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资本家篇1
3年以前，“知本家”在中国是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有了这个说法，“老九们”（恕我沿用中的说法）腰板似乎伸直了许多，言谈举止也神气了不少。那时，与知识相关的纳斯达克股市牛气冲天。纳指的牛气，也助长了“知本家”的牛气。可是，好景不长，知识经济泡沫破灭，纳指大幅下跌，企业大幅裁员。首先下岗的正是“知本家”。在美国一些IT业大公司，“知本家”成万成万地被解雇。在中国，有名的“知本家”之一的王志东也被“资本家”炒了鱿鱼。
从此以后，在媒体上，“知本家”这个词儿也销声匿迹，原来鼓吹“知本家”的作者们，也挂笔而去。
其实，他们不应当挂笔。从“资本家”解雇“知本家”这一现象中，有更多的话要说。其中，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个古老的话题。
社会上有三种资源：***治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资源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们为“知本家”未尝不可。但是，“知本家”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一群人。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和另外两种资源主体的关系，即和***治家、“资本家”的关系。
数千年来，中国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类人等一样，只能是王权的奴隶。不过，为了注释王权的合法性和提高王权的号召力，知识分子常以卫“道”和护“圣”的角色为王权所用。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千多年。
在现代社会，有两件事情使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折：一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有了发表知识产品的自由，不必专事权力合法化的诠释工作和推行权力意志的动员工作；二是知识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知识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一件事使得知识分子不再是行***权力的奴隶，他们有条件保持***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这一点在这篇小文中略而不谈，只说第二件事。
由于知识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知识分子就有了坚实的立足之地，他们不再是“无恒产”的人，不再是“梁上君子”、“皮上之毛”。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的载体，他们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
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使知识分子超越***治资源主体和经济资源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知识虽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知识分子还是很难摆脱资本控制。其原因是,第一,现代科学研究，离不开昂贵仪器装备。没有资本创造科研条件，科学研究就难以进行。有了研究成果以后，没有资本投入,也不能产业化；第二，知识分子个人的技术成果一般是专业的单项技术,只有多种单项技术组合起来才能物化为产品，而多种技术成果的组合需要资本作为纽带；第三，新技术成果要变成财富，还有一个市场化过程，而市场化优势在“资本家”，而不是“知本家”。
在***治全能的社会，知识分子为***治家“打工”。在资本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为“资本家”打工，在这一点上，和其它产业工人没有多大区别。知识经济的泡沫破灭以后，在世界各地，“资本家”无情地解雇大批“知本家”。“知本家”在“资本家”面前只能听任其摆布，连讨价还价的地位也没有。
资本家篇2
经营品牌是一毛钱一毛钱地挣，资本运营是一块钱一块钱地挣”。
而资本运作是把双刃剑，固然有不少人因资本运作而财富迅速膨胀，
但也不乏虚来虚往、不创造财富只运作财富、最后玩火烧身者，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德隆系的唐万新兄弟。
如何通过资本运作反哺实业，最终实现财富的稳步增值，值得企业家三思。
为此，我们从多年来在“新财富500富人榜”上名列前茅的不同行业企业家中，
评选出了十位资本运作高手，以研判他们同时玩转实业与资本的秘技。
刘永好
刘氏兄弟中，刘永好对资本运作最为热衷。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养殖专业户，成长为90年代早期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企业家，再到90年代后期以来成为实现跨产业发展、产融结合的资本家，刘永好的创富历程经历了三个清晰阶段，而无论早期在饲料行业通过并购国企壮大，还是后期打通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的金融产业链，无不体现了刘氏精湛的资本运作功夫。目前，刘永好领导的“新希望系”涉足农牧、金融、化工及房地产等四大业务板块，控制着新希望（000876）、民生银行（600016）及*ST宝硕（600155）三家上市公司，持有深圳燃气（601139）、科伦药业（002422）等多家公司的股权。不过，与其他同时代的资本玩家不同的是，刘永好的资本运作行为几乎完全不涉及二级市场，并且非常重视实业的经营，这或许是这位“装扮成农民的资本大鳄”在资本市场长存不衰的真实原因。
郭广昌
“复星的第一个100万是靠咨询赚到的，靠知识赚钱；第一个1000万是房地产营销做到的；第一个亿是靠生物制药赚来的；而第一个10亿是通过资本与产业相结合达到的，复星发展的轨迹实际上非常清楚，复星怎么会是神话呢？”复星系掌门人郭广昌曾如此回应外界把复星的高速发展比喻成神话。事实也是如此，正是资本与产业的结合，才将复星集团送上了国内最大综合类民营企业的高度，郭广昌目前持有复星集团58%的股份。
出身贫寒的郭广昌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和四个同学用借来的3.8万元创业，靠一种乙肝诊断试剂获得第一桶金，之后在多个产业频繁出击，如今复星系已经涉及生物制药、钢铁、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直接、间接控股和参股的公司逾100家，旗下上市公司包括A股的南钢股份（600282）、复星医药（600196）、豫园商城（600655）等，H股的复星国际（00656.HK）和招金矿业(01818.HK）等公司，并持有《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的股份。对其备受质疑的多元化投资模式，郭广昌认为，复星集团走的是巴菲特路线。
对于资本运作，郭广昌有独特的理解：“如果离开了复星含辛茹苦地培养这些产业，含辛茹苦地去创造利润，含辛茹苦地一步步提升我们的管理，资本市场会认可你吗？不可能的。”
卢志强
卢志强素有“资本猎手”之称，其在企业经营、资本运作、社会责任等方面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手法和个性，让人刮目相看。同时，他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比如有人质疑他利用光彩事业这面公益大旗谋取私利。他虽不擅言辞，但其领导下的泛海系是中国资本市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目前，泛海系控股及参股公司的业务涵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诸多领域，并拥有泛海建设、民生投资、民生银行等多家上市公司。受制于国内相关***策法规，即便是国有大型金融企业，获取金融牌照、谋求金融控股也属不易，而打上民营企业烙印的泛海系，却能广泛涉足银行、证券、保险、典当、担保、投资等领域。从初期获取金融牌照、构建金融控股集团，到后期打造金融资本运作平台，卢志强的能力让业界侧目。2009年9月，泛海系豪掷27.55亿元成为联想控股的“三当家”轰动一时，2010年5月，“泛海系”又接手《经济观察报》经营权，介入传媒业。看来，卢志强的资本步伐远未到停驻之时。
沈国***
过去十年，是沈国***和他的银泰系在中国资本市场叱诧风云的十年。早在2000年，中国处于消费升级的前夜，各地的百货商场一片凋敝时，银泰系已开始布子百货业，收购许多拥有绝佳地段和商业资源的百货业上市公司，足见沈氏眼光之长远。收购完成后，沈国***将百货资产打包去香港上市，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增值，不过直到今天，银泰系对鄂武商的并购仍未尘埃落定，双方的对峙仍在延续。
对百货业的并购只是银泰系资本蓝***的冰山一角，银泰在沈国***带领的10年时间里，获得极大发展，目前其拥有包括银泰百货（01833.HK）、京投银泰（600683）、科学城（000975）三家上市公司和40余家全资或控股公司，涉及房地产、百货、资源开发三大主业。集团的总资产达500多亿元，员工6万人，跃入中国领先民企行列。
许荣茂
许荣茂早年在香港股市掘到第一桶金后，转而从事房地产行业。2000年，他在北京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之际，全线转战上海楼市，世茂系得以迅速做大。
许荣茂表面上虽为知名地产商，但证券经纪人出身的他，本质上是一个资本运作高手，非常注重实业与资本市场对接。2000年8月，世茂系受让上海黄浦区国资办持有的6250万股国家股，入主恒源祥，同时利用A股上市公司培育项目，再将优质项目转移到海外私人公司，集体打包到海外上市，在海外上市公司成长乏力之际，又利用A股市场的高估值，将低回报率的商业资产剥离给A股上市公司，从而保持海外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性和融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许荣茂的私人公司完成了财富的最大化增值与套现，凭借与时俱进的资本运作功力，许荣茂家族多年来始终位居各大富豪榜前列，堪称富豪榜上的常青藤。
黄茂如
茂业系掌门人黄茂如是中国最早提出“商业＋地产”发展模式的开发商，也是最早从商业地产开发向商业地产经营转型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其旗下茂业国际（00848.HK）也是国内拥有并经营商业物业最多的公司之一。
作为深圳地区崛起的“隐形大鳄”，黄茂如近年来财富高速增长，并且在资本市场上动作频频。他先是通过收购A股上市公司成商集团并对其复制“商业＋地产”商业模式，将百货业资产打包海外上市，获得巨大的资本增值，此次打包百货资产海外上市的运作也被业内人士奉为经典。初尝甜头之后，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茂业系又连续举牌深国商（000056）、渤海物流（000889）、商业城（600306）三家商业类上市公司，黄茂如一时被称为“并购狂人”。
鲁冠球
66岁的鲁冠球，商业智慧可谓与时俱进。由早年的乡镇企业家到资本市场的弄潮儿，鲁冠球在中国资本市场悄然构筑了一个万向系，资本轨迹横跨内地、香港和美国证券市场。
早在1993年11月，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000559）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目前，万向系共有万向钱潮、万向德农（600371）、承德露露（000848）、顺发恒业（000631）、琥珀能源（00090.HK）等5家完全控股的上市公司，同时还参股中色股份（000758）、航民股份（600987）、北纬通信（002148）等多家上市公司。对于资本市场，鲁冠球有个形象的比喻：“好的东西要吃，但刚开始的时候最好少吃一点，要不然就可能不消化。资本运作就像喝酒，适量地喝肯定有益健康，但超过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就会喝醉，就要出事。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度的问题。”
史玉柱
史玉柱是名副其实的商界传奇人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资产就超过2亿元。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史玉柱行事开始缺乏理性，80层巨人大厦上马时，他一开始曾固执地不用银行贷款，主要以集资和卖楼花的方式筹资，后因不顾实际地一再加高楼层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改变，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烂尾，史玉柱成为“中国首负”，把一个财富神话从天堂打入了地狱。
重出江湖打造脑白金成功后，史玉柱一跃成为资本运作高手，通过将脑白金的品牌、生产基地、销售网络转让给上市公司，使旗下保健品产业与资本市场紧密对接；而旗下巨人网络的美国上市以及投资民生银行（600016）、华夏银行（600015）等全国性商业银行，都使其个人财富快速蹿升，可以说，资本市场是史玉柱东山再起的福地。当下，史玉柱斥资超过40亿元通过二级市场不断增持民生银行股票，他这次资本豪赌还能继续谱写传奇吗？
祝义才
做肉食品生意的祝义材是个低调的商人，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肉食品生意上，其实无论是早年的并购国企，还是到香港资本市场的驭壳，以及举牌南京中商，无不展现了祝氏游刃有余的资本运作才能。目前，祝义材的雨润系还涉足地产、商贸，在不同行业和板块之间纵横捭阖，雨润帝国已经形成了以肉食品为主，商贸、房地产、旅游和物流为辅的产业架构。2010年，集团员工总数近10万人，实现销售总额647亿元，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135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7位、中国肉食品加工业第1位。
资本家篇3
关键词：工资；本质；地位；关系
中***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67-02
一、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这样，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制度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1]
《1848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永远处于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工人没有获得任何财富的权利。工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资本家提供的与本身劳动创造出的价值不符的工资。
工人的劳动不是商品，所以资本家不会以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付给工人。“在资本家同工人的买卖关系中，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2]所以工人不能主动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而是只领取资本家所制定出的社会工资。劳动不仅包括生产价值，还包括工人通过使用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只需支付工人的生产价值，就可以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收益。
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然而资本家却并不承认对工人的剥削，所以用工资形式来掩盖这种本质。表面是付给了工人与劳动价值相符的工资，工人劳动一天，就有一天的工资，但是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另一部分价值就被资本家所占有并且掩盖了。“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3]这样工人看起来是获取的与自己劳动相符的生活资料，实际上工资的本质还是工人出卖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
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劳动力的交换和一般商品的交换一样，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出卖劳动力。劳动是工人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形式为以最少的货币换取更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把低价购买劳动作为利润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工资的本质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资本家只需出一小部分的钱就能获得工人的劳动力和其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从而达到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只有辛苦地工作，每天重复劳动来获得微薄的生活资料。工人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会失去生存的能力，而资本家却不用担心失去工人会不能生存，因为工人的数量远远多过于资本家的数量，所以工人不仅要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要参与和其他工人激烈的竞争。从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中，我们可以得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规律，所以当工人的数量多过资本家所需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就会有所下降，而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却不会变，也就是说，资本家就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收益。
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
“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1]587这段话告诉我们因为无论是当社会财富处于衰落还是幸福的状态下，工人都是最受压迫的。
当社会的发展处于低潮、经济萧条的时候，由于生产资料变得紧缺，资本家也就不需要更多的工人来为其工作，所以这就导致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资本家会将给工人的一小部分的报酬降低到最少。而工人在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的时候，可以说是无法生产的，因为他们除了能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已经是一无所有的。
当社会的发展逐渐变好，人们生活质量开始上升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苦难依旧没有除去。因为资本家为了能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通常都会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完全不去考虑工人能承受多长时间和多少强度的劳动。具体到每一个人，资本家是从他的劳动能不能创造以及创造多少剩余价值出发，从而来决定他的工资是多少。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行的原则就是谁带来的利润多，他的工资就高，却不会考虑工人是否会因过度劳动而造成身体上的更大破坏。所以工人阶级不管在社会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深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工人可以说是在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却不能更多地享受到由于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因此，当市场价格倾向于自然价格时，工人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是绝对的。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1]8
通过上面这段话，我们能看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资本家的地位都是在工人阶级之上的。资本家总是能束缚和要求工人的活动，使得工人像失去自由一样地为其工作。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因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本，所以他有权利对自己的所有财产进行分配。资本家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他们都想用最小的投资来换取更大的收益。
然而工人是因为一无所有并且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所以不得不到资本家那去工作。所以工人如果没有资本家，不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就无法生存，但是资本家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工人，依然能依靠机器和其他愿意为其工作的工人来维持生产活动。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一直处于有多种选择权利和分配权利的地位，而工人就只有被选择、被压迫和被淘汰的命运。
三、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 ，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拥有的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无利可得。”[1]8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按照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与价值相一致是非常偶然的，所以总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因此出现相对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失业大***。资本家总是凭借经济地位的优势，利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竭力把工资压低到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理因素的范围内。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给工人发放工资时，为了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会采用某种反映激励机制要求的工资形式。例如，鼓励工人延长劳动的计时工资，鼓励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的计件工资，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的岗位津贴，等。乍一看，好像是资本家在为工人考虑，照顾工人，提高工人工资，但是资本家给工人增长工资的前提一定是工人能为其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一样要从工人通过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资本家给工人涨工资的本质还是为了能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却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身体上的劳动。工人不是机器，所以总会出现劳动过度而引起的各种疾病，资本家却从来不会为此担心，因为资本家失去一个或几个工人比工人不能以出卖劳动力的方式从资本家那里获取工资更为自由。
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永远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是资本家无法掩盖的事实。虽然资本家有付给工人工资，但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远远少于工人为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赢利的。所以这就会导致资本家会越来越富有，而工人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外，还是一无所有。
综上所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工资的本质就是被榨取了剩余价值后的劳动力价格，工人的劳动不仅能创造出生产价值，还能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取得的工资却只能用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工人除了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就是一无所有。
所以，工人一直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而资本家不仅能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还有固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地租等，资本家能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来获得最大收益。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经济情况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都不会改变。工人永远是在遭受深重的苦难。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造成的。所以在不改变、不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也一直会是被压迫和压迫的关系。工人的工资永远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满足自己的各项生活需求，因为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自由的。在经济飞速发展和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的今天，工人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处于不重要甚至是可以被机器代替的位置了，所以工人能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少，工资就会更少。
所以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彻底***，才能通过劳动换取与其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相应的报酬。这是一个在人类社会中必然的趋势，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8年经济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资本家篇4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经济手段；发展模式；私人资本；新兴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剩余价值
中***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27-04
“国家资本主义”本不是一个新词，早在19世纪末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国家的***府逐步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就有学者把上述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现象做过认真分析和评价。他们所使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其涵义是清楚的、明确的。但是近年来，西方一些右翼学者和***客给中国、俄罗斯等经济增长较为迅速的新兴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攻击这些国家扶持国有经济发展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做法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造成了威胁。他们宣称“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市场的效率大规模降低了，并使民粹主义***治进入了经济决策中。”[1]一时间，“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国际***经界的热点话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西方少数人的上述做法，无非是通过诋毁中国等新兴国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制造障碍，以达到遏制这些国家发展、维持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霸权地位的目的。在国际***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其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他们故意误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颇有几分学术味道的标签却迷惑了不少人，也造成了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澄清其准确内涵。
