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本文以方言区人口的形成为出发点，着重分析了方言区词汇的构成。指出古代词语的保留、古代格式的保留、其他方言的传入以及外语词汇的借入等共同导致了融合造词，即吉林方言的形成。进而论述了吉林方言的价值。
[关键词]吉林方言；词汇构成；方言价值
[中***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43-2
一、方言区人口的形成
语言和方言都是在一定的人群中形成的，要了解吉林方言的构成，就要对吉林地区人口的形成，特别是吉林方言人群的形成有所了解。
早在先秦时期，东北地区就已经有汉人活动了。秦朝设辽西、辽东两郡，其中包括吉林的一部分，这时的居民还是以其他民族为主，汉人只占一少部分。这一地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从辽金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辽金***权同南方汉族***权战事频繁，从幽燕地区掠夺了大批人口，汉人开始大量涌入东北。明末1636-1642年间，清***三次攻入关内，掠走河北、山东汉人累计超过100万，在旗汉人数量大增，这些人所说的汉语方言逐渐成为八旗***的通用语。清***入关后，将当时的东北方言带入了北京，并与当时的北京话发生了融合。雍正时期，由于北京人口过盛，多次遣返在京的旗人回东北，又将这种融合后的方言带回了东北。顺治、康熙年间，清***府为维护“祖宗肇迹兴亡”之作，防止满族汉化，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并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了一道长1300余公里的土堤，堤外挖壕沟，沿壕植柳，史称柳条边。柳条边将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大部同关内隔绝开来，这一时期的汉族流民主要集中在长白山区的乌拉和宁古塔以及吉林西北部的伯都讷地区。柳条边开禁之后，关内百姓大量涌入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吉林全省人口从1897年的78万增加到1908年的554万。民国时期的内地移民主要进入黑龙江一省，建国后只有一些零星的迁入，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了。
二、词汇的构成
(一)古代词语的保留
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古语言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古代汉语的词语今天仍然活在吉林方言中，成为其重要的构成成份。如：
包瘫，指瑕疵、毛病。如“这个孩子长得溜光水滑，除了肚脐眼儿身上没有包瘫。”这个词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弹驳”一词，是批评的意思，如《三国志・魏书・李顺传》：“常面折高祖，弹驳公卿，无所回避。”《魏书・志第十九・官氏九》：“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 “弹驳”也作“驳弹”，如唐张骛《朝野佥载》卷四：“小人在位，君子驳弹。”“驳”“包”一音之转，故“驳弹”又作“包弹”。如唐李商隐《义山杂纂・不达时宜》：“筵上包弹品味。”宋王之道《浪淘沙》：“余馥尚能消酒恶，谁敢包弹。”清李春芳《海公案》第六十九回：“位比公卿崇禄爵，代天视听任包弹。”后来，在批评之义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缺点、瑕疵的意思。宋王《野客丛书・杜撰》：“故言事无瑕疵者日没包弹。”如：《西厢记诸宫调》卷一：“德行文章没包弹。”《金钱记》：“这娇娃是谁家!寻包弹，觅破绽，敢则无纤掐。”明郭勋《雍熙乐府》：“没半点包弹处。”这个“包弹”就是现在的“包瘫”。
又如“扒瞎”一词，是胡说八道的意思，也作“瞎扒”。这个词源自宋时产生的“口吧吧”一词，如《五灯会元》卷十八：“何得口吧吧。”《***》第八十五回中有“嘴巴巴”：“你还那等嘴巴巴。”元杂剧《杀狗劝夫》第四折中有“巴三揽四”：“我说的丁一确二，你说的巴三揽四。”《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有“妄口巴舌”：“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还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誓么?”这些都是胡说的意思。“巴”或“吧”，本是描写说话时嘴唇开阖的声音，经过这些词语的演变，它已经浓缩为一个词素，本身就具有胡说的意思，后来再加上“瞎”、“胡”之类，就更加强调了这个意思。如清蒲松龄《富贵神仙》第十回：“人人都讲论，尽是些瞎胡吧。”“瞎扒”、“扒瞎”正是由此而来。
