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公共经济学论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策、自由贸易***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府、***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收入规模，解决了财***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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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
公共经济学论文第2篇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科学，公共部门包含了各级***府、***府投资和控股的国有企事业和金融机构，因此国有企业一直是公共部门研究的重要对象。腐败是指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制度漏洞，通过掌握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这里，公共部门负责人可以是***府官员，也可以是国企高管。腐败表面上是***治问题，但从根源上看也是经济问题，腐败的公共经济学阐释就是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国企腐败的“经济人”假设推理“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当然国企高管也不例外。“经济人”在社会生活中均有自利和理性的两种选择。自利导致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导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展开。如果这一行为准则符合大众利益，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腐败。腐败能给国企高管带来腐败收益，同时也给他带来腐败危害或腐败成本。作为“经济人”，只有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的时候，才会有腐败的动力。
1.腐败的收益分析。腐败预计收益计算公式如下：腐败预计收益E=E1－E2==P1×R1－P2×R2其中：E1：腐败不被查处的获利；E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P1：腐败不被查处的概率；P2：腐败被查处后损失的概率；R1：腐败不被查处的收益；R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在非法制社会中，P1>>P2，R1>>R2，这会导致腐败收益为正，甚至相当高；而在法制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腐败收益可能为负。这就能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抑制腐败，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导致***权更迭，民不聊生。
2.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既有经济上的成本上的付出，也需要承担精神压力。腐败成本计算公式如下：腐败成本C=C1+C2=f1(l,m,n)+f2(p,q,r)其中：C1：为腐败交易成本，l,m,n分别为腐败所需要消耗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C2：为腐败心理成本，p,q,r分别为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发生频率、腐败处罚强度。3.腐败的收益—成本分析。国企高管作为“经济人”，在腐败前一定会计算收益—成本。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才会实施腐败。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腐败将变得没有意义。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此时的E称为边际收益，C称为边际成本，这将是腐败行为的临界点。因此，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抑制腐败的措施如下：一是让腐败预计收益E尽可能小，甚至为负。二是让腐败成本尽可能高，让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
（二）国企腐败的委托—理论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石。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权让渡给更加专业的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依旧保留所有权，充当委托人角色，并获得剩余价值索取权。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导致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人的腐败。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其人就是国企高管，委托人就是全体人民，人民将国企经营权委托给***府和国企高管，就自然拥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利。但人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为了行使委托人职责，经过人大批准，***府授权，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为行使委托人责任。人民行使监管权要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在这样的体系下，线框内的委托人代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非常设机构。全体人民要想行使委托人监管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企高管监管的效率，增加了对国企高管监督的成本，国企高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有条件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全体公众的腐败行为，从而最终导致委托—关系的失灵。这种失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众监督缺失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对国企监督委托失灵造成的损失为D，公众总数为m，则平均每个个体的损失为D/m，某个公民P因监督成功而获得的额外补偿为Rp，而为之付出的成本为Cp，那么作为“经济人”的该公民行使监督权要满足如下条件：D/m+Rp-Cp>0；事实上，在我国国企委托体系中，CP>>D/m+Rp，普通公众为监管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最终导致监管缺失，腐败泛滥，委托—关系失灵。
2.信息不对等条件下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国企高管不腐败的获利水平为C，腐败后获利水平位C1，腐败成功的概率为P1，腐败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水平为C2，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为P2，那么根据国企高管经济人的“特征”，其腐败期望达到的结果是：C+C1P1-C2P2>C,换算后得：C1P1>C2P2；可见，国企高管期望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处罚的程度较轻且处罚概率较小，腐败行为获利程度较多且成功概率较高，即C1P1>C2P2；而这一条件实现的前提就是国企高管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正是其能够腐败的资源所在。因此，根据委托—理论，要减少国企高管腐败，一是要降低公众反腐败的成本；二是要减少国企高管所掌握的信息优势。
（三）国企腐败的寻租理论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非生产性手段”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寻租。“非生产性手段”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是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技术性手段占有。经济学者贺卫在其《寻租经济学》将***府官员创租活动分为三大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与***府同属公共部门的国企相对应的创租活动也可以按此标准划分，一是公益掩盖下的寻租机会；二是职务带来的寻租机会；三是人为设置寻租机会。国家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让垄断型国企无偿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其他企业可能通过给国企或其高管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资源并获利。比如中盐公司的盐业生产配额权，中石油的油田开采权，铁道部高铁招标权等。国企高管职位的优势，让他成为寻租市场的宠儿，很多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拉拢他，最终很可能导致他接受利益集团的租金，从而为利益集团服务。如中石油腐败窝案，是将国有优质油田资产贱卖给私企。当前面两种情况不能满足国企腐败高管的胃口时，他可能会人为制造租金，以利益交换为诱饵让别的企业给其上供，甚至有意提出某项损害该企业利益的***策或规定，以迫使企业让渡给部分既得利益给他。减少国企高管的三类寻租机会，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内部运行制度，强化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抑制寻租机会的产生。
（四）国企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更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规则规范，或是社会习俗。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使得“制度”因素逐步和公共经济学接轨，两者有很大的重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制度框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体制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为解决行***权和产权关系而产生的，称为正式制度。二是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被称为非正式制度。以国企为例，当正式制度规范后，国企拥有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产权来决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寻利的机制，各方遵循相应规则各取所需。当正式制度规范以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国企行***权来分配的，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漏洞可能将社会资源用于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在我国这样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成员之间盛行的礼尚往来也属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人情关系一旦运用于权钱交易，加之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则会产生大面积腐败。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企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人情关系腐败。目前我国国企运行的宏观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当务之急是建立国企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实现产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
