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酒与赋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二赋》）自题：“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以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由此可见，二赋卷书于绍圣元年（1094）。二赋之名都与酒有关，洞庭春色即黄柑所酿之酒，中山松醪即松节所酿之酒。
关于黄柑酒，苏轼在元祐七年（1092）另有《洞庭春色》诗，其诗序对此交代更详：“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以饷其犹子德麟，德麟以饮予，为作此诗，醉后信笔，颇有杳拖之风。”德麟即赵令畤，著有《侯鲭录》。安定郡王名世准，赵德麟伯父。安定郡王家能酿出色香味三绝的黄柑酒，说明以柑橘酿酒的方法已经发明了一段时间。根据研究，在苏轼之前和之后，很少有人提到黄柑酒。①苏轼也并没有亲自去酿造这种酒，只有宋伯仁在《酒小史》中提到“洞庭春色”的酒名。
松节酒则为苏轼自酿之酒。据《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引晁补之云：“《松醪赋》者，坡公之所作也。公帅定武，饬厨传，断松节以酿酒，云：‘饮之愈风扶衰。’”实际上，松节入药已见于宋初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卷第九十五“松脂松节酒条”云：“松节酒，治百节风虚，脚痹疼痛方。松节（十斤捶碎以水一硕煮，取汁五斗去滓）、糯米（五斗炊熟）、细曲（五斤捣碎）。右三味。拌和。入瓮密封。三七日开。取酒。可温饮一盏。日三。”②因为配方不详，无法比较中山松醪与松节酒的异同。
苏轼元祐八年（1093）十月到达定州，不足半年被贬英州，从此开始了一贬再贬的晚年生活。可以说，二赋的写作正在这个转变的当口上。《洞庭春色赋》约写于元祐七年（1092），是苏轼出知颍州时的作品。《中山松醪赋》写于元祐八年（1093），是苏轼出知定州的作品。虽然苏轼自承为游戏之作，但是一年之间，心情却不相同。在《洞庭春色赋》中，苏轼虽然早已没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激越，但是仍然“醉梦纷纭”，心里还有***治上的期待，“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期于人寰”。到了《中山松醪赋》中，苏轼自比于屈原，“赋远游而续《离骚》也”，情绪更为低沉，几乎放弃了***治上的幻想，转而期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后人从《二赋》当中看到了苏轼对自己命运的暗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云：“东坡在定武，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盖自定再谪惠州，自惠而迁昌化，人以为谶语。”③
苏轼书写《二赋》卷时，已经开始了贬谪之旅，自题所云“将适岭表”就是指他被贬英州而言。《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本来表达的是并不相同的情绪，但是在不断贬谪的现实面前，《二赋》的共同性又非常明显了，所以苏轼自题“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对于他来说，即使如颍州和定州的生活也无法期待了。苏轼的晚年多次为客书写《二赋》，王世贞“二赋题跋”就指出，“《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实此公《酒经》之羽翼，既成而纯爱之，往往为客书。所谓人间合有数十本者。”数十本的数字也许夸张，但是反复书写则是事实。孙鑛《书画跋跋》“书中山松醪帖条”云：“此赋不为甚工，坡翁乃好书之，岂固有独得韩公所谓‘惟以自嬉’者耶？”“自嬉”犹如今日所谓自娱自乐。事实上，苏轼的反复书写除了娱己之外，更寄托了他的情怀。这样一来，与《二赋》的写作相同，其书写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叶寘《爱日斋丛钞》云：“（苏轼）顾谓叔***曰：‘吾甚喜《松醪赋》，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叔***苦谏，恐点画偏旁偶有差讹或兆忧耳。坡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父子相与粲然。《松醪赋》之谶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验生还也。”④
苏轼虽然喜欢酒，但是并不善饮。他晚年所写《书东臬子传后》云：“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则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对于苏轼来说，酒是“钓诗钩”和“扫愁帚”，他可以通过酒来忘掉烦恼、温暖心胸，激发创作的灵感，“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也”⑤。苏轼与张友正的书法故事或者可以作为证明，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张友正）乃具饭邀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傍。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以为平日书莫及也。”⑥可见酒对于佳作的生成确有催化作用。但是他对酒与艺术的关系也有清晰地认识，《东坡题跋》“书张长史草书条”云：“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可见酒只是一种媒介，并不可靠。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推断《二赋》的书写是在有酒还是无酒的状态下完成的，无论如何，对于苏轼来讲都为后世留下了经典之作。娄坚《学古绪言》云：“东坡诸赋，世人知有前后《赤壁》，皮相者犹或訾之。能言《秋阳》者有几，矧于《松醪》耶？”⑦实际上，因为墨迹的流传，知道《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书法作品的一点优势吧。
二、“狮蹲虎踞”与“墨猪”之诮
