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50年代
与新中国同岁，上世纪40 年代末、50 年代出生的一批纪实摄影家，见证和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巨变，他们是中国新纪实摄影的开拓人和中流砥柱，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影响着中国纪实摄影，甚至影响着中国。《数码摄影》杂志在新的一年开启了这个崭新的栏目――流金岁月，通过访谈和回顾，我们希望让读者系统地了解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和现状, 以及这些影像作品折射出的一个真实中国。
杨延康
自由摄影师；法国VU ***片社签约摄影师；首届沙飞摄影奖得主。
每年冬天的12 月至来年2 月，下半年7 月至10 月，杨延康一般都会在藏区。一年中的大半光景，他把关乎生命与信仰的全部力量交给了一次次旅程。在反复观看他作品的同时，会有一种莫名而来的圣洁与恬静，这时候摄影其实已经很不重要了。
杨延康的《藏传佛教》已经进入第七个拍摄年，在接下来不满四年的时间后，他会暂时将这个选题划上一个休止符。即便这个庞大题材正处于拍摄的过程中，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已经跨越国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巡回展出。
“要有相信的勇气”
《藏传佛教》并不是杨延康最初的题材选择。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拍摄了《乡村天主教》、《麻风病村》等多个极具分量的专题。而且每一个专题的拍摄都非常震撼，非常成功。就像一个在荒野中行走的游侠，属马的杨延康习惯“在路上”的漂泊感觉。他说每次拍摄间隔回到深圳的家，觉得那里就如同一个驿站，只是他休整、补给的落脚地，连每次酒桌上的应酬都使他自责。而真正让他留恋让他割舍不下的，是旅途中一个个陌生的背影，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拍摄他们就犹如在拍我自己”，杨延康就这样自我放逐了二十年的时间。选择“放逐”这个词是我坚持要用的，尽管杨延康觉得太过刻意太有目的性，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带有宗教含义的词语，与杨延康的步履很相近，也符合他的摄影题材。
在拍摄陕西农村天主教的过程中，杨延康开始信仰天主教。当他又用镜头开启《藏传佛教》的大门时，他又皈依了佛教。在有些人看来，他这种信仰上的转变，是一种功利的表现，有人说他“拍什么就信什么”。而对于杨延康本人，也确实经历了精神上的涅磐。在采访时，他说“相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需要了解、研究，更需要强大的勇气。在拍摄中，如果你不能完全融入被摄者的精神世界，那么拍出的照片也是不完整的。但是要怎样去融入呢？杨延康做出了大多数人都不敢或不愿做的选择――去相信。
即使是在生活中，“相信”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词汇，仔细想想有多难啊。相处多年的好友，甚至亲人都不敢说完全相信，何况是一个本不熟悉的信仰。但是杨延康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接纳了它，也让镜头中的被摄者接纳了自己。
“我独单但不独孤”
一个人的旅程注定是孤单的，不过杨延康说他自己从不孤独。因为他的率直和坦诚，在中国摄影圈有着很多的朋友。早在1985 年，杨延康进入了在当时最前锐、最活跃的摄影杂志社――《现代摄影》。虽然做的是发行工作，不过时任编辑的李媚却觉得他是“可塑之才”。经常拿照片给他看，让他说出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理由，讲授一些基本的摄影知识给他听，并鼓励他多出去拍照。这正好对了杨延康的路子，自此拍片多过做发行的本职了。到了1988 年，杨延康结识了陕西群体的核心力量，侯登科、胡武功、石宝带他到陕北拍照，现在想起来就跟当下很多摄影爱好者四处串访一样。也就在那时，杨延康接触到了乡村天主教，并一拍不可收拾。
如今20 年过去了，杨延康已经成为国内纪实摄影界有名的人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活动邀请他参加。就在我这次采访的时候，他正在青岛参加一个拍摄活动，拍完便又离开都市回归他熟悉的乡野。
杨延康的“不孤独” 还不仅仅是摄影圈内众多的好友。在他拍摄的地域，也结识了很多交心的知己。《藏传佛教》里有一张照片，是一群喇嘛用生日蛋糕“打仗”，看这张照片时，我非常感慨。其实喇嘛们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森严无趣，他们在不断接受着新鲜的事物，他们过生日时不仅也吃蛋糕，也更如城市中的年轻人一样快乐无忧。采访中我提到了这张照片，杨延康说这蛋糕就是给他自己过生日呢，那些喇嘛都是他的好朋友。
在拍摄的途中，杨延康从来就不惧怕陌生。陌生的乡村，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语言都阻隔不了他与当地人的沟通。他说到一个地方拍照其实是有技巧的，他的技巧就是“赖”。开始别急着拍，因为太着急容易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最好是先跟人交朋友，天南海北地聊天，聊熟了就去人家里作客，到了晚上也不走，顺其自然住在老乡家里。这样一次次就成朋友了。杨延康说他在住在小喇嘛的家里，还帮小喇嘛洗衣服做饭，动不动还要批评他们，逼他们睡觉前一定要洗脚。