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成分，而不是一种发展模式
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它们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列宁给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分别下过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2]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3]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归纳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共同点，即由国家***权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由此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社会经济中众多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国有企业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众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私人企业，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我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及为数众多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列宁在1921年就曾经指出，苏俄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4]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以下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显然，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或一种经济成分，与其他经济成分相并列。而且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它都不曾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等以国家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国有企业就在小范围存在。马克思在1857年1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表明，当时就有国家资本主义现象存在。马克思写道：“法国的资本……在商业本身中照旧是胆怯、吝啬和谨慎的。投机狂（它反过来的确又成为稳固的商业和工业的前提）其实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作为真正的企业主的那些部门。象法国***府这样的大资本家，即使成为自在的破产者（用一个黑格尔可能用的说法），它还是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多维持些日子，这是十分明显的。”[6]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批判过把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写道：“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7]在1891年3月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对资本主义的国有化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由国家或者地方机关为剩余工人提供工作以及食品贸易的国有化，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应提得比您信中所提的更广泛一些。这里不仅应包括本国食品的贸易，而且应包括其生产。不然，您如何给剩余工人提供工作呢？要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剩余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可是，这里我们就涉及到剥夺土地私有者的问题了，这已大大超过现代的德意志国家或奥地利国家所能实行的限度。……只要***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8]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国有企业等国家资本只不过是一种改变了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从属部分，资本主义绝不会容忍国家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恩格斯的这一判断得到了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行，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力量大大加强。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指国有企业，而是另有所指。列宁曾经把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租让制，即国家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出租给资本家，后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第二种是合作社，即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第三种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9]第四种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10]按照《中国人民***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按照上述标准，当前中国经济成分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一些为国家或国有企业加工、代工的民营企业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一些学者和***客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基金看作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曲解，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掌握的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现阶段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经过改制，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它的资本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公有性质；它的主要管理人员由***府任命；它的全部利润首先归国家所有，然后根据需要在国家、企业和相关人员之间分配；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服从国家总体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它还要承担大量其他经济成分可以不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公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
西方一些学者和***客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立、相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就有学者批驳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加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反复引发经济危机。为了缓和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越来越深地介入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摆脱殖民统治，取得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取得经济上的***，纷纷利用国家***权的力量来建立和扶持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改造传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充分发挥国家***权的力量，不仅建立了直接由国家控制和经营的国有经济，而且国家对其他经济成分的监督和控制也大大提高。于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一种新型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出现了，并冠名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他们不加区别地把这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统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左翼学者Alex Dupuy和Barry Truchil早在1979年就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11]他们指出，区分不同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根本依据，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在私人资本所有制基础上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既描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又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含糊不清的。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的介入和干预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私人资本并没有从属于国家，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运行也并没有置于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固有要素，只不过比以前发挥了更大作用。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中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内容，因而是难以成立的。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更是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在计划经济部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具有商品的属性；其次，不能把***府经济管理部门与资本家阶级在功能和作用上划等号，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府经济管理部门既不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也不能购买劳动力；第三，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围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还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但它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受到国家***策的监督和限制。
今天的社会主义虽然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当前宣扬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者和***客把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捏在一起，强行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混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在理论和逻辑上是混乱的。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手段，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发挥不同的作用
如前所述，列宁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区分不仅仅是为了标示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背景，更主要地是为了突出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仅其内容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其作用也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劳资矛盾的加剧、公共产品的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私人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整体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客观上要求国家作为资本家总体的代表，利用***权的力量，协调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维护资本的总体利益。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为资本的总体利益服务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忘记了自己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甚至鼓励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出于两个目的：第一，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在夺取***权初期，都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利用***权的力量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小私有者的改造，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此列宁特别赞赏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甚至说，把德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权用无产阶级国家来替代，就可以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苏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式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12]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将私人资本逐步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将其改造成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二，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以促进经济的发展。1921年以后，列宁逐步认识到，在苏俄这样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完全取消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保留资本主义，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但是必须把它置于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国家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本、厂房设备、土地和其他资源，与私人资本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灵活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其社会制度中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维护作为社会统治精英的资本家集团的总体利益，而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西方一些学者和***客故意混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指责中国等新兴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维护少数统治精英的利益，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三、西方学者和***客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抹黑中国等新兴国家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标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封面文章，指责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正在推行一种新的混合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贸易公平，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该文章的观点得到了《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著名媒体和一些学者、***客的呼应，一时间造成巨大影响。近年来对新兴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董事长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他于2010年出版了《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宣称一种新的制度——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崛起，对自由市场制度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该书中，他把“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国家主要为了获取***治收益而控制市场的制度”[13]，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目标不是经济上的（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治上的（国家权力和领导集团生存机会最大化）。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制度有两个本质区别：第一，自由市场制度把***府介入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手段，目的是把经济从衰退中挽救出来，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把***府干预和控制经济作为长期的***策选择，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第二，自由市场制度把市场看作为个体创造机会的引擎，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把市场看作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工具，至少是服务少数统治精英的工具，它通过市场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扩展其自身的***治和经济影响力。布雷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的主要工具有以下四类：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财富基金。通过这些工具，新兴国家的***府不仅控制了本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造成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新兴国家市场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进入新兴市场。由于这些国家开放哪些市场以及开放程度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造成西方公司对这些国家的依赖。为了在新兴市场做生意，西方公司和***府不得不屈从这些国家***府的意志。一旦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发生***治冲突或商业冲突，西方公司就面临危险。第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府的力量，扶持本国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与西方国家的公司展开竞争，或进行跨国兼并，利用投资基金进行跨国投资或收购。为了抢占市场、获取西方公司的技术，或达到其他目的，这些企业往往不计成本，这不仅扭曲了市场机制，而且威胁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安全。第三，由于新兴国家的***府多为独裁统治，它们不会面临反对***、法院或***媒体的约束，因而更倾向于采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策来保护本国经济，保护主义削弱了自由市场制度创造机会和经济繁荣的能力，对全球经济造成危害。
布雷默等人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武断地把国有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划等号。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不再赘述。他指责中国等国家控制国有企业和财富基金等国有资本是为了获取***治收益，即为了维持***治精英的***治权力，这是不顾事实的臆断和中伤。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好，财富基金也好，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其基本目标也是收益最大化。它们都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而且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严格的考核制度。国有企业经过多轮以***企分开为目标的改革，现在已经成为相对***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府部门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所谓国家通过国有资本获取***治收益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况且对中国***而言，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它是唯一的执******，没有其他***治集团可以合法地挑战它的执***地位，它根本不需要通过国有资本获取什么***治收益。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多***轮流执***的资本主义国家，执******需要通过干预和调节经济，以经济绩效来换取***治收益，即连续执***的机会。西方经济学的***治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充分揭露了这一事实。
西方媒体和学者指责中国等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贸易公平，更是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长久以来，世界贸易体系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输出的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则是资源型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垄断地位，以超高价格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品和服务，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通过不平等、不对称的贸易结构，全球的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贸易体系毫无公正可言，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进出口总额最大的国家，实际上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体系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产品以价格低廉闻名全球，这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以廉价的服装、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利益受损的是中国。西方国家在享受中国廉价产品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破坏了贸易公平，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至于说中国***府扶持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这也无可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晚，实力较弱，靠自身根本无法与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展开平等竞争。更何况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同样借助***府的力量来开拓市场。西方媒体为此而指责中国等新兴国家是毫无道理的。说到底，西方一些学者和***客给中国等新兴国家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因为新兴国家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动摇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他们妄***通过各种手段为新兴国家设置障碍，阻止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长久地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终究是会被的，这一世界大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西方少数人的魍魉之计注定是徒劳的。
参考文献：
[1]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J].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5）：11-17.