二、国企腐败治理机制研究2014年12月9日
通过上面的公共经济学腐败机制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治理国企腐败的路径如下：国企腐败治理的6点具体措施，其本质都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制衡和监督，但制度的改进岂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本文认为，国企行***管理机制和***府部门高度相似，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其监管难度比***府官员还要大，必须从国企内部和外部同时入手，才能起到真正威慑作用。国企内部要建立“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主要是理顺国企内部的权力分配，确保实现国企的战略目标。国企外部要建立人大***会为监督机构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合理开支，稳定收入。
（一）治理国企腐败的“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说明精英职业经理人是国企的首要行***负责人和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负责人。他与普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由人大***会选举产生，他具有如下特征：
1.精英职业经理人拥有国企内部最高的人事权，可以决定整个国企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2.精英职业经理人需从社会上招聘，有一定任期，要由人大***会负责组织招聘，通过公开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
3.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他的整个领导班子没有财务管理使用支配权限，所有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预算管理制度预先制定。
4.如果支出预算超出或收入预算减少，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会质询，取得谅解后，才可更改预算计划。
5.精英职业经理人，与人大***会签订聘用合同，采用和风险匹配的年薪制，只有完成了预定目标才可能拿到全额薪金。否则要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予以扣减甚至清零。
6.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会的管理，定期接受人大***会的检查监督。如有贪腐行为，必将受到追究，严重的会导致精英职业经理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现贪腐行为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是第一责任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精英职业经理人需担负起企业发展的大任，他绝对不能接受腐败在他掌控的体系内蔓延，因为那样会直接侵害其利益。精英职业经理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组织体系内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尽量避免腐败发生，同时建立一套适合的激励机制，鼓励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用合规合法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治理国企腐败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说明
1.人大***会是“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因为人大***会是公众选出的常设机构。而国企资产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因此人大***会必须担当此责任。
2.人大***会还要建立与“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国企领导监督权，包括行***不作为，行***乱作为，贪腐行为等。
3.包括国企员工在内的全体公众都有权通过人大***会质询精英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预算完成情况及人事权问题，其质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站、微信等举报成本低的方式，确保公众少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制度框架内要求限期答复。
4.人大***会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队，涉及到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物质采购、招标投标、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和专业领域，必须听取智囊团队的专业性建议，以便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合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5.精英职业经理人要定期给出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该报告需通过人大***会的表决，多数赞成后才能获得通过。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具有投票权的人大***会代表是临时组成的，并在投票前夕公布。投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确保异地代表行使权力。投票后，投票代表信息个人要立即公布，并接受监督，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人大***会都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举行听证，投票代表也必须当场对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质疑作出直接或书面回应。
6.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必须以公开、公正、权威的方式面对公众，以便全体公众对报告具体事情进行监督。
7.人大***会要对国企的治理机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确保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独断专行的的精英职业经理人。
8.人大***会要组建产权认定机构，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和保值增值。通过人大***会审核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的方式，能够控制国企的过度支出，同时国企收入一旦与预算不符合，可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作解释说明。另外，由于信息披露充分和层级减少降低了监督成本，公众的监督也极大限制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贪腐动力。
三、结论
公共经济学论文第3篇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民主***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和***治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他们很少研究独裁***治。在人类历史中，独裁***治远远比民主***治普遍，人类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生活在独裁***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国家虽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度民主的理想还不会实现。可以预测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独裁***治仍然不会绝迹。
西方学者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独裁***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塔洛克的《独裁***治》出版于1987年，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治经济学》出版于1998年。这两本书都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国学者对它们还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温特罗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专门而深入地研究了独裁***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
（注：SeeOKane,RosemaryH.T.(ed.),Revolution:Criticalconceptsinpoliticalscience,VolumeⅡ,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tosectionsandparts,VolumeⅡ;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andrepression:aneconomicapproach",PublicChoice,17(Spring1974),63-71;Skocpol,Theda,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
and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Taylor,Morris,"Rationalityand
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in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Muller,.
