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发展制度篇1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府主导型，***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府的行***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府，同时中央***府的很多***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经济发展制度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交易（制度）成本；产权
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四百倍。而且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就更为显著。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第一是以贾雷德·达尔蒙（JaredDiamond）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论。认为地理的差异决定的气候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的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增长。第三种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他认为社会的规则起主导作用，能对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恰当的刺激。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决定国家的一些基本状态。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国际贸易而言，贸易的发生能够提高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贸易却是资源存在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结果。沙特丰富的石油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它才会获得更大的好处。经济学家发现，当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好比当今的朝鲜与韩国，尽管同处于一个半岛上，但朝鲜数十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经济水平与韩国相距甚远。显然，前两种因素在解释问题时都不尽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当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对待，因而在经济分析中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则忽略了这种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转而集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因素高度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成一种生产函数，市场制度被简化成一种供求曲线。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展开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重要。张五常博士估计，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后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治等研究领域。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一个人以上的经济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却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张五常，2000年，P518）。处于战乱的伊拉克，市场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战争造成的***治成本却大得惊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无法消除，正如交易的发生同时存在交易成本。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正如比赛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样。没有规则的比赛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比赛下进行角逐，这时作弊可以说是被默许的。显然，作弊也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人们的竞争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个社会的效用为负数。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与人的竞争，它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每一次经济飞速发展都是制度的更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而上层建筑（制度）又对经济有反作用。直至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它还是一种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优越、更先进。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张五常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制度成本的过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在中国，大锅饭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的模糊界定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现今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经济发展制度篇3
二、对苏联经济发展史的概述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突出地体现在由“战时共产主义”***策向新经济***策转变的这一历史阶段。历史和经验证明，新经济***策的及时实行挽救了当时频临崩溃的苏联国民经济：粮食税的实行重新激发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饿殍遍野的饥荒悲剧很快得到缓解；而在苏联***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的下放为苏联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事实上，苏联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从“国有化”到下放私人使得新经济***策得以存续，这种产权的界定和安排无疑在那段时期内大大激发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1925年的农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增长了12%，远远超过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由于这一时期企业产权的“民营化”浪潮，1925年，苏联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又保障了私人企业生产经营权的存续和苏联工业经济的发展。1925年，苏联的国营工业产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73％；1928年，超过战前总产值的32％②。新经济***策的实施阶段成为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随着列宁逝世和斯大林时代的到来，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宣告了新经济***策的逐渐结束。自此，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并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宪法颁布前后最终确立了以高度集中的***治经济体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执***时期，国家实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分统统消灭等经济集中措施。