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在民间是广受欢迎的武圣帝君,其地位自魏晋隋唐至宋元明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宗教美术不断世俗化的过程,也可以说关羽地位的提高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融合的反映。水陆画中的关羽像是这种现象的珍贵形象素材,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保护。
水陆法会水陆画关羽像宗教美术世俗文化民间艺术
水陆画是我国古代寺院或私人举行水陆法会时悬挂的宗教画,是举办水陆法会不可缺少的圣物之一,其上绘有佛、道、儒三教的诸佛菩萨、各方神道、人间各色人物等。许多水陆画作品以艳丽浓重的工笔重彩风格为特色,反映了民间画工的高超技艺,是世俗文化与民间审美的反映,凡存留至今的历代民间水陆画均属重要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亦是民间工艺美术的结晶。在水陆画中出现关羽像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是隋唐时期还是两宋时期均无实物证据,但其必然与关羽在民间世俗文化中逐渐攀升的地位相关,也与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倡导忠君思想以利于维护其统治的目的相联系。同样,水陆画中的关羽像也与宗教寺观里的壁画关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关羽的崇拜体现了封建制度中的忠义礼教思想,这种思想既符合封建统治者稳定***权的目的,也为民间大众所广为接受,如此广泛的一致性,加上元末以后《三国演义》及民间评书的流行,使关公的形象地位在此后,特别是在明朝以后不断提高,乃至成为水陆法会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从宗教美术的角度讲,宗教在封建世俗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及宗教美术的世俗化进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其中水陆法会的仪式及其所使用的绘画道具——水陆画是研究宗教美术的世俗化倾向的传世遗物,而作为儒、道、释三教合流代表形象的关羽像更是绝佳范本。保留至今的水陆画关羽像以明清两代最多,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若干明代绘制的水陆画关羽像凸显民间世俗文化对宗教美术题材的影响。
一、关羽的形象与世俗文化的关系
在水陆法会上悬挂绘有关羽形象的作品是一种文化心理在宗教仪式上的体现,这种文化心理反映的便是封建社会提倡的儒家文化中的忠义礼教思想,具体表现为对关羽的崇拜和喜爱,也是典型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从历史上来说,对关羽崇拜这种民俗文化的形成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历代封建统治阶层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出发而宣传的忠君思想,关羽被赋予了更多的神话色彩。其二是通过民间评书等艺术形式的传唱使三国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以及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小说《三国演义》的流行。不论如何,由隋唐五代至宋元,关羽在民间的形象越来越好、地位愈来愈高,乃至到了明清时期,被赋予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的称号,至此,水陆法会的仪轨中悬挂水陆画关羽像变得愈加普遍,这便是上述民俗文化和关羽崇拜心理的客观反映。
关羽在***及民间地位的提高主要在宋代以后。唐及唐之前,关羽在***文献中的地位不高。在***崇拜中,关羽最早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始于唐代中期。北宋中叶以后,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但关羽忠义形象的最终确立,是明清时期随着《三国演义》的流行,关羽在***和民间信仰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获得封号。明神宗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同治九年(1870年),关羽的封号已达26个字之多,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因此,明清时期在水陆画法会中张挂关羽像逐渐成为潮流。
除了源自统治阶层的***需要外,来自民间的力量亦不宜忽视。有关三国的故事早在隋唐时期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常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诗词的描述内容,如唐李商隐有《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但具体就关羽本人来说,隋唐时期明确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想还没有出现,因而关羽的地位并不高,***文献中关于关羽形象的记载多与神灵显现相关,如《北梦琐言》记载的:“唐咸通(公元860—873年)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二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这一凶神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不过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陆游《入蜀记》即云: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宋元时期,随着民间世俗文化的兴起,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民间,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而且北宋民间说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倾向,坡的《东坡志林》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关羽的形象也是在宋代最终确立了正义的地位,并逐渐被宗教仪式所采用。到了元代有关三国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评书、戏剧和其他口头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并最终在元末明初,由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及民间传说写成不朽名著《三国演义》。明清时期关羽的形象更是大幅提高,且最终被统治阶层赋予很高的封号,也与《三国演义》小说的流行及世俗文化的传播有密切关系。而保存至今的许多宗教壁画及水陆画均绘有关羽的形象,从实物方面验证了世俗文化与宗教美术之间的渊源。