EdwardN.andOpp,Karl-Dieter,"Rationalchoiceandrebelliouscollectiveac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80(2)(June)1986,471-87;Lichbach,MarkI."Whatmakesrationalpeasants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andironyinpeasantcollectiveaction",WorldPolitics,46(April1994),383-418;Goldstone,JackA,"Isrevolutionindividuallyrational?Groupsandindividualsin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Rationalityandsociety,6(1)(January1994),139-66.）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独裁***治中统治者的***治行为，那么可以说，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对于***问题的专题探讨则主要研究了独裁***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认为，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够确切，而说“子民”好些，笔者接受这种看法。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的***治行为、独裁统治者在“体制外”的竞争者的***治行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介绍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论，而只介绍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关于独裁***治的经济学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治》
在《独裁***治》一书中，塔洛克说，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再也没有对于独裁***治的科学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府的***策上。
（一）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先是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策。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策相似。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现其***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策的剧变。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二）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不过，真正的群众***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队了。
大多数被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的，不是被群众起义的。***队的***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产生现有独裁者的野心。***队力量越强大，国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独裁者被的机会也越大。独裁者的***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小。经常更换***官和人员编制、把***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独裁者的可能性。企***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现有的独裁者。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之后的执***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三）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转述了休谟的如下看法：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队；统治依靠观念。休谟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转，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P21)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高级官僚，而他们受合法性的影响不大。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所以，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本书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府内部的***，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府高阶官员）***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其回答是一个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设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他们的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府结构。
（四）塔洛克的自我评价
塔洛克对于自己的贡献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府所采取的***策等等。同时，他承认《独裁***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治经济学》
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治经济学》在发展独裁***治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较高的理论成就，表现为：第一，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塔洛克之后，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独裁***治。第二，温特罗布将其理论高度形式化和体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温特罗布的著作除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治行为之外，还研究了***治对经济***策、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且做了一些规范研究。
（一）全书要探讨的问题以及重要结论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独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来保持权力？是什么决定着一个***权的压迫性？***权的经济绩效、***治力量怎样影响***权的压迫程度？什么经济、***治条件影响着威权***权的稳定或不稳定？独裁***权比民主***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较少受到寻租或再分配的压力吗？引入自由市场是否必然地导致独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导致民主的灭亡和独裁的兴起？民族主义如何兴起？独裁者如何、为什么促进它？***权犯罪时，其执行官员有什么责任？
作者的重要观点可以极为简单地总结如下。第一，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要购买一部分人的忠诚，就需要给他们格外多付好处，这些好处只能从另外的人群那里剥夺而来，对于这另外的群体，独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压迫了。第二，独裁***治是否比民主***治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没有简单的回答，因为独裁***治下的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独裁***府确实比民主***府更有办好事或坏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倾向（也就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给另一部分人）也更强。那种将财富再分配给工人的独裁***治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降低劳方工资水平，保护资方利益的独裁***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劳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府以减少独裁***府对其人民的压迫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对独裁***府的外交***策的基石就应该是：援助独裁***府或者和他们做贸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权的条件。[2](P346)第四，谁对独裁***府的罪行负责？作者认为独裁***府官僚机器中的官僚要对其所执行的罪行负责，其理由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Rev.ed).NewYork:Penguin,1976.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这一富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纳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为的真正祸害是官僚机器的浅薄，它让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没有头脑的平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知无识是不是***治祸害的某种必要条件，或者，积极开动人的脑筋是否真能使我们不去干坏事？阿伦特认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虽然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是该机器的行动的穷凶极恶性质使得小齿轮也要对罪行负责。阿伦特的论证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论为依据的，这和温特罗布的论证不一样。）不一致。温特罗布的理由是，这些官僚是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没有头脑的平庸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向独裁统治者效忠和争宠。[2](PP347-348)
（二）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2](P3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反对***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府所做的那样，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反对***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慢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治忠诚，***治租金的分发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府或***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治交换。[2](P48)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策。
