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1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97.11.13
人生格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曾获主要奖励：
小学合唱比赛二等奖 初一朗诵比赛特等奖 优秀学生干部
先进事迹介绍：
一上初中后，我的责任心与热心助人的性格令老师封我为劳动委员。刚开始我各方面都不适应，加上同学们
对我的不熟悉，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发生，但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现在矛盾渐渐消除了，班
上每天都有值日生值日，我相信，在我的管理下，班里的卫生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好。
刚开始，我的学习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可能是刚上初中的原因，有点跟不上，但现在，找到适应我的学习方法。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成绩就一定能上升的。
我的家是一个温馨的、处处洋溢着快乐的港湾，也是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在这个具有浓浓书香味的家庭里，我健康快乐地成长。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2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书和报刊。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整本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诵读经典则是汲取精华的学习方式，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通道。学生阶段是人生读书的黄金时光，帮助学生养成热爱读书的习惯，多读书、读好书，会使他们终身受益。通过创建书香校园，营造书香育人环境，构建健康、和谐的校园，让师生在书香环境中丰富和体验情绪、情感，体验读书学习的乐趣，追求成功，体验成功，乐于成功。让师生在健康和谐的书香环境里不断追随成功的愿景，以达到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目的，使自身的人文素养得到很好的修炼。
本文就是试***从创建书香校园出发，抓住学生的兴趣，通过诵读经典的方式，让学生得到健康快乐的成长，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与健全的人格。在阅读的百花园里，让学生的童心飞扬，生命变得精彩。
一、搭建平台，营造氛围
1.成立班级读书角
为了保证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除了向各班级全面开放***书室，还倡导各班建立“***书角“，号召学生将自己的好书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
2.确立读书课
将每周二和周四的中午活动课时间定为“课外阅读指导课”，专门用来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开展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以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3.形成“诵读成长足迹卡”等制度
各个班级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推荐的书目，用“诵读成长足迹卡”等检查学生读书情况，以促进学生认真读书。
附：
二、加强指导，激发兴趣
1.阅读方法指导
（1）指导学生合理利用工具书或网络查检资料；（2）指导学生运用精读、略读、浏览、速读等几种常用的阅读方法；（3）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提高理解、分析、概括、想象等能力；（4）指导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熟练运用在阅读过程中随机圈、划、点、注、评、摘等方法。
2.读书笔记辅导