[2][3][4][9][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0、670、490、508、508.
[5]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1319-132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3-16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
[11]Dupuy，A. and Truchil，B.，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J].Theory and Society，1979，（1）：1-38.
资本家篇5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危机和资本全球化使现代国家的命运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国家***策失败而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社团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国家进行批判时，一方面，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出发批判了现代国家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延续了葛兰西的思想，主张以掌握领导权的斗争替代打碎国家机器的暴力***。随着福利国家***策的失效，现代国家问题开始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的焦点。针对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围绕着行动、代表和客观结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方***上出现了许多分歧。在分歧和争论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讨论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还原论观点，深入到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化、人的再生产、权力的话语构造这些更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去，拓展了国家理论的视野。本文对过去3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它的未来走向。
一、主体实践与结构之争、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新的发展起点有两个，即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争论、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波朗查斯与米利班德之间的论战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身的辩护和发展有关，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理论的方***问题、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国家自主性问题。
波朗查斯指责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仅仅把国家问题建立在主体实践和主观意识上，认为他的认识论前提中没有结构、整体和具体性分析，而是过于注重阶级划分这样的经验问题，完全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相互关联的重要性。波朗查斯强调应该基于充分的基本社会结构理论进行具体研究，“任何对具体进行科学分析的前提是弄清它自己处理具体的认识论原则，”[1]这种原则是充分处理具体的研究资料和对象必须首先具备的。米利班德的反驳是强调以经验观察为依据具有重要性，波朗查斯只阅读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治方面的作品，把马克思的原文当成信息来源，实质上只是不能处理现实经验的抽象结构决定论。
关于国家的本质，米利班德反对多元主义主张的国家中立性，目的是要证明资本阶层化不能排除它们的阶级一致性和两大阶级分化，那些操纵国家系统的各个部门指挥岗位上的人，由于社会来源、地位、环境、意识形态倾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联系，保持了与统治阶级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没有根本变化。波朗查斯强调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国家的阶级性质在于总体上维护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国家机构的成员按照特殊的结构内部统一发挥作用，他们的阶级来源、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并不是主要的，国家与阶级利益总体上一致完全在于客观的结构关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米利班德认为，只强调“客观关系”决定国家行为，即体系的结构约束是绝对强迫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结构会操纵那些把国家当作纯粹功能和***策执行者的那些人，这完全是要用客观结构和客观关系取代统治阶级这个概念，无视作为体系主要因素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现实关系。他强调，与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反，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保卫者和保护人，在于这些经济利益支配着他们，国家的真实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它们连续性的条件，而不是阻碍它们。
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两人总体上都不否认国家相对自主性。但是波朗查斯强调，如果把国家权力看成是某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实际上会否认了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使国家彻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国家权力实质上不存在于结构的各个层次中，而是这些层次整体上结合的结果。米利班德则认为，相对自主只意味着国家机构、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之间的不完全一致，作为统治权力的国家权力建立在阶级一致的基础上，它不是结构总体及其关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在***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合的结果。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一争论中看到他们俩人都潜在承认了一个共同前提：国家能够符合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国家***策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实际上这一争论中的分歧预示了后来国家批判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基本分歧，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工具主义出发还是从超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按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把国家批判理论的各个流派分为两类，具有经济决定论特征的是新工具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新李嘉***主义、资本逻辑学派；而具有相反倾向的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新葛兰西主义、综合理论。
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福利国家***策的目的是要探讨工人阶级支持改良***策和放弃斗争的现实问题，以解决左翼******和团体在福利国家***策面前遭遇到的严重困难。显然，仅仅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并不能有力地说明现实问题。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试***比阶级斗争理论对国家和经济的分析更进一步，主张从资本理论出发批判“福利国家的幻觉和限度”，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实质和***治改良的局限性，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觉醒。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uss）强调，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看到国家与生产之间的根本联系，因此没有理解资本积累规律强加于国家行动的限度，而是错误地以为国家***于生产过程和生产规律，可以干预危机，***于生产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并且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他们两人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有着根本的联系，国家并不***自主，国家必须在分配之前保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活动不是以限制市场和分配为目标的次要活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特征并且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2]。
70年代西德的福利***策失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为了反对迷信福利国家，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到资本与国家的深层关系之中探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他们试***说明国家与资本整体利益内在一致性。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对危机的控制根本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并不是超经济的。这些西德学者受到了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3]的影响，因为他首先试***把商品循环过程与资产阶级法律、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要从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中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4]阿尔维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特殊资本的活动不能使总资本的利益得到保证，总资本必需借助超出个别资本束缚的特殊制度，找到自身行动的代表。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指出，所有阶级社会都需要力量关系和***治统治能力来保证阶级之间的剥削，国家如果要实现保证资本长远利益的经济功能，就必须抵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国家批判理论拓展到更深的社会层面上去做了准备。
二、从新工具论到资本逻辑学派
现代工具论认为传统的工具论对国家的界定只适合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5]他们转而借用了考茨基的观点即资本家阶级统治但是不自己进行管理，而是满足于支配连续的***府，目的是说明在现今时期，资产阶级是通过绝对优势才决定国家***策和行动的，而社会民主***可以通过选举进入***府、议会（欧洲共产主义也曾经这样主张）或者进行广泛的联合来争取建立具有“领导权”的******（米利班德的主张）。为了维护阶级斗争理论，它从国家机构、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划分出发，强调阶级权力被看成是国家权力、制度和组织的基础，资本主义没有因为出现普遍中产阶级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与社团多元化、国家干预现象产生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并且没有失去统治权。他们掌握了财富、地位、暴力和知识这些资源并且具有了使自己的这些权力在社会层面上制度化的能力，凭借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行使了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权，借助暴力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尽管统治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上层部分并不是能够掌握所有国家机器，他们实现自己的统治与自身的能力、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有关，但是可以通过控制关键资源维持现存的生产关系、保持对决定性投资和资本配置的控制。[6]尽管新工具论引入新的理论因素，但是它根本上仍然以阶级一般利益的代表来解释国家的实质和国家***策，没有看到客观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社会团体、国家之间的客观性结构关系，把国家的分析建立在动机和利益上。雅索普在谈到波朗查斯对工具论的批评时强调，结构主义确实看到了工具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完全建立在外在于国家的偶然因素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因而工具论不能解释国家的社会***策方面和具体的历史情况，正如斯科波尔指出的，美国的资本家缺乏***策能力来追求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利益；奥菲也强调，无***府主义竞争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具有特殊利益的企业集团中形成普遍的资产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能的。[7]
在与基础主义[8]的争论中，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那些新李嘉***主义者在研究国家问题时，仍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区分经济与***治，把国家干预与资本的需求联系起来，根据收入分配讨论讨论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析中心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并且倾向于把劳动过程视为纯粹技术性质的。在他们看来国家仅仅是能够进行干预的“第三种力量”和工具，其功能是通过干预经济维持公司的利益是对工会斗争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反应，即压缩特殊利润并且维持阶级力量平衡。这样的解释完全集中于资本循环中分配环节，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国家在重构生产中的基本作用，不考虑国家经济干预的原因、实质和限度。[9]新李嘉***主义代表人物伊恩·高夫（ian gough）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趋势、波朗查斯和米利班德共同承认的国家自主性出发，放弃了考虑资本积累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只是作为***实体在阶级斗争领域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国家活动的限度源于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的逻辑。他没有考虑《资本论》是从资本、剩余价值的榨取理解资本社会***治发展的。格林和萨克利夫（ glyn， sutcliffe）对***治斗争的双方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是强制性的，资本利用国家***策和法律减少工资成本、重新进行资本在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会抵制资本和国家的这些活动。因而在税收范围和公共开资的范围内会产生阶级冲突。他们希望把这个冲突转变为***的行动。
另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得出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强调国家与资本融合在一起。阿法纳西耶夫(afanasyev)强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垄断已经融合成一个机制，国家成员的阶级从属关系、国家***策的内容和执行证明了在此阶段中的国家行动只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利润率下降和生产力发展停滞的长期趋势，使社会面临着激烈阶级对抗的可能性。大资本与包括中小资本、无产阶级在内的大众联合形成了激烈对抗，为大众联合夺取国家***权提供了客观基础。
资本逻辑学派从资本范畴中得出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逻辑学派又被称为国家起源论。它认为：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人或结构究竟哪一个能更好解释国家的本质，他们忽视了国家是否能够维护资本主义长期利益的问题。现实中更重要的是，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失去了保证经济增长和福利服务的能力。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新的方***应该放弃单纯的阶级或中立性的视角，从国家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客观关系出发，说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基础。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总过程中的基本因素，它提供私人资本不能提供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并非是自我调节的系统这一事实，说明了国家维护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是必然的。这一新的方***原则试***从《资本论》中发展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治形式的概念，以便把国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资本逻辑学派强调《资本论》证明了经济范畴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形式，也揭示了以经济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由于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这些***治形式掩盖并且导致这些***治形式的社会关系，对于马克思在他的***治经济学中揭露这些社会关系是根本性的……正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导致经济形式和***治经济学范畴一样，他们导致***治形式和***治科学范畴。这样的经济和***治关系的研究不是以询问经济基础以何种方式决定***治上层建筑开始，而是询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使社会关系表现出经济关系和***治关系分离形式的社会关系是什么？”[10]
