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总说改革推动历史的进程,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却大多没有好下场。这很令人伤感,却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其改革自然也没有好结果,所以,中国历史上每有改革,最后总是仍复旧观,回到先前的路上去。改革如此,造反也一样,除去换一家做皇帝,其他没什么两样。
二
吴起是想做些事情的。他在鲁国、魏国都未能施展,终于得到楚悼王的信用,于是“明审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种种措施,旨在富国强兵。果然,楚国强兵拓土,令诸侯患之。但这伤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等到吴起的支持者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便作乱而攻吴起。吴起无路可逃,只好伏于悼王尸体之上,希望作乱者有所顾忌。不料报复心切的贵戚们全然不顾,吴起仍被乱箭射死,连带楚悼王的死尸,也没有逃脱乱箭穿身的结局,足见作乱者怨毒之深。
三
秦孝公用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他的变法,令秦国宗室无***功不能入属籍、享爵秩,失去了往日的特权。不但宗室,即便太子违背了法令,也要“刑其傅,黥其师”。普通百姓虽可以***功论赏,但也要编为什伍,犯事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藏匿奸人与降敌同罚,妄议***令,迁于边城。各种严刑峻法不一而足。
商鞅相秦十年,秦国国富兵强,诸侯侧目。但他的老朋友赵良说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又令“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成为新君,与旧贵族联手报复,指商鞅欲反,发吏捕商鞅。商鞅逃亡,要住店,店家说,商君的法令,没有证明而收容客人是要连坐的,不纳。逃亡魏国,魏国拒之。无路可逃的商鞅,终遭车裂而死。
四
王莽也算一个改革者,还建立过一个短命的王朝——“新”。他所施新***,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胡适甚至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此人有点呆气,不谙世情。他以为一些***令,改变一些名称,造出一些口号,就能改变现实。手下又多阿谀之徒,无办事之人,结果,他的均田、废奴、改币等新***或系短命,或流于空谈。下层从改革中未得到实惠,上层又被改革弄得怨气冲天。最后,王莽死于乱兵之手,斩首裂身。死后,有关他的记载几乎都是坏话:说他篡位,说他虚伪,说他邀名,说他矫情,说他弄权,诸恶归焉——这也不稀奇,因为话语权都在新的统治者手中。
同吴起、商鞅不同,王莽是失败的改革者,吴起、商鞅的改革却都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楚国、秦国的国力一时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五
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指向也还是发展生产,丰盈国库,也就是“富国”。北宋的经济是很发达的,但北宋的国力却很弱,国家没钱。王安石的改革,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他的许多办法,出发点未尝不好,但在实行过程中却百弊丛生。譬如“青苗法”本是为青黄不接时缺少资金的农民发放国家贷款,以免遭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可一旦把放贷额同***绩挂钩,官吏们便强迫农民贷款,以致并不需要借贷的农民也要借贷付息,自然怨声载道。又如,宋代许多吏员是没有俸银的。他们的收入全靠受贿与盘剥。充盈国库后,王安石使吏员们有了固定的薪饷,但这并未能终止手已拿滑了的官吏保有他们原先的利益,腐败依旧。如此种种,百姓未能认可改革的受惠,而豪家大吏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于是议论风起,攻讦交至。宋神宗在,还能勉力推行,神宗一死,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所谓“新法”也就寿终正寝了。好在北宋有不杀大臣的祖训,王安石得免一死,赋闲居家,郁郁而终。
六
明代万历朝,张居正执***时,皇帝冲幼,太后把持着施***的方向。张居正没有打出改革的旗号,变革只是在悉守旧规的旗号下进行。为了得到后宫的支持,他不惜同太监大珰结成同盟。他在官吏中肃清贪腐,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还丈量土地、清查隐匿。施***十年,明王朝财力大大增强,在暮色中现出一道最后的亮色。但是,张居正的措施伤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待到居正死去,心怀怨恨的官僚们便着手翦除了他生前布下的羽翼,又从他的***治盟友——贪腐的大珰冯保下手,削弱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张居正自己对财富权势的贪婪也成了击败他的致命要害。
张居正死去不过九个月,便被夺取谥封,接着又被抄家,在追索财物的拷问中,一个儿子自杀,一个儿子两次自杀未遂,落得个家败人亡。
七
还可以举出晚清的。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变法改制,裁汰冗员,撤减衙门,废八股,倡实学等新***。但这场变法从开头到终结不过区区百日,便被反变法的势力扑杀。变法诸“君子”,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百日维新,就此消歇。清王朝也从此失去了复兴的希望,一路下坡,终至灭亡。
八
一次次的改革、变法、维新,没有成效,以改革者流血告终;有了成效,仍旧以改革者流血告终,就像中国历史上的“造反”或曰***,不论成败,最后都回归原来的体制,只不过招牌换记,变了一个皇帝。
九
想得到的原因:
一是变法也罢,维新也罢,大抵发生在中央积弱,内忧外患,弊窦丛生之时。为了维持王室***权,君主有心振作,便支持改革。但改革的第一目标总是强王室而充府库。利国,未必利民。在实行过程中,为了强王室,甚至常常不惜以牺牲或伤害下层百姓的利益来求取速效。败也百姓苦,成也百姓苦,因此下层民众观望者多而拥戴、参与者鲜。没有广大百姓的参与与支持,所谓变法维新,就只是统治集团内部力量的角逐。
二是历朝历代,但有变法,或曰改革,必然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强王室而充府库,就不免要损害亲贵豪强的既得利益。这就必然引起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反噬。王室强势,变法得以继续;一旦支持变法的君主死亡(换了新主子),或遭废弃(也要换新主子),或支持改革的君主慑于亲贵豪强的压力,或统治集团的内斗更直接威胁到***权的存亡,为了稳定,便会撤销对改革的支持,或回归旧法。这时,积极改革者就成为牺牲、泄愤的对象而遭报复,命运自然是很悲惨的。
十
改革的轮回反复进行。只要改革的形势不变,改革者的运命便难于改变,历史的吊诡也就依然存在。
改革的成败决定于它给最广大民众能否带来切实的利益。有了民众真心实意的参与而不是淡漠的旁观,改革就有了强大的民意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并非虚言。
改革成败的另一关键,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更要防止利益集团借改革之名,将改革的各项措施变为新的聚敛与剥夺民众的手段。强国必先富民。民众真正觉得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自己的家,才是改革成功切实的保障,也是改革者命运转捩的肯綮。
幻想要利益阶层开明从事,放弃利益,支持改革,历朝历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成功的改革不能只依靠个人的权威,必须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而且要有不因最高权力执掌者的人身变动或看法更变而改弦易辙的保证。
有这样的条件,义之所在,永厚先生引入了《孟子》中曾子的壮语:“虽千万人吾往矣!”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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