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楚庄王请大夫士亹作楚国太子的老师,士亹便向有名的申叔时请教该如何去做,申叔时告诉他应该教授太子的内容,其中说:“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国语·楚语上》)意思是用《春秋》来教太子,让他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此来劝戒太子的思想;用《世》来教太子,向他昭显明德之君统治长久、昏暗之君就会短命,以此来劝戒太子的行动。《春秋》大家都知道,是各国的编年体史书;这里的《世》,是指中国古代另一种非常重要、主要记录人物世系的专门史书,即所谓族姓之书,谱系之学。
氏族世系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周礼·春官》记载,王朝专门设有“小史”这一职官,“掌邦国之志,定系世,辨昭穆。”可见小史专门负责邦国的档案记录,并定正世系谱谍,辨别昭穆次序。此外,诸侯也设有掌管王族世系的官员,例如屈原曾担任过的“三闾大夫”一职,掌王族事务,有学者认为其中就有序列谱属的职责。这些专门记载世系的书,把王、侯、卿大夫的氏姓、班位、贵贱都记录下来,其目的与作用大概有二,一是正如《国语》所说,希望后人尤其是统治者能从中得到借鉴,受到警戒,以长治久安,起到的是史书的作用;二是辨定世系昭穆,确定属籍与长幼次序,起到的是族谱、家谱的作用。据说荀卿曾撰《春秋公子血脉谱》,即是属于这一类的书。
这类记录人物世系的书中,最有名的一种是《世本》,后来唐代为避李世民之讳又把它叫作《系本》。此书自汉代以来便为众多学者所引用,司马迁写《史记》就曾采用过它。西汉成帝,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承认并册封孔子后代为商朝后嗣时,便是推寻古书记载并拿《世本》与《左传》《礼记》互相验明来作根据的,由此可见《世本》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后汉书》里,《世本》和《左传》《国语》《史记》等被看作同等重要的书,均视为“圣人之耳目”,是后人可以用来“知古”“观前”的史书(见《后汉书·班彪传》)。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世本》一共15篇,为古代史官所记,所记从黄帝以来一直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夫。陈梦家考证,此书的作成,大概在战国末期。《世本》在后来流传中,东汉末有宋衷等人为之作注,但可惜的是在唐代已开始残缺,大概在南宋以后,其书及其注本便已亡佚。
清朝的学者喜欢辑佚散失、亡佚了的古书,《世本》这部先秦的重要史籍,清代也有好些学者分别对它作了各自的辑佚,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它一窥大概。商务印书馆曾把清代八种不同的《世本》辑本汇集在一起加以整理出版为《世本八种》,后来中华书局又影印付梓,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很方便阅读的一个本子。
清代学者辑佚的八种《世本》,在内容、分篇上都不太一样,综合来看,《世本》一书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
(一)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帝”主要为“五帝”,“王”是指夏、商、周三代之王,“诸侯”是鲁、宋、晋、秦、齐、郑、卫、陈等诸侯国,以及各国卿大夫,记录他们的世系。例如夏的世系在《世本》中是这样记载的: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禹取涂山氏女,名女娲,生启。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皋生发及履癸,履癸一名桀。”(《世本》王谟辑本)
高密就是治水有名的禹,他的儿子启继位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世本》对启一直到最后一位君主桀的相关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夏朝的重要传世文献。
(二)氏姓:中国上古历史中“氏”和“姓”是有区别的。“姓”是一种族号,可视为整个氏族的一个称号,是不变的,《世本》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姓,如炎帝为姜姓,舜为姚姓,燕国为姞姓。“氏”是姓的分支,是可以变化的,一个姓下可以有许多个不同的氏,一般贵族才拥有氏的称号,《世本》中记载了许多氏的来源,如巫氏为巫咸之后,丁氏为齐太公子伋之后。不过到战国晚期以后,姓、氏逐渐开始合一,不再有区别,如巫、丁后来都变成了姓。
(三)地理居处:《世本》中有《居篇》,记载了早期各族属、王国所居处的地理位置,例如说“黄涿鹿”、“夏禹都阳城”,这对于探索、寻找和验证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四)发明制作:《世本》中有《作篇》,记载各类器用、物品是谁发明制作的,如“伏羲作琴”、“仓颉作书”、“蚩尤作兵”、“杜康造酒”,琴、文字、兵器、酒不一定真是伏羲、仓颉、蚩尤、杜康这四个人所发明,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个人理解成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时代,像专利书的《作篇》就具有别样的意义了。
可见,《世本》不仅仅是记录世系的一本书,难怪清人秦嘉谟将《世本》推举至高,甚至说:“自《世本》亡,而《春秋》之旨晦矣;自《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