从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1932年的研究中资本逻辑学派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最早讨论了法律和国家形式起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特性，提出了国家形式的社会起源问题：为什么一个阶级的统治无法进行下去，而要采用脱离统治阶级和社会的公共权威的客观国家机器形式？资本主义存在的一般抽象条件是对于促进生产、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来说必要的法律、货币体系和国家。在这个总的原则下，这个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干预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布兰克（blanke）强调国家必须建立起货币体系促进交换并且允许合理的经济计算。阿尔维塔（alvater）认为，国家需要保证工资劳动的再生产并且使它从属于资本，因为这种生产不能通过市场力量被完成，这个需要导致了国家在工厂立法、监管联合活动、教育和社会福利上的干预。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认为，法律、货币、劳动训练形式的必要性是通过总资本的考虑被建立起来的。帕舒卡尼斯、于尔根斯和卡斯腾迪克（juergens ，kastendiek）认为国家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和维持商品交换关系必需的控制形式，而且这种控制只能来自超越商品生产关系之外的组织。弗拉托和赫伊斯肯（flatow，huisken）认为国家是维护总体利益的中立机构。
希尔施（hirsch）以利润率下降趋势为参照点，把国家问题与国内阶级斗争、国际资本竞争联系起来，通过资本需要不断重组自身的生产关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来认识国家。[1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需要把暴力关系从生产直接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且寻找一个***于直接生产者之外的机构，统治关系的特性在于，剥削不是直接运用暴力，而是主要依靠法律。由此出现的是***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这决定了国家不是天生地就代表阶级的统治工具或资本的总体利益，而是代表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剥削关系形式；国家与资本总体利益没有建立起绝对一致性，国家机器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矛盾。约翰·霍洛维和索尔·皮乔托（john holloway和 sol picciotto）从引入历史分析的必然性出发，强调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社会关系不断重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必须在逻辑上建立起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后具体去分析国家职能和国家制度发展的实际历史，从而把逻辑和历史结合起来。
阿尔维塔则强调国家的职能在于弥补私人资本的缺陷并且把个别资本组织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机体，以便在***治上控制工人阶级，维护总的国家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存在和扩张。由于剩余劳动是通过自由市场而不是超经济强制直接实现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求不直接从属于市场力量的制度在总体上要提供一般前提条件，以国家补助的形式保证资本积累必需的使用价值的供应并且促进民族资本发展。在与一般的资本需要相应的特殊***治制度这个范围来说，自主的国家是必需的并且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可以从资本历史的活动中推出。国家干预当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它不能超越市场力量，也不能消除利润率下降的倾向来维持资本积累的一般条件，而只能借助货币和法律媒介。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权利必然是受那些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的，尤其是它不能直接确定私人资本下决定的形式，在此限度之内，私人资本总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而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资本逻辑学派在更深层面上的国家批判为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总的看来，它所说的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式的国家仍然停留在还原论的框架之中，把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看成是必然符合资本积累需要的，在其分析的背后，总是可以发现资本的总利益决定着国家的本质和功能。因而这一学派不过是复杂化了的还原论。[12]拉克劳（laclau）和格斯腾贝格尔（gerstenberger）明确指出了这个学派的缺陷：资本的需要仍然是解释国家的惟一原则，它没有真正引入阶级斗争和各种不同类型非经济力量说明国家问题，只是把历史完全还原到资本自我实现的逻辑上，完全忽视了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
三、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理论
波朗查斯在他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以前他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思想，现在强调靠马克思主义不能建立一般的国家理论，而是只有部分的价值。在他看来，把国家视为“特殊的机器”的工具论概念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资产阶级一直能按自己的需要裁减国家，它为什么还求助于民族大众国家、现代代议制国家形式来维护其统治？他还批判了后工业主义和极端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国家没有阶级本质而只有技术和经济任务的观点，认为他们与传统观点一样，终究是把国家看成为技术手段和工具。他进一步远离了以往结构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因素，重新明确阐述了结构主义所理解的***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再生产的外在条件并且不能被还原于经济，也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的，它就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在经济之中起构造作用。
与国家是“机器”或“工具”的主张相反，波朗查斯强调国家机构具有“制度物质性”，它不能完全被还原到***治统治和国家权力，因为国家不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构造出来的，也不是他们能简单接管和控制的。国家的构成也不能由***治统治标志。“国家实际上确实展示了绝不能被还原到只是***治统治的特别具体的结构，国家机构——特殊的并且因此是强大的东西——没有被耗尽于国家权力之中（完全由***治权力支配）。”[13]***治统治本身被铭刻在国家的制度物质性之中，一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类型范围分析权力，揭示出阶级是复杂的和多元决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统一，进而说明国家组织框架中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在具体结构基础和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分析国家，阶级、阶级斗争、权力形式、国家就存在于经济结构之中。
在分析国家构造和被构造于经济过程之中时，波朗查斯从经济与***治的分离出发，根据生产关系给国家定位。生产关系划定了特定的国家领域，构成了国家的组织基础；国家被生产关系本身所生产。国家被纳入到生产关系之中的方式构成了其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关系，确定了它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类型。他指出，要分析国家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必须阐明劳动过程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应该被看成是生产力的组织前提，它不能彻底还原于生产力。虽然生产力确实具有绝不能被忽视的物质性，但是，它们总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下被组织起来的，事实上，生产过程建立在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由经济所有权和占有构成）的统一上，这个统一是通过生产关系对于劳动过程——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技术和技术方法——的优先被实现的。“除非社会一致，它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被再生产。”[14]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治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治关系和权力本身存在于生产关系的构造之中并且在阶级权力中找到表达。***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只进入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的，***治关系与经济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着多元关系。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社会劳动分工差别（生产关系）和社会客观地位差别（社会阶级）。阶级权力就植根于这个根本层面之中，并且与使它们具体化和合法化的***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生产关系不是自发和自我形成的，阶级权力不是附加在已经存在的生产关系之上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它们就存在于阶级差别之中。国家存在于制度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之中，也存在于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和构造之中，因而国家也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在此基础上，波朗查斯明确取代了他早期提出的国家是社会形态的水泥这个观点，强调国家是***治斗争凝聚的场所，是“阶级力量关系的凝聚”。
波朗查斯在《国家，权力，社会主义》这一著作中的国家思想包含着明显的含糊性，他在试***超越经济还原论和工具论时，根本上还是依据生产关系对国家进行分析的。在反对国家外在于生产关系时，由于他仅仅把国家看成是内在于经济之中大，实质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经济还原论。显然，如果要在社会总体和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分析国家，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之中，而是必须扩展到社会关系领域。
尽管奥菲的系统分析理论具有还原论的特点，但是其从经济学和***治社会学的结合出发，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保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两方面的作用所引起的策略矛盾时，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资本积累和民主合法性需要的***治权力制度形式。这一点被广泛地看成是对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它不但使人们放弃了国家必须总是发挥作用来保证资本家阶级的普遍利益这样的观念，而且为说明国家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带来了可能性。
系统理论主要探讨了国家内在结构和***策上始终存在的矛盾和张力，分析国家***策在维持资本积累和社会秩序方面的能力限度。“近来后马克思的关键论题是：不管国家精英们的努力，国家在维护维护和影响资本积累、调解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社会矛盾上正在变得无效。”[15]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理想集体资本家的基本功能，除非它能消除铭刻在它的制度中的、在一般利益和民主合法性名义背后的阶级偏向，因此，它具有“结构选择性”特征，即必须在两个矛盾的要求中不断地试***保持平衡。系统分析反对采纳国家可以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排除危机、达到稳定和一体化这个理论分析的前提，而是明确强调，国家扩大经济矛盾控制的功能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经济领域转移到国家之中。
为了说明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奥菲阐述了著名的“劳动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观点，分析了国家活动与社会形态结构之间存在的功能关系。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发展的动力是同等事物间的交换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分配共存，这个市场存在着不对称的结构，表面上看劳动是自由流动的，可以由此在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工资，实际上，劳动力并不能在市场之外获得生存的机会，没有财产所有权决定了他们必须进入市场出卖自己以便换取工资。然而，劳动力在现实中是不能从劳动者身体上分离出来，劳动者并不是完全像交换物一样被彻底出卖并且被消耗。要通过交换购买并且使用劳动力，必须不断控制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与劳动力购买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种结构特性表明，这个市场交换的特征与社会权力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权力的作用，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不对称市场结构，而没有这样的市场交换结构，社会权力也无法再生产出来。经济系统的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求助于社会和***治系统的支持，以对付建立在劳动买卖和劳动组织基础上的经济系统面临的潜在瓦解的可能性，从而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系统本身都不能靠自己来保证这个平稳的运行，它本身实际上的趋向是导致劳动者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劳动力市场只能使进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阶级力量。因此***治系统必须不断地支持社会化系统并且提供强制和必要的引导来维持劳动市场交易的不对称，而社会化系统提供一种标准和规范结构，使劳动力这种假定性的商品合法化，成为一种被承认的“事实”。奥菲把国家与劳动力市场、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必然联系、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的干预形式称为“社会***策”，这种***策的目标就是要强制把劳动力稳定地结合到工资关系中去，形成工人阶级这一劳动力资源，保证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国家的结构化”和国家***策选择上的矛盾实质上意味着把社会因素纳入到对国家的解释之中。但是奥菲的系统分析方***原则限制了这一结果，因为系统分析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对抗特征，在根本层面上把***治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看成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潜在地断定了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地支配和控制了整个社会。同时，他的系统划分潜在地把社会看成完全是用来控制劳动者的。但是，劳动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观点又意味着劳动者又在资本主义系统之外，这实际上已经潜在地超出了系统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系统不能使所有社会生活彻底地纳入到资本主义***治、经济和社会控制中去。还存在着与资本主义整个系统对立的领域，这个领域才是经济领域中之所以形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相互对抗的根源。资本主义只是在不断地在向这个对立的领域扩张。由此还必须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系统是否彻底控制了全部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领域完全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子系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生活世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资本主义不过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明确强调了以交往为原则的、与***治和经济系统对抗的生活世界领域。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他力求把科学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研究，扩展到社会危机和对抗危机的方面，不再仅仅提供科学的分析，还要为社会民主斗争提供新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出路。
四、国家自主论与领导权理论的对抗
二十世纪80-90年代，围绕着国家自主性问题，主张以领导权范畴替代国家范畴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主义与主张国家自主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现实主义（社会历史分析学派）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中心论”，反对从社会范畴出发研究国家问题。
国家自主论强调“国家中心化”，认为国家是社会科学解释中真实和***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国家自主性”。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斯科波尔断言，“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作用的理论化的缺点是，绝没有可能性去承认国家组织和精英必须在某种情况下采取反对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或者去创造新的生产方式。” [16] 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国家***策看成是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之间以及阶级之间平衡的结果，它假定了公共***策的起源和作用必须总是反映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且在这一反映的范围内，***策总是再生产了那个阶级的统治。因而，其***策分析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社会中心”论的。 “在理论层面上，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关于国家的问题上都一直在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17]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力超出国家是经济统治的工具或只是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舞台这样的国家观念，他们不许自己怀疑这个假定：国家总是由阶级或阶级斗争塑造的，并且发挥保护和扩张生产方式的作用。许多可能的国家活动的自主形式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排除了。与此不同的是，国家自主论强调从社会中心理论转向对国家的兴趣的复兴，认为存在着特有的塑造国家形式和功能的***治压力和过程，这些压力和过程赋予国家以相对于所有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压力来说的自主性。国家被看成是一个制度总体或结构化的行动领域，在民族和国际的形态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心性。国家依仗它自己的权利和力量，并不简单反应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动力。