苏联***府用行***命令、指令性计划扩大内部资金积累；优先、倚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事工业的措施，对苏联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治、***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与新经济***策相比，斯大林模式作为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在斯大林执***时期以来体现出这种高度集中的***治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1926~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了10.7倍，年均增长率为18％，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约22％；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28年的446%，并且以平均每年18%的速度增长，苏联的工业发展成为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战后，同西欧诸国一样，苏联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然而，自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执***时期以来，苏联在国家***治经济生活中继续坚持奉行的斯大林模式逐渐成为抑制国民经济实现质的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根源。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方针，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集体化等农业生产措施带来的生产低效率和其它负面影响，使得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严重失调，苏联落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据统计，从战后1950~1980年的30年，苏联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接近9.3%，而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则为3.2%；③苏联在成为世界上强大的重工业和***事工业帝国的同时，却难以掩盖农业生产的相对落后、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和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低下。而战后苏联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都没能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斯大林体制自身的弊端和僵化不仅对本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它的消极作用也扩散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成为诱发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三、对斯大林体制失败的制度分析
1．斯大林体制与意识形态在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他始终认为，统治阶层总会发展一种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和舆论使人们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以保证有坚定的思想去制约私心的无限膨胀。“而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④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治经济体制在苏联最终确立更能体现出制度安排与领导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斯大林通过***治斗争和官僚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威信强化集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苏联权力阶层内部乃至全国民众之中。而斯大林体制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苏联经济生活的低效率：农业生产水平的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以及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和城市居民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被严格的公有产权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所淡漠。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⑤，苏联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经济发展并非像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抨击得那样“失败”，反而较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苏联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在于：在现存制度安排的条件下，由于在历史上自沙俄时期以来，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治文化所形成的集权***治和个人统治的传统及习惯形成了哈耶克（F.A.Hayek）语境下“思想的国家化”（thenationalizationofthought）⑥，而这又突出地彰显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旦僵化将最终阻碍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历程。正如诺思所言，“在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回馈与意识形态修改了的行为人主观模型就将型塑路径……低绩效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型塑他们的选择。”⑦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路径依赖效应的相互作用，阻碍了苏联在面对新形势和问题下的制度变迁历程，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僵化和在该体制下苏联国内***治经济生活生命力的丧失。
2．斯大林体制与路径依赖从历史主义和路径依赖的角度而言，尽管先后经历了二月***和十月***两次强烈的制度变迁，但是沙俄时期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依然残存在社会主义苏维埃***权当中。苏联社会制度框架内正式规则的改变与传统非正式约束的持续紧张关系使得整体制度变迁成为可能：新经济***策时期苏联正式规制的“一揽子变迁”，特别是粮食税的实施根本上扭转了俄国历史长期以来对农民财产权的制度安排。但是，新经济***策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构成非正式约束之基础的根深蒂固的俄国历史文化继承因素，而斯大林体制下一系列的正式规制及其实施特征，无论从***治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对俄国传统制度框架下习惯与传统的继承和回顾。“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⑧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的问题出现在：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主观模型的型塑导致其无在“经济人”条件下自由地做出行为选择，而国家的***却因为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和宗教狂热被奉为无所不能的超理性个体———由超理性个体为核心的国家权力阶层设计出来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正式规制）自然是完美无缺的。而现实情况则是，历届苏联***的主观模型都无法避免不确定性、正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在他们的主观模型中，改变现存的***治规则和产权安排的交易成本无疑是庞大的，而实行管理等***府完全干预市场的手段又无法达到他们对完美理性和最优效率的要求。同市场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一样，计划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必然是不完全的，“制度安排需要充分的弹性和开放性，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快速且低成本地调整到新的环境中去。”⑨斯大林体制并没有为苏联国内***治经济的制度变迁提供足够的空间，并且，苏联强硬遏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企***进行制度变迁与改革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证明，任何企***通过强制力手段遏制制度变迁的历程都是无效率的。正如波普尔（K.R.Popper）所言：“遏制***治变迁不是治理，它不可带来幸福……对理性和真理的压制，我们必将以最粗俗的暴力方式毁灭人类所有一切而告终。”⑩
经济发展制度篇4
