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纠葛,地理的近便,使日本成为我们最感兴趣的民族。对于日本人,譬如其暧昧、排外,出生拜神社、结婚上教堂、死了请和尚念经云云,我们未必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说到他们时就会把这些挂到嘴上。
日本人爱问自己从哪里来,总琢磨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向来是出版的热点。或诚如主张日本脱亚入洋(大洋洲)的剧作家、评论家山崎正和所言:日本人没有绝对的存在(上帝)为背景,靠他人视线证明自己的存在。日本论就是他人的视线吧。
据说“二战”后60多年,此类书出版千余种,多数是普通读物,不乏通俗有趣的,也时有名著或畅销书。日本论的基本路数是找日本特殊性,乃至孤芳自赏,得出结论说日本是外国人不能解读的。
1945年战败后,日本论之始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将日本文化定型为耻,与西方的罪文化相对。就是说西方人总记着老祖宗得罪过上帝,而日本人只在乎世人的眼光。上世纪60年代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川岛武宜的《日本人的法意识》等著作,基本上强调日本被否定的方面。但到70年代,日本崛起,一跃为世界第二,自画自赞的日本论勃兴。
而“痴”与“罪”之说肇始了用一字(词)论定日本的论法,如土居健郎“撒娇构造”的“娇”,韩国人李御宁“缩小取向”的“缩”,以及侍(武士)、纵(纵向社会)等。
上世纪80年代出现对日本论的批判,尖锐的有别府春海的《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道格拉斯・拉米斯的《内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等。浅见定雄的《冒牌犹太人与日本人》,批判山本七平的《日本人与犹太人》,说该书关于犹太人是胡说;太田雄三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虚像与真像》批判过度美化日本文化的小泉八云。
不与他国严加比较就不能说某国文化在某一点上是独特的。破解各种日本论最简单的法子,就是指证日本这个长处那个短处,外国也有。譬如山崎正和所说的日本人靠他人视线证明自己的存在,这话拿来说中国人也恰到好处,或许正是儒教的教化所在。
近来日本论之类书籍的翻译尤见其多。且每一种上市都有人起而驳之,不过,我们的译者把译序冠在人家的书前,却不大提这种事,颇有为作者讳的君子之风。于是有一本书很值得一读,小谷野敦的《日本文化论作假》。这位烟鬼评论家一气敲打了《菊与刀》《“撒娇”的构造》《阴翳礼赞》《纵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共同幻想论》等百余种关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著作,似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提供了这些书在本国被阅读、被批评的轨迹,足使我们警觉,免得把摆上桌面的菜肴都当做美味,庶几能看透日本的虚像或假像。
譬如《“撒娇”的构造》基于语言相对论,认为只日本有撒娇一词,而西方语言里没有,便显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性。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韩语中也有相当于撒娇的词语,道破了“娇”字论的前提,对此,土居也虚心接受。李御宁提出的“缩”字论,也难免以偏概全。日本也有大的,如奈良大佛,中国也有小的,如三寸金莲。至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其中所写并非真实的武士,而是明治年间武士已失去真相后编造的理想形象,此后,关于武士道的书五花八门,基本是沿着他的路子造假。
日本论最大的缺陷是无视亚洲。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基本拿西方做对比,他们据为独特的文化,骨子里却往往是汉文化圈文化。打败我大清前后也重视过中国文化,但那是为走出中国文化阴影,脱亚入欧,却又走进了欧美文化的阴影,仿佛日本只能活在别种文化的阴影里。日本论者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加以分析,不无卓见,却也尽贬低之能事,甚至影响了鲁迅那一代人的看法。
旅居国外或研究外国,不得不面对母国,于是乎人分两类,或是崇拜另一国文化,以致忘记了作为母国人的宿命,或是陷入母国文化民族主义。留学海外,变成激烈民族主义者的,学文学的有江藤淳,学数学的有藤原正彦。原因未必在文化的差异,有不少原因来自语言隔阂、社交闭塞所造成的孤独,引发乡愁。越是知识人越偏激,似又有自尊心遭受了打击的缘故。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