在国家自主论看来，国家即试***对特殊领土和居住于其上的人民进行强制控制的***治权力，它内在地寻求领土控制和在***治上组织人民。国家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其管理者是自私自利的最大化者，他们的主要利益是要增强自己的制度化权力、声望和财富，从控制更多的资源、人民和领土中谋求国家官员自身利益的发展。因此，在此流派看来，国家不仅是进行决策的组织，还必须被看成是与社会阶级有关的真实历史主体和自主的组织行动者。所有的国家都试***使它们自主的制度权力最大化，经济危机和国际危机往往是国家官员制定更***于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策的潜在机会，国家官员实际上总是可以发现，借助危机其间控制更多的资源并且使用它们来增强国家自身的力量，而且这会有利于国家与特定阶级建立起新的委托关系。
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国家自主论反对抽象的宏观理论，它要把制度研究和***策分析作为研究中等抽象程度的问题的工具，使国家研究集中在有限的理论任务上：通过比较历史情况，研究***策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发展，进而进行经验概括。斯科波尔强调比较历史分析“在方***上拒绝把国家视为只是抽象理解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方面，或者甚至是具体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治方面。它宁愿把国家看成是实际控制或企***控制领土和人民的组织”[18]。她强调自己的计划“不是要卷入深奥和抽象的概念讨论之中，而是要沿着这里概括的分析策略前进。在这些策略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实现进一步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去发展关于国家在***和改革中的作用、国家追求的社会经济***策、国家对***治冲突和日程的作用的中等程度的抽象化。”[19]这样的研究策略，主要是要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中把社会结构和国家呈现出来。很明显，在这个学派看来，这种新的理解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系统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往的国家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例如，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性概念和因果预测方面，而当把国家恢复到它在解释社会变革和***治学中的中心位置时，以往的国家观是没用的，应该注意的是内在的社会***治历史结构，更关心民族层面的发展与可变的世界历史环境之间的编织过程。
与国家自主论把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化的主张相对立，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强调：国家不可能成为社会解释中真实和***的因素。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言语和话语理论为基础说明***治权力和***治实践。他们扩展了话语实践的作用，认为权力关系是通过话语实践的连接作用构造的，权力关系存在的形式不是国家，而是领导权。通过领导权这个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既解构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又放弃了以国家为***治斗争的主要对象和形式。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理论把解构的思想运用到社会和***治领域。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民主***治实践必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构造的、没有被充分固定的逻辑同一性。应该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和非实证性，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来不是它自己，不是自我同一和自我封闭的，所以，应该超越社会实证性，拒绝任何社会同一性。“社会”只存在于差异地连接之中，不存在受到保证的社会同一性。在宏观层面上，这意味着，社会不应该被看成是通过必然规律“复杂构造的整体”，相反，制度关系、组织形式和代表是霸权偶然连接的结果，这个连接建立起边界，与其他社会关系相对立，但是这一连接是总是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特有决定性原则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社会的话语逻辑，但是社会本身不是最终可以理解的合理对象。
***治权力的连接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现代***治斗争策略的基点，被赋予了优先权，领导权概念成了***治的核心范畴。凭借这个新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力求建立新的***治学说。在瓦解了实证的和决定论的社会观念后，他们也从卢森堡的“阶级是象征的统一体”这一观点出发，解构了阶级这一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看来，“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20]存在的不过是对不同因素的连接。深层的偶然性需要领导权，而领导权连接创造了偶然性利益的代表，但是领导权本身不过是重新连接的不停尝试，它不具有确定新型关系的特征，但是它不以***治终结和人类的最后和解为目的，连接是和社会对抗是更根本的***治。在这一考虑之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是“完全依赖***治连接而不依赖在***治领域之外构造的本质——例如阶级利益——的领导权转换。”[21]***治斗争力量的表现形式因而不再以阶级命名，“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22]
如果领导权概念取消了以社会、阶级概念来表示***治权力的连接，那么，建立在社会、阶级概念上的国家概念当然也要被解构。雅索普认为，实质上可以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理论中得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是把国家概念与社会概念一样看成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而来的是国家的自主性特征也要被解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集中在社会***治权力的连接形式，在他们看来，权力连接存在的具体形式只是领导权，这一作为***治形式的领导权本身也不过是大量社会关系的凝聚点，因而，不存在着一种“自主”或“相对自主”的***治形式，当然也包括国家。“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重要讨论（关于当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相对自主问题的各种方式，见b·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oxford:martin robertion，纽约和伦敦，1982年），但是大部分是以引向死胡同方式被提出来的。一般来说，那些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尝试是在接受了“被缝合的社会”这一假定性概念的框架中进行的。” [23]解构要求与最终封闭的社会这样的假设性概念断绝关系，不再从任何建立在单一最终基础上的***治出发，而是以社会多样性作为分析的起点。“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暂时假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谈论——建立在只能是连接实践结果的***治空间构造之上。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统一的程度、存在于不同分枝和国家机构中的自主性这些情况，即某些领域的自主性并不是结构的必然作用，而是构造了自主性的连接实践的结果。”[24]
这样一来，最多可以谈论的是构造国家的尝试并且在社会关系总体领域中从其他关系领域出发证明它。后马克思主义否认国家的实证性，并且不把它看成是有特权的***治斗争场所，因为他们拒绝把领导权放在国家之中，并且主张领导权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到处被连接而成的，它自由飘动而不停泊在国家之中。领导权植根于偶然性和差异之中，这一权力关系形式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治权力存在形式是多元构造和不稳定地连接起来的。
五、国家批判理论的整合
各个流派之间的争论使得国家批判理论陷入***和矛盾之中，在分析或方***上实现理论综合面临着极大的障碍。robert r. alford， roger friedland考察了以往理论冲突形成的主要原因，强调各种争论主要形成原因在于，某种理论把自己的有效分析输出到其它理论的分析之中，导致了相互之间不能适应。从这一判断入手，他们认为，国家批判理论新的综合必须拒绝某种分析的特殊方***假定，使用这些以往的理论分析局部上可以接受的内容，并且把它们综合起来，重构一种包含竞争性内容的分析。也就是说应该批判性地从每个理论分析的局部特征出发，找到它们有优势的参照点，并且以每一个优势点的有效性出发，排除它们各自潜在自主性的假定，把这些优势分析层面联结起来，建立起综合分析的框架，对它们在国家权力和国家***策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解释。在考虑各种国家批判领域的优势点时，他们分析了各个主要方***的优点，但是，这种构造综合分析框架的尝试在把这些不同方***中的优势领域结合起来时，难以阐明不同优势领域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即新的综合框架的内在逻辑，因而实际上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分歧并列起来。[25]
比较而言，雅索普的理论在综合分析上有突出的特点，他长期致力于综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流派的思想。90年代他的《国家理论》一书汇集了70年代以来他的主要论文，2002年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又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的基本观点，并且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熊彼德主义国家化倾向，驳斥了国家终结论的观点。他的主要方***特征是使用相互竞争的那些方***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单独看来并不能充分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但总体上可以遵循特定的研究方针连接起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充分说明能力，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统摄起来。在他的分析中，一方面，从作为生产方式和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出发，而不是从依赖市场力量保持稳定的资本积累为切入点，“要考虑国家制度之间、国家和非国家制度之间在整个资本积累再生产中和***治控制中的复杂连接形式。”[26]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现代社会是结构性分化的，经济、***治是并行的、相互影响的、不可相互还原的结构因素，经济总是由被传统分析当成是超经济的因素共同构造的。因此，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并不是由最终被铭刻在资本主义之中的完全自主的经济逻辑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非市场力量是并行发挥积累保障和塑造积累动力作用的，这意味着，积累形式和***治制度、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结构联结和共同发展。在对国家的分析中必须综合地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社会关系、话语形式在构造国家方面的作用，并且看到国家的自主性。国家不仅仅涉及到广泛的***治系统，还必须涉及到它的广泛社会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没有自己的特性并且完全按照其它因素来解释，“因为，一旦通过它自己特有的组织形式和计算方式在历史上被构造和赋予特征，国家确实就获得了它自己的逻辑。”[27]当然，尽管国家有它的制度分离和运作自主性，国家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与广泛的社会有关。国家权力总是有条件的和相关性的，它们的实现建立在国家的***治系统、国家管理者与其他力量的策略联结、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把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上。[28]在这些复杂的关系基础上，国家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关系。但是，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给出一个国家的最终定义，最多只可以把国家称为制度整体，因为仅仅考虑几个制度形式来说明国家仍然是不完整的，必须要用国家社会基础的实质方面、国家的计划、民族大众目的来补充。作为真实具体的国家是“多样化决定的具体综合”，“提供一个定义断然地说明国家抽象的形式特征不是国家理论的合适工作。”[29]对国家的理解是一个简单与复杂之间的运动过程，这个工作永远不可能完成，应该从一定的层面（制度与利益的关系、国家组织和运行程序、***治实践和话语）并且参照一定的框架来考虑。从安东尼·葛兰西和尼柯斯·波朗查斯的思想出发，[30]雅索普初步把国家看成是包含着各种可变力量平衡关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由此“就能够把国家界定为社会嵌入其中的、社会调整的和策略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它是围绕着（或至少积极牵涉）为推测的***治社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行动全体。”[31]这样一来，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在制度整体中或通过制度整体被调整的权力关系，国家不是一个主体，它也不是完全起源于自身内部或国家的全体成员之中，而是依赖更广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家机构之内的力量平衡关系。这样的定义也意味着，国家在这样的范围内才是资本主义的：它创造、维持或恢复在特定情况下资本积累需要的条件；而国家权力是非资本主义的，在于这样的条件没有实现。
这一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单独通过市场力量得到它自己再生产的全部条件，它不可能对社会形态的其余部分发挥任何形式的经济最终决定作用。资本积累是通过市场中介作用、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共同构造的，而且，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发展施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决定的本质。因而，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被解释成“积累形式+社会调整形式”。雅索普认为现代社会秩序包括法律系统、***治系统、科学和教育系统、宗教和艺术，这些不同领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组织原则、制度化的动力、工具合理性和特有的逻辑，各个制度化系统具有自组织均衡，它们通过各自分别的自治性运作和实际上的相互依赖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把生活世界理论明确引入到国家理论之中，认为与系统领域并立的还存在着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不能被还原于那些系统的逻辑之上，相反，生活世界是达成共识和休戚相关的领域，它提供了多样化的场所来抵制这些系统的抽象化逻辑。
六、结语
以上回顾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主要流派。围绕着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从工具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与结构主义保持社会一致的、与主体行动无关的“相对自主化国家”（非行动的客观结构）之间的争论，经过资本逻辑学派主张的资本积累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观点，到强调国家功能内在矛盾的系统分析、主张国家自主论的社会历史分析、以领导权问题取代国家问题的新葛兰西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开始酝酿和尝试新的理论综合。在综合发展的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在生产方式层面上，强调国家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构造之中，同时经济、国家和其它非经济力量之间又是相互区别和相互作用的。由这样的方***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国家是维持社会平衡的机制，而是转而从揭示福利国家功能的矛盾和困境、维护与资本对立的社会民主斗争出发，走向客观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未来发展趋向，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终结论。
通过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及其基本内容，可以得到的有益启示是，国家绝非只是在单一的经济尺度上可以被阐明的，也不能被简单地归于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制度形式和权力话语形式问题，对国家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必须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中去，在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超出把国家只看成是在经济利益之上被直接构造的这个视角，在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分化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内考虑问题。这也意味着单纯从资本积累的缺陷出发说明现代国家的功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国家批判理论不仅要阐明国家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还要通过说明国家是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特殊形式，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应该根据经济和***治变革的结构连接分析国家的本质、功能和变化，从两个方面阐明国家理论的方***基础：一方面，经济和***治在资本积累规律控制下发生着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资本积累规律又依赖于经济与超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雅索普所说，把任何变化的倾向视为单一因果关系支配的过程并且否定它们本来的综合性当然是错误的，每一个倾向都应该被看成是“多重决定的复杂综合”并且涉及到相反倾向的存在。[32]