***治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过程，***治制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形势的动向。民主需求与民主表迖是民众的集体活动，通常需要有民主的程序才能合法有效，才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相反，不符合民主程序的非法集体活动则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桎梏。从香港占中事件中可以看出，市民民意表迖途径未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其表迖形式也过于激进，这不仅对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运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回升产生了阻碍作用。因此，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民主制度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社会福利的重要作用，规范化的民主制度是有必要的。
二、民主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经济制度则是社会进步的指向标，是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它筹划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体导向。民主制度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人力资本和制度范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则有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纵深发展。一般来说，经济体制的制定是为促进经济发展所服务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不仅是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手段、工具和形式，更是推动民主***治发展的动力。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制度的完善为目标，以促进民主制度完善为条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原则，以提升全体的社会福利为根本宗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民主制度始终是对经济发展活动实行自觉控制，从而保证经济发展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社会各方面资源和结构的配置是以经济制度为标准和前提，以民主制度为支撑和基础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民主制度利益化的表现，经济发展是经济制度运行的表现。也正是如此，民主制度的兼容并蓄和与时倶进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将各项经济活动井然有序地串联起来，而且能够保护人民切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三、民主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民主制度升级是经济文明进步的法则
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里讲到：“制度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从我国的历史来看，“一五”计划经济时期，***府经过大胆探索，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巩固了民主制的根基。同时，国家也保存了一部分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从而为民主制的范围延伸和功能扩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此外，我国公社企业的兴起更是成了“中国农村工业”诞生的标志，更是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民主制度发展的速度，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社会经济的稳定。
20世纪60年代，随着***治民主化过程的波动，中国经济也进入调整时期。***府通过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在综合了社会上的各方面民意后，开始改革农村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促进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这次探索虽然时间较短，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了市场贸易，也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凝聚力，使民主制度逐渐深入人心。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尊重价值规律为前提，制定适时的民主制度，引导经济发展方向显得至关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重要民主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以后，“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重要观点的阐述，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及统一、所有制的主次 关系的确定、市场与计划的并行等重要改革，释放了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制度也实现了恢复与调整，如中央和地方***府进一步权力下放，简化行***审批制度等等，这从侧面促进了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原有民主制度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权与乡镇企业?_文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市场化时代，不可轻言放弃原有的制度资源。”。一种制度要想适应社会发展而存在，从地区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其本身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要做到与时倶进。具体以安徽小岗村为例：改革开放之前，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的农业结构单一，主要以粮食为主且产量很低，农民收入水平很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农民收入水平开始提高。之后的小岗村并没有摆脱原有制度的束缚，浮夸风和私有风使得小岗村又“滑坡”了。“大包干”的过于“偏左”以及基层***权的过于“偏右”，这种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忽略了民主程序，结果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之后小岗村吸取经验教训，将民主制度贯穿到经济决策的各个环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正如潘维所言：“控制土地本身不是实质，控制土地是组织农民的手段。”所以，民主制度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费孝通学者的《乡土中国?_书里，也给出了相关的例子。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有些经济往来，并不能适应“熟人社会”的原则，所以陌生人就有了聚集而进行易货活动。但是，即使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人情和信用作为“熟人社会”的产物，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也提到过：“假使以前的银行制度被保留下来的话，价格上升根本不会发生。”此外，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由此可见，引进自由机制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要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相匹配，最终实现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三）民主制度法制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
熊培云学者的《思想国》中，有一段经典的话。“即使是贫弱的一方也要有自我维权的机会与自我表达的自由，而强者同样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与信息透明化的新时代里，没有绝对自治的、一劳永逸的繁荣。”当前，中国的经济态势发展良好，但问题也层出不穷。目前突出的如注重效率导致错失公平，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从贫穷与富有、草根与上层的较量中，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缺失给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求***治与资本相互渗透，这便使“为了生活，我们立法”成为必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从法律上界定民主的功能范围和权力力度，就难以确立个人与国家在生产资料上的关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就会丧失基础，最终可能会给国家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民主制度保证了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而经济制度的自由则保证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以中国农民收入为例，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制度的理论及实践不断丰富，市场化进程也开始并逐步加快，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扬，但是农产品市场价格却起伏跌宕。为实现农村致富，农民充分利用国家***策的支持，开始自谋出路，这逐步实现了农村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不仅如此，伴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提高，乡镇的基层***权更为稳固，三农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由此可见，民主制度的法制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
