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在中国古典闺怨诗中的体现
根据中国古代的阴阳思维模式,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阳刚与阴柔两种特征,都具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即“双性同体”的气质特征。这种“双性同体”观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大量的闺怨诗之中。其主要特征是“由男性诗人以女性观点进行爱情描写”⑨,这种书写现象也被人们称为“男子作闺音”。如曹植的《南国有佳人》、李白的《玉阶怨》、李商隐的《无题》等。这类诗的共同特征是男性诗人借写女性之口吻,抒自己之情怀。因此,在该类诗歌中女性文本特征与男性文本特征融为一体,呈现出明显的双性同体写作特征,表现了男性文人的双性意识。根据乔以钢的观点,“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⑩中国男性文人的女性意识在其闺情诗歌创作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首先,诗歌中的主人公大多为思妇或怨妇,诗歌内容主要展示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由于古代战乱不断,丈夫奔赴战场,终年服役于万里之外;留下妻子不仅要为生计奔波劳碌,还要为远人的生命安全担忧。如唐代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并没有正面去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而是通过描写入睡前“打起黄莺儿”的小小动作,展现了这位闺中丰富的内心情感以及对远征辽西的丈夫之思念情怀。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位虽身处深闺却渴望爱情的女性丰富情感世界。它描写了女性的情感体验,让女性的心声得以张扬。而李端的《鸣筝》:“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通过描述一位弹筝女子故意弹错以博取男子青睐而的情形,不仅生动地传达了女性向自己所钟爱的男子示爱的娇羞,更体现了女性对爱情与幸福的主动追求,彰显了女性意识。同时,这类诗歌的语言体现出明显的女性特征,即跳跃式、直觉式、非理性特征。以王昌龄的这首《春怨》为例:“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首诗集中描写了这位在登楼赏春那一刻的情感与心理变化———由“不知愁”到“悔”,生动地再现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对美满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对传统男性价值观的否定与批判。诗的前两句描写盛妆登楼赏春的,是属于客观现实描写,但在后两句却出现了急转,忽然看见了青青的杨柳,由见青色而思亲情与爱情,思绪突然跳跃到对远方戍守的夫君的思念。这种思维跳跃明显缺乏合理的过渡,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语言特征,体现了女性对世界认知的直觉性与感官性,是属于女性文本的典型特征。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男权统治毕竟根深蒂固,这些男性文人主观上同情身处社会边缘的女性,代其发出声音,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封建文化的浸染,在文本书写中留下了男权中心文化的痕迹。这也使得女性话语表面繁华,实则是女性主体的缺失与女性表达的荒芜。从立场与视角来看,文中的主人公虽然是女性,但她们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任由男性文人以第三人称“她”来进行抒写,并充当欲望的对象。仍以上文提到的李端的《鸣筝》为例。在这里,男性诗人实际上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描写了一位渴望如意郎君眷顾的年轻女子的心理状态,但这里面展现给读者的主要人物的所思所想都不是女性主动发出的,而是由身居高位的男诗人根据自己的臆想进行设置的。其中“素手”二字集中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观,是男性意识的流露与体现。因为在男权社会中,评判美女的标准主要是由男人来定的,男性眼中的美女形象往往具有孱弱、婀娜、亭亭玉立的身姿。这类话语传达出的是男性文人对女性的心理期待,彰显出强烈的男性意识。类似的还有李白的《玉阶怨》、李商隐的《无题》等。文本中的主人公虽然是女性,却被文本后隐藏的男性主人公物化了。男性诗人从自己的男性立场出发,“男扮女装把自己的哀怨不平强加于女性,占据和取代了女性的表达和言说。女性在嘈杂声中沉默了。”辑讹辊由于受到男性意识与男性视阈的限制,当男性诗人替女性进行言语表达时,他们就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臆想来替代女性的真实表达。因此,从主体言语表达来看,男性文人不仅以主体的身份盗取了女性话语权,同时表达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与界定。对爱情忠贞不移,郎君是女性一心所系的生命全部便成为闺怨诗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渗透了明显的男性意识。中国古典闺怨诗中男性假借女性之口,写闺情、作闺思、诉闺怨,其意向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心理特征。同时,男性文人囿于时代限制与自身性别意识的影响,其文本同时又呈现出显着的男性特征。总之,这种“以健笔写柔情”的写作传统,不仅传达了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审美情趣,更让文本呈现出雌雄同体的特征,体现了古代文人双性同体的性别意识。
从闺怨诗之译文看译者性别意识的转换