（1）指导学生学会摘录，写摘录笔记。要教会学生在理解、品析的基础上，摘录课外书里的精彩语句、语段，提高鉴赏能力，加强阅读积累。（2）指导学生学会批注，写心得笔记。要教会学生将阅读时大脑中闪现的灵感和智慧的火花随时记录下来，形成点滴体会，促进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内化运用。（3）指导学生发挥想象，写想象笔记。主要是续编故事、改写故事，发展联想和想象能力，从而培养创新思维。我们要通过提示范例，摘录讲评，交流感想等方式，提高学生做笔记的能力。
3.如何选择背诵古诗
教师根据学生的年段、心理特点，先选择课程标准规定的小学生应背古诗80首里面，朗朗上口、合辙押韵、耳熟能详的古诗。课本里要求背诵的古诗有十几首不是小学生应背古诗80首里面的，这些古诗老师必须要求学生会背，而且要求会写。
三、活动多样，体验成功
1.手抄报比赛与展评
各班根据读书情况出一期手抄报，选出好的作品展评，以此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2.读书心得展评
根据各个年级的规定书目，由学生写出读书心得，在班级进行交流并且评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展评、奖励。
3.古诗文朗诵
（1）对于小学生必背的古诗文和校本课程中的古词，利用每周早上的晨读时间组织学生背诵，教师检查督促，扎实抓好每天的晨读。（2）古诗的积累是正常的语文教学的正常内容之一。要求语文老师每周一在黑板报的“古诗词园地”中上出示一首古诗或词，然后领导学生诵读，然后由较好的学生领导读，每天就由值日学生领导诵读，指导背诵。到一周结束时，要求学生能默写。（3）充分利用班级的评比活动，各班均采用各种评比活动，在班上开展古诗文诵读比赛，让学生积极参加此活动，学生背诵的古诗在教室里展示出来，让学生得到成功的喜悦。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3
中***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16)02－0089－04
自上世纪晚期，医学研究出现了科技史与医学史的跨学科研究，史学界先后介入医学问题的研究，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挖掘各类史料中的医学资料，这些医学史料使我们对中国医学的形成与传承，医学与社会文化、民俗演变、宗教交流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为医学和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一方天地。本次有幸参与科技部项目———“陕西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的辑录整理”，对方志与医药学的交叉更有感触。陕西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上起秦汉，下至民国，保存的医药文献资料与线索极为丰富且珍贵，现就陕西方志中的中医药文献价值论述如下。
1为中医药学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1．1补正医家及著作
陕西地方志中对医家医著的记载，虽资料零散，但详实丰富，不少可补充医学文献对医家医著的记载。如中国医学史中对元代陕西医家记述极少，《类编长安志》中记载了元代最高医学长官成和郎陕西等路医学提举武天锡及其家族五六代人，逐渐由儒业医的过程，对了解元代陕西地区医学发展与传承多有裨益［1］。再如，陕西方志中详细记载了孙思邈旧宅、隐居地、长安居地、孙思邈传说，以及各地孙真人洞、药王庙的起始、变迁等，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孙思邈和药王现象的认识，也补充了已有文献对孙思邈的记载。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一些医家著作，多不被医学界重视。如清代嘉庆时期医家王学温著有《三槐医案》八卷，同时代白珩廪著有《伤寒论子树本》［2］，光绪名医杜芳洲著有《医理探源脉诀》，后两种医书仅见于《咸宁长安两县续志》［2］，清代高陵名医董凤翀著有《痘疹类编》。这些医学著作在目前的目录书中少见，对研究陕西地域医学多有补正。
1．2补正药物史研究
陕西方志中记载了从秦汉至民国的上千种陕西地区所产的药物状况，包括药物栽培、道地药材等方面，对中药史研究颇有补正。在药物栽培方面，《三辅黄***》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土本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3］在以往的药物种植史中，多采用张骞西域引种品种，此史料可补中药交流之缺。地方志中所载道地药材的历史非常悠久，如《元和郡县***志》中记载唐代开元和元和年间两次贡赋中关内道的“土产”“土贡”，其中有药物27种，而麝香出现的频率最高，5个州府均有;其次为蜡，4个州府皆贡［4］。这对研究唐代陕西地区道地药材很有价值，也为研究区域道地药材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将《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公元831年)和《千金翼方》(成书于681年)［5］两者记载的关中道的道地药材相比较，既可补正药物史研究，也可为陕西地方药材发展提供依据。
