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连续3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合泪活着！”这是旅日华人张丽玲拍摄的纪录片《含泪活着》中的解说词。
这样一个在日本非法滞留的上海男人奋斗15年的故事，正在日本的银幕上进行公映。因为日本观众的热忱，原本只在东京上映的计划延僻至千叶、横滨、广岛、岛根、新泻、九州，目前么映时间已经排到了4月份。
3年前，这部纪录片曾经在日本最大的民喜电视台富士电视台播出，获得20%的高收视率;3年后，一位在网上看到《含泪活着》并深受感动的日本毕业生，抱着“不能让这部精彩的作品销声匿迹”的信念，促成了这部纪录片以电影的形式重新公映。
有人从中看到深沉的父爱，有人感动于其中男人的责任，也有人通过这部片子重新思考究竟该怎么活。这部片子打动了一批经济低迷日寸期郁闷茫然的日本观众，甚至颠覆了日本人对非法滞留即中国“黑户”的负面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隔阂。
实际上，日本人原本对反映华人的纪录片并无特别兴趣，究竟是怎样的原因独独让张丽玲拍摄的纪录片获得日本人的不断关注和持续反响？
一个“黑户”坚持的理想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合泪活着》的内容，那就是一个中年男人为了理想的15年的异国奋斗。听起来简单的故事，实际上充斥了理想和现实间的拉锯战。
1989年，35岁的上海男人丁尚彪以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这个中年汉子怀揣着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理想：打工、挣钱、供女儿出国读书，改变底层生活的家庭命运。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为了这个目标，他的异国奋斗史足足持续了15年。 丁尚彪与女儿短暂重逢后的分离。
正是应了该片导演张丽玲的话：“现实生活往往比电视剧精彩太多。”异国生活的残酷和辛酸的戏码在老丁身上――上演。
很多人几乎是“含泪看着”这部《含泪活着》，看老丁如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死角：因为日本吸引外国留学生振兴地方经济的***策缺陷，老丁不得不从北海道小镇辗转东京开始了他的“黑户”生涯;他每天打三份工，都是重体力劳动，以支持女儿赴美留学;为了不因非法滞留被遣送回国，他几乎是过着仓皇躲避的半地下生活;一家三口，分处中国、日本、美国三地，老丁与女儿分别8年后才能在日本短暂相聚，跟妻子分别13年后才有了72小时的瞬间团圆……
好在，比起光阴的无情，结局真的非常美好。“黑户”打工生涯后，老丁的夙愿得以实现，女儿在美国完成医科学业，成了一名医生，而老丁也终于跟妻女在美国团圆。 回国机舱中的丁尚彪饱含泪水。
用黄金的人生和家庭的完整来换取下一代人的求学成就，值得吗？有人问。
在跟老丁同一年留学日本的张丽玲看来，憨傻认真又勇敢地实践自己的理想，恰恰是老丁作为一个普通人最伟大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有理想，但一碰到挫折就会怀疑和动摇，可老丁几乎是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他如何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一生的努力，哪怕没有结果。”
纪录片的结尾，机舱中的老丁在成田机场上空，满含泪水俯瞰他曾经奋斗15年的土地，双手合并，心怀感恩。画面中出现了这样的解说词：“对于坎坷的命运，不为之感叹;对于非情的岁月，不为之怨恨;对于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国界，纵然含着泪，仍要活下去。”
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张丽玲说：“上山下乡是土插队，出国留学便是洋插队，如果认为自己的人生怎么这么惨，未免太悲观，但换一种思维，设想能有幸进入这个时代体验如此的人生，感觉就会不一样。”
正是老丁的这种生活态度，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张丽玲的一个朋友在电影院看完片子后，打电话告诉她，他边看电影边哭，哭了半天才想起来为什么哭成那样，“他说一半是为自己哭的，他对生活总是这不满那不满，但看到老丁就是跟自己在同一片天地呼吸的人，他感到自己其实应该更快乐”。
这个片子让很多日本男人哭了。毫不起眼的老丁，一个在日本失去了基本自由权利的黑户，凭着自己的坚持，成了日本观众眼中的英雄。找到工作、赚了钱、实现了女儿求学成功的理想，这一切仿佛是给经济低迷时期迷茫的日本人打了一针振奋剂，成了一批日本人苦闷情绪的出口。
一系列影像记录的人群
老丁的意义不仅仅是励志，他是一批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人群的生存写照。
张丽玲拍摄的也不仅仅是老丁，老丁只是她接触并拍摄的300多人的旅日华人大***中的一员，是她在10年间跟踪拍摄的66个华人家庭之一。 丁尚彪夫妇分别13年后在东京重逢。
因为老丁的故事格外醒目，拍摄时间又达10年之久，从而成为张丽玲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日本的日子》的封山之作。
1989年踏上日本土地的张丽玲，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的一分子，在异国土地上见证着自己和同胞们的艰辛打拼。张丽玲说：“那个时代是作为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到国外去，每个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和个人的小理想，但他们付出的努力和勇气真的是很震撼，因为实在是太可歌可泣了。”