(二)古代词语格式的保留
吉林方言中有一种特殊的“缺字格”，即某个常用的四字短语，只说前三个字来表示没说出来的第四个字的意思或整个短语的意思。如“我要你的‘***财害’。”“***财害”是“***财害命”的前三个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你的命。”又如，“这个人有多高的‘文化水’。”即“文化水平”。“我今年七十八了，我要‘告老还’了。”即“告老还乡”。这一语言现象在宋代就已产生，宋吴处厚《青箱杂记》：“烨又尝与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谓曰：‘马何故迟?’筠曰：‘只为三更五。’言点蹄也，烨应声曰：‘何不与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马徒行也。”
(三)其他方言的传入
如前所述，如今吉林地区的人口是历史上多次移民形成的，吉林方言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这些移民移出地方言的一些原素。这些地区方言词的传人，也成为吉林方言词汇的一大来源。如：
奔娄，指高额头。老北京话里称额头为梆子头，“奔娄”这个词就是从北京话里的“梆子头”音变而来。“梆”、“崩”两字可互用，“牙崩骨”也称“牙梆骨”，“过磅”也称“过崩”，可为佐证。吉林话中也有“梆子”一词，但指的是头的两侧。满族有睡扁头的习俗，将婴儿睡在较硬的枕头上，使颅骨变形，后脑较平，两侧突出。这个突出的头部两侧，就是吉林话所说的“梆子”。《满洲源流考》中载：“国朝旧俗，儿生，令儿仰寝，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所记即此。东北的汉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如果新生儿后脑勺太大，不好看，就会采用同样的办法矫正脑形。所以这个“梆子头”不是东北话，而是北京话。
(四)江湖隐语
清末至***前，东北地区土匪活动频繁，许多土匪使用的隐语黑话逐渐进入日常语言，成为吉林方言词汇的又一来源。如：
吉林人称小个的鲤鱼为“鲤鱼拐子”或“鲤拐子”，这一说法来源于山东黑话。山东黑话里称数字五为“拐”，所谓鲤鱼拐子就是五两的鲤鱼。一条鱼只有半斤重，自然个头很小，所以鲤鱼拐子又泛只小个的鲤鱼。
使用言语挑拨，叫作“加刚儿”，如“你要是不加刚儿，他俩能打起来么。”黑话里称开口说话为“刚口”，加刚儿就是加话的意思，这里专指加挑拨离间的话。
此外还有“醒腔”，指醒悟过来，等等，不一而足。
(五)其他民族语言和外语词汇的借入
东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的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融合，因此，东北方言里带有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语。这一点，吉林方言当然不能例外。
满族曾经是东北的统治者，吉林方言的底层中存在着大量的满语词。如“危户”(独木船)、“哈拉”(油变质的味道)、“萨其玛”(一种金丝状的糕点)、表示程度的副词“挺”、表示应答的“嗯哪”等。此外还有来自蒙古语的如“姑鸟儿”(一种红色灯笼状植物果实)等。
在历史上，东北地区先后遭受沙俄与日本的侵占，吉林方
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俄语和日语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自俄语的词语如“笆篱子”[监狱。俄语“警察局”的转义]、“卫斗罗”(圆形小水桶)、“列巴”(俄式面包)等。来自日语的词语如“他他密”(铺在床板上的草垫子)、博仪(工友)等。我们日常玩的石头剪子布，在吉林方言里叫作“叫杠北”、“叫杠锤”、“定杠锤”等不一而足，其实也是日语的音译。
(六)融合造词
随着语言的融合，一些汉语和其他语言相互结合而产生的词开始出现。如：