2为陕西地区医疗卫生习俗、养生保健方法的研究提供史料
陕西地方志资料记述了不同时期本区域养生保健方法和卫生习俗的演进，主要包括以下4类。
2．1生活卫生习俗
《三辅黄***》中记载了秦汉时期居住屋室的设计构造，椒房殿“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温室殿“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賓氍。”［3］汉代建有“凌室”，乃皇家的“藏冰之所也”，冬天纳冰，春天启冰，所藏之冰供皇室储藏食物、防腐保鲜，宫殿的驱暑纳凉，以及祭祀、停丧等礼仪活动［6］。宫廷还有“暴室”，“取暴晒为名耳”，主织作染练与暴晒。
2．2长生养寿方药
《三辅黄***》载汉代“鲁女生，长乐人，初饵胡麻，乃永绝谷，八十余年，少壮色如桃花”［3］。汉武帝造神明台，“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3］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记载吕师元“辟谷炼气”，故隋开皇十年，文帝在丰邑坊为其建清虚观。《西安府志》卷七十六记载了“长生药”———柏树叶的制法与服法［7］。方志中涉及到的养生药物有胡麻、柏叶、云表之露、玉屑、玉浆、泉水、分枝荷、蓬饵、东海祖洲不死草(疑为灵芝)等，是古人在延年益寿方面的有益探索。
2．3祛病愈疾习俗
2．3．1祝由祈祷各方志均有记载，《长安县志》三十一卷记载，西汉民间有巫医安丘望之(复姓安丘，名望之)［8］，宋敏求《长安志》载“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祷获愈”［9］;唐高宗龙朔年(661－663年)间“苏州僧法朗诵观音经乞愿”为城阳公主愈疾［9］。明代吕柟刊本《高陵县志》记载，“遇灾而禳，遇疾病而祷，遇无子孙而乞，皆于神所”［10］。可见，“祷”已经成为明时***疾病的一种常用方法。《西安府志》卷三十三记载，渭南人“母失明，(南)续芳求医祷神，心力并瘁，未几母目复明”［7］。细观方志记载，宋以前有专门的祝由人士为病人祈祷，宋及其以后主要由病人的近亲为其祈祷愈疾，***的疾病种类多样。2．3．2泉水愈疾此法又分为两类型，一是温汤疗疾法，《雍录》记载从后周至唐，皇室皆有用温泉治病的习俗。乾隆《临潼县志》引《三秦记》骊山温水可洗疮，及“去疾消病，渐有骊山温汤”，“倍药石之功，蠲除六疾”［11］;沔县东南之温泉水，“望之白气浩然，言能瘥百病，浴者皆有硫磺气”［12］;淳化东南之金泉，“目眵者洗之可明”［12］。这种疗法简单易行，在陕西民间流传广泛。二是饮泉愈疾法，宋敏求《长安志》谓醴泉“其味如醴，饮之疾愈”［9］;五台山上的药王洗药池，“水渍柏叶成碧绿色，饮之可愈痼疾”［12］，还有周至可避“瘿”病的“长生泉”，兴平耿祠乡“有疾者饮之皆得愈”的浪井［9］，嘉陵江上的药水岩等［12］。2．3．3驱***习俗传染病防治是医学的重要环节，陕西方志中即记载了很多防***习俗的渊源、演进。如《西安府志》引《宋卜子阳圆苑疏》载，西汉时“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楼曝衣”［7］。《高陵志》载“正旦鸡鸣各悬黄纸长竿以祀天，曰:接天神，又以麻竿木炭悬门，曰去瘟***”;“拜神四月八日，男女戴皂荚叶，曰巳头痛”;“端午日，戴艾叶，曰去疾”，“幼者系百萦于项腕，曰蛇蛊不蛰”“腊月五日食五色煮豆，曰豆者，毒也，食之巳五毒”，以及饮雄黄酒、茱萸酒，佩戴各种样式的“香包”，内装雄黄、丹砂、香料等。他如正月十六的“游百病”，二月初二的“咬干(疳)”等［10］，都是和防***相关的民间习俗。
3为地方中医药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利用提供参考
中医药文化遗迹与中医药文物遗存、传说故事是一种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现象，凝聚着中医药特有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不仅反映了医学领域更宽广的文化信仰和自然环境知识，而且密切了其他领域和中医药之间的固有联系。
3．1中医药文化遗迹
