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型人”,决战在清晨

“早睡早起”早已超脱了健康作息的层面，而被都市白领认为是一种绝佳的时间管理新概念。全球化的工作和竞争压力的增加，让人不得不考虑利用上班前的时间，为自己的人生开拓不同的可能性。

在阅读西方一些CEO的传记时，很多书里都会说他们大多晚上10时多入睡，早上4时或6时起床工作。如果说这只是因为这些CEO们都已经上了年纪，那么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退休银发族”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地方正从“夜型社会”逐渐迈向“晨型社会”。

每天晚上与同事、朋友们疯狂到凌晨两点，即便无所事事也要在电视前打发时间到后半夜，第二天再疲惫地走进办公室。年轻人很容易晚睡晚起，但“夜型社会”生活形态的最大极限是30岁。一旦超过30岁，人体新陈代谢功能逐渐趋缓，修复功能减弱。如果仍不知节制，持续沉溺在“夜型社会”，即便晚睡，生物钟还是会让人自然早起。这对于健康是个极大的、持续的损害。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从年轻时就保持着早起的习惯。福州的高尔夫球场一般要8点以后才开球，曹德旺是唯一一个连续数年坚持每天早上4点就来打球的客人。球场工作人员说：“一般在4点钟，我就看到他天不亮就来打球了。自己带着一个手电筒，我们都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他说赶着回去上班。”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数十年保持着上班之前先爬楼锻炼身体的习惯；春秋集团董事长王正华每天打完太极再吃早饭，还经常第一个到办公室。

当然，早起的好处并不只是对身体健康有利那么浅显。魏永鹏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每天5点多就起床，在小区周围的树荫下一边走路，一边思索当天的会议如何主持，以及构思讲话内容。魏永鹏告诉《商界时尚》记者：“晚上很疲惫，早上思路最清楚，呼吸新鲜空气，适合思考。不到一小时，既达到了运动的目的，又让一天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有效率。”

这家律所规定9点上班，他却固定7点到公司。很多需要下达给助理的公务，他都尽量能在上班前就分发完毕。这样，他的助理就不会像其他合伙人的助理那样，在上班的第一个小时要么处理昨天拖沓下来的工作，或是闲来无事。起初，助理们对于一到单位，甚至在早上8点就得到魏永鹏分配的工作并不理解。但助理们发现，更早地进入工作状态比晚上12时加班要舒服。如果放任自己晚晚地起床，就会变得懒散，做事不能按照日程本上的计划执行下去。关键是，前一天的沮丧和挫折感会带到第二天，恶性循环，更加疲惫，更加拖拉。

有三湘首富之称的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每天6点多起床，7点半准时跟三一的高管们边吃早餐边聊聊工作。三一多年来的很多日常决策都在早餐会上成形。“吃早饭时问到他们，他们就回答，但是我要边吃边看有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一天的日常工作都是在早会上解决，也就是小半个小时。”梁稳根这样对记者说。

《日经商业周刊》曾发表的NHK研究员的一份报告显示，因为全球化过程中时差的因素和工作性质越来越细化，目本社会的工作趋势正朝“二十四小时化”迈进。因为，早起工作的族群愈来愈多，时间也愈来愈往早推进，未来将可能逐渐跟加班到深夜的族群连成一线。

早起的好处已经延伸到时间的重新分配和管理上，对工作效率的根本性改善。以往，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怎样将等公交车或走路时的零散时间利用起来。可是，无论是上班族还是CEO们都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得已的应酬，无休止的加班，零散时间即便被利用到极致也总觉得不够用。而夜间思维和身体的运转速度往往最低，这块时间的工作效率就一般人来说是全天中最低的。与其让时间在晚上白白浪费，还不如开辟时间管理的新战场――清晨。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做一名勤快的“晨型人”，不但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更有效地利用时间。为人生开拓不同的可能性，决战就在上班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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