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高先生走了。我屡次跟自己说，该写一点文字纪念先生，但是坐下来却总是不知该如何下笔。终于在灯下草成此文，语无伦次，聊表寸心。
和我的很多师兄师弟一样，我也是在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面试现场，第一次见到先生。面试完毕，先生要我留下电话号码：如果由于名额的原因，我不能录取你，还有可能调剂到其他导师那里，到时候需要和你商量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很幸运，最终的结果出来，我成了高先生的学生。
入学后的第一周，高先生就和我们见了面，主要谈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培养计划。在我的印象中，高先生指导学生，总是采取启发式和指导性的方式。他告诉你学习和研究入门的方向，而从来不做强制性的要求。但如果你有问题提出来，他一定会认真地和你讨论，并且告诉你，在这一领域，有哪些经典著作，在国家***书馆的外文新书阅览室里有几本什么样的书可能对你研究这个问题有帮助，最近的期刊上面有些什么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这种风格可能和他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时间较长有关系。高先生特别强调，学习西方经济学，除了看英文原版著作，似乎没有更好的途径。他说，经济学本来就是舶来品，中国传统上有经济思想，但是没有经济学说。要真正接触现代经济学，一定不能偷懒，要读英文文献。所有的中文著作，尤其是教科书，即使是用引进的教材的中译本，再好的翻译也不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味道。“你们不要看我自己搞了一些英文著作的翻译，就产生错误的判断。我那些翻译工作，主要是针对初学者的。”
先生不仅要求学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直到最近两年，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才没有去国家***书馆。以前，他每个月都去。一是到外文新书阅览室，看有什么新书，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看到对学生用处大的，就复印回来。我第一次听说国家***书馆的天价复印费，就是在先生家里。其实他的经费并不宽裕。另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外文期刊阅览室。他每次去都是一整天。中午就在国家***书馆简单地吃个快餐。其实高先生肠胃并不好。那为什么在这样的状况下，高先生还一直坚持去***书馆，而且一去就是一整天呢？我问他，他说习惯了，不去难受。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够给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帮助。
先生一生淡泊。他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次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翻译成中文。今天中国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当年都是通过这本书接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后来他又写作了一套《现代西方经济学》（合著），主编了现在国内使用最广泛的教材《西方经济学》，主持翻译了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现在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没有接触到这三本书的，大概不多。在他77岁高龄的时候，还用现代白话文重新翻译了凯恩斯划时代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且在81岁的时候，专门为非专业读者和入门者写作了《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导读》。他的这些工作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是对待名利，他一直淡泊处之。
最近这些年，每年都有人提出要给先生举行生日庆典，高先生一概拒绝。有一次先生在电话里说：“千万别说什么‘大师’、‘泰斗’，那些跟我没关系。高鸿业别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一辈子最怕过生日，因为没有贡献。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真正有贡献的人，不用过生日，自然有人记得。你看李冰父子，修了个那么好的都江堰，造福那么多人，现在人们还自发的去拜祭，用不着有什么人专门去操办。我又没什么贡献，搞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劳神费力，这些功夫干点别的不更好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情景。
我跟高先生说，有时候您也太谦虚了。他说我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高鸿业死后三年，大概就没有什么人记得了。我说那不可能。他说你知道陈岱孙陈先生吗？我说那当然知道――陈先生谁不知道啊。他说我今年在博士研究生面试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就不知道。我说，那是他们太不了解了。他说，我知道你了解很多。我问你，你知道樊弘吗？我说，没听说过。他就告诉我：当年，樊弘的名声，可不在陈老之下。所以说，我是实事求是的，一点都不是谦虚。如果我死以后，还有人记得，那是托了凯恩斯的福，我翻译了他的通论。如果以后中国还有人念通论，英文又没有足够地好，他们就可能还要用我的译本，仅此而已。
淡泊而认真的人，通常都低调。高先生也不例外。特别到了晚年，很多社会活动，他都婉言拒绝了。唯独学生找他，他来者不拒。当然，他接待学生的方式，也别具一格。首先，他会跟你约好时间，比方说，明天上午九点到十点――不必九点准时到，北京交通不太好，在这一个小时之内都行。等你到了，打开门，他一定会说，来来来，这边坐。坐下来后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交流的时候，他会说，你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拘束，不要因为我的语气或者别的原因，就迁就我的想法，我不一定对的。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要猜我会怎么想，那样增加交易成本，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谈完了，他一定会说，还有别的事吗？如果没有，他一定会说，那好吧，就这样了，然后送客。