对她而言，拍摄下来这批人，就等于拍下了她自己和记录下了他们那―代人的生活状态。那批人以留学的名义出国，他们的奋斗、生存和喜怒，他们在另外一个土地上怎么活，如何克服困难，成了张丽玲在感同身受中的拍摄主题。
从未拍过纪录片、在日本的本职工作也并非纪录片导演的张丽玲克服着“从零起步”的困难，利用业余时间对她所认识的也愿意接受拍摄的留学生们进行追拍：没有设备，便用薪水买来了一部小型的索尼摄像机;没有赞助，愣是四处借钱也要拍摄;没有支持，却偏偏靠着一股劲打动了日本富士电视台一位纪录片方面的大腕横山隆睛，获得了他的专业协助。
就这样，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小留学生》记录了9岁小留学生张素的飘洋过海，《初来乍到》刻画了苦中作乐的年轻大学生群像，《我的太阳》让40多岁还刻苦求学一心报国的李仲生浮出水面，《合泪活着》则展现了丁尚彪为了改变家庭命运的含辛茹苦……在张丽玲细腻的镜头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让这个群体变得立体起来，普通人的执着坚守也让这个群体变得生动起来，用张丽玲的话说，“是这批人第一个冲出去，用自己的躯体搭建中外沟通理解的桥梁”。
譬如老丁，作为黑户也坦然接受拍摄，就在于，“他希望为这群人说话，甘愿冒着各种风险一直接受我们的跟踪”。
事实上，镜头中的老丁也的确颠覆了日本人对“黑户”的坏印象，某种程度上缝合了日本人对在日华人的误解和隔阂：在日本，那些因各种原因非法滞留的华人，被人们习惯于用“犯罪”和“犯过错”的眼光来对待，而老丁告诉人们，像他这样的非法居留，其中也有日本***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像他这样哪怕背负着“黑户”身份，也并不妨碍他仍然纯良、努力地生活着，这种生活态度甚至让人忽视了他的“黑”身份。
这种对误解的颠覆，实际上完成了张丽玲在记录历史之外的别样意义，用纪录片的方式，达成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一种深度沟通。
一种叙事完成的沟通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张丽玲的纪录片可以唤起日本民间的兴趣和引发一系列反响？
事实上，当张丽玲第一次拿着她的《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构思方案找到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横山隆晴谈合作时，有丰富纪录片经验的横山隆睛一点都不为这个题材所动，甚至还提出了强硬的拒绝理由，“我对你要拍的中国留学生不感兴趣，你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早稻田大学时见到的，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自我感觉良好，好像比谁都优越，我烦他，没跟他说过多少话”。
就是这样一个最初不被日本纪录片专业人士看好，似乎也不是日本民间感兴趣的题材，在富士电视台首次试水播出《小留学生》时，一举获得了20%的收视率。接下来，《我的太阳》的播出让张丽玲的纪录片维持了稳定的粉丝，三年前《合泪活着》的播映则出现了打动日本的高潮。
张丽玲有自己的技巧，选择《小留学生》试水在于，“小孩是无国界的，没有任何颜色的，如果人们能从小孩身上感受到触动，他们才会更关心其他的反映华人的作品”。
为了能让习惯了日语发音、无字幕节目的日本观众，适应中文发音辅以日文字幕的纪录片，她采用了一种能被日本人接受的放慢速度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拍摄的纪录片往往画面美丽而缓慢，充满女性的温婉，在她看来，唯有这样，才能让日本人静下心来看一部中国人拍摄的纪录片。
究竟《含泪活着》和“留学生活”系列靠什么核心价值观打动了日本人的内心？
《含泪活着》的参与拍摄者张焕琦说，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最关心的就是身边那点事儿：公司、家庭、生活、理想，普通日本人对“理想”这个词又有着超出寻常的感情，上一代日本人对于理想、目标看得特别重，甚至轻易不敢说出口。而当这一代日本人坚持理想和放弃理想中摇摆茫然时，看到一个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如何用自己的卑微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自然能触动他们的敏感内心。
以日本本土为大背景、表现的是理想和现实冲突时的个体命运，这就让这部反映在日华人的纪录片具有了普遍意义，而电影公映时间恰逢日本经济萧条、人心受挫之际，这就让《合泪活着》尤其具有励志和寻找自我的价值。张丽玲说：“舞台是日本嘛，跟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奋斗着的华人，在面临考验和抉择时的状态和坚持自己理想的态度，能让他们从中看到自己。”
用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抓住日本人曾经拥有而又淡化的信念，也难怪很多日本人在《含泪活着》的***中如此留言：“这个纪录片中有许多我们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人生本应这样，咬紧牙关，含泪前行，这些是为了欢笑准备，如此世代相传。”“深感拥有目标能够使人变得坚强。”
在这些要素之外，有纪录片爱好者把《我们的留学生活》及《合泪活着》的成功叙事归功于张丽玲的“专心”――张丽玲有感而发的制作初衷，决定了她的创作不受制于任何既有的体制思维，基本上遵循着她个人的思想气质;她不求回报不计利益的操作，又让她摆脱了其他专业人士考虑成本和回报的利益僵局，保证了她始终沿着自己的初衷拍下去。
的确，用专心的方式去记录专心的生存者，这其中的质朴和热忱往往有力量打破太多的冰冷和浮躁。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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