参加***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团；[2](PP48-49)他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治租金）来看，参与***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权的。只要公民在***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府的***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府就是暴***。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治组织形式，例如******，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示如下：
附***
***1独裁***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体向暴***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治下的子民、觊觎***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都夸大了独裁者的困境，在他们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处境简直是很可怜。[2](P20)他们的理论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时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独裁***治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古代“东方”的君主一般来说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祯皇帝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才是可怜的。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事实的这种矛盾呢？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识形态。
塔洛克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这句话的后一半是对的，独裁者一定会展示其强大，让人们知道，他是难以战胜的，最好乖乖地服从其统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上，独裁者不仅展示其力量之强大，而且还努力给其子民灌输一种观念，即他是个好人，关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够带给子民最大的幸福。在温特罗布的理论中，独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两大类，即压迫和购买忠诚。他得到的忠诚是通过分发***治租金之类的行动“购买”来的，与意识形态灌输无关。其实，在能够实施思想独裁的情况下，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是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的。但是，温特罗布似乎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忠诚供给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在其整个模型中似乎没有地位。
然而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权的。只要公民在***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府的***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府就是暴***。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治组织形式，例如******，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示如下：
附***
***1独裁***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体向暴***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治下的子民、觊觎***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公共经济学论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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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房价的不断攀升， 中国的广大百姓已很难承受高房价的压力， 这就不得不让他 们联合起来向***府进行一定程度的施压行为， 他们所在利益集团主要包括： ①普通获益者集 团：过去的研究证明，这个集团非常大，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②利 益相对受损集团： 这个利益受损集团不是由各个年龄段的人员组成的， 它主要是由 45 岁以 上年龄的人组成的，包括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的人等。这部分人群中，女工多、年龄大、再就业能力较低。现阶段大学毕业生有很大 部分在这一集团。③社会底层集团：底层社会不仅仅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 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如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享受到城里劳动者的同等 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还有是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 寡老人。 而我国现行住房***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主要有： 大部分国企的上层人士， 各级地方***府 以及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 住房困难的人民大众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则采取游说方式促进***府对房价的调整。 在中国 的游说形式主要包括：
1、争取出席有关部门专门组织的立法或者行******策意见听取的座谈 会;
2、针对决策者个人及其接近者的交往与意见表达活动，这一形式所占比重较大;
3、利 用权威媒体与权威信息收集机构提供高层领导可以阅看的内参文件;
4、利用知名专家与民 意代表在两会或者其他场合发表个人意见，尤其借助于媒体压力引起决策部门注意。 我国为获得良好住房条件的利益集团影响地方***府决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 接接触相关决策者。他们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 ，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输入地方***府决策中， 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 (家族血缘、 同学、 老乡或私人情谊) ， 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2)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 行劝说。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 公事公办式进行的。现在我 国为获得好的住房条件的部分利益集团有些采用信访的方式去谋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如： 1999 年 4 月，某单位给当事人刘华(化名)调整了一套房子，刘华因为多种原因未能及时 搬进新房交出旧房，新调整的住房户长期不能入住，遂请开锁公司将房门撬开入住。刘华认 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要求单位主持公道。 刘华对单位先后三次研究的处理意见都 不满意，多次到市、赴省、 进京上访。 因其单位的集体户口在北关地区，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 2009 年 12 月，上级信访部门将此案转交西安市莲湖区北关街道办事处，由街道调委会对此 案进行调解。随着调解协议的正式签署，一起长达 11 年且数次进京上访的信访案件尘埃落 [1] 住房困难所在利益集团通过这些 定。 这就是一个对改革住房条件而进行信访的成功案例。说服方法是比较简单易行的，不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
3)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代表、人大代表、***协委员、***府成员或集 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 代表为获得良好住房条件所在利益集团的意愿， 直接有效地 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府决策。或者以人大、***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直接输入地方***府决策体系。 为获得良好住房条件所在利益集团每年都会通过组织集团中的 人大代表或***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住房要求。如本利益集团曾向全国***协委 员许家印寻求住房调整的帮助， 因此在两会中许家印同志就提出国家应采取强有力的 三控 措施(即***府让利、国家让利、企业让利) ，以杜绝房价飞涨及购房成本被无限转嫁给购房 者的现象。 而身为学者、 长春工程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的谭敬胜却认为国家在保障房和经济适 用房方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这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资源。 房地产的税费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让利。但是让企业让利却不太能控制，因为企业的利润和风险是并存的。 中 国***协委员蔡志明认为我国的高房价已到了被社会各界群起而攻之的地步了。蔡委员认 为我们需要的房地产是那种可以让高收入人群住别墅，低收入人群住廉租房，中等收入人群买不起新房能买旧房、买不起大房能买小房的房地产。 不过对于高房价问题全国人大 代表宋尚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房地产商， 地方***府在这方面也有责任。 我认为这种 影响决策的方法是特别有效的。
4)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 法存在的利益集团， 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 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 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 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 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府决策 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 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在我看来为获得良 、 好住房条件的利益集团不常通过这种方法来影响***府决策。
