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研究员，不幸于2008年12月27日驾鹤归西，享年78岁。他的辞世，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他患肾衰竭进行血液透析长达十余年，已经被认为是创造了奇迹。虽然早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噩耗真的传来时，还是感到万分沉痛，这使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真心尊敬又很要好的朋友，中国学界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华也很有作为的学者。因而不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写点纪念文字，以寄托我和家人的哀思。
从外交部到社科院
我和陈乐民相识并不太久，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儿，在这以前并不认识，也没有共事过。他从北大毕业后长期供职于“和大”（全称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欧洲住了好些年。也就是在那里，他和资中筠相知相爱，后来结为伉俪。“”过后不久，两人一同调入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他不喜欢那种紧跟形势为当前服务的“短平快”研究和写作，而希望能深钻学问，用他的话说就是“写书”，把“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弄出个究竟。
正好这时社科院决定将筹建了两三年的世界***治研究所的业务移交世界经济研究所（改称世界经济与***治研究所），原世***所改建西欧研究所（后改为欧洲研究所），人员一大半随其业务分到国际片其他所，西欧所只留下了一少半，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兵买马。主持其事的是我在驻苏联大使馆时的老同事、老朋友施谷。听说陈乐民学贯中西，精通英文法文、在欧洲工作多年，于是他就登门敦请。这正合陈乐民之意，双方一拍即合。
访美轶事
还在1988年陈乐民出任西欧所所长前，我们就一同去了趟美国，从此也就相识相熟，成了朋友。那是由于对台工作的需要（以学术交流为名到美国同台湾***半***学者会谈）。同行的有陈乐民、李慎之和我三人，名义上是代表中国社科院去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实际上只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由我作了一个发言就算完事，此后就与亚洲学会无关，自己进行另外的活动了。其间曾免费去了一次大西洋城，“”过一回。按赌城规矩，从纽约来回乘车免费，每人先发15美元，赌不赌、赌多少，一概由己。李慎之先赢了好几十美元，但因贪心大，最后输光。陈乐民怕麻烦，三下五除二就输掉完事。只有我见好就收，最后留下14元，供三人午餐。
除此以外，没去别的地方游览，主要是因为陈乐民没兴趣。我和李慎之多次去美，而他却是头次。动员他出去参观，他一概拒绝，说不如留在旅馆看看书。
此行和以后交往，陈乐民留给我的一个主要印象是学而不厌。正像他在《书巢漫笔》中所说，“无书便觉心慌，无书便觉无聊，是以嗜书如命，养成了手不离书的习惯。”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你总会看到他在读书，即使和人谈话，手里也拿着一本书。那次去美国，他就常手握一本线装书，一有空就开卷展读。我是土包子出身，没上过什么学，自知文化低，所以对他们夫妇一直心存景仰，也愿意经常来往，结果也就成为通家之好。
书情画意
我能和陈乐民相提并论的，就是都不用电脑，写文章一直爬格子。但也有不同，他除了有时用圆珠笔外，还经常用小楷毛笔，令人联想起鲁迅的“金不换”。而他的毛笔字也真写得不错，已经可以称得上书法家了。因为他出身名门世家，从小就学习书法绘画，而且几乎坚持了一辈子。在填写组织上要的表格时，他也会在个人兴趣栏中写上“书画”二字。在我85岁生日时，他送了我一轴横幅，上写“仁者寿”三字，很为我们的客厅生辉，来人莫不赞赏。另送了一卷“学沈瓒笔意”的条幅，刚劲有力，画如其人，我一直悬挂在卧室。此外还为我写和画了一个扇面，我也是藏而不用。
应该说，他的书画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的，这也影响到他的为人和为文。耿直的性格，干练的文风，总会透露出一点书情画意。可惜我对书画完全外行，只是很喜欢读他的文章，行云流水，简单明了，文字虽短，却含义深远，令人读后回味无穷。即使一些长篇大论、成本著作，也是言之有物，陈言务去。
当然，这有个学术素养问题，包括陈乐民所说李慎之和他谈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应该是通才。陈乐民当然算得通才，不过从他的治学来看，他的通才似乎更偏向于文史哲方面，因此谈起国际问题来，他不一定能讲得十分具体，像有些学者那样做到大事有数据，小事有来历。但他总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看得深远，讲得透彻。在他谈论国际问题的文章里，可以经常看到不同史实的排比，还可以品出一点哲学的滋味。所以有一次我同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已经成了康德迷。”
著书立说 学而不厌
陈乐民进入学界时已经年逾半百。虽然前半生为他后来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却没机会研究问题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几乎完全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他有深厚的基础，再加上勤奋，20年间竟出版了20本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的学术专著（内有4本与人合写，两部主编）。特别令人敬佩和感动的是，陈乐民的这些著作，有一大半是在他得了肾衰竭需要进行血液透析（他自己在《在中西之间》一书中说，1992年出院后就开始一周透析三次，也就是隔一天上一次医院）之后完成的。其坚强毅力和所受的痛苦，可以想见。