(四）民主制度促进经济制度改革有序发展
经济发展制度篇5
一、奖项设置
1、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区）（3个）
2、民营企业纳税100强
3、全民创业标兵（40名）
二、考核办法
（一）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区）
1、考核对象：各县（市、区）。
2、考核指标：企业增加值、营业收入、上交税收、民营经济工作、招商引资、争创品牌。
3、计分办法：
（1）基本分：100分。
A、企业增加值（10分）。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计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超目标任务比例最高的计2分，其余按比例计分。
B、营业收入（10分）。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计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超目标任务比例最高的计2分，其余按比例计分。
C、上交税收（70分）。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计60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计分；超目标任务比例最高的计10分，其余按比例计分。
D、民营经济工作（10分）。县（市、区）***府出台了推进全民创业、加快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策文件；县（市、区）财***设立了中小企业或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有***的县（市、区）、乡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并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工作职能明确；主管部门的工作经费有保障；成立了全民创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充分履行职能；设立由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局主管的信用担保机构，有注册资本并开展信贷担保业务；民营经济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内容，并对乡镇（街道）进行考核。
（2）附加分：①招商引资：当年招商引资单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5亿元（外资1000—5000万美元）的加1分，5—10亿元（外资5000万—1亿美元）的加3分，10亿元（外资1亿美元）以上加5分。靖安县、铜鼓县5000万—1亿元（外资500—1000万美元）的加0.5分，1亿元（外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加分标准同上。以上项目历年加过分的不重复计算。②争创品牌：当年获得国家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称号，每个加4分，续认国家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称号，每个加2分；获得省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称号，每个加1分，续认省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称号，每个加0.5分。
4、考核结果：基本分加附加分得分前3名为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区）。
（二）民营企业纳税100强
1、考核对象：全市所有民营企业。
2、评选办法：按当年纳税额（含优惠返还）从高到低取前100名为民营企业纳税100强。
（三）全民创业标兵（40名，其中客商创业标兵和本土创业标兵各20名）
1、考核对象：凡在*春市范围内投资创办且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
2、参评条件：
（1）所在企业当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
（2）所在企业当年上交税金（含优惠返还）200万元以上。
（3）所在企业安排就业人员200人以上。
（4）所在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无偷漏税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无拖欠职工工资现象；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无严重污染现象；积极回报社会，在扶贫济困、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企业及企业负责人在社会上有良好声誉。
3、评选办法：由县（市、区）***府和市直有关部门推荐，择优选定客商创业标兵和本土创业标兵各20名。
三、考评程序
1、各县（市、区）***府在次年1月10日之前将各项考核数据和材料报市民营企业局。
2、基本分以市民企、统计、税务等部门核定的数据和情况进行评分；加分项目由市民营企业局会同有关部门人员考核认定。
3、市民营企业局按照考核标准进行考评，考评结果报市***府审定。
四、奖励办法
（一）对评为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区）的给予表彰奖励，并发给奖牌。具体奖励标准为：第一名奖6万元、第二名奖5万元、第三名奖4万元。
（二）对评为民营企业纳税100强、全民创业标兵的，发给奖牌或荣誉证书予以表彰。
经济发展制度篇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经济发展制度篇7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经济发展制度篇8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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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本文由收集整理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经济发展制度篇9
第二条本办法的适用对象为：各级***的机关、行***机关、人大机关、***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企业、村委会、居委会的人员破坏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处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指的破坏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包括：（一）对外来投资者进行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以及吃、拿、卡、要的；（二）未经批准对持有"绿卡"的外来投资者进行人身、车辆、住宿检查的；（三）未经批准，擅自查封、冻结、扣划外来投资企业财产和帐户的；（四）无理拒付、随意延压结算票据行为，使企业蒙受损失或造成不良影响的；（五）对县委、县***府出台的优惠***策以及各自公开承诺的服务项目和内容不落实的；（六）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为企业办妥审批事项及证照的；应在服务中心内办理的审批事项及证照而不在服务中心办妥，让外来投资者自己跑部门、单位的；（七）因帮扶单位工作不力、对企业帮扶不到位而耽误企业正常、给企业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八）因对企业反映的问题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到位，导致同一问题反复投诉的；（九）***部门对辖区内发生扰商、侵商、损商、坑商等破坏经济环境行为查处不力、不及时或故意袒护，造成不良影响的；（十）对可能影响外来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的行为（如供水、供电、市***施工、通讯等），因不预先告知致使企业蒙受损失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四条县管单位发生破坏经济发展环境行为且查证属实的，实行"红卡"登记制度，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红卡"上签字。发生一次，给予当事人下岗一年处理（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保障标准发生活费），分管领导通报批评，上门检讨，挽回影响，单位主要领导罚款200元；发生两次，分管领导免除职务，诫勉分管领导，主要领导上门检讨，说明情况，挽回影响，罚款300元，单位给予黄牌警告；发生三交，分管领导免除职务，诫勉主要领导；对任期内发生三次以上破坏发展环境行为的单位主要领导给予免职处理。