5)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 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 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 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 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许多住房困难的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向各个地方***府陈述他们的住房 问题， 有些人还会向一些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或电视发表对住房的要求， 希望***府加大调控 房地产的力度。
6)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 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 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机关 (俗称 民告官， ) 以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府行为， 这是各利益集团， 尤其是民间性利益 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人大代表及***协委员为那些想获得好的住房条件的利益集团向两会提交有关住房改革 的提案，并在开两会期间向其他的委员们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竭力去说服他们，以此获 得更多代表的支持。 这样， 经过代表及委员们的不懈努力， 有关住房改革的提案获得较多人的支持并被许多 媒体相报道，专家们对这提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不断修改并完善住房改革提案，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对这草案进行审议，最终有关住房改革的指导意见得到批示，形成新的法案。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7 部委联合制定的 《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近日 正式对外，其中部分内容摘要如下：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 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 同时， 随着城镇化快 速推进， 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矛盾日益显现， 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需改 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是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培育住房租赁市场，满足城市中等偏下 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的重要举措， 是引导城镇居民合理住房消费， 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结 构的必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加大投入，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公共经济学论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支出的比重、财***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府财***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府和地方***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府间的财***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府全额负担，从***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府与地方***府以及地方各级***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体制和各级***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府与地方***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府与地方***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府间财***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职能所需的财***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府还是对地方***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府相比，地方***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府能够和高层级***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府提供。他们认为，“财***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府负责。”因为，地方***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府也比中央***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状况趋于紧张，***府给予财***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公共经济学论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策、自由贸易***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府、***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收入规模，解决了财***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超级秘书网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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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
公共经济学论文第7篇
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公共经济学分析全文如下：
摘 要：近年来，有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的激烈争论，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农民工再次进入学界视野。大家普遍认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障碍，分析了***府公共服务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可能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并对保障农民工权益如何促进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农民工; 权益保障; 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学.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也是让一切人尽可能多地参与生产与创造的前提，农民工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却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合法权益保障严重缺失。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报酬最低。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热烈讨论。中国农民工该何去何从? 他们能够融入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吗? 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 这些亟待回答的问题，都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群体。
农民工有自己的诉求，他们有自己的中国梦，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将城市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希望能够融入城市，和城市市民一样，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农民工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研究述评.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群体，而且这一群体数量在我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报告，2012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2. 6261 亿，占全国人口的 20. 2%。关于农民工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定论。杨思远( 2005) 认为: 农民工是不再完全从事或者完全不从事身份职业的农民，同时又是拥有农民身份的雇佣工人，实际职业与真正职业的不一致是农民工的本质特征。[1].
吴洁( 2005)[2]等认为农民工的***治、经济、社会权益难以实现，得不到有效保障，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输入地、输出地***府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农民工群体的有效管理和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沈君彬( 2005)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利益诉求机制，提出从制度和立法层面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问题。[3]叶孝生( 2005) 也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制约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因素是传统的城乡二元制，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促进***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发展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治基础。[4]蔡小娥与陈垚( 2008) 认为***府应当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让农民工享受到公共服务。[5].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增长，制约着我国经济、***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然而很少有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农民工产生的背景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分析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角度探讨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用公共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三、农民工形成的历史原因.