国家不是处于经济领域之外、由经济最终决定的某种手段和工具，也不是完全与经济因素无关的自主力量。无疑，现代社会***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分离是研究现代国家的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国家本身不是依附性的手段，而是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与经济无关的自主和孤立因素。在明确了国家制度或权力组织形式不是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直接被构造的之后，应该为经济因素的作用重新定位，即要在生活世界的分化与整合过程这一基础上，把国家纳入到***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说明。国家制度以及国家的活动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关系的特殊存在形式和生活世界领域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基本方面。只有超出单纯的经济还原论，在结构和活动两个层次上对社会与经济方面加以区别，才能通过阐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社会领域中交往关系和支配性权力活动的构造过程、微观权力基础上的宏观权力构造过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对国家的优势控制，意味着经济领域不能绝对地支配着国家，国家没有被资本直接构造而是原来就存在的事物。国家只是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才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势必会引起关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性质问题的讨论（例如安德森等人对绝对主义国家本质的讨论），进而会涉及到国家起源问题。关于国家源于阶级还是战争、社会工程、宗教活动、氏族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与平衡，应该由国家起源理论来解决。但是这里不妨可以注意国家起源论中越来越主张起源的多样化这一倾向性的认识。不管如何，我们总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定：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上的。因而总可以考虑从社会关系中如何发展出国家的形式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必然要在考虑经济、***事、宗教因素的同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结构分化和相互作用，涉及到交往关系，各种社会权力组织形式、权力话语和权力观念的构造作用，国家理论的综合方法必然也要扩展到国家起源中去。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超越了工具论、还原论和自主论，走向了更为综合化的研究，但是，它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和国家的功能层面上分析问题时，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明显缺陷。
首先，在强调经济领域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基础上分析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仍然是以国家自主性为前提的。在批判了阿尔都塞和波朗查斯国家相对自主论的经济还原论因素后，虽然强调了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意义在于为国家理论提供了说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可能，现代国家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问题却并没有被彻底阐明。结构和历史的冲突一直在威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
结构分析的历史基础是波拿巴官僚国家机器的中立性，结构主义强调：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打碎旧的国家的机器，直接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和国家***权。由于资产阶级的无能，它实际上在***中并没有直接掌握和构造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在与其他社会力量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旧有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相反，这个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往往是超越各种力量来平衡冲突的一种因素。在波朗查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治与经济的***是一个事实，国家的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性不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现代国家具有大众国家和普遍理性立法的基本特点，它以个人或***治的上的自由、平等原则为基础，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以公民形式存在的自由平等、大众主权、国家对人民世俗生活负责的基础上。国家以法治形式保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意志被看成是人民的意志。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存在着极大的事实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受到了现代社会法律和国家的实际保护，但是国家的普遍性确实存在于法律、***治环节、***治制度、组织形式和功能之中，它决定了国家必须在经济生活之外维持社会团结，而不使自己彻底成为某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凭借这个“中立性”和“策略选择性”调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形态统一，免于各个社会阶级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这个“中立性”的大众国家正好满足了资产阶级把资本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这一目的，进而使各种社会利益组织成一个维护资本利益的整体。这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本质上就具有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控制社会的一体化是它的直接目的和职能，甚至这种普遍的社会作用决定了国家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存在的形式，成为与各种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形式。结构主义关于波拿巴国家中立性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并没有充分说明其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立性，也没有阐明波拿巴官僚国家机器与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关系。很明显，必须向更早的国家历史形态追溯，说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而这些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地方。[33]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社会历史思想基础中还存在着许多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明确阐明***治、经济和生活世界的关系，把***治和经济看成是对立于生活世界的、有着自身特殊逻辑的子系统。实际上，结构分化理论仍然没有摆脱韦伯的理性悲观主义，因为它会导致完全忽视***治和经济领域中对于生活世界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按照哈贝马斯的结构分化理论，生活世界被看成是以话语交往为核心达成社会协调的领域，与***治和经济领域是完全对立的。基于这样的观点，当达社会中社会民主***治实践被局限在话语民主实践之中。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规范***治学出发，民主***治学在现代国家领域之内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也就是说，把***治体系与生活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会使现代***治学局限在有限的领域之内。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治学的局限性，转而强调扩大社会民主斗争的范围，实现普遍化的领导权构造，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领域的巨大现实作用，而且把现代社会***治问题完全看成是构造***治和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性问题，会使***治斗争的联合问题变成一种不断整合权力的***治技术，忽视社会民主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稳定性，把***治规范理论的探索完全引向不停的权力斗争。抹掉国家范畴的领导权理论仍然停留在话语***治实践之中。以话语实践取消建立在客观分析国家制度和权力基础上的***治实践，必然导致***治实践与***治制度和结构的分离，在客观上把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与现代社会的客观***治现实的对立看成是不可调和的。
[1] nicos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no.58,nov.-dec,1969.; also see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verso，1983，p.28
[2]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p.80
[3] evgeny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london:ink links, 1978
[4] see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p.84
[5] “国家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来增强和保护阶级结构本身稳定性的工具。” see 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2, p.243
[6]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7, p.11
[7] claus offe,“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lass ru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selectivenes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routledge, 1994, vol.1, pp.104-129
[8] 基础主义批评了新李嘉***主义没有从资本范畴出发，而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体的作用、国家与资本利益的不一致、国家活动的内部矛盾。亚费和布洛克（yaffe ，bullock）认为国家干预的扩展不能只用功能来解释，它直接来自非生产的领域和资本积累的需要，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影响力实际上受很多限制。相反，他们把资本范畴作为考查战后国家干预问题的出发点考虑了国家活动的特性，借助把国家干预划分成生产型干预和非生产型干预，强调了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目的是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亚费强调国家干预活动尽管维护资本的利益，但是它不是资本手中绝对有效的工具，在国家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关系之中存在着对国家干预的必然限制，当国家为了保障私人积累的总体条件，从总的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时，它也必须要保证资本积累过程继续下去所需要的足够再生产资本可以投入。
[9] andrew glyn and bob sutclifl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10]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1978, p.17
[11] 希尔施反对仅仅根据利润率下降趋势解释国家问题。80年代初，有人仅仅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出发，通过比较八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把民族国家发展的一般倾向看成是出现了国家干预的特殊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richard scase ed.,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t. martin’s press, n.y.: 1980）希尔施指出，这一分析方法中没有考虑到具体***治运动、实际的阶级斗争、资本家阶级不同部分的冲突。
[12]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polity press, 1990, pp.35-38
[13]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2000, p14
[14] ibid., p27
[15] 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96
[16]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8
[17]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
[18]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1
[19]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8
[20]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4, p85
[21]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2001
[2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4, p137
[23] ibid., pp.139-140
[24] ibid.
[25] 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152
[26]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pp.340, 117
[27]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p365
[28] ibid., pp.365-367
[29] ibid., p340
[30] 前者把国家定义为：“***治社会+市民社会”后者把国家权力看成是在国家内外运作的***治力量在形式上被决定的平衡式凝聚。
[31]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 2002, pp6,40
[32]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 2002, p250
资本家篇6
格兰仕在积极准备，计划将微波炉主业登陆A股主板市场；万和投资1亿元，成立顺德第一家民资创司……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家电巨头们积极开拓资本市场，打造更好发展平台。
格兰仕筹划IPO
据了解，格兰仕将三大产业的资源分立，计划将微波炉主业登陆A股主板市场。格兰仕有关负责人说，尽管目前资本市场并不景气，但从长远来说，上市有利于企业更规范发展。
近期中国股市成为全球市场的“一枝独秀”，IPO审批重启在即，这也然格兰仕看到上市的希望。据介绍，格兰仕的IPO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中。“主要考虑在国内上市”。
“早在去年底，格兰仕空调在业内率先降价，千元空调已经成为现实。如今企业的弦绷得很紧，目前的企业战略已经从发展调整为生存，‘剩者为王’，生存成了第一要务。”格兰仕集团企划部部长陈娟说。
在严峻的形势下，格兰仕去年仍然实现了逆市增长。据格兰仕中国市场微波炉销售公司总经理梁红生介绍，2008年格兰仕微波炉创造了650万台的内销历史新高，在中国市场仍然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
万和试水VC
万和集团有关负责人说，万和进***资本市场不单是一个融资问题。通过上市之路，可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吸引人才进来创业。同时通过资本运作，还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目前燃气具主业扩张到机械、汽配等领域，把主业和资本经营整合在一起发展。
2008年下半年，万和试水风投行业，以1亿元资金注册的顺德首家民营专业性风险投资公司硕富投资正式挂牌运作。业内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下许多中小企业处境窘迫，这也是顺德众多企业和产业进入高技术和高科技领域的良机，许多好的项目需要风险投资的帮助。
家电企业积极开拓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不时闪现地方***府的身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主任苏贤安说，容桂积极推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善治理结构，支持企业开拓资本市场，资本运营呈现出新的面貌，上市梯队逐渐形成。
价格站和其库存的压力
其实，在家电市场“价格战”硝烟四起的环境中，开拓资本市场，既是企业应对严峻挑战的无奈之举，更是寻求多方位突围的主动出击。
众多企业纷纷“应战”。从4月1日起，在一个月内买一台志高空调，在一年内如出现非人为的质量问题，厂家将无条件召回并免费更换新机。而在此前，美的也对变频空调作出了购机一个月内无条件退换货的承诺。更令业内触动的是，格兰仕近期推出了千元空调。
虽然有“家电下乡”的***策支持。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宏观经济形势仍然给众多企业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家电行业2009年会面临新―轮的洗牌。
资本家篇7
一个“科学家”，一个“巫师”，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和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总裁张海这两位曾经名满天下的“资本玩家”，今年11月前赴后继坐上了广东佛山中院的被告席，就连佛山中院的办案人员都如此形容：“这才真正叫做多事之秋!”
