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效率优先,而是中道的“各得其分”。
没错,不是平均主义。
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个很主流的说法:中国人从古到今,一直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观念。这种说法当然是荒唐的。古代儒家并不赞成平均主义,这一点以下详说。至于50年代到70年代,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由权力按照身份配置资源的体制,农民、工人、干部因身份不同而对资源的占有有极大差距。只不过当时货币化程度较低,这种差距没有以非常瞩目的物质方式呈现出来而已。
但大家却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平均主义,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能地反弹到效率一侧。改革的诸多措施就是放纵、甚至有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据说这样可以起到激励作用,货币能成为促使懒人努力工作的鞭子。很多***策设计过多地考虑了利润的激励作用,而没有注意收入配置的均衡问题。
这样的改革确实产生了极高效率,整个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但是,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配置却严重地失衡了,越来越多的人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发出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呼声。
前面已经提到,80年代责备中国古代是平均主义,这其实基于一个严重的误读。他们总爱搬出孔子的一句话作为依据:“不患寡而患不均。”
此话出自《论语•季氏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所说的“寡”是指人口数量之寡少。春秋时代人口稀少,人力资源最为珍贵,贵族们竞相吸引人民。所以孔子说,人口少不要紧,关键是“***理均平”。
这个“***理均平”,是何晏对“均”的解释。朱子则解释为“各得其分”,这十分接近西方人对正义的经典解释。优士丁尼《法学总论》第一句话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坚定而恒久的愿望”。只有***府的制度比较公正,民众才有可能“各得其分”。因此,孔子所说的均,其实是指正义。
当然,至少到了董仲舒那里,“寡”就被用来指财富多寡,“均”也成为指财富配置比较均衡。但即便是董仲舒的“均”,也并不是平均。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占有的资源、享有的收入也可以有所差别。但儒家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即所谓的“均平”。
按董子的理解,一个国家不怕财富总量寡少,关键是它在全社会的配置是否均平、均衡。如果分配相对均平,或有富裕之人但没有赤贫群体,整个社会就可以上下和睦,这个社会在国际上也可确保安全。反之,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存在一个赤贫阶层,这个社会迟早将陷入动荡――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都源自于此。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针对财富问题提出的治国原则,既不是人们误以为的平均主义,更不是现代经济学所主张的效率优先,而是合乎中道的“均平主义”。它的意思是,***府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并公平执行法律,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护正义。如朱子所说,让每个人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各得其分”。这样,财富的初次分配大体就比较均平。在此基础上,***府也可以进行适度的二次分配,以缩小经济过程自然造成的贫富差距。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现代语境中发展了这种均平主义的治国理念,尤其是体现在民生主义的主张中。他一方面主张发展现代工商业,但又未雨绸缪的提出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防范现代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的贫富悬殊,而有了一个“均富”的治国原则。
2005年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中说,台湾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不是“富”,而是“均富”。在***执***台湾的16年中,台湾民众收入平均增长11倍,而收入最高的1/5家庭和最低的1/5家庭,差距一直维持在4-5倍以下水准。
相比之下,我们这十几年的贫富差距太大了。
作者:民间经济学者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