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人生隐喻性――家族意识与自由的心
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父亲作为家长凭借旧家族和传统观念所赋予的权力像君主一样统治着自己小小的王国。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忠孝文化，孝道是传统大家庭的最高准则，所以族长与家长的力量和权力并非真正来自于他本人而是来自于人们传统的家族伦理观念，来自于人们心甘情愿受其摆布控制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心理定势。儿女婚姻因为家长干预而产生的悲剧故事，成为中国古代悲剧的戏剧传统。然而对自由的追求和理想，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它民族的性格共性。溯至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了对美好爱情的大量赞咏，从“吾独与目成”的一见钟情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爱情的执着，这种美好爱情的向往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自由意志。以后的《孔雀东南飞》、《新厢记》，则进一步涉及了婚姻自由的主题。家族电视剧创作中儿女的逃婚行为，以极端的方式延续了“婚姻自由”这一传统诉求，成为家族叙事中叛逆行为的标志性情节。家族中“逆子”人物形象的惯性创作，是创作者表达自由意志的一种情感符号，同时也迎合了大众崇尚自由的审美情趣。[1]
另一方面，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电视剧创作中，叛逆形象的反抗斗争并非都那么地彻底。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创作者自身家族意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确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面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国近代社会家族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传承性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在农村它的影响仍然较为普遍。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国情。
此前，觉慧多次告诉鸣凤要娶她，帮助她，拯救她，而鸣凤也那样热烈地爱他，信任他，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依靠和救星，在梦中都是如此期待的。然而在生死关头、危机时刻他却没起任何作用。当觉民把真相告诉他后，他仅仅出去找一趟，并没有考虑如何想办法，更没提采取行动去解救她。在鸣凤呼唤着他的名字投入湖水中的时候，觉慧己经将这个少女放弃了。第二天放学回家，觉慧看到冯家的轿子出来，听到里面的哭声，以为是鸣凤，他虽然感到痛苦，也没有什么表示，“急急地走进里面去了。”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完全辜负了一个少女的爱和信任。觉慧在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对觉民说，“她平时总相信我可以救他，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我害了她。我的确没有胆量。”
实际上除了没有胆量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促使他放弃救鸣凤，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把事业与爱情对立起来的时代激进误区，另一个则是觉慧身上残存的旧封建意识门第观念。尽管他公开宣称是旧制度传统的敌人，但仍然受到社会地位与家庭出身的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像她这样的少爷不能娶一个丫鬟为妻，社会地位的悬殊使他把他们之间的爱情看作是“梦想”，这样的内心矛盾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经历了这场悲剧之后，他严厉而痛苦地剖析了自己的软弱与“落后”，终于认识到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必须走出旧家庭的阴影。他的离家出走，象征着这颗“自由的心”与旧的生活方式、旧的思想传统的一次较彻底的决裂，极具对社会现实的观照意义。
二、民族隐喻性――历史厚重与生命活力
家族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构建为一种共同的模式――三代人结构模式，即祖辈、父辈、子辈，也就是古人间向往的“积善之家”、“数世同堂”的家庭模式。它既是血缘关系的连接处，又是观念撞击的火力点，其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历史与现实的冲突。这种模式依托于家族题材，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模式”，背后有着悠远的民族生活、民族文化渊源，有着现实社会剧变的直接动因。而作家们的观察角度和创作背景、动因又构成模式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些对抗家族传统的人物身上，有着新的文化因素，他们的表现中有了不同于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子。传统家族文化形成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厚重的历史蕴含。而民族的生命活力在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与当代社会发展中得以突出地彰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家族电视剧中的“逆子”，也已经与***前的现代文学所塑造的“异类”有了明显的不同。主要与“长子”这一类型形象相比较，“逆子”在不同的层面展现出传统与时代的丰富内涵。
数千年嫡长子制度的推衍使20世纪的长子们难以摆脱先验的家族继承者的身份定位，使“长子――继承人”情结深储于他们的内心，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一方面要躬奉长辈，修身持家，在妻、子与弟之间摆平利害关系，维持家的和谐，另一方面又在心理上接受人格、和理想的鞭答。20世纪特有的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注定了长子继承者们自我压抑与牺牲的悲剧结局――不仅无法解救家族衰败的命运，自身的矛盾冲突亦无法平息，最终自毁。他们苦苦挣扎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寓言的意味，成为家族（家庭）制度嬗变更新的最大受害者。
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家》，其中的觉新，作为家族长房长孙，必须压抑住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爱、恨、喜、恶去适应家族继承者这一身份的要求。自抑导致软弱与迷失，令他们早早地丧失青年人的应有的活力与朝气，成为家庭负担下喘息的早衰者。觉新如果生活在上一个时代，他可能会在碌碌无为的生活中心安理得地度过一生，免却不少生活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然而不幸的是他恰恰生活在新旧交替的20世纪，旧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不断崩溃，“五四”运动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新思想、新文化浪潮，又“唤醒了他被忘却的青春”，点燃了他久违的热情。这些新思想使他能从新的角度看待他生活在其中的专制大家庭，进一步看清它的腐败落后与罪恶。但这样不能解救他于水火，只是加深他精神上的痛苦，他对封建大家庭又爱又恨，感情上的依恋与理智上的批判相互排斥、斗争；他愤恨封建大家庭对人的摧残，又努力维护它的存在。新青年的思想和大家庭的生活现实在他的世界里并行不悖，他成了双重的性格，***的性格，他的软弱使得家族继承者（长子）的情结内化成了他的本能，无论他多么痛恨罪恶的封建旧式大家庭，却总是本能地去维持它的存在。当他看到高家不可避免地处于崩溃之中的时候，他心中只有痛苦和绝望。
20世纪伊始，中国开始了百年巨变，在过去的百年里，我们经历了三次***权的更替，遭受过十多个外国***队的侵略，战乱延续了大半个世纪，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多灾多难，但同样表现了生生不息的永久生命力。我们民族收获了***，人民实现了平等，女子争得了***……这表现在20世纪的家族里，另外生活着一群年轻的叛逆者。与身为长子的继承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多是家中的幼子，由于没有这样的身份限制，因此没有特别强烈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似乎天生就是家族的自由分子，没有更多的心理负担，容易受外界和现代新思想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出走和流浪，得以追求个性的***和生命力的舒展。我们可以看到《四世同堂》中的愣小子老三祁瑞全在北平陷落后对他大哥斩钉截铁的表态：“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完全没有长子瑞宣的瞻前顾后、百般为难。这些叛逆者们在那个呼唤叛逆的时代带着青春野性冲出家庭的牢笼，走上社会的各个角落，用自己的意志书写着自我的人生篇章。也或许他们是可悲的，痛苦的，在那样的时代，他们冲出家庭之后又是怎样的人生呢？新生的文化资源那样少，旧传统又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四处笼罩，他们中很多人在反叛家族多年之后又重新皈依了家族的怀抱；还有一些人则一去不复返，生命消逝在反叛路上，或是旷野或是街巷。但他们无疑是可贵的，可敬的，因为他们为我们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为我们的20世纪家族历史人物谱系带来了一丝亮色。
参考文献
[1] 巴金：《.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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