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新兴市场论文第1篇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策和货币***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新兴市场论文第2篇
2004年底，国际清算银行邀请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共同讨论了有关外汇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一直很普遍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主要是因为国内贸易***策和与之相关的***府执***的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不再进行积极干预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假如干预对名义汇率没有持久和***的影响，则对实际汇率和贸易部门的竞争条件改善也没有持久影响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场有足够能力去吸收和治理冲击鉴于以上几点，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必要来干预汇率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界限倾向于更少的资产替代性，与私人市场相比，当权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对于市场总收益而言，他们拥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外汇市场干预对总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央行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汇率的波动而不是让汇率达到一个特定水平近几年来各家央行已经提高各自干预技术，他们现在花费更大的资源去了解市场，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驱使汇率变动的知识仍然存在缺陷，各种干预技术主要还是视情况而定，方法也是在尝试中发展的，这也证实了汇率干预的不确定性
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干预影响汇率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维持钉住或有治理的汇率制度，旨在以汇率水平为目标或在一定幅度内限制波动性货币***策和外汇市场干预支持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几个经济体维持一篮子钉住***策，都紧紧钉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前，有幅度的贬值是钉住汇率的一个特点但是，汇率变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们特定时期和幅度内经历了升值压力即使再灵活的******策也会限制汇率变化的：比如韩国在1990年采用的“市场平均汇率体系”，即天天的汇率变动都限制在一个特定幅度内许多这样的钉住汇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都崩溃了但有一个例外，钉住制度在中国大陆以及其香港地区仍然维持，而马来西亚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下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自从钉住汇率制崩溃以来，许多国家转向以监测通胀为目标的浮动汇率制近年来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明显减少反映了货币当局对汇率波动率更大的容忍度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对汇率波动更有弹回性改善的宏观经济***策和***策可信性在短期已经使汇率波动到通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同时，货币失谐已减少，这也减少了货币贬值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职能削减和产量的急剧缩小程度原因之二是因为浮动制有其优点，它能防止汇率高估，也可以帮助稳定资本流
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对干预的依靠显得日趋减少，但***策制定者不是完全对汇率的波动性听之任之干预会部分地反映一国和地区保持对其宏观经济或金融稳定性的愿望例如，2002年巴西货币的忽然贬值是随通胀上升紧跟而来的，这就要求提高通胀的目标新兴外汇市场也更倾向式的单方决策和不稳定性，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会受制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与此相应，许多国家把外汇市场深度缺失当作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则上，外部平衡在浮动制下该会更缺少关注但是实际上，如下所述，它看上去像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外汇储备量的影响
在外汇市场上，央行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影响外汇储备量许多央行试***积累外汇储备的***策或多或少是因为许多亚洲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开始的，其他的一些试***减少增长或储备水平以下三种因素可以指导干预工具的标准和选择，调节外汇储备量：汇率影响市场友好度成本和收益
所以，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如控制通胀维持竞争或维护金融稳定性然而，干预的特定目的很有可能随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各国央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通过干预支持其固定汇率制，更有可能作为“做市者”的角色，为欠发达的汇市提供流动性因而，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为了防止市场过度辐射或者减慢汇率调整速度，同时，在金融压力下提供流动性，还有就是控制外汇储备量，或者为积累干预所需的硬通货，或者为减少运输成本而减少储备等
三外汇市场干预的方法和策略
据IMF道，2001年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将近有82%的干预是针对现货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现货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另外，在对不同外汇干预方法的调查中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即对多大的透明度是最好的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央行相信透明度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但另一些则相反实际上，央行不时地关注透明度问题是为了减少它们对汇率的影响当存在投机性攻击的风险和使用指令流渠道时，央行大多会考虑使用非透明度的干预Canales-Krijlenko的调查表明将近半数的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央行在干预时并不公开对外公布干预时金融工具的选择是现货外汇交易，而远期衍生物和货币间债务工具这些很少使用在大多数市场中，央行通常用电话与做市者直接交易或通过经纪人服务机构与经纪人顾客直接交易这种情况下，经纪人所喊的价即为央行所接受的价，或者调整价格以刺激做市者触到该价格在许多国家，电子经纪商与做市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都要求央行公开在市场上进行假如短时间内不能对参与者公开，则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干预方法如与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机构，然后与做市者进行交易，在特定价格限制下，使交易达到特定量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中，并没有任何特定的交易方法占据主导交易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市场上所用的技术，尤其对那些能提供最多信息和先于其它选择的最大流动性的技术关于透明度的问题，大多数央行表明偏好“匿名”，这也表明在非市场交易中他们有时将直接与大公司进行交易当外汇储备量增加不影响汇率时，需要频繁的但小规模干预;若影响汇率时，则需要大的而非频繁的干预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所部署的技术和方法很明显比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干预方法要广泛的多这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直接控制的使用;通过拍卖出售期货合约;外汇债务单位或指数化作为补充工具的使用但是大多数的干预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即对大规模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且最具流动变现的部分的现货交易
四我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外汇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央行作为市场供求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和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处于市场的中心地位，不管***策是否需要，它都要被动无条件的承担被动的外汇市场干预是通过增减外汇储备来实现的，由此导致了被动的货币***策，影响了国内货币***策的***性而且，央行被动地介入外汇市场平衡其供需，会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上结清，外汇市场的出清转变为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被动参与外汇买卖，也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央行的调控集中在外汇即期市场，外汇同业拆借市场和远期等交易手段则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后者却不会像即期交易那样导致本外币的直接转化，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很小，可减少稳定汇率和国内货币***策目标的冲突另外，我国央行的冲销干预手段持续时间长干预规模大，在进行外汇干预时稳定汇率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扩大外汇市场的规模，以及制定或修改相关的配套制度