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中医药文化遗迹颇多:如孙思邈宅、孙真人祠、孙思邈隐居地、药王山，以及分布于各区县的药王庙或药王洞;扁鹊墓，王焘墓、华佗墓、彰义祠等著名医家墓葬;药市街、三皇庙、惠民局，各区县的养济院、漏泽园、牛痘局等医药真迹;童子采药金银台、相桥丹井、炼丹石、***殿、城固县南的唐公房、老子炼丹峰、药妇山、宋真宗梦中治疾的法王庙等仙家异事［12］，每一个遗迹都蕴含着数个典故传说。中医药文化遗迹中还包含着特殊的一类———著名地方老字号中药店，如藻露堂、益元堂、白敬宇、义安堂、天和祥、普太和、西鹤年堂、德寿堂、万灵堂等，这些老字号中药店是中医药文化承载者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绝大多数已不可复见，唯留下了遗迹、照片、成药、文物或文字资料等，但他们对陕西地方的社会发展、人民健康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2中医药相关文物陕西方志中涉及的医药
卫生文物有行气玉佩铭、张旭肚痛贴、景教流行中国碑、元代王重阳仙蹟碑、隋代鄠县祈疾疏、明代三原县医士管韶修通远桥，以及各种材质的医疗器具、何家村出土的金石类药物、相关的医药碑刻、医药类古籍等，都是陕西地方历代医疗活动的见证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不但为中医药研究工作提供了确凿的物质基础，且拓展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4
个性人物
陆老广额长脸。左眼失明，以瓷目代之，不时取出，用手帕擦净，放回眼中。他一足微跛，系早岁抗盗中弹所致。身材瘦长，常说带有粤音的普通话，声震屋宇。初听不懂，久了也懂。他思想新颖，耿直不阿，爱憎分明，敢说敢为：广交朋友，笃于友情，记忆力极好。不迷信鬼神，参加追悼会从不敬礼，他认为死者已全然不知了。幼年他在家乡达立学堂读书，祭孔时，他拒绝行礼被记大过。1911年黄花岗之役前夕，加入同盟会。曾学过多年西医。初次来沪，赁居中国寰球学生会宿舍，得识该会主干事朱少屏(同盟会会员、南社发起人之一，武昌起义后，在南京临时***府总统府只任半月秘书即回沪)介绍入南社。
南社受同盟会影响，与同盟会渊源颇深，在第一次“雅集”的十七人中，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民族气节，反对“北廷”满清朝廷腐朽统治，为辛亥***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陆丹林的交游，不少为同盟会或南社中人，故相互往来题赠亦夥。如1928年秋间，潘达微(即冒险埋葬黄花岗七十二***者)将离沪返港的前一天，王秋湄约了几个朋友为之设酒饯行，潘达微兴致甚高，连作画六七张，陆丹林得三张：一是《岁寒》，画松竹梅三友，潘氏逝世后，柳亚子题诗其上：“画师骑鹤出红尘，画笔常留太古春。莫话黄花岗上事，几人能保岁寒身?”对这些故友笔墨，陆老珍若拱璧。
所藏辛亥元老遗物
陆丹林收藏的孙中山或辛亥元老遗物大致有二十种，中有墨迹、手稿、书籍、凭证等：1.***书赠陆丹林“博爱”横披，2.***亲笔《中华******誓言》，3.《中山先生演说全集》，4.《伦敦被难记》，5.《中山全书》，6.《民权初步》(民国六年初印本)，7.《孙大总统广东蒙难记》，8.《中山先生佚事》，9.《孙***致章炳麟手札》，10.《孙***手批墨迹》，11.《***年谱长编初稿》，12.******府******事国内公债券(一千元)，13.广东同盟会粤东同盟会会员徽章，14.广东同盟会粤支部证书，15.林森《碧血黄花录》，16.陈少白《兴中会***史要》，17.《红花岗四***集》，18.《三民主义》(日文本)，19.《朱大符诗册》，20.《胡汉民手札》。
当中的第1、2、19种墨迹，曾刊入叶恭绰先生主编的《广东文物》。第一种是孙中山先生亲笔书赠陆丹林的“博爱”横披，如今还由其女少兰珍护着。另有孙中山先生的亲笔誓言，也是陆老的珍藏品，原迹可能已捐献，仅留存一张大照片，亦由其女少兰保存。其文如下：“誓约，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治修明，民生乐利，拱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手印)。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此为中华******誓词，1914年7月8目写于日本东京。誓词右下方钤盖陆丹林藏印“红树室藏”，印系杨千里所刻。杨千里也是南社社员，为费孝通之舅，胡适之师。
陆老熟悉近代史实，尤其是辛亥***掌故，这是因为他与不少辛亥***的元老认识。他曾告诉我，孙中山曾亲笔写信给他，在抗战时期，当作“通行证”很派用场。他说他见过孙中山，威严而可亲，令人肃然起敬。也许是伟人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吧。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5
