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田中正俊先生，1922年出生，1943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同年作为“学徒出阵”(学生兵)应征编入福井县敦贺步兵联队，后转入航空兵地勤服役，曾前往菲律宾、台北等地值勤。1946年回国退伍，次年复学，1950年毕业。1951年起长期任东洋文库兼职研究员，1954年至1995年分别在横滨市立大学、东京大学、信州大学、神田外国语大学等学校任教。退休后仍任东洋文库研究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我与田中先生的初次结识是在1979年11月，当时我在访美归国途中，应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联合邀请，前往日本作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其中参观东洋文库的活动正是由田中先生陪同。
一见面便惊讶田中先生的身躯高大，而卷发凹眼则仿如西方绅士。略作寒暄之后，他便引导我参观文库的丰富藏书。由于在这里已经工作28年，所以介绍各种典籍时田中先生历历如数家珍。
我随手在书架的偏僻处抽出一本贴相簿，打开一看竟是辛亥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致柏原文太郎(柏原文太郎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英语***治科，以学业优秀得到***治家大隈重信赏识，后加入东亚同文会，曾任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校长，并成为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得力助手。戊戌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避难日本，即由柏原出面照料。犬养毅调和中国***、保皇两派的过程中，柏原曾居间说合。因此这批信件对于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局极具史料价值)的13封信的照片。我喜出望外，田中先生也惊讶他之前并未注意到此件，大概是因为文库收藏的好资料太多之故。我回国后，经过田中先生与东京大学佐伯教授多方努力，在征得信件原收藏者同意后又翻拍一套照片寄赠给我，可见其对人对事的认真负责。
之后日本历史学会又在东京大学学士会馆举行酒会欢迎刘大年与我，场面颇为盛大而又热烈，田中作为该会理事，招待更为周到。当晚，我按照美国惯例，首先自取杯盘，他赶忙示意放下，并陪我绕场一周，与众多日本学者(还有若干社会知名人士)一一握手并交换名片。幸亏他的指点，我才没有冷落任何一位到会者，给日本史学界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因此，***与刘大年分别致词后，许多日本学者纷纷过来与我交谈，根本顾不上吃东西。直到酒会结束后，卫藤沈吉等友人才陪我到附近餐馆以日式汤饭充饥。我与田中结识不过两天，却已感受到他兄长般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照。
此后十余年间，我虽然没有再度访问日本，但与田中等日本友人始终保持书信联系，不断交流学术论著，并且关照指导彼此介绍来访的中日年轻学者。1993年夏季，我应邀从美国到台北讲学，途中在东京滞留两个多月，于是又与田中重逢。他仍然是那么热情而充满活力，给我们夫妇以多方面的关照。记得即将去台北的前一天，天气陡然变坏，并且预告有较大台风来临，他放心不下，冒着大雨来到宾馆，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交代应该注意安全的诸多细节，并且特地送来他的重要著作《战争・科学・人》的中译本。第二天，果然狂风暴雨，好不容易乘出租车赶到机场，航班延误了好几个小时才起飞。一到台北***治大学“学苑”客舍，我首先阅读的就是这本书，而通过这本书我才得以进一步了解真正的田中正俊及其内心世界。
这本书是他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所作的对于战争的深刻反省。他把“二战”的经验区分为战争体验与战场体验，并且分别从高级将领、前线官兵、一般百姓与被侵略国家人民不同角度予以深刻的审视。他认为日本后方和司令部的高级***人们，虽然参与并指挥着战争，却未亲身经历过战争中最为残酷的部分――战场体验。战后他们也谈论“充满粉饰毫无反省”的所谓回忆，而且他们和其他许多日本统治者一样，“在公开的场合常常毫不在乎地重复着‘过去的不幸的历史’等抽掉了主体责任的客观叙述式的欺骗”。田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干了坏事还装作一副正人君子更为伪善卑劣的了。”