我国 1954 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具有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随着土改完成加上1956 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涌进城市，试***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受此人员流动的影响，1958 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徙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二元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即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6]在世界范围，只有中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7]二元户籍制度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为依据确定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以户籍制度固定下来，形成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身份壁垒。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建立起新的秩序。[8]户籍制度先天地默许一些人占有和享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体制。***府的***策意***是通过农业剩余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和城市经济建设，使有限的农业资源大量流出农村，农村的公共产品供应受到很大的约束。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
城市公共产品或服务一直主要由国家负担，居民基本上不交税，或者只需拿出个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纳税，就可以免费或者半免费地享受***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而在农村，***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则十分有限。正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使广大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9]在这种重工轻农、城乡二元分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国家为了工业的资本积累和对城市的补贴，导致大量的农业剩余被强制性的抽取。据 1978 年统计，当年农户只拥有很少的财产，折合现款户均不超过 550 元。其中户均生产资料不足10 元，消费资料只有不超过500 元的住房，32. 09 元的货币存款和不超过 60 斤的余粮。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高达 67. 7%，处于国际公认的绝对贫困线之下。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为 2. 5 亿，占农村人口的 1/3。1978 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即是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他们户籍在农村，而工作却是非农行业，以工人身份生活在城市。到目前为止，我国 社 会 已 经 形 成 农 民工人农民工这样的三大劳动阶层结构。
四、农民工权益保障现状.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城乡二元结构为藩篱的中国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是典型的战争时代遗留的产物。所谓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公共产品保障功能主要考虑的是国防建设需要与服务国防的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的发展与生存保障并未考虑在内。传统的公共产品体制提供的公共产品不是按人供给的公共产品均等化服务，而是遵循了国防***人优先，城市次之，农村农民最后的公共产品分类提供模式。[10].
农民工背负着双重身份，虽然他们在城镇生活，但是身份标签还是农民，他们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主力***，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然被排除在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之外。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最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分配格局，农民工作为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享受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
对农民工的歧视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农民的歧视和蔑视。在我们国家，自从1958 年实行城乡户籍分离的制度以来，农民就不再是一个职业的概念，而是一个身份的概念，是一个低城市人一等的群体的概念。当他们来到城市以后，受到的是极不公正和极不平等的待遇。他们不能成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和行***机关的正式员工; 他们要忍受制度造成的就业歧视，只能从事又脏又累的城市人不愿意干的事情; 他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且不能按时领到。[11].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中的最大不平等。这个最大的不平等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现行二元教育制度下，农民工子女以在家乡接受义务教育为主。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生活，就成了义务教育的边缘人。我国采取的教育体制给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带来了额外的教育成本: 流出地儿童享受不到原地***府提供的教育公共产品补贴，同时又没有资格享用流入地***府教育公共产品补贴，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上学，不仅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而且需要缴纳高额的赞助费，这对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教育体系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教育的不公平更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12].
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农民工不是市民，因此他们很少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往轻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危害性，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忽视或者有意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歪曲了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惠及我国 3 亿农民工，使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与服务，就无法实现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
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低端劳动力供大于求，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使得城市就业压力骤增。为缓解就业压力，许多城市执行的是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策，对农民工实行职业和工种限制，实行先城后乡。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城市居民要低，因此，农民工只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累、脏、危、毒的工作，并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大量务工者与企业正式职工不能做到同工同酬，不仅待遇低、工资少，而且工作期满往往不再续签合同。[13]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体现了城市体制对新来者的一种歧视性***策。我国《劳动法》( 1994) 规定: 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然而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却享受不到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
五、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义.
农民工作为现代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力***，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和城市化的直接动力。众所周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功不可没，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更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质量。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农民工生活出现困境时对其给予必要的救助，降低他们的***情绪，减少乃至消除他们的***行为，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解决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是不可能实现小康的，最重要的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引导他们放弃亦工亦农的生产模式，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城市化推进速度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六、告别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宋丙涛的研究成果( 2013) 表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限制性城市化模式与我国工业化发展严重不协调，伴随着现代工业化而出现的公共产品集中提供的***府服务优势没有出现，中国***府推动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出现严重畸形。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日益严重，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直接让农民进入城里享受***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即农民工直接变成市民。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没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相应减少造成的，城市化核心是为居民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财***实力不断增强也使我国公共财***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可能，因此***府应该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社会公平。[14]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不但不会减少原市民的福利，相反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反而会因为吸引了更多的居民而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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