首先，应当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波动完善外汇账户治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积极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这样才可能使中心银行摆脱在外汇市场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其次，由于目前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主要集中在即期交易，外汇远期货币互换等交易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开发和培育新的调控工具另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外汇市场主体的参与范围，放宽对交易中心会员持汇规模的限制，丰富外汇交易的内容和品种最后，从世界范围内看，国际上已经有利用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对付游资冲击的先例，而且干预外汇及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我国应适应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Canales-Kriljenko，JI：“Foreignexchangeintervention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esultsofasurvey”IMFWorkingPaper03/9May.
RamonMoreno：“Motivesforintervention”，BISWorkingPapersNo.24b.
新兴市场论文第3篇
从经验分析上更是没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对亚洲国家的考察，Ito(1996)与Rose（2000）对APEC国家的数据支持中期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产生负影响；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则选取拉美国家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对出口有着很大程度的负影响。而Nilsson(2000)研究100个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与欧的出口，发现贸易量与浮动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Gatour(1985)与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或相关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确定的。
一、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进出口结构特点。也就是说，汇率对进出口传导机制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产品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经提到，相关系数和数据都表明，对于货币贬值在产品相对价格上的影响，在工业产品分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成为其贸易的阻碍，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国家却更偏爱于汇率的稳定。这与其出口产品结构是极其相关的，不同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汇率对出口价格传导机制是不同的。这里选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与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弹性出口价格传导公式：
从此公式可知，出口国货币升值（de<0），会使以外币衡量的价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传导是不完全的。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本币升值时，进口投入成本下降，对于固定的溢价来说，出口价格不需要充分升值；当由于进口投入成本γ变大时，这种效应会更为明显；二是价格弹性与溢价会随着价格改变。如果γ=0，溢价是一个常数，本币的升值对出口价格传导弹性为1。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币升值引起溢价下降，汇率传递是部分的。当本币升值时，出口商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来说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减少市场份额，如（8）式，从而减少了出口商在外国的市场能力与出口者的溢价。
从公式（9）中，可以看到产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汇率传导给本币价格机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与两国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有关。如果两国产品高度替代，竞争性越强，这时本币贬值，出口厂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国市场的份额，为了保护市场份额，出口厂商会降低其溢价，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减弱。所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会较低，一是进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况，另一则是与外国产品相似、竞争激烈的产品。这意味着，面临着更少竞争的产品对汇率传导更为敏感：如竞争行业产品比垄断行业产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敏感程度不强，工业体所面临的汇率传导对出口产品反应更大，交通设备等工业品比纺织工业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更小等。
二、新兴市场体的出口结构与汇率制度选择
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外向型经济策略。整个东亚各国（地区）更是以低估汇率为基础、保持汇率稳定来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典范。
1．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选择
对于东亚汇率制度的经验观测一般选用外部货币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为计值货币，测算各国汇率对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日元与欧元（或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以天为单位的汇率运动。
Kawai(2002)与MicKinnon对亚洲外向型国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汇率回归结果都表明，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明显钉住美元，台湾、泰国、中国大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钉住的一篮子。不过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归结果也大致提示了亚洲外向经济体实际上保持着与美元钉住的稳定汇率制度。
97年货币危机冲跨了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度。但危机几年之后，经济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观测了东亚国家危机后的汇率变化趋势。大部分学者发现危机后采取***浮动的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浮动”起来。Calvo与Reinhart(2000)与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货币法，认为这些国家危机之后已经回到了危机之间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东亚重新回到了明显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率水平上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持了本币对美元的稳定。”
2．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出口结构因素
以外向型经济战略为主的东亚各国有着对钉住汇率的偏爱本质，这主要由各国与地区的出口特点与结构所决定。最初，东亚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日本与其他工业国的进出口，与这些国家的出口显示为比较优势，产品上竞争不明显，而且出口贸易集中于初级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间品数量有限，即ρ、γ较小，这一时期的汇率稳定主要是出于远期汇率市场缺失与稳定物价名义锚的考虑。但近二十年来，东亚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一个共识的因素-梯形贸易结构的雁形模式。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投资额外从1985年的10.32亿平均增至1995年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四小龙”产业结构日益呈现知识与技术密集态势，同时高层次服务业不断完善；东盟各国则开始注重由劳动密集为主，向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并存的结构升级。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如表），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韩国等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行业的比较优势异常突出，而东盟国家与中国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其比较优势产业正逐渐从劳动密集行业转为资本密集行业，在电子产品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同时部分行业已呈现出技术资本密集特征。比较上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电子产业发展迅速，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电子产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撑该地区出口的最主要支柱产业。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普遍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必会导致竞争愈加激烈，产品出口替代弹性较大。
第二，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贸易中开始转向加工出口工业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业发展较早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和贸易，产业结构迅速向高新技术方向升级。如新加坡利用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同发达国家在IT产业进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生产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东盟与中国等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和文化素质优势，大规模从事技术产品生产的本地化加工。这种进口中间品，并通过加工贸易出口的形势必定使得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传导的机制因为对中间品进口价格反向传导而减弱。