历史没有“如果”
顾雏***是个狂人，狂得有点传奇。从“怀揣500美元”出走海外的落魄“青年科学狂人”，到构建格林柯尔系、控制四家上市公司的“资本狂人”，顾雏***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技巧上演了一出“曲别针换别墅”的活剧。
如果不涉足商海，顾雏***可能会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优秀科学家，他不到30岁就发明了“顾氏循环理论”，研制出颇有争议的“顾氏制冷剂”，如果他不把手伸向资本市场，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至少他在科龙的下属们到现在还这么认为。
任何一个“如果”成立，顾雏***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正面人物，可情历史不能假设。
现在已是顺德鸿洋贸易公司老总的科龙原高管熊***纲对顾氏时代科龙的辉煌和活力还记忆犹新。“老顾来了之后，破除裙带关系，大刀阔斧地改革，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活力大大增强。”熊***纲告诉《望东方周刊》，“现在科龙的高管，薪水可能只有老顾时代的一半左右，科龙空调今年的销量相比老顾当***的前年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
熊***纲对顾雏***的认可和佩服发自内心。“我当时还买了大量科龙的股票，谁又会料到他挪用科龙资金呢?”
就在顾雏***案庭审期间，一位处于失业状态的格林柯尔高管还明确表示，只要顾雏***出来，他还愿意跟着干。在他看来，只要顾雏***出来，格林柯尔就能起死回生。
顾雏***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这种“爱好”即使到了法庭上也不例外，“风采”甚至不减当年：11月7日，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庭上，尽管审判长不止一次打断他“于法无据”的要求，但老顾仍然不依不饶地坚持“必须趁这个机会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清楚!”
也许不依不饶的老顾深知，他的发言机会不多，2006的中国不再是“资本玩家”的天堂，“顾氏帝国”的辉煌或许将只是过眼云烟。
法庭上的“牛话”
14岁就“大器早成”，拥有了“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张海，用巫师念咒语般的手段迅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魔水”健力宝的掌门人，从“巫师”迅速“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运营大师。
这种带有“巫师神棍”色彩的经历，在中国很难博得人们的同情。但这对于心理素质非同寻常的张海来说，无关紧要，别人不同情他，他可以自己“同情”自己。也正因为如此，张海在庭审与关押期间的表现相比顾雏***要显得“魅力四射”。
涉嫌编制虚假财务报表罪、虚假出资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多项罪名而成为被告的顾雏***走上法庭时，驼着背，趿着鞋，头发花白，一副落魄老汉的样子。而涉嫌职务侵占与挪用1．2亿元资金成为被告的张海，在法庭上却是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对检察官提交绝大多数的证据，基本上都字正腔圆地给予了否定。
“如果说为了朋友义气，我可以做替死鬼。但是，我不想做替罪羊。”张海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人摆布的“棋子”，越发令人感到“张海案”的扑朔迷离。
“他个人表述的时间甚至超过检察官或律师的发言时间，以至于检察官多次抗议要求张海遵守法庭规则。”一位在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告诉《望东方周刊》。
“这小子的意志力真强，在看守所还坚持天天练功。”佛山看守所的一位干警告诉《望东方周刊》。
但是顾雏***和张海却又有着惊人相似的个性：牛、张扬。不久前刚刚离开科龙，号称“五朝元老”(潘宁、王国端、许铁峰、顾雏***、海信)的“老臣子”杨绍平告诉《望东方周刊》，正是这种“牛气”和张扬的个性使老顾显得过于自信和刚愎自用，最后导致翻船。而张海，即使在法庭上还放出“牛话”：“只要再给我机会，我保证24小时内筹集资金，解决健力宝的困难。”
“土法”上马
同顾雏***、张海两位传奇式的“资本玩家”相比，32岁的年轻亿万富豪周益明显得比较逊色。
比“张海案”开庭早两天，10月31日在西削、城四川遂宁市，这位昔日“福布斯最年轻富豪”、四川明星电力股份公司原董事长被押上法庭。
这个中等个头，略显清瘦的“资本玩家”虽然在法庭上表现得相当镇定，但对于审判还是相当配合，对具体涉案的金额没有提出异议，而且还坚持“在出现问题后，他协助调查追回损失4000余万元”争取自首情节，唯一狡辩的是“并非骗取明星电力巨额资金，而只是经营上的挪用”。
资本家篇8
地方志记载，8岁时的周舜卿迅速懂事，已经成为父亲的好帮手了。周舜卿11岁入私塾，因为小时候颠沛流离的经历，周舜卿学习自然用功，然而家庭条件已经不允许他追随祖上周敦颐的足迹，走读书入仕之路了，再加上他敏于事的特性，15岁那年（1866年）父亲便让他随族叔周晓亭赴上海，入“利昌铁号”做学徒。创业资本家起步定律再一次在周舜卿身上得到重演：15岁，粗通文墨，离乡背井闯荡大码头。这条路也许是父亲周道然为他所选，极其慎重，也很可能是懂事的周舜卿和父亲商量后的结果。人们常说人生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这就是第一步，人生顺逆与此关系重大。
“无锡锡山山无锡”，无锡无铁矿资源，甚至无锡没有金属矿，但是无锡人的基因中就有一种叫冶炼技术。“利昌铁号”老板就是本乡锡铁巷村出身的富商丁明奎，铁号经营五金也制作铁器，是无锡铁业在上海的先驱。1866年，上海开埠二十多年，外商贸易繁荣，并已成为全国商业金融中心，周舜卿来的不早不晚，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点更是正确：上海，海纳百川，既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外埠商业奇才的表演舞台。
周舜卿进入铁号之后，除了勤快，每天打烊后还去英语补习班学习，因此在三年学徒满师之后谋得了薪水丰厚的工作岗位――外商销售代表，为今后的进步打下人脉和商脉基础。1873年他跳槽到外资公司担任总经理，从事的还是自己驾轻就熟的老行当。1884年开设自己的“升昌铁号”，仅次于叶澄衷从西人手上盘下的“可炽煤铁号”，是中国早期经营洋铁五金的先驱。这是一条计划已久的攻略***，与一般的成功商人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其经营的过程。直到1887年，周舜卿都是在安守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煤铁号，“升昌铁号”在全国各地共开设有8处分号，因为经营洋铁利润丰厚，周舜卿积资达白银100万两以上，成为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巨子。随后，周舜卿在本行铁号和冶坊之外，将触角延伸到家乡特产丝茧业，并开设传统的金融机构当铺，初涉金融领域。
1888年，周舜卿在家乡东绛周新镇开办裕昌祥茧行，并设数处分行，代英商怡和洋行收购蚕茧。这是周氏在家乡开设实业之始。1896年他在上海创立新昌冶坊，自产自销铁锅；1897年，与同乡丝茧商薛南溟在上海合办永泰丝厂，并单独投资苏州开设的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1902年，又与同乡铁业大佬胡德培各出资白银5万两，合办新源来冶坊，该冶坊居当时江苏冶坊之首；翌年，在周新镇开设保昌当铺；1904年向上海华纶丝厂买下立缫车94台，安装在裕昌祥茧行楼上，进行自缫自销；翌年因茧行失火，丝车全部被毁。1905年，他再次投资白银8万两，购置意大利式直缫车96台，在周新镇开办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所产“锡山”牌、“金鱼”牌等丝主要销往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部分丝开始销往美国。
周舜卿取得的商业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且商业上成功到一定的规模必然和***界发生关系，周舜卿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提升自己的朋友圈。于是在1905年，他审时度势，挟资游走洋务派权贵、皇族庆亲王奕恋拿怕罚捐得候补道官衔，并与其子商部尚书、后来的末代庆亲王载振结为金兰。载振父子权倾当朝，周舜卿得此强援顷刻之间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载振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因此具有国际贸易背景的周舜卿成为载振亟需的人才。1906年清***府派载振赴日本考察，周舜卿以商部三等顾问特赏二品顶戴花翎随同出访，俨然已是载振的智囊。回国后，与武进县刘树森等人发起筹组上海商学会（全国总商会的前身），任该会主持人。接着又在无锡成立锡金商会和锡金农会，并分别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些任职，其实也是载振在洋务派运动中埋下的棋子，而周舜卿在当时确实也是较佳的人选，因此载振与周氏的联合，是有双赢叠加效应的。游走朝廷重臣门下，红顶加身，担任社会组织的领袖，这也是周舜卿融合了山西票号、胡雪岩、盛宣怀诸家之成功经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件华彩礼服，是周舜卿继商业成功后的又一次人脉积累。这一次比初创商业王国前的积累时间要短，但是准备的精细程度和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前者无法比拟的。有了这样的积累之后，接下来周舜卿做了一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事情：创办信成银行。
信成银行，全称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储蓄银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28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发起人周舜卿（廷弼）、唐浩镇、刘树屏、刘树森、沈缦云、孙鸣圻等，初期资本50万元，分为1万股，每股50元，创办人周舜卿认购20万元，其余向各界招募。***周舜卿，协理沈缦云，经理杨次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兼营储蓄，有纸币发行权。1907年12月设分行于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后相继在上海北市、南京、天津、北京等地设立分行。1908年续招资本50万元，资本合计100万元。各种存款最高时达700余万元。辛亥***后，银行信用动摇，1913年秋停业清理。
资本家篇9
公司金融学术界在“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公认一致的结果。《新财富》推出“100企业家”和“100资本家”，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予以分类，比较了二者在经营业绩和股市表现方面的若干差异。结果表明，“企业家”控股的公司业绩强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也好于“资本家”控股的上市公司。
这个结论应该不出乎意料，因为上市公司多为国有控股。属于“资本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多为收购的业绩差的民营上市公司，或者是收购国有上市公司而来；而“企业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历经十多年的竞争锤炼而成长，在行业中具有较领先的地位。
这种控股股东性质的分类为理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业绩”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务实的视角。一般而言，企业家们从一而终，更执著专注于自己辛苦创立、打拼出来的企业，从企业持续发展角度制定业务战略和经营计划；资本家更关注资本升值而非企业经营，容易见异思迁，不断追逐新的资本增值机会，资本家善于以资本市场价值角度评价、购买经营企业，并倾向于在资本市场估值高时出售企业股权，投入下一个资本增值企业。企业家不追求股权的流动性，控股的目的是希望自己长久经营企业；而资本家比较强调股权的流动性，控股的目的在于降低资本增值的风险。企业家比资本家更有耐心经营企业，对处于高度竞争的国企来说，民营化改革中出售给企业家更好。例如，健力宝应该出售给李经纬等管理团队，而不是张海这种资本市场出身的资本家。
《新财富》的分析结果还说明，以往对“一股独大”的批评比较笼统，相当于把控股股东视为同类。企业家的“一股独大”并非坏事。在欧美股市上，上市时间不太长的企业往往是企业家“一股独大”的，如盖茨、戴尔。总体来说，中国上市公司中，企业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还很少。随着中小企业板的发展、股权分置的解决、国企民营化改革以及风险投资推动下的境外上市，企业家的公司会显著增加。
资本家篇10
(一)国外文献回顾
舒尔茨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开创了先河，其着重分析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范围概括为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劳动力就业迁移等方面。Becker(1964)指出，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医疗等方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个体的产出量依赖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对个体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中，Easterlin(1981)认为教育的形式很重要，并结合西班牙教会对教育解禁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Maddison(1991)以1882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巴西等国家每万人口中的小学数，与三十年后该国人均GDP高低具有高度关联性。Mincer(1974)认为，个人“挣得能力”(individualearnings)是其所受教育年限和经验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个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Spurr(1983)以哥伦比亚6－1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经研究指出儿童的营养状况不仅密切影响其当前的健康水平，而且对长大后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影响。Basta(1979)以印度尼西亚橡胶种植工人为研究对象，得出工人身体状况的好坏能极大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间接影响收入水平。Bhargava(2001)对一百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证明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用大于发达国家。
(二)国内文献回顾
我国大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始兴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发展的作用、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方面来分别做了论证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吴建国(2002)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并经过实证研究计算得出1990－1998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14%;闫淑敏、张生太(2003)认为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作用。张嫘、刘怫翔(2009)根据辽宁省的农村实际情况，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地方财***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和农民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贡献最大。刘恩伶(2009)认为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货币收益，还更多看重社会地位提高带来的价值最大化。朱韵洁、于兰(2011)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也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能明显促进经济增长;翁杰(2012)利用杭州市制造业调查数据发现，培训是一种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且个人培训的效果优于***府培训。在交通迁移投资方面，刘纯阳(2005)通过对湖南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调查研究发现，交通通信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居于首位，且家庭交通通信支出比例严重偏低，并提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实行交通费“半价制”。在医疗保健方面，王引、尹志超(2009)在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指出，热量摄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且热量摄入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孙昂、姚洋(2005)经实证研究证明，农民家庭中大病冲击与其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关系明显呈负相关。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多从***府的视角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出发，较少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探析，尤其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选取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省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阐述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提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策建议。
二、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对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个人和家庭用于就业迁移的成本等方面来论述。
