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同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这位昔日的地下摇滚先锋、前卫艺术家群落“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缔造者，如今已成为前卫青年、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推动中国摇滚乐的功劳，有很多要归到一些乐评人身上，不光是在推广上，他们的存在也给了中国摇滚乐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虽然现在的局面令他们很失望。
在上海街头我认识了孙孟晋。我那时候卖打口磁带，他一下子买了我几百块钱的东西，差点把内裤都跟我换了磁带。第二次，我就把他领到了我的小屋子里面，送了他一堆磁带。我觉得这个人对我很有用，因为他懂英语，非常热爱音乐，还很懂音乐。当时资讯匮乏，碰上个这样的好心人，真是太好了。他家是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在国外，家里有一套高级音响，还有CD，真是吓死人了，我们那时候哪见过CD啊。虽然对西方音乐他也不完全了解，但是根源的东西他知道，他是一个鲍勃·迪伦、披头士的狂迷，还系统研究过他们，而我听到的音乐全是空中掉下来的，摸不着门道。所以第二次去进货，我就带他一起去了。之前我的小生意是和一个朋友一块儿干的，他从女友那儿弄了一千块钱，我们就开始倒带子，很快就赚了一万块钱。他懂英语，进货的时候就负责看英文，但是他是个听Beyond的人，不太懂，就帮我看怪封面，我给他一副耳机，告诉他听到特别吵的、奇怪的、自己吃不准的，再给我听。孟晋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大大地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他太有利用价值了，到现在他都是我的吹鼓手，虽然有时他讨厌我的胡说八道。
我们进货那个地方在潮州的三利街，有几家黑咕隆咚的小店，我们在那儿拿到了很多的打口带，一般我们在那儿拿货，一张只要一块钱，回来就卖到十块八块的样子，最高的卖到过120块，是杨波买的，他也是被我宰的一个大户，宰得头破血流。那时候卖得最好的就是英格玛，一天能卖好多盘，这可不得了，一张都翻好几倍的价钱，挣得挺厉害的，跟卖粉儿差不多吧。
在上海的时候，我是个脾气很坏的小孩，经常打架，也不怎么读书。我告诉过孟晋，我也没上过什么学，可他觉得我是个好苗子，就说你一定要多读书，还拿很多文言文的书给我看。后来他到我住的地方去玩，发现我根本没看，都是在那儿听音乐、修磁带，那时候我在孟晋心目中肯定是个无药可救的家伙，就是一个街头上的古惑仔。他没想到我最后真搞起了音乐，搞起了“文化”。后来我来了北京，他也去电台工作了，我给他寄了我录的歌，他很喜欢，就在电台里放。他是在调频台放的，我是用录音机录的，放出来肯定效果很差。开始的时候他在电台，也就放一些恩雅之类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放肆了，经常放一些很怪的音乐，没少折磨上海人的耳朵，对中国摇滚乐的贡献不同一般。北京这边有张有待，那年是他在北京广播电台放了我的《正宗》这首歌，沈黎晖在收音机上听到了，给我打电话，这才出版了《走失的主人》大陆版。
只要我出了唱片，孙孟晋都会第一个出来写评论。他有很多的评论都不是理性的，他很感性，听得激动了才会写，但他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想让他激动也没那么容易。郝舫跟孙孟晋不一样，他很理性，我们关系也很好，对我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他说我的音乐“全部***了也没几句像样的旋律”，我就当这句话是一句鼓励的话。不过后来他也跟我说过：“我没有看错你。”2008年我出了《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就给他打电话说要送他唱片，他说已经买过了，孙孟晋也是自己买，其实我都会送给他们的，他们心里面还是有那种感觉，要支持我。后来我见了郝舫，想让他给我支点招儿，问他以后我的音乐往哪儿走会更好玩儿，我一直很重视他的建议。他当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已经做到在你发片的时候，批评家都不敢批评你了，批评你之前都得先看看别人怎么骂你，才敢下手。你还要怎么样？”
颜峻我们也很熟，他原来写的评论很荷尔蒙，《走失的主人》他就写了评论，这张专辑确实也挺荷尔蒙的。我的小说《狂犬吠墓》是他写的序，“忧郁的狂犬”就是他最先说的，后来很多人都拿这个词形容我。现在他自己做音乐之后，写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更有味道了。他的文字很有天赋。
黄燎原作为乐评人实在是太不及格了，作为一个摇滚策划人非常不错，他组织的演出质量比较高。李皖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写过大量的乐评，是个很好的鉴赏家。总之，这些人在我们这批人刚出来的时候帮我们摇旗呐喊，为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地下来到地面上出了不少力。歌手会唱歌，乐手会弹吉他，但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干的事情在怎样一个位置，也不知道怎么向别人说，但乐评人却可以把这些东西缕清，就是给听众一个说法。也许现在有乐迷已经不那么喜欢他们了，但他们确实为大家做过很多事儿，现在还一直在做。像杨波，那个整天被我折磨的摇滚作家，非常了得的乐评人，对我只爱说一句话：“祖大，你吃呀！”还有张晓舟啊，他在美学上有些偏激，是目前最有热情，也是粉丝最多的一个，还开了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