第三，出口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东亚经济体产业内部贸易上。东亚内部贸易现在显得更为重要：如2004年中国区内贸易占35%；而对于东亚大多数其它国家或地区，区内贸易所占份额更大。对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与美、日、欧之间的区际贸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另一方面，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中间产品的流动规模。
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汇率传导η值趋于减小。
三、***策含义与借鉴
汇率波动对各国出口的作用表现是不相同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汇率波动在新兴市场体会抵制出口。
1．***策结论
若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多相似产品、竞争激烈或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时，此种贸易结构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刚性，对价格变动不敏感，这意味着汇率的贬值对贸易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故我们可以说，汇率不变的成本较小；但新兴市场体由于远期外汇市场的不完全性，为了抵消外汇市场缺失的影响，***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机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汇率的稳定，可以有效地减少贸易商的交易成本，汇率稳定收益较为明显。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该国***策会极大地倾向于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的汇率稳定。
所以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以促进出口为重要目标，可以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结构更为优化，金融市场更为完善时，采取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则更为合适。
2．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来讲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高新技术产品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口逐年增加，显示了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从1999年起,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据统计，近1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增长迅速，平均每年递增32.2%。中国的贸易结构日渐与东亚各国趋同。据有关统计，在2003年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与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机械与电子产品上。同时，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3年为55.2%。即使高新技术产业也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初显雏形，有着较大的进口依存度。
现行贸易结构下的“出口至上”战略造就了大量贸易顺差，对于汇率稳定无法起到正面效应。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磨擦，成为“人民币升值风波”的起始原由。当前的出口结构与汇率选择出现了明显矛盾：从出口状况来看，由于出口结构还没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贸易条件越是恶化，反过来出口就得越多。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客观条件，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产业结构及至于贸易结构是汇率最终浮动的基础；（2）外向型战略不仅有收益，长期来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战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递减，传统贸易部门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来源，其它非贸易部门如技术、软件发展、金融与服务同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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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志刚，丁一兵，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与出口：一个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第9期
新兴市场论文第4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府行为和行***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府放任自由和***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新兴市场论文第5篇
Krugman（1998）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其核心内容是指：若一国资本完全流动，货币***策***和固定汇率制不能共存。即一国***府在制定宏观***策时，只能在***货币***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三个目标中任选其二，却无法三者并存。***1是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论三角形，三条边分别代表***货币***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每个顶点代表相交的两条边的***策目标能得到同时满足，但不可能同时满足三条边。如上方顶点表示一国同时坚持***的货币***策和固定汇率制，但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右下方顶点表示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但无法实施***货币***策，该国利率受到世界利率或其他大国的货币***策的制约；左下方顶点表示为满足***的货币***策和资本完全流动，必须以牺牲固定汇率制为代价。
二、研究设计
从宏观经济***策体系来说，货币***策、外汇***策和资本市场开放是搭建有效的开放经济的三大方面。
（一）***货币***策***货币***策表明一国***府可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现状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策，通过对利率的自由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过热时采用提高存贷款利率，当经济增速变缓时则采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保证长期内一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国货币***策。Daly（1998）发现中央银行***的国家采用提升货币***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方法来使该国保持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对外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货币***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可以稳定本币价值和国内物价，降低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及风险担保成本，从而保护和促进外部投资增加和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固定汇率制的弊端是当开放经济受到外部市场冲击时，***府无法通过汇率浮动来吸收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安辉和黄万阳（2009）运用VAR方法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ML条件成立。邹璇（2010）发现汇率刚性削弱了一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且当该国资本流动性越强时，受到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消极作用。
（三）资本完全流动资本完全流动是争议很大的宏观经济***策之一。一方面，资本完全流动使开放经济暴露在投机性热钱流动中，增加银行体系信用风险（谈世中，2002），干扰正常的资本运转，从而导致一国经济不稳定。这一点在最近20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证明。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资本流动性越强，表明一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转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对称性越低，同时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分散市场风险，并进一步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的波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体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场效率较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在货币***策方面，Ajzenman（2008）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由于货币***策维持稳定能够降低经济波动的预期，因此***货币***策与贸易收入波动性显著负相关。在外汇***策方面，郑重（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最优外汇***策的选择取决于外部冲击的类型，在世界价格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平抑投资、产出和消费的波动的效果优于浮动汇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冲击下则刚好相反。在资本市场开放***策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远远不如发达国家，因此资本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受到外部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货币***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5：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6：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积极作用。