第五条垂直管理单位发生破坏经济发展环境行为且查证属实的，发生一次，对该单位和当事人在电视上公开曝光，给予黄牌警告，并向社会公开宣布当事人为"不受云梦欢迎的工作人员"，分管领导上门检讨，挽回影响，主要领导罚款200元；对发生两次破坏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对单位和分管领导在电视上公开曝光，并向社会公开宣布分管领导为“不受云梦欢迎的领导”，主要领导上门检讨，说明情况，挽回影响，罚款300元；对发生三次破坏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对单位及单位主要领导公开曝光，并向社会宣布主要领导为"不受云梦欢迎的领导"。凡被宣布为不受云梦欢迎的领导，同时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通报并建议调离。
第六条对外来投资企业的任何检查和处理，都必须得到县纪委、监察局批准。
经济发展制度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法 劳动能力权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是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发展经济。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资源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外技术和经验可被学习和借鉴的空间不断缩小。这些变化使得我国以简单制造方式生产低成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慢慢削弱。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向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人才创新型的道路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即使是上海这样一座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最强和经济层次最高水平的城市，仍然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科技对上海经济的贡献率只有35%，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8%的水平。同时，我国企业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组织程度差，技术和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较还明显具有较大的差距。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从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借鉴一些有益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增长。而同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欧盟国家则处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重视发展人力资本。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资达到了GDP的20%。并且，美国的教育极具自己的特色。美国不仅重视精英教育，而且重视普及教育。不仅重视抓好学龄教育，而且重视开展终身教育。美国每年的在职教育投入高达GDP的5%。由于美国对教育极为重视，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为美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二是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和激励经济的发展。在财***方面，***府优化开支，减少赤字；在货币方面，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在经济上，鼓励和奖励企业科技创新，强调科技的产业化，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贸易中，坚持“公平”***策，开拓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增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总之，由于美国科技发展和管理创新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使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视科技发展，管理创新，而这些目标都只能通过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有效实现。因此，大力保护和发展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经济法是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种功能自经济法诞生开始就深深地镶嵌于其中，并不断发展和完善。1802年英国制定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以此来保护学徒的健康。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意味着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劳动能力权作为一种新型法权观念自此产生。随后，劳动能力权在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保护。法律对这些权利设立都是在确认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则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保护劳动者的消费权，本质上是在规定任何劳动者都有正当消费、获取合格商品的权利，以保存和发展劳动能力。另外，有关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法律也同样是以确认和保护国家管理劳动力权的方式来调整经济发展。总之，不论是在生产、交换、消费等微观经济运行领域，还是在市场调控和监管等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经济法都处处包含着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可以说经济法是保护劳动者劳动能力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力权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和对劳动能力的提高，是通过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来实现的。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劳动，越是高级的经济发展形态越需要劳动者的密切合作。那么，如何调整劳动者在共同创造的社会新增财富中的比例影响到人才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并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如果劳动者在创造财富时付出的劳动多，而所分的社会财富少，或者劳动力水平高，却得不到更高的劳动报酬，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这便直接影响了经济生产。另外，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偏低还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营养、医疗、培训和对其后代的教育。因此，当劳动者的经济能力不足时，必然会阻碍其劳动能力的提升，甚至引起劳动能力的下降。所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保护和提高劳动能力的重点又在于合理分配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经济法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保障劳动力权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普遍接受。其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使企业，即集体劳动者，能够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实现劳动剩余价值。这种借助“国家之手”克服“市场之手”的弊端的经济管理工作我国一直在做，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企业法调整投资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共同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目前我国的公司法和劳动法基本上还是在遵循国外传统民商法的理论，承认了投资者资本获利的正当性，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视作商品关系来确定权利义务，而对于劳动者通过体力劳动来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未作规定。这种理论回避了为什么劳动者通过劳动利用资本生产产品，资本可以获得多数利润，而劳动者却只能获得少数利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坚持建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就是要规定不论是投资者、管理者，还是生产者都只能通过劳动贡献分享财富，这种分配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劳动力权，促进劳动能力的提高。