一、庆祝第x个教师节暨“十佳”表彰大会
1、时间：9月9日晚8：00。
2、地点：体育馆二楼。
3、议程：①陈董事长讲话;②执行校长宣读“十佳”表彰决定;③少先队员献词;④“十佳”教职工颁奖(少先队员献花);⑤“十佳”教师代表发言(高中);⑥“十佳”职工代表发言(后勤)。
4、会务工作：校办、后勤部负责。少先队员献词、献花由小学校长室负责。
5、参加人员：全体管理人员、全体教职工(教学区、生活区值班人员除外)。
二、庆祝第x个教师节歌舞晚会
1、时间：9月10日晚。
2、地点：行***办公楼六楼歌舞厅。
3、活动主办：工会、团委。
4、策划与统筹：吴士强、周翔、王瑶。
5、舞台设计：小学分校负责。
6、晚会主持：周翔。
7、水果、点心、饮料：林光明。
8、音响、灯光：杜含章、吴长林。
9、照相：杨建文。录相：朱君华。
三、“十佳”教职工事迹宣传
(一)育英网站“敬业·爱生·奉献——20xx学年‘十佳’教职工风采录”专题报道(刊发事迹材料并配个人照片)。
1、宣传对象：
各类“十佳”。
2、做好“十佳”先进事迹材料整理、报送工作：
①材料要求：500字以内，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写作，文字精练，突出“十佳”教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典型事迹。
②材料组织：分别由高中***教处、初中***教处、小学德育处、生活管理处、后勤部、校办安排本人或他人撰写，经分校校长，部、办负责人审定、打印后于9月7日前报总校王浩办公室。
3、“十佳”教职工照相：
9月7日中午、下午统一为“十佳”教职工照相，分个人照、集体照。具体时间、事宜由杨建文、范世华、陈时香老师负责落实。
4、育英网站专题报道由王浩老师负责策划，柯水平、王为老师负责制作，教师节前夕。
(三)展板宣传
1、制作“XX·十佳风采”宣传展板二块，总校办公室组织人员设计，9月10日在学校大门内侧校标前展示。
2、展毕供“教工之家”创建“温州市优秀教工之家”之用。
四、会标、横幅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6
我的春天，在我十二三岁时，就来了，我少女的时代，健康快乐的如同春燕，沐浴春光雨露，在蓝天无云的辽阔的天地里翱翔，我的翅膀随春风鼓舞，我的快乐随花香高呼，我的智慧随春雨被滋润，我的春天无比甜蜜。
我的春天，在我18岁的时候，来了。我命运十二分地好，我这个好孩子红孩子赶上了恢复高考，却没有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边玩边参加高考，竟然成了天子骄子。我的春天在这时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春天的微风使我在校园里惬意，春天的气息使我在书海里涉猎无尽的宝藏，使我在知海中奋力畅游。我的春天在言志诗社的诗会里、在黄昏的操场上、在宁静的***书馆的小路上、在子夜的蜡烛下、在中外名著大师的哲思中。我的春天，在四平小南湖的溜冰场上、在纪念碑的历史陈迹里，在果树园的石头下，在半个山门的长廊里。我的春天，在专业竞赛的发奖现场，在练字臭墨的旧报纸里，在演讲比赛的讲台上，在诗朗诵的乐曲中，在倾听老师教诲的心语里。
我的春天，在长春前进大街的四季里，前进着。我的春天，在青春依恋的爱情里，在南湖公园的条石下，在长白山宾馆旁新民广场的林荫奇石里，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的春天，在思奋、进取、不敢落后的勃发中，在积淀理论、了解社会、懂得生活、生命的行迹印迹中。我的春天，在同学、爱人的呵护下、在初恋的懵懂中，在努力工作的干劲里，我的春天像插了翅膀，尽情芳香。我的春天，在不经意中有了爱情，有了果实。虽然生活很是辛苦、穷困的令人颤抖，但我的春天里有家人的帮助，父母的慈爱、有丈夫的溺爱、有领导同事的关爱，我的春天，就像百花园，花香烂漫、浓情万千。我的春天五彩缤纷，我的春天美丽幽香。
我的春天在三四十岁时，得到了春雨的沐浴、阳光的照耀、春风的抚慰、春意的昂然。我在春季里踏青，饱览成熟的愉悦、体会着生命的魅力、分享着事业的恢弘、接受着灵魂的洗礼。在办公室里，我在案头前，为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一个数字而寻觅，在电话中为各界的交往、工作的顺利而再见，在窗前为了那郁郁葱葱的兰草和长在花盆里的甜甜和小柿子的果实而欣慰，在电脑前为一句诗的平仄而思考，在互联网、物联网上，我在为祖国的南沙问题、西藏问题、***问题、外交和金融问题、经济和***治问题、发展与矛盾纠结的问题，等等呕心沥血，思索探究，判断追求。我从读书读报，从实践研究，到抒写敲打，到求证建议。我的春天不知不觉来了，走了，又来了，一晃就是二十几个。