三、模型建立
（一）变量体系1．因变量。本文研究的是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因此选择了两个因变量指标：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1）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由于对离岸服务外包的统计数据缺乏，因此本文选取新兴市场国家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②作为替代变量。（2）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Vol）。本文参考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的度量方法，用样本长度固定的滚动标准差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进行度量。滚动标准差是指在整个样本观测区间中给定一个滚动时窗长度m③，t时（其中t的变化范围为从m到T）的滚动标准差为从t－m＋1时到t时的m个样本标准差。2．自变量。本文研究的是三元悖论理论中三大宏观经济***策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及其波动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自变量：***货币***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Ajzenman（2008）对Krugman（1998）的三元悖论理论中的概念加以量化，形成可进行实证分析的变量，建立了三元悖论指数。本文对该模型进行适当调整，并用于分析：（1）***货币***策（MI）。因为某些基准国的货币***策总是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不同国家货币***策制定的过程，因此，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与基准国实际利率的相关性来度量目标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策受基准国影响的程度，再取相反数来反映货币***策的***程度。为使指标可比，将美国作为基准国，使用美国的年实际贷款利率来表示实际利率，并且使用相关系数本年与前一年、后一年（即t，t－1和t＋1）的三年移动平均数来使指标平滑。对公式作运算处理来使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策受世界利率以及他国货币***策干扰越少，即越趋于***。（2）固定汇率制（ERS）。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月度对美元汇率的标准差来表示各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汇率波动性，再取其相反数表示这些国家每年的固定汇率，并且对公式作运算处理以使得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但是，这样直接使用该公式会存在缺陷，即月度汇率的细小波动将会引起标准差的较***动，因而导致度量的指标值与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策目标相悖离。因此，在使用公式前应对月度汇率波动设置一个门槛，若某年12个月的月度汇率同上月相比波动幅度均在＋／－0．33％之内，或一年之中有10个月及以上月份的汇率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那么我们就直接将ERS的值设为1，表示该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该方法参考了Shambaugh（2004）。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汇率波动性越小，外汇***策越趋于固定汇率制。（3）资本完全流动（KAOPEN）。金融研究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国家间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是极难度量的指标。本文沿用美国学者Chinn和Ito（2008）创造的KAOPEN指数，该指数来源于IMF的每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Chinn和Ito（2008）在年报基础上设置了k1到k4四类0－1变量来分别表示多重汇率、限制现金账户交易、限制资本账户交易④和取消出口的条件等资本流动限制***策。然后将k1、k2、SHAREk3和k4进行标准化，再取主成份表示对资本完全流动的限制程度，再对其取倒数表示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这就是KAOPEN指数，其数值介于（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完全流动程度越高。其中，k1表示是否存在多重汇率的dummy，不存在为0，存在为1；k2表示是否存在现金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k3表示是否存在资本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SHAREk3表示k3当年以及之前四年的平均数。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条件，不存在为0，存在为1。F（x）表示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四个外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是各新兴市场国家以1999年为基期的每年实际GDP的对数（GDP），每年广义货币M2数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每年国内总储蓄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以及每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
（二）实证模型为了验证假设1－3，本文设定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UNCTAD数据库以及IMF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样本来自于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最高的50个国家中的14个新兴市场国家（EME）⑥。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亚洲国家6个，欧洲国家2个，非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1个，拉丁美洲国家4个，并且完全涵盖金砖五国⑦，因此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这些国家1999～2011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总体样本共计182个。
（一）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本文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两个细分样本中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以及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的平均值远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平均值，而金砖五国的实际收入额平均值更是达到总体样本的2倍多，其中，亚洲6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占14个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收入额的75．67％，贡献率远远超过其他各洲国家。另外，金砖五国的收入额也占总体样本的73．09％，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分别占总体样本的35．02％和34．23％，分列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2是比较三种类型经济体的三个自变量数值平均值直观差别的雷达***。从总体上看，三个自变量***货币***策（MI），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取值范围大体介于0．3到0．7之间。其中，三种类型经济体的***货币***策（MI）的取值非常接近，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货币市场完善程度存在共性，导致各国制定货币***策时受到世界利率和大国货币***策影响的程度大体一致。而金砖五国的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均最小，反映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而且汇率越趋向于浮动汇率。***3显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市场在1999～2011年间***货币***策（MI）的变化趋势。由***3中可见，***货币***策（MI）经历了S型的剧烈变动。自21世纪初的高位跌至2004年的最低点，表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期，由于美国正处在第三次科技***的繁荣时期，同时实行低利率的宽松货币***策，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将大规模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从而受到美国货币***策制约。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正在为美国的债务买单，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等大国货币***策的影响，因此***货币***策（ERS）在危机后逐步回升。***4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样本的固定汇率制（ER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2003年前后汇率稳定趋势稍有加强之外，新兴市场国家坚持固定汇率制的程度在十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和金砖五国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的汇率稳定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固定汇率制（ERS）均显著下降，跌至13年间的最低点，说明当一国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浮动汇率制，以此来缓冲国际危机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仍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措施，也直观表明了浮动汇率制能有效降低对外贸易及离岸服务外包产出波动的功能。