张孝思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余所见坡翁迹甚众，惟此诚称甲观。”“狮蹲虎踞”的评价虽然晚出，却能很好地概括苏轼书法的特点。张孝思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收藏家，《二赋》曾经其收藏，因此他的评价值得重视。
所谓“狮蹲虎距”主要就苏轼书法的风格而言。苏轼的书法结构多取横势，以方扁为特征，用笔则是正锋与侧锋相结合，点画丰腴。虽然苏字的方笔很多，但是就其风格而言，仍以圆转为主要面貌。李之仪指出：“东坡每属辞，研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⑧李之仪与苏轼时代相接，所记应该可信。苏轼喜欢浓墨，加上他习惯使用偏软的毛笔，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字，速度较慢，笔法结构的变化有限。苏轼称自己的书法“如绵裹铁”⑨，“狮蹲虎距”可算是具体而微的解释吧。
关于苏轼书法的来源，黄庭坚《山谷题跋》云：“东坡道人，少自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学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苏轼并不同意他的书法学徐浩的看法，其论书云：“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欧阳叔弼云予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如此，世或以为似徐书者，非也。”综合两家的说法可以看出，苏轼的书法受到王羲之、颜真卿、李邕、柳公权、杨凝式、蔡襄的影响是无疑的。
对于苏轼来说，向古人学习更多是取其所长而不是亦步亦趋。这是苏轼与此前的唐代和此后的元代书家不同的地方，“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可以概括苏轼书法学习和创作的态度。他认为“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在广泛取法的基础上，苏轼晚年的书法更为精进。黄庭坚认为“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与李北海不同师而同妙，汉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颓，吾将安仰，实同此叹”。《二赋》即为苏轼晚年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经历人生坎坷之后的从容与平和。诸家题跋中，张孔孙的“笔意雄劲”，黄养正的“良金美玉”，王穉登的“波画遒劲”，王世懋的“冠冕珮玉之意”，王世贞的“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乾隆的“精气盘郁”都有助于我们对二赋和苏轼晚年书法风格的理解。
后世对苏轼的书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二赋》王世贞题跋云：“此迹不惟以古雅胜，虽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一方面王世贞认为苏轼书法“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另一方面也提到了对苏轼书法的批评。在这一题跋当中，王世贞并未直指苏书为“墨猪”，但是他在《艺苑卮言》中说：“苏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行草稍自结构。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这样一来，墨猪的评价就完全是针对于苏轼了。上文指出，苏轼书法风格与他的书写习惯有关。实际上，墨猪印象的形成也与此有关。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这一点黄庭坚很早就注意到了：“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偃笔”“偏枯”也成为了墨猪的代名词。
墨猪说来源于伪托的卫夫人《笔阵***》，其云：“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以此比喻书法的笔画丰肥、臃肿而乏筋骨。评苏轼书法为“墨猪”并非从王世贞开始。文徴明《莆田集》云：“世传苏文忠喜墨书，至有‘墨猪’之诮。”⑩已经有这样的说法。赵孟頫《松雪斋论书》云：“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里裹铁也。”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苏书为“墨猪”，但是与王世贞在《二赋》题跋中的用意相同。推敲起来，苏轼书法“墨猪”说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黄庭坚。他说“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用墨太丰”正是“墨猪”的特征。《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墨猪”说很可能是从这些说法中衍生出来。项穆《书法雅言》认为“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谢肇淛《五杂俎》云“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11 ，似乎都是针对苏轼书法的丰腴而言。
对于苏轼书法的评价，还是黄庭坚说的最为中肯：“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三、东北因缘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后总计684字，为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二赋》卷创作完成之后，经过郭仲实、郑达、陈从训、张应甲、梁清标、安岐及清内府的收藏。《二赋》卷现藏吉林省博物院，为吉林乃至东北地区的国宝之一。从表面来看，苏轼《二赋》的收藏充满偶然性，而细究起来，《二赋》及苏轼其他书法作品与东北大有因缘，以下略为说明。