我的春天在中华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的论文答辩中度过，在北大的教室里度过；在张家港学习***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培训中在长江口岸，在滔滔江水的波光中，我的春天来了。在***书馆的书库里，我系统地浏览中国历史、名人传记、古典小说、古诗词欣赏，我的心，随春风飞扬，洒下一地的芬芳。在人事处工作的日子里，我迎接七八个繁忙的春天。春天来了，我起草的职称文件、评审细则、全国会议经验交流材料，即使是春天过后，依然留给了金色的秋季，留在了历史的扉页上。在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春天里，我多么渴望和女处长带上我写的经验材料去湖南开会，可她另携别人。我一直畅想湖南的张家界、湖南的***故居、那韶山的红杜鹃、那两湖之一的晚清遗迹“两湖熟天下足”的场面，可我的梦想一直成了事实上的梦，我一直珍藏这世事无常人事无情女人难测。它使我懂得了很多很多。至今，我依然向往张家界，但我一直留给以后，在我时间充足、心情愉悦、身体健康、激情无限的时候独自前往，拍照、写生、填词，把张家界的美丽刻在心里，去除一切阴霾！我的春天，在夜色凉如水、蛙鸣一片田的时候来了，在宁静的小镇，在昏黄的灯下，在悠长的小路上，在欢乐地歌声中。我的春天，在蛟河红叶谷色彩斑斓的初期来了，我的脚步在春天的痕迹中走过，我的诗情在春天的爱恋中写下粉色信札的纪念。我的春天，在拉法山、卧佛寺、橡胶坝的风景中留痕。我的春天，在走过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在函授授课、监考、督导、答辩的日子里积攒下来，查干湖的春水，凤凰山的绿树，防川的荷花池，白城的大草原，辽源的万人坑，四平的英雄纪念碑，吉林的松花湖，等等，这些个春天，有我的浪漫、我的勤奋、我的欢乐、我的追求、我的脚印、我的歌声。这些个春天，我涉猎各类理论问题、社会问题、人生价值、心理需求，国际国内、个体群体、个性共性。我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我看浪花破灭，落花流水；我看大江南北、改革开放；我看人生快乐、生活艰辛。
人到中年，人在春天。岁月如歌，生命如歌。在春天的生机里，我感悟着善良的宝贵、体会着真诚的快乐、品味着思索的甜蜜、收获着爱与被爱的幸福。
去年的春天，我在厦门度过，那里的花草令我流连忘返，我认识了菩提树、百香果，加到了郁达夫的故居、周作人的圣地。在鼓浪屿，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陆与台湾的一衣带水，民族的血脉相连，隔海相望的思乡之情。
今年的春天，我会在海南在港澳度过我50岁的珍贵的春天。那里的小草，将歌唱我的人生一刻，摇曳我行迹的辽阔与坚实；那里的椰风，将呼唤我的青春、记录我的童真，唤起我少女时的祈盼，对椰林的真爱、对圆圆的椰子的钟情。春日的大海，将激荡我多情的心房，燃烧我诗人般的情怀，鼓起我***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满眼的南海、满眼的海域，无尽的海岸，祖国，我的中华，做儿女的一定要让祖国母亲强大，否则国将不国、疆将不疆！倍受欺辱、惨遭蹂躏！我们必须强大，我的祖国必须强大，中华民族必须强大。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去做，为祖国贡献、为母亲争光？！
今年的春天，一定会江河着绿、大地向荣、蓝天高远、祥云朵朵。今年的春天，一定是放眼世界，四季如歌，春色娇艳、花朵芬芳，人民安康，祖国盛昌。我们一定是在平和的环境下，幸福地工作，珍惜每一个生命的过程，珍存世界的日光月光，春光徜徉，大地幽香。
今年的春天，让人入梦，如梦如歌，如诗如画。今年的心田，一定长出玫瑰、牡丹，洁纯娇艳富贵，赠人鲜花，手有余香！
请让我携大爱，用真善，揽坦荡，抓住春的风帆，把寂寞交给春天，装满我的行囊，一路风一路歌，一路花香一路鸟语，一路朝阳一路碧水，一路绿柳一路炊烟，把春天与我的行程一同走下去——
春天，请别拒绝我，请别丢下我，请别诱惑我，我害怕拒绝，害怕孤独，害怕脆弱的心独自承受那徐徐微风、迎春的黄花、潺潺的流水、嫩嫩的绿芽。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7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8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9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例10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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