***5显示了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变化趋势。该指数数值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KAOPEN指数的变化异常平稳，甚至有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1999～2011年间从未变更过对资本完全流动管制的***策。如***所示，三类新兴市场国家的KAOPEN指数均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总体样本的指数水平高于两类细分样本，而令人意外的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水平最低，表明这些国家相对于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外开放***策更加保守。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不同于一些欧洲国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不但没有限制资本流动，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逆市开放趋势。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为验证H1～3是否成立，本文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对模型（6）进行估计，对三类新兴市场样本数据作回归，回归结果呈现于表3。第（1）～（3）列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由于三个指标存在完全共线性，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模型中，因此将三大指标两两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其中调整R2均在0．535以上，表明三元悖论模型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在第（1）列和第（2）列中，***货币***策（MI）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1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尚不完善，货币***策刺激产出增长的传导性还未能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固定汇率制（ERS）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现显著负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H2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Daly（1998）将对外贸易收入额作为因变量的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离岸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延续了对外贸易总体收入额的实证分析结果。在第（2）列和第（3）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3未得到支持。第（4）～（6）列是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相异的是，在第（4）列和第（5）列中，***货币***策（MI）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H1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策运行效果较好，对经济产出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对外贸易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在第（4）列和第（6）列中，固定汇率制（ERS）基本与总体样本保持一致，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负面影响。H2得到支持。在第（5）列和第（6）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没有显著影响，H3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体制不够完善，效率较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来说比较低下，因此，资本完全流动程度高并不能给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带来显著的正面影响。第（7）～（9）列是对金砖五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货币***策（MI）的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砖五国的货币***策传导性不足。但是，固定汇率制（ERS）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浮动汇率制比固定汇率制能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波动，促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平稳增长。令人吃惊的是，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1％水平检验。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有较大风险，盲目开放资本项目流动，不但不能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反而可能加剧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性热钱流动，从而引发经济波动。为了验证H4～6，本研究继续采用PooledOLS估计了模型（8），回归结果呈现于表4。PanelA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由PanelA可见，货币******策和固定汇率制的异常波动率均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无显著影响，因此，H4和H5没有得到支持。这也许是由于货币***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货币***策***带来的稳定经济效应没能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波动性。而资本完全流动的异常波动则对因变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系数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H6得到支持。说明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而言，资本流动性越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的风险越高。PanelB和PanelC分别显示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两个面板数据结果与总体样本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完全流动性的显著性水平较总体样本有所降低，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来说，资本流动性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的影响度较低。
五、研究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兴市场论文第6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府行为和行***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府放任自由和***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新兴市场论文第7篇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率先发生产业***后的150年期间，先是法、德、美相继崛起，继而日俄等国又赶了上来。这些国家，在当时，对老牌大国英国来说，都是新兴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致力于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进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经济高速增长。仅仅用了大约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曾引起世人的称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钦羡。
当今我们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兴国家之后的又一批新兴国家。它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与过去历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这些国家数目众多，不像过去那样一定时期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而是成为一个群体。它们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出口战略”时曾提到美国将以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10个“新兴市场”为主要贸易对象，它们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尼、韩国。进如21世纪后，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就更多了。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载文说，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载文称，目前新兴市场有26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6月)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文章说，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贪困国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估计，已不是像当年克林顿那样，从美国与之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论新兴经济体数目有多少，人们都特别重视其中的几个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四个最大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专门提出，把它们一并冠以BRICs(被译成“金砖四国”)的称号。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它们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这些新兴国家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各大洲以及东欧、中亚、中东等各地区，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与过去的新兴国家只限于某一地区(西欧、北美或东亚)也不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员经济关系密切，对各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在迅速加强。