其一，张孔孙题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现存八人题跋，包括张孔孙、黄养正、李东阳、王穉登、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乾隆等。其中第一跋为张孔孙所作，跋云：“予自鄂渚走豫章浙西，阅前宋名公墨迹，往往非真。今观郭仲实所藏坡仙出定州书二赋，笔意雄劲，与密国公家藏铁沟行、元遗山收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唱和深相类，好事者当珍秘之。时至元乙酉七夕同吏部尚书刘伯宣、应奉翰林文字杨从周观于上都官舍，隆安张孔孙题。”隆安即今吉林省农安县，隶属吉林省长春市，位于松辽平原腹地，史称“黄龙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改名隆安，亦作龙安，金贞柏初隆安由州升府，名为隆安府，属上京路，曾是辽金时期北方的***治***事重镇。由此可见张孔孙为吉林人。
根据《元史》，张孔孙（1233—1307）字梦符，因为其父“夜梦谒孔子庙，得赐嘉果”，因此取名孔孙。张孔孙的先世出自辽之乌若部，为金人所并，因此迁居隆安。曾任礼部尚书、大名路总管兼府尹、淮东道肃***廉访司使等。官至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张孔孙为***清廉，颇有作为，于***事之外，“素以文学名，且善琴，工画山水竹石”。正史中虽然没有他善书的记载，但是从这则题跋来看，他的书法体势开张，笔法老辣，受到黄庭坚的影响很大。由于张孔孙的书画作品很少流传，这一题跋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其二，沈阳故宫的苏轼作品收藏。根据金梁《盛京故宫书画录》的记载，沈阳故宫曾收藏《宋苏轼中山松醪赋》《宋苏轼画记卷》《宋苏轼治平帖卷》《宋苏轼西湖诗卷》四件作品。其中《中山松醪赋》的收藏尤其值得重视。沈阳是清代最早的都城，迁都北京之后，从康熙朝开始陆续调拨大量书画作品到沈阳故宫，上述四件作品也在其中。可见苏轼的作品早在清代已为东北地区所收藏。
《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之属“宋苏轼中山松醪赋卷条”云：“藏经笺本行书松醪赋一篇，款识东坡下有子瞻、东坡居士两印，前隔水有乾隆御览之宝一玺，拖尾有赵孟頫跋云：‘观东坡书法高出千古，而笔势雄秀、骨肉停匀，真得书家三昧者，非鄙俗所能拟议。此卷精妙尤入神品，信是人间至宝也。至大二年九月六日，孟頫跋。’又柯九思跋云：‘坡公性不善饮而辄喜人饮，此松醪赋之所繇作也。予昔于句曲外史斋头见之，叹其笔力雄恣，想见当日兴酣落纸之妙，欲署数语，迫以他事，不果，今为清閟阁中物再展玩间益觉神采焕发，奔放中饶有古劲之致，且云林主人亦复有坡公之癖，宜其珍之如拱璧也，丹丘柯九思识。’又文徵明跋云：‘苏文忠公笔力雄健而多自然之致，故为宋四家之冠，余学书数十年，遍临往迹，少得其概。独至髯翁遗翰则把笔逡巡，殊难仿佛。秋日偶游华亭，过董庶常家，出此见赏，诚其平生得意之笔，三复咨嗟，徒切望洋之叹，然终不敢效颦。太史朝夕揣摩，宜其书法有凌云之气也。长洲文徵明志。’又董其昌跋云：‘眉山声价已重当时，何况千载而后？此书之妙非在笔墨间也。予初为一见，久为阁笔，其昌笺。’高八寸二分广六尺。”12沈阳故宫所收藏的苏轼作品，后来大部分在民国初期运回北京保存。这件《中山松醪赋》未见流传，下落不明。
其三，刘刚的捐献。1983年2月，吉林省***府召开捐献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真迹奖励大会。刘云沼副省长向捐献《二赋》真迹的吉林市第五中学教师刘刚颁发奖状和奖金。刘刚为刘忠汉之子。1945年的秋冬时节，刘忠汉将《二赋》带回家，告诉家人是购买而得，要好好保存，第二年，刘忠汉失踪。实际上这件作品来源于洲国皇宫东院***书楼即“小白楼”。
1922年9月至12月，退位多年但仍居住在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为名，将易于隐藏携带的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共1353件书画珍品陆续盗运出宫，其中就包括了苏轼的《二赋》。1934年在溥仪来到长春做了日本人扶植的洲国皇帝后，日本关东***将溥仪存放在天津静园的书法名画及宋元善本、珠宝约七十箱运至当时的长春伪皇宫，存放于“小白楼”内。根据其他文献的说法，刘忠汉的《二赋》并非买来，而是趁溥仪撤退的混乱夹带出来的。无论如何，至此《二赋》被刘家收藏则是事实。
刘刚母子对《二赋》收藏又另有一种艰辛，“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我们的日子也日益困难，开始时有点余粮还可以度日，以后母亲为人浆洗衣物勉强糊口，但后来物价日涨，生计日艰，就开始典当家中一切能换米之物，家中的东西典当光了，没有粮食吃，就吃辣椒秧、茄子秧、到路旁及现在的地质宫广场等处挖野菜、草根充饥。但苏轼的《两赋》卷依然被我母亲严实地包裹着，放在箱子的底层。”13即使在时期，刘刚母子也并未放弃对《二赋》的保护。“在所谓‘破四旧’的日子里，眼见一些古迹、书籍等被烧、被砸，心中十分痛苦。同时也联想到家中保存的苏轼书画，恐母亲在这股风中抵御不住，将其毁掉，或被抄走，便急匆匆地赶回了家，告诉母亲那不是‘四旧’，也不是什么黄书，是古人写的，要好好保管。母亲认为我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我说的话她是相信的。她更仔细地将苏轼两赋卷包了起来，裹在衣服里，放在箱子底下，以免被抄家者发现。”14在生活困顿的条件下，《二赋》被保存下来并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院。在《二赋》的流传史上，刘刚母子功不可没，《二赋》卷上虽然没有他们的印信和题跋，但是其人其事不应被遗忘。
注释：
①《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七卷第一期，1988年。
②王怀隐《太平圣惠方》第307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
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引《王直方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④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二。
⑤赵令畤《侯鲭录》卷四。
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⑦娄坚《学古绪言》卷二三。
⑧李之仪《故溪居士前集》卷十七。
⑨赵孟頫《松雪斋论书》。
⑩文徵明《莆田集》卷二一。
11谢肇淛《五杂组》卷七。
12金梁《盛京故宫书画录》第109—11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13 14刘刚《苏轼手书两赋卷收藏始末》，《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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