二、水陆画关羽像与宗教美术的世俗化倾向
历史上,我国的构成主要由佛教(源自印度)、道教(源于本土)及封建统治阶层所宣扬的儒家文化三部分组成,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时便开始了。单从佛教角度讲,佛教在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被汉化或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宗教的世俗化进程。随着民众接受认可的程度越来越高,封建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利益于是大力提倡佛教。这点从历代宗教美术的表象样式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如石窟壁画、佛造像或历代水陆画等。宗教美术的世俗化倾向最早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水陆法会的兴起便是自梁武帝时期,根据宋代宗鉴《释门正统》卷四记载,水陆法会是因为梁武帝在梦中有一位神僧告诉他:六道众生受无量苦难,为什么不作水陆大斋普济群灵?梁武帝醒来后,于是搜寻经论,早晚阅读,果然见到阿难尊者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的因缘,于是便制作仪轨,于润州(镇江)金山寺修设。梁武帝亲自来到坛场,命令僧众宣读文疏。梁武帝制作“水陆”的年代,各典籍记载不一,《事物纪原》认为是天监七年(公元508年),《佛祖统纪》认为是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水陆法会及其仪轨的兴起便是佛教传播的汉化过程,也是与世俗文化融合的过程,可惜的是除了敦煌壁画和零星出土自敦煌藏经洞的佛经绘画外,缺乏早期佛教美术的其他实物类型,如此时的水陆画等。
梁武帝所制作的“水陆”仪轨在陈隋时期,早已隐没不传,但佛教美术的世俗化进程并没有中断。在唐朝,佛教美术世俗化更加明显,根据佛典仪规而创造的佛的形象充分体现了来自人间的、现实性的美感要求,如龙门石窟奉先寺主佛的本土化样式。而菩萨天女等具有体态丰腴、容貌端丽的风姿,也可以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看出;宋元时期,佛教美术的世俗化过程呈加快的趋势,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现象十分普遍,水陆法会的盛行是从宋代开始的,成为战争结束后朝廷经常举行的一种追奠超度阵亡士兵、死难民众的经忏法会,借以安抚民心,祈求太平;明、清时期,水陆法会在民间最为流行。法事一般以7昼夜为期,多时可达49昼夜,参加法事的僧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规模盛大。而水陆画则成为举行水陆法会时必不可少的“宣传画”,它的悬挂幅数依法事规模而定,多则200幅,少则72幅、32幅。法事活动结束后,寺院就会把它们严密地收藏起来。因此,历代水陆画遗存总量不少,其中有一些绘有关羽形象,他们绝大部分出自历代民间画工之手,反映了世俗文化的精神。
宗教的世俗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其进行研究可以找到一些形象方面的素材,水陆画关羽像便是最佳范例,实际上,关羽形象及地位在民间的不断提升就是宗教受世俗文化影响的结果,反映了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趋势。换句话说,关羽在民间文化中地位的提升逐渐影响到宗教方面,也是宋代以后市民文化兴起的结果,元代通过戏剧、平话、小说《三国演义》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广泛传播使这一进程加快,使关羽在明清两代备受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加之来自民间世俗文化的影响,终获极高的封号和地位。
具体到水陆画关羽像的角度讲,隋唐时期宗教仪轨的发展仍处于早期的摸索阶段,且以城市市民文化为特征的世俗文化尚未兴起,加之关羽的形象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所以是否出现水陆画关羽像无从考证,也缺少实物依据;宋元时期,虽然水陆法会的仪轨已经趋于完善,市民文化非常发达,关羽的形象地位也有大幅提高,但仍缺少水陆画关羽像的实物遗存;保留至今的大量水陆画关羽像的制作年代多属于明清时期,特别是不少明代的水陆画关羽像制作精美、绘制手法高超,是难得的研究宗教美术世俗化发展轨迹的珍贵素材。如山西右玉文博馆所藏水陆画《关公像》绘制于明代,纸本,工笔重设色作品,以精致写实的手法描写关羽耸立云头,一手持青龙偃月刀,一手扶长髯,头戴蓝色丝帽,身披红色战袍及铠甲,腰系丝带,目光如电、表情威严庄重,令人肃然起敬。另外一幅保存在我国台湾民间的水陆画《温瓊关羽像》属于合像,绘制年代也是明代,其中关羽造型为披绿色战袍、鱼鳞金甲、右手捻髯、左手握青龙偃月刀,与温瓊并立,天上云气缭绕,如从天降。温、关二神是民间所传四大元帅中的两尊,其余两尊一为赵元帅(赵玄壇)、一为马元帅(華光大帝),各守东西南北,关羽为南方之神。
上述水陆画关羽像均出自民间画工之手,无论从绘制手法上来看,还是从其表现的思想内涵上来说,都是民间艺术思想的具体反映,也是宗教美术样式与世俗文化相融合的案例,对其进行研究,探索其***像背后深藏的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才不失为尊重传统、尊重历史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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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J].学术月刊,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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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许昌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