基本任务。必须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尽力加强高碳的化石能源低碳化与无碳化的利用,达到煤炭石油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这是我国实现清洁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②积极发展新能源,着力促进新能源产业的绿化。围绕新能源所形成的绿色能源产业群,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撑点。③优先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能源体系。清洁可再生资源就是绿色能源,甚至可以说是零碳能源。因此,积极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是今后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能源的根本方向。
奥巴马***府的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中,实施绿色能源战略,到2012年美国电力总量的10%将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25%。2007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定:可持续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实现我国的低碳发展,不断提高我国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无碳富氢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低碳与无碳能源经济体系,最后建立起国家可持续能源体系。
4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几个重要关系
4.1 低碳经济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系低碳经济在本质上不仅是生态经济,更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与根本途径,是构建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一个核心内容,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想形态。
4.2 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关系发展绿色经济要求人们经济活动从高耗资源能源、高污染环境与高损生态的非持续发展经济到资源能源消耗最少化、环境污染最轻化与生态损害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根本转变。因此,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应该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实的具体的实现形式,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的最基本的实现形态。
4.3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关系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两者本质内涵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绿色经济,但也有区别。发展低碳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最佳体现与首选途径,并向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中,“最少的废物排放”,首先应该是碳排放量最小化与无碳化。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发展低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发展就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4.4 发展低碳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的关系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碳基能源经济,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是低碳无碳能源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低碳经济,推进能源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使高碳经济与能源结构向低碳无碳经济与能源结构转型,就体现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因而,发展低碳经济就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低碳经济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低碳经济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涵与核心内容。发展低碳经济是“两型社会”的应有之义与首要环节。低碳经济发展越早越快,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就越早越快。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就必须且应当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建设既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其发展水平又是判断“两型社会”建设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5 发展低碳经济的几点建议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把加快低碳经济建设同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5.1 提高认识,制定规划
通过大力宣传,树立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的新概念,使发展低碳经济,过低碳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人心,人人明白并自觉行动。与此同时,各级***府要把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发展放在议事日程上来,作出发展规划;并把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纳入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
5.2 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经济技术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在于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技术,进行绿色能源技术创新。这就是清洁能源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及低碳与无碳技术。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先进低碳技术研究、开发、运用与推广,形成绿色能源技术体系和低碳与无碳国民经济技术体系,以保证实现中国现代经济的低碳化与无碳化发展。
5.3 加强绿色制度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形成社会主义可持续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及通过这种绿色制度创新,推动低碳经济与低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有重点地推进发展低碳经济的各项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有:产业结构绿化的体制机制创新、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碳减排交易的体制机制创新、绿色信贷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绿色科技与绿色能源技术的体制机制创新、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绿色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制保障体制,形成低碳发展、清洁发展、绿色发展的法制机制等。
5.4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府为主导,公民广泛参与发展低碳经济在实质上不仅是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是社会生活方式与人类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因此,低碳发展,人人有责,低碳发展参与大众化。***府发挥主导作用,引领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培育全民低碳发展意识,使低碳发展成为全社会的一种社会公德,营造低碳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氛围:***府和社会组织运用多种手段引导公民从高碳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向低碳与无碳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转变,形成低碳发展参与大众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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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a New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Economy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新经济发展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经济发展；研究分析