我问杨延康，这么多年的漂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最让他感动的。杨延康沉思了好久，说其实最让他感动的就是那些乡民、喇嘛们在他镜头前露出纯真的笑脸，每一声问候，每一杯酥油茶，每一张照片都曾让他大受感动。
“十年树木，一年只能种萝卜”
自从“流金岁月”这个栏目开设以来，每一个接受杂志采访的成功摄影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守。这期采访杨延康，他同样谈到了这个话题。
杨延康说，一年两年最多种个萝卜白菜，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能种出参天大树。现在很多摄影人手里都有点闲钱，以往只有专业摄影师才涉及的题材，也成为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热衷的采风地点。例如，现在进藏不像以前那样困难，所以每年的藏历节日，总会从全国各地涌来数不尽的摄影人。他们抢镜头、占角度、争位置，比摄影记者还忙碌。不过在杨延康看来，这些来的人，所拍根本就不是，或者说是不完整的。确实，从杨延康的《藏传佛教》里，对那些大场景的描写少之又少。而更多是喇嘛们的简单生活，以及从这些简单中透出的真实哲理。
杨延康有一个理论，如果你去拍高跷，那些穿着传统服装的高跷表演者肯定吸引镜头，所有的摄影人都会盯着那些演员拍，这时候所有人拍摄的其实并不是高跷，而是“某某时间某某地点的一场高跷演出”。如果要拍高跷，那么不仅要拍演员表演时候的样子，还要拍演员换下戏装，平时的样子，要住到高跷演员家里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与邻居、与村民的关心，有必要时甚至自己也要学习踩高跷。
当然，我们大多的摄影爱好者不可能像职业或者自由摄影师一样工作。我们只有利用假期出来晒晒太阳，杨延康的十年树木理论是不是太苛刻。没错，是有些过高要求普通的摄影人。不过，从另一个层面理解，其实杨延康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民俗摄影的创新点――从场面之外的更多细节反映重点。
“摆还是抓，这问题很业余”
《藏传佛教》组照里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抱鸽子的女尼”，画面中一位面容肃穆的女僧人，全身披着佛袈，怀抱着一只白鸽立于青稞地里。由于这张照片太过完美，太有戏剧感和仪式感。所以中国摄影界中的很多人开始热议，讨论这张照片是不是“摆”出来的。杨延康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并更毫不顾忌地说：“摄影已经发展到如此时代，现在我们还在讨论摆和抓的问题，太业余了”。我赞同杨延康的说法，自小我们就在背诵定义和公式，默默无闻的我们，却总是被那些勇于打破常规的成功者而震撼。况且这些定义真的是真理吗？它们制定的时候可没经过我们同意。
我喜欢杨延康的这张“抱鸽子的女尼”，我还喜欢“站立山顶的僧人”和“刷僧房的四个小僧人”。应该说我喜欢杨延康照片中人物的静谧和庄严，无论是人们倚墙而寐，或是跃起的瞬间，都有一种史诗般沉重而悲伤的情绪，这种表情和状态是“摆”不出来的。可能这也是吸引杨延康一次次去藏地寻找的理由。他说这些人这些画面很纯粹，很隽永。这也是杨延康作品的特点。
“信仰”
“此刻！我站在首届沙飞摄影奖的领奖台上，又高兴又惭愧！我深知沙飞摄影奖的厚重，也懂得感恩厚爱我的人们给予我在摄影上执著追求的肯定！但我又惭愧地知道，在中国还有更多比我优秀的摄影师。
沙飞导师的生命如同一粒沙子飞走了，可他的精神、他的影像在延续他的生命！在鼓舞着追求摄影理想的人们！
摄影是一种责任、一种见证、一份体验和感动！沙飞摄影精神给予我更大的鼓舞和信念。
我将一如既往如圣徒般忠诚于摄影，行走在路上，用更优秀的影像来回报生活。”这是杨延康在2007 年获得首届“沙飞摄影奖”时的感言。
沙飞是中国20 世纪具有开创意义的著名摄影家，他的影像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视觉记忆的重要凭证。沙飞以其高度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富于探索精神的摄影创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影像资源。他利用摄影语言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从事这一事业的原动力，同时也是沙飞摄影奖的设立基础。
出于严格的学术标准，沙飞摄影奖不接受个人申请，所有参选人都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摄影家、评论家、策展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推荐。当杨延康得知自己被著名摄影家姜健推荐为候选人的时候，意外之余，首先想到的便是将自己近20 年的两组作品《陕西乡村天主教》和《藏传佛教》集合起来，各自挑选25 幅，共50 幅，申报主题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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