在这期间，他还读了大量中外古今的著作。例如老友赵复三翻译的长达741页、砖头一样的《欧洲思想史》，2003年分送我们一家一册，当我还没胆量下决心翻阅时，他已读完一遍。他坚持学习和刻苦著述的精神，每每感动医护人员。我几次探视，看到他挤在一间三张病床的病房里，加上陪住的、探视的，人来人往，颇为热闹。但除最后一次外，他每次都要带上“功课”，借助病床上的小桌，在嘈杂声中，旁若无人地阅读或写作。看到此情此景，我往往会感到心酸，读者也许不大了解，陈乐民那些珠玉般的学术论著，竟是在身患大病，甚至在嘈杂的医院病房中完成的。但他不改其乐，真是贤哉此公！
我行我素 书生本色
陈乐民的为人、性格和作风，和我当年的两位领导、李一氓有点相似：不攀领导、不傍名人，惮于交际，处世乏术，视钱财如粪土，视名位若浮云，只是学而不厌，钻研不辍，我行我素，默默无闻，知之者谓为书生本色，一般人则批评为清高。有的为此倒霉，有的得不到升迁，但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陈乐民也有点这种脾气，所以我们谈得来，也愿多谈。
我是不大喜欢串门的人，但跟他们家属于例外。他待人直率、热忱、友善，讲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表面上看来，他好像与世无争，逍遥自在，但接触多了，你会感到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他关心人民，关心国家，时刻想着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前途。这大概也是促使他热衷于研究哲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原因。他不攀领导，但却喜欢置身于青年学子之中，和他们谈学问、交朋友。加上他带过几年研究生，不时有人向他请教。所以他们家经常有一批青年出入，他也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深得青年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唤他“陈老师”，甘愿在工作和写作上做他的助手。他这次去世后，据说欧洲所就准备组织人整理他的遗作、笔记以及书画。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
总而言之，根据我们20年的交往，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大好人，一个没有染上低级趣味的人。我的同乡张载说了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乐民的立身和治学，倒是多少有那么点味道。
研究的是欧洲 胸怀的是中国
照我看来，陈乐民做学问的最大兴趣，倒不一定是人们一般了解的国际问题，而是在于中西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说白了，就是要探讨西方（欧洲）何以先进，中国何以落后，又怎样使欧洲文明早日把中国“化”成文明社会和文明国家。可见他做学问是完全出于促使祖国现代化的一片拳拳之心。所以人们都说处处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是欧洲，胸怀的是中国。但这还是引起了一些盲目反“西化”的人的误解和反对。
为弄清给自己设定的课题，陈乐民数十年孜孜以求，带病趱行，边读边写，翻阅了大量中西哲学和中西历史材料，出版了十多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正像他所说，“经过反复的思索，很系统的思索，肯定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是最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至于中国传统和越来越吃香的儒学，当然应该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不管你怎么解释，怎么提倡，设多少研究机构，修多少孔子学院，他只引用谭其骧的一句话就给否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
在我看来，也确实如此。中国传统或者国学的主要组成甚至核心恐怕就是儒学，而儒学的纲常伦理恰恰是现代化的反面。如果儒学有利于促进现代化，那自然是我们中国得风气之先，应该从西汉的董仲舒起就开始沾光了，而不至于酿成两千年生产能力水平没大变化，最后沦为长期受到列强压迫的落后国家。由此可见，无论叫文明也好，叫现代化也好，主要还得靠“五四”时期开始从西方引进来的科学、民主（自然包括自由、平等、、法治等在内），而绝对不能靠中国传统中的三纲五常。对这些更不宜到处宣扬，免得误己害人。
未竟之业
陈乐民在晚年写了一篇《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岁⋯⋯》，说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本想以主要精力搞《欧洲文明》，写一部《中西文化史》。但怕来不及，就缩小成三个小题目：“（1）中国晚明时期的科学家徐光启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2）17世纪日耳曼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思想和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3）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及其社会背景。”他说，这些都是有了一些积累的，“并非从零开始”。
不知他这三个课题完成到什么程度，反正他还差两年没能活到80岁。实在可惜！不过他完全做到了在这篇文章结尾所说的话：“一个人总要不停地做事情，不停地想问题，生命才有意义。”
（摘自1月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