一、引言
在发展过程中，根据我国新时代经济标准，必须完成快速增长，以实现全面转换。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保证其能够达成人均GDP产值的有效提升。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完成相关经济体系设定的迫切需求，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完成宏观目标的有效设定。根据发展思路，制定经济策略，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因此，从理论上而言，针对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问题进行有效分析，可以对发展以及完善我国经济主体，完成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后续发展中，可以实施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有效升级。实现经济模式以及经济***策的有效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时代经济视角下我国经济问题分析
（一）我国整体的金融结构亟待调整
目前,我国整体的经营结构亟待调整。金融行业是我国的经济支柱，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为了保障本地金融行业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我国出台了相关的***策。但目前我国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信用缺失问题，根据相关的调查，我国每年因信用问题（企业或个人）逃避债务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损失已高达1800亿人民币[1]。此外，部分信用经济已陷入坏账程度，处于无法追缴状态。同时，结合我国目前各领域的发展，对信用链条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双重作用。首先，信用链条优化对我国的各领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使各领域可以结合自身特征完善发展。但其也催生了部分中介机构，如信贷撮合机构，导致出现大量三角债，对经济链条优化造成了影响。此外，当地***府缺乏长远意识，仅顾及眼前利益，导致银行在进行债务追缴过程中，其执行力不足。金融行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表现方式，可以全面体现出经济发展的矛盾以及相关风险，影响社会的整体运行。因此，整治金融环境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我国的金融结构存在一定的意识作用，金融结构自身的高度化以及合理化，在我国集中发展中其存在不同步的现象。金融市场与经济结构尚未形成统一化，且金融结构市场缺乏合理性，发展不均衡，导致我国金融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主观意识，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极为低下[2]。
（二）我国经济主体缺乏有效的链接
在我国经济主体发展中，存在严重的不均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的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占比失衡。我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与以往相比，经济呈现显著增长，速度加快。但随之而来，也带来了红利以及边际收益率下降的问题。因此，虚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其二，我国经济市场无法发挥其自身的资源配置功能。我国金融市场比照国外发达国家总体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场进出机制，这就导致我国金融市场无法发挥其资源配置的有效功能[3]。其三，我国经济主体融资较难。在我国社会整个经济体系中，直接融资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资本市场无法有效的保障以及发挥其资金筹集的基本权限，导致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而趋于虚拟经济。但同时，虚拟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虚拟经济与银行等储蓄机构相比，其提供的储存利息偏高，导致很多用户将自身的闲散资金投入虚拟金融体系，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入银行。使银行的融资出现困难，实体经济受到阻碍。与银行的存款利率相比，我国大部分的群众均选择余额宝、余利宝等，这导致资本由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无法完成有效链接[4]。
三、新时代经济视角下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
（一）完善我国整体信用体系
在后期发展中，为了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完成金融以及实体产业的有效融合，必须完善我国的信用社会制度。目前，应落实以下几点原则。其一，完成整体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加大对诚信理念的整体宣传。随着我国资本逐利性的不断凸显，诚实守信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目前，我国公民整体缺乏诚信意识，因此，相关***府必须加强对诚信思想的教育普及，以保障诚信思想可以有效地实施，植根于我国群众的整体认知中，使我国群众以及相关企业自觉养成遵守诚信原则的良好习惯。在我国相关法律建设中，有些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法律、法规的建设对我国诚信体系的发展需求必须完成有效匹配。在信用投放所产生的相关市场竞争问题中，需要完成信贷管理行业的有效监管，并对信用风险进行整体的控制、转移。为了有效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必须建立多元化的金融运行体系，优化整体的结构思维。例如，依靠全新的技术创新我国金融产业，以保证金融产业面向多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在金融市场发展中，金融市场需要完善其相关配置，并通过融资的方式，以弥补其带来的相关风险以及缺陷。金融市场的相关领导者，必须在兼顾金融市场整个体系稳定的同时，解决金融市场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落实新时代经济视角下的经济主体问题[5]。其二，落实全新科技技术的推广，完善金融服务业的整体基础建设，以保障其全面迈向信息化模式发展。例如，各企业必须做到信息公开原则，完成金融机构间的交流共享，以保证相关金融机构在对该企业进行资格审核时，有效的对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实现有效调整，并达成相关的落实基础。在后续调整中，建立并改进相关的交易平台，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服务水准。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扩大企业规模，提高金融交易效率。研发全面的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整体占有率。
（二）完成实体经济的整体处理机制
在实体经济的整体处理机制中，为了体现出经济的有效发展，必须确保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有效统一，以保障经济节奏符合客观规律。在后续发展中，必须明确以下几点。例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无法脱离，且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为互为依托。其次，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虚拟经济具有***性，且对我国的综合发展密切关联。目前，我国整体正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因此，必须妥善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有效保障二者能够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就目前虚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完成有效分析，充分认清虚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的结合体，发展重要的经济基础。关注虚拟经济的发展情况，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整体落实，保证在遇到相关的风险时，我国经济体系可以完成有效的落实发展，借助全新产业，建立有效的经济体系。目前，我国整体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必须全面解决虚拟经济以及实体之间存在的相关矛盾，实现共同发展。就我国目前虚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而言，应充分认清虚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合，实现共同发展。以避免在面临经营困难时，无法有效规避，造成相关影响。依靠科学技术，实现全面创新，借助高新技术产业完成转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