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岩》这篇文章写了两件事情,当中相隔十五年。
第一件是端午节划龙舟。
对于这一篇抒情散文,也许大家读到过某些赏析文章,大抵是说,它的特点是抒发了作家的真情实感,表现了作家对于自己乡土的热爱,等等。这样的话,有没有错呢?没有。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呢?好像也不到位。真情实感,乡土热爱,是许多同类散文的共同性,不能算是此文的特点。阅读的大忌,就是大而化之,把普遍的、共同的性质当成文章的特点。特点,是文章的生命。我们学一篇文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握特点,看人家如何把感情和景观的特点交融起来。这样才能体悟到作文的奥秘,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把那些和自己感情特点有关系的东西突显出来。
在《箱子岩》里,特点是什么呢?
一开头,就突出了一种反差。一方面是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很古老的,山腰上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划龙船的风俗,作家对节日的种种细节的关注,对妇女孩子的尖叫、对兴奋的热闹、对欢欣场景充满了欣赏,还“对于历史回溯发生一种幻想”。这里,大致可以看出作家所抒之情,主要是对乡土、民俗的感情。一切都使作家着迷。这种着迷,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有历史联系的。最有特点的是,它不但联系着屈原的历史光圈,而且还联系着并不太遥远的惨烈的杀戮。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欢乐、文化渊源的光荣和生命杀戮的惨痛是如此紧密地交织着。但是,作家却发现:
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要说特点,这里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节日的风习,其热闹欢乐,作家用了工笔细描的方法向读者展示出来;另一个是作家的思绪,他看到的不仅是民俗民风,而且是这里的人民“应付生存的方法”。他所欣赏的、他的思绪的焦点,或者说,文章的主题,就从这里激发开去。在这篇文章中,这就是纲领。接下来的文字,就具体展示这里的百姓“应付生存的方法”。什么样的“应付生存的方法”呢?无非就是:第一,兴奋地呼喊。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妇女小孩们“锐声呼喊”,人群“人声嘈杂”,妇女们“尖锐的叫唤声”,“孩子的哭声”,再加上飘扬在河上的锣鼓声。第二,月光下的河面,如镀了银,岸边码头上,燃着的火燎。这一切,也许在外乡人看来,是一片喧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而沈从文却觉得,这一切了不得:
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文字语言的贫俭。那一派声音,那一种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
甚至,在领略了这样的风光以后,他竟然觉得:
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
文章所写的第一件事,突出的是相当原始的风习。在作家的欣赏中,有一点诗意,但这种诗意的特点不是一般的风雅的诗意,而是有一点原始的粗犷的人性、人的生命的自发性的,或者可以说是发泄性的欢欣。
写第二件事情,如果作家的感情还是这样,就太平淡了。
十五年后,作家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是年关。气候和情景大不相同,本想“温习”五月端午的情怀,却发现“萎落”“冷落”。但是,就是这样的情景,也不改作家的“乡情”,从贫穷而安分的乡亲们-身上,仍然感到了饭铺柴火“快乐地燃烧着”,意识到那些在端午节玩龙舟的人,就是眼前这些打猎的、捕鱼的、船夫和成衣匠。“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这就写出了那些创造出端午节热闹场景的人物,在平日里,却过着“简单的”日子。要注意,所谓“简单的”日子,是贫寒、艰难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是一个***作家,以鼓动阶级斗争为务,就要把贫寒、艰难和痛苦、不平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沈从文不是***作家,他只从贫寒艰难中看到了“简单”,而且看到人们“按照一种分定”生活,也就是安于一种由客观环境造成的命运。沈从文也不想启蒙他们,让他们起来有所作为。相反,他觉得这些人虽然有过庆贺和仇杀,然而:
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唯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这样的人生,其实不太像人生。“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的生命,自生自灭,应该是一种悲剧。但,沈从文却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对于他们的麻木加以批判,相反,却是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把他们的生命概括为“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这种性命之理,有什么特点呢?沈从文说: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悲剧吗?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接下去沈从文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另一种生存状态:不但改变自然,而且改变历史。这似乎是指沿海和内地一些地方,在尖锐的***治经济斗争中的人生。但是,沈从文在描述这样的人生时,又用了一种并不完全肯定的词语:“违反自然的习惯”。应该说,多少有点保留吧。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提出,“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的状态要有所改变。然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变,而在于如何改变: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是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家乡人的生存状态显示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他们在玩龙舟方面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值得赞赏的: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麻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思改变现状,是没有未来的。这令他感到“惶恐”。在沈从文看来,这完全是划龙舟那样的生命力的消解,但又不知道如何来把这种消极的生命力转化到“新的竞争方面去”。
值得注意的是,从写作方法上来说,这一段散文已经不仅是抒情,而且有了议论。这一段议论在艺术上并不是最精彩的,因为它太直白了,缺乏足够的形象的支撑。可从思想上来说,它是相当深邃的,很能表现沈从文当年的思想。
但是,光有这样的议论,显然是不够表现家乡人生命的病态的。接下来,一个人物的出现,弥补了抽象议论的不足。这个年轻人,才二十一岁,其精神腐败严重到惊人的程度:这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人物,被动地、身不由己地被抓去当了两回兵,受了伤。他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第二,脸上“刻画了一种兵油子的油气与骄气”,“身份特高一层”。第三,令人震惊的是,他成了贩子。这种非法的勾当在当地的特殊环境中,竟是这样的:
取得了本营证明,领得了些伤兵抚恤费后,于足回到家乡来,用什长名义受同乡恭维,叉用伤兵名义做点特别生意,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
沈从文通过这个人物揭示出,不讲科学、没有道德、没有法律观念的生活,其实是生存本能的一种龌龊的生活。然而在家乡人眼中,他却高人_等,备受称赞。作家的悲哀,没有直接用语言表现出来,但,读者仍然感觉得到,看作家的描述,是多么的无奈:
屈指计算那什长年龄,二十一岁减十五,得到个数目是六采记起十五年前那个夜里一切光景,那落日返照,那狭长而描绘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备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欢乐跳踯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我今晚所见到的跛脚什长。
当年天真烂漫的孩子,极尽生命的欢乐,如今却变成了贩卖的兵痞。虽然这个兵痞,仍然富有生命力(受伤了,在他人也许要在医院里锯断腿的,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科学的方法保存了自己的腿),但却变成了生命的脓疮:成了“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面对这样的生命,沈从文笔锋一转,突然讲了一个“散兵”――――把菜刀搞***的故事。这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但,从这种大跨度的跳跃的手法中,读者不难把式的“散兵”和那个“伤兵”的人生联系起来。那正是前文所说的:“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
在这里,沈从文并不是要鼓动***,他只是从生命的质量上,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另外一种人生。只要能打破那种僵死的、麻木的、腐败的人生,就是***造反也成。
沈从文先生的这篇散文,不但有真情实感,而且有思想。情感的真实和诚恳,有时并不深刻,只有和深刻的思想结合起来,才有力度。从学术上来说,情感的价值属于审美,但审美并不限于情感,情感的深处,必然有思想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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