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积极的教导与防治并重
朱熹认为，教导学生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作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大得多。他又说：“尝谓学校之***，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主，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乎”。(《同安县谕诸职事》)学生的心中有了“理义”才能“立志”，志其心之所向，是为学的目的。目的不定，一切学业都无着力处。同时，他在《董蒙须知》和《训学斋规》中，对于学生在校，如何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详加标明，关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教育与防治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当前在大中学生中，不少学生缺乏理想，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以西方为榜样、是非标准差。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潜藏着信仰、信念、信任危机；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滋长“蛇年风波”以及风波后影响，都在说明这个问题。因此，学校德育最重要的是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应使他们真心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为崇高的事业而献身。这一代青年从幼儿园开始都唱热爱***，热爱社会主义的歌，小学、中学都进行***治教育，考试成绩都是八九十分。但实际情况怎样样呢?这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找到进行德育的有效方法，要研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各进行哪些德育，怎样进行德育。光是灌输概念、术语不行，要争取制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规矩和细则，既引导又防治，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循序渐进和积善成德
朱熹对学生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他主张学生从八岁起入学，受小学教育，从十五岁起入大学，受“大人之学”的教育。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小学中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入手，以逐步培养其德性。反其长大，进入大学，然后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工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止于完善。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表明，在朱子以前，小学没有书籍，是朱熹把古代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编成《小学》，内分二篇，共三百八十五章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专为蒙童编写《蒙童须知》，内容切实可行，有助于小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儒家学者把“四书”视为学者必读之书，也实始于朱熹。可见他在对学生道理思想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下而上达的原则。小学与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整体的。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扩充和深究。虽然程度有深浅，但内容却是一贯的。既是循序渐进，又是连续一贯，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这些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也是有借鉴的。
从目前学校的德育看来，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德育内容衔接不够紧密。德育方法是“关、管、灌”的铁三角。从大学生情况看来，有两方面表现较差：一是缺乏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卫生常识都没有，志大材疏，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这点应引起注意。据报道有的大学设有七个部门管理学生还没有管理好，这是因为中小学生没有打好底子，到了大学，还是抱着走。二是大学生的处世、办事能力差(不是指关系学那一套)。这与中小学的教育目标有关。中小学不能只重视课堂教学，更不能死记硬背，高分低能、以开学率作为唯一标准，把中小学办成“升学预备班”，以智育代德育。而应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引导学生积小善成大德，积小德成大善。
三、致知和践行结合
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入手。“穷理”即穷知事君，事父兄等理，因而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就书本上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但他认为穷理仅仅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功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做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工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因之，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相合而不可分离。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礼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签曹无可书》)所以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辑略》)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他是非常重视知与行的结合、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今天学校德育中也应有借鉴之处。
躬行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轩，”这就是知与行的问题。程灏说：“未读《论语》是这样一个人，既读《论语》又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算不中用了。”今天我们教书是为了育人，读书是为了做人。现在学校经常把教书和育人说成两码事，经常听到表扬某某老师“既教书又育人”，这种提法是否对中国德育传统的“改革”?教书本来就是为了育人的，把教书和育人分作两件事，我认为那是把“方圆”分布两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