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美国高盛公司早已提出，BRICs四国之间互补性强，关系密切。它们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8月)载文，援引“某经济界人士”话说：“这四国都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它们之间己形成良性循环。”他解释说：中国和印度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给俄罗斯和巴西注入了资金，其中俄罗斯是石油生产大国，而巴西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里且不说这些大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经济互补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的增强。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上述种种特点，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全球国家分类中，被视为单独一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过去把全世界国家分为三大类：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2004年开始，将全世界国家重分为两大类：先进经济体(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原因
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在快速增长。如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例如，在这20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印度约为6%。新兴国家的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更要高得多。在上述两个十年间，后者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9%和2.6%。即使增长率较低的拉美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也高于这个水平。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文章谈到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说：“在老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济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的时代。在新兴世界，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
如此之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以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或高速增长呢？
首先，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开始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之前，都已走过了一段不算太短的发展路程。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获得***时算起，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三四十年。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国，更早在19世纪初就已获得***治***。至于俄罗斯，其前身的苏联，经济有了更高度的发展。总之，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快速增长之前，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事业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为其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其次，这些国家在其不算短的发展过程中，都在寻找最适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其间，有得有失。不少国家都遭受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挫折，如中国长达十年的浩劫，拉丁美洲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债务危机，俄罗斯更是十年之久的转轨期的沉沦。这些国家都从它们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了宝贵的经验，更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顺应世界的潮流，以适当的步骤，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构建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这样做了的国家，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振兴之路。
最后，有利的世界历史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事***治集团对立斗争的局面成为历史，两个互相平行、互相隔绝的市场开始结合成统一的大市场，世界真正迈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商品、资本、服务、人员及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各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互联网在全球的日益普及为世界各国间更加紧密的交往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手段，跨国公司的新一轮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这一切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那些拥有相当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实行适当的改革开放***策的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抓住这个历史新时期的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趁势而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是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则是其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
快速发展的内涵
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是什么，是我们应予探究的。这个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
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是生产力进步推动下的自然过程。农业经济是停滞的或发展十分缓慢的，只有实行工业化，转向工业经济，才会出现快速增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跃进式发展。这就是它们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当时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发展中国家***之初，也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它们也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就先走了这一步。今天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正在走这一步。
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的内容和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也不相同，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当初英国实行工业化时，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过去有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或工业劳动力数量超过农业，这个国家就算是完成工业化了。如按这个标准，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完成工业化了；后来美、德等国进行工业化时，它们首先发展的也是轻工纺织业，但当时已是第二次科技***兴起之时，它们以更大力量发展重化工业，以及当时作为新兴产业的电机、石油和更先进的机器制造业。美、德在19世纪末完成工业化时，不仅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而且这些新兴部门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导产业。
再看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起步并加快进行时，正值战后新科技***高潮涌起之时，它们起初也曾发展纺织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时间不长，很快就转向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家用电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仪器仪表及飞机引擎等。当它们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工业***时，不仅工业生产和就业人数早已大大超过农业，而且工业中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更大大增长，成为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它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出口一般的制成品，而且，其中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愈益提高。