藏妈乎，就是捉迷藏的意思。“妈乎”也叫“妈狐子”，是满族神话中的一种鬼怪。清代宫中每年岁末都要上演“庆隆舞”，其中被射杀的妖魔由演员戴上鬼脸面具扮成，这种鬼脸在满语中就叫“妈乎”。在汉族的传说中也有一个“麻胡”，民间常用来吓唬小孩。宋王《野客丛书》中说：“今人呼‘麻胡来’，以怖小儿，其说甚多。”关于麻胡，说法很多，总之是一个吓唬小孩的凶恶之人。满族的妈乎虽是妖怪，但与小儿无关，藏妈乎所藏的妈乎，其实是汉族的麻胡，是说麻胡来了，快藏起来别被找到。这个词是利用两个词读音相近，将二者合并，用满语的读音“妈乎”来表示汉语中“麻胡(吓小孩)”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词叫“穷棒子”，顾名思义，是穷人的意思。汉语里“棒子”并一词没有和贫穷有关的意思，在吉林方言里，“棒子”指的是人参，进而引申为采参人。而在朝鲜语中，“棒子”是穷苦人的意思。由于旧时采参人生活艰辛，收入微薄，是名副其实的穷苦人，再加上人参多生长在长白山区，当地朝汉杂居，于是汉语里指采参入的“棒子”和朝鲜语里指穷人的“棒子”便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穷棒子”一词。
(七)其他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
民族交流，使汉人接触到了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其中有很多是前所未见的，这就需要语言中产生出相应的词语来指称这些新鲜的事物。这样的词语也是吉林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描写朝鲜族生活事物的“辣白菜”、“打糕”等，描写满族生活事物的“粘豆包”、“火墙”等。
二、吉林方言的价值
吉林方言是一座语言的宝库、文化的宝库，无论对于语言学还是民俗学的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有很多词语在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里无从可考，却能在吉林方言里找到它的来源。比如表示遥遥无期的“猴年”，如“你要是能发财得等到猴年。”为什么“猴年”可以表示这个意思，以前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而在吉林方言里有一个近似的说法，叫“猴拉稀那年”，如“你要是能娶上媳妇，那得猴拉稀那年。”熟悉猴子习性的人都知道，在自然条件下，猴子从来不拉稀，而且猴子与人绝少患相同的疾病。所以猴子拉稀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猴拉稀那年也就是不可能到来的时间。因此说“猴年”正是“猴拉稀那年”的简省。吉林方言里还有一个叫“猴疮”的词可以佐证，如“我都急出猴疮来了。”如前所说，猴子不会与人患相同的疾病，所以猴子也不会生疮。急得连猴子都生疮了，可见着急之甚。类似这样的词语，都是在考查语源时不可多得的材料。
此外，还有很多古代的习俗，浓缩成了词语，保存在吉林方言里。例如，两个人在约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将两人的小手指勾在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这一习俗古已有之，“拉勾”最初勾的是食指，因为食指弯曲是数字九的手示，“九”与“久”谐音，食指相扣表示久久不变。所谓“上吊”其实是“上掉”，即约定时将一块石头等物抛上空中，待其掉落，表示履行约定如空中的石块必然掉落一般，不会改变。元杂剧《魔合罗》中便有“漾一个瓦块儿在虚空里，怎生住的?”再如吉林方言称一个家庭里最后出生的孩子为“老疙瘩”，这是古时“系子孙疙瘩”这一习俗的写照。新人人了洞房，会有人在窗外手持红绳听房，听到新娘的叫声，便在红绳上系一个疙瘩，每一个疙瘩都代表一个孩子，以此祈求多子多孙。清李观海《路灯》中便有对这一习俗的描写，第一百零六回说道老樊“遵‘听房结子孙疙瘩’俗谚”，在篑初与全姑成婚当天买了根红布带， “在窗外偷听，不闻动静。又一顷，仿佛如闻：‘哎呦!’老樊结了一个疙瘩。”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红绳上的一个疙瘩，所以最后出生的孩子也就是红绳上最后一个疙瘩，所以叫作“老疙瘩”。凡此种种，都是民俗研究的珍贵资料。
此外，方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学生对方言的兴趣也往往大于文学或其他，中国要通过国家语言战略输出软实力，就必须重视方言及其文化的研究。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一些东北方言词语随着文艺作品流行起来，但是这些流行语都是“忽悠”、“得瑟”一类，而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和历史内涵的词语却渐渐不为人们所知，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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