(一)教育方面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其中，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是指农村住户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服务和相关用品的总支出。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在2004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80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呈逐步拉大趋势，在2011年两者相差118.2元。虽然近年来河南省文化教育投资发展势头良好、速度呈递增趋势，但相比国家平均水平和周边省份的增速明显偏慢。对比数据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河南省此项消费支出与同位于中部省份的河北、湖北、安徽、山西等六省相比处于垫底的位置。一是河南省人口众多，家庭规模相对较大;二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且收入渠道单一，由于农村家庭财力所限，普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够重视，整体资金投入不足。“生活支出”也叫“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类。显示了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人均家庭教育投资从1995年的63．53元增加到2012年的343．8元，增加了4.25倍。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3年增长更为迅速，从占生活总支出的6.84%增加到10．67%，各年度教育投资的增长均高于生活消费水平的增长;但自2003年以来，此项投资比重却不断下降，一度在2011年低至只占生活支出的6．43%。究其原因主要是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策，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激增，但四年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压力陡增，让许多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不再信心百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农村家庭继续投资教育人力资本造成了负面效应，导致教育投资比例逐年下降，甚至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又有逐渐抬头趋势。
(二)医疗保健卫生方面
本文采纳国家统计局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定义，指农村住户用于医疗和保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费用，包括医药卫生保健用品、医疗保健服务费和医疗卫生设备、用品加工修理费等。河南省自2004年至2012年人均/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不断增长态势，但其水平仍处在中部邻省以及黄河中游省份中靠后的位置。2012年河南省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468．8元，仍和全国平均水平513．8元有不小差距，与湖北、河北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身体是***的本钱”，所以，河南省要实现把人口大省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首先，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全省的医疗保障水平。其次，要向农民宣传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人的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不能“拖病扛病”，要加快完善医疗保障网络及其覆盖面。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家庭对医疗保健投资占生活支出的动态变化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医疗保健支出近十八年来虽然逐年增加，但其占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依然非常低，医疗保健整体投入不足。在2005年以前人均不足100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只有在2011年和2012年比例略微抬升，占到生活总支出的9．25%和9.32%。这主要是因为河南省农民收入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依然较低，农民多以务农为主，且收入渠道单一，财产性收入偏低且增收压力较大;导致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对保健支出微乎其微，就连在医疗上也是“能省则省”，看不起病或者不愿看病的现象较为突出。其次，通过在河南省封丘县、原阳县、延津县等地走访农户了解到的情况发现，农民的健康投资绝大多数是医药看病类支出，而营养保健、卫生预防等开支所占比例较低;这凸显出农民保健意识淡薄，***府应引导农民主动防病而非被动治病，大力开展农村医药卫生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医保覆盖面和服务水平。
(三)农村家庭人均就业迁移成本投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较于其在农村务农，有利于增加其家庭收入、知识才干，有利于拓展社会人际关系和开阔眼界，进而提高其思想观念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交通和通信的工具、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用支出，主要指农民进城务工所要花费的交通费、通信费以及在外食宿等费用的总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中用于迁移的成本投入。通过对比分析近年来河南省与其周边省份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情况可知，河南省近年来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很快，2004年该项支出为121．2元，同期国家平均水平为192．6元，与周边省份相比为倒数第一名，但在2012年此项支出达到525．1元，居中部六省前列，远高于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其中农村居民因外出务工乘坐交通工具和与亲人通信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为该指标迅速增长贡献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南省在外出务工方面有人口输出优势，能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河南省经济欠发达，本省吸纳消化劳动力能力不足。有鉴于此，河南应该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加大对农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的宣传力度和***策鼓励，加强对劳动力培训再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群众技能水平;同时也应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结合当地实际特色的乡镇企业，引进劳动密集型龙头企业，争取让农民就近就业。
三、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的视角，对影响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知状况、预期收益等;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水平、社会价值导向、***府***策环境等。
(一)增收渠道单一，家庭收入水平低
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除***府以外的另一个投资主体，家庭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强;加上河南省农民基数庞大、农民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且短期内粮食单产增收已达上限，后备耕地资源亦不足，所以总体发展压力较大。另外，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难以形成，致使农业效益较低。近年来，上游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成本不断攀高，使农产品获利空间备受压缩。河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活力不足，本地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差，唯一可以转移劳动力的渠道就是外出打工，但受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出口效益疲软，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严峻。统计资料显示:河南省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524元，比同期国家平均水平7917元低近400元。
(二)社会竞争压力大，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
河南省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口众多，人地矛盾尖锐，工业化水平低。截至2013年年底，河南省人口为1．06亿人，人均GDP为34187元，全国排名第23位。分析发现，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缺乏适销对路、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的乡镇企业来拉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无法极大地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大量农民抛家舍子、不远千里常年在外打工，生存压力较大。另外，河南省农村现有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人员及设备不足问题较为突出。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在农村每千人医生数和医疗床位数等基层基本卫生医疗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对一个承担国家粮食主产核心任务的农村人口来说，不利于新型农业化的推行和新型农民的培养，也不利于中原经济区的崛起。
(三)投资与回报率偏低
根据收入与成本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当效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显现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较强的偏好。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民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问题上更为明显。但目前河南省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与收益严重不成正比，自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至今，致使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加上河南省特殊的省情，后一个问题表现更加严峻，尤其是那些辛辛苦苦让孩子在***院校就读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投资失望。这些现象都给社会带来一种负面效应，致使后续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信心受到打击。
(四)消极社会文化价值导向影响
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将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对生活越有信心就越倾向于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消极颓废的价值观将湮灭人们对工作的信心，进而逐步失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河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农村长期以来受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影响，至今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极端思想。秉持“读书无用论”的家庭早早让孩子辍学在家，出去打工两年就回家结婚，致使近年来早婚现象又有逐渐抬头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利于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秉持“读书至上论”的家庭则表现出一种非理，对教育认知存在偏见，鄙视职业技术教育。从河南省的情况可见一斑，要解决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既要改变农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认识问题，又要社会舆论做引导，更要***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资源享有等涉及民生问题方面向农民有所倾斜。
四、河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路径选择
(一)广开农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经过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收入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呈正相关。农村家庭经济水平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保障，而人力资本投资反过来又促进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河南省各级***府应该重视加快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让农民持续增收。鉴于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富余劳动力较多，可以由***府牵头对农民进行培训、组建劳务公司，打造专业品牌、成建制输出劳动力。其次，应该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发展庭院经济，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资金扶持;规范和保护民间自由信贷，为家庭创业和投资提供安全快捷的农村金融环境，把农村资本市场这池水搞活，让创造财富的资源要素充分涌动。再次，针对河南省农业大省的实际情况，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保险业务，降低农民家庭及财产因意外受损而导致的返贫情况，比如，可以施行农作物保险、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家禽畜保险。
(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已覆盖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医疗保障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农村各项医疗设备很落后，医务人员数量严重缺乏且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可以利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于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比如，河南省可以在河南中医学院和新乡医学院两所医科院校培养农村紧缺的全科医生，充实农村基层卫生事业需要;也可以安排乡镇优秀基层卫生人员去市级甲等医院、医学院定期进修，发扬“传、帮、带”的优良风尚。要建立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减少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提高农村医疗补贴标准和完善农村卫生预防体系，改善贫困地区现有医疗环境，尤其是豫北太行山区和豫南大别山区等长期贫穷落后地区。***府及媒体应大力宣传健康教育、医疗保健、营养卫生知识的重要性，让农民树立健康生活的观念，增强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三)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科技水平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微观主体，其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新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进度。然而，目前农民工技能素质普遍偏低，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太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且现有初高中提供的课程和教学资源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有鉴于此，河南省可以抓住新课改的契机，针对实际勇于开拓创新，改善目前初高中课程内容结构，尤其是对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实践能力;另外，还要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由***府牵头，县农广校、成人高校、农业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因地制宜、结合农民意愿和兴趣开展农村特色课程培训，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文化技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目的。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开展的特色产业加工生产，学习“一村一品”特色种养殖经验，开展厨师、焊工等紧俏工种培训等值得借鉴。
(四)树立积极的社会文化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