我这样描述，可能会让很多人误会：这是不是太古板了？其实不然。他的学生都接受而且喜欢这种方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先生在和人交谈的时候，非常真诚。做了先生的学生，我才知道，什么叫“如坐春风”，什么叫“望之俨然，即之则温，听其言也厉”。高先生的声音和语调，也很有特点：说起话来不疾不徐，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恰到好处；很标准的普通话，男中音，听上去很年轻。偶尔，在说明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他还会用标准的美语背诵《国富论》或者《通论》或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里的句子，真是好听极了。
先生真诚，也有趣。2003年，吴易风教授参加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下午两点半开始，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8层。8层的走廊上有一个乒乓球台。吴老师提前赶到，门还没开。一个人草帽盖着脑袋在球台上睡觉。吴老师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高先生。他那时候住在西三旗，一个人打车过来的。2004年，也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先生参加。中午我陪同他一起午餐。在路上遇到哲学系一位中国哲学专业的老教授，先生打过招呼之后突然问他：你说这个世界究竟是有中生有，还是无中生有？后来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餐厅坐下以后，其他人都在说话，先生跟我说，你说大爆炸是唯一的一次呢，还是很多次中的一次？既然世界上的事件都是大爆炸的产物，那么我们的脑袋也是。要正好炸到我们的脑袋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个世界，那多玄啊。说完他也笑了。笑完了，他又很认真地拉我小声说：“告诉你，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
先生1945年赴美，1957年回国。刚回国的那阵子还好，正碰上***府执行知识分子***策，特别优待。可是第二年就“反右”。不过反右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是新来的，没干什么‘坏事’，没我什么事。”“不过‘’就有事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先生主讲。不过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当时马克思主义要前进，需要一个对立面。好比唱戏，我就是演坏蛋，演大白脸曹操。”回忆起这段历史，高先生不乏幽默。不仅如此，高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合作，写了一本《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经历，到了“”，遭遇可想而知。牛棚、批斗、劳动改造，一件也没有拉下。后来下放到江西鹰潭，当了几年真正的农民，挑了几年担子。但是即使是对待饱受其害的“”，高先生说起来也非常达观。他说，在江西那几年，每天就是劳动、吃饭、睡觉。那样的环境，却吃得香――虽然常常吃学生的剩饭剩菜；睡得好――多年的失眠症，也在这个时候好了。2004年，一位社科院的经济学家来人民大学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高先生得知他也失眠，还在回顾这段经历。
实际上，这一段经历对于高先生这一辈的学人来说，不可能轻松。有一次，我们谈到鲁友章和李宗正两位先生写作的《经济学说史》――真正认真读过的人都会承认，那是学识、文笔俱佳的上品。高先生连连点头。接着，他无限感慨地说，李宗正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可惜死得太早了，其实他年纪并不大啊。然后，先生转过脸来，认真地说，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写的那些东西在内，意识形态的内容太多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原谅我们这些人。我们当时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如果不写这些内容，那就什么也干不了。我永远记得，他说这话时的凝重。
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高先生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对于前几年出现的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单轨”论的观点，高先生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国经济学应该走的道路》，这也是高先生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经济学著作。
先生去世之后，有朋友感叹，陈晓旭走了，各大网站争相报道。高先生走了，没什么反应。我非常理解这些朋友的情绪，但是用不着抱不平。不同的行业性质不同，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不同。经济学这个行当，就影响社会的广度而言，不如演艺界是很正常的。如果经济学家在公众当中的影响超过了名演员，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对于学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同行的评价。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牙医说，如果他去世以后，解剖他遗体的医生能够说，这是我的一位同行，他的工作令人尊敬，他就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