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信息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而是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从性别的角度考虑原作者的创作意***”輰讹辊。从理论上讲,实现这一活动的首要前提就是译者要尽力挖掘自己的双性同体意识,译者不仅仅从自身的性别视角审视翻译中体现的种种性别因素,而且随时保持他或她的视角,这是译者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换位的性别意识。但由于受自身性别意识和时代的影响,在翻译转换具有双性同体意识特征的复杂文本时,译者是否能成功地跨越性别的疆界?译者的性别意识能否在两性之间穿梭,来去自如,不留痕迹?下面以王昌龄的《闺怨》之四种译文来分析翻译实践中是否存在译者性别意识在古代闺怨诗这一特殊文本的转换与流动情况。诗人王昌龄生活在封建唐朝时期,在漫长的男权统治的封建社会,男人不但是社会***治、经济的掌握者,也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力,男权意识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尽管诗人同情身处社会边缘地位的孤苦女性,但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男权意识和思维模式中的再创造。而在翻译过程中,男性译者与男性作者的性别视阈是相通融的。例如在译文1中,原文中的“”被JohnTurner翻译成了ladyfai(r窈窕淑女),体现了男性话语对女性外貌的幻想与期待。把“夫婿”译成herlord(她的主人),“觅封侯”译成wingloryofthesword(载誉归来)等,实际上是把处于闺中待夫归来的思妇刻画成了西方传说中呆在古老的城堡中热切地盼望着为她效忠的骑士载誉归来的美丽,是典型的男权话语,也是译者男性意识的集中体现。在译文2中,许渊冲将“”一词译为thebride(新娘),已离开了原意,也是男性译者心理投射与期待的结果。将最后一行译为Shesignsforherhusbandseekingfamefaraway,则突出了男性视野下女性的被动与无奈。在译文3中,张廷琛将的精心打扮译为Adornsh-erself,并在译文中加注说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实际上是以男性言说来规定、引导女性的价值界定与取向。同时,这三种译文都将原文“翠楼”中的“楼”译为带有父权文化色彩的towe(r城堡),而没有用Pavilion或其它词语,表现的是对男权文化的认同,凸显出了他们浓厚的男性意识。由于受到中国传统阴阳学说的影响,男女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性属观系,古代文人在塑造的女性形象时,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尽可能去揣摩、表达女性的情感世界与心理体验,其文本又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特征。王昌龄的《闺怨》通过杨柳色对一位情感世界的触动,通过一个“悔”字把这位女性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丰富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文本呈现出典型的女性化特征。针对这一女性化特征,三位男性译者都能够在多处通过增添一些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语句来提升女性的主体地位,凸显女性的主体意识。如译文1中,JohnTurner将标题“闺怨”译为Regret,凸显了文本中女性的身影与声音,是女性意识的表现。将原文“悔教夫婿觅封侯”译为And-herheartissad,Shebadeherlordwinglory-ofthesword,不仅生动再现了这位的情感变化,而且通过bade(命令,让)一词的添加体现了女性在家里的主导支配地位。在译文2中,许渊冲将的“凝妆”译为gailydressed,增添了表现不知愁的愉悦心里,凸显了女性个体生命的存在。在译文3中, 张廷琛通过对第三行中“忽见”(Suddenlyshesees)的翻译与改写(Suddenlysheglimpses),着力刻画出了不经意的一瞥触发情感变化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译文最后一行中regrets和urging两个词的运用不仅忠实地传达了原意,而且凸显了女性的身影,提升了女性的主体地位。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典闺怨诗中流露出明显的双性意识特征。诗人的视角在自身的男性视角与文中女性主角的女性视角之间穿梭。而作为译者的JohnTurner、许渊冲和张廷琛均,在翻译实践中均能跨越性别的疆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自如转换,在彰显自身男性意识的同时张扬女性意识,从而使译文同原文一样呈现出双性同体的特征。
结语
穆雷认为:“在性别关系中,男性和女性互为他/她者。当文本传达的性别特征与自身存在较大差异时,译者就要扮演新的性别角色,发掘自身的双性潜能,理解他/她者,让自己具有双性视角。”輱讹辊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翻译具有双性同体特征的文本时,译者应该挖掘自己的双性意识,采用一种双性视角去换位思考。在翻译作品中异性人物的言行时,他或她应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去换位思考,从而传达出异性的性别意识,这时要求作家挖掘自己的双性意识潜能并跨越自己的性别界限;而在翻译同性人物的言行时,他应有更多的认同感,并会通过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来反映这种性别认同感,凸显自己的性别意识,从而最终实现译者性别意识的转换与流动。需要指出的是,译者的双性同体不是指译者是“中性”或“无性”的,而是指译者从不同性别角度换位思考和分析的能力。译者从事的是否是双性同体的翻译主要取决于译者是否在翻译中采取了双性意识和双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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