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基本内涵仍然是推进工业化。但此时与“四小龙”崛起的历史时期又大不相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掀起高潮，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发达国家中，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了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变成知识经济，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在这一新时期，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能沿着老工业国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而必须在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信息化。信息经济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有更大发展。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而且，这些服务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商业、运输业等服务业，而是采用信息技术的、高效的、多样化的服务业。新兴市场国同样也必须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总之，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这种工业化与传统的工业化不同，它是一种跨越式工业化。其实，过去经历过的工业化，也都有某种跨越性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点，后来的工业化水平才更高，发展势头也更强劲，速度也更快。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其跨越度更大。进行这种新型工业化，一方面，其难度会更大，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根据过去的经验看，这些国家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速度会更快，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至于这种新型工业化的进度应以怎样的指标来衡量，怎样才算完成，何时才能完成，这是需要多方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目前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新型国家的GDP总量何时才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这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的特点和进程，虽有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持续发展问题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四大新兴国家(BRICs)时曾提到，如果这四国经济发展顺利，那么，在2025年之前，其CDP将超过六个主要发达国家(即G-7除去加拿大)的1/2。40年内，则将超过这六大国。该公司的经济学家曾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将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即“金砖四国”加上。墨西哥。如果按美元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大于G-7(英国《经济专家》周刊，200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后五年，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6.8%，而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7%，照此下去，在20年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占全球产业的2/3。这些预测都设有前提条件：“如果这四国发展顺利”，“如果中国***府继续支持增长的***策”，“如果照此下去”等等。
在谈到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时，有些评论都提到当前正值世界经济的新一个增长周期，而没有对它们更长远前景的展望。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能不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直到基本完成工业化，或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发达国家呢？它们目前的快速增长是周期性的高增长，还是超越生产周期的一种长期趋势呢？
应该承认，2003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渡过又一次衰退后，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就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也有了起色。根据历史经验，这一增长周期仍将持续几年。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利。新兴国家增长率的提高，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年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对进口石油的国家不利，但对石油出口国家，如俄罗斯以及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的石油出口国来说，则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对于新兴国家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周期波动，或是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个别因素，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更不会中断这种趋势。这是由于，从历史经验上得知，当一个国家已走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轨道，它都会持续进行下去，以至最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产业***为起点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实行出口战略的韩国等，都经历过超越经济周期的较长快速增长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而是其周期波动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脚步。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将是这样。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也有所论及，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9月)载文，把当今新兴经济体加速增长带动世界人均GDP大幅提高的状况与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和1870—1913年的工业***时期相比，认为21世纪头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文章说：“只要新兴经济体迈向自由开放的市场，保持健全的财***和货币***策以及发展更好的教育体系，它们的长期前景被看好。”美国耶鲁大学数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腾撰文说：“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后发达国家免不了要发生经济衰退，这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不大可能单独爆发大范围的危机。”(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前所述，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充满活力，是由它们进行改革开放推进和激发的。但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必须进一步深入进行改革，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如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教育和医疗落后，和贪腐现象相当普遍，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妨碍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已引起重视，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有可能逐步减轻和解决。
理论上的简要说明
为了对当前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有深入的理解，应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所得产品的价值，除用来支付工资和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固定资产之外，没有更多地投入下轮生产，那么其规模就不会扩大，这是简单再生产。反之，如果能有更多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并转化为资本投入下一轮生产，生产规模就会扩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只有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才能加速增长，而为此，资本积累规模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就要求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管理，加强劳动强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加速进行之时，也正是其资本积累加速扩大之日。众所周知，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仍继续从加紧占领和掠夺殖民地中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源泉。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加速发展，也必定是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实行过资本原始积累，更没有占领和掠夺过殖民地，相反，它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殖民***策的受害者。***时，这些国家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它们通过外国资本国有化和掌握了一定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之前，也从本国工农业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中进行了一定资本积累，它们又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举借外债，吸引外资，获得了一些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后，其内部资本积累规模和外部来源更不断扩大。