田中的战争反省并非局限于***府和***队责任者，而且追踪到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他说：“近代日本人对亚洲各民族的压迫和摧残，决不仅是加害其他民族的问题，它首先是日本人自身历史的内在人性污辱问题。成为问题的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堕落颓废了的日本民族人性污辱的结果而已，问题本来在于日本人本身。”作为历史学家，他强调指出：“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完全抽象的历史。人的所作所为为周围的人们带来惨祸或是幸福，这就是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历史主体的责任和反省。”正因为如此，他对日本部分历史学者对文部省教科书问题的态度是极不满意的，而且其中也包含着深沉的自责。他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原本不应受到科学真理以外的任何东西所支配的人，不也就在检定制度下，违背自己的意志，或为教科书执笔，或从事教育，因循以至于今日。如果再屈从于文部省的这种‘历史观’，身为历史教育家或研究者不但不能负起社会的责任，而且对于亚洲各国人民和未来的日本人民会不期然而然地再次扮演加害者的角色。”
其实，田中于1986年12月在信州举办的“长野县科学家和平会议”提交的同名论文(即此书的基础)，便是自己长期真诚反省的结果，并且也是呼吁整个日本民族真诚反省的宣言书。而且他所要求的反省不仅限于日本，限于亚洲，而是整个人类。正如本书结束语所言：“我认为在今天能够有资格谈战争体验的，只有那些在战后的今天为和平而不懈地努力的人们。不去做这种努力，而去空谈战争体验，是战争牺牲者们不允许的。”“重要的并非科学是否进步的问题，因为科学与文学艺术一样，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它首先是‘人’的问题。”
读完此书令人感到田中的人格和身躯一样高大。
1994年秋天，我到北京出差，住在北师大校友会小招待所，在留学生餐厅与田中夫妇不期而遇，原来他正应邀在北师大讲学。久别重逢，自然有谈不完的话，而他又即将回国，于是约定周末共进晚餐。我按约定时间来到餐厅，却未见田中夫妇。我知道田中最重然诺，所以放心地坐在一张僻静的桌边等候。果然，田中夫妇不久便赶来了，田中先生满头大汗，走路略显不便。他连声表示抱歉，我则赶忙慰解。原来他们下午到王府井购物，回来恰逢交通繁忙高峰，公共汽车到站时，好不容易挤下车，田中先生却被别人撞倒扭伤了腿。他本来应该就医或卧床休息，却忍着痛楚赴约，我深感歉疚，被田中的真诚深深感动。
1997年12月，我应邀到东京参加侵华日***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研讨会，并且与藤原彰教授分别代表中日双方作大会基调报告。我在演说词的末尾借用了田中在《战争・科学・人》一书扉页征引的那位死于海上的学生兵的遗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由于我用的是中译本，翻译藤井小姐急于查找日文原文，所以只好临时求助于田中。时间已是开会前夕的子夜，但田中还是帮助藤井找出原文，并且作了必要的讲解。第二天大会上，当我演讲结束并由翻译朗读这首诗时，会场显得异常寂静，我与翻译的眼睛都湿润了，声音哽咽了，台下好些听众流下了眼泪……然后全场突然爆发出热烈而又持久的掌声，仿佛阵阵的热浪向我扑来。我说不出感谢的话，只有频频鞠躬以回应听众的深意。此时此刻，我觉得仿佛又与田中同在。
2002年春天，田中又寄赠他的新著《战中战后》(增订版)。我觉得应该把他在这一领域的可贵劳绩尽快介绍给中国读者，所以便与罗福惠教授商量如何译成中文出版。我写信征求田中的意见，承蒙他慨然允诺，并回复说：“2002年4月18日手书诵悉。章先生的不渝友情，对拙著增订版的高度评价，我将终身铭感。先生在对拙著如此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打算翻译出版借以转达敝人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人民的深情，这实在是值得庆幸而无比光荣的事情。”我们原想以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来祝贺田中先生的80大寿，但不久便接到田中正俊先生病逝的噩耗。据在日本任教的赵***说，亲属检点遗存的文件，发现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封信，仍以《战中战后》的中译工作为念，并希望至少要用三年时间来追求译文的准确严谨，可见田中为人、治学、做事一丝不苟的风格。
自从1979年与田中先生结交以来，我们始终为促进中日史学交流而共同努力，追求全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仅这一点已足以聊慰平生了。我在日本史学界的友人中，如田中先生这样正直真诚的还大有人在，已故的岛田虔次先生，战时为拒服兵役而出走青岛读书；野泽丰先生，为弥补友人曾参与侵华战争的深沉遗憾而对我所在的学校赠送大批书籍并设立奖学金；小岛淑男为抗议文部省教科书问题而收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所以每当我伏案写作时，丝毫没有孤寂之感，总觉得世界各地的友人都在与我一起战斗!
(作者系***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