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构建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充分肯定***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作用。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进行创新。
（一）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
从理论上来说，需要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以此来指导经济法律制度的改革。所谓劳动经济法是指，以劳动能力权为经济法的基础性法权，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本制度的经济法律理论。具体来说，我们有必要突破两种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一是突破传统的国家干预论对经济法的禁锢，加强其他有关就业、创业、生产、分配、管理、持股等劳动能力权保护的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的研究。传统经济法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容易割裂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使法律有时难以正确反映经济发展规律。因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法律应当反映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实际中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不必然全部符合公益。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因此，运用公司法、劳动法，甚至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通过教育法、知识产权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力权及劳动成果分享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二是要突破传统的财产个人所有制理论的限制，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体系。由于传统私法以财产个人所有制为基础，构建了以所有权、债权和人身权等为基础权利的法律体系，体现了个人利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然而，人们过于追逐私利会最终导致贫富悬殊、资源枯竭、经济危机的出现。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律体系，再一次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所谓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是指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力天然归于本人所有，为本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所用。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彻底***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这种创举彻底粉碎了以往任何一种依靠资本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制度，实现了人人平等地、完整地拥有个人劳动力的目标。当前，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动能力权，以立法形式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于调整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能力，激发创造财富的热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创新经济法律制度
从具体制度上来说，需要创新经济法律制度，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变。一是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但是我国其他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却早已隐含着对二者的肯定。比如宪法中有关按劳分配的规定，劳动法中关于专业技术培训和同工同酬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规定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对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承认。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设立劳动能力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却凭借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以此来积累财富，这种生产方式包含对劳动能力个人所有的某种程度的否认。然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保护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人力资本入股制度就是对劳动能力确认和保护的直接案例。美国学者西奥多・ W・舒尔茨认为人们对劳动能力的投入使人的劳动能力形成并得到提高，并成为人力资本。这些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教育培训等等。这种资本同样可以在公司中享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与其他资本形式共同分享剩余价值。有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可是，正式确立劳动能力权的问题在我国却还没有广泛受到重视。我国本身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治优势，当前又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之下，我们更宜尽早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设立劳动能力权。二是要扩大经济诉讼的种类，完善经济诉讼法。目前，为了解决经济诉讼法可诉性差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公益诉讼的解决方法，并且对操作性问题也作了研究，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经济法需要保障的权益并不只限于公益，还有以个人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为主的私益。例如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于劳动报酬的争议，对劳动者健康保护的忽视，职业和技能培训不足的问题等等，这部分利益纠纷的解决被传统的经济法所忽视。这些涉及劳动能力保护和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诉讼机制加以保护。目前，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尤其要注重对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利益纠纷的诉讼解决。这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劳动报酬偏低、劳资矛盾尖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以经济数量增长为统一标尺的发展观念和对劳动能力保护和发展不足的现状，构建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发展为引领，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环境优化为依托的和谐经济社会。这种转变成功与否将会决定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质的飞跃，成为世界真正的经济强国。为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通过经济法和经济诉讼法对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权益进行更加明确、更加充分的确认和保护，以此促进人们提高劳动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让社会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幸福与福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陈乃新.论劳动力权是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兼论研究经济法权利应当突破三大理论障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
3.陈乃新.劳动能力权导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经济法保障[M].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