马克思主义另一条基本原理，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社会生产就会受到阻碍和发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正是生产力空前迅速进步，出现科技***的时期。当时这些国家为适应这种形势也都曾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一定调整。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更是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包括国内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定变革，通过这种变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生产方式和旧观念，为生产力大发展开阔广阔的天地。
关于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也可资参考。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W.W.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若干成长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罗斯托的理论史观是立足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分析，认为人类的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但他从经济历史发展经验的概括中提出的“起飞”概念，却已为人们普遍采用。如果依他所说对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当可认定新兴市场国家已走过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正处于起飞阶段或甚至正向成熟阶段迈进。依他所说，“起飞阶段”是克服了妨碍经济不断成长的旧的障碍和阻力的时期，这一阶段，有效投资可能大致从占国民投入的5%增加到10%或以上，新工业迅速发展，新的企业家阶级日益扩大，工农业都推广了新技术。而“向成熟推进阶段”，则是虽有波动，但仍在持续前进的很长时期。现代技术已可推广到其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国民收入约有10%—20%经常用于投资。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由于采用了较精深和较复杂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已能生产它要生产的任何东西。当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全力促进经济发展，他认为有些国家都在先后“起飞”，他并没有料到以后许多国家会遭遇到种种挫折。
此外，还可以提到康德托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50年左右的长周期，每一周期由大约25年的上升期和同样长的下降期组成。这一理论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后，直至今日，仍争论不休。即使赞同者中，对如何产生长波的原因，也其说不一。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科技发明和创新是长周期背后的动力。每一次长波的上升时期，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大量涌现，并得到应用，世界市场迅速扩大。这时，通常总会有一些后进国家趁势而起，加入这一上升的浪潮，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致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推动力。按照这一理论，目前应是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时期。而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正是这一次经济长波上升期的最重要的表征。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等东亚“四小龙”基本完成工业化时，韩国经济学家金永镐曾发表文章(日本《经济评论》杂志，1987年)，把经济长波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自从18世纪末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长波，也相应地经过了“四代”工业化。首先是第一次长波(1790年到1844—1851年)期间，英国完成的第一代工业化；其后是第二个长波期间(1844--1851年至1890—1896年)，由法、德、美等国完成的第二代工业化；继之是第三次长波(1890—1896年至1948年)期间，由意大利、日本、俄国等进行的第三代工业化；其后是在20世纪下半期第四次长波期间，由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完成的第四代工业化。他具体对比了历次长波的时代特点和相应各次工业化的特征。照此推演下来，当前的工业化就应是第五个长波期间由新兴国家进行的第五代工业化。如前所述，这次工业化浪潮规模之宏伟，参与国家之众多，对世界的影响之深远，都是过去历次工业化所不能比拟的。
新兴市场国家在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过长短不等的一段路程，时至今日，它们在经济水平、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各方面，大体上是处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位置。在这一位置上，它们与发达国家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都愈益增强，从而与这些不同类别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都在迅速加强。前边援引的耶鲁大学加腾教授所说的：“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把“中心”理解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国际剥削中心，则这一论断是不错的。
具体地说，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归纳如下：(1)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美国和日本，90年代主要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也已明显减弱，而新兴市场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所起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显著加强。
(2)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迅速提高，在过去十年中，已从约27%增长到33%以上，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价廉物美的各种制成品，又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从这种商品贸易中，双方都获益匪浅。特别是对最大的消费国美国来说，廉价商品的进口，不仅满足了其消费需求，且对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至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近年来经济的复苏，也是与它同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进出口贸易是分不开的。新兴国家生产的快速增长，对能源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需求愈益增加，这必然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大国，正在一方面采取措施，开发国内资源，另一方面，与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其他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中的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加强合作，这种合作，对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3)新兴国家是全球资本的重要流人对象。据加腾教授的分析，自1997年以来至今的十年间，流人这些国家资本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与90年代不同，这一次不是股票债券投机，而是国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近年来，这些国家净外来投资增加了92%，股票债券的净投资额略有下降。目前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大跨国公司纷纷计划今后大幅增加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直接投资。西方大企业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国家已成为一种常规现象。
(4)新兴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加腾把这些国家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增多看作是一个“关键变化”。他说，直至20世纪末，这类公司还是凤毛麟角，如今，主要国家的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1000多家新兴的热门企业。它们能获取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同时也以低成本为当地提品和服务，有些则带动当地的革新。许多公司将与西方企业建立联系，创建浑然一体的全球性企业。作为一种新类别的企业，它们将拉近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关系(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此看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它们对外经济关系的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积极因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从中受益。但美国有些人却把它面临的问题归咎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归咎于中国，如他们认为，中国把大量低廉产品销往美国，导致了某些行业工人就业的减少。其实，这些年来，美国总体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如果不同产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减不一，这主要是美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美国又有些人把美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不断扩大，也归咎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其实，美国经常项目不断创造新记录，主要在于美国这个一向保持高额消费和过度消费的国家，进口经常大于出口，这个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主要是由来自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予以弥补，只要美国的过度消费不改变，其经常项目的逆差和对外债务的扩大的趋势也难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